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前期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8月中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房屋顶炸塌。穿着背心的陈独秀慌乱中射要桌子下面，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身上的灰，忙问，“没有事吧？”
陈独秀恢复了平静说：“没有事，好象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塌，说：“我去找一下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陈仲凡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
陈独秀将信将疑说：“这样行吗？”
陈仲凡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释放全国政治犯，加上日机轰炸，是个机会，也可能答应保释你。”“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举行了会谈。
几天后，中苏文化协会的黄理文陪周恩来、叶剑英到监狱特地看了陈独秀。他们刚去晓庄首都反省院，并作形势报告，要求释放政治犯。当时夏之栩等已转到晓庄反省院。
陈独秀大喜过望，周恩来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促老，你受累了。”
陈独秀见周恩来还称他“仲老”，手足无措，连忙请客人坐。
黄理文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出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
周恩来说：“主要是党中央和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才争取到了这个局面。”
周恩来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于是转了一个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
陈独秀忙起身找来《东方杂志》等刊物。
周恩来翻了翻说：“好、好。”
过了一会，周恩来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什么打算，黄理文见话题涉及机密，连忙退了出来。
这一次，周恩来、叶剑英和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
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陈独秀，他才停住了脚步。
周恩来、叶剑英等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地走回房间。这一天，陈独秀食欲大开，吃了许多。
又过了一天，陈仲凡兴冲冲来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张伯岑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
陈独秀一听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谢谢你和适之、伯岑兄，我也不要人保了。”
陈仲凡劝陈独秀说：“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上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出门时，陈仲凡对送他的罗世凡、濮德治说：“老头子还是那个脾气，你们再劝劝他。”
这时，胡适也喜笑颜开地来了，他说：“仲甫，我找了兆铭，他已同意咻释你出来。”说着，他拿出汪精卫的回信。
陈独秀忙接过汪精卫给胡适的信，信上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说：“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找麻烦。”
8月21日，星期六，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林森知道汪精卫、蒋介石已同意释放陈独秀，碍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面子，也乐得做了顺手人情。他立即从笔筒中抽出毛笔，一笔一画地写道：“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林森令人将“指令”立即送到司法院办理。
司法院见政府已有批示，当天给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说：“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在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隔日，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及司法院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如在雾中听到这个消息，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典狱长和几个狱卒来贺喜，见濮德治、罗世凡、潘兰珍、陈松年都在屋里，说了几句应酬谢话，就退出去了。
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司法院讲我‘深知悔悟’，我听了总觉得不是滋味。”
罗世凡笑着说：“先不管它，出去再说。”
濮德治压低声音说：“出去再写份声明。”
陈独秀说：“只好如此了。”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丁竹青）去狱中接陈独秀。丁默村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共青团，后来当了中统。陈独秀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丁默村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今湖南路10号）。
陈独秀心中不悦，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
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来狱中，请陈独秀住到他家中，陈独秀连忙答应了。丁默村只好作罢。
罗世凡、濮德治两人含着泪与陈独秀告别，陈独秀见他们两伤感，眼睛也红了，摆了摆手，低头进了车子。罗世凡说：“人出了名就是不一样，先生判刑比我们重，出狱比我们早。”
二
到了傅斯年家，陈独秀急着看《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见上面有“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对傅斯年说：“说我爱国可以，说我‘深知悔悟’实难接受。”
傅斯年不愿多嘴，说：“罗家伦问你可缺钱，我说陈先生要钱，我那儿也有。”
陈独秀说：“不要，不要，已经够麻烦的了。”
陈独秀请罗家伦安排南通程老先生当文中教师，罗家伦嫌人家信鬼神，拒绝了。
8月25日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说：“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傅斯年见陈独秀太认真，说：“恐怕难以刊出。”
陈独秀听了，有些不高兴，说：“算是我写了，不刊出是他们的事。”
两人谈了一会闲话，傅斯年谈到目前的战争，有些悲观，说：“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独秀劝他不要悲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的黑暗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
傅斯年听着陈独秀侃侃而谈，不得不佩服这位老斗士，坐了5年牢，还这么乐观。
一天，朱家骅到傅斯年家来见陈独秀。朱家骅是蒋介石亲信，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陈独秀知道他来一定有事。果然，朱家骅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参政会，给你们十万元经费和五个名额，你看如何？”
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话很硬，坐了一会就走了。
陈独秀态度硬，一个原因是罗汉这时找来，劝陈独秀去延安。
