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费了一番心血，出版了《新青年》7卷1号。这一期，明显看出陈独秀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倾向性。尽管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怎么回事，并没有多少了解。他说：“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
对于陈独秀的左倾，胡适无可奈何。他在陈独秀出狱后作过努力。10月初，胡适在自己寓所里召集《新青年》同人会议，说：“现在大家意见不一致，仲甫在家养病，半农要去法国，轮流编辑如同虚设，不如大家作撰述，由我一个人来编辑。”
沈尹默说：“轮流编辑是大家定下来的，如要改变，最好听听大家的意见。”胡适只好表示同意。
鲁迅对来访的沈尹默说：“你对适之讲，也不要他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
胡适见大家都不同意由他一人来编《新青年》，也不再提。《新青年》同人就这样分化了，7卷1号又改由陈独秀一个人编。
1920年1月初的一天，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箭杆胡同9号陈宅门前，走来了一位手拿雨伞行迹匆匆的年青人。
“啊，是润之呀！快请进。”陈独秀一眼就认出了下巴上有一颗痣的年轻的湖南朋友毛泽东。
毛泽东发现，狱中生活使陈独秀憔悴了些，头发又落了不少，前额更加突出。但两眼还是炯炯有神，乌黑发亮。
“先生关在监狱时，我回湖南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要求驱走张敬尧。”毛泽东说着，将《湘江评论》创刊号递给陈独秀。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啊，谢谢你们。”陈独秀翻了翻《湘江评论》，感激地说：“这次坐牢，惊动了这么多人，说明我们反对旧势力是得人心的。”
“先生下一步怎么办？”毛泽东知道，陈独秀已被免去文科学长一职。
“广东陈炯明拟拨100万元办西南大学，委托行严、兆铭筹办。行严来电邀我去粤。”说着，陈独秀拿出章士钊拍来的电报，脸上颇有欣喜之情。
毛泽东点点头。闲谈了一会，毛泽东问：“我们这次来京请愿驱张，先生认为前景如何？”
“我觉得你们湖南人底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也是我这次入监狱的感受。”陈独秀感慨万千地说。
临别，毛泽东希望陈独秀声援湖南驱张运动。陈独秀连连点头，说：“我即作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雪还在下，毛泽东围好围巾，撑开红纸伞，告辞出门。雪地里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
毛泽东这次到北京，与19岁的杨开慧公开了恋人关系。不久，杨昌济先生病逝，毛泽东帮杨开慧料理了后事，一同扶灵柩南下。
1月底，陈独秀接受湖北学生联合会邀请，去汉口讲学。出门那天，他戴上毡帽，用围巾遮住嘴鼻，手提小旅行箱，见门口无人，匆匆叫了一辆人力车，向火车站奔去。他决定先到上海，由沪去汉。
街头到处是残雪，白杨树裸露的枝条在寒风中摇动，天际迷迷茫茫、灰蒙蒙一片。但陈独秀感到，残雪融化、绿满枝头的春天就要来临了。
火车在冰天雪地的华北平原由北往南疾驰。与此同时，似乎是逃避与父亲的见面，陈延年、陈乔年登上了一艘海轮，从上海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向马赛驶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了汪孟邹家。潘赞化听说陈独秀到了上海，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一天晚上，我上法文班下课，在街上遇到延年，穿的衣服很少，我叫他到我家拿件衣服，他不干。”
陈独秀听了，没有吱声。过了一会，陈独秀说：“他们知道我在北京的事了吗？”潘赞化说：“知道了。延年想得很开，他倒认为这种斗争牺牲了是很光荣的事。真看不出，这么小的年龄。”
潘赞化的话触动了陈独秀的心事。陈独秀默默地坐了一会，说：“我的事太多，顾不上他们。”
潘赞化笑着说：“这次延年、乔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自闯前途，你该满意了？”陈独秀听得出，潘赞化的话里，多少带有一点埋怨的口气。
“我在他们那么大时，不也闯关东了么？”陈独秀看了一眼潘赞化说。
“这次延年、乔年出国，吴稚晖、沈仲俊从中帮了不小的忙。”潘赞化本来想说：“你可是随做官的父亲一道去关东的。”见陈独秀认真，忙将话题引开。
陈独秀点点头，说：“我担心和吴稚晖在一起，他们别都成了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在上海住了四夜，2月2日凌晨，乘大通轮去武汉。船过安庆，雄巍的振内塔挺拔如故，塔檐下的风铃光秃秃地悬挂空中，轮廓明快清晰，使人增添了萧瑟苍凉的感觉。塔的不远处，陈家大洋房已失却了昔日的豪华，淹没在一片错杂不齐的民宅之间。
站在凛冽的寒风中，陈独秀手握冰凉的栏杆，久久凝视着古塔及塔下的土地渐渐退去，对于蛰居的陈家大洋房的亲人谢氏、高晓岚、松年，他猛然产生了一种过家门而不入的负疚感：她们知道我在船上会怎么想呢？
2月4日，船到武汉。武汉几所大学的学生代表踩着积雪到岸边迎接。见到陈独秀，青年学生立刻围了上去，簇拥着将陈独秀送到文华大学（文华书院）。一路上，主宾情绪高涨，谈笑风生，一时忘记了寒冷。
第二天下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家。陈先生的字迹流利遒劲，引起了台下学生的啧啧赞叹。陈独秀说：“中国的存亡决定天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
陈独秀的演讲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鼓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散场后，一位青年记者紧跟在陈独秀身后说。
陈独秀接过青年人递过来的名片，笑着说：“可以，可以。”
名片上写着“包惠僧”三个字，一个出家人的名字。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六、七日两天安排了4场演讲。
7日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说：“每次来，陈先生都很忙，不是同人谈话，就是写作，你要注意休息。”
陈独秀吸了一口烟，笑着说：“不妨、不妨，我身体很好。只是这次来准备仓促，师范学生都是教育界重要分子，我对教育很少研究，这次来是班门弄斧了。”
这时，武昌学界周春煦、李慕琪、吴国干等人进门，邀请陈独秀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转身对包惠僧说：“一起来吧。”
包惠僧连连摇头：“已耽误先生许多时间。”
陈独秀起身和包惠僧握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
“陈先生亲来武汉讲学，使人耳日一新，陈先生客气了。”包惠僧一脸虔诚地说。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说：“湖北官吏唯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
见湖北当局已发出逐客令，当晚7点，陈独秀饭后由大智门登车，直达北京。同行的有北京学联代表顾文华、刘大渠。
在晃晃当当的火车上，陈独秀闭目养神。这几天演讲，陈独秀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坐上火车，他才感到浑身象散了架子一样难受。“回去好好休息几天。”他想。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
一月底，陈独秀刚一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出了问题，陈独秀不见了。
警察署长将警探叫去臭骂了一顿，就将此事搁下了。
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华中报纸传开后，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陈独秀不是保释在外吗？”头头脑脑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慌张一团，纷纷到火车站和陈宅侦查陈独秀的行踪，打算一等陈独秀回来，立即逮捕归案。
高一涵等人听出风声不妙，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打算把他接到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派的人在西车站没有接到陈独秀。胡适清楚地记得，陈独秀从火车站回到家中，并且碰上了警察。
陈独秀回到离所，并不知道北京政府动作。他稍事休息，坐下来写了几份请柬，邀请胡适等人来家中晤谈。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警察，他已在陈家门前转了几天，发现陈独秀在家，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警察说。
陈独秀忙陪不是：“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
陈独季忙请警察坐下。
警察獐头鼠眼，两只眼睛东张西望，怎么也不肯闲着。为了缓和口气，警察点燃一支烟说：“你现在是名人，能不能给一张名片啊？”
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到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急急走了。
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进来，十分蹊跷。他立即带上随身要的东西，去了胡适家。一看胡适家不是藏身之外，又去了李大钊家。
李大钊说：“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
陈独秀点点头说：“我也这样想，只是乘火车怕是不行了。”
