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6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川资是以前刘辅给的5百元钱。
包惠僧从南京到汉口时，陶希圣拿出两百块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的几个同学凑的。陈独秀拿到钱，非常感动，说：“是北大学生给我的，不好不收。”包惠僧到汉口后，常到德润里陈独秀家坐。
一天，包惠僧问陈独秀：“听说国民党决议恢复你的国民党党籍，你打算怎么办？”
陈独秀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声明了，闹得不好又要找麻烦。”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声明不予承认。
包惠僧说：“张国焘、彭述之也不会声明的。”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不管这些事了。”
1938年6月12日，日本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祖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孙女长玮送到了四川宜昌。谢氏因孙女、媳妇的死，打击太重，两眼已经失明了。
6月14日，陈独秀给陈松年去信，叫陈松年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17号找史岳门，留下住址：“我或能于明日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我必登岸找你们。”
信是寄给住在宜昌天后宫29号的夏智安收后，又转给恽子世，再转给陈松年的，但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宜昌。
原来，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来到武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此时也一起到了武汉。陈独秀坐牢关在江苏一监，吴季严关在南京军人监狱，和郑超麟关在一起。他们辗转打听，在汉口吉庆广165号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弟兄4人，哥哥、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姊弟30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加。“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3年后，陈独秀在《挽大姐》诗中描写了此刻的心情。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大姐刚来，我怎么能抛下她先走？”
大姐来后，陈独秀又寄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在宜昌等他。
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7月2日，陈独秀、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估计陈松年已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当时下船换船票，十分麻烦。
船到重庆，陈松年一家已到，住绣壁街。陈独秀、潘兰珍暂住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办事处。
到重庆后，《新民报》、《新蜀报》张恨水、张慧剑等人为陈独秀接风洗尘。别人列鼎而食，陈独秀却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吃辣菜，习惯么？”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张恨水四十三四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长的英俊不俗。他的祖籍是安庆潜山，与怀宁接壤。在金陵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对他的不藏书于名山有同感。
《时事新报》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三四十元。为了生活，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或应邀演讲。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讲，他把四川军队歌颂了一番，临了劝四川同胞戒掉鸦片烟。从李仲公处，陈独秀发现四川人好吃鸦片烟。
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他。沈尹默见陈独秀身心憔悴，劝他离开政界，到山中歇息，不要再计较声名。
陈独秀点头说：“我也是这个打算，过了几年狱中生活，现在弄得一身是病，高血压、胃肠炎、心脏病。”
临别，沈尹默作了一首诗赠给陈独秀，诗中曰：
“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逐入市，曲尽宜归山。”
一日，陈独秀与松年闲谈，松年说，大从宜昌到重庆的船上，葛康瑜说他舅舅在江津，看看我们能不能到江津去住。葛康瑜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舅”，与陈松年以兄弟相称。葛康瑜母亲是邓绳侯之女，邓仲纯、邓季宣之姐。因此称邓仲纯、邓季宣也称舅。邓家是清代书法家怀宁人邓石如后裔。
因为是转了几个弯的亲戚，陈独秀没有当一回事，只是说：“试试吧。”
几天后，邓仲纯到上石板街15号通源公司找到陈独秀，当时陈独秀住在大资本家黄某家中。见到邓仲纯，陈独秀十分高兴，原来邓仲纯就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朋友邓初。当时邓仲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
两人叙了很多以前的事，邓仲纯说：“我这次来，是想接你到江津去的。”
陈独秀犹豫不决，问：“江津比重庆怎么样，也这么热吗？”
邓仲纯说：“江津是小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大机关。不少人还经常提到你。”
陈独秀一听，兴趣大增，说：“我正在发愁，不想在重庆多住，这下好了。”
过了一会，陈独秀又犹豫起来。邓仲纯见他不语，问：“你在想什么？”
陈独秀问：“犯病怎么办？”
邓仲纯笑着说：“不要紧，你忘了？我是学医的。我在江津开了一家医院，小病我自己就能对付。大病，我送你到重庆去，120里路，坐船半天就到了。”
邓仲纯走后，潘兰珍喜笑颜开说：“到江津好。”
和陈松年及吴季严哥哥吴景羲一商量，都赞成去江津。吴景羲想在江津租屋开店，否则一家人活不下去。吴景羲父亲吴欣然曾在安庆大新桥开“吴家顺”酱园。
8月3日，阴历七月初八，陈独秀、潘兰珍带了全部行李，冒着酷暑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
在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陈独秀见到了一脸苦相的邓仲纯，他身后的邓太太见潘兰珍脚下堆的大包小包，拉下脸扭头就走了。
潘兰珍受不了这个气，看了一眼陈独秀。陈独秀见邓太太闭门谢客，心往下一沉，嘴里仍然对邓仲纯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桐城人方孝远和方太太商量后，接待了陈独秀这位老乡。此时陈独秀进退两难，千谢万谢地答应了。
晚上，陈独秀对潘兰珍说：“幸亏祖母未同来。”
隔日，方孝远妻子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潘兰珍住。中午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
陈独秀笑了笑说：“比住小客栈总好些。”
安定下来后，陈独秀和邓季宣读到外甥来租屋开店事，邓季宣说：“生意外来人不易做。可以开米店，在江津收谷辗成米，再拉到重庆去卖。”