1932“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有得到回音。当年陈独秀被搏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党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8月下旬经上海到南京。
陈独秀见到罗汉，非常高兴，问：“你跑到哪里去了？”
罗汉将他和陈独秀分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临了说：“陈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
陈独秀摇头，说：“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罗汉又说：“我到南京后，见到了叶剑英，叶叫我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
陈独秀听说罗汉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立即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谈到回党内工作问题，陈独秀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
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不然怎么积极地保释你呢？”
陈独秀点点头，沉吟半晌，说：“你再和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罗汉答应了。
8月29日，郑超麟也被释放，见到陈独秀，两人都很伤感。陈独秀说：“你还好？”
郑超麟摇摇头：“一身病，想到安徽乡下养病。”
陈独秀说：“彭述之、罗世凡回上海去了。濮德治回安庆老家了。”
“去不去上海？”郑超麟问。
陈独秀摇摇头，说：“反对派活动，不会有结果。”两人晚上连床夜谈，谈了很久。
第二天，陈独秀送郑超麟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陈独秀心里清楚，两人从此各奔前程，很可能见不上面了。
从街上回来，潘兰珍老远就喊：“包先生来了。”陈独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带快了脚步。包惠僧当时是国民党内政部参事，陈独秀坐牢时，他不敢探监。陈独秀放出来后，他常来坐坐。
陈独秀进屋时，对包惠僧说：“刚才上街，忘了买宣纸。”
包惠僧说：“不急不急。”上次包惠僧来，请陈独秀题字，没有宣纸作罢。
中午，潘兰珍留包惠僧吃饭，包惠僧问：“傅先生呢？”
潘兰珍说：“前几日这里炸了，傅先生见这晨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问：“你们住在这里行吗？”
陈独秀说：“可以，还可以。”
当时包惠僧住在莫悉路一家独院，想接陈独秀、潘兰珍去住。陈独秀说：“不去了。哪儿住都一样，常见面就可以了。”
隔日，陈仲凡坚持要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仲凡家房子宽敞，便答应了。到了陈仲凡家，陈独秀潘兰珍住楼上。
在陈仲凡家住了几天，陈独秀凑了个星期天上街买来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等墨迹干后，陈独秀换了一件出狱后新做的的深青色对襟褂子，用报纸夹了刚着墨的宣纸，信步往莫悉路包宅而来。
包惠僧见陈先生来了。忙叫妻子夏松元去做饭。见陈独秀刮了胡子，笑着说：“精神多了。”
包惠僧将陈独秀的字张于壁间，点着头说：“好！‘莫等闲’三个字，看得出陈先生是老骥仗杨呀。”
陈独秀喝了一口茶说：“上次和孟真谈话，见他很悲观，便想到了这几句。”
见陈独秀提到傅斯年，包惠僧说：“听佛海说，胡适推荐你去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写自传？”
陈独秀摇头，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我也怀见生人。”
包惠僧点点头，卢身给陈独秀加水。老头子坐了几年牢，大约是怕见生人。周佛海请陈独秀参加“低调谈话会”，好说歹说，总算把陈先生劝去了，陈先生去了以后，一言不发。问到了，他才应付地点点头。
当时罗汉已带了叶剑英、李克农开的介绍信，代表陈独秀赴延安商谈回到党内工作的事。周佛海不知内幕，所以不理解陈独秀“一言不发”的苦衷。
两人谈到今后去向，包惠僧说：“听潘珍说，蒋介石答应你当劳动部长？”
陈独秀笑笑，说：“适之、佛海还叫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呢。”
“听佛海说了。”包惠僧说，“他说老头子顽固，没有答应。”
陈独秀不悦，说：“我怎么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
“听说高语罕去见了蒋介石。”包惠僧说。
“高语罕是无耻之尤。”陈独秀正在气头上，也不管是不是老朋友了。高语罕是81人著名者之一。通过高语罕的关系，潘兰珍找到了陈独秀。
吃饭时，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这几天日本飞机轰炸更紧，码头上逃难的人已是水泄不通了。
陈独秀本来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当时日军已占领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轰炸南京。南京战争恐怖气氛越来越浓，便决定先去武汉再说。
临行之前，陈仲凡赠诗道：“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膏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训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诗中流露了陈仲凡对陈独秀铁骨性格的敬佩之情。
见“聒目几天民？”句，陈独秀感慨地说：“是啊，从囚犯到平民，才几天工夫，遇到的事真不少呀！”他挥笔写了《和斠玄兄赠诗原韵》：“莫色薄大地，憔翠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表示前途艰辛、秉性不移。
三
9月12日，星期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叮叮当当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
陈独秀忧虑地看着淡黄色的江水一波一波向后浪去，两岸的杨柳枝在秋风中自然欢快地摇曳，不禁一阵心酸。“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眼前的大好河山就要蹂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不知会有多少生灵涂炭，家破人亡！
秋风吹乱了陈独秀的稀稀头发，见陈独秀半天无语，潘兰珍轻声问：“老头子，发呆啦？”
陈独秀回过神来，合上半张开的嘴唇，隐藏在皱纹间的忧虑消失了，只有双眼皮下那双黑色的眸子里，仍然闪烁着悲哀的光芒。
“我想写一本抗战小册子。”陈独秀双手握紧栏杆说。
“不会坐牢吧？”潘兰珍穿着一件橄榄绿的宽褶裙，手撑着下巴坐在书箱上看着陈独秀，两眼忽闪忽闪的，睁得很大。
潘兰珍个子小、皮肤白，和陈独秀在一起反差较大，像个小家碧玉，周围的人不时掠过一种好奇的目光。
“这和以前不同。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毛泽东要抗战，蒋介石也要抗战。”陈独秀说。
陈独秀到汉口后，在汉口住了两夜旅社。包惠僧是武汉人，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何成浚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何成浚请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1931年，正是这位25岁的蔡孟坚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诱降向忠发，导致20多人被杀，其中有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蔡孟坚见到陈独秀就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这时武昌一个姓半的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他家住。陈独秀给耕野（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26号陈仲甫收。几天前他叫汪孟邹来信寄到武昌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转。陈独秀与汪孟邹保持联系，一个重要原因，亚东图书馆是陈独秀主要经济来源。上海《东方杂志》、《宇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给亚东图书馆转给陈独秀。