李大钊想了一会说：“我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陈独秀点燃了一支烟，在房间中间走了几步，说：“就这样吧。”
连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来到王星拱（抚五）家，王星拱是安庆怀宁高河埠人，和陈独秀是正经老乡。1908年留英回国，蔡元培聘为化学系教授。王星拱忙给陈独秀戴上了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王星拱说：“仲甫是南方人，装成病人可以不说话。”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帐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咑”地一声，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的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向东南方向延伸而去，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在骡车上，陈独秀和李大钊亲密地交谈着，建立共产党，走苏联布尔什维克道路的话题，决定分头在南北开展建党活动。
这一夜，两人都没有合眼。
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1920年2月中旬，疲惫不堪的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摆脱了北京警厅的羁绊，陈独秀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次，他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很熟悉这套房子，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
“谢谢你们，这么快就帮我找到房子。”安定下来后，陈独秀笑着对许德珩、张国焘等人说。许德珩说：“幸亏守常想得周到，拍来电报，要我帮你找房子，要不然也没有这么快。”
陈独秀感慨地说：“守常为人，肝胆相照。我们到天津，他帮我买船票，我上了船，他又帮我联系房子，无微不至。”
“北京那头怎么办？我记得您出狱时是安徽同乡会作保的。”张国焘提醒陈独秀说。
“不要紧的，我已给吴炳湘去信，告诉他我去办西南大学，谅他也不会有什么动作。此老乡在夏间对我还算优待。”陈独秀说。
听说陈独秀到上海，一群记者纷纷找上门来，请陈独秀发表谈话。谈到赴粤办西南大学事，陈独秀主：“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此。”
“听说，吴稚晖先生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陈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一位记者问陈独秀。
陈独秀朝记者看了一眼，说：“办在上海，虽不受政治、军事牵动，但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
“李石曾先生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陈先生怎么看？”这位记者接着问。
“巴黎离中国太远，交通不便，办成以后，有何价值。再说，到国外上中国大学，岂不是自找麻烦？”陈独秀说，大家是一阵哄笑。
陈独秀到上海时，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
3月5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
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他见吴稚晖的意见占了上风，很生气，因广东桂滇军冲突，陈独秀也无话可说。
这时，江苏要开教育会，请陈独秀去演说。陈独秀当时对办西南大学事仍有信心，有不少话要说，便答应了。他在江苏教育会上提出，中国的教育有两大缺点，一是主观主义，一是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
章士钊从广州回来，下船就找陈独秀说：“仲甫，你还是那个脾气，人到哪里，哪里就有是非。”
陈独秀笑着问：“又有何事？”
“《民国日报》上的‘极不满意’之说，大约不是记者杜撰出来的吧？”章士钊说。
陈独秀说：“畅所欲言嘛。既然孙中山也不赞成办在广州，我有何话说，不拘执己见就是。”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
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藉华人杨明斋。
“啊，欢迎，欢迎。”看了李大钊的引荐信，陈独秀脸上露出了欢快的笑容。
杨明斋说：“维金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留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在北方从事建党工作。”
陈独秀点点头，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吴廷康睁大眼睛，集中精力听陈独秀的讲话，杨明斋将怀宁方言极重的陈独秀话翻译了一遍后，吴廷康用力点了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金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玉、慰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吴先生对在上海建党有什么看法？”一天，陈独秀问杨明斋。
“吴先生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同时也感到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杨明斋担忧地说。
“中国的腐败势力还很强大，现在作讲演、写文章是必要的。这和劳动者先要求改良，后要求管理权一样，一点一点来。”陈独秀安慰杨明斋说。
杨明斋听得出，陈独秀已接触了一些马克思的书。陈独秀到上海后，把《新青年》带到上海。由他一人在上海编辑，编好后送到北京印刷。
早在3月，他就给周启明写信，希望他或译或作一篇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文章，同时托周启明向鲁迅约稿，希望鲁迅继续给《新年青》写小说。陈独秀打算把7卷6号《新青年》编成“五一”劳动纪念节专号。
4月中旬，7卷6号《新青年》编成，这一期篇幅比平常多出一倍，有400面。编好后，陈独秀给李大钊、胡适等16位在京的《新青年》同人写一封信。征求对《新青年》下一步的编辑意见。
一天，陈望道来坐。
“仲甫，来几次都找不到你。”陈望道坐下说。
“这个月讲话任务不断，上海船栈房工界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开会、中国公学演讲会，一家一家地去讲。”陈独秀解释道。“仲甫以前讲新文化运动、讲五四运动，现在讲劳动运动，话题更多了。”陈望道欣喜地说。
“是啊，过去我以为读书最有用最贵重，读了马克思的书，和工人打交道，我才意识到，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行。”陈独秀感叹地说。
提到马克思的书，陈望道话立刻多了起来，他最近在忙着把一本日文《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
“你是《共产党宣言》翻译得怎么样了？”陈独秀问。
“快了，我近日加班加点的译，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你什么时候帮助校一下？”陈望道说。
“可以，也请汉俊帮你校一下。守常他们在北方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罗章龙译《资本论》第一卷，你译《共产党宣言》，正好成南北呼应之势。”
“李达、俞秀松的外文很好，也可请他们参加。”
“嗯，”陈独秀点点头，说：“还有杨明斋，算起来我们上海的翻译力量比北方还强一些。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出来的书都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
“何时成立？”刚过而立之年的陈望道有些性急。
“等忙过‘五一”吧。”陈独秀说，“5月1号开劳动节纪念会，你也来。我们的工作不能停留在做文章上。”陈独秀想起了杨明斋的话。
陈望道点点头，答应了。
春末夏初，开空一片湛蓝。清新的空气使人感受到了初夏令人愉快的气息。
毛泽东陪杨开慧运回杨昌济灵柩后，将杨昌济葬于长沙板仓。这时来到上海。
“我一向赞赏湖南人的精神。”见到毛泽东，陈独秀想起上次在北京分手的情形。
陈独秀问毛泽东：“最近有什么打算？”
“我想回湖南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类似工读互助团。”毛泽东望着陈独秀说。
毛泽东知道，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陈独秀是热心人之一。他很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
“中国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穷教育，所以王光祈提出办工读互助团，我和孑民、守常、适之等人都赞成。当时我还捐款大洋三十元呢。”陈独秀说。
“听说你们意见不一致毛泽东寻根究底。
“适之、守常、季陶、光祈都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我认为办得下去。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这么多好处。所以我来上海，极力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
