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伏案疾书，黄玠然看陈独秀连汗都顾不得擦，知道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果然，陈独秀对黄玠然说：“玠然，你去一趟汉口，将信交给国焘、秋白。”
黄玠然接过信看了一眼，是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三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民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陈独秀用毛巾揩了揩头上的汗，问：“你觉得怎样？”
黄玠然不赞成说，说：“汪精卫已制裁共产党，你的意见中央怕是难以接受。”
陈独秀说：“你先送去吧。”
下晚，玠然从汉口回来了，脸色不太好。
陈独秀问：“交去了？”
“交去了。”
“怎么说？”
“没有接受。”
陈独秀“哦”了一声，没有再作声。
歇了一会儿，黄玠然说：“国际又派来了一个代表罗明那兹，带来了国际的训令，打算近日开一个紧急会议。”
陈独秀忙问：“你听到国际训令的内容没有？”
“可能与改组中央有关，另外，老鲍要回去了。”
“鲍罗廷和瞿秋白上庐山，回来了吧？”
黄玠然说：“回来了。”
约到8月中旬，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
陈独秀见瞿秋白、李维汉来了，十分意外。他忙招乎黄玠然端茶水来。陈独秀看瞿秋白手上有一把黑色纸扇，便将扇子递给大个子李维汉，李维汉推让了一下，接过来扇了。
瞿秋白看了一下陈独秀简陋住室，说：“恩来他们领导了南晶起义，你听说了？”
陈独秀点头说：“知道一些。”
瞿秋白“嗯”了一声说：“近日国际派来了代表罗明那兹，我们于8月7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受大家委托，和维汉来把会议通告你一下。”
陈独秀点点头，没有作声。脑中浮现了俄租界三教街41号那幢熟悉的西式公寓。
李维汉插了一句，说：“因为天热，只开了一天。”
瞿秋白说：“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林、苏兆征、张太雷、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乔年、郑超麟、王荷波等人参加了会议，共有20多人。”
李维汉说：“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朱德等人去了南昌，没有参加会议。”
陈独秀听到“朱德”，似乎想起了什么，一年前，朱德从欧洲回到上海，陈独秀派他到四川做杨森工作。
瞿秋白以为陈独秀要插话，没有作声。当时有人提出通知陈独秀参加，但罗明那兹反对。
陈独秀回过神来说：“你接着说。”
瞿秋白看了一眼李维汉，说：“这次会议根据国际指示，检查了中央过去的错误，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中央政治局也进行了改组。”说到这里，瞿秋白喝了一口水。
李维汉说：“新的政治局常委是秋白、兆征和我。”
陈独秀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虽然被停止工作，但没有想到这样快地免去他的总书记的职务。隔了一会，他点点，说：“我同意大会决议。”
李维汉说：“大家劝你去莫斯科。”他想起任弼时在会上说，老头子可去莫。”
陈独秀气色不好，摇了摇头，瞿秋白和李维汉对视了一直，李维汉放下手中的芭蕉扇，说：“你好好休息，以后再来看你。”
瞿秋白伸出手和陈独秀握了握，说：“上次你给中央的信我们看了，形势变化很快，中央没有接受你的意见，欢迎以后常来信，帮助我们工作。”
陈独秀点点头，他对楼下的黄文容说：“玠然，你替我送送。”
走到门外，瞿秋白对李维汉说：“老头子思想没有准备，手是冰凉的。”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慌了神，不敢请医生，更不敢带陈独秀看门疹，只好急急忙忙上街抓药。
一天，黄玠然忍不住问：“为什么会失败？”
陈独秀苦笑，不作答。
黄玠然知道老头子有脾气，不好再问。
44年后，1971年5月11日，周恩来曾谈到了“八七”会议缺点，他说：“八七会议，在思想斗争上造成以后不良倾向，会义没有让陈独秀参加，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对付机会主义负责人的个人攻击，所以发展到以后各个地方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打一下，工作撤换一下，认为机会主义就没有了，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8月下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不久前，汪原放回上海，汪孟邹说，仲甫不如到上海住。陈独秀和乔年、原放商量，现在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去日本，上海的形式又好些了，还是去上海吧。乔年、原放都赞成。中央也同意陈独秀去上海。
这时汪原放上楼来，陈独秀叫汪原放坐下，说：“原放，明天有船回上海，你和我一起回去吧。”汪原放当时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负责长江印刷厂、长江书店及一个纸店工作，并兼汉口《民国日报》编辑、经理。
汪原放已作了回上海的安排，便点头答应了。
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的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
汪原放笑了一下，不置可否，说：“我去准备一下。”
汪原放找来一顶风帽让陈独秀戴了，把额头压得低低的。黄文容对陈独秀说：“你装成病人，躲在船舱里别出来，别的事我和原放来问。”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星期六。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起航时，天上挂着圆圆的月亮，特别亮。江水拍击着船舷，发出很大的响声。两岸民房和破旧的厂区渐渐退去，依稀灯火之处不时传来几声“汪汪”的犬吠声。
黑夜渐渐吞没了“公和”号，陈独秀颓然倒在船舱的卧席上，无声地挥舞着蒲团扇。4月来武汉，9月回上海，这半年的动荡就像恶梦一样，让他回不过神来，他是太疲倦了。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了，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不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也许，这真是一个有来路的病人吧。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陈独秀看着盈盈皓月，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
陈独秀没有作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作声。
过了一会，黄玠然问陈独秀：“你在想什么？”
陈独秀说：“我在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到上海后，陈独秀临时住在酱园彭礼合家中。不久，搬到浙江北路一个小弄里。
10月下旬，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代替《向导》，编委会主任瞿秋白请陈独秀写文章，陈独秀不耐寂寞，不时地写一些“寸铁”短文，署名“撒翁”。
陈独秀似乎回到了《新青年》时代。
一天，黄玠然问陈独秀：“你以‘撒翁’笔名，是指撒手不管之意？”
陈独秀笑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你这样理解也不错。”
因为有事情干，陈独秀这一段心情还不错。一口气在《布尔塞维克》上写了140多篇寸铁短文。中央觉得不是事，几次都议到劝陈独秀去苏联的事。
一日，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问来人：“这是你们的意见，还是国际的意见？”
“是根据国际指示。”
“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谭平山。因为我们俩人年龄大些。”
陈独秀不去莫斯科，态度很硬，中央很头疼。李立三对黄玠然说：“你多找陈独秀谈谈。”
黄玠然没有信心，说：“我试试吧。”
黄玠然问陈独秀：“你为什么不去？到苏联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好。”
陈独秀敷衍说：“有什么研究哇？又没有中国的材料。”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中央，瞿秋白回答：“你告诉他，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帮他送什么书。”
黄玠然把中央的话转告给陈独秀，陈仍然不同意，说：“这样费事，不如在中国研究。”
