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秋末的落日已徐徐西沉，岳州路永吉里11号一片寂静，陈独秀借着黄昏的灰白色光线，吃力地看着当天的报纸。这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陈独秀脸色灰白、心惊肉跳，这个地方很少人知道，而且，敲门声也不对呀？但此时已无退路，他只好硬着头皮打开门，应声涌进了好几个中西探员。
进来的几个人立即盯住了开门的人，陈独秀一身淡蓝色哗叽长衫，面色清癯，留有微髭。来人见陈独秀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生，松了一口气，亮出了法院的搜查票及拘票，说：“我们是奉法行事，你跟我们走一趟。”
陈独秀没有动，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无故抓人？”
探员来自上海公安局总巡捕房政治部和嘉兴路埔房，一位满脸横肉的大块头捕快喝住陈独秀：“少费话，有话到公堂上去说。”
陈独秀看了一眼捕快说：“你们没有看到我一身病吗？怎么上得了公堂？”
探员互相望了望，一位为首的捕头说：“有病不要紧，我们送你去二部局医院。”
陈独秀见拗不过去，转身找了一顶淡黄色呢帽，戴在头发花白的头上，镇静了一下，神色安详在捕快出了门。
后面几个人将陈独秀桌上和抽屉里的文件材料，一起放入纸箱中，搬到了红皮钢甲车上。
陈独秀暗自思忖，这回完了。蒋介石已杀了他两个儿子，这回该轮到他了。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单去年就杀了邓恩铭、恽代英、蔡和森、邓演达，他陈独秀早就是蒋介石通缉的首犯，这回百劫难逃。
门外是暗黑一片。门前裁缝店的小老板伸了一下头，又赶紧缩了回去。身后传来了拴门垢。
陈独秀被捕探带到嘉兴路捕房，进门大吃一惊，原来彭述之、谢德盘、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5人已关在里面。
陈独秀和彭述之坐到一块，说：“我以为就逮了我一个人，怎么你们也逮来了？”
彭述之轻声说：“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错了。”
下午，这几个人在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谢德盘家开托派常委会，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突然一下子冲进来许多人将他们逮捕。陈独秀胃不好，没有参加会议。
陈独秀困惑不解，说：“郑超麟被抓后，你劝我搬房子，我说不用搬，现在搬了，也出事。”
彭述之把声音压得更低，说：“我们要留心，这里面恐怕出了问题，知道你的住址的人不多。”说着他用眼睛扫了另外4个人。
陈独秀会意地点点头。
到了夜里，梁有光、王晓春也被抓来了。
陈独秀问：“你们是怎么被抓的？”
梁有光说：“他在我家，一起抓来了。”梁有光住新闸大通路斯文里1044号。
陈独秀说：“你住的地方我都不清楚，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呢？”
梁有光苦着脸说：“我也怀疑。”
王晓春蜷缩在墙脚，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他因跳窗逃跑，被抓后挨了拳脚。
濮德治走到陈独秀旁边坐下，轻声对陈独秀说：“我怀疑问题出在费克勤身上。”濮德治即濮一凡、濮青泉，怀宁人，和陈独秀是亲戚。
陈独秀忙问：“怎么回事？”
濮德治说：“张颖新前几天碰到费克勤。”张颖新是濮德治妻。
陈独秀突然想到了什么，说：“是不是那天在你家遇到的那个女人？”
濮德治点头说：“是的，她和我爱人是留苏的同学，张颖新不知她后来干什么，就冒冒失失带她回家，偏偏又遇到了你。”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你们不是搬家了吗？”事后，陈独秀叫濮德治搬家，结果濮德治搬到法租界圣母路商福里222号。
濮德治说：“费克勤知道我在招商局工作，我搬了房子，她更起疑心。她那天见到你的样子，我就感到她不是好人。”
陈独秀似信非信说：“还不能肯定。”
“今天下午他们来抓人，我看到费克勤在车子后面鬼鬼祟祟的。”
陈独秀点点头：“差不多了。”
除了费克勤盯梢，还有国民党特务黄麻子及原“战斗社”成员解叔达、徐乃达。抓住陈独秀后，这些人获3万元奖金。
过了一会儿，陈独秀皱着眉头说：“不对呀，那个女人的抓住的你们，怎么抓到我和梁有光呢？”
濮德治漠然地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5个人抓来后，可分开过？”
“我们是分开提审，谢德盘才20岁，提审的时间最长，回来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濮德治见问，警觉起来，看了谢德盘一眼，谢德盘正拿眼在看他们。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孩子胆子。”
这时谢德盘过来说：“你们还没睡觉？”陈独秀忙说：“就睡就睡。”他用手杵了一下濮德治，俩人不再作声。谢德盘走开后，陈独秀说：“开始，我还以为是潘兰呢。”
濮德治没听清楚，问：“你说什么？”
陈独秀闭着眼睛说：“睡呢。”
第二天，王子平、何阿芳两人在唐山路业广里335号被捕，王鉴堂在法租界福履理路建业里22号被捕。
陈独秀咬牙切齿地说：“看来是谢德盘出了问题，他是中常委秘书，只有他知道这么多人的地址。”
10月17日，陈独秀一行人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受理。从他们家中搜到的十箱文件书籍，也随汽车送到。每人前胸缀了一个号码。陈独秀前胸缀了个“6”字，因他是第6个被捕。
赵镇镗推事升座第一法庭，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后，提出依据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及同法第6条起诉，但有关事项尚须调查，要求改期会审。
陈独秀前被送到二部局看病，因病不重，仍来受审，但赵镇镗允许他坐下。彭述之等人仍然一旁站着。
会审后，法院即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作主。18日用快电报告了南京行政院。他不知道陈独秀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仍称之为共党重要分子。
南京接到吴铁城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俩人押解南京。当时汪精卫辞职赴德国，蒋介石在武汉。吴铁城不敢怠慢，命令上海公安局去火车站严加警戒。闸北五区警署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晚上，上海公安局将陈独秀、彭述之武装押解到北站，乘11时夜车押解到南京首都卫戌司令部讯办。
火车吼叫了一声，吐出一阵白烟，轰轰隆隆开出上海。过了一会，阵独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听着陈独秀悠然自得的鼾声，彭述之怎么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清晨，彭述之对双眼朦胧的陈独秀说：“你昨夜睡得好香。”
陈独秀见彭述之脸色苍白，说：“你才30几岁，来日方长，不要想许多。我已是半老人，已无所求。”
说话功夫，火车已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黄凯等人到车站接车，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到南京凶多吉少。”
彭述之问：“为什么？”
陈独秀说：“你真糊涂，在上海我们是民事法庭，在南京是军事法庭。”陈独秀见彭述之一脸惶怵的样子，改口说：“也不见得。”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转押陈、彭二人给军政部军法司时，拨洋一百元作备用金，当时陈独秀和彭述之没有被条。陈独秀知道自己有特殊待遇，对中央党部的人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他不知道蒋介石在武汉。来人答应转告上面。
隔日，黄凯带上陈彭案卷材料，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情况。当时蒋介石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怎么处理陈独秀，蒋介石犹豫不决。10月19日上海《晨报》宣称陈独秀已不是共产党首领，主张区别看待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对其案件，“由法庭在严格之司法保障之下，加以审查”。蒋介石想志了陈独秀那篇《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