见毛泽东点头，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说：“改造中国，要读一点马克思的书。陈望道最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译完，你可以看看。马克思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
毛泽东凝神地听着陈独秀侃侃而谈。多少年后，毛泽东还提到这次晤谈：“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维金斯基到上海后，很多人都表现了对共产党的兴趣，除了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还有戴季陶、张东荪、沈仲九、刘大白、胡汉民等人。戴季陶夫妇住渔阳里6号前楼，和陈独秀是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主编，维金期基寄于了很大的希望。同时，维金期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印象也很好。
“我的意见，由陈先生和戴季陶、张东荪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他们都是活动分子，又有社会主义倾向。”天气渐热，维金斯基想加快建党进度。
“可以试试。”听口气，陈独秀有些不以为然。
张东荪最早发现不对胃口，参加一次碰头会后，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张东荪和适之一样，自称不谈政治。除非逃到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怎么能逃的掉呢？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陈独秀对于张东荪的掉头转舵，并不感到奇怪。
“张东荪和戴季陶对共产党名称不感兴趣，能不能不叫共产党？”陈独秀问维金斯基。
“叫什么呢？”维金斯基问。
“叫社会党如何？”陈独秀想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搞起来再说，不行还可以改过来。”
维金斯基点头：“只要服从共产国际，名称上可以不强求。”
陈独秀也拿不定主意：“我再给守常写封信，讨论一下吧。”
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其中一条“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眉头皱了一下，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戴季陶1899年生，比陈独秀小11岁。
陈独秀见维金斯基不可理解，说：“传贤参加同盟会，要立誓言、按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陈独秀在戴季陶处看过一幅雪白的丝绢挂轴，上面有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三人1913年在日本为戴季陶题词，孙文题词是“澹薄明志，宁静致远。”孙、戴关系确实特殊。
戴季陶、胡汉民中途退出后，维金斯基情绪有些低沉，陈独秀反而情绪高涨。这时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党纲。
沈仲九、刘大白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反对清朝的封建君主的政治，也反对西欧的民主政治。
无政府主义者咒骂资产阶级国家，陈独秀赞成，但陈独秀说：“国家、政治、法律是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不可抛弃不用，一概反对。”
沈仲九、刘大白退出后，陈独秀安慰维金斯基：“不要紧的，思想不一致，勉强不得。”
在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讨论了一下陈独秀的来信，李大钊说：“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必为共产党，其它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改称共产党了，我们也叫共产党吧！”
张申府说：“好！我给仲甫回一信，就定下来叫共产党。”
7月初的上海，暑气逼人，大地如蒸。一天傍晚，汪孟邹摇着一把纸扇，夹着一本新标点的《水浒》，来到渔阳里2号陈宅。
高君曼见汪孟邹来了，忙上街去买西瓜。
“我不是来吃瓜的，我是要仲甫作叙的。”汪孟邹说。
“不碍事的。只是天太热，不能多写。”陈独秀光着上身，摇着芭蕉扇，笑着说。
“就写几句吧。”汪孟邹知道陈独秀脾气犟，生怕他不写。
“写什么呢？”陈独秀见高君曼抱回西瓜，召呼临时住在他家的李达一起吃瓜。
“就写大家为什么喜欢读《水浒传》。”汪孟邹说。他请陈独秀写叙，无非是想多销几本。
“‘赤日炎火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最欣赏《水浒传》里这首诗。施耐庵写《水浒传》，主旨尽在其中。所以《水浒传》大家都喜欢看。现在的富人，吃荷兰水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陈独秀边吃西瓜边说。
陈独秀说话时，汪孟邹一手托着西瓜，一手拿着扇子，半天没有咬一口。
“《水浒传》描写人物个性很深刻，这也是大家喜欢看的原因，不象中国戏剧，人物脸谱化。”陈独秀言犹未尽。
汪孟邹满意地点点头：“就按你说的写。”
李达理了个光头，平常话不多，专心在房间里写文章。过了几天，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陈家顿时势闹了起来。
张国焘此次来上海，一则躲避北京反动势力的麻烦，再则受李大钊之托，来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发起组进展情况。张国焘经常外出，很晚才回来。有一次高君曼问他：“张先生是扎马路去了吧？”这时张国焘二十四五岁。
高君曼搬回上海后，生活逐渐稳定，憔悴的面孔已有好转。闲时，常邀些熟人坐在一起和上几圈牌。张国焘见高君曼问，连忙摇头：“哪里，哪里。”
陈独秀仍旧自己忙自己的。上午是他的写作时间，上午写完了，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应酬来人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晚上再接着作文章。
“陈先生真是精力过人。”张国焘说。
“完全是逼出来的。每天都有约稿，自己还有刊物，稍一懒惰，就欠债了。”陈独秀说话时声音很亮，象是有使不完的劲。
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维金斯基、李明斋来访，张国焘一见是位卷发大鼻子洋人，便知趣地走到李达的房子里去了。李达正伏在桌上忙着写文稿，见国焘进来，放下笔，说：“坐。”
张国焘问：“外面来了两位客人，你认识么？”
李达已听出了杨明斋的声音，说：“是共产国际代表。”
张国焘一听是共产国际代表，立即来了精神，他将藤椅移到门缝边，听他们谈话。陈独秀正谈和俞秀松、罗亦农、叶天底、金家凤等人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
这一晚，维金斯基坐了很晚，张国焘听得精精有味。李达见他兴趣很浓，没有说话的意思，便转身继续做他的文章去了。
维金斯基走后，张国焘和李达从里屋出来，陈独秀仍在兴奋之中，双目炯炯有神。陈独秀说：“国内我们要尽快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国外也要建立，特别是东京，那儿留学生多。”
张国焘说：“你打算委托谁到东京？”
陈独秀说：“我和施存统谈过了，他近日要去日本。”
李达坐在旁边，大约思路还停留在文稿中，他在旁边默默地听陈独秀、张国焘、一问一答，最后忍不住，又回他的书房里去了。
陈独秀将桌上的《劳动界》创刊号和几张《民国日报》递给张国焘，说：“拿去翻翻。《劳动界》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
张国焘见《劳动界》宣传劳工神圣，文字太通俗，放到一边去了。见《民国日报》登出陈独秀与潘赞化、常恒芳等15人发起成立旅沪皖事改进会消息，张国焘说：“陈先生事情这么多，还不忘家乡的改造。”
陈独秀正在聚精会神地看鲁迅寄来的小说《风波》手稿，见张国焘问，“嗯”了一声，半日才抬起头来说：“豫才的小说，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很有结集重新出版的价值。”陈独秀讲话，已忘了今昔是何年。
“鲁迅先生的小说我也喜欢看。”张国焘见是鲁迅小说，起身走到陈独秀桌边看。鲁迅写到：“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打算用在《新青年》上么？”张国焘问。
“ 嗯 ”，陈独秀点了一下头。“你对近来编的《新青年》有什么看法？”
张国焘说：“谈政治多，革命色彩更浓了。”
“你是指上一期‘五一’专号？”陈独秀问。
“前几期政治色彩也很浓。”张国焘说。
陈独秀点点头，张国焘只看到政治色彩浓的一面，没有看到版面呆板的一面。自从陈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以后，胡适已很久没有来过稿，周作人、钱玄同来稿也少了。他担心自己一个人独占了“随感录”。
陈独秀编《新青年》8卷1号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请汪孟邹转告陈独秀，因“五一”劳动节专号太厚，这一期《新青年》要加价。
陈独秀一听，满面怒容，说：“加什么价，去年我在北京，就讲订数少，不想发行。不发行好了，我自己发行。”
汪孟邹胆子小，说：“怕不好，合同没有到期，群益会诉讼。”
“不怕！北京吴总监的牢都坐了，还怕他们诉讼，让他们诉讼好了。是他们先加价，先违背合约。”陈独秀大声说。
这时陈望道来坐。汪孟邹又劝了几句告辞走了。
“什么事这样大动肝火？”陈望道见陈独秀怒气冲天。
“群益书社想加价。我打算自己发行《新青年》，你来的正好。将《新青年》办成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如何？”陈独秀见到陈望道，火气顿时消了下去。
陈望道说：“好啊，《新青年》影响大，办成共产党刊物，有利于社会主义宣传。不过……”
“不过什么？”陈独秀问。
“这样大谈政治，你的北京朋友会不会有意见？”陈望道犹豫地问。