因劳累，陈独秀一时不能低头写字。闲下来，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汪孟邹，告诉他自己到了江津。
汪孟邹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便给驻美大使胡适写了一封信，问胡适有没有办法把陈独秀搞到美国去旅行治病。汪孟邹认为，陈独秀虽然年龄大了，但仍然可以和林语堂一样卖文为生，或者象陶行知演讲办法为生。
自出狱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起居公开，汪孟邹在信中称潘兰珍为陈独秀的爱人。因高晓岚、高君曼都已去世，陈松年一家人都默认了这个事实婚姻。
在方孝远家住的时间不长，天气太势，陈独秀搬到了郭家公馆，住在楼下。这里条件比方孝远家好，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大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挥毫作书赠人。
郭家公馆在江津东门。天气势，陈独秀和潘兰珍端几把竹椅子，坐在楼外树荫下纳凉，老远就能看到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乘客上了江堤，从郭家公馆门前就能望见。
陈松年和安徽同乡在重庆筹办国立九中，不久，陈松年一家、祖母随该校搬到江津。
在国立九中当美术教师的夏明远也是安庆人，他想要陈独秀一幅字，陈松年说：“你自己去要吧。”
夏明远无事去陈独秀家坐坐，两人谈起书面，陈独秀很高兴，说：“青年人应该懂一点书画。”
一次，陈独秀正在替人写字。夏明远站在一旁看，说：“先生字写得不错。”
陈独秀说：“你喜欢，就拿一付去吧。”
以后，夏明远又来了几次，几乎每次都能和陈独秀谈上一会。有一次谈到抗日问题，陈独秀递了一本《我对抗战的意见》小册子给他。后来夏明远作画，专门刻了一个“独秀山人”的印章。
入秋以后的一天，邓仲纯的哥哥驰蟾秋来看陈独秀。邓蟾秋是江津农工银行总经理，属于地方名绅，在江津白沙黑石山办有聚奎中学。
邓蟾秋说：“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赶白沙镇，住一段时间。”
陈独秀忙问：“白沙镇气候怎么样？”
“是个好地方，国民党不少机关也设在白沙。”邓仲纯也劝陈独秀去。
陈独秀说：“好、好，我去。”
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
“讲什么呢？”陈独秀好长时间没有演讲了。
周光年说：“由先生自己定。”
陈独秀说：“讲一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如何？”
周光年说：“此题最好，很适合我们。”
邓蟾秋说：“陈先生是北大文科学生出生，又担过广州教育委员长，在中学讲话，是家常小菜了。”
陈独秀笑笑，说：“不行了，年龄不饶人。”
第二天，陈独秀穿了往常的兰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脚穿布鞋，和周光年并行到校礼堂，门扁上有“鹤年堂”三字，陈独秀看了看，说：“写得好。”
礼堂的师生见陈先生来了，便起立鼓掌，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他的背有些驼，面容清癯。走路很慢，讲课时倒剪双手，慢条斯理的讲了起来。
陈独秀讲话时，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象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象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住了很长时间，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恋。
陈独秀想了想，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个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这样写都不过份。”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
邓蟾秋笑笑说：“好、好。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
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的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一家人住。
陈独秀见房子多，便将祖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邓蟾秋住在江津西门外，盖有别墅“康庄”，他邀请陈独秀到他家住几日，陈独秀说：“等天气暖了，一定去住几日。”
1939年底，陈其昌来看陈独秀，陈独秀不高兴，问：“你怎么来了？”
陈其昌说：“我从上海绕道香港来的。”
“我已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你在报上发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揉搓得皱巴巴的信给陈独秀，说：“老托也理解你。”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便急急看了起来，信上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
陈其昌说：“老托讲的有道理，猴子也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策略，上海托派又恢复了对陈的信心。作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陈独秀缓和了一下语气，问：“你们在上海、香港的组织有多少人？”
“四五十人。”
“人少还在其次，最大的问题是，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反对民族民主斗争，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你们这么搞，我怎么能和你们搞到一块！”
陈其昌说：“没有这么严重吧？”
陈独秀摇头说：“刚出狱时，我和超麟讲不出去上海，那时还没有现在坚决。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我不和你们划清界限，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陈其昌想了一下，问：“你认为中国托派已没有前途？”
陈独秀点头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陈其昌见陈独秀主意已定，便不再劝。分手时，陈独秀说：“你写信给老托，替我问候一声。”
“我在江津再住几天，不如你写封信给老托，我帮你寄出去。”陈其昌说。
陈独秀表示同意。
1939年1月9日，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把他和陈其昌谈话的观点写了进去。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很公文化，没有私人交往的口气。
陈其昌看了一遍，叹了一口气说：“这不象是信，倒象是拿出去就能发表的文章。”
陈独秀说：“回上海后，你可以给老彭、猴子看看。”
4月份，陈独秀收到了托洛茨基给他的信，信是3月11日写到上海由李福仁收转。
托洛茨基说：“我艰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这封信对陈独秀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已不可能去美国。
3月初，祖母谢氏已卧床不起，因谢氏已有78岁，眼又失眠，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生活的动荡和日本飞机来回的惊叫，谢氏终于在3月22日（阴历二月初二）去世。
陈独秀身披麻衣，匍匐痛哭。谢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30元给哲民。陈独秀对陈松年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要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