见到黄凯后，蒋介石指着材料问：“那个谢德盘是什么样的人？”
黄凯说：“是共产党反对派秘书，一个20岁的青年人，据称上过黄浦。”
蒋介石睁大了眼睛，立刻来了精神，说：“你拍个电报给吴铁城，叫他派人把谢盘带来见我。”
黄凯小心翼翼地说：“您的意思是亲自审问？”
蒋介石咧了咧嘴，似笑非笑，说：“审问是你们的事，我只想搞清楚陈独秀是不是和江西共产党一回事。再说他是黄埔的学生，我是校长，也可以见见面。唵。”
“据谢德盘讲，陈独秀和他们没有关系。”黄凯毕恭毕敬地说。
蒋介石挥了一下手，说：“我知道了，唵。”
黄凯没有回来之前，军法司不敢处理陈独秀、彭述之案。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陈公博、顾孟余都是我的学生，现在做了国民党的大官，不知他们能不能帮忙？”
彭述之一听，忙说：“赶快带个信出去，请他们来一趟。”
陈独秀内心打鼓，说：“试试瞧吧？此一时，彼一时，也不知他们现在是怎么想的了。去年，高君曼去世，陈公博是帮忙的。”
军法司的人告诉陈独秀：“顾孟余、陈公博不在京，是否来见你们，等他们回京后再定。”
彭述之说：“托辞。”陈独秀没有吭声。
过了一会儿，陈独秀对军法司的人说：“能否读报通信？”
军方说：“不可，没有接到命令，不敢作主。”
陈独秀又问：“能否读书？”
军方答：“可以读孙中山的书。”
陈独秀说：“也好，比没有书强。”
军方找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他小册子，说：“其他事我们作不了主，读总理遗教，我们能作主。至于见外来访客和新闻记者，目前都无法答应。”
10月24日，蒋介石当面问清了谢德盘，确信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没有关系后，打电报给南京，谓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尊严。头一天，胡适打电报给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当天，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坛暇、宋少屏8人致电南京，“伏望矝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蒋介石说，凡是给陈独秀说情的文电，不管是谁打来的，都不要答复。
10月25日下午，何应钦召呼军法司长王振南，请王振南带陈独秀到军部何军钦的办公室。
何应钦和陈独秀寒暄了一下后，告诉正襟危坐的陈独秀，蒋介石来电，将交陈独秀到地方法院审判。并解释蒋介石、陈立夫没有时间见他。
陈独秀表示感谢。
何应钦问陈独秀说：“对赣鄂共产党暴动情况，你可知道详细情况？”
陈独秀答：“均为干部派指挥，与我无关。”
何应钦请陈独秀谈谈他的托派活动和政治主张，陈独秀表示赞成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大政问题。并主张武装民众抗日，认为联俄抗日比联英美有利。
何应钦谈兴很浓，俩人谈了两个小时。
何应钦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也不推辞，拿笔写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身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看了，勉强地笑了笑，说：“写得好。”他不得不佩服陈独秀，此时此地用此句，与彼与已，都最恰当不过了。
临走，何诮钦告诉陈独秀，柏文蔚今日来京，还问到你的事。
从何应钦处回来，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给陈独秀看。因为蒋介石、何应钦都表示由法院来办陈案，军法司也不愿作恶人头。当天王振南就接受了记者采访，表示一接到通知，就将陈、彭移交江宁地方法院。
陈独秀回到十禀巷军法司，情绪好转，这时监狱办事人员送进来一张条子，说：“一位女士自称是你的家属，求人来见你，我们没有同意，她便写了一张条子。”
陈独秀接过一看，是“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九个字。
“王哲亚”是个化名，陈独秀不知是谁，但见有人来探监，情绪更好，尽管胃不好，晚上还是多喝了两碗稀饭。
彭述之见陈独秀情绪好，自己情绪也跟着好起来。陈独秀不死，他也死不掉了。
第二天上午10时，俩人乘大卡车被移解到江宁地方法院，记者听说后，蜂拥而来。江宁看守所所长龚宽见陈独秀有来头，将他送到主犯人病室2号房。
陈独秀进屋后，有人将随车运来的行军床和铺盖随之搬了地来。陈独秀见里面有洗脸架、案凳，室内清洁，光线也好，很满意。
龚宽说：“这里先前是牛兰居的房间。”瑞士人牛兰是“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去年夏天被捕。
陈独秀看了一眼龚宽：“是么？”
“是的，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什么时候判的？”
“8月份。”
陈独秀点点头，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陈独秀、彭述之来后，检察官员吴绍昌按惯例作了讯问笔录。
过了一会，龚宽来问：“有记者要采访你们，见不见？”
陈独秀一听，很高兴，忙说：“见，见。”
陈独秀将带来的几本孙中山的小册子，《水浒》等书放在案凳上，便和龚所长来到候审室。不一会，彭述之也来了。
记者问陈独秀：“在狱中有何感想？”
陈独秀说：“在狱之人，他无所望，唯一要求，即望当局予以公开审判。”
“你对南京有什么看法？”
“我有20年未到南京，见各处之建设及商业之繁盛，真胜其百倍，在此国难日亟之时，政府仍能努力发展建设，此点实为国家前途庆幸。”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柏文蔚一起到南京小居过。
“开庭时是否请律师代辩？”
“无钱”。
“律师界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等人要给你当律师，有何想法？”
“此非法律事，是政治问题，请不请律师，尚未定下来。”
记者又问了一些彭述之问题，见彭述之不断咳嗽，面呈倦容，又转问陈独秀。
隔日，龚宽告诉陈独秀：奉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朱隽之命，“在质查期中，拒绝一切接见及书信往来。”但过了几天，龚宽就同意他看中央军校出版的各种军事丛书。因他胃不好，看守所找医生给他看胃，允许他到室外散步和看守人员谈话。
10月底，高君曼生前好友刘梦符来看陈独秀。因为陈彭案已转为民事法庭，龚宽睁一眼，闭一眼，让她进来了。刘梦符谈了一些高君曼生前情况，临走，陈独秀写了一个条子，请他设法交给吴静如。当时刘静贞化名吴静如，每月从上海到南京，探视军人监狱中的丈夫郑超麟。
“见到吴静如，麻烦你带她来我这儿。”陈独秀想知道外面情况。
刘梦符点头答应了，说：“吴静如到南京不方便，说住到我家去。”
一日，北大蒋梦麟校长来看他，陈独秀特别高兴。蒋梦麟是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属于知识界名流，因此，看守所允许他前来探视。
蒋梦麟带来一兜子水果和几部小说，说：“报上讲你想看《水浒》，我便找了几部小说带来。”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你这么细心，我整日闷在这里，只希望早日公审。”
蒋梦麟说：“孟真、叙雅、启明、兼士都向你问好。”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这次又连累许多老朋友，我这个人，总是给老朋友带来麻烦。适之还好吧？”陈独秀见蒋麟没有提到胡适。
蒋梦麟说：“他很关心你，给蔡元培拍了电报，叫蔡院长就近营救你。”
陈独秀感激地说：“我已听说了，真难为他。”
蒋梦麟问：“什么时候公审？”
“大约是下月底。”
“近来身体怎么样？看你脸色，似不怎么好。”
“胃不好，只喝稀饭，想吃肉和饭，可是不行。”
“买药可方便？”
“看守所条件还好，我住的是牛兰住过的病号室，吃药不难，平时还可以散步，随便与看守人交谈。以后判了刑，怕没有这么自由了。”
蒋梦麟点点头，安慰他说：“你想宽些，以你的情况和外间评论，你的罪或不至重，关几年，放出来就好了。”
陈独秀点点头，说：“近日北京的老朋友有什么新作？”
“叙雅出了一本《淮南集解》。”
“我打算在狱中写一些古文方面的东西，打发时间。”
“这样最好。”
临别，陈独秀告诉蒋梦麟说：“如果来信，可寄请段书治转给我。”
蒋梦麟答应了。
段书治即段锡朋，当时有国民党教育部任政务处长。《大公报》刊出蒋梦麟探视陈独秀的消息，他也带了水果来看陈独秀。
因为没有纸笔，陈独秀请段锡朋代为致函给胡适，不烦他们再请律师了。段锡朋连忙答应了。当时国际知名学者杜威、罗素、爱因斯坦都拍来电报，请求蒋介石放陈独秀。此事对段锡朋也有感染。
段锡朋问陈独秀，打算请谁做律师。陈独秀说：“请平京法律事务所律师章士钊他们。”
段锡朋笑着说：“好、好，章大律师是你的老朋友，聘做律师最好不过了。”
陈独秀笑着说：“我们也是老对手。”
