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8月中旬，天依然闷热，但阳光柔和多了。路旁的树叶开始变黄，秋天已经来临。
船到广州，包惠僧直奔回龙里“看云楼”，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听说当上了书记一职，陈独秀笑着说：“谁当都一样。”包惠僧说：“你是众望所归呀
看完张国焘的信，陈独秀沉吟了一下，说：“看来是打马回程的时候了。”他见包惠僧疑惑不解，递了几张《民国日报》给包，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原来，旅沪粤人的“广肇公所”致电广政府，要将陈独秀逐出广州。《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发表文章说：“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
“3月份攻击先生，‘广肇公所’就充作急先锋。”包惠僧说。
8月17日，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的陈炯明，接到陈独秀请求辞去教育委员长职的辞呈。理由是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
陈炯明知道，陈独秀辞职与外界流言有关，广东省议员伍光谣也说陈独秀“几欲取中国数千年五伦之数根本取消以为快。”陈炯明想挽留陈独秀，8月24日复电说：“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态为妥，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
陈独秀将陈炯明批复拿给包惠僧看，包见陈炯明讲陈独秀“贞固有为，风深倚重”，说：“陈省长对先生评价不薄呀。”
陈独秀摇摇头，说：“他是想留人。”
包惠僧问怎么回复陈炯明。“请假。走了，走了，一走了之。真走了，也没有话说。”陈独秀说。
9月11日，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乘船离粤回沪。傍晚，两人漫步到甲板上，深蓝色的海水泛着微波，海风吹来，使人明显感到了秋的凉意。包惠僧见陈独秀手扶船栏，好久没有讲话，知道他在考虑回到上海后的工作，说：“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
“问吧。”陈独秀知道，包惠僧过去是记者。包惠僧说：“中国革命怎么革法？”
陈独秀思索了一下，说：“中国革命要一步一步地走，怎么革法？我也一下说不清，但有几条是清楚的，中国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依靠工人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包惠僧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没有再作声。
下午两三点，船到上海，陈独秀回到渔阳里2号。包惠僧住到马霍路马德里3号楼上。李达、陈望道见陈独秀回来了，非常高兴。李达说：“张国焘昨天还顺陈先生回来没有。”
不一会，张国焘来了。张国焘遇到丁竹倩（默衬），知道陈独秀回来了。张国焘进门就说：“这几天周佛海出了一点事，我正担心周佛海一走，谁来任代理书记呢。”
陈独秀忙问周佛海出了什么事。
张国焘说：“周佛海在家乡湖南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他到上海来又与一位姓杨的小姐谈上了恋爱。”
陈独秀听了哈哈一笑：“我当什么事。”
张国焘没有笑，说：“坏就坏在有人把这件事捅到《时事新报》上去了。杨小姐父亲是一位绅士，在上海工商会任主任秘书，这几天要和周佛海过不去，周佛海也没有心事管工作，正急着要去日本读帝国大学。”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周佛海走了也好，东京共产党小组还要靠他去开展工作。他在上海，我们也帮不了忙。”
张国焘说：“马林常问陈先生什么时候回上海，这下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马林
陈独秀迟疑了一下，他听张国焘说要他去见马林，有些不悦，说：“我刚回来，旅途有些累，隔日再说吧。”
张国焘见陈独秀这样说，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但很快就过去了。
隔日，陈独秀、李达、张国焘在陈独秀家楼上开会，商量今后的工作及怎么和国际代表相处的事。
张国焘说：“我们先讨论一个工作安排，如果有争论，先把问题记录下来，然后请马林过目，再人生决定。”
李达看了一眼陈独秀，说：“这样下去，怕不便开展工作。”
陈独秀点点头，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依靠第三国际，我们现在没有阵地，等将来我们有了阵地，工作开展了，再多与第三国际联系。”
张国焘不好多说什么，但他坚持劝陈独秀早一点去见马林。张国焘说：“这样做表示中国党尊重他们。”
陈独秀答应和马林见一面。
陈独秀从马林处回来，发了脾气。他对李达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
李达见陈独秀火气很大，不敢贸然作声，他小心翼翼地问道：“马林怎么了？”
陈独秀气呼呼地说：“马林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马林的意思很清楚，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这不是以共产国际自居吗？”
李达知道，陈独秀生气另一个原因，是马林独自派张太雷去日本联络社会主义者参加即将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陈独秀停了一下，又说：“张太雷也帮助马林说话，可气。”
这件事发生后，张国焘、张太雷、李达等人商量，陈独秀和马林这个样子，不是个办法，要多做劝解工作。一次在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李达新寓所，张太雷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例外。”张太雷年轻，二十二三岁，刚出席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来，讲话不打弯。
陈独秀听了大发雷霆，他把桌子一拍，说：“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上第三国际这顶帽子。”
陈独秀说着拿起皮包要走，空气一下紧张了起来。张太雷连忙笑嘻嘻地挽留，说：“陈先生，意见不一致，我们再商量嘛。”
李达、张国焘也连忙好言相劝，陈独秀不理，气呼呼地走了。
和张太雷争论以后，陈独秀余气未消，很少到李达寓所和大家见面，也不提何时去见马林。张太雷和张国焘商量，陈独秀驴脾气很犟，现在硬拉着他和马林见面，只会把事情弄糟，因此也很少去陈宅。
陈独秀到广州后，不少读者来信仍然寄到上海渔阳里2号，其中有一封是蔡和森寄自法国的信。
蔡和森小毛泽东2岁，是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的挚友。橘子洲头，岳麓山下，两人常谈论到陈独秀。1921年初，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写信时，毛泽东还不知道陈独秀已到了广州。
蔡和森信的落款时间是1921年2月11日，距今已7个多月，大意是他从毛泽东处知道陈先生的反张东荪的驳论，深感遗憾的是“未得而见。”蔡和森在信中也谈到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向陈独秀请教了几个问题。
和张东荪的争论，已是头一年的事，陈独秀无意回复，但蔡和森提出马克思主义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本该8月1日出版的9卷4号《新青年》还缺一点稿件，陈独秀便立即作答。
陈独秀提出，经济制度的革命是创造历史最有效果根本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他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等同于自然进化说。
陈独秀不知道蔡和森是什么派别，广州一年，使他变得复杂起来。陈独秀在信尾说：“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一日，陈独秀到李达处坐了一会，拿了几封信准备带回去作答。李达说：“先生看上去有些憔悴，近日我和特立常找不到你，连你家太太也说不知道你去了什么地方。”张国焘字特立。
陈独秀脸上闪现了一种恍惚不定的神情，他说：“高君曼说什么了吗？”
李达迟疑了一下说：“你太太没说什么，有人怀疑你住小房间，白相去了。”
陈独秀咧了一下嘴，说：“舆论自由，随人怎么说。”
李达小心翼翼地说：“马林那儿你还没有去？”
提到马林，陈独秀生气地说：“我现在情绪不好，不想见他，见了也没有好处，以后再说吧。”
10月，正是“落霞与孤鹜齐飞”季节。树上的残叶在秋风中摇动，天越来越冷了。
4日，天气又暖和了些，不像是深秋季节。中午，渔阳里2号陈宅来了几位客人，有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
说了一会闲话后，高君曼提出打麻将。于是4人坐下打牌。柯庆施请陈独秀打，陈摇摇头，说：“打不好。”站在柯庆施后面看了一会牌，结果柯庆施放铳让周佛海和了。陈独秀就上楼睡觉去了。
过了一会儿，包惠僧来了。他对周佛海说：“你好啊，把杨小姐一个人丢在外面，自己跑到这儿打麻将来了。”
周佛海忙问：“杨淑惠来了？”
包惠僧说：“我在外面见到她，叫她进来，她不进来，叫我告诉你一声。”
周佛海站起来说：“你来打吧。”
包惠僧坐到周佛海位置上来。高君曼说：“幸亏有包惠僧来，不然我们就是三缺一了。”
打了两圈牌，19岁的安徽歙县人柯庆施说：“重新找东吧，我在包惠僧下家，晦气。”
高君曼笑着说：“你莫怪人，不常打牌，在那家下手都是输。”大家笑，柯庆施笔名“怪君。”
杨明斋找出东、南、西、北风，重新丢骰子找东。
这时有两三个陌生人敲门进来。包惠僧开门问：“你们找谁？”
这几个人说是找陈独秀。
杨明斋这几个人“白相”味，说：“陈先生不在家。”
这几个要往里走，包惠僧用身体挡住，说：“不是告诉你，陈先生不在家吗？”
中间有一个尖脸猴腮的说：“我们要买几本《新青年》。”
包惠僧说：“大自鸣钟下有的卖，那儿是专卖《新青年》的。”
几个人边说边住里走，有一个看见了地上堆的9卷5号《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新青年》吗？”后面立即有人帮腔：“是啊，这儿有，就在这儿买吧。”
陈独秀在楼上听到楼下有人吵，知道出岔子了，踏着拖鞋下楼，准备走后门。后门有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陌生人站在那儿，陈独秀又退回来。
这时屋外传来汽车的声音，闯进来的人放下脸，推推搡搡叫陈独秀等人跟他们走一趟。杨明斋说：“我们打麻将，为何无故抓人？”尖脸猴腮的说：“我们是巡捕房，执行公务，你和我们说也没有用，有事无事，到公堂见。”
陈独秀见状，叫了几声，见没有用，便示意大家不要再作声。
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五个人被带上了停在门外的汽车，巡捕房的人将《新青年》杂志和其它书刊资料也搬了一部分到另一辆汽车上。
到了巡捕房，一位巡警叫他们填写自己的名字，职业及与陈独秀的关系。
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看陈独秀填了假名，便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
警探见几个人犹犹豫豫，说：“不准乱填”。并叫每个人在一旁按了手印。
巡警见要抓的陈独秀没有抓到，在渔阳里2号留了几个便衣。凡是来陈家的人全部抓起来，抓起来再说，抓错了再放。
这时，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有说有笑的来到陈家，被巡捕房便衣拦住不放。褚辅成是法院院长，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巡捕房的人很蛮横，硬将褚辅成、邵力子带到了巡捕房。
巡捕房的头头见是法院院长，笑着问褚“为什么事去陈家？”
“去陈家有事。”
“你可认识陈？”
“当然认识陈。”
“那好，我带你去看看。”
褚辅成被带到里间，陈独秀见是褚辅成，忙摆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可褚辅成一张嘴话就出来了：“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这样，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
巡捕房的头头见“王坦甫”就是陈独秀，高兴地打了个响榧子，一边放了褚辅成、邵力子，一边叫人去陈家，通知撤人。
去陈家的警察到陈宅门前，一个便衣正盘问一个西装革履的年青人。
“你找谁？”
“我找陈先生”。
“他不在家。”
青年人见状赶冯往原路走，走到辅德里一寓所，有一个年青小姐给他开门，进门的这个年青人便是周佛海，给他开门的是杨小姐。
傍晚，陈望道到了周佛海家，说：“陈先生、杨明斋、包惠僧、陈夫人被捉到巡捕房去了。”
周佛海一听，说：“怪不得了，我刚才去陈家，门口一个大汉很凶，他不让我进门。”
杨淑慧听了忙问：“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捉去的？”
陈望道说：“大约是下午3点。”
杨淑慧望了一眼周佛海说：“亏了佛海，不然我们也被捉进去了。”陈望道一脸困惑。
周佛海说：“我中午在陈先生家打麻将，后来包惠僧见到我，说淑慧在等我，我便出来了。中间我们去了法国公园，淑慧想去看他们打麻将，我没有答应。”
杨淑慧阿弥陀佛地说：“不然，被抓的就不是包惠僧，而是佛海了”。
陈望道问周佛海：“你怎么刚才又去陈先生家？”
“我下午去了马林家，马林叫我带一份信给陈先生，我去陈家，是专门送信的。”说着周佛海拿出马林的信，“幸亏没有搜我的身，要不然，我不单要坐牢，陈先生他们也要罪加一等。”
杨淑慧嗔怪了看了周佛海一眼。
陈望道接过马林的信，上面写道：“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望道叹了一口气，说：“陈先生和马林的关系一直紧张，现在顾不上了，最要紧的是把陈先生救出来。”
“怎么救呢？”周佛海焦急地问。
陈望道站起来说：“我先和其他人商量一下。”
陈望道走后，张国焘神色慌张地来到周佛海家。张国焘一进门就说：
“你听说了吗？陈先生家出事了”
周佛海说：“陈望道刚才来说，陈先生夫妇、明斋、庆施、惠僧被巡捕房抓去了。”
张国焘惊魂未定：“难怪了”。
杨淑慧端上茶水，叫张国焘 坐下慢慢说。
