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彭述之去广州前，陈独秀召集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北伐问题。陈独秀认为北伐时机不成熟，不赞成北伐，但张国焘、瞿秋白不同意。瞿秋白说：“北伐有利于发展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
会后，陈独秀和张太雷交换意见，张太雷表示同意。张太雷说：“北伐如果伤及农民利益，确应考虑其时机性。”
瞿秋白说：“在北伐中，北伐筹款对农民利益有伤害，军阀也会加大压迫农民，但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而促使农民运动发展得更决。”
陈独秀表示再商量。
7月7日，陈独秀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认为，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
瞿秋白写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反对陈独秀的观点，但这篇文章放在《向导》编辑部，拖了下来。
陈独秀的文章刊出后，在广州差一点掀起事端。
国民党黄埔特区党部认为陈独秀是阻碍北伐，给国民政府找麻烦，顾孟余说：“陈独秀是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嘛。”当时黄埔军校学生购买《向导》周报，黄埔特区党部下令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左派听到了，当然不答应，双方差一点发生火迸。
国民党中央部不得不开会讨论这件事。李济深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孙科说：“陈独秀同志讲北伐仓促，也不是全无道理。”
这样一讲，张静江、顾孟余就不好给陈独秀戴上反对北伐的帽子，最后达成协议，由张静江给陈独秀写一封信。
张静江说：“陈独秀远在上海，没有根据地乱发炮，北伐向农民筹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陈独秀至少是糊涂其词，有投机权位之嫌，你们看这样说如何？”
大会表示同意。
散会后，张静江对鲍罗廷说：“你劝劝仲甫，以后不要再作这样的文章了。”
这时，彭述之到广州找到了鲍罗廷和国际代表，转告了陈独秀希望匀出5000支枪支武装农民的意见。
鲍罗廷耸着肩膀说：“陈独秀写文章，在广州引起了一些麻烦，再提出枪械问题，怕要引起国民党的怀疑。”
彭述之没有吭声。鲍罗廷接着说：“现在将枪支分散给农民，就会影响打陈炯明，影响北伐。”
彭述之说：“独秀想听一听共产国际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鲍罗廷听出了彭述之的话音，是拿国际压他，有些不高兴，他提高了声音，说：“季诺维也夫也是这个观点，运送枪械到中国，是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门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分裂。”
鲍罗廷说的最后一句话，对彭述之望了一眼。
彭述之知道，他主张党外联合，是与国际政策背道而驰的。
彭述之表示接受鲍罗廷的意见。
鲍罗廷说：“你回去告诉陈独秀，不要再作关于北伐的消极性文章了，这边有不少议论。”
彭述之说：“我回去就和独秀说。”
一天，苏联顾问加仑到广东区委谈话，加仑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
陈延年说：“现在叶挺先遣队已进军湖南，我们确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周恩来说：“中央局对此应该有一个肯定的答复才是。”广东区委想知道上海中央局意见。
陈延年说：“恩来，你近日去一趟上海如何？”
周恩来表示同意。
周恩来到上海见到了张国焘，张国焘也不敢拿主意，上次讨论是否北伐，陈独秀几乎拍了他的桌子。于是两人一起丢陈宅。
陈独秀正在生病，独自一个人卧在床上。家里空荡荡的。
周、张两人拉了两张椅子，就近坐下，张国焘将周恩来的意思说了一下。
陈独秀对北伐不感兴趣，反问道：“加仑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说：“加仑将军拿不准，希望中央局作出一个决议。”
陈独秀又问：“你们广东区委的意见呢？”
周恩来说：“我们这次来上海，主要是听取中央局意见。谭平山他们以前在处理孙先生与陈炯明事情上有过教训，所以延年特意请我来一趟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
陈独有“嗯”了一声，点点头，他朝张国焘望了一眼，说：“我的意见，你们先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
从陈独秀寓所出来，张国焘对周恩来说：“老头子一病，就消极了，他过去是很喜欢拿主张的。”
会议由张国煮主持，张国煮说：“陈先生叫我们拿意见，我们怎么拿呢？”他看了一眼彭述之。
彭述之说：“我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他3月20日的行为已是反叛性质了。他这个人不赶走共产党是不甘休的。”
张国焘说：“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
彭述这反问张国焘：“你的意思是支持蒋介石了。我认为支持北伐与削蒋不是一回事。”
“我主张在北伐战争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张国焘也不想拿主意。
这个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7月12日，太阳火辣辣的，空气中流动着灼人的火风。
在上海一间秘密处所，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正在举行。
陈独秀脸色不好，他摇着扇子说：“北伐军能打到武汉，大有疑问。”
这次瞿秋白、张国焘没有和陈独秀顶牛，最后大会同意南方国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场防御战。
彭述之发言时，拿出一份事前准备好的陈独秀彭述这联合提案，核心内容是：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
维金斯基一听陈彭联合提案，就不高兴了，支持退出国民党的托季在苏联正受批驳，这不是明显地与国际过不去吗？
瞿秋白说：“现在退出国民党，实际上是认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能独立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经过争论，大会推翻了陈彭提案。彭述之说：“这是我和独秀认真考虑后提出来的，虽然这次大会不予接受，能否送交国际再行讨论
维金斯基表示同意。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住进了医院。
9月上旬，北伐军打下汉口、汉阳后，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邀陈独秀、吴廷康去汉。他提心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迎汪抑蒋运动。
见到陈独秀，胡公冕满脸堆笑，握手问候。胡公冕说：“现在不少人希望汪精卫回来，不知陈先生是什么看法？蒋先生秀尊重你的意见。”说罢，胡公冕“哈哈”笑了两声。
陈独秀请胡公冕坐下，说：“蒋先生怎么记起我这个噜噜嗦嗦的人来了？”
胡公冕一笑，说：“哪里的话，蒋介石向来对陈先生是尊重的。”
陈独秀说：“蒋先生不赞成汪回来，我也听说了。汪先生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执委主席、军委主席，出国看病，现在病看好了，不能不叫他回来啊。”