段锡朋和看守所说情，允许他写信。拿到纸笔后，陈独秀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叙述了狱中候审情况。他希望胡适给他借英文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同时劝胡适专心做学问，“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听到了社会上关于胡适要从政的传闻。
当时金树仁、何键以及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委、国民党长沙市执委、一些县党部及陆军七十八师等师党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陈独秀，“处以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陈独秀不知这些情况，仍在给胡适信中悠闲自得地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
有人喜欢陈独秀这种豪爽的风格。《大公报》载文认为，蔡元培等人“矝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
1933年3月，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人的起诉书。朱隽检察官在准备起诉书时要翻阅十箱材料。《起诉书》说：“陈独秀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陈独秀看过《起诉书》说：“说我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真是欲加之罪。”
4月14日上午9时，江宁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开审陈独秀等人。审判长胡善偊及推事、检察官、书记官5人升座，章士钊等5位律师入辩护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十人。
闻讯前来参加公审各届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
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审判长胡善偁问陈独秀姓名年岁籍贯等问题后，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
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
“《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
“是有的。”
“几时生病？”
“去年8月。”
“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
“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这是实事，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二）中国人穷至极点，……（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
胡善偁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11时33分。旁听席上一时鸦雀无声，一时又交头接耳、喷啧赞赏。
第二天，仍在原地审讯。第一天审讯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4个人。第二天审讯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竟豪、梁有光、王莹堂6个人。
陈独秀在开庭初修正了一下昨日自己的答话，然后被带到庭外等候。
到了中午，陈独秀又被带到庭上。
胡善偁看了一眼案卷，“托洛斯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答：“是”。
胡善偁不再问陈独秀，转问彭述之去了。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次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透明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不少人从镇江、无锡、上海专程起来旁听。法院无法安排许多人旁听，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签发旁听证，进不来的只好站在庭外。一时间法庭门厅、过道、窗外、记者席都站满了人，总计达2百多人。
审判长期善偁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入律师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十人。
辩护开始，陈独秀对前几日审讯记录中托派最终目的问题作了修改。
这时，法庭还没有搞不禁王兆群是否是罗世凡，于是胡善偁再次讯问陈独秀。
胡善偁问：“罗世凡是否常委？”
陈独秀答：“他是候补常委。”候补常委不参加10月15日春阳里会议。
“王兆群是不是候补常委
“不是的。”
这样，陈独秀就否认了王兆群即罗世凡。
胡善偁又问彭述之、王武，都不承认王兆群是罗世凡，说罗世凡没有抓到。
接下来由起草《起诉书》的朱隽检察官宣布陈独秀等人的法庭审问结论。朱隽说：“史托两派不同的地方一都是内部问题，……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他是主脑，所以无论宣传命令，他都要负责，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
朱隽在宣读王兆群审讯结论时，说：“上海公安局证人陆文虎供说，搜捕时，他们像在开会，每人手里拿一只墨水笔，一本簿子，又谢少珊（即谢德盘）在高二分院供过，常委5人，都被捕了，没有一人逃脱。由此可见，被告知非常委，何能出席常会。所以王兆群就是罗世凡，就是常委。”
谢德盘当叛徒后，不敢和陈独秀对簿公堂，再加上罗世凡第一次去谢德盘家开会，所以谢来了也判断不了王世群是否是罗世凡。
陈独秀等人为罗世凡解脱，钻了这个空子。
但朱隽一口咬定王兆群是罗世凡。
下午1时45分，朱隽才宣布完毕。
胡善偁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抗辩。”
陈独秀说话时，大厅里一片安静：“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旁听席上传出一阵阵哄笑声。
陈独秀将他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三点理由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
陈独秀抗辩后，章士钊律师起身为陈独秀辩护。
章士钊的“辩诉状”和朱隽的“起诉书”一样，认真准备了很长时间。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没有根据。
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章士钊也知陈独秀的苦心，所以他说：“此义陈独秀必不自承。”最后他说：“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格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章士钊提到“保全读书种子，”已有陈独秀被杀之忧。两人毕竟清末时的老朋友了。
章士钊辩护词洋洋千言，《国闻周报》记者算了一下他的辩护时间：53分钟。
章士钊发言一结束，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诉为准。”台下哗然。“凤骨嶙峋”，有人伸出大姆指称赞，“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
“想当英雄豪杰”，也有人摇头。
下午6时35分，法庭辩论在王鉴堂“放我回一回一回家去”的结结巴巴的声音中结束了。
6天后，即4月26日下午2时，宣判的最后时刻来到了。陈独秀尽力像以往一样若无其事，但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脸色发白。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3年。”朱隽检察官的声音似丘壑雷鸣，久久地在大厅里回荡。
陈独秀的脸色刹时变得灰白，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光，耳朵嗡嗡作响，朱隽下面的宣判词成了嘟嘟噜噜的呓语，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了。13年！出狱时他67岁，也许，他将毙命狱中。