黄玠然生气了。在台上是家长制，现在下台了，还是自以为是，于是说：“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
陈独秀很不高兴，半天没有吭声。黄玠然知道陈独秀生气了，见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只好不谈。
隔了几日，黄玠然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因为是中央交给的任务，没法不提。陈独秀怀疑有人指使黄玠然，对黄玠然的问话不理不睬，或者硬邦邦一句话顶回去。
黄玠然想，我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又没有其他工作好做，又没有其他问题研究，你这么严肃干什么。黄玠然不想干了，他对陈独秀说，我还是做点工作。不久，黄玠然调到党报，和郑超麟一起编辑《布尔塞维克》。
11月11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退债，“四不”口号。
等了很长时间，中央没有给陈独秀回信，陈独秀已不打算有回信了。12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的回信，同意他提出“四不”口号，但不同意对形势的分析，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观点。
陈独秀接到中央来信，十分高兴。连夜，陈独秀给中央回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暴动，并对如何进行广州暴动，提出5点建议。
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尽管陈独秀5点建议已过时，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
年底的一天，刚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来看陈独秀，想劝父亲少写文章，不要让人笑话。陈独秀见他们来了，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
陈独秀一口气哽在胸前，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经过他？”
史静仪见父子俩动了气，忙向乔年使眼色，说：“你们很少见面，还是不谈这些吧。”史静仪原是刘仁静妻，从苏联回国后，与刘仁静分手，嫁给乔年。
结果父子不欢而散。
1928年2月，乔年在上海英租界主持各区组织长联席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和延年一样，他被关押在龙华监狱。
50岁的陈独秀几天没有说话。他无心再写“寸铁”，桌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也停下来。偶尔，他自斟自饮半杯酒，躺在床上发一会要。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他害怕提共产党。陈独秀和原放从武汉回来，他把原放狠狠教训了一顿，明确对陈独秀说：“你以后少来亚东图书馆了。”
陈独秀知道汪孟邹胆子小，点点头。
乔年被捕后，汪孟邹偶尔来坐坐，陪着陈独秀说说话。
5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陈独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如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等人。
陈独秀不去，但他鼓励别人去。
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批判。
王若飞发言时反对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由党中央集体负责。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身穿灰白色风衣的王若飞身材魁伟。1992年他和延年、乔年等发起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时，王若飞在会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做法。
瞿秋白后来写到：“是否责任由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由政治局负责。”
“六大”结束后，王若飞、瞿秋白、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
蔡和森后来与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责任。”
“六大”后，宣传部长蔡和森与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等回国，但不久蔡和森被撤职。
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此时正和朱德、陈毅在井冈山的创立根据地。“六大”内容传下来后，毛泽东认为大会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毛泽东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来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毛泽东还说：“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仲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
但毛泽东不主张把账全算在陈独秀一个人头上。毛泽东认为，大革命失败应负责任的还有共产国际。他说：“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监狱被枪杀。1927年6月26日，29岁的哥哥延年也在同一个地方被刀斩，弟兄俩牺牲时间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从安庆一路抽噎着赶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筱秀伤心过度，不久病逝，年28岁。后事由汪孟急帮助料理。
一年内走掉三个儿女。女儿病危期间，不能去探视，死后不能见遗容，加上大革命失败，“六大”的落选，国民党的通缉，50岁的老头子东躲西藏，陈独秀悲怆欲绝、欲哭无泪，身心在悲愤、惊吓和恶梦中煎熬。
中央每个月补助他30元生活费。为了生计，也为了排解开往日的恶梦，陈独秀开始编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他又过上了不问政治，只问生计的“平民”生活。
1929年春，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寓所里来了一位年青人，来人称陈独秀舅，陈独秀看了半天，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
吴季严说：“我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
陈独秀一听外甥从苏联回来，忙说：“坐下，坐下，给我说说苏联的情况。”
吴季严说：“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陈独秀给吴季严沏了一杯茶，叫他往下说。
“东方大学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牵连，开除党藉好几百人。”
“你也是受牵连的？”
吴季严点点头，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真有此事？”陈独秀睁大了眼睛。
“斯大林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斯基适合，老托在苏联深爱人民信仰。”
陈独秀将椅子往前拉了拉，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
吴季严将他在苏联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书丢下几本。
去年秋季，原江西省委书记汪铎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反对党中央，陈独秀表示“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后接到留在莫斯科的王若飞转来的信，劝他不要消极。陈独秀那时对托洛茨基观点还不感兴趣。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急急看起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许多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