“不要紧的。现在的《新青年》差不多又成了我一个人的刊物了，适之不谈政治，早就不难《新青年》写文章了。”说着，陈独秀从桌上找出自己刚写的《谈政治》一文，说：“我是公开主张谈改治的，不光是张东荪，适之我也点名开火。”
陈望道接过陈独秀手上的文章翻了翻：“你是现炒现卖。”陈望道笑着说。他发现陈独秀大谈被压迫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都是《共产党宣言》里的思想，有几处还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话。
陈独秀指了指桌上陈望着译的《共产党宣言》手稿，说：“你译出来，我就用上了。”
“《新青年》这样公开宣传共产党，会不会不麻烦？”陈望道提醒陈独秀。
“嗯”，陈独秀沉思了一下：“先开辟一个专栏，介绍马克思著作。其它事，以后再说。”
秋风秋雨之后，路旁的树枝变得赤条条无牵挂。
夹在夏冬之间的秋季显得特别短暂，不知不觉不间，冬季来临了。
11月中旬的一天，汪孟邹来坐。
“原放写得不错，就这样吧。”陈独秀找出“《儒林外史》新叙”，递给汪孟邹。上面改了几个字，结尾是陈独秀签的名字。
“你是奖掖后进。我回去对原放说，‘仲甫叫你写’他犹豫了半天，才答应试试。为了写这篇叙，原放看了不少你写的文章。”汪孟邹将“叙”端端正正放在桌上。
“看得出，看得出。有几处是用了我的原话的。但也有是原放的借题发挥。原放讲吴敬梓极不满意父母代定婚姻制，怕是有所指吧？”陈独秀笑着说。
26岁的汪原放是汪孟邹侄，从小由家长作主，与周栋臣女儿周物婉订了婚约，但汪原放与周物婉缺少感情，不止一次在汪孟邹、陈独秀面前嘀咕这件事，想解除婚约。
“是么？”汪孟邹经陈独秀提醒，急忙将“叙”又细细看了一遍。汪原放写道，《儒林外史》第26、27回写鲍廷玺因乡亲包办婚姻，结婚后把鲍廷玺弄得颠颠倒倒。
汪孟邹愤愤地说：“卧闲草堂本点评《儒林外史》，偏要说‘娶进门来许多疙瘩事’，是引导青年不安份。”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原放争取自由婚姻，是没有错的。”在汪氏叔侄婚姻争论中，每次陈独秀都偏坦汪原放。汪孟邹拿陈独秀没有办法，只好不作声。
“我很赞成鲁迅的这些话，你看看，很适合原放现在的处境。”陈独秀将桌上的一叠稿纸递给孟邹。
汪孟邹一看，是鲁迅刚寄来的手稿《故乡》，在小说结尾处，陈独秀用毛笔画了几条杠杠，墨迹未干：“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原放想解除婚约，还是让他自己作主的好。适之娶江太太，虽然一时没有见到许多疙瘩事，但适之心中的疙瘩也还是有的。”陈独秀见汪孟邹沉默不语，继续开导他。
胡适和陈独秀一样，幼年丧父，13岁时由母亲作主，与14岁的江冬秀订了婚约。从美国回来后，曾下决心解除婚约，最终碍不达母亲的面子与江冬秀结为夫妇。
“适之不是很好吗？”汪孟邹想起胡适说过的话：那时忍心毁约，使江冬秀痛苦，自己必然是良心终身受责备。
“适之是死要面子的人。你看他现在，太太丢在安徽老家，自己在北京害肺病，有什么好？将来还不知怎么样呢！”陈独秀说。
“在婚姻问题上我赞成适之。”一向老实的汪孟邹寸步不让，他觉得原放和物婉退婚不仅对不住物婉，也对不起周栋臣老先生。他想说：“你不也是母亲作主么？忍了忍，没有说出口，因为高君曼就在隔壁。
11月22日，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讲学，抽时间到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话别。“崧年，你上次来上海后，北京党组织发展很快呀。”见到张申府，陈独秀夸奖道。
9月下旬，张申府到上海接英国学者罗素，和陈独秀谈到建党事。张申府回北大后，和李大钊发展了张国焘。此后，又吸收了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骏等人入党。建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
“寄去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到了么？”陈独秀问。
“收到了。黄凌霜等人见共产党讲纪律，中途退出了。”张申府记得在《共产党》月刊短言中，陈独秀奉劝无政府主义者：“不要把宝贵的自由滥给资产阶级。”
“不要紧的。上海这边，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了。”陈独秀说。
“其他地方发展如何？”张申府问。
“湖南那边，我找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请他发展党组织，他已经联系了何叔衡。山东找了齐鲁书社的王乐平，此君胆小，把我的信转给办《励新》杂志的王尽美、邓恩铭了。”陈独秀说。
“王尽美、邓恩铭，知道，知道，我上次回北京后，守常也请人和他们谈过建党事。”张申府说。
“湖北那边，上次去武汉演讲，我交了两个青年朋友，一个是新闻记者包惠僧，一个是文化大学校工郑凯卿，本来打算请他们发起建党，汉俊向我推荐了重必武，我就请汉俊去了一趟武汉。刘伯垂来上海，我又请刘伯垂去找董必武。”因为各地共产党发起工作都有眉目，陈独秀喜形如色。
“守常向吴廷康推荐你发起党组织，看来是不错的。”见陈独秀高兴，张申府情绪也受了感染：“守常希望能在法国发展党组织。”
“好啊。赵世炎5月去法国勤工俭学，你可以和他联系。我有空时，再给赵世炎去信。”陈独秀高兴地说，“这样我们在国外就有法国、日本两个小组了。”
“哪天的船？”临别，陈独秀问。
“24日。”
陈独秀点头：“石曾、稚晖坚持在法国办中国大学，我是不同意的。你看，现在连教师也要在中国请。”见张申府没有言请，陈独秀又转了口气：“不过，他们也算是有干劲。”
23日晚，陈独秀、马寅初等旅沪北大同人在一品香酒家为蔡元培一行饯行，高君曼也去了。24日，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张申府等离申赴法，陈独秀登上拖轮，一直将他们送上停泊在吴淞口的法国“高尔基尔号”海轮上。分手时，陈独秀拉着张申府的手说：“不要忘了给《新青年》来稿。”张申府点点头，说：“下一期《新青年》编好了么？”
“编好了，我准备对你的英国客人开火。”陈独秀吸了一口烟说。
张申府知道讲罗素。罗素9月来中国后，到处演讲，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
“罗素说说也就罢了，可恶的是张东荪共学社一班人，趁机鼓噪。”听得出，张申府想给罗素一点面子。
送走张申府，陈独秀回到寓所写了两封信，一封致罗素，一封致张东荪。陈猁秀对罗素很失望：“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不是误中国人么？”他在信中说：“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想给罗素面子，也是给适之、崧年的面子。
给张东荪写信时，陈独秀点了一支烟，陷入了沉思。
维金斯基5月来沪时，上海宣传社会主义号称有三股力量，最有影响的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此外有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领导的星期评论社，参加该社的有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刘大白、沈仲九等人。另一派是张东荪以研究系为底子组织的共学社。
曾几何时，戴季陶、张东荪都是信誓旦旦的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戴季陶说：“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张东荪说：“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
1920年夏天，随着上海共产党的发起和成立，这两股力量发生了大分化，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站到了陈独秀苏俄社会主义立场，和戴季陶、张东荪分道扬镳。张东荪借罗素来华演讲，挑起了这场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出心中之气。
陈独秀被烟熏黄的手指哆嗦了一下，他轻轻弹去长长的烟灰，猛地吸了几口，空气中飘过几丝淡淡的烟香味。
将烟蒂扔进烟灰缸，陈独秀起身从一堆旧报纸中找出11月6日《时事新报》，上面有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陈独秀写文章，不喜欢翻资料，他嫌麻烦，又束缚自己，只是在复信作答或作批判的靶子时，才看一下原稿。
陈独秀这封信写了几天，写了五六千字，写信的口气也比致罗素的信强硬，提出中国非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4号专门开辟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文章，陈独秀写的《复张东荪先生的信》也刊在其中。
罗素没有声明。他本来就没有弄错，他是真心实意地反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立即对陈独秀的“信”作出了反应。他在12月15日出版的《改造》3卷4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继续与陈独秀唱对台戏。
这时有几件事迫使陈独秀暂时中断了与张荪的论战。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出版《劳动界》和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主意。陆军部在给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密电中说：“据探报，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沪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扩张过激主义。”密电要其查禁《劳动界》，并对陈独秀“缉拿惩办，以遏乱源。”
这一举动，促使陈独秀下决心离沪赴粤。
一个月前，陈独秀正埋头出版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突然接到陈炯明来电，请陈独秀去广州办教育。
陈炯蝗刚刚在粤桂战争中打败桂系军阀莫荣新，急欲干点事。陈独秀年初离京来沪，本意也是去广州办西南大学。接到陈炯明来电后，便给李大钊去信征求意见。