不知什么时候，法庭身分一片安静，朱隽宣判结束了。突然，陈独秀咆哮着吼道：“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人也一起叫了起来。
一时律师、旁吸席上人也纷纷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偁见势不妙，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被斯诺称为滑稽戏一样的公审陈彭案结束了。
判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
江苏第一监狱在南京老虎桥45号（现东南大学南边），呈正方形，占地面积41925平方米。是直属司法部管辖的普通监狱，主要关押刑事犯。牛兰被判无期徒刑后，和夫人汪得利曾也关在这里。
陈独秀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里。典狱长告诉他：“住单人房间是优待，但你是政治犯，不准亲友探监。”
陈独秀问：“能否写信？”
典狱长摇头。
“读书看报呢？”
典狱长又摇头。
陈独秀很生气，但不好发作。
5月27日，陈独秀接到判决书，开始准备“上诉状”，用了半个多月，陆陆续续写了5千字。写完“上诉状”，请律师蒋士豪转交章士钊代呈。
一天，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想请汪氏叔侄来南京狱中探望他。
典狱长不同意，说：“上方有命令，不准给犯人转信。”
陈独秀一听，大发脾气，说：“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不如。”
中午陈独秀没有吃饭，狱卒来劝他，他说：“不让我通信，我饿死好了。”
晚上陈独秀又没有吃。
典狱长过来劝他说：“你要想开些，这是规定，不是我能作的了主的。”
陈独秀头晕眼花，垂下眼皮，摇了摇头。
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又没有吃饭，脸成菜色，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典狱长慌了，和上面商量，只好同意陈独秀写信。
一接到信，汪原放就来了。陈独秀判刑后，亚东图书馆从章士钊处拿到材料，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汪原放带了一本，递给陈独秀说：“叔叔在报上看到你吃了官司，他说这一回仲翁的性命一定难保了。还好，你的命大，总算捡了一条命。”汪原放不知道，中央苏区《红色中华》载文评论，“陈托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陈独秀翻了翻小册子，见收进了《起诉书》、《辩护词》、《判决书》、《章士钊答中央日报记者》等材料，笑着说：“你们费了不少心事。”
汪原放说：“只印了1千本，不少人要，听说有几所教会学校打算收入课本，作法学课教材。”
“是么？”陈独秀十分高兴，“报纸上怎么说？”
“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为名，禁止报纸刊登。听说天津《益世报》登了。”汪原放压低声音说。
陈独秀“嗯”了一声，突然想起什么，连忙翻了翻章士钊“辩护词”，见到“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这几句，皱着眉头说：“行严真糟，你看罢！……这成什么话”，说着，陈独秀拿笔将这几句划去。
汪原放见陈独秀生气，说：“外间报纸评价章律师义务为你辩护，古道可风呢。”
“像这样给我辩护，我再也不要他替我答辩了。”陈独秀依然生气地说。
“你改一改，我带回去给间律师看看。”汪原放说。陈独秀“唉”了一声，恢复了刚才的样子。
汪原放临走时，陈独秀关照他去催问章士钊上诉状的事。汪原放问：“回信寄到哪里？”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寄给教育部政务处段锡朋收转。”
6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朱隽在“答辩书”中说：“被告上诉（意）旨。强为曲解。厥难认为有理，希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判刑后，国民党想劝降陈独秀，不少要都都来狱中探望劝降。
一日，宋美龄也来了，铁道部长顾孟余提着一兜礼品跟在她后面。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同人之一。
宋美龄笑着说：“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谢谢蒋先生。”
讲了几句闲话后，陈独秀对顾孟余说：“你当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知道是去年陈独秀托人带信给他的事，忙说：“哪里，确实是外出了，后来妻求见你，正赶上不准见人，就没有勉强狱方了。”
宋美龄插言说：“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
陈独秀正色道：“我不是当官的料。”他朝顾孟余望望说：“我那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里含讥，坐不住了。顾孟余平白受了挖苦，也不是滋味。他出门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又陆续来了不少人劝降陈独秀，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出门后对人说，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的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对陈独秀态度也好了起来，给陈独秀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
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书架堆满了诗、书、史、学，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
有时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要来看陈独秀，讲些闲话。陈独秀见了几次，对典狱长说：“这那成啊，我还要点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进来了。”
典狱长问：“他们送来的礼物、钱怎么办？”
陈独秀说：“人都不见了，钱、礼物当然不收。”
典狱长说：“这是对你的优待，来看彭述之的人，必须要登记，说清俩人关系，我不同意就进不来。”
陈独秀忙说：“谢谢。”
初秋的一天，凉风习习。陈独秀坐在书案前看书，桌上放着《马可波罗游记》、《水浒》、《原富》等书。
这时刘静贞（吴静如）拎着一盒饼干、几斤苹果来看他。陈独秀分外高兴，忙问郑超麟情况。
沪淞战争后，郑超麟由上海移到江东门外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那里是关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从监牢到监狱大门有13道铁门，四周是一层层水泥圈起来的高墙，墙上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间有瞭望塔，人称“天牢”。长期囚禁在里面的有陶铸、李丰平、顾卓新、潘梓年等大批共产党人，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这里的临时刑场被杀害。刘静贞喝了一口水，说：“你托人带来的信收到了，前几次我来看你，监狱不给进。”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这下好了，又知道超麟消息了，他怎么样？”
“脸色不好”，刘静贞说，“他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房。”说话功夫，刘静贞解开礼品袋，从饼干盒下面拿出几份材料递给陈独秀，说：“以后叫我吴静如，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要带到外面，下次我来，你事前准备好。”
陈独秀答应了，说：“你也要注意。”
“吴季严也关在里面，你知道么？”刘静贞问。
陈独秀说：“知道”。吴季严是陈独秀外甥，陈松年来探监，也到陆军监狱看过吴季严。吴季严因散传单被捕，化名周西岑。
陈独秀被捕后，托派又组织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刘伯庄任书记，几个月后，刘伯庄去大学教书。任曙想任书记，成立托派临委，遭到陈其昌、蒋振东、赵济反对。