陈独秀找来一支红笔在很多地方圈上记号。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氏文章，像注入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他没有想到，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也有人支持。
初夏，陈独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铎楷家坐。在彭述之家中，俩人很快又谈起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
彭述之请陈独秀坐下，从书案上翻出两本小册子递给陈独秀，说是从尹宽处拿的。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陈独秀迅速地翻了起来，说：“我那天从我的外甥处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
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
“哦，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我们的话派’”？
“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组织小组织。”
“这个人我听说过，听说是去年底被遣送回国的。”
“明天我们约汪铎楷去蔡振德处坐坐？”
“好，再叫上郑超麟、尹宽。”
彭述之说：“你年纪大，不如我去叫他们到我家来。”
陈独秀点头了答应了。
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铎楷家讨论。尹宽常去，他极力主张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
陈独秀是安庆怀宁人，尹是安庆桐城人，桐怀相邻，算是很近的老乡。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分配到广东和张太雷一起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张太雷找不到人，见到后发了一顿火。1927年，尹宽以中央巡视员名义到安徽巡视工作，1928年3月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了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但有的意见，陈独秀始终不改变，即赞成托洛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不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有时，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这些观点。
“六大”后，斯大林曾问留在苏联的瞿秋白、张国焘：“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会加入到反对派行列。张国焘回答：“不能”。
6月，党中央发现了陈独秀反对派行为，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去老耙子路陈独秀家中，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予接受。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以陈独秀托派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怎么制裁？当时没有作具体规定。周恩来说：“只要承认错误，可以留在党内。”
这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一直没有归还中东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仍不同意将中东路归给还中国。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高级职员59人遣送回国。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收加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我党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根据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28日，陈独秀冒酷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疑问。
陈独秀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和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他对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他建议取消这种说法。
8月5日，陈独秀给中央又写了一封长信，话题一扯开，竟写成了十二条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甚幸，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陈独秀认为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陈独秀在长篇大论的文章之后，签上了“撒翁”的笔名。
就在这时，他的7月28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第37期上。他很高兴，到底刊出来了。接下来，他的笑容消失了。《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陈独秀又是一夜难眠，他无法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
思考了几天，又和彭述之等人谈了几次，陈独秀忍不住天8月11日再次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中对上封信作了解释，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接下来几天，陈独秀无事，在家等中央给他的答复。
9月初的一天，陈独秀到北四路横滨桥郑超麟家，和刚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见面。
陈独秀和刘仁静曾一起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两人见面，免不了寒暄了一番。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几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
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和仁静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刘仁静问陈独秀：“你近来还好吗？”
陈独秀苦笑了一下，拿出第30期《红旗》。
郑超麟将椅了移了移，凑到刘仁静旁边一块看。
《红旗》上刊出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国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刘仁静抬头看看陈独秀，说：“话讲的很重啊。”
郑超麟咧了咧嘴，说：“还好，尚称你作同志。”
陈独秀说：“他们拒绝在党报上公布我8月5日的信件。”
刘仁静问：“为什么？”
“5月底，他们派人和我谈话，怪我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三个人谈得很投机。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8月24日被捕的彭湃、扬殷、颜昌颐、刑士贞于8月30日被枪杀，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他们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他桌上有几份《红旗》、《布尔塞维克》，已被他用毛笔圈圈点点的满目仓夷了。
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韶玉是谁？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大约是从苏联刚回来的。陈独秀去见彭述之，彭述之说：“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了，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陈独秀对这位未见面的小同乡有些愕然了。
彭述之见陈独秀不语，说：“这篇文章我看了，看来来头不小，已提出‘陈独秀主义’了”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那是抬举我，我哪能够得上‘主义’啊！以前我和适之、守常争论‘问题与主义’，想不到我也成了‘主义’了。”