李大钊很快答复陈独秀，同意他去广东。广东是孙中山革命活动中心，在广东宣传社会主义和发起共产党小组，有特别的意义。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被免职，筹备西南大学失败，深知办教育不易。思来想去，他给陈炯明写了一封信，提出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下笔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
陈炯明是光天化日末秀才，留日时与陈独秀相识。见到陈独秀来信，当即回信表示：“保证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决不短发。”
陈独秀赴粤已无退路。
去广州前，陈独秀把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邀到一块，将上海共产党小组和《新青年》社的事嘱托给他们。李汉俊不希望陈独秀去广州当官，见李大钊来信同意，没有办法。陈独秀请他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新青年》社的事便委托给陈望道。
陈独秀对陈望道说：“《新青年》仍然留在上海，广州那边新建军政府，我去了也是边趟边瞧。”说这话时，陈独秀看了一眼李汉俊。“《新青年》这一阵子政治气氛浓厚了一些，北京同人大多不来文章了。我走后，你可以缓缓调子。”陈独秀继续对陈望道说。
陈望道表示赞成：“我也主张稍改内容，趋重于哲学文学，但我未必能使你满意。”陈望道不认识胡适等人，担心北京同人来稿会更少。
陈独秀笑着说：“不要紧的，我在广东仍然可以帮你约稿子，再请李达、汉俊、雁冰等人帮你，你就只顾自己去做吧。我走后，你搬到我家来住，每月编辑部薪水一百元。”陈望道勉强点点头。
送走陈望道等人后，陈独秀给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9位北京同人去信约稿，告诉他们，他即将去广东，上海由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社。
信写完，陈独秀轻轻地吁了口气。一年前，他还身在北京，这一年泡在上海，明年又到广州去了。步步南移，亦步亦趋，到广州会怎么样呢？做军政府教育委长，比当年做安徽都督秘书长和北大文科学长的官都要大，但和陈炯明能处好吗？孙中山不说，军政府里的伍廷芳、唐绍仪都是同盟会资深元老，广东之行，也的确是走走瞧啊。
这一夜，陈独秀很晚才睡。
12月16日晚，陈独秀动身去广州，李汉俊、沈雁冰等人到港口送行。与陈独秀同行的有维金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
12月29日，船经香港到广州，陈独秀去拜访陈炯明。陈炯明是广东省长兼粤军决司令，掌握实权。他一见陈独秀，便笑着说：“仲甫是先声夺人啊，人没吸来，文章已出来了。”
陈独秀知道陈炯明指的是10月份他给《广东群报》写的《警告广州青年》一文。陈独秀说：“原来想在广州办西南大学，没有办成。没有想到况存兄还想到我，到底来广州办教育了。”陈炯明字况存，1875年生，长陈独秀4岁。
陈炯蝗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嘛。”两人哈哈大笑。
隔日，陈独秀又去广东教育会看望会长汪精卫。汪精卫见陈独秀来了，十分高兴，他拉着陈独秀的手说：“你的架子真大啊，总司令给你去信三请四不说，临了，你还来个三个条件。”
陈独秀一听，笑着说：“西南大学没有办成，你我都要吸取一点经验教训啊。”汪精卫说：“办西南大学，是迟早的事，中山先生和陈省长配合的很好，广东的教育有你仲甫来，是大有前程啊。”
陈独秀说：“你是大会长，今后还要请你支持哟。”
汪精卫连忙摆手，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陈独秀先住在大东酒店，后住距离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门口贴了一张纸条，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来“看云楼”最多的是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夏天刚从北大毕业，8月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办了《广东群报》，见陈独秀来广州，特别兴奋，经常相约来看他。
一天，几个人在一起闲谈，陈独秀说：“广州是好地方，出了不少人，象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州人，有革命传统。”
陈公博皱着眉头说：“广州还有另一面哩。”
陈独秀一听，朝陈公博看了看，示意他说下去。
陈公博说：“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很活跃，可恶的是，他们也叫共产党。”
谭植棠说：“为首的是黄凌霜，还有一个俄国人叫别斯林，给他们撑腰。”
陈独秀点点头，说：“公博上次给我的信已请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看了。这次维金斯基和我来广州，也想看看别斯林和黄凌霜搞的共产党怎么样。”
谭平山一听，连连摇头说：“他们主张绝对自由，恐怕与我们搞不到一块，我和植棠、公博原来也想和他们一起干”。
陈独秀对自己颇有信心，说：“这样吧，你们约个时间、地点，把黄凌霜、区声白待人喊到一起，我们开一个会，看看能不能在一起干。那个别斯林也通知他来，让维金斯基和他谈谈。”
谭平山提醒陈独秀说：“教育会已安排了你的演讲日程，最好把这几日错开。”陈独秀表示同意，说：“那就迟几日吧。”
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都想一睹陈先生的风采。各校校长一个一个拜访陈先生，请他务必赏光。生怕陈独秀去迟，学生会骂校长无能。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来而不辞，一一答应下来。陈独秀演讲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演讲稿也是根据演讲对象临时准备。其实他也无需做什么准备，发言的内容多半是围绕着教育，有时也趁机宣传一下社会主义。
1月2日，陈独秀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牌子大，陈独秀便安排在前面。他作了《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这篇东西陈独秀费了一番心思，类似教育委员长施政演说，结果内容和风格上反而没有平时洒脱。他认为旧教育是个人的、教训的，因而是主观的；新教育是社会的、启发的，因而是客观的。
1月19日，广州公立法政学校请陈独秀去演讲，他做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回答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是针对北京的胡适；能讲社会主义，是针对上海的张东荪；讲何种社会主义，是针对广东的黄凌霜、区声白。法政学校的学生大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宣传，对陈先生的长篇大论听得津津有味，外界不少人也来听陈独秀演讲。
谭平山也去了法政学校。散会时，谭平山拿着手上的记录稿说：“陈先生的演讲真是棒极了，应该刊在《广东群报》上才是，对于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宣传大有好处。”
陈独秀“嗯”了一声，拍了拍满是粉笔灰的手，说：“你办吧。”
回到“看云楼”，陈独秀拿了一面稿纸递给谭平山，说：“明天是朱执信先生的追悼会，你找个人帮我先送到追悼会场上去。”
谭平山看了一眼，是陈独秀为朱执信写的挽联：“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
朱执信生于1885年，一直追随孙中山，头年9月21日，因策动桂系军队反正被害于虎门。
谭平山点头赞赏，说：“很少看到陈先生吟诗作赋。”
陈独秀笑着说：“此乃骚人墨客所为，现在顾不上了。”
陈独秀12月16日离沪赴粤前给胡适、高一涵的信，胡适一直到27日才收到。
“仲甫终天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了。”看到陈独秀回信的开头部分，胡适非常高兴，但见“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句，胡适皱了一下眉头，长脸又拉了下来。
第二日，胡适将陈独秀信看了几遍，提出两个办法：一是不管《新青年》办成什么杂志，另办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一是改变《新青年》内容，声明不谈政治。
胡适和陶孟和谈到这个意见，陶孟和说：“《新青年》既然被邮局停寄，不如暂时停办。”这条意见成为解决《新青年》的第三个办法。
胡适将信的内容通知李大利、钱玄同等人后，将信抄了一遍，一封寄广东陈独秀，一封寄上海陈望道。
陈独秀接到胡适来信，大动肝火：“另办刊物？办好了，和《新青年》有什么关系，不过是适之反对我个人的办法罢了。叫《新青年》发表宣言不谈政治，万万办不到，不过《新青年》分裂就是。”陈独秀在藤椅上靠坐了一会，压了一下性子，然后伏案写信，他写上“适之、孟和兄”便停了笔，将纸揉成一团丢入桌扔的纸篓中，重新换上一页纸，写上：“孟和兄”三个字。
“仲甫生气了。”接到信的陶孟和将陈独秀来信拿给胡适看。
“仲甫生气，根子是怀疑我和研究系的关系，真是可笑，40多岁的人了，耳朵这么软。”胡适生气地说。
上海的陈望道接到胡适信后，给胡适写了一个名信片：“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
胡适十二分不高兴，但他不想和陈独秀闹翻。他给守常、玄同、豫才、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8位北京同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评理。
胡适说，独秀答书颇多误解，他收回“宣言不谈政治”的建议，尽管《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联的汉译本，他也收回另办一个刊物的建议。针对《新青年》落入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手里，胡适只提议《新青年》编辑部搬回北京。