胡公冕收起了笑容说：“你的话确实有道理。”他把头向陈独秀面前靠了靠，说：“现在要汪回来呼声高的，都是和蒋先生有隙的人，只怕汪回来为小军阀所利用，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
陈独秀摇摇头说：“汪先生回来，于国民政府、于国民党、于蒋先生都有好处。”
胡公冕眨眨了眼睛，问：“此话怎么讲？”
陈独秀说：“北伐军打下武汉，国民政府工作量增大，汪主席回来，必然加强国民政府工作。”
胡公冕摇头说：“汪主席回来，有利有弊。”
陈独秀打断了胡公冕的说，说：“至于被李济深、唐生智等小军阀利用，是一种猜想，现在蒋先生与小军阀有些矛盾，也可以由汪先生出面缓和。而且，张静江等人有广州的腐败政治，也需要汪主席回来整治。”上个月，陈独秀看到了张静江给他的信，很恼火，他对彭述之说：“公伐需要筹款不假，你不朝商人筹款，不朝私囊中饱的官吏筹款，却朝小商贫农摊派，这就对了吗？”
胡公冕见陈独秀脸色不好看，说：“看来陈先生是决议欢迎汪精卫回来了？”
陈独秀说：“我是希望汪回来的，但这并不就是对着蒋先生来的。我主张同蒋先生诚恳地表示，我们迎汪绝不是倒蒋，因为继蒋而起的军事首领，也不见得比蒋好。请你转告蒋先生，汪先生回来，我们绝不推翻整理党务案。”
胡公冕说：“谢谢陈先生一番诚恳谈话，我定将陈先生的话转告蒋先生。”
胡公冕走后，中共中央局和吴廷康开会讨论对蒋汪态度问题，提出用“蒋汪合作”代替“迎汪抑蒋”。所谓“蒋汪合作”，即军政党权公开，军事大权交蒋，蒋已窃据北伐军总司令。党权交给汪精卫，决不允许唐生智等人借拥汪以倒蒋。
10月10日北伐军攻下武昌。几天后，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孙传芳。北伐的不断胜利，使陈独秀情绪十分高涨，赞成发动工人暴动，在北伐军到来之前，获得上海政权。
当时，孙传芳解了虞洽卿上海商会会长的职，又解散了他的南、北市保卫团。因此，虞洽卿也想借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帮忙，赶走孙传芳。
陈独秀知道后很高兴，说：“我们现在可以联络虞洽卿、黄金荣。上海军事特派员纽永建要我们帮助他，我认为都可以研究、注意他们的活动。”
暴动胜利后，谁来掌权呢？陈独秀说：“共产党不能和国民党争夺政权。”他担心资产阶级不敢合作，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不反对资产阶级为市民取得政权。
10月23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共产党国民党联合领导，钮永建发布暴动命令，但因人少，只有100武装，虽然一度占领浦东，不久即宣告失败。
暴动失败后，陈独秀认为是时机不成熟造成的。但罗亦农认为是共产党领导没有自信，依赖钮永建、虞洽卿。
12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轮船在薄暮时分经过安庆，振风塔从映入眼帘到消逝在远方，陈独秀一直伫立在船舷旁。他突然感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已变得十分陌生了。长江北岸一片树叶凋零的杨柳滩缓缓地隐没了模糊的安庆城郭，几位行夫正在吃力地拉着纤绳。他们的身后，是一条吃水很深的货船。沿岸的破旧低矮的草房门前，几个衣裳褴褛的农村孩子，在呆呆地看着水中的轮船。
“农民。”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烟雾立即被初冬的寒气化去。他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该怎样对待农民运动呢？”
秋季，他以总书记名义，签发了给各级党部的信，喊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信发出后，果然得到了不小的呼声。尤其是新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马上和阮啸仙、彭湃等人办起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四大”后，毛泽东和自己越来越疏远了。“三·二○”事件时，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对待邓中夏的文章一样，自己没有同意由《向导》刊出。但毛泽东认为农民是最主要同盟军，也许并没有错呢？
可是，不久前，共产国际给中央拍来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国际无非是怕我们独立地领导工人、农民运动，包办国民党事务，引起统一战线分裂。
陈独秀连吸了几口烟，将烟蒂丢下早已朦胧的水面。四周一片灰暗，有几处前着半明半暗的渔火。
陈独秀一下船，张国焘就来了。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中共中央派全权代表张国焘到武汉，兼任湖北省委书记。
陈独秀说：“你安排一次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请维金斯基、鲍罗廷来商量一下，我们的会议不能离开国际路线来开。”提到鲍罗廷，陈独秀皱了一下眉头。北伐后，鲍罗廷突然改变了以往的让步政策，提出C·P·今后应当渐渐站在在野党地位，改变与国民党的关系，主张迎汪抑蒋、联唐反蒋。但鲍这个人看不清局势，一面迎汪，一面主张将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到了武汉，汪精卫还回来吗？
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陈独秀不再吭声。
“鲍罗廷对土地问题怎么看？”陈独秀想到了国际那份电报。
张国焘说：“鲍罗廷是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他认为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才是真正的左派，他说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
陈独秀有些不高兴，说：“这是一和中新奇的逻辑，等于专侯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作不必要。”
张国焘说：“你的意思，土地问题放在下步？”
陈独秀对张国焘望了一眼，说：“我想是没有疑义的。”
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陈独秀作了长篇《政治报告》。他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逐渐右倾，而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党的“左稚病”有六个方面，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
瞿秋白听了很不舒服，会议本来是反右的，现在成纠左了。他看了一眼坐在陈独秀身边不断点头的维金斯基和鲍罗廷，也没有话可说了。
农民问题是会议争议的一个焦点。11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归给农民。接到国际电报后，陈独秀改变了这一主张。会议将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为避免因“包办”而孤立，将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改为国民党左派分子。
毛泽东的观点被视为激进，被大会否决了。
不久，陈独秀发现，毛泽东没有错，是自己离开了国际路线。
12月下旬，谭平山人苏联开会回国，向刚从汉口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汇报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会议情况，交给陈独秀一份大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陈独秀急忙拿起文件看了起来。
谭平山注意到陈独秀脸上表情捉摸不定，读完信，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谭平山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
