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1924年元旦，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的党团会，这次会议是讨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大会的预备会议。
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和陈独秀并排坐在一起，张太雷坐在鲍罗廷另一边，任翻译。
鲍罗廷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年8月考察苏联后来中国的，目前是国民党的特别顾问。孙中山一系列联俄政策，都是通过他和苏联政府发生联系。因此，鲍罗廷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是显赫的。
陈独秀向大会介绍了“三大”以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和目前各地加入国民党的情况。几天前，陈独秀和秘书罗章龙共同签发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各地推荐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独秀讲话时注意到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12月15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12月20日，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发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都是会对他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而且，鲍罗廷也一再提示他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所以陈独秀说：“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
中央执委会的成员显然感受到了陈独秀发言中的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鲍罗廷有一个宽阔的肩，他坐在那儿明显占据了比陈独秀更大的空间，陈独秀请他发言时，他微笑地点了一下头。
鲍罗廷说：“这次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我建议陈独秀同志不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从国共合作的政策考虑的。”
鲍罗廷的话当然有另一层含义，万一陈独秀没有选上怎么办？而且，孙中山没有给陈独秀一个理想的职位，那将不是陈独秀个人脸面的事。
鲍罗廷没有直接这样说，他只是说：“陈独秀同志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这种做法现在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
他的讲话和马林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居高临下，尽可能保持权威的口吻。
陈独秀立即表示：“我同意鲍罗廷同意的建议，不作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他说：“我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
鲍罗廷对陈独秀关于“秘密支部”及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的话，不以为然。他用沉默的方式冷处理了陈独秀的发言。
孙中山当然没有忘掉陈独秀，召开国民大会，陈独秀叫得最多。他指定陈独秀、柏文蔚、张秋白作安徽代表，直接进入大会。
但陈独秀没有来广州，既然不作国民党中央候选人，他就不能来广州。他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留在上海，如他个人曾受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攻击。
去年11月底，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写了一封“请愿书”，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们说：“陈独秀本为陈炯明特别常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绝无学理之根据，指斥我党为落后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都早识其别有怀抱，党员改疑者久矣……陈独秀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其大前提，则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
尽管孙中山反驳了邓泽如等人，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但还是以撤销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方式，自动免除了陈独秀宣传委员长一职。
为了不引起孙中山的看法，陈独秀事前将不参加国民党“一大”事通知了孙中山。
1924年1月中旬，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的23位代表云集广州。
鲍罗廷召集代表们开会，统一代表思想。陈独秀没有来，这一使命非他莫属了。
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张国焘和谭平山、瞿秋白等党的活动家都来了。
武汉代表有刘伯垂、廖乾五、李隆玉；天津人于树德、热河人韩麟符为直隶省的代表。孙中山指定的共产党人代表是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其他为省选代表。蔡和森没有参加国民党一大，他身体不好。但他的爱人向警予到了广州。
鲍罗廷提醒代表：“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的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
1月20日，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彩旗飘动，人影憧憧。印有十二叉光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主会场随风摆动。
1月28日，大会讨论党章，这天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据规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5人主席团今天由胡汉民主持会议。
冯自由第一个发言，他提出临时动议，说浙江代表杭辛斋因病去世，请以大会名义去哀悼。
大会同意以大会名义去唁电。
汪精卫说：“25日上午议章程审查报告案时，总理到会提出休会哀悼列宁逝世，中止了讨论审查。”
戴季陶发言，表示满意审查结果。
方瑞麟说：“我建议增加一条条文，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空气一下变得紧张起来。参汉民征求代表意见：“有没有附议？”约有十多人附和方瑞麟建议。
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人把眼光投向了李大钊。作为审查委员会委员，李大利预料有人借机发难。他举手向胡汉民示意，要求发言，胡汉民立刻宣布：“请李君守常发言。”
李大钊清了一下嗓子说：“为防止猜疑，我必须把将入国民党的理由讲出来。”会场被李大钊的冷静、庄重震慑了，一时出奇地安静。
李大钊从容不迫，款款而谈，他解释了加入国民党，目的是摆脱列强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压迫。反驳了“我们加入本党，本党就变成共产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等种种谬论。
李大钊发言后，江伟藩发言发对，他说：“人的精神有限，致力于三民主义应尽忠党务，不能再兼外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距离尚远。”
《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反驳江伟藩，说：“只要遵守本党党章，就是我们的同志。”
李永声发言继续反驳江伟藩：“我希望有多数青年加入，无青年加入，本党是不会发达的。”