刘静贞走后，陈独秀写了《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提出“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陈独秀给自己取笔名“雪衣”。
1933年10月4日是中秋佳节。狱方破例多烧了几个菜，陈独秀贪吃，晚上腹胀如鼓。桌上有上海黄钟医生专程来南京开的胃药，但他不敢吃。
半夜，一轮圆月跃到了高高的监狱墙头，牢房内白亮如昼。但陈独秀心中暗成一团，他担心自己得了“大肠癌肿症”。
第二天，他给方泉（汪原放）去信，请他找一趟黄钟医生。
过了几天，陈独秀的胃好了。他又遇到了一件生气的事，胡适从国外到南京，竟然不到监狱来看他。他给汪原放去信，将胡适大骂了一顿。
汪原放给陈独秀回信，替胡适辩护，叫陈独秀不要放在心上。
胡适听说陈独秀对他有意见，忙写信给陈独秀解释道：“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陈独秀看后，余气未消，他于11月15日又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弟前孙子所说；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与之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
汪原放见“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句，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把这件事放了下来。
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问她和陈独秀是代么关系。陈独秀女儿子美（喜子）来过，典狱长已认识了。
“学生。”女士回答说。
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独秀一看是潘兰珍，又惊又喜，忙问：“你怎么来了？”典狱长便知趣地走了。
潘兰珍见了陈独秀，两眼就红了，忍了忍，说：“编派的真像，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会真成了南京人了。”
陈独秀忙陪不是，说：“没有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唉”了一声，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
“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潘兰珍说，但声音已缓和多了。
陈独秀忙给潘兰珍削苹果，见潘兰珍朝书架上的饼干盒子看，陈独秀说：“都是人家送的。”潘兰珍走到床边，摸了摸床上的皮袄，陈独秀笑着说：“这也是人家送的。”
“你倒好，我一走，就把我的羊皮袄和驼绒被给当了。”潘兰珍半真半假地怪道。
陈独秀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潘兰珍，问：“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我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的头子，我当是谁呢？一看照片，我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了吗？”潘兰珍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我叫高语罕告诉你，叫你不要来呀！”陈独秀说。
“是我自己要来的。”潘兰珍说。
潘兰珍来了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友失而复得。想到这里，陈独秀笑着说：“我不坐牢，看来你是不回来了？”
“不回来，我的东西不拿走呀？”潘兰珍笑着说。陈独秀女儿子美比自己只小4岁，现在该是20岁的大姑娘了。她的衣服，子美都能穿哩。
陈独秀说：“你先回上海去，下次再来。我打算这几年写几本书，等有了稿费，你就来南京，不用去卷烟厂做工了。”
当晚，潘兰珍住到了中华门附近的刘梦符家。
年底，刘静贞来探监，说：“老托派了一个国际代表格拉斯，想见你。”格拉斯是美籍加拿大人，曾是美国托派负责人之一到中国后化名李福仁任上海《达美晚报》编辑。
一提到国际代表，陈独秀就反感：“还是不来的好，我一个囚犯，能做什么？不如多找别的人谈谈。我的意见，都写在文章上了。”说着，陈独秀将《对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交给了刘静贞。“区白”是彭述之化名，陈独秀不同意他以“倒蒋”口号代替“打倒国民党”口号。
当时，陈其昌、赵济、蒋振东挤走了任曙，成立了托派新临委。格拉斯来了后，和刘仁静搅在一起，从北京调来斯朝生、胡文华等人，陈独秀知道后，说：“看来我不见他是对的。”
狱方对于陈独秀在狱中的托派活动毫无察觉。1934年7月21日，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布，改判陈独秀为有期徒刑8年。
在这之前，陈独秀读报之余常写些讽刺诗，讽刺蒋介石等头头脑脑，以此消磨时光。减刑令下来后，他将这些诗收好，怕狱方发现，影响减刑。不久，陈独秀兴趣又转到书法上。
一次，牢狱要陈独秀写字，陈独秀说：“隔几日吧。”将牢狱打发走了。
濮德治问：“你怎么不给他写呢？”有时狱方允许濮德治来陈独秀病室坐坐。
陈独秀说：“我给他们写了不少，一个人家里怎么只挂一个人的字呢？后来我才听说，他们是把我的字拿去卖钱。”
濮德治恍然大悟，说：“你的字我很喜欢，狂草、郑板桥体，都有功夫，很像你的为人。”
陈独秀一听，很满意，情绪又有了。他说：“；我的嗣父亲昔凡带我到杭州曾子固家练了几个月的字。”
“我也临过帖，总写不好字。”
“临帖会流于笨缺拙，不临帖又有肉无骨，要达到书法妙境，既要天分，也要功夫，才会内劲外秀。”
“你认为你的字如何？”
陈独秀说：“差得远，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
濮德治听得出，陈独秀并不讲自己字差。1934年9月27日，陈独秀给汪原放去信，寄上一条宣纸，请他交给章行严，“请其大笔一挥，……最好能写他的近作诗词，愈速愈好。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
冬天，章士钊给他写了一首诗，自己裱好了寄来。朋友坐牢，别的要求就答应，这个手边人情，他还是肯给的。诗中写道：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物。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朵博泉声。
红叶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一天，汪孟邹来看陈独秀，说：“行严的诗有些像你的‘存殁六绝句’，尽谈人世沧桑，读起来有些悲凉。”
陈独秀说：“倒合我现在的心境。士钊和曼殊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个实足的官迷。”苏曼殊1918年逝世。
汪孟邹环顾了一下陈独秀的书架，说：“你现在闲居斗室，可还写诗？”
“写了一些。”说着，陈独秀从书架中抽出一沓纸来。
汪孟邹看题头，是《金粉泪》三个字，忙急急看了起来。
其一云：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其二云：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家园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汪孟邹连看了几首，没有看懂要害，见陈独秀在一些诗后作了简短的注脚。讽刺一些党国要人蒋介石、杨永泰、邵元冲、戴传贤、吴敬恒、何应钦、陈公博、李石曾、张人杰、汪兆铭、孙科、胡汉民、陈济堂、陈立夫等人。
汪孟邹不敢看了，忙说：“你给我拿去，让原放看看罢。”
陈独秀说：“拿去吧，不要传出去。”陈独秀知道，这些诗摆在这儿，不是好事。
临走，汪孟邹说：“年关过了，书店急待要些钱周转进书。”
陈独秀说：“我给你想想办法，找柏文蔚何？”
汪孟邹说：“你试试吧。”隔了一会，汪孟邹看了看陈独秀说：“你要注意身体。”
两年狱中生活，陈独秀的胃病加重了。原以为只是胃肠炎，结果一查，是十二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
陈独秀说：“我没有东西吃，血压也升高。”
陈独秀要求到外面就医，狱方不同意，说要上面同意，结果上面也不同意。
狱方干脆叫只判了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俩人轮流照看陈独秀。这样，一旦头疼脑热，陈独秀身边总有个照应。
和濮德治、罗世凡在一起，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常可以放开思想谈话。他们两人逮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