陈独秀对潘兰珍说：“这一辈子都受惠于亚东图书馆，虽然《独秀文存》出了不少版，有不少稿费，还是我欠他们的多。”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小儿子陈哲民在上海读书时，也从亚东图书馆支钱用。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待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见罗汉兴冲冲的样子，陈独秀想：大约有了眉目。
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西安后，因山洪暴发，不能去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和罗汉谈到，“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尚能放弃某些成见，回一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我们深切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工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陈独秀是林伯渠入党介绍人。
9月2日，罗汉到西安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也到罗汉房间会谈，王若飞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放出，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
林伯渠见事关重大，立即将陈独秀希望回到党内工作的要求电告延安。
9月10日，毛泽东与张闻天（中共中央总负责）回电西安七贤庄，提出与陈独秀事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睦到中共中央电报，心情沉重，他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十分困难。”
回到南京，陈独秀已去武汉。罗汉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博古、叶剑英都认为关键是第一条。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博古30来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二十偏重个布尔什维克”之一，自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事至遵义会议，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罗汉问：“由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可否？”
博古透过圆形近视眼镜片看了一眼罗汉，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和我已声明同托派线织脱离关系。”
罗汉忙问：“是么，我怎么不知道？”
陈独秀从一束信札中找出一份手稿，说：“你到西安后，我请包惠僧发表这个声明。”
罗汉接过来看，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罗汉用手握住下含：“报上没见到啊？”
陈独秀沉吟了一下，说：“我找了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不知为什么没有发出来。”程苍波是《中央日报》总编辑。
罗汉拿着字条子主：“我最担心你不肯公开声明，现在不怕了，后面两条是不成问题的。”
陈独秀说：“后面两条好办，我写一封信，你抽个时间再去一趟南京。”
罗汉点头答应。
四
去延安的事一时定不下来，陈独秀便潜心写抗日小册子。
1937年10月2日，星期六，陈独秀写了一篇短文《从第一双十到第二十六双十》。由《宇宙风》散文杂志刊出。
10月6日，星期三，陈独秀到武昌化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同一天，武汉文化界举行盛大集会，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一再表示抱歉：“中华中大学事先约好，实在分不开身。”
陈独秀又成了“红”人。毕竟坐牢久堀，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双十节前一日，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淋，天宽灰暗一片。
这时一位陌生的年青人拿着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说：“我是《抗战》周刊记者，想采访陈先生。”躺在床上的陈独秀正百般无聊，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记者见陈独秀桌上摆的药，说：“明天是国庆节，所以今天冒雨来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陈独秀笑着说：“不妨，不妨，难得雨中来客。”
记者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问题后，问：“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
陈独秀说：“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
记者又问：“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陈独秀答道：“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记者问：“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陈独秀说：“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6点钟，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屋外秋雨还没有停，只是天空更暗了。
1937年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半年之后，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批评了唯武器论。毛泽东说，“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
并不是像陈独秀讲的那样，各报都肯刊登他的文章。《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偕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不同意与检讨，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和叶剑英。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陈独秀忙上忙下，闲下来时，便常思念濮德治，狱中两人无话不谈，此时稍一分开，就又依依不舍了。濮德治到安庆后不久，接二连三收到陈独秀从武汉寄来的信，陈独秀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史忘念我耶？……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在新老朋友中，濮德治既是亲戚，又是难友。
陈独秀递了《宇宙风》第49期给濮德治，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
濮德治说：“到底出来了。”
陈独秀说：“还是你和世凡劝我写自传。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濮德治说：“你接着写就是。”
“哪能呢。一则我没有时间，到处在请我演讲；二则粗制滥造，一日几知字我也不愿意。现在市场坏书充斥，都是一日赶几千字人造出来的，有谁看啦？”
濮德治说：“说的也是。”两人谈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从案上翻出几封信。递给濮德治，濮德治一看，是罗世凡、孙煦、陈其昌等人来信。
濮德治问：“他们还要你去上海吗？”
“你先看信。”
濮德治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
“与史派合，原则上是可以的，他们这些人，乱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理论，现在反史派，至少策略上不对。世凡、其昌不对，超麟更不对，真是牛头不对马嘴。”陈独秀越说越气。
“你打算与史派合作？”濮德治小心地问。
“合作现在谈不上，没有这个条件。”陈独秀缓和了一下口气。
“彭述之没有来信？”
“老彭这个人，即使和我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还有长子。”陈独秀说。濮德治知道，“长子”（尹宽）现在和彭述之打得火热。