汪精卫发言，他主张接纳共产党，他讲了两个理由，一个是无政府党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都接纳了，不应该排斥共产党；另一个理由是戴季陶理论：赞成民生主义就没有赞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汪精卫不知道，戴季陶的社会主义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
汪精卫是老同盟会员，他发言后，反对接受共产党的代表开始缓和语气。
周自德提议这个条文不必表决了。
他希莲提议修正方瑞麟提案，加上“非经总理许可，不得加入他党。”
黄季陆表示相对赞成方瑞麟提案，在章程中要有适当规定。
王恒、李国瑞则赞成汪精卫的意见。
这时，设在华侨路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支部秘书长廖仲恺要求发言，他对方瑞麟的提案很反感，绷着脸说：“只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
当时，老同盟会员中，真正支持孙中山改级国民党的没有几个人，即廖仲恺、戴季陶、许崇智、蒋介石、陈友仁。去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去苏考察。回来后，孙中山决定建军官学校，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蒋介石、许崇智赞成联俄，原因之一是看中了鲍罗廷的军事援助。
执行主席胡汉民见国民党右派占了下风，他发言作和事佬，说：“实际上没有什么争执。”胡汉民和汪精卫一样，属于见风使舵一类人，表面上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国民党中还有一部分人态度不明显，既然孙中山同意了的，就表示同意，如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作等人。孙中山在开幕式上说，会期很短，“不可以无意识的问题，来挑拨意见。”这几个人听懂了孙中山的话，在大会上没有发言。
毛泽东静观局势发展，这时要求发言，提出“请付表决”。毛泽东已看出共产党人廖仲恺的国民党左派占多数。
表决结果如毛泽东预料，大多数同意章程上不必明文写上党员不得加入他党。
胡汉民看了一下表，12点正，他宣布大会休会。
会后，李大钊散发《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反对改组的是居正、田桐、单辰、张继、谢诗、邹鲁、冯自由、徐苏中、邓元冲，这些人即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因为激烈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一大期间被开除了。孙中山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国民党无组织、无纪律。”柏烈武因为违纪前科，孙中山叫他表明态度。
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所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占三分之一。
国民党“一大”期间，陈独秀叫蔡和森安心养病，自己编发《向导》和《前锋》，写了《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列宁之死》等文章。
2月份，出席广州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代表都陆续到了上海。“三大”执委借此机会召开了三届二次中央执委会会议，作出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决议案》有一些新提法，如“对他们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欲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
陈独秀很满意大会接受了他的观点。
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在，毛泽东是双重身份，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和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共事。此外，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共产党员还有，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宣传指导于事施存统、沈泽民，工人农民部调查干事邓中夏，办事员王荷波，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警予。向警予刚刚被选进改组后的中共上海区委。
这次，毛泽东打算在上海多干一些日子。
5月上旬，陈独秀和张国焘去看望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维金斯基。维金斯基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张国焘听了喜形于色，频频点头。陈独秀决定开一次中执委扩大会议。
这次大会改变和发展了2月份的《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内有右派，提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会议强调了职工运动，提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继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邓中夏等同志对此十分满意。
但陈独秀坚持“应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开展工人运动。”
广东、湖南在汇报中提到了农民运动问题，这使陈独秀多注意了一下神采奕奕的毛泽东的面部表情。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两个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是在国民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因此在最后形成文件时，陈独秀同意写进农民问题决议案。但只是提出一些宣传性的口号，而且，把它安排在文件的末尾部分。
陈独秀情绪很好，对自己的一些个人独断进行了检讨。
蔡和森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感到天的不错。在国共合作政策上，蔡和森和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一样，有不同看法，只是不多议论。
蔡和森病刚好，脸色苍白，但两眼很有精神。年初，陈独秀几次给胡适去信，请他去商务为蔡和森催稿，胡适竟一字不回。陈独秀见蔡和森困难，只好从别处周转200元支给蔡和森。对此，蔡和森十分感谢。
陈独秀哪里知道，胡适迟迟不回信，与“家庭革命”失败有关。
去年初秋，胡适与曹佩声在西湖烟霞洞曾发下夙愿，寒假回绩溪老家，双双与原配离异然后结为连理。曹佩声与丈夫胡冠英不费周折，即达成协议离婚。而胡适夫人江冬秀一听说“离婚”，便拿出菜刀，以杀死两子，然后自杀相威胁，使胡适忍气吞声，怏怏而归。
这件事，胡适守口如瓶，不仅陈独秀就连汪孟邹一时都懵在鼓里。
开完中央执委扩大会后的一天，陈独秀到五马路亚东图书馆散心。汪原放见陈独秀来了，便去倒茶。
陈独秀问：“最近有适之信吗？”
汪原放说：“没有。”
陈独秀“哦”了一声，低头喝茶。
汪原放说：“胡先生一心于文学革命，而你却比他要忙得多，近来瘦了些，头发那么长了。”陈独秀笑笑，说：“文学革命不仅要革文言，提倡白话，便算了事；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要紧的事要干的。”
知道是指党事，汪原放说：“你们共产党做的事，外面都讲不错的，我也想加入进来。”
陈独秀看了一眼汪原放，说：“你现在干的不很好吗？”
汪原放笑了笑，见陈独秀没有同意，便没有再作声。
陈独秀情绪没有好多久。一日，汪精卫、张继托人带信给陈独秀，内容是谈判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问题，陈独秀心“咯噔”了一下，脸像黄梅雨季的天一要即刻阴沉下来。
和汪精卫、张继的谈话，一开始就进入了僵局。
汪精卫说：“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就应该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不应在国民党内开展党团活动。”
张继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党中有党。”