一次，罗世凡问陈独秀：“习惯吗？”
陈独秀和蔼地说：“可以，还可以。”
“听濮德治说，你们是亲戚？”
“是的，我娘家姓查，我母亲和小濮的母亲是堂姐妹。”
“那很近啦，五服以内。”
“我母亲比小濮母亲大20多岁，我比小濮也大20岁。”
“濮德治很尊重你，按辈份，你们是老表，实际上他把你看成长辈。”
“父母不在，长兄为父嘛。”陈独秀说。
罗世凡点点头。
天凉后，典狱长就发现潘女士几乎天天探监。上午9点来，下午5点回，中午在牢房里和陈独秀一块用餐。当时江苏第一监狱关了几十名女政治犯。如夏之栩（赵世炎爱人）、钱瑛（《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原形）、帅孟奇（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放之（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都关在这里。几天前，刘少奇爱人何宝珍从这里被押往雨花台枪杀。
一天，典狱长找到濮德治，说：“我们优待陈先生，优待也有个界线，总不能把监狱当成旅馆吧？这样叫我们为难。”
濮德治一听，知道是讲陈独秀与潘女士的事。忙问：“怎么了。”
典狱长绷着脸说：“你可知道潘女士来历，我们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但学生不会天天来。陈先生的女儿我们认识。看守报告说，他们在狱中有肉感行为。”
濮德治想为陈独秀挽回面子，说：“不会吧，他已五十六七岁了。”
典狱长说：“千真万确，已调查过了。你告诉陈先生我们不好说，要注意这事，弄得不好传出，我也要砸饭碗。”
濮德治点头说：“我来和陈先生谈谈。”
典狱长余怒未消，说：“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一个政党领袖，这样不爱惜自己，我为他叹息，往后请他自爱一点。”
典狱长走后，濮德治走到陈独秀房间，见潘兰珍不在，说：“你干了什么事，典狱长有些不高兴。”
陈独秀放下手中看的书问：“什么事？”
濮德治说：“与潘女士的事，他们都知道了。”
陈独秀一听，放下脸说：“他们知道什么？监狱制度真是万恶，将来一定要消灭监狱制度。压抑了人的本能。孔子讲，‘人之本能，食色性也。’我是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嘛。”潘兰珍这时从上海搬到南京，住到了段锡朋家中。
濮德治一向尊重陈独秀，又是本家，不好多劝，便找罗世凡谈。第二天，罗世凡又劝陈独秀：“你在坐牢，要压帛这个本能了，你也老了，以后要在压帛敛点上下功夫。”
陈独秀听了不太舒服，他说：“这很难，建党前我有些放任，建党后，我很收敛，没有胡来了。”
提到建党前的事，罗世凡像是漫不经心地问道：“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陈独秀一听，发了一顿大火，他说：“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这是私人生活，别人管不了，也不用别人管。”
罗世凡一听，将信将疑，不好再问。后来和濮德治谈到这事，罗世凡说：“我听人说陈先生年迈耳顺，牙齿整齐，风流不减当年，建党前，烟酒成瘾，常逛妓院。”
濮德治不想深究这事，说：“我不太清楚，但讲他烟酒成瘾，不合实事，他不喝酒，也不抽鸦片，只抽几支烟。”
罗世凡兴趣不减地问：“那讲他去四马路打野鸡，到大世界吊膀子，有无此事呢？”
濮德治说：“无可奉告。别人说他‘高楼若寂寞，无计度芳春’，他听了就发火。”
濮德治为陈独秀辩护，但心里知道陈独秀确有寡人之疾。狱中无聊时，陈与濮德治等人谈起人来，眉飞色舞，隽永风声，说某人眉清目秀，一往情深；某人皮肤油腻，红白均匀；某人外丑而内秀；某人外秀而内丑。一谈几个小时无倦容。
后来濮德治问到潘兰珍的事，陈独秀将认识潘兰珍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濮德治说：“一个女流，真不简单。”他见陈独秀脸放红光、精神振奋，又说：“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啰。”
陈独秀收起笑容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既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有一点，濮德治还是赞同陈独秀的。陈独秀说：“朋友妻不可欺。”陈独秀讲到有的同志被捕入狱，有人与其妻发生关系的事，大骂这人是畜牲，连青红帮都不如。
但陈独秀视婚姻为儿戏，濮德治不赞同，这不是反封建反对份了吗？但濮德治没有说出来，毕竟是亲族本家。
1935年初，刘静贞带来一些材料，其中有刘仁静主持起草的《临委紧要通知——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的材料，陈独秀看了极不高兴。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尹宽、刘伯庄、陈其昌等人建议参加宋庆龄、胡汉民、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武装抗日大同盟是错误的。
陈独秀对刘静贞说：“你回去就叫陈其昌来一趟，我问问情况。”
1935年1月15日，陈其昌到狱中见陈独秀。陈其昌一来就诉苦，说：“李福仁、刘仁静背着我开了‘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委，斯任书记，他们要我放弃意见，我坚决不同意。”
陈独秀点头说：“不同意是对的，李福仁刚刚到中国，什么都不懂，是个毛手毛脚的小猴子。”
陈其昌说：“他见你几次不同意见他，骂你是老机会主义。”
陈独秀生气地说：“他是什么？乳臭未干，有什么资格讲我。”
见陈其昌垂头丧气，陈独秀说：“写封信给你带出，公开表明我对李福仁的意见。”
陈其昌赶书记起身为陈独秀拿纸递笔，陈独季写道：“外国同志尚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狼戏的，特此提出警告。”
陈其昌喜笑颜开说：“好，要给他警告。”
陈独秀有意将抬头写成《给陈其昌、尹宽、斯朝生的信》。
几天后，李福仁、刘仁静、斯朝生对陈独秀提出警告，说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是“彻头彻尾斯大林的国民党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假如他们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思想，我们是同志，否则开除。”
到了2月，他们作出决定，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的托派党籍。
“这下好了，彻底开除了。”陈独秀话里有些玩世不恭。
濮德治说：“你可以省下心来与书稿。”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出书也难，古人写书，藏之名山，等后人来挖宝，引出一场厮杀，我这样穷光蛋一个，那能做这样赔本的事。”
提到出书，陈独秀说：“我来给适之写封信。”胡适寄来陈独秀拼音文字手稿，说“商务”已付稿费，请他修改后出版，并约他其它著作。
濮德治说：“上次来，你们好像争了几句？”
胡适来探监时，怪陈独秀没有专心于学术研究，要当政党领袖，结果身陷图圄。陈独秀也不让他，说，你跟着蒋介石，当了中国驻美国大使，只作一些研究，也不会被人鄙视的。
“你也讲重了些。”当时濮德治也在场。
陈有笑着说：“不要紧的，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这个人，以前还不错，有过勇气，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
濮德治见陈独秀谈兴浓，问；“你对蔡元培印象怎么样？听说他救过你好几次？”
陈独秀说：“孑民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这一点很像李大刈在大节上，蔡校长能坚持真理。‘五·四’运动时，他是带头辞职的。”
濮德治还要问，陈独秀举了一下手说：“你先看报吧，我的们都让你搅掉了。”
濮德治赶忙低头看报。
陈独秀请胡适找一下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倘真要，我便真写。”
一个月后，陈其昌神色惶恐地来说：“斯朝生、刘永良、王耀华、扈焕之被捕了。”
陈独秀吃了一惊，问：“怎么回事？”
陈其昌苦着脸说：“一个国民党特务冒充水电工人，混了进来。”
不久，刘仁静在北京车站被捕，押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判刑后关在苏州监狱。
刘仁静被捕后，李福仁没有了依靠，主动和陈其昌和好，要陈其昌带他狱中见陈独秀。
陈独秀还是不愿见他：“摆个国际代表的架势来吓唬人，我最讨套这种人。”