陈独秀苦着脸说：“难啊，走出研究室难啊，国际的意图象天上的云彩，说变就变。”陈独秀哪里知道，几天后斯大林批评了那份暂不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几星期后，国际自行取消了。
国际很轻松地取消了，陈独秀可苦了，他是完全根据国际的那份电报来开汉口特别会议的啊。
陈独秀找来汉口特别会议文件递给谭平山，“你看看。”
谭平山迅速看了一下《农民运动决议案》说：“这和国际决议确实有不少差别，你们把土地问题作为研究中的问题，但国际认为土地问题是我们当前工作的中心问题。”
提到“研究室”，谭平山突然想到这是以前狄拉克批评陈独秀的字眼。陈独秀不知道，布哈林在《真理报》上点名批评了“陈彭联合提案”，知道了“老头子”又要蹦起来。
过了1927年元旦，陈独秀49岁。多年的忙碌使他明显的衰老了。谭平山三十七八岁，在中央局年龄仅次于陈独秀，因此很少象张国焘、彭述之等人，背地称陈独秀“老头子。”陈独秀不以为然，反而乐滋滋的。老头子除了年龄大，还包含有当家的意思。
1月底，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在汉口会议上，瞿秋白对陈独秀发言“敢怒不敢言”，这会，瞿秋白挑明拥护国际文件，彭述之则为汉口会议辩护。
对于彭述之的保驾，陈独秀心里有数，但还是签发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中一些错误，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
这个《解释》并没有化解瞿秋白与彭述之、陈独秀的矛盾。不久，矛盾就白热化了。
2月18日，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北伐军东路军占领杭州。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大罢工。街上到处是“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标语。
北伐军抵达浙江后，突然按兵不却了。
陈独秀对这次罢工事前不知道，一问上海区委，区委也不知道。但罢工已经起来了，到20日便形成了暴动。
22日，上海区委感到应该提出“人民夺取政权”，提出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找到吴稚晖。吴稚晖生气地说：“这是C·P·要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钮永建、扬杏佛也抱怨海军提前打炮，无意与国民党合作。
陈独秀听说吴稚晖发火，23日给吴稚晖去信，望吴万勿轻信谣言，西披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这天，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复工，准备下次暴动。会上成立了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汉口会议后，周恩来秘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瞿秋白没有进入特委会。最初的冲突发生在从汉口回上海后，瞿秋白、陈独秀、彭述之、维金斯基等人去上海领事馆见苏联新任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等人。瞿秋白赞成N·那桑诺夫等人意见，主张依靠北伐军推进革命，反对陈、彭及维金斯基主要从工农群众暴动推进革命。1月底，在讨论国际执委会“七大”文件时，瞿、彭之间又发生了激烈争执。上海工人第二次暴动前夕，瞿秋白要求参加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中央没有同意。瞿秋白认为上海暴动要指明工人夺取参政权，要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瞿秋白的意见再次遭到陈、彭反对。
瞿秋白苦闷至极，请病假离沪去汉，奋笔疾书，撰写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四万言书，发出了“党已有病，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呼声。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暴发了。当时北伐军已占领龙华。陈独秀在3月5日特委会上说：“松江下，苏州下，鲁军退，三个条件有一个，我们就发动。”现在条件具备了。
上海80万工人群众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是上海历史上没有过的壮举。为了发动更多的工人参加罢工，特委会扩大了工会组织，充实了工会的领导力量。
周恩来认为以前起义失败的军事原因是工人没有掌握武装。罗亦农也说，罢工后，工人不去夺武装，而是先回家去了。经过努力，工人们走上街头时，手上有了200条枪。
罢工立即转入武装暴动。从中午12时至下午4时，打下警察署、湖州会馆后，战斗集中于三处，即北火车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天通阉火车站。当时，罗亦农在施高塔路四达里指挥部指挥，周恩来、赵世炎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由郑超麟及赵世炎爱人夏之栩来往指挥部送信，参与指挥点斗。
周恩来与罗亦农、赵世炎商量，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能庵车站取攻势。周恩来从21日起义开始，就没有合眼，一直战斗在前线指挥部。22日中午攻下了天通庵车站，南市俘虏了敌人百余人，下午4时，攻下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浦东）。
攻打闸北车站战斗十分艰难，敌人机枪嗒嗒嗒地响着，压住了进攻的火力，在苍澄打了两天一夜，22日白崇禧的军队已到了附的，但按兵不动。
陈独秀、周恩来等人十分气愤：“这不是坐山观虎斗，借此消灭工人武装吗？”
后派代表向白崇禧苦苦相求，北伐军队中进步官兵也要求援助上海工人，白崇禧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出兵。
薛兵部队先开到，北伐军一到，鲁军就抵挡不住了，北伐军和上海工人武装一夹击，打下了闸北，上海暴动取得了最后胜利。工人武装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
上海起义胜利后，3月23日，上海十万市民举行集会，陈独秀在湖州会馆大会上发表演说，赞扬了工人阶级英雄壮举，陈说了几句就走了。郑超麟到会场时，已不见了陈独秀。
陈独秀回到寓所不久，罗亦农也来了，陈独秀说：“我写一封信，你再去一趟环龙路26号，见一下吴稚晖。”
罗亦农迅速浏览了一下信，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以人格担保，共产党不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希望吴稚晖不要为右派谣言所动。
罗亦农说：“你是想稳住吴稚晖，对付蒋介石？”
陈独秀点点头，说：“稳吴，就是稳住上海国民党左派势力。”
当晚，特委会开会。
陈独秀对率先打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兵印象很好。
他说：“我们可以做些工作，留薛兵军队在上海，团员、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薛兵部队，缴获的枪械子弹，留下一部分，送一部分给薛兵部队。 ”
陈独秀认为，我们能掌握薛兵，将来就能对付蒋介石。
两天后，白崇禧就打乱了陈独秀计划，将薛兵调走，代之以刘峙。陈独秀很气恼，他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