陈独秀解释说：“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忙国民运动，忽略了本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最近提出健全党组织，发展党员数量，提高党员的质量，是因为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够分配。而本党独立发展，正是避免与你们纠缠不清。”
“此事我们先提出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既然仲甫不以为然，我们也没有多说的必要。”汪精卫说话的口气很硬。
结果不欢而散。
6月14日，党、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规定超龄团员，在3个月内加入中国共产党。
4天后，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所谓“弹劾案”，接着又发表《“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这时到广州。为了突破陈独秀防线，他们把日光朝向鲍罗廷。
6月24日，胡汉民、汪精卫似乎只是礼节性地拜访这位中国国民党训练员，来鲍罗廷家坐了一会，顺便提到了国民党共产党关系中的摩擦事，鲍罗廷没有当一回事，应付了几句。
第二天下午3时，谢持、张继来访，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孙科，做临时翻译。
谢持说：“我们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与你谈话。”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鲍罗廷见来者不善，也不示弱，说：“我以中国国民党训练员资格与他们谈话。”他的抽屉里有孙中山亲笔写的国民党组织训练员的证书。
张继与谢持对望了一下。
张问：“想问一个问题。”
鲍说：“是团刊上所谓‘非必要时不宜采取敌视态度’？”
张说：“非尽如是。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党团问题。”
鲍说：“这个问题要从根本解决，不要论及枝叶。”
谢说：“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不能自己作主，须是第三国际指挥，俄国对中国革命究竟采取何种态度？除了和国民党交朋友，是否还有扶助共产党？”
鲍罗廷列举了一些中国社会问题，包括吴佩孚在汉口屠杀工人事件，指责国民党不闻不问。
张、谢要求回到党中有党问题上来。
鲍说：“由于党中央在执行委中会不能起到中心作用，党中分派不能避免。方瑞麟反对联俄联共，是右派，共产党是左派。”
谢见鲍承认党中有派别，于是又问：“你们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又在党内作党团活动，你认为有理吗？”
鲍说：“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可以新分子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这话是孙中山讲的，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什么接受共产党？”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所以张、谢无话可说。
谢反驳说：“你们组织小党团，不是让国民党活，而是让国民党死”。
鲍说：“希望有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张继说：“既然国民党是为腐败的，共产党是新生的，不如分开，两无阻碍，岂不更佳？”
鲍说：“加入国民党，是第三国际的命令，共产党、青年团如不加入，则是违背命令”。
张终于找到了鲍罗廷讲话的漏洞，于是转口说：“我们并不绝对主张分离，只是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
鲍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实际相互利用，结果，国民党更有利。”
张说：“但结果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于国民党，不见有利。”
鲍这时已开始招架不住，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短，即使只有一个共产党来，为国民党计，也不应挥之去。”
谢说：“可是我们认为，国民党能否为俄国朋友，尚未可知。”
鲍说：“误解。”
谢又说：“你们的印刷物，日日以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所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团是国民党本体上之大问题。”
鲍说：“不妨，党都有左右派之分。”
谢说：“是两党，不是两派。”
鲍说：“还是国民党宗旨适用。”他停了一下，看着孙科说：“提名国民党改成共产党，我也不同意，只好提皮包离开广州了。”
张又找话说：“既然共产主义要到一百年后，现在为什么要挂共产党招牌？”
鲍说：“因为国民党中央干部还没有组织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他又绷着脸说：“你们可以定多数条例，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鲍说：“因为国民党中央干部还没有组织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他又绷着脸说：“你们可以定多数条例，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我不希望如此。”
张、谢见鲍脸色不好，气氛已很僵，便告辞出门。
孙科看看手表，是下午5时半。3个人唇枪舌战了2个半小时。
出门后，张继和谢持说：“鲍罗廷提出以多数驱逐共产党出党，倒提醒了我。”
谢持说：“必要时，我们可以提请总理，将共产党中活跃者，驱逐几个。”
张继点头，说：“鲍罗廷似比陈独秀好说话。陈独秀最近态度有些变化，比以前强硬了些。”
谢诗说：“陈独秀近日写文章，要资产阶级不要忘了下层劳动阶级。他的话很有煽动性，能看出共产党党团活动的动向。”
这次谈话后，鲍罗廷及张、谢以入孙科都以自己的立场向孙中山作了汇报。
作为答复，孙中山下令作一个《关于党务宣言》，宣布“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作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表示孙总理短期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详细解决这个问题。
“宣言”发表后，短时间内缓和了一下国民党右派的情绪。
这次交锋后，鲍罗廷在夏季给共产国际写们：“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象某些同志估计的那样，似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以致必须作好可能分裂的准备。”
“某些同志”是指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
维金斯基这次到广东，得出了和鲍罗廷不同的结论，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既没有强烈的愿望，也没有经验使运动建立在劳动阶层的利益的基础上。”
所以，陈独秀选择给维金斯基去信，提出“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而必须支持左派的各种活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支持了敌人。”
恽代英化名但一在《中国青年》第41期上发表了《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对国民党右派的排斥共产党的言行给予公开驳斥。
陈独秀认为恽代英的文章很好。7月21日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商量，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提出“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这个通告和陈独秀给维金斯基的信内容一致，但口气婉转多了。
1924年10月10日“国庆”日，广州太平路上，数千名各界群众愤怒地高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军阀”向前涌进。走在队伍前列的有刚从苏联归来的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从西欧归来的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突然，枪声大作，游行示威队伍遭到反动商团军的突然袭击，慌乱的人群向四周奔去，几十人流着殷红的鲜血，抛尸街头……