夏天，美国记者伊罗生从中国到挪威奥斯陆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认为“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我相信和陈独秀的人裂是不允许的。”陈独秀听到老托的意见后，又恢复了积极性，几次写信给陈其昌等人，建议陈其昌、赵济、王文元三人成立托派临委。
秋天，刚从欧洲回国的刘海粟到狱中看陈独秀。典狱长不认识他，刘海粟拿出段锡朋的条子，典狱长忙客客气气地带他进了陈独秀的房间。
穿着一件酱色毛线衣的陈独秀正扑在桌上写文章，案前到处是摊开的书。刘海粟紧紧握着陈独秀的和说：“你伟大！”
“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陈独秀说。两人都笑了起来。
典狱长见是大画家刘海粟，也凑着寒暄了几句。
刘海粟说：“蔡元培向你问好。”陈独秀知道，刘海粟是无党派人士，比别人来方便，说：“谢谢，请你代我向他问好。”
说了一会刘海粟在法国举办画展情况后，刘海粟拿出一幅册页请陈独秀题签，说：“我去黄山，遇雨射到文殊院，画了这幅古松图。”
陈独秀见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阴浓，想到“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诗句，嘴里赞叹道：“好松！好松！”
陈独秀见画纸不好，说“你这幅画，纸笔都很差，和我现在一样，所谓李拐碰李拐。”说话功夫，陈独秀已提好了款：“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刘海粟点点头说：“好，有哲理。”
陈独秀观赏了一会，重新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
独秀。”
刘涨粟见陈独秀行书流畅，请陈独秀写幅字作纪念，陈独秀想了一下，题了一副对联，“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海粟连连点头说：“好！我收下了。”
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刘海粟发现，门口有个便衣。大概陈独秀已习惯了，看不出有什么不自然。
1936年夏天，陈独秀在狱中听说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去信，寄去一些《斗争》、《火花》刊物，企图做鲁迅工作，十分生气：“怎么能对鲁迅发生幻想呢？”
陈其昌当时已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李福仁人组成了托派临委。
不久，鲁迅带病公开作答陈其昌来信，警告他：“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几个月后，鲁迅在上海逝世。
濮德治问陈独秀：“鲁迅为什么骂你是焦大？”
陈独秀摇摇头说：“焦大骂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粪。我不是这样小气的人，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
“你对鲁迅怎么看？”
“他骂了我，我也不能因为他骂我便贬他。我很喜欢读他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家中，鲁迅算是上乘的，但和世界知名作家和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比，还有一段距离。”
濮德治见陈独秀提到世界知名作家，问：“你对国外哪些作家印象好？”
“多啦！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歌德、海涅、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陈独秀边想边说。
濮德治打断了他的话，问：“中国呢？”
“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孔尚任、王实甫。”
“这都是‘五·四’以前的。”
“‘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但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是战将，不是主将。”陈独秀又扯到先前的话题上来了。
濮德治“嗯”了一声，说：“鲺迅自己也这样说，他说你是司令，他是听将令的。”
陈有叹了一口气说：“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提到我这个朋友，都要用引号。不过，他的小说确实做的好，我要是他，晚年决不放弃文学。从事政论，对他是一损失。”
夏天，陈独秀在报上看到苏联对托季联盟进行审判，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处死刑的消息，对濮德治说：“苏联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
1936年12月中旬，监多方面人气氛十分紧张，狱卒如临大敌，日夜值班。濮德治喜形于色对陈独秀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东北军、场虎城西北军扣住了。”
陈独秀听了，像儿童过节一样高兴，他掏出钱，请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点酒不沾，今天要喝个一醉方休。”
濮德治说：“还是不喝的好，典狱长会不高兴。”
陈独秀说：“不管他，蒋介石这回是死定了。”
说话功夫，陈独秀将书案捡空，找来两个茶杯作酒杯。喝酒时，他斟了一杯，转身倒在凳子周围，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
濮德治和罗世凡对望了一眼。
陈独秀又倒一杯，他说：“这一杯是为了延年、乔年儿。”说话时，陈独秀声音有些哽塞，他说：“为父的为他们酹上这一杯。”说完，眼泪就流了下来。
接下来，陈独秀与濮德治、罗世凡痛饮了几杯。
12月26日夜里，一阵阵爆竹声将陈独秀从梦中炸醒，监狱外锣鼓喧天，一打听的，是蒋介石放回南京了。陈独秀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
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爆竹昨晚炸了一夜，从爆竹声中，可以看出他有群众基础。”
濮德治说：“是政府命令放的，小商小贩不敢不放。”
陈独秀摇头说：“不，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几天后，陈独秀对来看他的儿子松年说：“到了8年，我还不一定能出去。”他见陈松年低头不语，又说：“我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
隔日，陈独秀精神稍好，他用心写了副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
1936年底的一天，空气寒冷清新，陈独秀穿着友人送来的皮袍，端坐在书桌前潜心研究文字学。
濮德治趁陈独秀休息时，指着他书桌上老子、荀子的书说：“你对中国哲学怎么看？”
陈独秀说：“中国哲学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诸子百家多数属于唯心论，如老、庄、孔、孟，但有一些是唯物论，如扬、墨、荀、韩非。”
濮德治听来听去，发现陈独秀很崇尚王充。他问：“你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看法？彭述这讲马克思主义以外无学问。”
陈独秀一听很生气：“扯淡！愚昧无知！马克思主义不是全能的上帝。彭述之是和苏联学来的。办联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的做法，怎么行呢？”
濮德治问：“苏联哲学和西方哲学比，看来你是欣赏西方哲学了？”
“我比较过中西方文化，还没有比较过苏联和西方哲学。对苏联哲学，我是门外汉，读得少。不过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书，我主张读一读。西方扣学家中，我很赞成易卜生。他说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这是至理名言。”
濮德治知道陈独秀讲这番话是亲身体会。陈独秀欣赏的另一个西方哲学家是尼采，认为，“他是批评万恶社会的哲人。”
陈独秀的书架上，有一本尼采著的《扎拉图斯扎拉》，濮德治很喜欢看陈独秀写的批注：“此声河志也，汹涌澎湃，荡尽人间污浊。”陈独秀见他看得专心，说：“这是我随便画画的，不能随意给人看，你是个例外。”
陈独秀在书稿及文章后面，有时署上笔名“宜明”，罗世凡是湖南人，不解其意。陈独秀说：“安庆简称宜城，东晋诗人郭璞说‘此地宜城’，你不清楚，小濮就清楚了。”罗世凡问：“宜后面加上‘明’，又作何解呢？”
陈独秀笑着说：“我最后一次路过安庆，正是中秋节。古人说‘月是故乡明’，此话一点不假呀！”
罗世凡看着久经沧桑的陈独秀，说：“想不到先生铁石心肠，如今也诗情画意、儿女情长了。”陈独秀说：“岁月不饶人啊！”