张国焘说：“晚饭后我去陈先生家，我从后门进，一个陌生大汉问我找谁。我说找陈太太。那大汉问：‘找陈太太做什么？’我发现不对头，说‘收载缝工钱。’那大汉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为什么不说上海话？’我说，‘我的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我们在上海开裁缝店，’我顺口诌了一家裁缝店。那大汉又打量了我一番，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后门关上了。我赶紧到你家来了”。
“我刚才去陈先生家，也受到了盘问。”周佛海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
坐了一会，张国焘起身说：“我到马林家去一趟”。
晚上，陈独秀、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4人关在一间牢房里。牢房里边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牢房没有窗户，过道上发黄的灯光从铁栅门里射了进来，看监的狱卒坐在走廊里。墙壁不隔音，高君曼在隔壁唉声叹气。这时，他们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包探叫狱卒对这几个人好一点，说这些人都是教育界的名人。
过了一会，狱卒送来了两床被子。
4个人拿一条被子垫，一条被子盖。因为是仲秋，勉强对付了一晚上。
陈独秀轻声说：“家中有马林的信，搜到就麻烦了。”
包惠僧问：“搜出来要判刑吗？”
“嗯，起码判七八年。”陈独秀说。
见包惠僧不吭声，陈独秀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第二天早上9点，陈独秀夫妇及杨、柯、包被带到公堂会审。马林花了不少钱请了法国律师巴和。
审讯官说：“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巴和律师说：“这些书籍虽然被搜出，但是否有过激性质，我需要详细察看一下，请求法庭延期审讯。在审讯之前，希望将陈独秀保出候审。”
陈独秀见巴和没有提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忙说：“他们是我的客人，林氏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
法人德君、中方聂某商量了一下，对巴和律师说：“我们同意保出陈独秀和林氏，但要人钱并保，需交500两保金。其余几位，等你们找出保人，交足保金，即可放回候审。”
会审会，陈独秀等人回到牢房，等待保释。因马林替他找了巴和律师，陈独秀的情绪已明显好转。他说：“马林这个人，看来还不错，只是有些居高临下，许多事还要我们继续做工作。过去我们的观点，可能偏颇了些。”
6日，上海的《申报》在一个不显眼地方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益世报》于7日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陈独有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消息。
包惠僧高兴地说：“舆论起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包惠僧本来想说，陈先生就是在北京被捕后名噪一时的，但又觉不妥，说出来的话是：“这次和陈先生一起坐牢，真是有幸”。
从北京赶回上海的张太雷下了火车后，直接去了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张太雷说：“国内孙中山先生说话对法领事有作用，陈独秀在广州与孙先生共事，我们可以请孙中山出面，扩大舆论”。
李达赞同张太雷意见，说：“马林已尽到了责任，再叫他作别的事，已不可能，反而有害无益。孙先生若能出面，就好办了”。
于是两人拟写了电报，请孙先生援救陈。
李达说：“张国焘近日印发了一些援救先生的传单，上面写了陈先生以前写的话，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
张太雷立刻摇头说：“这些传单还是不印的好，巡捕房说他过激，这样帮是抱薪救火”。
李达“嗯”了一声说：“我也赞同我的意见，回头把我们的意见通知他。”
过了几天，孙中山给个海租领事打了一个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10月19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巴和律师说：“《新青年》已移到广州出版，并没有在法租界出售。《劳动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经停止出版。《共产党》是以前二房客留下的，不是陈独秀办的。”
二房客是指李达、陈望道。
辩了一会后，堂上咬了一会耳朵，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听了很不高兴，答：“这是绝对造谣”。
最后，堂上宣布将陈及其他人先放出，但7天后陈独秀需到堂听会审结果。
陈独秀回家候审，对包惠僧说：“想不到法国人的会审公堂也相信谣言，可气”。
包惠僧说：“按理，你以前避过谣的。”
陈独秀靠在藤椅中叹了口气，说：“我写个启事，你去找一下邵力子，请他刊在《民国日报》上。”
包惠僧点头说：“你现在就写”。
从邵力子处回来，包惠僧一脸喜气，说：“邵先生答应登了，连登三天。他说，巡捕房实在可恶，无故抓人，找不到罪证，竟拿报上的谣言作罪证。他打算也写篇东西登在《觉悟》副刊上，为先生辟谣。”
陈独秀感激地点点头，“是么？”
10月26日，陈独秀到公堂接受宣判。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罚洋一百元了案”。
这天，李达、张国焘、张太雷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们雇了一辆汽车，把车子开到法租界会审公堂旁。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在陈独秀家里，张太雷、张国涛、李达等人最后走。陈独秀说：“这次幸亏没有搜出什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大了。但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工作。我们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
他对周佛海说：“佛海，你尽快回日本去，这里的工作，我尽快地负起书记的责任来。”
张太雷笑说：“马林向你表示慰问，他说他来这儿不方便，请我代他向你问候。”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说“等一两天我去看他”。张太雷、张国焘互相看了一眼，陈独秀口气比以前好多了。
包惠僧和张国焘一起离开陈独秀家。包惠僧说：“你不知道这次详细情形吧，说出来真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
张国焘说：“到我那儿吃中饭吧，我们边吃边谈”。
隔日，陈独秀叫包惠僧通知李达、张国焘、周佛海来他寓所开会。张国焘说：“这是我们中央局第一次正式会议吧”。
大家都笑。陈独秀说：“我们中央局工作因为我的事停顿了下来。我们要马上开展工作。我的意见，中央工作和会议要定下规范，今后就按规范办。不能因突发性事件影响工作。”
张国焘说：“我是管组织的，陈先生关于组织工作有什么意见？”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要尽快建立工人运动领导机构，推进工人运动。”
陈独秀对李达说：“宣传工作要尽快抓一抓，《共产党》月刊要继续出版，你要负责这件事。我也要将《新青年》复刊，这次又耽搁了”。
周沸海提到了回日本去的事，陈独秀表示同意。
两天后，张国焘、张太雷陪陈独秀去看马林。两人都替陈独秀的脾气捏了一把汗。
和马林见面时，陈独秀的态度非常谦和，两人热烈握手。陈独秀表示对马林援救工作的感谢。马林满面笑容，一反过去的架子，二郎腿刚架起又放下了，他想尽可能与陈独秀保持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
陈独秀说：“中国党还很年轻，作为中央局书记，我应该对共产国际尊重，多听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马林说：“我是共产国际代表，但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陈独秀非常满意马林的态度，出门时，俩人用力握了握手。张太雷和张国焘也松了一口气。
法国会审公堂的事了结不久，冬天就来临了。
一天，任《小说月刊》主编的沈雁冰来坐。
“想好了么？”陈独秀问沈雁冰。上次沈雁冰来，谈到打算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的事，陈独秀劝他不要辞。
“再试一年罢。”沈雁冰说：“依你的建议，我打算办得更普通一些”。
两人闲谈了一会，沈雁冰问：“下一些做什么？”
陈独秀说：“还没有想。广东教育委员长一职，我已给陈炯明去信决意辞掉。这次巡捕房搅了一下，正好是个由头”。
“我和王云五商量，想请陈先生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不知陈先生可有此意？”
“我的事情很多，只怕做不了什么事。”
“不要紧，只要陈先生愿意挂名就行了，月薪300元。”
“多了，多了，少一点吧。”陈独秀忙摆手。
“王云五在馆外聘请的兼职馆员，有的月薪五六百元。先生月薪不算高”。
陈独秀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暂时这么定了吧。我是身不由已。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进了牢房”。
“先生有空，再作一点小学方面的文字。王云五有这个意思”。
“文字诠释，我是心不死的。我一年写一点吧，至少写一本小册子，只是题目不要框死了”。
冰雁冰连连点头，说：“这样最好”。
陈独秀突然想起一件事，说：“前几日，我和李达商量，在上海办一所平民女校，打算请几位兼职教员，不知你可愿意？”
沈雁冰说：“行。”
11月下旬，陈独秀根据上次和李达、张国焘、周佛海讨论的中央工作计划，起划最一份中央局决议。大意是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个工我在1922年7月以前，各发展党员30人以上，全国团同达2000人以上，出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铁路工会，并告知很快寄出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章程。
写好文件，陈独秀署上自己的名字T． S． Chen．张国焘见了，想说什么，吧唧了一下嘴，没有说出口。
这时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李立三来见陈独秀。蔡和森二十六七岁，一头乌发向两边梳着，脸瘦长，一副果敢坚毅的面容。一听是蔡和森，陈独秀想起了那封信，连连点头，笑着说：“我们已经认识了。”
李立三比蔡和森小4岁，也是湖南人。这使陈独秀想到了毛泽东。陈独秀说：“你们湖南出人啊”。
谈到陈独秀上个月被捕的事，陈独秀说：“法租界用过激来陷害人。什么叫过激呀？清末抓人，加上一康党、革命党，罪名就成立了。这和清朝有什么两样？”陈独秀想到了十几岁闯关东的事。
蔡和森、李立三刚从法国回来，三人少不了谈到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听说蔡和森在法国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次被遣送回国，非常高兴，说：“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任务很理，你们回来正好。”陈独秀问他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蔡和森表示留在上海工作。李立三提出回湖南。
陈独秀沉吟了一下，说：“和森先留在上海，和李达一起搞宣传。”陈独秀对蔡和森那封信印象很深。他看着李立三说：“立三回湖南也好。安源煤矿急需人。”
蔡和森、李立三对望了一下，说：“我们还没有入党。”陈独秀说：“公培和你们熟，我和公培介绍你们入党。”
12月初，安徽老朋友光升（明甫）、高语罕来坐。一年前，陈独秀和孙希文、潘赞化、常恒芳等人发起成立旅沪皖事改进会。光升说：“仲甫，你到广东，把安徽忘了吧？”
陈独秀小光升3岁，说：“明甫兄，家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安徽我是忘不了的。倪贼、马贼于公于私，我都不会忘记的。”想到倪嗣冲派马联甲抄家，陈独秀咬牙切齿。
“‘六二’惨案，听说你和马联甲对打耳光了？”陈独秀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问光升。高语罕说：“马联甲先打了明甫一耳光，把眼镜打碎了，明甫还了马贼两个耳光，马贼摇枪，警察厅长拉开了。”
“六二学潮，惨不忍睹，当兵的吹着军号端着刺刀，冲杀学生，一师姜高琦被捅7刀。”光升拿下深度眼镜，揩了一下眼睛里的泪花。
高语罕插嘴道：“这次和明甫来沪，准备在一品香开宴请记者会，声援皖人驱张”。
“驱张？”陈独秀有点诧异。
“倪嗣冲卧病不起，徐世昌派李光珍来皖，我们赶走李，徐世昌又派许世英。但倪派议员和蚌埠军阀张文生勾结，拟拥张做安徽省长。张文生是倪的人，张掌权，等于是倪掌权。”高语罕解释道。
“倪嗣冲阴魂不散啊。”分手时，陈独秀答应参加宴请记者会。
一日，汪孟邹、汪原放叔侄来看陈独秀，汪孟邹拿出汪原放新标点的《西游记》。陈独秀说：“上回原放写的叙不是挺好吗？”
汪原放说：“还是你自己写的好，我写的巴巴结结，又费事。”
陈独秀笑，说：“亚东请原放新标点了《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去掉眉批夹注，让读者自己去读，做了一件好事。”
汪孟邹说：“亏你和适之的支持。”
提到胡适，陈独秀说：“回上海前，我给适之写了一封信，建议适之到安徽任教育厅长。”汪孟邹说：“适之8月初到安庆演讲教育，还讲了《对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是否与此事有关？”
陈独秀说：“也许吧。”
陈独秀指了指茶杯，请汪孟邹、汪原放喝茶，说：“这是太湖碧螺春。”汪孟邹端起茶杯咂了一口，说：“味道不错”。陈独秀接着刚才的话说：“上次胡适替《水浒》写了序，写的不错。胡老弟专攻史学，这《西游记》若得他写‘序’，最好”。
汪原放看了一眼汪孟邹说：“新书已排好，年内就要出来，怕是一不及了”。