第二天，陈延年奔向韶关，向率军督战的孙中山、廖仲恺告急：“大元帅，望当机立断，与反动商团决一死战……”陈延年虽然只有26岁，却显得老成持重，脸型很象父亲陈独秀，但有一双比父亲更锐利的眼睛，微微上扬的嘴流露出坚韧不拔的神情。只是阔脑门上向后梳去的满头乌发，才显称出这位威仪不俗的广东区委负责人年龄并不大。
孙中山皱着眉头，脸变得煞白，他终于忍不住内心压抑的愤怒，开始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廖钟恺召呼陈延年坐下，他对这位年青人顿生好感。
“以你之见？”孙中山停下脚步，看着陈延年问。陈延年感到，孙先生射出来的眼光祥和，同时掺杂着一种掩饰不尽的疲惫。
“立刻以少数可靠的革命兵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军队下总攻击令。”陈延年言语铮铮，充满了火药味。
“我们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作革命政府的坚强后盾。”陈延年代表中共两广区委继续劝说孙中山。
“逸仙，商团武装不解除，广东革命政权不能巩固。”
摸着胡髭的廖仲恺眨了眨大大的眼睛说话了。
“好”。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孙中山下决心粉碎反动商团。他转身告诉廖仲恺：“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作战事宜。”
14日晚，刘尔崧、施卜领导的工团军，阮啸仙、彭湃、徐成章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在周恩来、陈延年的领导下，配合孙中山的警卫团等精锐部队，全歼反动的商团军。陈廉伯逃进沙面租界。
太阳暖和和的，秋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陈独秀有些慵倦地半倚在藤椅上抽烟，坐在旁边的蔡和森和彭述之正在看伍毫来信。
30岁的湖南人彭述之刚从苏联回来。两年前，陈独秀去苏联见过他，便把他留下来协助身体不好的蔡和森编《向导》。
“周恩来、陈延年回国后，广州支部变化很大。”读完信，蔡和森高兴地说。他很赞成伍这豪对商团事件的分析：“国民党右派是永远不革命的。”
“8月，我就主张反击商团。这次粉碎商团事件，好就好在我们的工人、农民也参加了，这个意义非常大，比孙中山领导的其他战争意义都要大。”陈独秀说。他没有回答蔡和森似答非答的话，因为他不想直接评价陈延年。9月，陈延年、陈乔年由海参崴到上海后，不回家却到民国路泰安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和郑超麟、傅大庆、薛世纶等人一起正儿八经到中央机关向他汇报工作。几年不见，父子关系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更疏远了。
陈独秀和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等人商量，叫延年去广州，乔年去北京，弟兄俩一南一北，他自己在中间。有隔阂嘛，那就隔远点。
当时毛泽东已回湖南。夏天，毛泽东生了一场病，初秋便离开了上海。
“看来广州支中是支持孙中山北上的。”彭述之打断了陈独秀的沉思。
10月下旬，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议和，陈独秀表示反对，他认为冯玉祥是英美的新工具。
陈独秀下意识地“哦”了一声，还没有回过神来。“和森怎么看？”陈独秀转问蔡和森。
蔡和森说：“冯玉祥打什么主意，还很难讲。孙中山北上，目的是同军阀、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陈独秀感兴趣地点点头。
蔡和森接着说：“孙中山北上前要去一趟日本，在广东就唱了联日高调，他与段祺瑞、张作霖也没有断绝联系。”
“商团打败了，广东境内反动势力仍然很强大，孙中山先不消除心腹隐痛，却急着北上，是和段祺瑞搞妥协、搞军事投机。他向来主张和平统一南北。”陈独秀赞成蔡和森的意见。
11月17日，孙中山由粤到沪，打算经日本到天津。经过孙中山做工作，陈独秀改变了口径’发表中共中央第4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
陈独秀也知道，国民会议谈何容易，不是说开就能开成的。但有一个预定会议却一天天逼近了，这就是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了“四大”，约有29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维金斯基。这也是陈独秀的愿望。10月，中共中央曾批评鲍罗廷，过高估计了国民党中央的作用。
彭述之作为上海市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四大”前，彭述之写出《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不同意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观点，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写出《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不同意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观点，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彭述之写好初稿，请陈独秀过目，陈独秀半天无语。上个月，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2期发表《我们的力量》，说：“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也是冲着他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来的
看来，应该对这篇文章作一些修改。他不想在“四大”时受这个问题困扰。连夜，陈独秀赶写《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说“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陈独秀将文章交给瞿秋白，嘱他和彭述之的文章一起登在《新青年》第4期上，赶在“四大”之前印好。
彭述之看后，松了一口气。他不想一回到国内，就和陈独秀闹僵。
针对国民党内部分化，“四大”确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政策和工作方针，指出极力反对阶级妥协，攻击右派，阻止和反对中派右倾，巩固和扩大左派，保护工农利益，公开扩充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独立性。
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仍回北京工作，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夏天去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这次不来上海，主要是配合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处理孙中山到京后的事务。
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驻中央局。
对于张国焘重进中央局，陈独秀犹豫再三。去年5月下旬，张国焘回到北京达教胡同寓所，第二天即和新婚妻子杨子烈被北京警局逮捕，直到冯玉祥10月发动北京事变，才将这位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放出。最可恼的是，张国焘经不住严刑拷打，供认了中共的南北首领，致使北洋军阀政府要逮捕李大钊、陈独秀、谭平三等人。不知是张国焘的江西话听不清，还是张国焘有意打埋伏，北洋军阀下的“海捕文书”将谭平山写成“谭铭三”。
张国焘是北京事变受益者，他和赵世炎不一样，从骨子里支持孙文北上，在北京工作特别卖力。正是后者，促使陈独秀在张国焘缺席情况出同意他到上海中央局工作。
没有出席“四大”的还有回湖南不久的毛泽东。孙中山北上及国民会议冲淡了农民运动，毛泽东没有进入中央局。毛泽东被排斥到了中央工作外，实际是中国农民问题被排斥到了中央工作之外。
“三大”另两名中央执委王荷波、罗章龙出席了会议，选为候补中央执委，代替张国焘主持铁路总工会工作。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委，继续负责广东。
新的中央局除了张国焘，都是党的理论家，陈独秀、彭述子、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后来居上，地位跃到了蔡和森、瞿秋白前面。
3月16日，张国焘根据“四大”安排，到上海来工作，他于13日在郑州稍事逗留，等待妻子杨子烈到郑州，一同到了上海。
中央局办事处安排张国焘夫妇住进闸北香山路中共职工运动会的办事处。这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刘少奇和爱人何宝珍已住在楼上一间房子里，张国焘夫妇来了后，与刘少奇夫妇为邻。楼下是办公室。