陈独秀办完祖母的丧事，身体徒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潘兰珍不得不大声和他说话。
陈独秀常坐在椅子上养神，打算静下来写一部书稿，已筹划了好些日子，不得不暂时放弃。
邓仲纯为陈独秀抓了几付药，想降下血压，结果没有奏效。
一天，罗汉来坐，问陈：“可好些祖母去世后，罗汉以北大同学会名义，资助陈独秀办了丧事。”
陈独秀说：“血压还高，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轰轰的声音。”
罗汉说：“安心静养，这一段别再看书写字。”陈独秀说：“已有40余日没有写字，前些时刘启明来信，要我作文作文，怕一时半载无法兑现。”
“住在这里行吗？”
“恐怕不是久留之地。邓太太和潘兰珍处不好。”
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去一趟重庆，回来我再想想办法。”
这次和罗汉分手，陈独秀再也没有见到罗汉。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5月3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陈独秀含着泪水对潘兰珍说：“罗汉出事了。”
1939年5月份，天气不冷不热，潘兰珍扶着陈独秀到城东“支那内学院”散步，那里是江津公园所在地，风景秀丽，陈独秀常常坐在亭子里，望着江水出神入面，发一会呆。
刚从南京迁来的“支那内学院”，有不少陈独秀的新朋故旧，如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仪等人。陈独秀刚出狱时，曾在朋友们面前骂过高语罕去见蒋介石的事，这会同是天洼落难人，两人又和好如初。
这天，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仪、邓燮康等人都在支那内学院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谢谢。”
邓燮康等人听了，不再勉强。他们几个便打起牌来，陈独秀和潘兰珍看了一会，先告辞了。
在路上，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
陈独秀说：“酒食应酬的事我不太习惯，况且他们拉我来，多是出于尊重，我的话多了，就超出了我的身份，那是给脸不要脸了。”
潘兰珍笑了一下，说：“你这个老头子，想的真多。”
一日，高语罕正和陈独秀闲谈，戴笠、胡宗南来到陈独秀家。戴笠是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延安相近。陈独秀知道他们来这儿，没有好事。
穿着中山装的戴笠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说着，一位随从模样的人将苹果和茅台酒摆到了桌上。
陈独秀忙说：“谢谢。”
戴笠拿出手拍濞子一下鼻子。
胡宗南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陈独秀一看，是去年3月15日《大公报》，上面有傅汝霖、周佛海等9人写的公开信。
见陈独秀一副超脱的样子，胡宗南单刀直入说：“今天特来请教”……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犹豫了一下，说：“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由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出门后，胡宗南说：“我知道，要白跑一趟。”
戴笠说：“都是张国焘，黔骗技穷，出此馊主意。他把共产党开出祖请出来，以此搪塞校长。”张国焘叛逃后，到戴笠军统从事策反活动。他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的舆论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讲话记录，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唵。”
戴笠、胡宗南见蒋介石满意，也没有二话。
胡宗南、戴笠走后，高语罕坐下来闲谈，潘兰珍很兴奋，说：“县长到那里去，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也没有人打扫街道。”
高语罕说：“胡宗南、戴笠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一定会来的。”
入夏后，敌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一天，陈独秀对潘兰珍说：“敌机轰炸成都，不知杨鹏升怎么样？”杨鹏升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两人在武汉认识。
潘兰珍说：“你可以给人家写封信呀。”
去发信的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一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
有一本线装《皇清经典》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
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它的不知道。”
陈独秀翻了一会，把书买下来。他不敢在街上多停留，发了信匆匆回家。当时日机轰炸重庆、成都，来回要经过江津。每次飞机过后，陈独秀都要大口喘气，歇息半日才回过神来。
隔日，陈独秀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谈，陈独秀提到这事。
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拨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死了。”
陈独秀一听，十分感兴趣，说：“不知他家还有什么人？”
邓燮康说：“杨鲁承有三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有她料理。”
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
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施怀清校长代信给杨彭氏。
杨鲁承有一个孙子，叫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作校正当作序，听说陈独秀对他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
陈独秀见杨庆余来了，十分高兴，留他用饭。陈独秀问：“祖父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
“有《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典>》，这便是先生买的那一本，还有《群经大义》、《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
“鹤山坪天气如何？”天气渐热，陈独秀又关心起天气来了。
杨庆余笑着说：“先生愿意去鹤山坪最好，那儿夏天避暑比县城凉快。”
潘兰珍也愿意离开延年医院，她和邓夫人闹得很僵，两人见了面也不愿意讲话。
陈独秀想了想，也好，谢氏已去世，就两个人去住一阵，好则多住，不好则少住。
施怀清校长听说陈独秀要去鹤山坪，说：“我家在鹤山坪，先生要去，就住到我家去。”
邓燮康一旁劝道：“施校长家称施家大院，在那一带很有名。”
陈独秀便高兴地答应了。
7月份，邓燮康找了几个挑夫，将陈独秀、潘兰珍的行李挑了，又雇了两顶轿子，走了20里地到了鹤山坪。
陈独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几日，到杨鲁承旧居翻翻书稿，杨鲁承旧居又叫石墙院，离施家大院两里地，来去很方便。
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很好，敌机的声音很少听得到，也少了许多来往应酬。
陈独秀每月有北大朋友资助，交给施家，作搭伙食费。后来，九中的何之瑜、儿子陈松年以及邓仲纯等人常来看陈独秀，潘兰珍就自己生火做饭了。邓仲纯来时，身上总背上一个药箱，顺便为陈独秀看病。何之瑜在罗汉出事后，代表北大同学会照顾陈独秀。
住了一阵，杨庆余邀请陈独秀住到他家来，陈独秀也嫌施家小孩子多，便答应了。