“你看了9月2日的《红旗》吗？”彭述之突然想起一件事。
“你看了第44号通告？”
“是的，看来他们想开除我们出党。”
彭述之找来《红旗》第43期，彭在一个地方用红毛笔打了重重的红杠杠：“党除对于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不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下旬的一天，彭述之到老耙子路陈独秀家坐，说：“我和恽代英争了。”
陈独秀“哦”了一声，请他坐下。
彭述之说：“9月20日，恽代英参加江苏省委召开的联席会议，他不过是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竟拿着中央的架子压人。”
“他怎么说？”
“18日，中央发了第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
“是啊，我也不客气，和恽代英争了起来。”
“该争的要争，不然，以为我们没有了理。”
彭述之放低了声音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了，不能扯到了块去。”
“听说刘仁静参加‘我们的话派’，近日被他们开除了。”
陈独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被谁开除了？”
彭述之：“‘我们的话派’。刘仁静说，这是整个路线的错误。”
陈独秀不以为然，说：“小鸡小肠。”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也干了一些事，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狄拉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头，“噢”了一声。
彭述之说：“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说干就干，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了凑了几十个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继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尹宽问：“刘仁静怎么办？”
彭述之摇头说：“他被‘我们的话派’开除了，我们也不能要。”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托派小组织，中央马上有了察觉。10月6日，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陈独秀接到中央书面警告，辗转不安，对于中央安排他担任编辑工作，是他所愿，但叫他写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他感到万万不能。
10月10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玑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结合下层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因此造成的发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这封信很快传到中央，因为事关重大，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议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十天后，江苏省委最先作出反应，将彭述之、汪铎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但这个决定要送交中央最后批准才能生效。
当天，彭述之急急找到陈独秀，商量办法。
彭述之耷拉着脑袋，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
陈独秀看了一眼彭述之，有些猩猩惜猩猩，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以我们俩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已成定局。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铎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
考虑到有人要替陈独秀讲话，中央在决议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独秀出党，但已属螳臂挡车。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常常精神恍惚，呆呆发愣，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种结局。更可气的是，《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
他部彭述之：“谁是慕石？”
彭述之不屑地说：“陈绍禹，这个人现在《红旗》编辑部。”
陈独秀怒容满面，说：“想不到陈绍禹这么没有品德。他慕什么石？不是蒋介石便是落井下石。”
11月下旬，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纠正红四军内部党内错误思想。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独秀党籍的决议。
毛泽东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陈独秀会离中央这么远，因为事关重大，他立即给李立三写信：“陈独秀近来行动竟岂有此理。中央的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陈独秀自己也清楚，中央对他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是在为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直接冒犯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而在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上，又直接犯了斯大林的大忌，他有今日，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他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多少年后，周恩来也谈到，陈独秀是路线错误，单纯的路错误是可以不开除党籍的。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没有回来神来，这期间，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一天，彭述之来坐，彭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陈独秀为他泡了一杯茶。
陈独秀：“他们批评我犯了错误，我是可以接受的，但陈独秀禹附会造谣，我不会认账。”
彭述之说：“很多错误也不是你要犯的，没有国际指示，你也犯不了这个错误。”
陈独秀恨恨地说：“他们能保证以后不犯错误，我就不相信。”
“你可以给他们去一封信，详细回顾一下，哪些问题是忠实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犯下的。”
“几乎每一件大重大的决策都是在听取国际指示后作出的，如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坚持的。‘三·二○’事件后，我要求作党外合作，也被国际反对。”
“其实，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你也是主张进攻蒋介石。”
“结果也是国际反对，要忍耐，结果和清精卫发表那可耻的宣言。”
“你把责任全推给国际，怕也说不通。”
“我不完全是这个意见，国际和中国党都有责任，我们是幼稚、没有经验，他国际能说没有经验吗？”
陈独秀起身给彭述之加了水，说：“我已想了多少天了，他们说我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我什么时候不承认犯了错误，但我坚持首先是国际犯了错误，然后才是我犯了错误。”
彭述之顺后拿起桌上的文件，翻了一会，有些地方陈独秀已打上了记号。
“你不去苏联却是事实。”彭述之没有抬头说。
陈独秀放大声音说：“我为什么不去？他们想找替罪羊，我为什么要去？”
“你把给中央的信给我们看，怎么讲呢？”
“他们不刊登，我才给同志们中间流传的。列宁讲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列宁这句话很适合我们现在情况。”
彭述之放下手上的文件，说：“现在阵势已挑明了，我们可以打出托洛茨基国际反对派的旗帜了。”