这时，传出右派军队可能来收缴工人枪械，陈独秀和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商量，说：“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建议调百余名干部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
3月24日的长江下游，漂着浮沫的江水乍暖还冷，几只受惊的江鸥在江面上空盘旋，徘徊在几艘银灰色的战舰船尾。载着蒋介石的永蜀轮在楚有、楚同、楚谦三舰护卫下，离开安庆，直扑上海而来。
一身戎装，披着黑色大氅的蒋介石，手扶船舷，虎视眈眈前方。在他身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簌簌抖动。
23日，安庆街头，“青天白日”旗随处可见，到处贴着右派写的标语“本日欢迎蒋介石总司令，一体停市一日，安庆市民大会订。”就在这时，天空乌云翻滚，下起了瓢泼大雨。蒋介石反扣房门，和杨虎、温建刚、朱一民等人在寝室里策划了“三·二三”事件，继3月6日杀赣州陈赞贤，3月17日捣毁九江总工会、国民党左派党部后，又捣毁了安徽左派省党部。
事件发生时，蒋介石对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说：“安徽的事情是顶难办的，顶拆烂污的是安徽人，在革命党中拆烂污的多是安徽同志。”
几年前，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就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后经恽代英介绍，到国民革命军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郭沫若在九江时被蒋介石叫上了军舰，蒋不想放郭沫若走：“你跟着我同去的，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
捣毁福建省党部的同一天，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胜利，蒋介石于24日清晨匆匆登轮扑向上海，临行前给政治部设在一中的郭沫若写了一封信：“沫若同志，等候不及，中正先赶赴下游，兄与一民兄同来。中正。”
郭沫若如获赦令，终于脱离了蒋介石。
3月26日上午9时，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杀害的都是C·P·在下关英美打死中国人一二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安庆拍出的通电全被扣压，陈独秀此时还不知道“三·二三”事件。
为了获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防止吴稚晖放大炮，当天，陈独秀和罗亦农再次去吴稚晖寓所，商谈对付蒋的问题。
下午4时，蒋介石到上海，晚6时，上海区委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已闻到了蒋介石身上的血腥气了，说：“蒋来别有用心。”
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提出，“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解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为了缓和与蒋介石、张静江敌对情绪，特委会及上海区委决定去慰劳蒋介石。同时派彭述之去武汉，与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商讨对蒋政策。共产国际来电指示，不要武力冲入租界，注意左右派冲突。
陈独秀揣测，共产国际仍然想保住联合阵线。
蒋介石也恍惚不定。他请胡公冕去见陈独秀，说：“很望能见仲甫。”
陈独秀对周恩来说：“你去见一下蒋介石。”
蒋介石见周恩来来了，从书案边立起身，脸上堆着笑和周恩来拉手，请周恩来坐下谈话。但很快变严肃了下来，说：“我想见仲甫，仲甫不见我，信也没有，他给稚晖倒写了不少信。”
周恩来说：“仲甫身体不太好。”
蒋介石说：“现在我是不满意的，你们到处写文章、搞宣传，但主观的多，客观的不尽然啦。”
谈了一些国民党左右派冲突及国共矛盾后，周恩来问蒋介石：“现在是否消极？”
蒋介石看了一眼周恩来，摇摇头，说：“现在叫我不野，我不干，以前我是有这个打算休息了，可是鲍罗廷要我吞不下这口气，我是要决心反对他的，我决不下台，一定要干。”年初，鲍罗廷曾当面指责过蒋介石。
听了周恩来和蒋介石谈话内容，陈感到事态严重，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蒋介石要改变策略，以市政府和蒋介石冲突，避免工人纠察了和蒋介石直接与他冲突。”
周恩来表示同意。
4月1日，汪精卫取道莫斯科到达上海，在上海各派势力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陈独秀有充分理由相信，汪精卫回国，有可能解决眼前危机。3月武汉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主席团中都取代了蒋介石的地位。
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里，周恩来在报告了汪精卫见面情况后，说：“汪精卫最好直接去武汉，避免与蒋、张见面。”陈独秀表示同意。
但4月21日，蒋汪就坐到一起来了。
汪精卫到上海后，蒋介石换了面孔，立即发江电拥汪，并邀汪精卫、吴稚晖到蒋介石司令部会谈。
蒋介石说：“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从国民政府中赶走鲍罗廷，实行分共，这件事你回来了，就请你做，你不回来，我做。”
汪精卫对“三·二○”事件记忆成尤新，含糊其辞地说：“兄弟刚从外地回来，不敢独自作主，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主张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表决。”汪精卫主张暂时容忍。
第二天，汪、蒋在老地方继续会谈。
蒋介石说：“先生昨天提到召开中央全会，我同意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同共产党关系问题，我对三中全会是很有意见的，我在整理党务案中已提出共产党不但任部长，苏兆征、谭平山还是当部长。”
汪精卫点头，说：“共产党的活动可以限制，在四中全会召开以前，下令他们不要开展活动。”
“这件事你和陈独秀说，唵。”
“陈独秀正在找我。”
“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后，受到鲍罗廷左倾影响，有害党国，要开好四中全会，他们的命令是要宣布无效的。”
“这件事好办，待兄弟回武汉就行纠正。”
“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你看怎么处置？”
“党内阴谋捣乱者，自行纠正。”
“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不听指挥怎么办？陈独秀、吴廷康讲过要与右派军队决斗的。”
“工人纠察队歌舞你的指挥，你是总司令。”
“不听怎么办？算不算反革命，唵？”
“不听总司令指挥，便是反革命，严行取谛。”汪精卫说。
陈独秀等人密切注视汪精卫的行动，蒋介石发表江电拥汪，使陈独秀更加相信，只有依靠汪精卫来制约蒋介石。
4月3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陈独秀满面笑容，与汪精卫握手寒暄。
陈独秀说：“听说你走了一趟莫斯科？”
汪精卫看了一眼陈独秀，笑着说：“孙先生是主张联俄联共的嘛。”
陈独秀和周恩来对视了一下，说：“共产国际和我们的态度一样，是希望你回来的。”
汪精卫点头说：“兄弟在外都听说了。谢谢你们的信任。”
陈独秀说：“你不在，国共两党闹得很僵，蒋介石在九江、安庆都做出来了，我很耽心上海的形势，你来了就好了。”
汪精卫很严肃地问：“这几天我和稚晖、元培、石曾诸同志谈话，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决无此事，我以前和稚晖也多次声明过。”
汪精卫缓和口气说：“没有就好，我再和稚晖等人谈谈。”