进石墙院，主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拾三级砖砌台阶而上，是宽阔的过厅，两边是偏房。左边有一折门对着对厅，是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在大窗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屋顶没有天花板。杨家另给陈独秀夫妇让出一间书屋、一间厨房。陈独秀、潘兰珍来后，在院子里栽了一棵梨树。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潘兰珍做家务之余，开了一块莱地，两人都得其所。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氏叔侄邀请他俩到大什宇菜馆吃饭。邓燮康问：“怎么样？”
陈独秀知道问整理杨氏遗稿事，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
邓燮康说：“章太炎不欣赏杨鲁承的东西。”
陈独秀一听，来了兴趣，连声说：“是么？”
邓燮康说：“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带着《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典〉》去见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在杨氏书稿后写了四个字。”
陈独秀忙问：“哪四个字？”
邓燮康说：“杂乱无章。”
陈独秀哈哈大笑。
邓燮康说：“杨鲁承十分恼怒，没有多坐就走了。”
陈独秀说：“杂乱无章没有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稿也这么小气。”陈独秀想起章太炎在日本借钱给人要本息的事。
回到鹤山坪，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慢慢的就没有兴趣了。一次，龚灿宾县长来鹤山坪见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
龚灿宾也懂得一点之乎者也，问：“怎么不对胃口？”
陈独秀说：“杨老先生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适之先生。”
龚灿宾不以为然说：“你以人之短，比人之长。”
陈独秀点头，说：“也是。”
1939年10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和杨庆余正在闲谈，陈松年来了。从国立九中到鹤山坪，先要过江北上，再步行20里。虽是深秋，陈松年走了一身汗。陈松年送来一封杨鹏升寄自成都西顺城街的信，里面有某先生托杨鹏升寄来的钱，陈独秀大喜过望。
杨庆余见信封主川康绥靖公署字样，问：“杨鹏升是什么人？”
陈独秀说：“莲生是你们四川渠县人，以前留学日本，现在是少将参军。”
“杨参军一定是慕你大名。”杨庆余说。
陈独秀笑笑，说：“不敢当，他自己讲早年喜欢读蔡元培、李大钊、高一涵及我的文章。”
杨庆余仰慕地说：“差不多了。”
陈松年吃过午饭就回去了，陈独秀写了短函，叫陈松年带到江津寄。因为有了钱，潘兰珍也喜滋滋的。
陈独秀对潘兰珍说：“这个某先生不知是什么人。”
潘兰珍生怕陈独秀退给人家，说：“不管是谁，人家是一片好心。”
陈独秀点点头，没有吭声。
“鹤山坪安静是安静，听不到鬼子的飞机，但太偏了，信也要迟些天。”潘兰珍说。
陈独秀说：“等天冷些，和邓氏叔侄说说，看看能不能搬到县城对岸去。”
入冬后，陈独秀耳鸣症状稍减，但血压仍然很高。这时，杨鹏升来信邀他去成都住一阵。
潘兰珍听说住在成都顺城街的杨鹏升家距离商场近，说：“好久没有逛过商场了。”
陈独秀说：“听说成都海拔高，去了怕对血压不利。再说，万一遇上飞机，炸死倒痛快，炸残废了就麻烦了。”
“就那么巧，没有炸别人，单炸了你。”潘兰珍不以为然。
“罗汉去重庆一次，不就碰上了吗？”
潘兰珍一听，叹了口气。
陈独秀见状，说：“将来我们到芜湖，重开科学图书馆去。”
石墙院外有大黄桷树，此时，茂密的树叶已经褪尽，只剩下根干交叉的树枝。树旁有一个小杂铺店。吃过晚饭，陈独秀出门散步，和村人闲谈几句。陈独秀方言很重，川南人听了似懂非懂，只是笑。
1939年12月30日，陈独秀给搬到成都骡马市街的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日内去重庆看病，因为一直没有诗作，便将昔日写的《告少年》诗寄去，以答谢杨鹏升夫人和平女士赠的画笺。
寄去以后，陈独秀又觉不妥，《告少年》骂斯大林是独裁者，政治性太强，与杨鹏升夫妇要的诗相去很远。
1940年元月4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到江津县城。章士钊来信说，为陈独秀看病的医生去歌乐山，要陈独秀推迟几日去重庆。
去江津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陈独秀，谈到医药费用的事，陈独秀说：“倘有编译局约购一稿，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别人。”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为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预支稿费5千元。
阎松圃问：“书稿在写么？”
陈独秀摇摇头说：“自祖母去世，一病十月没有写字，感到很烦闷，书稿还没有动笔，已成一心病。”
阎松圃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
陈独秀笑笑，说：“幸亏有朋友帮忙，有的人连面也没有见过，就寄钱来了。”
1940年2月6日，阴历腊月二十八日，何之瑜陪陈独秀、潘兰珍到了重庆。章士钊给陈独秀联系了仁和医院。
章士钊来看陈独秀，请他们去他家过春节。当时章士钊从重庆国府政乐庐搬到中三路聚兴村5号住。
陈独秀摇头说：“乱哄哄的时候，饭都吃不好，还过什么春节。”
章士钊知道陈独秀脾气，也不勉强他。两人谈到杨鹏升，章士钊说：“杨先生给我刻的印章样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谢谢他。”
陈独秀感慨地说：“杨先生真是热心人，三番五次地支持我，我现在欠债太多。”
章士钊点点头说：“你安心养病，不要想那么多，出院后，到我家住一阵子。”
陈独秀点头说：“我这次来，打算在医院住十日，在朋友家住十日。”
这时何之瑜进来，叫他们说话轻些。
陈独秀住2号病房，医生替他看血压、心脏和肠胃，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医生看病时脸色很平静，对陈独秀说：“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根治在静养。”
何之瑜见医生话中有话，随医生出来，对医生说：“陈先生是个名人，望医生一定要尽力。”
提到陈独秀，医生说：“知道、知道，记得陈先生以前在北大干过什么事？”
何之瑜说：“文科学长。”
医生点点头，说：“听陈先生自己说，他是坐牢时把身体坐坏的。陈先生这个病与精神不稳有关，回去一定要安静休息，不要再过问政治。”
何之瑜点点头，问：“你看陈先生的病很严重吗？”
医生点点头，凝视着何之瑜低声说：“你是他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3年。”
何之瑜大吃一惊，问：“有这么严重？”
医生说：“陈先生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
何之瑜点点头，说：“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
正月里一天，包惠僧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躺在病床上劝他说：“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
包惠僧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我来接你去我家住几天。”当时包惠家住陈家桥。
陈独秀说：“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还是不去了。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
包惠僧问：“怎么不去了？”