彭述之走后，陈独秀花了几天时间，写了《告全党同志书》。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到处流传，后来彭述之告诉陈独秀，这个材料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感兴趣，他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训练部与宣传剖商定，由宣传部长阅毕后，“再约中央各部会商办法”。此件后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明《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郑超麟到陈独秀家坐。
陈独秀一边给郑超麟倒茶一边说：“光靠我一个人写还不行，你们还要有动作，形成一个声势。”
郑超麟想了一下，说：“有时间，我们不妨先草拟一个意见书，然后请人签字，一定有不少人签名。”
陈独秀点点头说：“这是个好主意，可以拟定一个名单，然后再分头通知。”
“人数不够，可以虚拟几个人，人越多越好。”
“嗯”。陈独秀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还是你来执笔，我来考虑名单。”郑超麟说。
郑超麟走后，陈独秀找到彭述之，俩人讨论这个宣言的提纲。
郑超麟翘着腿、吸着烟说：“革命失败原因，主要是斯大林、布尔哈林领导，策略错误是帮助资产阶级，这个要讲多些。”
“李立三、瞿秋白的盲动路线也要讲。”彭述之表示赞成。
“要讲。没有盲动主义，革命不会彻底失败。”
“可以把话讲重些，号召从党内推翻它，把党从堕落死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陈独秀一听，情绪大增，说：“可以提出我们的要求和建设，这封宣言传出去，必然会产生很大影响。”
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六条建议：公开提出恢复托洛茨基党籍及领导工作；公布反对派文件及列宁遗书、遗著；重新审查共产国际错误；恢复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者的党籍；公开讨论根本政治问题重审大革命失败教训；决定新政治路线，改组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领导机关。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继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郑超麟对尹宽说：“仲甫不能放在第一位，我们可以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按姓氏笔画，摆在第一位的责任重大，陈独秀说：“可以造一个王姓的摆在前边。”
郑超麟等人表示同意。尹宽笔画少，希望多造几个王姓，结果有8个王姓。
商量来商量去，凑了81个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之妻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5天后，中共江苏省委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等人开除出党。
这些人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在81人中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陈陈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彭述之很满意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他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因此，叫他干“无产者社”秘书长，是顺理成章。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刘仁静刚从苏联回来时，陈独秀曾对他寄于厚望，请他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人以个人名久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干事长区芳想法接受陈独秀、陈毕竟影响大，但他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三个条件。”
刘仁静问：“哪三个条件？”
区芳说：“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刘仁静皱了皱眉头，他知道陈独秀脾气，说：“我试试看吧。”
梁干乔不同意接受陈独秀。他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言下之意是排斥梁。因为刘仁静明确说，陈独秀、彭述之进“总干”，要进领导。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他冷不丁在人群中带头呼口号“拥护托洛茨基”。当年底被遣送回国。
刘仁静将区芳、梁干乔的话传给陈独秀、彭述之，后者大骂：“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太早了。”
以“老托代表”自居的刘仁静，这次是两头不讨好。他给托洛茨基去信，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
《我们的意见书》上有81个人签名，除了子虚乌有的“王阿荣”之类的外，中共中央按图索骥，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黎彩莲、叶英、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等开除出党；中共江苏省委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等开除出党。81人签名中，没有刘仁静的名字。回上海后，刘仁静与恽代英就“六大”路线事发生争论，然后隐居在法租界蒲柏路开展托派活动。中共中央找不到刘仁静，但发现他以“列尔士”署名的托派文章，将他开除出党。
刘仁静不在《我们的意见书》上签名，根子是认为陈独秀没有完全站到反对派的立场。所以身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提醒刘仁静，不要急于和陈独秀统一。刘仁静不加入“无产者社”还有难言之隐，他身为“一大”代表、“老托代表”，应该在中国托派中占有一席地位。但彭述之不买他的帐，彭述之党内职务比刘仁静高。和“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闹僵后，刘仁静另起炉灶，和王文元、宋逢春等10人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十月社”。
王文元1928年夏秋之际从苏联回国，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组织任干事，因没有参加81人签名，这时党籍还没有开除。宋逢春参加了1928年1月“我们的话派”成立大会，是中国托派“元老”之一，负责华北的活动。1929年秋因“我们的话派”“二大”，和“总干”决裂，分离出来。
1930年2月，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转来的共产国际电报，要他去莫斯科，“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陈独秀接到电报后，心事重重。他不知道共产国际为什么还在挽救他？不错，他曾答应春天去莫斯科，但现在情况变了。他的党籍已被开除，他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导演了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成立了“无产者社”，当上了“总书记”，……也许，他的这些反对派活动产生了作用呢？
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坚持陈独秀这样的老顽固去莫斯科感到纳闷。中共中央在开除陈独秀党籍决议案中说“嗣六次大会召集，国际及中央要独秀前往参加，且曾几次催促，但都遭拒绝，六次大会中及大会后，国际又曾拍电促独秀卦莫，新中央继续向独秀解释他卦莫之必要，但他初则应充，继则取消，终则推延到明年开春。”
当时，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清楚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拍电报的背景。