陈独秀“噢”了一声，拿起《西游记》翻了翻，说：“我对《西游记》没有什么研究。我的看法，《西游记》述妖至怪，很浅显。有儒家的礼教，有佛家的慈悲为怀，有道家的炼丹长寿，南北朝以来三教逐渐合流，形成了这种乌七八糟的错乱思想。我对《西游记》不敢欣赏，这样写下来，恐怕于销书无益吧？”
汪孟邹忙说：“不要紧的，你怎么想怎么写好了。说不定，你这样一写，读者以为怪怪的，买书的反而多起来了。”
汪原放一听，也说：“只要有陈先三个字，这书就有了另一番份量。况且，陈先生的话，也是很有道理的”。
陈独秀将书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说：“东西就放在这儿吧去年我买烟，把《水浒》丢失了一本，还记得吧？”
汪孟邹笑，说：“记得，记得，你第二天上楼就叫‘糟糕，糟糕’”。
陈独秀说：“这回你放心，我不会把《西游记》再丢到人家的柜台上去，让它东游西游了”。说罢哈哈大笑。汪孟邹、汪原放也一起笑了起来。
12月，夜长日短，温暖的中午转眼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是灰蒙蒙冷清清的天。一日，张太雷和陈独秀说：“马林想去西南地区看看，如有可能，去桂林拜访一下孙中山。”
陈独秀看了一眼张太雷说：“桂林是北伐大本营，去看看也好。”
张太雷知道，马林对陈独秀在上海的工作不太满意，特别是陈独秀的个性不能使他满意。此次去西南地区，实际是在尝试寻找新的力量。马林认为孙中山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尽管陈独秀、李达等人正忙着上海平民女校招生，马林总觉得中央局的工作像隆冬的天空一样，雾气沉沉的，让人提不起情神。陈独秀转来转去，没有转出教育的圈子。
马林太熟谙陈独秀了，他不可能将南方之行的意图吐露给陈独秀。他知道，在重大问题上，以第三国际文件、指令形式传到中国，更适合解决他与陈独秀的分歧。
与此同时，坐在书桌后面的陈独秀也心绪不佳。和几年前一样，这一年又属多事之秋。广州九个月，不腥不臭，最后被迫回到上海。上海的恶势力当头一棒，让他重偿铁窗之苦，自己的体力心力明显感到了疲惫。建党工作虽有进展，但和马林关系仍属貌合神离，今后能否合作好呢？想到这里，陈独秀的脸如窗外的天空一样，黯然无光。
马林、张太雷去广西期间，共产国际通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不在上海，陈独秀和李达、张国焘商量，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等人参加。正在访问苏俄的《晨报》记者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
1月21日，大会开幕。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也夫宣布大会开始，列宁、托洛茨基、片山潜、季洛维也夫、斯大林为名誉主席，各国主要代表张国焘等16人被推为大会主席。
列宁身体不好，他坚持接见了中国代表。列宁问孙中山派来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张秋白三十几岁，身材魁伟，气度不凡，留着一个八字胡。他知道，这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近日和孙中山谈到的话题，马林三次拜访孙中山，提出了改进国民党和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但没有想到列宁亲自关心这个问题。张秋白说：“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
列宁笑着点点头，侧过头来问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对此有什么看法。
马林去桂林之前，曾和张国焘讨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张国焘赞成马林去广西拜访孙中山，作出积极的姿态。在这一点上，他更多地偏向马林，而不是陈独秀。陈国焘向列宁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合作好。不过，两党合作会发生一些困难。
列宁注意地听翻译把张国焘话翻完，点点头。接着他转身问在场的朝鲜代表金奎植一些朝鲜革命问题。
列宁听说邓培是中国工人运动代表，用力握了握邓培的手，说：“中国革命主要是靠他们”。列宁很关心香港近日爆发的中国海员大罢工。
3月，马林、张太雷从广州回到上海，陈独秀去拜访马林，这次俩人再次闹僵。
陈独秀进门时，马林正在起草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马林写道：“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上海我听到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发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极的，但在南方我却看到那里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会取得成功的”。
马林见陈独秀和张太雷来，将起草的文件放进抽屉，起身招呼陈独秀。陈独秀已明显感到马林和他之间又增添了裂缝。
果然，马林对孙中山、陈炯明在南方的革命工作十分赞赏，他说：“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
马林等张太雷把他的话翻译给陈独秀听，他自己在寻求适当的词表在下面的意思：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共产党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
陈独秀立即从马林的话中捕捉到弦外之音：国民党比共产党强大，中国革命，离开了国民党几乎不可能。
陈独秀尽可能平静地说：“怎样合作呢？”张国焘已带回来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他想，与国民党合作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何合作。他吸了一口烟，全神贯注地听马林把话讲完。
马林从陈独秀黯然无光的眼神中看出，对方难以接受自己的观点。但中国革命事关全局。他必须在重大问题上坚持住，不能迁就中国同志，特别是与自己扭了一段时间牛劲的陈独秀。马林以一种轻松的语调说：“我建议中国共产党，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实现彻底的合作。”
马林打住话头，等待张太雷翻译。张太雷也极小心地，尽可能婉转地翻译了马林的意见。张太雷补了一句自己的话：“这是马林个人的建议。”
陈独秀听到“加入”二字，便明白了马林所谓“合作”的含义，他猛吸了几口烟，以平稳自己的情绪。
马林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待陈独秀作出反应。陈独秀反应是激烈的，他扔掉烟蒂说：“国民党有很多毛病，投机取巧，易手妥协，勾结土匪，联张作霖、联段祺瑞，在广东之外，国民党被视为争权夺利之党”。
张太雷示意陈独秀停下来，他开始将陈独秀的话断断续续地翻给马林听，马林瞪大了眼睛，脸色苍白，他已明白他的建议遭到了这个国家年轻共产党领袖的强烈的抵制。
马林想插话，但陈独秀伸手示意，他的话没有讲完。
马林也越来越失去听陈独秀讲话的耐心。张太雷很为难地转向陈独秀说：“我有个建议，不如征求一下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区同志的意见。”
陈独秀表示同意，他相信中国的同志不会赞成马林的意见。马林也表示同意，马林说：“这样广泛地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可以防止我们决议的偏激”。他的另一层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争得时间，获得国际的支持，绕开陈独秀这块硬石头。后者决定了马林立即动身去北京，与苏联公使派克斯紧急磋商。
回到寓所，陈独秀和李达、张国焘谈起此事，仍然愤愤不宁：“马林真岂有此理，他和孙逸仙只见了几面，就叫我们加入国民党。十几年前，我就和那一帮人打交道。新加入国民党，都少不了受排挤，明争暗斗。何况我们是两个政党，纲领目标差距这么大，以后怎么开展工作？”
陈独秀想说，陈炯明和孙中山也有矛盾，想想转了口：“我们先通知各个区讨论马林的建议，尽快地把各区的意见报来”。
4月初，陈独秀广泛地征求了党内同志的意见，大都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
4月6日，陈独秀给维金斯基写信，系统地提出6条意见，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反对马林的提议。他写道：“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
从北京回来的马林见中国同志大多不接受他的建议，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必然与陈独秀进一步闹僵，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和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商量，请达林继续做中国同志的工作，他在4月下旬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这时的情况。
马林的建议搅得陈独秀十分不痛快。4月初，汪孟邹请陈独秀为芜湖科学图书社20周年纪念册题词。陈独秀情绪低沉地说：“那时我们才二十几岁，如今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
汪孟邹点了点头说：“章谷士、曹复生还记得么？都不在世了”。
“记得、记得。”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这二十年，你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办了个《新青年》，别无所获呀。”
“你和我不一样。”汪孟邹说。
陈独秀知道汪孟邹指的是党事，摇了摇头，没有作声。
一日，达林和陈独秀谈到，他将于近日与孙中山会谈，希望陈独秀指派中共党员以翻译的身份参加。
陈独秀推荐了张太雷和瞿秋白。张太雷陪马林见过孙中山，是最合适的人选。刚入党的瞿秋白在苏俄呆了几的，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见陈独秀情绪很好，达林说：“能否开一次中共中央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争论？”达林想尝试解决马林与陈独秀的分歧。
陈独秀听完张太雷的翻译，想了一下，表示同意：“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一大’都在广州开，正好是个机会。你们三人先去，我和国焘、和森迟几天就来”。
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到广州，和先期到达的达林、张太雷、瞿秋白会合。开干部会时，陈独秀特地请林伯渠参加。林伯渠《祖涵》是老同盟会员。年前，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入党，成为孙中山身边第一个中共党员。
陈独秀向达林介绍说：“祖涵是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他的意见有特别的意义”。
林伯渠三十六七岁，四方脸，头发后梳，戴着眼镜，蓄着长长的胡髭。达林用力握了握林伯渠的手说：“好！好！”
达林将马林的建议和了一点修改，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人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
陈独秀提醒说：“加入国民党还是不加入国民党都要遇到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问题。”
穿着中山装的林伯渠表示：“我们应该支持孙中山。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他反军阀、反吴佩孚的态度是坚决的。”坐在他身旁的是湖南老乡蔡和森。
张太雷同意林伯渠的意见。张太雷说：“陈炯明与北洋军阀有牵连”。
谭植棠不同意，说：“我们犯不着与孙中山联合去得罪陈炯明，陈炯明在广东有威信，也有实力，要依靠他的军事力量”。
谭平山也附和谭植棠的意见，说：“陈炯明治粤有功，他提出联省自治，也不完全错。”
张国焘走的更远，他说：“我们与国民党搞联合，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搞联合了吗？小资产阶级有很多消极性。”
达林不同意张国焘的话：“我昨天见了孙先生，张太雷、瞿秋白也去了。我提到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孙中山不同意这样做。尽管这样，我认为共产党还要支持孙中山，孙中山是实干派。”
张太雷、瞿秋白点头。
陈独秀说：“大家的意见差跑很大，我提个建议，暂时不形成决定，等我们再观察一下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再说。我个人同意结成统一战线，但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主张党外的联合”。
张国焘不再吭声。
达林说：“我赞成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上，先不急着决定，但对陈先生党外联合的主张，我保留个人的意见”。
回到寓所，陈独秀闷闷不乐，达林和马林观点一样，换汤不换药。想了一会，他提笔给维金斯基写信，再次呈述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到苏联汇报工作。
这时，刘仁静来坐。陈独秀将团“一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稿递给刘仁静，陈独秀说：“青年人研究马克思，要防止脱离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刘仁静看了一遍讲话稿说：“先生说的对，现在不少人把马克思学说作为消遣品，坐在屋里一边饮茶吸烟，一边研究马克思学说”。
谈了一会，刘仁静说：“《广东群报》刊登了你一篇谈诗的文章，先生真是雅兴啊”。
陈独秀摆摆手，笑着说：“哪有什么雅兴，都是偶尔想到，胡乱写几句。”
“李先生说你自革命以后，忙于党的工作，没有时间写诗了”。刘仁静说。