陈独秀听说张国焘到了上海，立即赶到香山路来看张国焘。“你是什么时候离京的？孙中山逝世情况你知道么？”陈独秀急切地说。
孙中山因肝病恶化，1月26日进北京协和医院，确诊肝癌，经镭锭疗法无效，2月18日移住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改中医治疗，终于在3月12日上午9时30分逝世。
几乎同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另一张病床上，中共“二大”执委高
“我月初离开北京，当时北京很乱，已有警察在调查我的住处，守常叫我早走，8号我到了郑州。孙中山先生去世，我是在郑州知道的。”张国焘说。
陈独秀“噢”了一声，说“你这次来了正好，秋白和我两人在忙，正感到人手不够。”张国焘问：“述之、和森他们呢？”
陈独秀说：“述之位院了，得了伤寒；和森近来身体又差了，我建议他去北京西山养病，去年底以来，和森身体就一直不行”。
“四大”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工人运动。
5月，上海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白热化。5月15日，发生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事件。
28日，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5月30日发动反日游行示威。
张国焘、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月初出席广东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此时正在回沪途中。
陈独秀说：“在租界组织示威运动，是空泛和不切实际的，我耽心没有多少群众参加，如果有三五百人参加示威，便是我们的成功。”
“四大”以后，陈独秀一直关注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帮助工人拿意见：如何提出意见，如何推举谈判代表等。
李立三见陈独秀没有信心，说：“我们可以下去发动，扩大社会运动势力。”
恽代英说：“可以国民党名义，组织二三百人到各校演讲。”
陈独秀表示同意，说：“我们可以分头跑一下工厂学校，我可以去英美烟草公司等工厂。”
5月30日下午，2千多名示威群众行进到南京路时，遭到英巡捕开枪射击，打死11人，重伤1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刘少奇等人刚从广州回沪，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强调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斗争，要有普遍的持续力。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罢市、罢工、罢课反帝头争。
6月1日，上午，陈独秀等人分头到闸北宝山路顺泰里2号。在一楼大厅里，聚集了上海一些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会代表和工人活动分子。张国焘宣布“上海总工会成立”之后，陈独秀即席发表简短演说，号召大家坚决进行反帝斗争。
陈独秀回到座位上后，新当选的上海总工会副会长刘华告诉陈独秀，说：“代英上午不来了，他去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大会去了。”
陈独秀点点头。他转身对张国焘及上海总工会会长李立三等人说：“五卅事件要多做宣传，可与秋白同志商量一下，写一个告全国民众的文告。”
张国焘赞成以中央名义来写：“把舆论造到全国去，引起一场全国的反帝运动。”
为了配合中共中央统一行动，周恩来、陈延年的广州区委立即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上海、香港、广东成为反帝斗争的前沿。
陈独秀斗争情绪也日益高涨。一天，他和瞿秋白坐在一起闲谈，说：“我以前讲罢工，主张依照法律、依照政府，现在看来，这条路行不通，只有依赖国民的团结力。”
瞿秋白知道陈独秀迷信国民大会，说：“你主张召集全国工商学员代表大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怕段祺瑞不答应。”
陈独秀用力搓搓手，站起来说：“如果政府不答应，就和他干，发动国内战争，设立国民革命政府。”
瞿秋白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孙文就抓了几十年武装，我们在必要时，也要走这一步。”
陈独秀很兴奋，他认为有必要将学生、工人、商人、农民武装起来，特别是农民，可以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军阀压迫，有了武装，就可以针锋相对地干了。
但陈独秀武装斗争思想并没有持续多久。这时，国民党右派借机攻击共产党是在发动非共产党的战争。7月初，陈独秀在《广州战争上意义》一文中，声明“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
8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一辆轿车疾驰而来、戛然而止。廖仲恺及夫人何香凝缓缓下车，就在这时，枪声大作，一阵枪烟弹雨之后，身中4弹的廖仲恺倒在血泊中，眨眼间暴徒无影无踪……
枪声震惊了陈独秀。他知道，在国民政府四大支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中，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早已是右派的眼中钉，但没有想到孙中山死后不久，就祸起萧墙。孙中山临死前对身边的汪精卫等人说：“我看你们真是危险，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加害你们。”孙中山的谶言在廖仲恺身上得到应验。
陈独秀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再次产生了怀疑，孙中山已死，廖仲恺被杀，胡汉民、许崇智因涉嫌廖案，被迫离职。现在与国民党合作，即与汪精卫、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合作。陈独秀叹了一口气，前景难卜。被别人轰出来，不如自己退出来，陈独秀这样想，但共产国际态度如何呢？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命令忠实执行者，列宁去世后，共产国际更强调了各国际支部的纪律，我也不能违抗国际命令呀。
带着这种心情，陈独秀和张国焘、瞿秋白等人悄悄起程，去北京参加十月举行的中共三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陈独秀在充分肯定“五卅”运动的意义之后说：“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暴露了只顾自己阶级利益的本性，不能与工人阶级战斗到底。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分化明显。因此，我建议共产党及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这样可以不受国民党牵制。”
戴季陶是陈独秀的老对手。1920年酝酿建立共产党时，张东荪、戴季陶先后退出。不久，陈独秀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击溃了张东荪，想不到5年后，陈、戴窄路相逢。
起因是这年夏天，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戴在小册子中说共产党是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戴季陶是国民党头号理论家、中宣部部长，又是孙中山的秘书、翻译。小册子出来后，流传很广，尤其在黄埔军校，形成了以戴氏理论为依据的右派势力。
瞿秋白立即看出了戴季陶与冯自由不同：他的观点有系统性，可以叫戴季陶主义。
陈独秀写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驳斥说：“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陈独秀认为自己的信是及时的，想到这里，陈独秀嘴角牵动了几下，露出了笑容。
以前不赞成成立统一战线的张国焘有些拿不定主意，这时他看了一眼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脸，后者有些激动，脸微微泛红，正和张太雷小声说些什么。
张太雷这时说话：“维金斯基同志的意见，希望中国的同志在讨论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要尊重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坐在旁边的鲍罗廷轻轻点头。