见到胡适信，大多数北京同人赞成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回北京。鲁迅同意周作人的意见，新办一个刊物，不必争《新青年》名目。钱玄同和鲁迅意见一样，但火气很大，提出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
只有陶孟和、王抚五主张不能移京则停刊。
李大钊知道，胡、陈之争的根子是谈不谈政治。胡治说，仲甫自1920年1月以后，离开北京大学这个社团，离开了“新青年”里的一些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特别是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新青年》转向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用蔡和森后来的话说，说是赶跑了美国的精神，接受了俄国思想。
1920年9月，陈独秀将《新青年》索性改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理论刊物，发表《谈政治》，公开批评了胡适不谈政治的观点。胡适和陈独秀的关系更加疏远。
李大钊在胡适信上注道：“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这条办法是指在京另办一个刊物。
一向谈主义的李大钊虽然也主张在北京另办一个刊物，但和胡适动机不一样。胡是有意抹淡《新青年》的政治色彩，而李是为陈争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2月6日，胡适致函陈独秀。胡适哪里知道，上海李汉俊的一封告急信已先期到了广州“看云楼。”
陈独秀到广州后，上海陆军界因找不到陈独秀，2月初由法租界巡捕局出面查封了《新青年》社。《新青年》8卷6号已编好，被全部没收，罚款5千元，并勒令不准再在上海出版发行。在上海负责《新青年》社的李汉俊急忙电告了陈独秀。
陈独秀“哎”了一声，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他离开上海，《新青年》只出版了8卷5号一期，就遭此横祸。5千元对于陈独秀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加上没收的8卷6号，损失费远远不止这个数。
“李汉俊能干什么事呢？”陈独秀想到另一件事，对李汉俊也很不满意。
陈独秀来粤不久，李汉俊给陈独秀写信说，上海党组织每月需要200元活动经费，党员大多数没有职业，他想每个月从《新青年》社拨200元。
陈独秀对谭植棠说，这怎么行呢？《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个月拿出200元，《新青年》还办得下去吗？陈独秀知道，书社因《新青年》没有按月出版，陈望道100元编辑费也没有给。
2月上旬，陈独新将《新青年》编辑部安排在泰康路回在桥“看云楼”陈的寓所，实际上仍然由陈独秀一个人编辑。
《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广东后，陈望道如释重负，立即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对胡适排斥他出了一口怨气。陈望道写道：“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敢信任。”表示与胡适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弥缝。
胡适不想和陈得秀的上海朋友闹得太僵，他给陈望道寄来一张明信片：“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
陈得秀给胡适的信客气的多。写信前，他找出2月6日胡适的来信，从胡适婉转的口气来看，他并不想把两人关系搞僵，对陈怀疑胡适与研究系关系事，胡适说：“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这封信，陈独秀口气也好多了，他解释说，《新青年》不搬往北京，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他赞成胡适等人新办一个刊物，并表示自己没有工夫帮助做文章。胡适见到这句话，知道陈独秀是绵里藏针。尤其陈独秀说，“我总是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胡适不高兴了，“还不是怀疑我与研究系有瓜葛吗？”
对于陈独秀邀请胡适来广东一游的话，胡适也只能视为礼貌用语了。
在所有北京同人中，不知有意无意，陈独秀和陈望道两人都只对周氏兄弟另眼相待。陈独秀在给胡适写信同时，写了一封致周氏兄弟的短函：“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陈望道在给周作人信中说，上海广大同人及一般读者对周氏兄弟病中也替《新青年》作文章，表示感谢。陈望道在给鲁迅信中，话更直截了当：“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就在这时候，陈独秀与上海李汉俊的矛盾白热化了。
一天，包惠僧从上海来到广州，陈独秀非常高兴。包惠僧说：“李汉俊不想当代理书记了，他叫我来向你说，要么请你回上海当书记，要和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来。”包惠僧想出国留学，到上海没有钱了，被李汉俊抓了当差。陈独秀说：“这边的情况你们不知道，这几天我们还在和黄凌霜等人打交道，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太集中，地理位置上广东太偏南，没有上海适中。党的机构不能放到广东。”
包惠僧睁着眼睛看着陈独秀，面有难色，说：“怎么向李汉俊回复呢
陈独秀说：“你先在广州住下，广州也需要人，上海那头，我来办。李汉俊这个人，性子太急。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呀。”陈独秀转身走到桌旁，从一堆文件中翻出一封信递给包惠僧看，说：“李汉俊前几天给我来一封信，找我要钱。”
包惠僧见陈独秀生气，便没有作声。李汉俊曾对李达说，陈独秀私欲很重。但包惠僧不敢把这话告诉陈独秀，怕他跳起来。
3月的一天，谭平山、包惠僧等人去“看云楼”见陈独秀。陈独秀递给他们一封信，说：“你们来了正好，你们看看李汉俊的信是什么意思。”当时包惠僧住兴昌马路《新青年》发行处，和苏新甫住在一起。
谭平山、包惠僧等人对望了一下，抽出李汉俊的信，信中说，他不赞成陈先生起草的党章说的中央集权制，他主张地方分权制。
陈独秀说：“我要搞中央集权制，他要搞地方分权制，这不是明的与我对着干吗？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
因为是书记和代理书记之争，谭平山、包惠僧也不好说什么。当夜，陈独秀给李汉俊去信，不赞成地方分权制。
李汉俊接到陈独秀的信，见陈独秀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口气很硬，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请他做代理书记。李汉俊说：“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的独裁，这个代理书记我干不了，请你做吧。你要是不愿意做，就请陈独秀找人代理。”
李达给陈独秀去了信，约陈独秀给《共产党》写稿，并将李汉俊辞去代理书记的事说了。陈独秀回信说：“代理书记你先干吧。”陈独秀在信中寄了一篇文章《告劳动者》，以支持李达的工作。
陈独秀写完信，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想不到离沪几个月，北京的胡适，上海的李汉俊，一个一个的得罪了。革命真难啊！陈独秀轻轻吁了口气。
他不知道，广州保守势力正紧锣密鼓，掀起了一场驱陈运动。
事情的起因，是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陈独秀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有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陈独秀的演说如天花乱坠、片片喷香。满堂听众忘对陈先生迟到怨气，此时都睁大眼睛，一个个听入了神。
攻击也随之而来。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裁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你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这者络绎不绝。”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欢呼雀跃：“陈独秀要把高师国立改为省立，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德道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一日，陈炯明在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炯明问话的声音很低，不象是说笑话。
陈独秀一听，也收起笑容放大声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炯明和在座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也有人睁大眼睛看着陈独秀没有笑。陈独秀一口安庆地方话和粤主大相径庭，常常有人听不懂他的话。
笑毕，陈炯明对没有表情的陈独秀说：“高师风波，我和古应芬意见，坚持原议，委员长尽可放心。”古应芬是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陈独秀看了一眼陈炯明，淡淡地说：“怕没有那么容易。”
陈炯明“嗯”了一声：“要不，增加教育委员，避免反对派集矢于你？”
听得出，省长是商量的口气。陈独秀说：“扩大教育委员会，我不反对。我正要抽出时间来对会广东的谣言。”
陈炯明皱了皱眉，旋即笑着说：“仲甫，攻击你的谣言可是不处上海啊。”桌上又是一阵哄笑。
回到看云楼，陈公博来坐。见陈独秀情绪低沉，陈公博说：“现在广州的空气，到处是反对你的声音。我和平山，植棠商量，除了我们反击外，先生自己也要写点东西反驳。”