“守常不作旧体诗。我也很少作，辛亥革命前作过一些，作不好，也反对别人作。旧诗框框多，讲平仄韵律，和八股文是一个套路，容易框住人的思想”。提到旧诗改革，陈独秀高谈阔论，情绪又好了起来。
会议期间，陈公博告诉陈独秀说：“黄居素来了，希望先生去惠州一趟。”黄居素是陈炯明秘书，惠州是陈炯明粤军营地。陈独秀笑着说：“陈炯明知道我来广东么？”
“《广东群报》登了你在全国劳动大会上的讲话。”陈公博提醒陈独秀。
“去好吗？”陈独秀犹豫不决。
“不要紧的，孙中山与陈炯明是痂子没破头，说不定有和好希望呢。”陈公博说。
“嗯，陈炯明叫我去，想必有话说。”陈独秀勉勉强强答应了。
5月中旬，陈独秀在陈公博、黄居素、陈秋霖陪伴下去惠州。他们先乘火车到石龙，然后连夜乘船到惠州。
在到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陈独秀在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他朝陈公博看了一眼，陈公博会意地点头。
陈炯明比头一年明显憔悴。见到陈独秀，陈炯明高兴地说：“仲甫，你还记得我？”陈独秀笑着说：“上次离粤，一直没有再来，既然来了，一定要来看看竟存兄的。”
陈炯明说：“此一时，彼一时，你上次被人撵走，我都留不住呀，也好，我不也被人撵走了吗？”
陈独秀笑笑，他知道陈炯明说的是孙中山，忙绕开话说；“没想到从广州到惠州还很费事，又坐车，又坐船”。
陈炯明转身问黄居素：“住下没有？”
黄居素忙点头说：“已安排了房间”。
陈独秀见陈炯明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了一张张军事地图，说：“司令军务在身，我们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广州”。
陈炯明神色恍惚地点点头，陈独秀知道陈炯明心神不定，可能有别的事，便说：“没来过惠州，我们几个出去看看”。
陈炯明叫黄居素代他陪陪客人。
吃午饭时，陈炯明夹了一块鳖裙给陈秀：“听说你们共产党想和孙中山搞合作？”
陈独秀知道陈炯明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但没有想到陈炯明会单刀直入，说：“我个人的主张是了近几天要见报，共产党的任务，一个是为劳动阶级利益奋斗，一个是监督别的党利用劳动运动升官发财”。
陈炯明点点头，他重复了一下“别的党？”便没有再问陈独秀。
从惠州回广州路上，陈独秀对陈公博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很深，这儿已闻到火药味了，我们走开些好。”
陈公博对陈炯明印象不坏，说：“陈炯明主张保境息民，联省自治，对广州发展有贡献。”
陈独秀看了一眼陈公博，说：“最近胡适、蔡元培、梁漱溟等人在宣扬好人政府，胡适这样做，不是帮吴佩孚的忙吗？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恐怕也是合吴佩孚的胃口。”
从广州回到上海，陈独秀和李达、张国焘等人商量说：“目前南北形势错综复杂，胡适、蔡元培等人主张‘好人政府’，主张‘恢复旧国会’，‘废督裁兵’，南方的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党内也有不少同志认不清形势，中央局应该有个意见。”
张国焘说：“是否起草一个文件，表明中央的主张？”
陈独秀点头说：“陈中山与陈炯明关系越来越紧张，共产国际是对的。孙中山北伐有贡献，我们要表明这个立场。”他感到谭植棠、陈公博过于倾向陈炯明。
李达对陈独秀说：“你替中央局起草这个文件吧”。李达说“替中央局”时，看了一眼张国焘，张国焘点头同意。
陈独秀于6月15日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上面写道；“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陈独秀在文件中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
李达说：“建立联合战线比加入国民党好，容易叫人接受，联合嘛，能联就联，不能联就分。”
陈独秀对张国焘说：“近日你去一趟北京，听听守常的意见。如果方便，也请守常和适之、孑民谈谈我们对于时局的主张。”
就在这时，广州发生了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事件。
6月16日凌晨，孙中山寓所广州观音山粤秀楼，突然枪声大作，炮火震天动地。粤军高喊“打死孙大炮”口号，蜂拥而来。孙中山在卫队掩护下，借着弹药烟雾，退到白鹅潭楚豫舰。翌日，携宋庆龄登永丰舰，指挥军队反击陈炯明。
事件发生后，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匆匆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说：“陈炯明已经北叛革命，我们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孙先生暂时受挫，不会影响我党对国民党的合作政策。”陈独秀等人担心广东支部与陈炯明搅在一起，以中共中央名义去信，指示立即与陈炯明脱离关系。
这时，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这个文章传到上海，陈独秀很生气：“联省自治是武人割据、军阀统治，广东支部明的与中央唱反调。”
陈独秀立即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说：“武人割据的是中国唯一的乱源”。他这样做，也是对张继一个交待。
“看人不能看死。黄凌霜过去是无政府主义者，去苏联后，现在和我们站到一块来了”。陈独秀和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闲谈道：“我和陈炯明过去也是朋友。他辛亥革命在漳州时，后来讨伐陆荣廷，莫荣新，都是好的革命党，现在反对孙中山，阻挠北伐军，就是反革命行为了。广东支部真是怪事，这样明白的事也分不清。”
后来中央作出决定，开除谭植棠党籍，对陈公博处以严重警告，撤销谭平山广东支部书记职务。
陈独秀等人对广东支部采取严厉措施，也是给共产国际一个姿态。陈炯明背叛孙中山，陈独秀给维金斯基写了一封信，同时以中央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写了书面报告。他在给维金斯基信中说：“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小”。陈独秀手“携手”这个词，有意避开马林、达林“加入”说。
夏日的一天，身材魁伟的朱德来访。“我在北京没有见到共产党的负责人，来上海见你，想加入共产党”。朱德开门见山地说。
朱德浓眉下显得有些抑郁的眼睛注视着陈独秀的脸。在短促的一瞥中，朱德失望了。“朱将军，从你个人经历看，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因为加入共产党要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望着这位出身华西军阀、远道而来的将军，陈独秀不想马上接受他入党。
朱德这惘地听着陈独秀讲话，木雕泥塑一样，一动不动。军阀的大门，他不愿意进，共产党的大门又不愿意开，唯一的路只有走出国门了。
朱德迈着军人的脚步趵趵的离去了。他昂首阔步地走着，只是坚毅的脸上有点苍白，有一种压抑和孤独的神情。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都路一间房子里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商议，代表不经各地支部推荐，而以从莫斯科回国的人是哪一省的就作为哪一省的代表。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天尽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
毛泽东接到了开会通知，但忘了开会地点。
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的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宣言》说：“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起草这几句话时，陈独秀很费了一番心思。既然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民主革命成功了，只能是这个结局。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蔡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8月9日上午，陈独秀新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闯进了一帮不速之客，为首的是高头大马黄头发高鼻子的法国人，叫西戴纳，是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尚未发迹的督察员黄金荣。跟在黄金荣后面的是探子程子卿、李友生。他们进门时，穿着短裤短衫的陈独秀已知情况不妙。戴着墨镜的包探曹义卿走到西戴纳、黄金荣面前低声说：“这就是陈独秀”。
黄金荣用手擦了一把光头上的汗水，说：“陈先生，我们探听到你家藏在违禁书籍，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陈独秀脸色变白，说：“你们法租界怎么不讲理，上次拘我一次，把我放了，怎么又来抓人
黄金荣露出不耐烦的神情说：“对不起，我们是奉命行事，有话你到公堂上说去。”说话的功夫，两个探目和包打听已窜入陈独秀的书房，将书籍及稿件、书信推满一地。上午11点，他们将陈独秀及抄查的书籍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
8月11日，陈独秀被带到法公堂预审。法国探长说：“我们接到探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现已查出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
替陈独秀辩护的是巴和帮办和博勒律师。博勒律师说：“巡捕房称陈独秀私藏违禁书籍和过激书刊，我们尚未研究，请法官延期审讯。”
博勒答辩之后，法、中会审法官商议，同意巴和及博勒的意见，当庭宣布陈独秀仍拘留在押，待7天后复审。
陈独秀被拘留后，上海《时事新报》、《时报》、《晨报》都发了消息。
一位大律师说：“陈独秀著作中对共产主义谈及甚多，但他认为中国目下的情形，还没有到实行共产时期，实与鼓吹共产者不同”。《晨报》刊载这位大律师的话时，加上醒目标题“大法律家谓其无罪”。
当时，“二大”刚开过不久，不少中央执委仍滞留在上海，他们决定发表一个宣言，营救陈独秀。8月15日，即陈独秀复审前的三天，《晨报》刊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少年中国会”等十个团体“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
法国巡捕房的包探将《晨报》交给了探长西德纳，西德纳睁大双眼望着不知所措的黄金荣，黄金荣说：“全是共产党的宣传。”
黄金荣指着上面的话说：“你看，他们骂法国人横暴，讲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西德纳紧锁眉头，厥起嘴，旋即露出了轻蔑的笑容，说：“这恐怕对陈独秀更加不利”。
17日，陈独秀在拘押所翻着闲书，看押的狱卒悄悄告诉陈独秀：“明天先生会是没有问题的，听说北京的蔡元培质问了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也发了营救你的电报”。
陈独秀“哦”了一声，说：“谢谢，你是怎么知道的？”
狱卒说：“《时事新报》载了的”。
第二天，探长在公堂上将上回讲的话重说了一遍。
博勒律师对此已有准备，他说：“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
停顿了一会，博勒见主持会审的法副领事葛君仍在饶有兴趣地听他辩护，便接着说：“巡捕房讲陈独秀宣传过激，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
法副领事在事前已与法大使通过气，知道拘押陈独秀会激怒舆论，得不偿失，因此博勒律师讲完，他故作沉吟态，侧身与旁坐商议。一位会审官朝他咕哝了一句，他点点头，然后拿着一张条子扬了扬说：“顺便问一个问题，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万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
博勒看了一眼陈独秀，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
法会审问商议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这次被捕，陈独秀最恼恨的是他家那张收广东政府4万元收条事。这张收条因广州战乱，写好后没有寄出，也没有毁掉，因为是很平常的公务，陈独秀不当一回事。没有想到法国巡捕房横插一杠子，闹得他与陈炯明关系不干不净。尤其是眼下，陈炯明和孙中山大战正酣，他这4万元事，不仅国民党一头讲不清，恐怕党内有些同志也有猜疑哩。
陈独秀回家后，越想越不是滋味，等客人走后，动笔写了个启示，他写道：“此系去年广东教育委员会开办时，由省署交来教育经费，……决无私相授受及他项用途可言，特此声明，以免各方面误会。”
傍晚，汪孟邹来坐，说：“《独秀文存》编好了，你自己写个自序吧？”陈独秀咧了一下嘴说：“还真出版呀？你看我这样子，三天两头进牢房，你不怕牵连亚东呀？”
《独秀文存》主要是《新青年》上的文章，1920年以后明显是社会主义宣传。“碰的好，好卖哩！”听得出，汪孟邹是碰碰运气的口气。
“你们不怕担罪名，我还有什么话说。过去人著书传世，藏之名山，现在不讲这些了。”陈独秀吸了一口烟，说：“好在我写的东西不抄袭别人，也不是公子小姐的无病呻吟。”
8月中旬，马林动身返回中国。他在火车上闭目养神，踌躇满志，对于自己这趟国内之行十分满意。
7月11日，他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报告。这份报告他花费了不少心血，关系到他在中国事业的成败，因为他在惜辞和叙述理由上考虑得十分周密。
不错，他对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领袖评价不高。周佛海有能力，可是他出国留学去了。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在中国呆不住，纷纷出国留学。至于陈独秀，他皱起眉头，要尊重中国党，不能直接议论陈独秀，他用了这样的词语：“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