会场出现了短暂的安静。陈独秀重新点燃了一支烟，整个会场烟雾缭绕。在西山养病的蔡和森起身推开了窗帘后面的窗户。
张国焘要求发言，他说：“为了避免国民党和共产党更严重的摩擦，我认为现在不是退出国民党的时机。”
张国焘没有朝陈独秀坐的方向望，他用眼光迅速瞥了一下李大钊，李大钊扶了一下宽边眼镜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瞿秋白也说：“如果我们现在退出国民党，不利于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我赞成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支持国民党左派，利用这块阵地，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提到国民党左派，陈独秀想到了廖案发生后，新上任的广州卫戌司令蒋介石。陈独秀表示服从大会的多数。他也感到国民党第二次东征在即，此时不宜退出国民党。但他说：“我的意见可供同志们参考，我认为要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在有共产党的地方，都要实行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策略。”
陈独秀这个意见得到了代表们的赞成。
会议在形成决议文件时，没有点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观点：“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
1925年的冬天，广州再次成为国共两党瞩目的地区。国民党“二大”即将在这里举行。
12月中旬，张国焘怀揣陈独秀关于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政策的信件，绕道香港到广州。
出席广州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代表有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阓公等人。此外，朱蕴山、高语罕以特邀代表资格出席会议，陈独秀写信给陈延年，让其发展朱蕴山加入共产党。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集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开会，宣读了陈独秀的信。陈独秀写道：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因此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
这和鲍罗廷及广东区委意见差距很大，他们计划在大会上打击右派，提出开除孙科、戴季陶等人的党藉。
陈延年对父亲家长制一贯有意见，他说：“这样做，只会增加国民党右派势力。”他指了指信说：“信上居然点名要把戴季陶、孙科这样的右派人物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不是妥协退让吗？”
广州区委对戴季陶底细一清二楚。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头面人物是戴季陶、王柏龄、贺哀寒、缪斌等，背后人物是蒋介石。戴季陶中途退出邹鲁、谢持的西山会议派，是他嗅出了反对共产党的力量在蒋介石的广州国民政府。
周恩来点头赞同陈延年的意见。对陈独秀的上海中央局，周恩来也有看法。在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发现蒋介石排斥军队中的共产党，即和鲍罗廷、陈延年商定，组织我党独立领导的正规军，但遭到陈独秀等人反对，结果只在李济深的第四军组织了叶挺独立团。
张国焘对陈延年的发言很有意见。作为陈独秀派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团书记，他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这是中央局根据形势分析作出的必要的策略，现在不能修改，而是要执行。”
代表不再说话，房间里流溢出一种沉闷的空气。
为了说服会议代表张国焘不得不亮出底牌，披露了陈独秀等人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达成的协议。
不久前，一向态度强硬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经维金斯基撮合，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举行了一次会谈。陈独秀知道，孙科急于和自己会谈，是担心在国民党“二大”上他可能和戴季陶成为众矢之的，这样必然被排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外。因为共产党人数及国民党左派人数在大会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会谈一开始，陈独秀就给孙科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没有包办国民党的企图，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张国焘点头同意。
孙科、叶楚伧等人见陈独秀完全是让步姿态，表示满意。但一再强调，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合作，必须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不能包办国民党事务，不能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
会谈结束后，陈独秀很高兴，他认为自己在反国民党右派的策略上，取得了进展。至少，他的做法是在贯彻北京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
“原来如此”，会场上出现了一阵不满的声音：“这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应该根据广东真实情况修改决定”。
陈延年表示：“我可以服从中央局的指示，但我保留个人意见”。
国民党“二大”开会时，上届国民党中央委员只来了一半人，更多的是新选出来的代表。
在讨论中央委员名单时，张国焘向汪精卫再次退让，要求减少共产党的人数。他表示：“我和瞿秋白不再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看名单中没有叶楚伧、邵元冲，说：“为了团结国民党各方面的代表，应该照顾到这些同志当选。”
汪精卫凝视了一下张国焘，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联合国民党左派势力，没有完全执行张国焘、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退让政策。在他们的努力下，会议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党藉，给林森书面警告，戴季陶因为中途退出西山会议派，没有严处，但要求反省检查。
邹鲁、谢持、林森、居正、张继等人于11月23日到12月2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召开不够法定人数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这些人被称作“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的中央局的退让政策，大会选举的36名中央委员中，仅7人是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吴玉章、李大钊、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
选举结果出来后，共产党代表十分不满，对张国焘、陈独秀等人很有意见。张国焘在广州局促不安，耽搁了几天后，匆匆乘火车离开。
选举结果出来后，共产党代表十分不满，对张国焘、陈独秀等人很有意见。张国焘在广州局促不安，耽搁了几天后，匆匆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张国焘急忙去环龙路铭德里2号，发现陈家大门上了锁。连问了几个邻居，都说已有几日没有看到陈先生了。
张国焘去中央秘书处碰到了秘书任作民。
任作民说：“陈先生说要有几天不来办公。”
张国焘问：“有多少天了？”
任作民说：“时间不长。”
过了几天，还是不见陈独秀，张国焘判断陈独秀出事了。
“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得这样下场”。张国焘的声音有些呜咽了。
任作民脸色苍白起来，他看了张国焘一眼，说：“你担心老头子出了事？”
张国焘说：“上海反动势力一直在打听中央局办公机关，上两回抓了两次老头子，都被迫释放了。这回他们很可能将老头子秘密处死了”。