陈独秀走后，汪精卫又和吴稚晖、李宗仁、张静江谈到这件事。吴稚晖说：“陈独秀是骗你的话，口说无凭，你不要信他，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
汪精卫说：“这事看来不那么简单，我再我陈独秀说。”
汪精卫把吴稚晖的话和陈独秀说了，陈独秀急了，说：“不要紧的，我可以写在纸上，表明态度。”
汪精卫解释说：“我也因为事关重大，才这样说，你不要太认真。”
4月4日，陈独秀将自己写的一个表明态度的材料交给汪精卫。陈独秀写道：国民党“决无驱逐反党催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须终不可解释”等。
汪精卫看后，说：“我同意你的意思，如果两党是这样，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
陈独秀说：“先生如果有诚意，请签上名，算是我们的一致意见。”
汪精卫再仔细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便签上了名。
4月5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蒋介石见了十分生气。吴稚晖见报后张口便骂：“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横眉竖眼。”当天，吴稚晖在许多人面前质问汪精卫说：“孙先生在日，也没有同意国民党与共产党共治中国，只言共产党帮助国民党。”
汪精卫笑着说：“我们只讲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没有讲两党共理中国。”
吴稚晖问：“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
汪精卫放下脸说：“我只打算和陈独秀发表一个辟谣宣言，防止国共两党误会加深。你们这样有意见，早知这样，不发就是了。”说完，汪精卫绷着脸吩咐李宗仁、张静江收拾行理去武汉。
吴稚晖见汪精卫生了气，也觉得自己言重了，转而苦苦哀求，叫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工作，因为他们也制约不了蒋介石，当汪精卫不愿意在上海两头受气，吴稚晖几乎要下跪了，还是没有留住汪精卫。
4月初，国际代表及武汉的同志来电报，希望陈独秀去武汉，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随汪精卫走，陈独秀自知目标太大，同意去武汉。陈汪走后，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天，上海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罗亦农作了一个《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报告，罗亦农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不可怀疑，……尤其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都有很大的意义。”
罗亦农说：“汪精卫态度很好，政治观点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汪精卫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
赵世炎插话说：“现在上海还处在危险时期。”
罗亦农说：“不错，汪精卫来了以后，对蒋介石有缓和作用。前晚蒋介石已下动员令，汪来了后收回，但我们和蒋介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大会表示决不收藏枪械，决不缴械，决不投降与退却。3月，国际来电说，不要抛弃武器，必须把武器埋藏起来。
在江轮上陈独秀心情十分低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担心留在上海的同志与蒋介石矛盾激化。他拟了一个给江浙区委的电报稿，希望他们不要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蒋介石现在是条疯狗，他正寻找机会咬人。
共产国际高度赞赏了《汪、陈联合宣言》，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称：“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几天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直接尝到了《汪、陈联合宣言》的滋味。
4月12日子夜时分，上海街头一片白色恐怖，缠着白布黑“工”的青红帮流氓荷枪实弹，同时向闸北、沪西、虹口、南市、吴淞等地工人纠察队进攻，周凤岐的军阀军队、租界的帝国主义直接间接加入屠杀工人的行列。第二天，大雨倾盆而降，宝山路一带鬼哭神泣，百余丈大马路，血洗成河，遭到军队突然枪击的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警笛昼夜嚎叫，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成千上万人向码头、车站涌去。……
蒋介石发动“四·二二”政变后，陈独秀思想极度消沉。
一天，张国焘告诉陈独秀：“周恩来、李立三、陈延年来电他们建议武汉出师东征蒋介石”。
几天前，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到上海，决定由陈延年任上海代理书记，调罗亦农回武汉。同时指示如蒋不十分反动，先北伐。
周恩来十分生气：“以前我们太缓和，致使此次大吃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缓和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
周恩来主张先打蒋后北伐，以区委名义对中央决定提出异议。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它东征，是很难的。”
3月，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等人给苏共中央去信，指责维金斯基右倾。于是，40岁的印度人罗易被派往中国，成为共产国际首席代表。
汪精卫对于武汉国民政府中两派意见，反复权衡，决定继续北伐，同时也成立一个土地委员会，研究土地问题。
罗易和陈独秀等人已经作了一个不主张立即北伐的决议，这时看国民政府和鲍罗廷意见一致，主张北伐，只好撤销。
土地委员会开会时，也邀请陈独秀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邓演达、徐谦、谭平山、顾孟余、毛泽东等人。谭平山是国民党农业部长，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陈独秀对土地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提了六七条意见，他强调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但谁“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毛泽东听了摇头。
4月2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召开“五大”。
会场一片肃静。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陈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公达、李立三等八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为了防止意外，开幕式后，大会转到市郊黄坡会馆召开。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他被张作霖绞杀。
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芳、钱大钧杀害。