潘兰珍插嘴说：“重庆太吵，先生烦躁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2月20日上午，陈独秀从医院启程，没有到朋友家住，直接回到江津。
下午3点，船到江津。延年医院离江岸不远，邓燮康家就住江边，依山傍水，后面是一个小庭院，到鹤山坪的小路也从他家门前而过。重庆来往小轮也在他家附近停靠。陈独秀喜欢这个地方。一次陈独秀笑着对邓燮康说：能葬于此，死得其所。
从重庆回江津，陈独秀在邓家住了下来。
邓燮康为陈独秀摆宴接风，说：“住了两个星期医院，看去精神好多了。”
陈独秀说：“今天坐了8个小时船，我当心病情要加重，还好。”
隔日，章士钊从重庆寄来一封信，内有杨鹏升寄来的3百元汇票。杨鹏升没有想到陈独秀提前离渝。
陈独秀连连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又要人家破费。”
邓燮康劝道：“能赠你钱物的人，也不是一般之人，想他生活比你要好。”
陈独秀说：“3百元不是一小数，想必要他一月薪金。”
邓燮康沉吟了一下，说：“一个少将参事，一个月怕也只有3百元。”
陈独秀说：“真叫我为难，收下惭愧，却之不能。”
邓燮康说：“以后再说吧，他知道你住院要花一大笔钱。”
在“康庄”住了几个月，陈独秀身体稍好，又奈不住寂寞，给濮德治（西流）写了一封信，大谈世界战争及前途。
起因是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即战争双方都是为了奴役本国人民和维护其殖民地战争。陈独秀不同意。他不主张把列宁的理论搬到这次战争上来。认为打倒希特勒，就不能主张打倒希特勒的敌人。
在云南教书的濮德治并没有马上给他回信，陈于1940年4月24日又去了一信。
这回，他提出反对德俄两国社会主义最重要，比一切反帝斗争更重要，甚至认为此时发动的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
当时希特勒和俄国签订和约，陈独秀将德俄并列视为共同的头号敌人。他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的奴隶。”他希望濮德治把此信多给几位朋友看看。
濮德治收到信后，根据陈独秀意见，将信寄给上海的托派临委，并给陈独秀回了信。他不赞成陈独秀只依赖英法胜利，而丢掉大众的民主。
濮德治邀他东游上海，陈独秀一口拒绝了。
潘兰珍问：“你不是说不与他们联系了吗？”
陈独秀说：“小濮和他们不同，谈谈心理会舒服些。等天暖和到鹤山坪，写信也不方便了。”
这期间，陈独秀得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闷闷不乐。潘兰珍问：“为什么不开心？”
陈独秀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鹏升叫我为他父亲写一个墓志，现在哪有心事写呀。”
潘兰珍说：“杨先生寄了许多钱，连信封、信纸都寄来了，他求你之事，你也应该尽力办到。”
陈独秀说：“说的也是。但写墓志不是件小事，待我精神好时再写，只是蔡孑民去世，北大同学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不能不写。”潘兰珍见说，没有再作声，忙她的去了。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沏了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在杨鹏升新寄来的一沓信笺上写道：“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这晚，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北大的三只兔子，一只死了，一只在国外，还有一只，怕不久于人世，他有这种预感。
1940年5月上旬，天气转暖，陈独秀叫了一顶轿子，颤悠悠地回到鹤山坪。潘兰珍身背一把雨伴，紧随其后。江津县城到鹤山坪有20多里地，潘兰珍坚持不要轿子，说走得动。陈独秀也说，能省一点钱就省一点，邓燮康也不再勉强。
大姊原打算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这是陈独秀和大姊最后一面。不久，大姊因脑溢血，死于江津上游油溪镇，年69岁。
回到鹤山坪，陈独秀几乎每月给杨鹏升去两封信，有时听说敌机乱炸蓉城，便寄去名信片问个平安。陈独秀自己是落难之人，他每次都劝人家要注意这个那个，潘兰珍看了，不时笑他几句。
6月上旬，杨鹏升听说周恩来到成都，把此事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是一石击起千层浪，情绪波动很大。去年上半年，朱蕴山来看他，劝他去延安，他不同意，说不愿意被人牵着鼻子走。
潘兰珍问：“老头子，又有什么事？”
陈独秀感慨地说：“周恩来和其他人比，稍通情理，我在金陵狱中，他还去看我，我在武汉被康生诬蔑，他叫我少讲话。然受一班小人挟持，也难以自拔。”
潘兰珍说：“事已过身，你也不要多想。”
陈独秀看了一眼信，说：“不是鹏升提到，我也没有的事，彼等对我如此诬蔑，无所不已，真无理取闹。”他不知道1938年苏联处决米夫后，王明已失势。
夏天，邓燮康托人转来连根（王文元）来信，信上讲：托派临委作出决议，认为陈独秀致濮德治（西流）的信，视托派为极左派，仍坚持机会主义路线，所以无法接近，无法合作。
当时，陈独秀大姐逝世不久，本不想回信。几天后，陈独秀耐不住性子，又拿起笔给连根回信。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人很怪，头脑里有事，不说出来，总也摆脱不掉。”
陈独秀认为托派错误的根由，是不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含义，从列宁到托洛茨基都不懂，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全部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范围狭广不同，内容上都一样。
陈独秀在信中将托派刊物《破晓》上的文章反驳了一下，对他们攻击英美，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很不满，认为这样会导致和“死狗”妥协。
信的末尾，陈独秀提出两个问题。要连根回答。陈独秀的信发出不久，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暗杀了。
1940年8月2日，黄桷树叶一动不动，整个山坳子像闷在蒸笼中。坐在树下，陈独秀漫不经心摇着扇子，想着如烟的往事。身旁的竹床上，潘兰珍已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半夜时，昏昏欲睡的陈独秀叫醒了潘兰珍说：“房间里像是有什么东西。”
“野猫吧？”潘兰珍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再听了一会，没听到动静。潘兰珍翻过身，又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慵倦的黄桷树叶终于摇动了，陈独秀叫醒潘兰珍，说：“进屋吧。”
进门时，潘兰珍差点给地上的被絮绊倒，她双手发抖地点上灯，橱子里的里外衣服、被褥行头散落一地，她的驼绒被、羊皮袄，还有陈独秀的皮袍都不翼而飞。抽空的床下似一个空旷的黑洞，将陈独秀的心摇得空空荡荡。一箱书高，一箱狱中心血，从南京搬到武汉，从武汉搬到重庆、江津，再搬到鹤山坪，竟遭此横祸。陈独秀颓然坐在椅子上，半天无语。
杨鲁氏劝潘兰珍：“破财免灾。明天我陪你去石桥镇报案。”
陈独秀说：“幸亏杨老先生遗墨不在这里，否则也遭殃了。”到鹤山坪后，陈独秀忙里偷闲帮杨家整理了《皇清经解》、《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杨家在合作印刷所自费印了一千本《皇清经解》。
陈独秀的几个印章也一起丢失，其中有杨鹏升在武昌为他刻的阳文“独秀山民。”第二天，他写信告诉了杨鹏升。
陈独秀对失窃事淡淡写了几笔，便转笔请杨鹏升写字，请杨夫人和平画画，他想找四个好友写四幅字，四个女士画四幅画，拚成四条屏。
潘兰珍提醒他说：“你不是答应为他父亲写墓志吗？”
“以后再说吧，刚刚失窃，鹏升也不会来摧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帆折又遭顶头风。我们是流落异乡之人，小偷竟不放过，真是坐以待命了。”
见陈独秀伤感，潘兰珍反过来劝，说：“你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江津虽好，盗风太炽，不知鹏升有没有朋友在赤水、江安，我真想移到那里去住。”