1930年1月25日至2月6日，共产国际领导下，苏联“中国学术调查研究所”主持召开了三次“关于陈独秀主义历史根源讨论会”。出席会议者认为鲍罗庭、维金斯基应为“陈独秀主义”的错误负责。老鲍、维金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都为自己作了辩解。这说明共产国际及苏联自身也看到陈独秀错误不是孤立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有责任。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时附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写一封答信，有半天就够了。备好纸墨，陈独秀思如泉涌，似有许多话要说，既然不去莫斯科，不妨把要说的话都说尽。陈独秀写道：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
窗外阴雨连绵，因为触动伤疤，陈独秀顿生春雨愁城之感。三千来字的《答国际的信》，陈独秀停停写写，竟写了一天。中午，他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杯开水。
信写好后，陈独秀认真誊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他估计中共中央会给他还击，因为他骂红军是“土匪式的骚扰。”
3月初，《无产者》创刊。陈独秀在《本报发刊词》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陈独有在这期《无产者》上，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后来《红旗》载文，批驳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稳定”。
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30元的生活费。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
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见赵济问，忙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
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十分有劲，精神并不显唐颓。
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象五四运动时代，建党时期与青年人谈话一样。”
郑超麟约陈独秀到他家去坐坐，陈说：“不了，改日再坐，我现在已养成了习惯，晚上可以坐下来，写一些东西。”
郑超麟知道陈独秀回去写文字学书稿，不再挽留陈独秀。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唯一生活来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刊出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在这之前，向忠发发表文章批驳陈独秀政治意见书。
“红军大部分是游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见到李立三文章，陈独秀和来坐的彭述之说。
“此话怎么讲？”彭述之兴致勃勃。
“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关系。湘鄂赣的第五军，彭德怀骂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骂彭德怀是军阀。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是当地土匪、景德镇附近的溃兵。朱笔的第四军……”提到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陈独秀没有话说，他想到了井冈山农民起义。
“能不能做一篇文章？”彭述之问。
“试试吧。”
过了几天，陈独秀写出《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长篇大论，竟达一万数千字。
蒋介石获得陈独秀文章后，十分高兴。陈独秀写道，“现在中国一正在利用此用游民无产阶级为红军，为支柱……除被统治阶级击溃和收买，或自己内哄而溃散，或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变成他们的军外，不能有别的前途。”当时，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看完陈独秀文章，蒋介石说：“陈独秀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的话很有用处，可以在围剿江西红军的时候，到处散发陈独秀的文章，帮我们宣传。”
李立三见到陈独秀文章，十分生气，“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
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
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一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冒酷暑到提蓝桥陈独秀家，陈独秀对他并无好感，待理不理，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刘仁静却兴冲冲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说：“托洛茨基来信，向你问候。”
陈独秀一听，象打了一针强心针，十分兴奋，“啊，是么？”他接过托洛茨基的原信和刘仁静翻译后的信，急急读了起来。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他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陈独秀看了一眼刘仁静问：“托洛茨基看到了《告全党同志书》？”
刘仁静笑一了下说：“是我寄给他的。”
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信上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陈独秀“噢”了一声，继续看信。
托洛茨基在信中着意对陈独秀评价了一番。陈独秀很爱看这段文字，托氏说：“但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一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起身给刘仁静滗了茶卤，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刘仁静连忙点头答应了。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作出将刘仁静、宁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同时，“我们的话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区芳主持下，又作了决议将梁开乔、张师开除出“总干”。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搭了台阶，他顺势靠近了陈独秀。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从提蓝桥一带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住。
初秋，陈松年到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见松年衣袖上套着黑纱，知道不妙，松年说，母亲去世了。
高晓岚《大众》自陈独秀1910年和妹妹出走后，过了20年的独身生活，终经不住两儿一女惨死的打击，瘁然去世。想到这里，陈独秀半天无语。
“姨妈回去了。”陈松年说。
“噢”，陈独秀似答非答了一声。姨妈指高君曼。
“姨妈还好吗？”过了一会，陈独秀问。
“不好。”陈松年看一眼父亲，说。
陈独秀不再问。耷下眼皮的眼睛有些湿润，他拿出后拍揩了一下眼泪。“我不能回去，你回去和（女奈）（女奈）说一声。现在到处在悬赏捉拿我。”（女奈）（女奈）是祖母谢氏。
陈松年点点头。他看了看父亲憔悴的面孔和空荡荡的房间，知道父亲穷得丁当响。
临了，汪孟邹凑了点钱，让陈松年带回去。
“你的胃不好，要注意身体。”转身之前，陈松年关照父亲说。陈独秀发现，延年、乔年死后，20岁的松年早熟了。