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情况，是他的重头戏，国际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了解不多，他有责任作详细介绍，这也是他极力主张与国民党合作的原因嘛。他写道，国民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
当然，要说服国际接受自己的观点，必须讲到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马林对此也很满意自己的杰作，他在不少地方着了笔墨，如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类成员组成，“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有1万2千海员参加国民党，广州就组织了5万工人。
马林想，只要稍为注意到这几个数字，国际就能掂到我的报告的份量；能掂到我的报告的份量，就能掂到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份量。
国民党中有一些矛盾，比如孙中山和孙炯明，但不能经偏盖全，为了不混淆国际的判断，可以舍去这些。马林睁开眼睛，望着进入视线的中国东北领土，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马林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藏在胸前口袋里的“训令”。上面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作出的决定，中共中央“必须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蒲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菲力蒲就是他马林啊！
马林赶到上海后，张太雷向他汇报了中共“二大”情况。马林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张太雷的话。但他听到会议上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议时，马林说：“我这次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需要向中国同志尽快传达。你去告诉陈独秀，我建议立即召开一次中央执委会工作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张太雷点点头答应了，他预感到马林和陈独秀之间，一场交锋已不可避免。
这时李大钊因营救陈独秀等事，也到上海。陈独秀和张国焘、李大钊、蔡和森等人商量，同意马林建议，开一次工作会议，听听共产国际的指示。但考虑到陈独秀可能被法租界监视，加上马林出入不方便，张国焘提议去杭州西湖畔开会。李大钊笑着说：“你们上回在南湖开会，已开出经验来了”。
初秋的西湖风景绮丽。里外西湖、后西湖、小南湖、岳湖大小诸湖连成5平方公里之遥的湖面，环湖的南北高峰、玉环等山连绵起伏、郁郁葱葱。柔和的秋风轻轻吹拂着堤柳，摇动着残荷，夹带起几声愉悦的鸟鸣。
8月2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五位新中央执行及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聚集到杭州西湖。
代表们无心观赏湖光山色。尽管马林、陈独秀一脸轻松，大家都知道，一场唇枪舌战不可避免。
会议还没有开始，房间里已烟雾缭绕。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请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马林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读了一遍，张太雷接过原稿，面无表情地翻译了一遍。
中央执委们一言不发，房间静得出奇。陈独秀环视了一下其他执委，李大钊和平时一样，表情平和、严肃，没有要讲话的意思。张国焘轻轻地咳了一下，似乎打算要发言，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张太雷手上的那几页皱巴巴的“训令”。蔡和森和高君宇在低声地说着什么。
陈独秀将烟蒂掐灭，清了一下嗓子，开始发言。他说：“我想先撇开共产国际的信，谈谈我对加入国民党的看法。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
情绪焦灼的马林向张太雷示意，他请陈独秀讲慢一些，他等待张太雷把话翻成俄语。张国焘已等不及陈独秀把话讲完，说：“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会牵制我们独立的政治”。
李大钊扶了扶眼镜说：“共产党是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加入国民党，怎么做到不放弃党的独立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蔡和森点点头说：“我赞同大家的意见，国民党成份很复杂，里面有军阀和封建官僚，陈炯明叛乱就是个例子。我们加入进去，很多事情要受他们的牵制。”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说：“关键是我们的纲领和革命目标不一致”
马林胸脯加剧了起伏，脸上微微泛红，他示意大家停止发言。他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
张太雷将马林的话翻译完，神情无可奈何地望着陈独秀和李大钊。
李大钊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张国焘脸上闪过了一丝悔意，他垂下眼帘，低头沉思。
蔡和森抿了抿嘴唇，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陈独秀克制了一下情绪说：“我作为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我是有条件的服从。孙先生的国民党有一套封建似的加入方法，如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我是不会接受这些封建方法的，只有孙先生用民主主义方法改造了国民党，我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否则……”陈独秀看了一眼李大钊和张国焘 ，“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说罢，陈独秀避开马林投过来的目光，起身走到门外。
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张国焘惊讶地望着陈独秀走出门外。马林的脸已涨成了红色，他不知道陈独秀说了什么，但他知道陈独秀发了火。他焦急地看着张太雷，张太雷脸色泛白，小心翼翼地尽可能委婉地翻译陈独秀的话。
终于，马林听明白了陈独秀的意思，他放心地笑了，他说：“陈独秀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加入国民党，可以取消国民党的繁琐方式。”
李大钊表情严肃地说：“我建议，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他看了一眼窗外用劲吸烟的陈独秀背影：“明天我们再讨论一些具体问题”。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
这天的气氛已明显好转。陈独秀紧绷的脸上偶尔也能见到一丝笑容。
马林继续昨天的发言，他说：“研究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步骤，可以弥补‘二大’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空洞性决议。我认为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建立联合战线的唯一可行的步骤”。
李大钊表示同意马林的意见，说：“国民党虽然时间长，但它是一个松懈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进去，不会受到约束”。
陈独秀除了坚持昨天的不打手模条件外，一再说：“我是考虑到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才接受这一建议的”。
马林情绪十分高昂，他说：“既然大家没有明确的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么，我宣布这条统一战线的实际步骤算是正式通过了。”说完，马林带头轻轻地鼓掌，同时示意张太雷，于是张太雷、高君宇拍了几下掌，陈独秀也漠然地举起手拍了几下。
马林说：“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尽可能地和国民党工作一致。因此，我提议，将目前的《共产党》停刊，重新出版一个刊物，李达也不适宜继续主持刊物。”
陈独秀表示同意，他说：“李达近来情绪不好，根据‘二大’安排，李达也不适宜继续主持刊物。”
张国焘对蔡和森看看，说：“和森管宣传，刊物应有和森主持。”
大家表示同意，新的刊物最后确定为《向导周报》。
陈独秀对张国焘说：“回上海后，你抓紧时间去一趟北京、武汉、长沙，把‘二大’和西湖会议情况通知各地。守常在上海再呆几天”。
马林看了一眼李大钊，说：“请李先生尽快和孙中山交换意见。”
李大钊点头答应了。
8月23日，李大钊在上海拜见孙中山。经过50多天激战，孙中山承认反击陈炯明失败，于8月9日离广东来上海。
听了李大钊关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主张，孙中山象打了强心剂，十分兴奋。他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两人尽兴畅谈，几乎忘记了吃饭。
临别时，李大钊说：“仲甫、马林近日要来拜见你，仲甫希望加入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和取消宣誓你个人的办法。”
孙中山思索了一下，说：“可以改组国民党。”
几天后，李大钊、陈独秀在张继陪同下拜见了孙中山。见孙中山气色不好，陈独秀说：“先生这次受惊了”。
孙中山拉着陈独秀手说：“我为民国奋斗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不计其数，唯这一次最惨，陈炯明跟随我左右十余年啊。”
谈了一会话后，陈独秀谈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事。
孙中山说：“我同意共产党立即加入国民党，我为国民革命奋斗至今，其中屈折无数，深知靠一党两党，难以取胜。陈炯明要叛离我，共产党要加入我，足见共产党的诚意。至于原有入党方法，完全可以取消。”孙中山说到这里，见陈独秀、李大刊露出满意神色，对张继说：“我的意见，接受共产党的建议，立即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张继说：“我建议成立改组国民党的专门组织，并邀请共产党同志参加。”
孙中山点点头说：“好，这件事，你负责办一下”。
因李大钊要回北京，数天后，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先加入国民党，其后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等人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9月初，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告辞，决定经洛阳回北京。陈独秀说：“回去向适之问好适之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去吗？”
“去西湖前，我给适之去了一封信。”
“适之主编的《努力周报》近来大谈联省目治，我是不同意的，我给他寄了一稿，专门批判联省自治，不知他有何想法”。
“适之以前和我争论问题与主义，我唱了主角，结果谈归谈，做归做，至今，我行我的主义，他做他的研究。这回争论联省自治，你唱主角，只怕到头来，他仍然我行我素。”
“和森办《向导周报》，用稿量很大，近期我写稿，少不了要冒犯胡老弟了。”
“老胡的事，直呼其名也不要紧。”
临别，陈独秀说：“中央机关迁往广州，你认为适合吗？”
李大钊思索了一下，说：“国际不知道陈炯明叛乱的情况，暂时去广州不适宜，我们加入了国民党，陈炯明会怎么对待我们呢？”
陈独秀在房间里踱了几步，说：“我再和马林谈谈，实在要迁，迁到北京去。”
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中央工作主要靠你多做，和马林的关系不要弄僵。马林不是代表他个人。”
陈独秀点了点头。
9月4日，孙中山请张继通知共产党派代表参加改进党务的座谈会。因为是孙中山主持召开，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来了，有50多人。马林、陈独秀、张太雷参加了会议。会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参加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任命陈独秀为国民党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本部参议。
开会时，有人问张继：“国民党要变更主义了么？”
张继皱了皱眉头，说：“中山先生只讲变通入党手续，并未讲变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张继指了指8月26日《民国日报》陈独秀写的文章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是帮助国民党对付军阀，与国民党党纲没有矛盾”。
陈独秀同意加入国民党后，与马林关系好转。9月，共产国际通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决定亲自参加。
9月下旬，陈独秀和马林、张太雷、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开会商量，中央机关不宜放在上海，陈独秀仍然是法巡捕房保外人员，行动不方便。但广州也不适合，马林同意暂时迁往北京。
陈独秀说：“我去苏联期间，由国焘代理中央书记。”张国焘牵动了一下咀唇，露出了愉快的表情。
陈独秀转向蔡和森说：“这期《向导》上的《造国论》《国民党是什么》，估计会有反响，你到北京后，和君宇替我留意一下。”
蔡和森点头答应了。