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
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
会前，住在中央机关61号的陈独秀精心准备了数万字的发言提纲。要谈的问题可是太多了啊！
陈独秀必须向大会有个交待，他，陈独秀对蒋介石的政策什么时候出现了问题，哪此问题该记在他的头上？而哪些问题又确实算不上是中央出的问题？
陈独秀首先想到的是中山舰事件，他点了一支烟，重重吸了一口：当时退让是不错的，左派为量就是弱嘛！汪精卫不也回避了吗？
上海的武装起义有没有问题呢？假若不举行这样的武装起义，蒋介石就找不到借口缴工人纠察队的枪了吗？陈独秀在房中来回踱步：当然，不能这样说。陈独秀走到桌前，用毛笔写上：“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当时应该进行经济斗争，变不上实现民主专政。”
他突然想到几天前吴玉章的一个提议，要把一个共产党员领导的营扩成一个师，他当时就没同意，这不是让人家抓我们的把柄吗？
陈独秀走回到沙发边坐下，无奈地低头沉思。
朝气勃勃的毛泽东，自他来武汉后已有几次和他谈到农民问题，这也许和《向导》上个月登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但陈独秀明显感到，这位擅长农民运动的活动家，对他陈独秀已很疏远，在他那大而明亮的眸子里，甚至藏着几分怨气！
毛泽东主张没收地主土地，目前也太革命了，这样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左派内部新的纠纷。但对土地问题一点不关心，也是太右了，毛泽东意见会更大，还是走中庸路线吧。陈独秀没有想到，他反了十多年的孔夫子，现在还要搬中庸之道。
陈独秀在铺陈文章时，脑中总有一个世大的影子，在恍惚之中支配着他的思维，很清楚这个影子他是摆脱不掉的。
这个影子就是共产国际！莫斯科！
对于下一步怎么办，陈独秀很伤了一番脑筋。上海、广州、北京，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劳动力都很强大。武汉是汪精卫的势力范围，共产党要想独立发展自己，在这些地区是很困难的。
能不能到边远地区呢？鲍罗廷主张去西北地区，那里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工业不发达，帝国主义势力薄弱，反革命势力也薄弱，如果在那时机集结革命势力，再来与帝国主义、新老军阀作战是可行的。也许，鲍罗廷是对的。
陈独秀的发言在大会现场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抵制和反驳。
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注目。
陈独秀家长制的人们被严重地撼动了，彭述之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护驾的人越来越少。
瞿秋白写了4万字的小册子，有一肚子话要说，他的《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在陈独秀那里被卡住了，彭述之指责瞿秋白私自离沪去汉，印小册子，进行小组织活动。现在机会来了。
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周恩来，十分关注“五大，他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甚至不相信，这些意见是来自平时看去那样宽容的周恩来。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这是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人在会前联合制定的，但陈独秀等人不屑一顾，没有列入大会议程。
会议空隙，毛泽东和蔡和森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是漫步橘子洲头，其后在广州东山，今天走到黄鹤楼来了。”
蔡和森笑笑，说：“你的心情还挺好？”
毛泽东说：“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
“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
“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
“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
“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由于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市民政府，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及与农民团结；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
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萧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
毛泽东只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共前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进中央局。张国焘只在“三大”上落选中央执委，毛、张似乎命中相克。
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九人。彭述之终于落选。
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为秘书长。
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3月中旬给苏共中央去信称，“老头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党的领袖这一。
陈独秀虽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威信已大不如从前。
5月，武汉上空乌云密布。
17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机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被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队粉碎。
5月21日，驻长少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3千余人，杀百人。中共湖南省委决定30日发动长沙附近十万农军，围攻许克祥。
四面楚歌的武汉政权经济萧条，人心惶惶，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声音。
鲍罗廷急得团团转，他说：“一切错误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
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蔡和森等人于5月26日开政治局会议，认为纠纷同于贫农幼稚和反动势力的宣传。决定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与上同时，毛泽东被调出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
5月30日，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浏阳农民军，孤军进攻长沙，失败。
汪精卫高兴了，见到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有十万大军嘛？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