陈独秀又看了一眼松年手袖上套的黑纱，点点头。在陈独秀住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位年轻的单身女士，20来岁，圆圆脸，扑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从穿着举止看，不像是坏女人。陈独秀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攀谈，知道她叫潘兰珍，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潘兰珍是苏北南通县人。4岁时，父母带她逃荒到上海，父亲在外滩码头搬东西，母亲捡煤渣。后来父亲到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潘兰珍13岁到纺织厂当童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夭折后，潘兰珍被抛弃。陈独秀见潘兰珍是工人，顿生好感，见面时话也多了起来。陈独秀自称姓李，南京人。大约是想到高君曼在南京住。两人都是独身，又都无依无靠，闲时，潘兰珍帮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捡房间，陈独秀帮潘兰珍识字学文化。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终于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1908年，这年23；陈独秀生于1879年，这年52岁，两人相差30岁。有时一起上街逛市，潘兰珍一手搀着陈独秀走路，路人以为是父女同行，不以为怪。谁也想不到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一天，彭述之和郑超麟说：“陈先生近日像是有了喜事，精神又恢复了许多。”
郑超麟说：“可能和潘女士有关。”
彭述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老先生比我大二截，想不到猎艳技术如此高超。”
郑超麟听了哈哈大笑，说：“人家姑娘愿意，你岂不是干吹胡子瞪眼睛。”
彭述之尴尬笑了一笑，说：“不会是国民党的美人计吧？”
郑超麟说：“不像。”
秋天，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组织“战斗社。”
其中来燕堂一人没有留苏，其他人都是留苏学生。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班，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
赵济在大革命时，曾是中共党员，在唐生智36军做政治部秘书，后到苏联转为托派。成立“战斗社”，他自任书记。出版“战斗”刊物。另三派瞧不起这一派，不仅人数少，刊物也空乏无物。
就在这时，“十月社”、“陈独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来信，信上说：“（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四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继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宁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主张不答茬，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点点头说：“我一直沉默，对刘仁静怀有很大希望，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刘仁静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四派开协议会议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首先反对，他们只有7人，而“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区芳、王文元等人也有意见，“还是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嘛。”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坦陈独秀派，嘴上答应，心里不服，开会仍消极，软磨硬拖。
尹宽干着急，想找陈独秀商量，到了熙华德路陈宅，才知道陈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和陈独秀闲谈，说：“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人老西。”“老西”指共产党。
陈独秀一听，吃了一惊。
“这是政治事，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管这些事。”陈独秀吩咐潘兰珍。
潘兰珍点头答应了。
陈独秀当天到了郑超麟家和他商量，说：“老西住在我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国民党特务，更麻烦了。”
郑超麟想起了彭述之的话说：“潘女士可靠吗？”
陈独秀说：“可靠，她什么也不懂。她不知道我是谁。”
郑超麟说：“你搬家吧，不要告诉别人，顶多告诉彭述之。”
几天后，陈独秀在郑超麟帮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陈独秀告诉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缝店，裁缝店前楼就是。”
一天，尹宽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尹宽像是遇到了救命稻草，忙拉陈独秀到尹宽家中。一坐下来，尹宽就说：“你搬家后，我几次找你，问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陈独秀笑着说：“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别人讲。”
尹宽见是陈独秀自己的意见，不好多说，便说：“你知道统一大会的筹备情况吗？”
陈独秀漫不经心地说：“述之和我说了一些，讲有一些争论。”
尹宽气呼呼地说：“彭述之想进统一大会领导机关，他在操纵马玉夫、吴继严，要以‘无产者’为中心，现在马玉夫、吴继严和赵济、王文元他们处的很僵。”
陈独秀不悦地说：“噢，有这回事？”
“不如你亲自参加吧。”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让马玉夫、吴继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
尹宽很高兴，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感动地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1931年5月1日，四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蓝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出席大会20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
王文元不同意，说：“人民政权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
濮德治也说：“国民议会这个口号作我们工作中心，和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误解。”
陈独秀反驳说：“你们怕提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是左倾名词拜物教。只提左倾名词，是形而上学。”当时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托洛茨基希望中国托派派代表参加。
开会回家，陈独秀见到何资深转来的彭述之信，因为没有选入“中央”，彭述之骂大会“虚伪”、“无聊”。陈独秀见信后，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补了进来。接下来开会，彭述之来了，陈独秀问他：“大会还虚伪、无聊么？”彭述之脸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
大会选举托派中委9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宁逢春、陈亦谋、罗汉、濮德治、区芳。前5人是“中常委”。
刘仁静被“十月社”开除后，想加入“无产者社”，又被拒绝。年初，一个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团体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统一大会。遭到拒绝后，他表示反对这次大会。
“战斗社”赵济等7人一个没有选入“中委”，“十月社”捞了便宜，有4人进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等人提议增补刘仁静、赵济入中委，陈独秀不同意，说：“这怎么行，中委是选出来的，不是可以随便补的。”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叫秘书罗汉草拟给托洛茨基的报喜电报，宣称：“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一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中国。”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获。