陈独秀解开黑色对襟褂子，双手向后拢了拢头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他转身对陈公博说：“行严出洋读书去了。不然，这回和政学会的争斗又要殃及我们的关系了。原来想北方腐败，想不到南方风气也这样恶浊。”
“这些恶势力中，除了政客、资本家、教徒，还有少数自称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眼睛随着陈独秀踱步来回移动，恨恨地说。
“这样吧，我先写一篇辟谣的东西，用在《广东群报》上。你和平山、植棠商量一下，我们开个会，尽快把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起来。”陈独秀说。
这以前，陈独秀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待人多次讨论过成立共产党小组事。因陈独秀刚到了广州，忙着到处演讲，耽搁了下来。见陈独秀提到这事，陈公博忙答应了一声，说：“我就去找平山他们。”
正是春分时节，广州城上不时吹过一阵清风，送来繁花绿叶的幽香。
这天下午，陈独秀“看云楼”寓所窗门紧闭。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菘、包惠僧及一位姓李的教员围坐在一起，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举行。
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军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时机。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运动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
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任书记。
不久，陈独秀建议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包惠僧笑着说：“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州群报》改为广州共产党小组机关报。陈独秀在上海已有开展共产党活动的经验。他对谭平山等人说：“我们也要和上海北京小组一样，在广州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现在号称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真真假假分不清，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扩大真正的社会主义宣传。”
谭平山赞成说：“现在年轻人都想了解社会主义，有了马克思研究所，我们就有了宣传场所。”
陈独秀见谭平山等人干劲很大，说：“上海办了一个俄语学校，由杨明斋任校长，广州也可以办俄语学校，请朱诺尔夫妇担教授。”谭植棠插话说：“陈先生在教育委员会，能申请到教育上的拨款最好，有了钱，就好办了。”
陈独秀点了点头说：“这个不难，教育委员会可以向政府申请拨款，但名目要想好。如果可能，我们再办一个‘宣传员养成所’，从社会进步青年中招收学生，讲授共产主义常识，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工作。”
说到这里，陈独秀对兴趣正浓的陈公博说：“公博可以出任校长，你在党组织里搞宣传，校长之职非你莫属。”
陈公博为难地说：“以前没有搞过，怕难以胜任。”
陈独秀转身对谭植棠说：“植棠可以协助搞教导主任，你们两人一起搞。平山管组织，就不请他了。”
宣传员养成所办起来后，陈独秀有时去讲讲课，听课的人时多时少。陈先生讲课，来的人最，有100多人，陈独秀计划在教育委员会的款子里每年拨30万元给“宣传员养成所”，因为数额不小，陈独秀说慢慢来。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州工人运动发展很快，三四月份成立工会21个，罢工次数也多了起来。陈独秀对谭平山说：“找个时间，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叫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绑在一起。”
听了这话，谭平山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但见陈独秀很认真，便点了点头。
开会那天，来了不少人，有陈独秀、维金斯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朱诺尔、别斯林、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黄凌霜等。陈独秀说：“今天把你们请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我们能否在一起成立一个组织。”
黄凌霜清了一下嗓子说：“陈先生在广东说了不少，都有道理，不过我们主张个人加入和退出团体有绝对自由，不能用什么东西捆住我们自己的手脚。”
陈独秀说：“团体和社会组织、生产事业一样，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倘若今天进来，明天出去，党便成了菜园子。黄先生要的绝对自由怕是难以兑现。”
区声白看了一眼黄凌霜说：“陈先生初到广东，对我们的观点可能不甚了解。”
陈独秀拿起一叠报纸说：“我翻了一下你们办的《劳动者》杂志，对你们的观点也了解了一些。”
黄鹃生以退为进说：“既然陈先生看了我们的报纸，能否谈谈你的想法。”
陈独秀点了点头说：“你们谈了不少观点，有些东西我不赞成，譬如说，你们主张取消法律，用公意代替法律。另外，你们主张善良教育，我也觉得难以行得通。我和汪精卫等人想粉一个西南大学，也没有什么善良人帮我们一把，谈何容易啊。”
区声白见讲不过陈独秀，说：“既然陈先生一派和我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我看我们是难以并到一块来了。”
陈独秀看了一下维金斯基和陈公博，陈公博耷拉着眼皮，一种不过如此表情，而维金斯基正在和别斯林用俄文交谈，显然没有注意到陈独秀在试图与他交换意见。
会议出现了躁动不安的气氛，已有几个人准备散会了。陈独秀想作最后努力，拿出一份党纲，说：“这是我们起草的党纲，你们不妨先看看。”
区声白和黄凌霜接了过去。
谭平山说：“不如一条一条念一遍。”
于是，陈独秀请谭平山念。念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时，区声白说：“这一条我们断难接受。”房间里再将近喧闹起来，最后陈独秀说：“既然观点不同，不如分开，强扭的瓜不甜。”
大家都说好。会议不欢而散。
出门时，区声白走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在法政学校演讲中提到无政府主义，我一直想用书信形式向你讨教，你不会反对吧？”
陈独秀认真看了一眼区声白，点了点头说：“欢迎。”
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下船伊始，便称赞广州人能干，敢想敢为，但他没有想到广州出了这么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象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都是广东人。他一想也是，广东是天高皇帝远，因此出了不少有革命精神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如洪秀人、孙中山。广东的这种革命传统中上粤政权的不稳定，又极易产生无政府主义。
和区声白的“信”战变得一发不可收。
陈公博见区声白和陈独秀在《广东群报》等报上一来二去的争论，不以为然：“有什么好争的，区声白要绝对自由，废除法律，善良教育，说来说去，就这些东西。”
陈独秀说：“争争也好，道理愈辩愈明嘛！”
“你和他先生长先生短，是帮他抬高身价。”陈公博神色不太好。
“区声白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无政府主义不一样，他赞成阶级战争和革命行动，而且，他主张废除法律，是讨论将来社会组织的问题。他这个人信仰克鲁泡特金，和下品的无政府党不一样。”看得出，陈独秀为了和区声论战，看了不少材料。
“区声白曾经进你是卢布主义！”陈公博提醒陈独秀。
陈独秀咧嘴笑了一下，说：“该不客气时，我也不客气。我说‘说谎话是最可耻，，这话也够重的。”
陈公博站起身来，准备告辞，见桌上有几面稿纸，是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新标点的《红楼梦》写的新叙。笑着说：“真是闲情逸致。”
“我很爱看《红楼梦》，但不喜欢这个名字，不如叫《石头记》好些。中国的小说不伦不类，小说不象小说，历史不象历史，结果写人情的小说要兼顾历史故事，弄得琐屑不堪。《水浒》、《金瓶梅》都犯了这个毛病。”说到中国古典小说，陈独秀话又多了起来。
“看样了，你对《红楼梦》评价不高？”陈公博有些不平。
“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作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陈独秀说。
陈公博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又到了夏季，一切都笼罩在静寂的热气中。路上，行人脚步匆匆，偶尔能听到叫卖小贩的吆喝声。只有小铁匠铺子还和以前一样，发出叮当叮当的锤铁声，使人感到更加闷热。
一天，谭平山、陈公博来坐。几句闲话后，陈独秀感慨万千地说：“近来我常想，无政府主义很象中国老庄哲学，庄子老子讲虚无、讲消极，算得上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广州的谣言很多，也是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嘛，自由到可以随便造谣，可以自杀，可以堕落。”“陈先生怎样看易白沙自杀？”谭平山抬头问陈独秀。