陈独秀眨了眨眼，无话可说。
5月底，共产国际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史称“五月指示”。
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片办反动军官。
罗易接到国际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磋商。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半晌无语。5月的武汉，天气十分宜人，陈独秀却手心汗涔涔的感到闷热。
周恩来、吴玉章关于建立共产党的独立武装的提议，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都被他否定了，这份电报拿出来，会怎么样呢？必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陈独秀说，“国际主张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如果执行国际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蔡和森想，不拿出电报，不是扣压国际指示吧？他内心清楚，毛泽东是多么需要看到这份电报啊！
鲍罗廷、维金斯基也感到，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形，汪精卫这个样子，哪能执行呢？
陈独秀想说，国际指示是叫中国共产党人在粪缸中洗澡。但忍了忍，没有说出口。
罗易想执行，他认为假若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
给国际回电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几天后，罗易私自会见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汪精卫大吃一惊，他不动声色地问：“能否拿来看一看？”说完，他看一眼罗易。
罗易一阵心虚，犹豫了一下，他点头答应了。为了恢复汪精卫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他决定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五月指示的抄本给汪精卫看。他反复看了看国际的指示信，虽然有些不适宜直接给汪，但也没有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
汪精卫得到抄本，说了声：“谢谢”，打发掉了罗易。他将抄本递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
汪精卫“嘿”了一声，冷笑着说：“你既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刚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从国民党内部获得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报告了中央。大家呆住了，鲍罗廷气得发晕。
鲍罗廷、维金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
罗易知道太轻率，说：“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精卫的关系。”
汪精卫得到“抄件”，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6月4日，即发生了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毛泽东后来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邓颖超后来也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愤怒的鲍罗廷将罗易泄密情况电告国际。6月9日，天气闷热，因罗易泄密事件消沉了几天的陈独秀情绪又高涨起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抑制何键部队，共同解决共产党的危机将延缓。
鲍罗廷没有列席会议。冯玉祥邀请汪精卫、徐廉去郑州开会，因为是北伐会议，鲍罗廷、加伦也去了郑州。
张国焘也去了郑州，了解会议情况。
陈独秀认为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罗易长篇大论地否定了陈独秀的分析，他认为唐生智回来，危险更大。中共应执行“五月指示”，立即征服广东，发动湖南暴动，北伐军回汉时，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
罗易想洗刷自己，将功补过。在这之前，罗易支持蔡和森提议，准备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后与周恩来“大闹一场”，加上谭延闿等人骂“C·P·有推翻国民党阴谋”，陈独秀发火将此决议取消。
蔡和森、任弼时表示赞成。会议经过激烈争执，勉强通过罗易提案。
散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陈独秀写了《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讨蒋会议。
这次陈独秀又错了。
6月13日，汪精卫、唐生智回到武汉准备分共。迎接他们的是“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和“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口号。
一打听，是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卫立即约见鲍罗廷、陈独秀，声泪俱下、咬牙切齿地说：“总工会连络武人来倒我。”
鲍罗廷、陈独秀“气得要死”，表示对总工会行动极为不满。
6月27日夜，冷落的街道杳无人迹，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汽笛声。
西门子鲍宅门前，不时闪进一个人影，不到一个时辰，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都来了。
室内气氛紧张，大家小声交谈着。
“中央军委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周恩来讲话时，已是翌日清晨，“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表示赞同。
陈独秀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有人反对解散这支强大的工人队伍，但附议的声音很小。
最后的决议是，同意公布25日总工会作出的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命令。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
这时罗易发言，他满面怒容地问：“《致上海区委的信》是谁的意思？”
几天前，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三人谈话时，蔡和森主张用掀起反帝斗争的方法来推动土地革命。陈独秀、李立三表示同意。后和张国焘商量，作“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和“致上海区委的信”。
蔡和森见罗易问，忙说：“这个通知和信发出后，不敢自信正确，请大家讨论。”
罗易批评说：“这封信是用反帝斗争取代阶级斗争，非常危险。”
大家发言后，蔡和森提议由张国焘写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信之错误。
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53年后，1980年3月17日，新华社播发为刘少奇平反的文章提到这件事，“主要应当由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负责”。