1931年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逮捕了托派中委有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宁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13人。
后来搞清楚，马玉夫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俩人幸免。
陈独秀捶胸跺地：“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彭述之劝陈独秀搬家。陈独秀摇摇头说：“我相信郑超麟，他不会出卖我。”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陈独秀大骂他们是乌合之众。
夏天，陈独秀冒酷暑给蔡元培写信，请他保释关在中央陆军监狱的郑超麟。以前陈独秀写过一封信，蔡元培没有回音。当时蔡元培在南京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陈独秀写道：“倾据人云，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中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
写好信，陈独秀请来坐的尹宽帮助寄出去。尹宽问：“蔡院长能行吗？”
陈独秀说：“中央陆军监狱的人讲，蔡元培肯写信到陆军部，保释没有问题。”
后来，陈独秀还是搬了家，和潘兰珍一起从周家咀路搬到了岳州路永吉里11号。
陈独秀给蔡元培写信后，尹宽又来了几次，问保释郑超麟的情况。陈独秀知道保释无望，对尹宽说：“你再找几个人，多做些工作郑超麟他们不出来，我们先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尹宽又找了宋敬修、蒋振东等人。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觉得尹宽还能干事，比彭述之好。一天陈独秀请尹宽吃西瓜，俩人谈起了彭述之为人，尹宽说：“何资深讲彭述之是纸老虎，外强中干，里面没有名堂，稍微给他一点颜色，他就不行了。”
陈独秀指指簸箕里的西瓜皮，说：“别人是黑子红瓤，他是烂西瓜，里面不是没有东西，而是坏东西，打开来，一股臭味。”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
这是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陈独秀重振旗鼓愿望随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理归于好，恢复托派中央活动。
9月初，托派刊物《火花》创刊。后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曾猛曾任中共中来秘书处机要主任。陈独秀解决油印的油墨、蜡纸、纸张。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火花》上发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0月，陈独秀代表托派中央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号召推翻国民党。
他对彭述之、刘仁静说：“我主张抗日要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此后他在《火花》上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抗日救国与赤化》等宣传武装抗日的文章。
12月，国内形势民展很快，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南京。陈独秀又恢复了积极性，提议创办了《热潮》月刊。几乎每一期《热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
陈独秀写短文化名“顽石”和“三户”。刘仁静说：“‘顽石’表示不屈不挠，‘三户’作何解？”
陈独秀笑着说：“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我自喻三户，表示虽势单力薄，但有信心能治国平天下。”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沪淞战争爆发。当时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联合执政。陈独秀写文章提出赶走蒋介石及其召集的国民会议。
隔日，陈独秀和彭述之、罗汉讨论局势，陈独秀提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罗汉是湖南人，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王明已去莫斯科，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任总负责。
彭述之和罗汉都表示同意。彭述之说：“不答应不要紧，我们投石问路。”
陈独秀“咂”了一下嘴，说：“向忠发死了后，中共中央的联络地点都换了，怎么找他们？”
罗汉说：“不要紧，我来想办法。”事后，罗汉找到施小君夫人，请她转信。
中共中央收到陈、彭、罗三人信件后，认为这是维持在工人中的欺骗流动。在给国际的信伯中，明确表示，“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陈独秀见中共中央不搭腔，神情很沮丧，他对罗汉说：“一定受了王明的影响。”
1932年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员会讨论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及国民党的旗帜……在已有的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占领的城市。”
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以前对红军的诬蔑的态度。会议在讨论时发生了争论。
反对陈独秀的主要是刘仁静及托派法南区委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
陈岱青早年加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任法南区委书记。他不赞成陈独秀与苏维埃红军汇合行动的主张，认为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违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提出要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陈独秀则说他们是取消主义。
与此同时，托派北方区临委汪铎楷（赤声）及分裂出来的任曙（晴光）一派都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这使陈独秀很伤脑筋。4月份，托派“常委”开会，派刘克庄为特派员去北京调停。
汪泽凯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俩人一个不服一个。刘伯庄曾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党中央候补委员，资历比汪泽凯、任曙老。但刘伯庄到北京后，亦声、晨光仍不买他的帐，不愿组织新特委。6月，刘伯庄回到上海给托派常委去信：“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陈独秀一气之下，给晴光以警告处分，给擅自离京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
在这之前，彭述之因赵济、陈其昌、王平一、陈岱青、李持继续反对托派常委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政策，将法南区委解散。
就在这时，宋逢春、濮德治被保释外出不医，陈独秀便拼凑了一个托派中常委，即陈独秀、彭述之、罗世凡、宋逢春、濮德治，谢德盘任秘书长。
新托派常委给“北方特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提出“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
这几乎是陈独秀和潘兰珍吵架的口气。这一阵，陈独秀肝火重，常和潘兰珍吵架。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到浦东娘家去了。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兰珍的羊皮袍及驼绒被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他想，潘兰珍气消了，会回来的。
但陈独有等不到潘兰珍回来了。托洛茨基接到陈独秀6月15日来信，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给陈独秀连定了3封信，陈独秀也无法收到了。老托没有想到，中国托派统一才一年多，就连遭三次大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