1 0月初，陈独秀动身去苏联。刘仁静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王钧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几个人结伴同行。经奉天、满洲里、赤塔到莫斯科。到了莫斯科，才知道国际“四大”开幕式已于11月5日在列宁格勒开过了。
11月9日，会议移到莫斯科。
11月13日，刘仁静告诉陈独秀，今天列宁来讲话。
大厅里坐着4百多个代表，除了中国共产党，有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国际工人援助会、美国黑人组织58个共产党组织的代表。
以译员身份参加会议的瞿秋白，以前听过列宁演讲，他坐在陈独秀身旁轻声地说：“列宁讲话喜欢用极明显的比喻。”
陈独秀点点头。他不懂俄语。
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欢呼声骤然响起，全体代表起立，唱起了《国际歌》。列宁微笑着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我只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
代表们的眼光，万箭一心地盯在列宁的身上，他们忘记了吸烟，忘记了窗外的一切，聚精会神地听着列宁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偶尔，大厅里静得能听到俄文速记员唰唰的写字声。
几个钟头过去了，列宁带病讲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
“……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列宁最后几句话淹没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淹没在“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的欢呼声中。
列宁气色不好，没有象前几次那样接见各国代表。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陈独秀原希望有一个和列宁单独谈话的机会。他相信在列宁那里，他将得到建设性的而不是只有批评性的建议。他希望和列宁交谈的另一个原因，是张国焘不时地和别人提到“列宁曾问我……”
从会议口程安排上看，会议拉得很长。各国代表聚在一起不容易，有许多文件是各国代表来后参与讨论，才最后作出。而且，代表们因秘密旅行，不少人陆陆续续到来。
中国代表分在“关于东方问题”提纲组讨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狄拉克牵头。中国代表发言本来应该是陈独秀，陈独秀对刘仁静说：“还是你发言吧，我不懂俄语。”刘仁静照本宣科。刘仁静说：“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的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陈独秀对狄拉克印象不好。
狄拉克和中国代表团讨论《关于东方问题》提纲，象是一位外聘的洋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狄拉克看着刘仁静，下颔稍为向前伸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从你的报告上，看不出你们的议事日程上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苏维埃共和国”。
刘仁静没有回答狄拉克，他将狄拉克的话翻给陈独秀听，陈独秀说：“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已有了实际的步骤，但主要是在报刊宣传上与其它流派作斗争。我们工作还不够，还没有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
狄拉克听了刘仁静的翻译，说：“你们的问题是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上海和广州的同志，大多数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这和中国人研究孔夫子一样”。
刘仁静看了一眼陈独秀，如芒刺背坐立不安。
狄拉克继续说：“中国同志要避免作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经典派”。他转向陈独秀，脸上夸张性地露出了一点笑容，说：“陈独秀同志，你自己也要带头防止做孔夫子的研究家”。
陈独秀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这不是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吗？中国的情况那么复杂，不先研究马克思、列宁，用什么去联系工人群众？但他看着狄拉克高高的鼻子、一头黄卷发和充满自信的居高临下的神情，他用力吸了几口烟，压下了胸中火气。
狄拉克对陈独秀虚心地听他的长篇说教和严肃批评十分满意。他和其他共产国际主席成员一样，赞同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执委。
这次共产国际严肃地批评了不遵守共产国际纲领、纪律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看着共产国际这些新立的条文，头脑中突然萌发出一个念头：假若他没有同意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萧三到了莫斯科，见到了陈独秀。
听说萧三从西欧来，陈独秀十分高兴。“大陈、小陈都很好，参加了旅蔸保国少年共产党。”萧三说。大陈指陈延年，小陈指陈乔年。
“哦，”陈独秀很高兴，“给我说说”。
“今年夏天，大陈、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西部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陈化名林木，小陈化名罗丝，周恩来化名伍毫。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部长，李维汉代理组织部长。大陈办《少年》，表现很好，后改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任职工运动部长。”萧三见陈独秀笑嘻嘻地听他讲，喝了口水接着说：“《少年》杂志由大陈刻写，小陈油印。乔年白天工作9个小时，晚上油印到深夜一二点才睡觉。”
陈独秀收住笑容，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青年团中央没有联系，应尽快联系上，解决归属问题，改名为中国共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我写一封信给赵世炎，请你转交给他。”
萧三连忙答应了。
这期间，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得悉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四大”，立即致函中国代表团，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陈独秀和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商量，决定抽调旅欧一部分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罗亦农说：“旅欧同志几个月前来联系过，因为涉及到入境手续，没有结果”陈独秀说：“我写信通知赵世炎，请他们选派人到莫斯科。入境手续事，我和苏联政府交涉”。
萧三听了后，说：“那太好了。这里条件要好得多。去年为进占中法里昂大学，遣送许多人回国，留下来的人受到法国警察的监视。赵世炎护照被里昂当局没收，在法国北方一个清理场做苦工”。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没有办法，两个阶级嘛。留法学生进占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我听蔡和森、李立三说了一些，都是李石曾、吴稚晖干的好事”。
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陈独秀、瞿秋白向狄拉克辞行。狄拉克笑着说：“《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要过几天才能提交执委会通过，你不等通过以后再回中国？”
陈独秀听完瞿秋白的翻译后，说：“我就不等了，《决议》内容我已参加了意见。”
火车风驰电掣般由西向东疾驰。沿途是冰天雪地中的农舍，光秃秃的白桦树林，无边无际的田野。火车上，陈独秀和瞿秋白在低声交谈。陈独秀说：“这次来莫斯科，是划得来的。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比以前清楚多了。马林建议我们加入国民党，只知道加入、加入，加入后怎么办？马林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都知道不对劲，以前没有经历过，谁也不知道怎么搞。”
瞿秋白注意了一下远处的一幢教会式建筑，说：“共产国际态度很明确，坚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这一点和马林是一致的。”
陈独秀无心欣赏窗外的景色，说：“国焘和我都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次国际强调，加入国民党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马林以前话题中所没有的。他马林老是国际、国际的，国际就是这么回事，也是讲道理的。”
瞿秋白收回朝外看的眼光，提醒有点沾沾自喜的陈独秀说：“国际对我们的工人运动意见不小。”
陈独秀“嗯”了一声，说：“这是我们工作的薄弱环节，我们回去即要动作起来。”
见瞿秋白没有吭声，陈独秀搓了一下手说：“我担心的不是中国工会的发展，最使我头疼的是和国民党的关系。孙中山已承认专力军事的错误，努力谋求党之改造，这是陈炯明炬轰的结果。但改造的怎么样，实在使人难以预料。”
1923年1月10日，陈独秀回到北京。这时，中央局已迁到北京。但马林不在北京，他和陈独秀擦车而过，回苏汇报工作去了。
陈独秀向李大钊等人传达了国际会议的情况及《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李大钊说：“这么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便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了。”
“是这样”。陈独秀吸了一口烟，说：“守常，国际决议上有这么一句话，‘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这句话能不能理解为共产党处于从属的地位？”
李大钊重新看了一下陈独秀带回来的《决议》抄件，说：“这上面说，‘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这个意见很清楚，当前的中国革命，国民党处于主要地位，共产党处于支持的地位”。
陈独秀点了一下头，表示赞成。
李大钊想了一下说：“共产党的服从地位什么时候发生变化，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的变化来确定。”
不久，北京发生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愤而辞职事件。陈独秀对李大钊、蒋梦麟、顾孟余、马叙伦、胡适等人给大总统黎元洪上书，不以为然。
一天，陈独秀拿出几篇稿件递给蔡和森，其中一篇是《评蔡校长宣言》。陈独秀写道：“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都哪一朝代了，学生请愿还叩头下跪，这怎么行，这条路走不通。蔡校长辞职也行不通，你几个人拆黎元洪的台，能拆得了吗？”陈独秀气呼呼地对蔡和森说。他不好对李大钊讲。
蔡和森编《向导》常和陈独秀接触。蔡和森不想插足陈、胡、李之间的事，没有吭声。
陈独秀换了个话题说：“你感觉到了没有，孙文在上海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有点不合我们的主张？”
“你是指孙中山主张直系、皖系、奉系、西南各省四派势力和平统一？”
“嗯。滇桂联军赶跑了陈炯明，孙中山这这次次委任许崇智为广东总司令、胡汉民为广东省长，是他提出几派势力和平统一的砝码。这比联省自治好不了多少，对军阀存在幻想。”
“北伐军因陈炯明暂时受挫，孙中山这个宣言明显有妥协倾向。”
“下期《向导》哪一天出？”
“31日。”
“还来得及，你以个人名义，写一篇评论文章，谈谈我们的看法。我出面写，不太合适。”
蔡和森点头答应了。
陈独秀说：“近来形势发展很快，我们都要多作注意，扩大《向导》的影响，特别是发动工会的事。”
蔡和森走后，陈独秀坐下来给汪孟邹回信。汪孟邹、汪原放因汪原放婚姻事，俩人闹了矛盾。
汪原放和周拣臣先生的女儿周物婉订了婚约，是大人代办的。汪原放曾在陈独秀面前诉说自己和物婉没有什么感情，一同吃饭是痛苦的事，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下去了。陈独秀是主张婚姻自由的，他表示婚姻大事，应有原放个人作主。这实际是助了汪原放一臂之力。
汪孟邹是个重义气的人。这时周拣臣先生已不在世，汪孟邹认为这时退婚，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因此不同意汪原放悔约。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汪孟邹便写信请陈独秀给汪原放去信。汪孟邹知道，陈独秀是能说服汪原放的。
陈独秀将孟邹来信又看了一遍，独自笑了起来。他拿起毛笔很快地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弟以为孟邹先生应承认原放兄婚姻之自由。即以拣臣兄托讨论，强原放所不愿，终身不谐，又岂是幸事”。对于汪原放，陈独秀觉得也该说几句。汪原放矮一辈，比陈独秀小15岁，因此陈独秀以长辈的口气说，原放“不可以恋爱妨碍了立身建业”。
2月1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郑州普乐园大会会场，人山人海。郑州警察局长、吴佩孚抓牙黄殿宸得到消息后，率领警察包围会场，宣布严禁开会，夺走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大牌子。
2月4日，京汉铁路实行全线总罢工。
2月7日，吴佩孚军队包围江岸分会驻地，血腥屠杀工人，林详谦、施洋等工会领袖牺牲。与此同时，吴佩孚军队袭击了长辛店工会。共枪杀工人50多人，300多人受伤。