失窃后，整个8月，陈独秀没有心事动笔，连洽谈德治转来守一（王文元）的信，也没有回。
9月，陈独秀给西流（濮德治）写了一封长信，因为精神不佳，陈独秀断断续续写了20多天。
潘兰珍说：“没看过你这样写信的。”失窃后，陈独秀请了一个仆人做事，潘兰珍情绪很快好了起来。
陈独秀写道：“我赞同守一意见，我与你们之间不同，主要在于对民主问题的意见上。”
自金陵入狱后，陈独秀就在考虑民主问题，他说，我已深思熟虑了六七年。他从6个方面谈了对“民主”的认识。他主张用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
陈独秀关照濮德治看了后，抄给老赵（赵济）、守一看看，然后把原信及以前写去的信函都寄回来，想将来出一本书信集。信写好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从来没有的事，一个读书人，现在偏偏不能用脑，我要是你就好了，有那么好的脑子。”
潘兰珍问：“脑子还胀吗？”
陈独秀说：“脑胀事小，耳轰又加剧。听说中大医院有个戚医生内科好，现在成都，不知可能找到？”
“你给杨鹏升去信问问。”
“现在什么事都找他，我自己都过意不去了。”
“墓志文写得怎么样了？”
陈独秀拍了下脑门，“哎”了一声，说：“你记得提醒我，明日就来写，不行也照着这个办法，一日写一点，总会写好的。”
1940年10月19日，陈独秀给杨鹏升去信，告诉他墓志文已写好，并请他代问戚医生的事。
陈独秀指着墓志草稿对潘兰说：“鹏升寄来的志表有些不对，旁注上讲鹏升父亲生于光绪二十几年，光绪二十几年哪有庚辰？鹏升自己生于庚子，父子哪能相差几岁？”
又过了一个月，陈独秀将墓志文寄去，了却一件心事。
一日，何之瑜来看望陈独秀，带来了一些北大同学会凑的钱。当时鹤山坪的大米涨到30余元一升，县城的米还要高出一二倍。
陈独秀连声说：“谢谢！谢谢！”他叫潘兰珍拿出鹿茸说：“鹏升寄来了鹿茸，说是帮我降压，其实我的病不能吃鹿茸。中医说血压高乃阴不制阳，鹿茸壮阳，我食鹿茸，如薪投火也。你拿去用吧！”陈独秀因吃了鹿茸，结果大便带血。
何之瑜劝道：“医生要你静养，你还是少写些。”
陈独秀点点头说：“杨鹏升托我找适之、行严为他再各写一篇墓志，我还没有办到呢！”
何之瑜说：“适之在美国，恐怕难了。行严在重庆，还差不多。”
陈独秀说：“适之字疏，行严性懒，都难。”
何之瑜突然想到了什么，问：“杨鹏升上次提到的那位某先生，有消息么？”
陈独秀说：“没有，我也一直奇怪，已数次寄来大款，却不愿披其姓名，一定有什么忌讳。”
吃过午饭，何之瑜便匆匆告辞了，回到九中，他对陈松年说：“你父亲写语是不行了，人的语文的内容能看到寿命，他的血压比正常高三四十，你要常去看看。”
陈松年听了，点点头，脸色骤然暗淡了下来。
隔日，何之瑜遇到九中总务主任潘赞化。两人谈起陈独秀，潘赞化说：“陈独秀不行了，没有了英雄气概，儿女情长。”
何之瑜说：“他现在关心米价，过去不是讲这些的。”
“人到弯腰处，不得不低头，上半年在康庄，他还讲房子事。”潘赞化说。
1940年11月下旬，天气渐冷，陈独秀晚上睡觉用大被子压得严严的，手伸到被子外面。身上怕冷手怕热。半夜要起来解一两次小便。陈独秀对潘兰珍说：“我们还是回县城住吧。”
潘兰珍说：“我们成了鸟啦，热天飞来，冷天飞走。”
12月初，陈独秀、潘兰珍搬回江津县城住。
到江津后，潘兰珍催问章行严给杨鹏升写字的事。陈独秀说：“行严懒散惯了，现在更学名士风度。不过，他迟早是要写的。”当时章士钊家中被炸，刚搬到通运门外西路口重庆村8号。
1941年新年伊始，陈独秀接到几封上海朋友的来信。去年11月28日陈独秀写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油印后寄给上海托派和友人。他估计他的15条意见会遭到反驳。
果然，H（胡秋原）和S（孙洪伊）给何之瑜写信，对他第7条中“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提出疑问。
陈独秀回信解释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包括列宁、托洛茨基。根据苏俄20余年的教训，并不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陈独秀承认，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是说对了。
陈独秀将给H、 S的信装进给T（何之瑜）的信封里，托何之瑜转寄。他认为H等叫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是“彼辈一向偏见。”
一日，设在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给陈独秀送来了两万元钱，作为《小学识字教本》预支稿费。当时物价飞涨，1939年上半年，鹤山坪一斗米3元钱，1940年10月鹤山坪一斗米30余元，1940年12月，江津县城一斗米要70元，陈独秀夫妇及一仆人在鹤山坪每月要花2百元，在江津县城要花费3百元。此时送来2万元，真是雪中送炭。
陈独秀一解愁云，对邓燮康说：“夫子曰，耕者，食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象我这样的人，随便写本书都不饭饭。”
邓燮康见陈独秀得意，随声附和了几句，说：“那是，倘若先生身体好，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陈立夫任国民党教育部长，审查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书稿时，翻了翻书的目录，见都是文乎文乎的东西，如《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说》、《广韵东冬钟汇中之古韵考》、《中国古史表》、《老子考略》、《禹治九河考》、《荀子韵表考释》、《实庵字说》等，揉了揉鼻子，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
陈独秀听说后，生气地说：“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
国立编译馆见陈独秀不同意改，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但2万元预支钱也没有来要。
陈独秀的眼睛闪着凄凉的光芒，他对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两万元不能动。”
到了春天，陈独秀血压病又加重了。邓仲纯问：“要不要去重庆看看？”
陈独秀摇摇头说：“不去了，好不了的。”
当时汪孟邹建议他去美国，他怕坐飞机。杨鹏升邀他去成都，他嫌成都米贵。当时杨鹏升一月开销5百元。
邓仲纯换了个话题问：“白沙镇那本书还没有印出来？”
“我不同意改字，怕一时出不来了。”陈独秀从案几上又找出一本《连语类编》递给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便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抗战后，北大搬到了昆明。
邓仲纯看了看，开头还有一个短序。他说：“这些书我都看不懂，我只喜欢看你的《实庵自传》，写得真好。”
陈独秀说：“原打算把拍面的写出来。1938年到武汉，《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找到了我。”
邓仲纯“哦”了一声，点点头问：“后来呢？”
“后来史派诬蔑我是汉奸，把我的计划打乱了。”
“到江津后，陶亢德没有再催过你？”
“催过，亢德催过，孟邹也催过。我正在写《小学识字教本》，我答应写完了《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宰庵自传》。”
“为什么？”邓仲纯大惑不解。
“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大，可以流传下去。”陈独秀瘦弱的身子比几年前刚来江津时更干瘪了，讲话时明显气力不足。
“什么时候写自传？”
“写字头胀，等一时吧。”
1941年3月，陈独秀收到一张5千元汇票，是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的。
潘兰珍高兴地伸出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小拇指说：“这下好了，张先生寄来5千元，杨鹏升寄来1千元。”
陈独秀说：“鹏升寄来1千元，没有提何事用，不能动它。朱家骅这5千元是不能要的。”
潘兰珍不高兴，问：“为什么不能要？”
陈独秀皱了一下眉头说：“你不懂。”
潘兰珍见陈独秀气色不好，不敢再问。