上海的陈延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6月23日寄出的《通知》和信。
6月26上午，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
就在这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陈延年心头一紧，不好，这位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他和王若飞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恒丰里104号暗处，陈延年等人观察周围的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继续工作。他想，也许这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
刚从下来不久，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精疲力尽，白色衬衫被扯破，露出皮肤，终于被敌人擒获。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并不认识陈延年。敌26军对待陈延年象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韩步先等3人。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五马路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
汪孟邹接信后大吃一惊，最后想到好友胡适。适之和仲甫虽为诤友，但对仲甫亲子不会见死不救。想到这里，汪孟邹冒炎热赶到南京，请胡适帮忙。
胡适见到陈延年的亲信，也很着急，表示“我一定营救他”，将陈延年的信转给上海的吴稚晖，请他帮忙。吴稚晖当年曾帮忙陈延年到法国留学。
吴稚晖见信吃了一惊，暗暗欢喜。吴稚晖1921年在中法里昂大学挑起事端，导致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被押送回国，此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上，想不到，陈延年今天载到他的手里来了。
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这杨虎不是别人，正是随蒋介石一路制造赣州事件、九江惨案、安庆“三·二三”事件的特务处长。
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延年已被抓获。看完信，杨虎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
“你是陈延年吗？”杨虎问。
陈延年摇头。
杨虎“嘿嘿”冷笑了几声，叫人带上韩步先。满身血污的韩步先浑身筛糠，见到陈延年，忙将眼睛转向一边说：“他就是陈延年”。
“无耻！叛徒！”陈延年破口大骂韩步先。
7月4日深夜，被严刑毒打体无完肤的陈延年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杀、五马分尸。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7月5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
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脸色煞白，瘫倒在椅子上。
延年牺牲这一天，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毛泽东作为农民协会会长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他刚刚把扬开慧及3个孩子送回长沙。
毛泽东对陈独秀将他调出湖南很有意见。到武汉后，他召集来武汉的湖南同志开会，鼓励大家回湖南进行武装斗争。
陈独秀胡髭拉杂，脸色疲惫。几天前，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写了《致党中央意见书》，批评他不公布国际紧急指示，回避土地革命，他将《意见书》扔到地上发了脾气。大家不欢而散。
“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陈独秀语气很平缓。他已习惯了别人的否定。
蔡和森主张上山。
毛泽东点头说：“不保存武力，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力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再回到陈独秀，陈答：“同意上山。”
7月12日，鲍罗廷根据国际训令对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训令6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内容是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被解除顾问合同的鲍罗廷。在这之前，罗易已被国际电令免去“代表”资格。鲍罗廷扣住了国际训令，没有马上执行。
陈独秀6月中旬致电国际、解释暂时不能执行国际五月指示的原因。陈独秀说：“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都抱有敌意……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迫切的任务是纠正‘过火’行为”。
这份电报促使共产国际下决心调整陈独秀、鲍罗廷和维金斯基。
鲍罗廷清楚，自己和陈独秀是一根绳子的两个蚱蜢，陈独秀时代的结束，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希望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拖了半个月，再也拖不下去了，国民党已公开准备改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接替他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途中。鲍罗廷当天和陈独秀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老鲍有些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这位前中共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同时建议瞿秋白及正在住院的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学校。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短函，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然后抽空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任弼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任氏兄妹将他送到门外。
陈独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算是和他们有招呼。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一起走的是秘书黄文容（黄玠然）。
他们乘船到武昌，住到了党的一个秘密居点，与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纸行楼上。
几天后，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