当天，任作民去了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说：“朱蕴山、薛卓汉从广州来，仲甫还来坐了一会。这一段仲甫情绪不好。前一阵子，仲甫和太太闹得很凶，已提出离婚，我劝了几回，才答应不离，陈太太已和两个孩子回南京过去了”。
任作民问：“会不会一同去了南京？”
汪孟邹说：“我看不会，他们闹得很凶，上次汇250元到南京，都叫我帮他汇。高君曼拿报上别人骂他的话骂陈独秀，仲甫很生气，两人感情怕真是没有了。”
任作民说：“说的也对，仲甫去南京也会我们说一声吧。”
从亚东图书馆回来，任作民和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商量，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问题可就大了。于是，任作民在《民国日报》刊出了“寻人启示”广告找陈独秀。
陈延年在广州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老头子写文章了。
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吴佩孚打败冯玉祥部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直接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并挑拨国共两党关系。上海反动势力也十分嚣张，12月中旬杀害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并全力搜索中共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加上陈独秀失踪，中央决定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
会议开后，即收到陈独秀由上海来电，说：“已经能扶病视事。”陈独秀失踪之谜才算解开。
原来，陈独秀这期间得了伤寒，身旁有一个女人服侍，他当然不愿意将此事公开出来，便告诉任作民一句含含糊糊的话，说是近几天不到办公处来。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得的是伤寒病，生病期间精神也随着低沉，他也就没有想许多，加上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成天陪伴着，不亦乐乎。陈独秀从报上看到任作民的“寻人启示”，知道不妙，这时病已好了，赶紧出院吧。
和陈独秀来往甚密的女人叫施芝英，是个医生，是陈独秀经常看病认识的。高君曼和陈独秀分居后，陈独秀不奈寂寞，便和施芝英同居了。
任作民见陈独秀来了，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递了一张《醒狮周报》、一张《民国日报》给陈独秀看，说：“你再不出来，我们都打算替你开追悼会了。”
陈独有笑笑，表示抱歉，他说：“上次和你说几不来，没有想到和述之得的是一种病，一住院就起不来了。”
报上是肖淑宇等人写的文章，当时不奉系与吴佩孚联合攻打冯玉祥，冯拟电下野，以张之江代冯，肖淑宇造谣陈独秀去武汉勾结吴佩孚。陈独秀一见大为恼火，骂道：“这个右派，除了写文章造谣，还能干什么事？说我去会吴佩孚，谁会相信呢？”
任作民说：“你还是写个辟谣吧。”
陈独秀点头称是，拿了几样文件和书信，用纸包起来夹在胳膊下面，临走将自己的新地址告诉了任作民，说：“这个地址就告诉你一个人，有事你去通知我。”
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瞿秋白、谭平山等人参加了北京2月特别会议。2月底，瞿秋白等人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了会议情况。
瞿秋白说：“大会建议，在北伐形势下，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
陈独秀问：“移到哪儿？”
瞿秋白说：“如北方局势不变，建议移住北京，否则，移往广州。”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认为中央放在上海比放在北京、广州有利。上海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区，上海的通讯联络设备也占优势。”
陈独秀与施女士往来，瞿秋白已有耳闻。此时陈独秀不愿离开上海，可能还包含一些不好明说的因素，因为北京特别会议提出要尊重陈独秀同志意见，瞿秋白也不再多说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化名伊万洛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上海。布勃咯夫到陈独秀寓所中拜访了陈。
布勃洛夫说：“我在国内听说陈先生家很富有？”布说这话时，耸耸肩，表示对陈独秀居室的简陋不以为然。
陈独秀笑了笑，说：“我的叔父曾经很有钱，但那不是我的钱。我的财富便是这些书。”陈独秀朝墙边靠着的两排淡竹书架昂了昂头。
布勃洛夫笑着点点头：“你对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什么看法？”布换了一个话题。
陈独秀说：“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是工人集中的地方，但三地比较，上海的工人更集中，从目前情况看，我主张中央局仍留在件，证明了陈独秀将中央局留在上海是对的。”
3月的广州，春寒料峭。上时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正窥视机会，为扫除争夺最高权力的障碍摩拳擦掌。
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后，蒋介石的主要权力障碍是胡汉民、许崇智和汪精卫，许崇智、胡汉民因涉嫌廖案，不战自溃。接下来的主要对手是在国民党“二大”上联手的共产党和汪精卫。
对于共产党，有许多国民党老右派在前台冲锋陷阵，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借国民党左派势力打击国民党老右派势力，又腊助假面具获得了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和支持，权势不断膨胀。
打败了陈炯明之后，广州外圈形势稳定，蒋介石又把精力放到内部。
共产党内部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意见也不一致，蒋介石想试一试共产党的实和及让步程度。
机会是可以创造的。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亲信，打着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舰开到黄埔候用。
蒋介石待中山舰抵达黄埔后，否认自己有这个命令，诬蔑中山舰擅自闯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将蒋校长劫往海参崴，于3月20日凌晨3时，下令逮捕了李之龙，并调动武装，宣布广州戒严，断绝省内外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驻处，随后又强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制造了“三·三○”事件。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主张给以还击，当时广州革命力量很雄厚，但临时主持苏联顾问工作的季山嘉及布勃洛夫不同意还击，陈延年等人只好服从。
这次行动，蒋介石的军队连汪精卫的住宅也包围了。冷静下来后，蒋介石也感到不妙，一举得罪汪精卫、苏俄及共产党，很容易引火烧身。他于3月20日当天下午，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员。
22日，正在广州执行苏俄观察团使命的布勃洛夫，稍事从惊吓中稳定了情绪，安排代表去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苏领事馆代表问：“这次事件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
蒋介石说：“对人不对俄，希望不要误会，鲍罗廷也望早日回到广州。”鲍罗廷、加仑当时奉召回国。蒋喜欢鲍罗廷，不喜欢季山嘉，后者反对蒋介石北伐。
苏领事馆代表说：“如此即可安心，我们即叫季山嘉回俄。”
蒋介石打听到了苏俄的底以后，最关心的是汪精卫态度，汪精卫身兼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还不能过早得罪这位国民党元老派。
汪精卫态度冷淡，他写了一个请假条，“因头晕，请给假治疗。”
蒋介石尝到了汪精卫的绵里藏针的厉害。他马上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但在叙述事情原因时，他又说得振振有词：“此事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
蒋兵权在握，汪精卫也奈何不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议：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