陈独秀坐下来，给张国焘写了一封短函，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将款退了回去。
这时高语罕来坐，潘兰珍提到退款给张国焘的事。
高语罕站在潘兰珍一边说：“你们生活很苦，外面都有传闻。仲甫到老还是犟脾气，死要面子。”
陈独秀抹着脸说：“这不是面子事。”高语罕见陈独秀没有了笑容，忙说：“仲甫也有他的难处。”
一日，罗宗文县长来坐，他想要陈独秀的字。
“听说你送了不少对联给别人，村民盖房，你也送了字，你也送一幅给我吧？”
陈独秀笑着说“你是县太爷，我哪能不写。”
罗宗文忙说：“客气、客气。”
陈独秀想了一想，写了一个条幅。上书：“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说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邀。”
罗宗文带着字喜滋滋地走了。潘兰珍也喜笑颜开，对陈独秀说：“想不到一个人的字还值钱。”
陈独秀说：“松年讲的对，他们是要我的名。”
1941年9月，陈独秀和潘兰珍又移住鹤山坪。这时，石桥镇已破了陈独秀家中失窃案，被窃衣物大半追回，但印章及手稿已黄鹤一去不复还。小偷交待，当时打开箱子，见是书稿，怕暴露自己，一把火烧了。
陈独秀原也不指望追回失物，现在见追回了大半失物，欷嘘了半晌。
10月初，陈独秀同时收到杨鹏升三封来信，转来某先生6百元钱，但信上仍然没有讲某先生是何人。
潘兰珍笑着说：“跟你后面享不到福，也饿不死。刚刚没有了钱，钱又来了。”
陈独秀说：“这钱还是不急着用。当初在汉口，刘辅函送给我川资5百元，你吵着要用，我不同意，后来还是我对，上重庆时用上了。”
潘兰珍收了笑脸，说：“现在我们一个月要花6百元，你打算什么时候用？”
陈独秀说：“将来回重庆用。”当时北大每月寄3百元给陈独秀。
潘兰珍还要说什么，陈独秀摆摆手，说：“你先忙去吧，我给鹏升回一封信。他的夫人上月11日生了一个儿子，我给他恭贺几句。”
潘兰珍见说，脸色一阵白一阵红，不是滋味。陈独秀看了一下，突然一笑，说：“我看你是想要一个孩子？”这年潘兰珍三十三四岁。
潘兰珍急了，说：“看你扯到哪里去了，松年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我哪能生孩子。再说，也不是我要的事。”潘兰珍13岁受骗怀孕，得病后已不能生育。
见戳到潘兰珍痛处，陈独秀想安慰几句，见潘兰珍扭身出去了，便低头写信。他想叫杨鹏升用大笔书一幅直幅，再请杨夫人画一张画。因杨夫人在月子里，便打消了后一个念头。写完信，陈独秀打出一篇油印的《中国古代史表》和写直幅的大白纸，一起寄给了杨鹏升。
年底一天，朱蕴山带几只鸭子来看陈独秀，两人尽兴而谈。临别，朱蕴山请陈独秀题诗留念。陈独秀想了一下，写了一首诗：“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贯休是五代名僧。朱蕴山说：“前三句好懂，后一句怎么讲？”
陈独秀笑着说：“支那内学院的欧阳大师有一本《武荣碑》，我见了后写了这首诗送他，他便把《武荣碑》借给我了。”
朱蕴山嘴边浮起笑容，说：“这么说，你用诗换帖，我是用鸭换诗了”。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朱蕴山走后，杨鲁承孙女杨树君也请陈独秀为她提字。当时杨树君在成都读书。
陈独秀谈话高兴了，便拿起笔，为杨树君写了一首诗。开头是“相逢鬓发重重老，且喜疏任性未移。”
见杨树君不懂，陈独秀说：“最近我的一位老朋友廖先生从苏联回来见到我，我写这首诗赠给他，意思是虽然我们的两鬓都白了，但高兴的是意志和性格都没有变化。现在我把这首诗转送给你。”
杨树君高兴地说：“明白了。”
潘兰珍对杨树君说：“你好好留着。当日罗长也请先生为他写字的。”
杨树君睁大眼睛说：“是么？！”
陈独秀说：“罗宗文要调到钢梁当县长，我为他提了一个书联，‘还师自西派，祖道出东门’。”
杨树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12月中旬，复旦大学教授郑学稼给陈独秀来信，谈到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一文。陈独秀回信承认文章写得太短，没有详细发挥，可能被人误解。
郑学稼在信中赞成陈独秀德苏共为敌人的意见，认为“布尔塞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陈独秀想不到郑学稼会赞成自己意见，不禁喜上眉梢。
见老头子难得高兴的样子，潘兰珍问：“郑学稼是什么人？”
陈独秀唱了一口茶，笑着说：“上海的一位过激朋友。社会上传说他作演讲，主张希特勒胜利，中国民族解放才有希望。”
见潘兰珍一脸疑惑，陈独秀说：“恐怕是谣传。”
1942年，抗日战争迎来了最艰巨的一年。63岁的陈独秀越来越感到生活的负重，稍稍佝偻的身子已明显不如入川之初了。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披着青布棉袄的陈独秀，常常在光秃秃的黄桷树下轻轻地移动脚步。一种凄凉弃世的悲哀会骤然袭上心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陈独秀想排开这一诗句，但怎么也排不掉，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苏德战争爆发后，陈独秀才发现自己把战争双方阵线估计错了。他在书信中把苏德视为共同敌人，其中有的已见报端，这使他很不是滋味。犹豫了几天，陈独秀写了被胡适后来称之为浪子回头的一篇文章：《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潘兰珍走过来问：“头不胀？”
陈独秀摆摆手说：“好一点了。”
头不一会就胀了，情绪越来越低，陈独秀一手按住额头，一手慢慢地写文。一沓信纸是杨鹏升寄来的军队八行书稿纸，格子间距大，很适合陈独秀昏花的眼睛。他分析要么日德胜利，要么英美胜利，或握手言和。他不提苏联。
陈独秀稍事休息了一会，接着再写：“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
这篇文章写了五六千字，时写时辍，直到腊月二十五日才写好。一个月后，重庆《大公报》刊登了这篇文章的一半。陈独秀不想把文章给《江津日报》。因为调子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认为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禁止刊登下半部分。
春天，陈独秀听外间议论《战后民办大势之轮廓》调子太悲观，又断断续续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再论世界大势》。他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画了一个人类进化史表，认为近代世界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法西斯蒂专制），未来世界（无产阶级民主制——全民民主制），因此，他推断大战后人类将丧失数百年自由、民主，进入法西斯蒂专制时期。《大公报》继续拒绝刊登。
文章写好后，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如此同时，陈独秀的血压又升高了。
潘兰珍等待的《大公报》稿费始终没有来。4月初，陈松年带来了杨鹏升的信，里面又有某先生一千元钱。这次杨鹏升告诉陈独秀，某先生即“晋公”。
陈独秀局促不安，对陈松年说：“这个晋公与我素昧平生，却三番五次寄钱，算起来，已寄了2千2百元了，如何是好？”
陈松年劝父亲说：“以后再感谢人家吧。”陈松年那里知道陈独秀很快去世，杨鹏升与自己失去联系，晋公是谁已成不解之迷。
陈独秀就手给杨鹏升回了一封信，叫陈松年代寄。信中对杨鹏升讲收到陈寄去的大联书法表示怀疑，“倘真收到，请示以弟所题语句，则始能相信也，如何？”
陈松年看了一下父亲桌上一叠摊开的《屈尊韵表及考释》稿纸，说：“少写一点。”
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出李心清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驳重庆《大公报》刊出的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前半部分。这一次，陈独秀已无法知觉了。
5月初，黄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开成一片，田野里五彩斑斓，秀色可餐。天气转暖后，陈独秀精神稍爽，他对潘兰珍说：“听罗宗文县长说，玉米缨能治心脏病，你找人去要一点。”