吴虞曾寄诗陈独秀“新书还望狱中成。”1937年4月，《东方杂志》24卷5、6、7号连续刊载陈独秀的《实庵字说》。陈独秀很高兴，坐牢坐出了一片新天地。
当时国内发生关于中国社会中问题论战。大多数托派分子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认为“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同意这些观点，并在《实庵字说》中予以论证。
濮德治、罗世凡对此没有兴趣，陈独秀说：“文字学本身有很大的实际用处，从文字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式和发展。”
濮德治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写大革命史？蔡和森、瞿秋白生前都写了。”
陈独秀说：“写大革命中要资料，那一年国际要我去莫斯科，如果去了，很可能就写了。”他不知道李立三因“立三路线”到苏联后，一直处在“检查”状态。
提到大革命史，濮德治问：“南陈北李，你比北李如何？”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正确如北斗。守常是一个大好人，一个坚贞卓绝的共产主义战士。”
濮德治又问：“现在文字学家争论纷纷，谁也不服谁？”
“不要紧的，大家意见一致了，就要承认，不管你是不是前辈、专家。现在的文字毛病很多，繁体字笔画多，外国人都不愿意学。中国人自己都学不好，怎么叫外国人学呢？”
濮德治见陈独秀情绪好，壮胆说：“郭沫若讲你是行家前辈，又说你在狱中看不到书，孤陋寡闻。”
陈独秀没有生气，很认真地说：“郭沫若有些方面有天分，别人看来神奇和不可理解，正是他有卓见的地方。但郭沫若也有浅薄的地方。他说我在狱中看不到书，也不完全对，有些东西，是研究方法问题。”
濮德治睁大眼睛，等待下文。
陈独秀说：“文字学研究，过去小学家拘泥于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这怎么可以，言前人之所言，就没有进步。但他不能标新立异，你标新立异、随心所欲，人家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白字连篇，如读天书，那还叫什么学问。”
这时，江苏南通的一位程老先生来探监，陈独秀十分高兴，起身相迎。濮德治笑着说：“知音来了。”原来这位程老先生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小学家，年初在《东方杂志》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3月份又看到《实庵字说》，慕名而来。一回生、二回熟，程老先生就成了陈独秀特殊的客人。
头几次谈庆，程老先生表示赞成陈独秀意见。这天两人谈了一会，就争了起来。
两人谈到“父”字时，陈独秀说：“父画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
程老先生说：“先生错了，‘父’是一盆火，教人炊饭。”
陈独秀听了不高兴，因为陈独秀考虑到氏族社会父权大，以此论证社会发展史一个阶段，程老先生反驳他，赞美地推倒了他的学说根基。
陈独秀一扫平常斯文，很不客气地和客人争了起来。
程先生以自己学富年高，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观点，见陈独秀不给脸面，发火说陈独秀“不通”。陈独有则回报程老先生“浅薄。”
程老先生颤巍巍拿起拐杖扭头要走，濮德治忙上前劝解，陈独秀一杨人家大老远来看他，他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
事后，濮德治谄诌了几句打油诗：“一日执杖一日火，二翁不该动肝大，你不通来我不能，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铁矿动怒敲脑壳。”
后来陈独秀谈到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他在北大时的学生，答应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程老先生千谢万射地走了。
隔日，濮德治和陈独秀又谈起文字学，濮德治说：“以你的政治家身份和外文基础，你应该读点马列原文。”
陈独秀说：“我怕翻字典，现在血压高，耳鸣眼花，日文可以看书，可是马列书都不是日文，日本没有出什么大思想家，英文有原文，你把书呼一字查出来，我就读。”
“那不就成了我读原文了。”
“是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都没有兴趣，怎么叫我有兴趣呢？”
陈独秀接着说：“中国现在的翻译还不行。我和曼殊翻译过《惨世界》懂得一些翻译。翻好一本书不容易，既要懂外国文字，又要懂本国文字。林琴南主张意译，胡秋原主张直译。意译也不是随心所欲，直译也不是机械硬套。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一次我看胡秋原翻译‘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百思不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三层楼上展开呢？就不能在一楼二楼上展开吗？我查看了日文原文，原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晚年陈独秀在信中称胡秋原为H。
濮德治听了哈哈大笑，陈独秀也笑了起来。
7月初，汪原放经南京去北平，到“一监”看陈独秀。汪原放说：“陶亢德写了几封信找叔叔，希望你早日写出自传。”陶亢德是《宇宙风》杂志主编。陈独秀摇着扇子说：“许多朋友要我写自传，那一年我在江宁候审，高语罕就写信叫我写，到底是你叔叔胆子小，不能即时印行。”
汪原放抱歉地笑了一下，说：“记得群益公司托曹聚仁找你要稿，你没有答应？”
“群益公司开出稿费每千字20元，每月付200元，条件优厚，我没有答应。我对群益公司不放心。”陈独秀一副不屑的样子。十几年前，为了《新青年》，陈独秀和群益公司差一点打官司。
“适这也望你写自传。”汪原放记得胡适在《自述》中希望陈独秀早日出自传。
陈独秀点了点头：“适之生活尚有东西可写，我的生活实在无文学性，枯燥得很。小时候事记不得，记得了也无大意思。记得的事情又碍党禁，不能写。”
“能否就‘五·四’以前的事，写一点？”汪原放还是希望陈独秀写。
“过几天我给陶先生去封信。”陈独秀答应了。
汪原放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的几幅字，说：“章律师讲你‘幽居著书，似忧得所’，果然不假，你的上海住处还不到这里。”
陈独秀笑，说：“成功愈慢，天才愈大。”
“此话怎讲？”汪原放疑惑地问。
“一个人对社会贡献愈大，社会愈是要迫害他，所以社会发展慢。”
汪原放连连点头，说：“仲叔，你给别人题了那么多字，听说何应钦也要了你的字，你也给我题一幅吧。”
“题什么呢？”陈独秀笑眯眯地问。
“就写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汪原放说。
陈独秀想了一下，点点头，将毛笔放在水里发了一会，蘸上墨，陈独秀见手臂上汗涔涔的，便悬腕挥毫：“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独秀书于金陵。”陈独秀放下笔，从抽屉里拿出印章盖了。
“好，好！”汪原放乐滋滋地说。
陈独秀观赏了几遍，余兴未了，说：“我再给你抄一首古诗吧。”说着，陈独秀提笔写《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汪原放见了，揣度陈独秀是自比“孤山竹，”将潘兰珍比作“蕙兰花。”但毕竟是两辈人，不敢造次，嘴里只是说：“仲叔用笔，浆深色浓，肥瘦适中。”
陈独秀笑着说：“不行，不行，古人张芝、王羲之临池学书，才能到达书法妙境。”
说话功夫，墨迹已干。汪原放等陈独秀收好笔砚，欢欢喜喜地告辞出门。
汪原放走后，陈独秀静下心来写自传。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食味不甘，夜不能寐。1937年7月8日，他给陶亢德去信，“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
花了20天时间，陈独秀流着汗水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1万字。潘兰珍看了后说：“想不到，你小时候这么贱。”
7月30日，陈独秀写信告诉陶亢德，《自传》前二章写好了，即第一章“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
濮德治、罗世凡都喜欢看《实庵自传》，说写得不错。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我们要么被解决，要么提前释放了。”8月中旬，日寇飞机轰炸南京，轰轰隆隆的爆炸声使监狱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