“他们对你似乎很失望。”濮德治又掠了一眼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说：“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
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看罗可愿意出来，我们一起合作还可以干点事。”
罗章龙在1931年1月因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何孟雄等人成了立了“第二中央”，被开除党籍。在这之前，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曾发起“调和派运动”，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
濮德治买了一张去郑州的火车票，第二天去了郑州，找到了罗章龙。罗说：“陈先生好竟我非常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濮德治回来把罗章龙的话告诉了陈独秀。
“罗章龙没有讲别的话？”陈独秀问。
“罗和我没有私交，我们谈不下去，我看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象是谈恋爱。”
陈独秀无可奈何：“差不多了。”
五
12月，刚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陈独秀曾托人到国民党中统局打听王文元被捕后的下落。
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三人谈论局势。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得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濮德治、王文元问陈独秀，什么新方法？陈独秀说，“我们可以和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公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王文元一听很对劲，忙问：“这和史派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王文元说：“听说谭平山想拉你组织第三党？”
陈独秀说：“拉我组织第三党的还有朱家骅，我素来不愿受人摆布。”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刊登在《宇宙风》第52期上的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
“鲁迅若在世，他是一定要反驳你的。”濮德治说。
陈独秀想到鲁迅反驳陈其昌，说：“鲁迅也是人，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向来反对贬他，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反对抬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我很敬佩他不附和别人。”
当时宋哲元部下179师师长何基沣在汉口养伤，陈独秀计划让王文元、濮德治到何基沣军队做政治工作。不久何基沣被免职，三人计划落空。与何基沣联合的计划失败后，王文元、濮德治对陈独秀“新的方法”表示怀疑，加上一些民主派人士对托派有戒心，王、濮的热情一落千丈，不愿出席有关会议。王文元指着陈独秀在汉口青年会讲演稿对濮德治说：“老头子把战争胜利押宝押在国外军火、全国民众、政府军队三件事上，调子太低。”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收进了报刊“暂缓登载”的演讲稿。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渐渐，一些民主人士对罗汉冷眼相待了。开始，罗汉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讲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两人大吃一惊。
六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1937年11月29日，王明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有陈云、康生。
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啄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见到这篇文章，陈独秀打了一个寒噤，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11月20日，《解放》刊登“冰”文《陈有行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时隔半个月，《解放》的调子突然转了180度。
罗汉也疑惑不解，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和你是主张抗日的。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陈独秀、罗汉哪里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与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谈到中共中央提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声色俱厉，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有人反对，说：“陈独秀与托落茨基究竟有所不同。”
王明大叫：“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关络托派，那还了得。”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宁、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
王明为了压住会议上的气氛，又增加了语气，说：“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有人不同意，认为这样讲不是实事。
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议结束后，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万矢一心地针对陈独秀而来，说他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陈独秀一时目瞪口呆，脸色发白。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关”，将这场陈独秀是汉奸的风波推向了高潮。
康生说：“1931年‘3 ·18’事变……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国民党外交次长——引注），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美车的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康生这么卑鄙，竟无耻到无中生有捏造人的汉奸罪名。”陈独秀恨恨地说。
罗汉也阴沉着脸：“他不仅陷害你，连我也陷害了。”1938年3月16日，逃难到汉口的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9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已……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也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了“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9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与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去信《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任。
对于林庚白的小插曲，王星拱等人从内心里瞧不起。《新华日报》刊文“评关于林庚白的信”，说“陈独秀秀虽然是一个文化人，但是并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文化人就不会当汉奸”。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沈钧儒等“七君子”也是抗战后被保释出狱。
《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十分气恼，原来是这样定我为汉奸的呀！