潘兰珍两手空空回来了，说：“人家讲现在蚕豆花开了，喝蚕豆花可以治高血压。”陈独秀一听，非常高兴，说：“是吗？你去摘一点蚕豆花，我今天就开始喝。”
5月10日上午，陈独秀喝了一杯蚕豆花泡的水。喝下后感到腹胀不适，当晚睡觉不安。当时是立夏之后，小满之前，正是多雨季节，蚕豆花被雨浸后发酵生霉，长子黑点点。陈独秀治病心急，对此事没有在意，结果喝了带菌的水，中了毒。
潘兰珍问：“要不要找医生？”
陈独秀眼已翻不过神来，说：“不要紧的。”
5月13日，陈独秀稍好些，起来给Y（何之瑜）写了一封殚精竭虑的信，把他写的几篇论世界大势的稿子寄了去，何之瑜没有想到，这竟是陈先生的绝笔信。
正在休息时，包惠僧从重庆来看他。潘兰珍忙到石桥镇买了一点猪肉，中午吃土豆烧肉和氽肉汤。陈独秀因为高兴，多吃了一些。包惠僧见陈先生病了，没有多坐，吃过午饭就走了。
晚上，陈独秀腹胀难忍，不能入睡，半夜全吐掉了。
此后一个星期，陈独秀耳鸣加剧，四肢无力。
5月17日傍晚，陈独秀上厕所时，因便秘，晕倒在地。一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全身冒冷汗。两个小时后又晕倒，开始发烧。
陈独秀以为小病，挺挺就过去了，没有要潘兰珍去请邓医生。潘兰珍看先生昏过去了，吓得哭了起来。
第二天，杨庆余起草赶到江津县城。邓仲纯又托人去九中喊了松年、何之瑜，三人急急忙忙赶到鹤山坪。见陈独秀仍然处于昏迷状态，邓仲纯忙打了一针，灌了一些药，陈独秀才稍稍好了一些。
邓仲纯见陈独秀病重，和何之瑜商量，给重庆的周伦、曾定天两医生写信，请他们来看病。
两位医生没有来。只是提出了诊治的意见，并赠送了药品。
5月22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倒。邓仲纯打了强心针，陈独秀才苏醒。
5月23日，江津县医院西医邹邦柱、康熙光到鹤山坪，给陈独秀用了肝油腚通子大便，但病情并没有好转。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他睁开眼睛，叫一旁坐着的潘兰珍去请何之瑜进屋来。听到何之瑜脚步声，陈独秀无力地点了一下头，说：“你坐下。”
何之瑜在床前坐下。陈独秀半睁着眼，看着他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何之瑜鼻子一酸，说：“应该的”。休息了一会，陈独秀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何之瑜看了一眼潘兰珍，点点头。
陈独秀似睡似醒地躺了一会，又说：“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
何之瑜倾了一下身子，说：“你放心。”
陈独秀指指潘兰珍，神色清楚地说：“她还年轻，之瑜帮她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
潘兰珍泪流满面，忙拿出手拍揩，呜咽地答应了。
陈独秀歇了一会，示意喝水。
潘兰珍赶忙端来一杯开水，搀扶着陈独秀喝了几茶匙。
过了一会，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喊陈松年。陈松年进来后，陈独秀平静地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
陈松年哭着答应了。
第二天，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夏松云和朋友杨子烈俩人赶到鹤山坪。潘兰珍忙带她们进屋。
夏松云拿出3百元钱对陈独秀说：“惠僧回家说先生病了，段锡朋和几个北大同学凑了3百元钱。”
陈独秀干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无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歇了一会儿又说：“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又昏睡了过去。
夏松云和杨子烈当天下午就回去了。第二天，1942年5月27日，农历4月13日，星期三，包惠僧赶到了鹤山坪。
陈松年说：“爸爸从上午9时起就昏迷不醒了。”包惠僧要进房间看陈独秀，何之瑜说：“先不要进去，老先生以前也昏过，一会儿就醒的。”
潘兰珍听见声音，忙从屋里走出来，拉着包惠僧进屋看陈独秀。
包惠僧看陈独秀仍然昏迷不醒，站在床前没有动，墙角旮旯里有一堆潘兰珍自种的马铃薯，增加了室内的凄凉感。邓仲纯说：“交替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没有醒过来。”
过了一会儿，邓仲纯对陈松年妻子窦氏说：“先给包先生弄点吃的。”窦氏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长玙，身边站着大女儿长玮和侄子长文。
下午，邓仲纯掏出日文医书，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
晚上，潘兰珍喊包惠僧进去，他一手托着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说：“老先生，包先生来了！”
陈独秀没有反应，潘兰珍用手拨开陈独秀的眼皮，似乎有感觉，还流了泪，然后就断了气。
包惠僧看了下钟：21时40分。
屋外，月光无声地散落下来，覆盖在肃穆的山坳。远处，苍黑的山峦阴影重叠，增添了夜的宁静。只有黄桷树叶在簌簌抖动，似乎在诉说一个异乡客人最后的故事。
6月1日清晨，一只江津粮站运米的木船携带陈独秀灵枢，由鹤山坪徐徐运到江津县城。安徽同学会赠送的四川香楠木棺材又小又重。根据当地风俗，大殓时放入木炭、石膏。
陈独秀临时墓地选在江津县城西门外鼎山山麓、邓家“康庄”前坡。陈独秀的一些亲友、当地群众已挖穴等后。墓穴不远处，是江津义字号龙头大爷李孔修墓地。
下午一时半，江津县名流、绅士，附近各乡团丁、国立九中师生、双石小学学生及陈独秀亲朋好友百余人参加了陈独秀安葬仪式。殡葬仪式由邓燮康、周光年、方孝远主持，何之瑜、段锡朋、邓仲纯、程小苏及潘兰珍、陈方年等家人聚集墓垄周围。
墓碑上刻有欧阳竟吾写的“独秀先生之墓”。陈独秀逝世后，欧阳竟吾讨回《武荣碑》贴，捐赠殡仪费50元。一年后，欧阳大师也在江津去世。
墓垄及墓道由邓氏叔侄捐钱修筑。
陈独秀逝世后，《时事新报》、《新民报》发了消息，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对于陈独秀晚年，该文说“他究竟是一个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无钱安葬，捐款1万元。许静人捐款1万2千元。陈立夫、段书治、王抚五各捐2千元。
陈独秀毕竟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民党特务混在人群中间军粮库股长、安徽人何若海：“主祭的是些什么人？”、“邓燮康和陈独秀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给他找墓地？”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最后，人们依次向墓碑行三躬礼，结束殡葬仪式。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一晃5年过去了。1947年，根据父亲遗言，陈松年雇了一只浙江帮船，载了祖母、父亲两俱灵柩回到安庆。事前，陈松年经光明甫找到赈济委员会委员长、东至人许世英，领到陈独秀迁葬费1万元。1万元只能买到当时的两只“永”字牌小皮球。
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陈松年托人将父亲棺木由安庆西门太平寺移到北门叶家冲（现属十里铺乡）。掘开母亲高晓岚之墓，将陈独秀棺木置于高氏棺木西侧，遂了母亲生不能同寝，死能合冢的遗愿。
新堆的坟茔比原来大一点，几乎没有引起过往村民们的注意。一阵爆竹之后，偶尔有人停下来看一看墓碑上的字，然后又无声地离去。
墓碑很小，正中刻着“先考陈公仲甫之墓”8个大字，右下方刻着“子延、乔、松、鹤年泣立”8个小字。
义门陈氏两千年来的儒业被父亲一个人搅得干干净净。“陈独秀”三个字带来的是是非非是太多了，陈松年不想把“陈独秀”三个字刻上墓碑。
“家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
“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
晚风次纸钱的灰烬轻轻地拂向墓垄四周，拂向轻轻摇曳的荒丘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