汪精卫坚持去法国看病，实际是坚持给蒋介石颜色看，大会虽经挽留，也只好同意。
第二天，蒋介石已放宽了心，他的此举，不仅没有受处理，反而挤走了汪精卫。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此事只牵涉李之龙个人，不牵涉到团体。
“苏俄观察团”团长布勃洛夫和苏联顾问于3月24日开会研究“三·二○事件”，布勃洛夫认为，这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小规模政变”。会后，“观察团”决定返苏。到上海时，布勃洛夫向《向导》记者发表谈话，说：“广州20日事变，黄埔军队短时间包围罢工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50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述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
“三·二○”事件发生后，国民党老右派张继、居正、谢持、覃振等全3月29日在上海开伪国民党“二大”，幸灾乐祸地说：“三·二○事件”是共产党“起反动于本党之政策发源地”，造成广州已经清共。
为了搞清事件真相，陈独秀派张国焘去广州，同时等待布勃洛夫回国后的国际指示。
陈独秀把不住对蒋介石的态度，又不甘寂寞，根据布勃洛夫谈话要点，他决定与国际以往政策保持一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中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柱石”，4月13日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中，对于蒋介石假意辞去军职一事说：“蒋君的责任是在不把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
但他内心里巴不得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联盟，这样想着，心里特别气闷，便到五马路亚东图书馆去散心。
正巧高语罕也在亚东，陈独秀十分高兴。高语罕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三·二○”后逃到上海，因为逃的早，对“三·二○”事件无从谈起，只是说：“黄埔军校竟然升起‘蒋’字大旗，校长吃饭要军队伴奏，真不成体统。”陈独秀说：“我们和蒋介石合作，要忍耐、冷静。”
4月下旬，彭述之奉陈独秀之命到广州主持广州特委工作，贯彻中央关于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政策。他顾不得观赏南方残春的景色，下船后急忙叫了一辆人力车，向广东区委机关奔的八扇窗户十分高大，房间里充满了温暖的阳光。“早知你来，我找辆车子去拉你”。陈延年和彭述之开玩笑。他们是留苏时的同学。
“我知道你会拉黄包车。”彭述之笑着说。
陈延年刚到广州时，为了组织手车夫工会，学会了拉黄包车。香港《工商日报》曾发文攻击说，共产党的干部当手车夫。
彭述之来了后，主持了一次广州特委会。特委成员有和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现任团中央书记。
开会那天，鲍罗廷也来了。
彭述之说：“独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会议，提出对抗、孤立蒋介石的政策，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鲍罗廷刚从苏联回来，苏联共产党听取布勃洛夫汇报“三·二○”事件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主张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决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你是否主张即刻退出国民党？”鲍罗廷脸上出现了异常严肃的表情。
“我们应当立即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不示弱。他不知道发生在莫斯科高层斗争。
鲍罗廷缓和了一下口气：“广州有可能发生右派政变，此时应该支持蒋介石的革命独裁。”鲍罗廷坚持对蒋介石让步，与他个人和蒋介石达成三点协议有关：鲍罗廷同意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支持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
见大家都沉默，彭述之说：“大家讨论吧。”
张国焘说：“我同意鲍罗廷意见。”见没有人答腔，张国焘接着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看大家签字表态，这样就是一致意见了。”说完，他带头签了字。
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国民党中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国民党中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国民党中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信以及共产党发给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以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始能发出等。
“整理党务案”在大会上经过激烈争论，被大会通过。吴玉章的秘书长一职改为叶楚伧但任；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改为顾孟余；谭平山的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担任。
蒋介石趁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长部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垄断了国民党党、政、军、财大权。
在上海寓所中的陈独秀实在吞不下这口窝襄气。6月4日，陈独秀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同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前者实际是后者的副本，陈独秀认为有些话，还是以名义说为好。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天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针对广大党员对蒋氏的愤怒情绪，陈独秀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八个字政策。
陈独秀写信时不得不顾及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了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因此，在驳斥了蒋介石的一些观点后，他又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的信，皱起眉头说：“噜噜苏苏，长篇大论。”
蒋介石习惯文言文，有手令癖，故对陈独秀的长篇白话文不感兴趣，他顿了一顿，对手下人说：“陈独秀的电报和信件可以证明，在3月20日事件上我们是一致的。”
1926年6月7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年训词中讲，“近来我有一个主张，是现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同志，应该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其不然，大党中间有一个小党……这个大党一定要动摇的。”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傲慢很反感，他和彭述之产：“我们和蒋介石转圈子，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们手里没有武装，所以我们很被动。我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你觉得怎么样？”
彭述之说：“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枪械，现在都在蒋介石、李济深等人手里。”
陈独秀说：“你可以去一趟广州，和加伦等人谈谈，看看能不能匀出5000支枪武装农民？”
彭述之同意去一趟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