他和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
当时我，陈独秀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因为是盛气之下，信上也是怒气冲冲。
《新华日报》拒绝发表。
3月18日，陈独秀急急打开《新华日报》，没有找到自己的信，却找到了张西曼来函，张西曼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他和林庚白一样，声明对前封信不负责任，但他承认，陈独秀是一位“爱国的学者。”
周哀南发表“政治家的风度”一文，讽刺林、张二人登报“曾署名而又声明不负责任的来信。”“听说林、张二人精神上很不舒服，林庚白虽然带着他的后备太太在各大小馆子里出现，但兴趣已大不如前，……张西曼则好几天蛰居江汉路贯忠里的20号的楼上，颇为憔悴。”
对于周哀南和林庚白、张西曼的笔墨战，《新华日报》发表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说“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又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关于声明与托匪脱离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是事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
针对陈独秀信，《新华日报》3月21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短评又说：“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辨护……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底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新华日报》同时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三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陈独秀一眼便看出，他们是证明自己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上次给陈其昌的信，已明确不隶属任何派别，何不把这封信发表，他们不是要脱离托派的证据吗？”
陈独秀说：“这样老彭他们会不高兴。”
罗汉说：“顾不得了。”
陈独秀便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底稿找了出来，连夜重抄了一遍，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见陈独秀发表了“给陈其昌的信”，没有立即作出什么反应，双方暂时偃旗息鼓。
战争阴影下单调的武汉报纸，因陈独秀是否汉奸闹剧，热闹了一阵子，终于偃旗息鼓。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何资深）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这期间，周恩来也多次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徐特立来看他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陈独秀估计王明、康生不会善罢甘休。
4月8日，他给长沙的何之瑜（贺松生）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帐。”
何之瑜2月初曾写信邀请陈独秀避住长沙，在岳麓山下从事著述活动。陈独秀担心湖南乡间土匪多，离武汉又近，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有答应。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的事情有了一个段落，我的事怎么办呢？”
陈独秀知道罗汉指康生文章，说：“康几次提到你有汉奸行为，你也要有一个申明。”
罗汉便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他知道《新华日报》不会发表，便投给了汉口《正报》。
4月24日，《正报》刊登了罗汉的信。罗汉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关于领取日寇津贴事。罗汉反驳说：“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三百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关于与美国侦探联系事，罗汉反驳说：“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8年4月3日，阴历三月三，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向汉口。4月14日，周恩来找到住在大华饭店的张国焘，接到他八路军办事处住，劝他回延安。张国焘说：“我和毛泽东、王明不能志同道合。”想溜之大吉，最后选择周恩来提出的三个办法中的第三个办法：“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8党的同盟者。
陈独秀当时没有见到张国焘。他想，大约张国焘本人是希望来见他的。看到报纸的当天，他给贺松生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但几天后，张国焘在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十多年没有见面，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但气色不好，松松榻榻的方脸膛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见他膗样，皱了一下眉头：“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长征到达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
陈独秀问：“今后怎么办？”
张国焘说：“我去见了蒋介石，只好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了。”说着，张国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干巴巴的笑了一下，说：“走老蒋这条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有别的路走，我当然要走别的路。”
陈独秀见张国焘投靠老蒋，顿生反感。嘴里有一句有一句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没有注意陈独秀的冷淡，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事。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稿，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
“你好像没信心？”
“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见话不投机，张国焘告辞了。
天气渐渐变暖，被康生、王明搅了一阵子之后，陈独秀打算离天政治，老归山林，做一个道道地地的平民百姓。
这么一想，陈独秀心情又好了起来。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意见到他。云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意，陈独秀一会儿就听出来了，他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托派工作。
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陈独秀听出，刘仁静讲“他们”，意思不含自己。刘仁静1935年被托派临委开除“党籍”。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我知道。”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怎么办呢？”
陈独秀想了一会，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潘兰答应了，将条子收好。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丢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
刘仁静怅然无言，没有落坐走了。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也没有留他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