当晚，张国焘、项英和其他工会负责人躺进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熊秉坤家临时开会。经过激烈争论，为避免更大牺牲，决定复工。
隔日夜，惶恐不安的张国焘乘船而去。
吴佩孚的枪声震撼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执委。接到消息的当天，即2月8日，陈独秀愤怒地写下《为自由而战》一文。中共中央开紧急会议，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宣言。
愤怒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英雄壮举。
2月中旬，脸色苍白的张国焘经南京赶到北京，苦着脸向中央汇报“二七”惨案。
吴佩孚发出通缉令，通缉陈独秀、马林等人，中央机关决定秘密转移到上海。临走前，陈独秀接着李大钊的手，心情沉重地说：“守常，吴佩孚已拿起屠刀，北京已很不安全，你先避一避。不行也到上海来”。
李大钊点头答应了。
回到上海环龙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情绪低落，常处于一种莫名的惆怅之中。“二七”罢工被镇压，学生请愿被打，都是为国民的利益。而其他国民如同隔岸观火。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勋，安徽人民反抗马联甲，别的省也是无动于衷，成就一个广大的国民运动难啊！想到这里，陈独秀写了《统一的国民运动》一文。和森已有几次向他催稿了。收笔时，他犹豫了一下，写下“致中”两个字。
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后，其驻宜昌部的杨森开向川东，川鄂战争爆发。2月2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广州成为南方革命大本营。
“孙中山在西南搞三角联盟，我们在东南发动国民运动，吴佩孚的日子也不好过”。蔡和森看完陈独秀的稿子，笑着说：
“上海的反动势力很强大，不利于我们发动国民运动。现在西南形势好转，我主张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去。”陈独秀说。
“去广州也是马林和国际的意思。要不是被陈炯明搅了一下，我们去年就到广州了。”蔡和森表示赞成。
过了几天，蔡和森来催陈独秀写稿。陈独秀正懵头抽烟，凶蔡和森来了，陈独秀也不让坐，绷着脸说：“李达真岂有此理。西湖会议开了，共产国际也作了决议，现在还讲什么党外合作，都什么时候了。”
蔡和森在一旁坐下，笑着说：“听说你摔了杯子？”
陈独秀看了一眼蔡和森，脸色缓和了一些：“他骂我是草寇英雄，要和我断绝关系。”
“大家情绪都不好，还是互相让一点。”蔡和森劝道。“再说，你是中央总书记呀！”蔡和森担心陈独秀消极。近来，《向导》上已很少见陈独秀的稿子。
3月26日，中央机关随陈独秀迁到广州。
打败陈炯明后，孙中山感到很累。他决定放弃以前武力统一南北的主张，改为和平统一中国。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张作霖奉系及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赞同。
作为国民党21名参议之一的陈独秀，赞成孙中山“先裁兵，后统一”，但他怀疑吴佩孚的直系及黎元洪的北洋政府不会接受。4月7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孙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殊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实行此计耳。”
对于孙中山与段、张搞三角联盟，陈独秀也持怀疑态度。
陈独秀在北京写《评蔡校长宣言》，胡适竟在报上攻击他为“猪仔”。所以，有些话陈独秀也不想和胡适啰嗦。如果不是帮瞿秋白催发书稿，陈独秀实在提不起精神写这封信。
事情发展果然如陈独秀所料，黎元洪、吴佩孚根本不买孙中山的帐。4月11日，孙传芳低福州任福建督理；4月16日，沈鸿英在北京通电就任广东军督理，宣言驱逐孙中山，起兵进攻广州。
孙中山倡导孙、张、段、吴四派势力合一，功亏一篑。吴佩孚的反革命性，增加了孙中山的革命性。陈独秀松了一口气，立即转变了对孙中山革命性犹疑不定的看法。北洋军阀的步步逼进，孙中山的革命性愈突出，陈独秀对这种革命性的欣喜之情越是抑制不住。一连几天，陈独秀伏案疾书，写下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沈鸿英叛乱与政学会》、《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数篇文章。
陈独秀用心最多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但他在稿纸上不断地欣赏这篇文章的标题时，他就感觉到了这篇文章的份量。思想的波澜告诉他，这篇文章可能会产生一些重大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这是文章的结论。
因为事关重大，陈独秀坐下来字斟句酌。以前他没有这个习惯，他不喜欢改稿。
“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既然是国民党的使命，当然是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陈独秀吸了一口烟，满意地吐了出去。
“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陈独秀起身踱步，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现在的舆论，吵吵嚷嚷，要搞孙曹携手，就连孙文自己也希望与北洋势力合作，这样下去，民主革命只会失败，不会成功。无产阶级目前的情况，国际也认为十分薄弱，我这样说，与国际的分析完全一致”。想到这里，陈独秀将烟头按在烟灰缸里，掀灭了火，兴致勃勃地去找蔡和森。
蔡和森看了看标题，笑着说：“很久没有看到你写大文章了”。
陈独秀见蔡和森翻看文章，说：“我的这些想法，在国际决议上有些发挥。”陈独秀记得，他曾谈到中国无产阶级幼稚，遭到蔡和森、邓中夏等人反对。
蔡和森皱了一下眉头说：“恐怕要引起一些争论。”
见陈独秀点头，蔡和森指了指桌上的一堆稿件说：“22期《向导》成了你的专号了。”
陈独秀笑，说：“多约些其他同志的稿子。”
“现在写稿子多一点的是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说。彭述之刚从西欧留学回来。
“有没有李达消息？”上次和李达争吵以后，陈独秀再也没见过李达。
“没有。他还在上海，听说打算回长沙”。
“哦，”陈独秀想起李达是湖南零陵人。临走，陈独秀有些内疚地说，“开‘三大’时，别忘了通知李达参加。”
5月，正是姹紫嫣红、山花烂漫季节，但西南战事迭起、烽火连天。5月9日，孙中山部克韶光，沈鸿英部退南雄，北江初战南方得手。5月25日，陈炯明部攻入潮汕，许崇智部兵退揭阳，又将南北战事扳成平局。
陈独秀在《劳动》、《向导》周刊上不断写文章，为南方革命军制造舆论。他认为杨森打四川，实质是这割据四川而战；总统黎元洪实际是吴佩孚、曹昆的傀儡；张作霖、卢家祥、孙传芳倒吴佩孚，是军阀争权夺利之战；段吴之争，实质是日本与英美之争，等等。
孙中山正受到沈雁英、陈炯明两面夹击，他非常满意陈独秀的舆论攻势。6月1日，他约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到大本营会谈，任命他们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陈独委任委员长。
6月初，出席广州“三大”的全国代表已陆续到齐。
但李达没有来。他对陈独秀发脾气事记忆犹新，无法容忍。
第一次预备会是在太平沙看云楼召开，第二次是在马林寓所春园召开，讨论开会的日程和主要事项。
6月12日，根据大会预先的通知，代表们集中到广东东山恤孤院后街一寓所举行正式会议。
陈独秀在大会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及共产国际“四大”内容之后，开始作工作报告。
他拿着事先写好的总结，清了一下嗓子，操着怀宁方言，对各地工作作了具体的评价。“……上海的同志为党作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陈独秀说到这里，将眼光落到了和蔡和森坐在一起的毛泽东身上。毛泽东穿着长袍，头发蓬松，两眼炯炯有神。
陈独秀接着说：“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大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
会场一时显得非常安静。张太雷在小声地向马林翻译，坐在一旁的瞿秋白皱着眉头，陈独秀的讲话口气，使他想到了狄拉克。
陈独秀说：“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依赖党，对党有意见，即退党，党员自己很受怀疑。”
蔡和森对毛泽东轻声地说：“这是讲李汉俊、李达。李达已表示要断绝与独秀的来往。”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陈独秀转身看了一眼独自一个人坐在窗边的张国焘，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地是忠于党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大错误。”
会前，张国焘知道陈独秀要点名批评他，因此，他并不感到突然，但浑身还是感到不自在。他吸了一口烟，极力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
张国焘和项英都是“二七”罢工的直接指挥者，“二七”罢工的失败，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张国焘承认自己有责任，但责任就我一个人承担吗？他看了不远处坐着的项英，项英回避了张国焘的眼光，似乎不在意地将头车了过去。
张国焘朝马林望去，后者正低头听张太雷翻译，完全没有注意到张国焘的神情。也许是张太雷在告诉马林，陈独秀正在批评张国焘，马林朝张国焘座位看了一眼，俩人目光相遇了。马林眼光是漠然的，但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主动，而张国焘在竭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使自己的眼神尽可能地变得柔和一些。
张国焘意识到，他将被排斥到中央领导层之外。其实，几个月前他就有了这种预感。
“二七”罢工失败后，马林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起因是马林拿出国际“训令”给张国焘看，要求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加入国民党。
张国焘睁大了眼睛：“都加入国民党，还要共产党干什么？”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马林，但马林听不进去。马林提醒张国焘，这是国际的训令，必须执行。他见张国焘怒气冲天的样子，说：“你的职工运动现在在哪里？吴佩孚已经把你的职工运动打垮了。”
张国焘无法容忍马林的挖苦，马林的话刺到了他的痛处，张国焘圆瞪着眼睛，四方脸由红泛白，他说：“你不要拿大帽子吓人，加入国民党，否定共产党的作用，我个人绝不赞成。”说罢，张国焘拂袖而去。
一阵掌声使张国焘吃了一惊。陈独秀工作报告结束了，大家宣布暂时休息。
会议场所量幢分上下两层的灰白色砖瓦房。窗外阳光柔和，微风吹拂着深绿的树叶，摇动着草梢。鸟儿在枝头欢乐地歌唱，更显得周围环境幽静、凉爽。代表们三三两两步出临时议厅，踩着松软的草皮，在周围的树荫下散步，小声交谈。
坐在蓝布窗帘边，张国焘没有移动身体。陈独秀批评他搞小组织、小集团，他难于接受。不错，他和一些同志议论过国共两党合作的事，包括蔡和森同志，他们谈的很投机，特别是在不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他们都有共同的感觉。共产党到了国民党里面，必然受到各种牵制，共产党想独立，也难以独立。他打算和陈独秀谈一次，但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陈独秀自己一开始不也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吗？只是西湖会议以后，他转变了立场，到了莫斯科一趟，他又进了一步，不仅赞成加入国民党，而且大谈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二七”罢工，他稳稳地坐在北京，和胡适争论什么蔡校长辞职的事，出了问题我顶着。想到这里，张国焘心里涌起了一股对陈独秀的怨气。
这时，李大钊走了过来，和张国焘并排坐下。
李大钊用手按一下张国焘肩膀，说：“特立啊，还是为刚才的事啊？”
张国焘满脸委屈地说：“说我搞小集团，我接受不了。”
“我们党是个新党，纪律严一些也好，对你来说是重了些。你要认真总结教训，没有不是更好吗？”
“我想和陈先生、马林谈谈，你看适合吗？”
“找个适当的机会，申明一下自己的观点，是应该的。”
隔日，大会继续进行。这次大会中心话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合作的具体问题。
张国焘要求发言，他情绪高昂，仍然坚持他的不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他认为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中共应独立领导工人运动，不应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后者是针对陈独秀。陈独秀主张中共帮助国民党发展工农党员。陈独秀皱了皱眉头说：“反对加入国民党的观念，持这种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现在军阀势力强大，工人运动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因此，讲无产阶级和共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陈独秀又开始激动起来。低头听张太雷翻译的马林，这时站了起来，他要求发言。
马林的话和张国焘的话针锋相对，“职工运动应当到国民党工作部去做。”他环顾了一下会场，说：“我认为，目前提出下面的口号也不过份，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因为我们加入国民党后，我们就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开展工作了”。
代表们面面相觑，会场上出现了一片嘈杂声。
陈独秀要求大家安静，他说：“中国现在无产阶级在数量、质量上均非常小，工作只能搞经济斗争，而不能做政治斗争。而且共产党目前不能在工人中公开宣传共产主义”。陈独秀见马林满意地点着头，说：“也许，等待和国民党分手后，而组织共产党也不迟。”
会场上再次出现嘈杂现象。代表们纷纷举手，要求发言。
毛泽东发言时，会场十分安静。他表示同意加入国民党，但他不同意马林、陈独秀的一些提法。他说：“我原是赞同国焘同志意见的，现在我改变了这一想法，同意接受国际的意见，加入到国民党中去开展职工工作。我还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农民问题，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力量”。
代表们频频点头，会议出现了热烈的讨论气氛。
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陈独秀关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的观点占了上风。“三大”宣言中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但陈独秀、马林一些偏激观点被否决了。
接下来是选举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唱票的结果是：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钊37票，王荷波34票，毛泽东34票，朱少连32票，谭平山30票，项英27票，罗章龙25票。细心的瞿秋白记下了执委们的得票数。
张国焘落选了。他自己一语成谶，但仍然有一种失落感。余下的日程，他常常默不作声。
“三大”选出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
瞿秋白起草了“三大”党纲，但没有选上中央执委。陈独秀建议将《新青年》改为季刊，作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主编。
陈独秀办事是个急心肠，说办就办。“三大”期间，他和瞿秋白商量出一期《新青年》，瞿秋白答应了。陈独秀利用会议空隙，写了充满“三大”余温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提出“《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陈独秀在“本刊露布”中说，“我们在此运动中（中国运动）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顾当先锋，只顾打头阵。”见到这句话，瞿秋白皱了一下眉头。因为“三大”宣言也讲了国民党是领袖地位，便没有吭声。
这期上同时发表了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一文。毛泽东细心地看了一遍，陈独秀写道：“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但他对农民在当前的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很轻，他说，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感到陈独秀的骨子里是轻视农民运动的。
7月18日，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迟到的来信，即中共“三大”之前，国际发出的《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共产国际号召中国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作战，即在与国民党合作联合战线作战，同时在农民土地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陈独秀及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后者忽略了。
毛泽东看到国际指示信后，十分高兴。但在广州东山陈独秀寓所，陈独秀的反应十分冷淡：“我从来不否认农民势力的重要性，”他一边说一边找了一份刚出版的《向导》第33期给毛泽东，说：“我认为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是农民、工人、商人和学生，我甚至把农民摆到了第一位。”陈独秀起身走到窗前，回过头对毛泽东说；“你也要承认，这派势力目前很乱，特别是乡村的农民，混乱、散漫、软弱，我们要把他们集中起来，通过他们管理国家，确实有许多事情要做。”
毛泽东说：“问题是由谁去把他们集中起来，以什么形式把他们集中起来。”
陈独秀“哦”了一声，注意地看了毛泽东一眼，等待他的下文。
“我认为参加国民党不应该妨碍我们独立的开展工作，使我们束手束脚……”
“泽东，你愈说愈远了。”陈独秀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既然进行国民运动，就应该由国民党来组织农、工、商、学。”
毛泽东问：“你认为我们在农村只能做国民运动？”
“对”。陈独秀见毛泽东实际上对自己观点持怀疑态度，便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先这样干起来，将来再慢慢讨论吧”。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走出陈宅时，毛泽东感到他和陈独秀的裂隙形成了。
几天后，毛泽东和蔡和森闲谈说：“我不习惯独秀的工作方法”。蔡和森劝他：“独秀同志有些任性，不要和他顶撞。”
毛泽东说：“你不也顶撞他了吗？”毛泽东指陈独秀、马林提出以国民党名义发宣言，召集国民会议，遭到蔡和林抵制。
“我反对我的，他做他的，最终还是依他们的主张发了中央对时局的主张。”蔡和森苦笑了一下说。
9月初，陈独秀在寓所和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人商量说：“陈炯明企图进攻广州，湘战又起，中央机关在广州已不安全，我建议迁回上海。”
罗章龙问：“是否和马林商量？”
陈独秀皱着眉头说：“维金斯基要来接替他，他已顾不上这头。我们留在广州，快要成为孙中山国民党的附属品了。”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说：“我希望回湖南工作。”
陈独秀知道毛泽东不习惯在这里工作，他朝蔡和森看看，见蔡和森点头，便说：“湖南工作需要人，赵恒惕和蔡钜酞、谭延闿在打战，是发动民众的机会，泽东回去很必要”。陈独秀又对罗章龙说：“泽东的秘书工作暂由你兼任。”
谭平山问：“中央迁上海，我怎么办？”
“你的意见？”陈独秀问。
“我希望留在广州。”
陈独秀表示同意：“平山留作广州以中书记，可请上海的王荷波进入中央局工作”。王荷波于1921年在浦口组织了津浦铁路工人俱乐部。
1923年9月中旬，陈独秀和中央局机关迁回到上海。办公地点设在闸北象山路（原名秀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3号。
杨明斋听说陈独秀到了上海，找到陈独秀说：“‘三大’的《宣言》我看了，你们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这不是把共产党出卖给国民党吗？”
陈独秀一听就翻了脸：“什么叫出卖给国民党，这叫党内联合，你懂吗？”
回去后，杨明斋对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长张国焘说：“我发誓不再见到陈独秀。”
张国焘说：“陈独秀是委员长，你不见面，怎么工作啊其实“三大”后，张国焘很长时间也不和陈独秀照面，还是后来陈独秀请蔡和森通知他，说马林要回国，并请张国焘任铁路工会领导，张国焘情绪才好转。
杨明斋恨恨不休说：“李达到长沙去，我去甘肃，那里没有国民党，也没有共产党，不存在合作问题。”
张国焘劝他说：“不要争一时之气。”
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也做杨明斋工作，但杨明斋坚持要走，最后大家只好同意了杨明斋的要求。
陈独秀情绪不好，和高君曼的话也越来越少了。在家无聊时，他常逛到五马路祺盘街西首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坐坐。这时胡适、安徽的江彤候也在上海，几个安徽老乡常以亚东图书馆为会谈场所，海阔天空扯谈一通，然后各自回家。
胡适夏日到杭州西湖南高峰烟霞洞疗养肺病，与久恋的情人曹佩声相聚三个月，10月初两人分手，曹佩声回浙江女子师范，胡适到上海。
被蒋介石视为“旧道德的楷模”的胡适见到陈独秀，对烟霞洞艳遇一事，不敢露半点口风。只是说不该和仲甫办《每周评论》，不该谈政治。陈独秀则反唇相讥，各不相让。倒是汪孟邹拿出水果请他们吃，听他们各个大讲一通，站在一旁笑笑，算是缓和一下气氛。
一天午刻时分，陈独秀来汪孟邹栈中小坐。陈独秀问汪孟邹：“上回印的《独秀文存》能否再支点钱？”
汪孟邹说：“有，有”，便到后面去拿了大洋百元递给陈独秀，说：“你要要，只管讲”。陈独秀知道，《独秀文存》一版再版，赚了笔钱。
陈独秀点点，将钱收好，接过汪原放递给的茶喝。
汪孟邹说：“我编了一本《科学与人生观》文集，你回头看看，有空作一个序”。
“叫适之作罢，如何？”
“要不，你和适之各作一篇。你们俩人到一起，就没完没了的争论，这下好了，让他们好好地争一下。”
“这是个好主意，叫原放去看看适之有没有事，叫他来坐坐。”
汪孟邹说了一声：“好哩”。
不一会，胡适来了，穿着一件长袍，带着一副眼镜，见到陈独秀，便笑嘻嘻地走了过来。陈独秀也笑，说：“在干什么事呀？”
胡适坐下说：“研究我的史学”。
这时汪孟邹端上一盘广州甘橘，并请胡适喝茶，陈独秀说：“孟邹看我们天天争，给我们找了一件事做”。
胡适笑着问：“什么事？”
汪孟邹把一叠论文端了出来，说：“想请你们二位各写一篇序，仲甫已答应了。”
胡适看了一眼陈独秀，说：“好哇，仲甫答应了，我还能说不字吗？”
三个人哈哈大笑。
胡适请陈独秀把论文带回去看看，陈独秀说：“你看吧，我都放到脑子里去了。”
陈独秀说：“以我之见，张君励玄学派和丁文江的科学派，适之是站在科学派一边的，我恐怕又要冒犯老弟了。”
胡适说：“不要紧的，只管写好了。我当然少不了要说说你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你也要做好准备哟。”说完，胡适看了陈独秀一眼，陈独秀微微一笑，说：“那就只顾写去，不留面子，写的舒服”。
胡适点头，表示同意。
陈独秀、胡适分手时约好，到时候再来这里，向汪孟邹交卷。
过了几天，汪孟邹去环龙路铭德里2号，看看陈独秀写的怎么样了。只见陈独秀桌上一叠稿纸，一块砚，一支狼毫小楷毛笔。汪孟邹说：“仲甫写稿，什么书也不用参考呀？”
陈独秀说：“不要的，看了别人写的，我就头疼，少不了要受人家影响，还是拿起笔来就写痛快，想什么，写什么。反正错了也不要紧，错了现来。”
汪孟邹伸头过来看，说：“难怪别人喜欢读你的文章，恐怕就是因为你这样自由，真是文如其人。适之写法就不同，他一定要在桌上摆上许多参考书，才肯动笔。”
陈独秀说：“他是教授，正宗的研究考证的，讲究出之有据。这样好，经得起推敲。我这样写，搞史学怕是不行了”。
汪孟邹笑：“你是谦虚，你们俩人都是大笔杆，各有千秋。”
陈独秀写的又快又长，先交卷。陈独秀写道：“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象张君励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写完这篇文章，陈独秀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当天就病倒了。一检查，是慢性脑炎。
11月下旬，陈独秀病情好转后，主持了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
会上，陈独秀感到党内同志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统一，而且，不少同志对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尽管脑炎刚好，医生嘱他不要用脑。散会后，陈独秀还是聚积精神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
陈独秀对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一个一个地进行分析。
关于工人阶级，陈独秀肯定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关于农民，陈独秀承认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
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陈独秀很看重这篇文章，写好后，他将文章交给《前锋》月刊，希望能统一党内思想。
陈独秀脑炎稍好后，即去五马路祺盘街汪孟邹处坐坐。月底，胡适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也写好了。因为要离开上海，胡适在序后附注说：“独秀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一面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一个字解成‘经济的’，……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
“适之见到我写的序了？”陈独秀指着胡适写的附注问汪孟邹。“我给他看了”。汪孟邹说。
“适之讲我不懂唯物史观，其实是他自己没有搞懂。”陈独秀皱着眉头说。
“怎么办？”见陈独秀绷着脸，汪孟邹有点局促不安。
陈独秀看了一眼江孟邹，见他那个样子，又笑了起来，说：“没什么，改日我来，就坐在你这里给他写一封答信，你把纸墨准备好了。”
“好。”汪孟邹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12月9日是星期天，天气冷飕飕的。陈独秀来到亚东，汪孟邹问陈独秀：“可去看梅兰芳演戏？”陈独秀说：“不看，今天是来作答的。”汪孟邹说：“好。”叫汪原放去看戏，自己留下来陪陈独秀。又是倒茶又是递烟，一直陪到晚上。陈独秀回答了胡适两个问题后，说：“象这样的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励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
汪孟邹看陈独秀写了不少，约三千字，说：“怕要给适之看看，让他再作个答，配成双份，一起收进《科学与人生观》”。
陈独秀知道汪孟邹要图吉利，说：“到时寄一份清样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