易白沙是陈独秀在日本办《甲寅》时的朋友，曾在安庆主持过怀宁中学。孙中山2月邀请易白沙来广州协理政务。易白沙到广州后对陈独秀说：“我已决定去北京杀徐世昌。”陈独秀听后大吃一惊，见易白沙身体虚弱、神情恍惚，不好多说什么。不料不久，就传来易白沙乘船往陈村途中蹈海的事。“越邨志向远大，壮志未酬。单凭他选择端午节那天蹈海，就足见他是有头脑有血性的爱国志士。但他选择蹈海，最终有老、庄思想在里面。”说到这里，陈独秀“嗳”了一声：“当年我办《甲寅》时，心境也到了万物皆空的地步，想不到易白沙始终没有走出这个圈子。”
陈独秀桌上堆着一叠材料，一支小楷羊毫摆在砚台上，旁边是一封写给李大钊的信，信还没有写完。陈独秀说：“李达来信，谈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打算邀请各共产党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开成立会。守常来信说他去不了，我恐怕也走不开。”
陈公博试探地问：“打算叫谁去？”陈独秀说：“我先给守常去一封信，和他交换一下意见。上海新成立了‘亲时代丛书社’，守常和周建人、夏丏尊、经亨颐等人都是热心者，有许多事情要商量。”
陈公博想去上海开会，他新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想去上海玩一玩，于是问：“陈先生，去上海开会，我去一个？”
陈独秀看了一眼谭平山说：“可以，你去一个，平山有许多事，走不开。”
几天后，陈独秀又接到上海来信，希望他去上海开会。这次是张国焘写来的。张国焘刚从北京赶到上海。信上说，北京、上海、武汉、湖南、山东的代表来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唯有广东代表没有消息。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我正在编《新青年》9卷3号，这一期稿子不够，有不少要我自己写，加上教育委员会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等事，陈省长也不愿意放我走，你和公博去一趟上海，把我的情况和李达、汉俊、国焘等人说说，替我向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问好。”
包惠僧踌躇他说：“你和李先生都不去，怕大家有意见。”
陈独秀说：“不妨。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我要说的话，上面都说清楚了。”
陈独秀拿了一叠纸给包惠僧看，说：“这一期《新青年》上要用的稿子。”
包世惠僧一看，全是陈独秀写的稿子：《过渡与造桥》、《卑之无甚高论》、《革命与制度》、《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等。包惠僧注意了《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因为马上去上海开会、他迅速浏览了一下。陈独秀在文章中说：“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的）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我以共产党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
包惠僧边看边说：“你这样公开宣传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广州怕也不是久留之地。”
陈独秀在桌上翻找了一会，说：“惠僧，我刚收到朱谦之给我写来的信，你能猜到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对我说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老生常谈罢。”
陈独秀抽出朱谦之的信瓤子递给包惠僧，朱谦之说：“我为拥护人们的自由起见，发誓与先生在真理上永不两立。”
包惠僧说：“朱谦之称你是先生，还算不错。”
“他也不是好人，骂我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陈独秀说罢哈哈大笑。
陈独秀停住笑，望着不解其意的包惠僧说：“小时候，我的祖父也骂过我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何其相似呀。”“祖父骂你，是气话。朱谦之骂你，怕没有这么简单了。”
陈独秀沉吟了一下，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广州的舆论确实厉害呀。你和李达、汉俊等人说一声，我在广州只是权宜之计，迟早要回上海去的。”
包惠僧点点头，说：“早回去的好。”说罢，继续看手上的稿子。有几而是陈独秀作答的信，包惠僧注意看了看，上面说：“我因为说实话，惹了几个精神病患者大惊小怪。”
“陈先生辟谣辟到法国支了。”包惠僧头也不抬地说。陈独秀走过来看，见是给张菘年的信，说：“上海会议，巴黎小级怕参加不上了。”
“巴黎共产党小组有几个人？”包惠僧抬头问。
“从申府来信看，有5个人。刘清扬、周恩来是申府去巴黎发展的，赵世炎、陈公培是在上海发展的。”这5个人中，只有周恩来陈独秀不熟悉。
7月，阳光犀利如剑。一阵南风之后，树梢上的蝉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包惠僧刚下海船，一般热气流迎面扑来。他一手拎着小箱，一手不断揩看额头上的汗水。陈公博携新娘坐邮船到上海。两人见面后，陈公博说：“惠僧，你先去李达那儿，我找到旅馆后就来。”包惠僧忙和光艳动人的陈夫人点点头，急冲冲地去拜见李达。
李达仍然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里。李达见包惠僧来了，忙问：“陈先生不来了么？”
包惠僧从口袋里拿出陈独秀的信，递给李达。陈独秀的信封是写给李达收，信里抬头是“各位代表”，李达清楚，信是写给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在信中提出了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包惠僧用力挥着扇子说：“陈公博来了，他一会儿要来看你。”
李达注意到陈独秀回避了他和李汉俊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分歧问题。
李达端给包惠僧一杯开水，说：“这封信要提交大会，你从广州来，算是广州代表。各地代表都集中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你去看看他们吧。”包惠僧到上海后住渔阳里6号。
假斯的博文女校，绿树成荫，幽雅恬静。在学生宿舍，包惠僧见到了正在挥扇交谈的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邓恩铭、王尽美，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
毛泽东等人听说包惠僧从广州来，问了一些陈独秀的情况。包惠僧将陈独秀在广州和无政府主义分子论战的事说了。毛泽东说：“陈先生到那里，那里社会主义宣传就活跃起来了。”
张国焘到博文女校来看望代表，代表们提议抓紧开会。
张国焘说：“原来是打算月初开会，等陈先生和广州代表耽搁了几天，现在广州代表来了，陈先生也写来了意见，我们近日就举行大会。”
7月23日晚，代表们分头集中到上海法租界贝勃路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开会地点是一间高大敞亮的穿坊木质结构房子。进门的一面被隔成三开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镶着8块玻璃。红漆地板光洁明亮，摆着小巧玲珑的茶具、烟缸的长方形的桌子旁，放着十来张小圆鼓凳子。进门两侧依墙放着几张椅子、茶几。为了避免包打听和巡捕房的注意，代表们象到朋友家打麻将，三三两两陆续到达。
李达、李汉俊是东道主上海的代表。和国焘和利仁静从北京来，代表了李大钊和北京小组的意见。陈独秀在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他没有来。他派来的陈公博只顾陪妻子，包惠僧又太年轻，在党内没有什么影响，在此，会议安排工作主要有李达和张国焘做。没有通知马林参加今晚的会议。李达的意思是先听听各地小组的意见，不要一开始就受国际的太在的影响。此外，马林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
下午8点，代表们该到的都到了，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共十三人。
南陈北李都没有来，谁来任大会主席呢？李达是东道主上海小组代理书记，按理由李达主持，但李达很文静，说：“还是在外地代表中推荐吧。”张国焘是搞学生运动出生的，他见李达谦让，便说：“既然大家客气，我就先代一次会议主持吧，等选出组织，就不需要这样推让了。”
张国焘请毛泽东、周佛海任会议记录。张国焘说：“仲甫、守常因事不能出席这次大会，他们都向大会提交了意见，先请鹤鸣把仲甫的意见说一下，我们自由发言，重在讨论共产党纲领和成立党的领导机构。”
李达将陈独秀的信读了一遍。李汉俊听了不以为然，说：“中国革命怎么搞，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怎么形成，我主张先派人到苏联去考察，先不急于定党纲。目前的工作是支持孙中山先生广州政府。”
陈公博没在意李汉俊在建党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但提到广州政府，陈公博觉得很对口胃。他说：“陈独秀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说明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
刘仁静参加翻译了马恩的书，讲话中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党内议会派的词语。
各地代表相继发言。对李汉俊不需要固定党纳的观点，代表们多不以为然。李汉俊也感觉到，尽管代表在措词上都小心翼翼，大多数代表发言都没有支持他。慢慢的，陈独秀提出的4条意见成为讨论的中心，尽管有的代表说：“仲甫现在议及群众政权问题，为时过早。”
会议开得很晚，李达和张国焘商量休会，隔日再开。
第二次开会，张国焘提出请马林参加。李汉俊提到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要到苏联考察，马林的讲话就有了份量。对于共产党纲领怎么搞，虽然有列宁的讲话和国际文件，但讨论起来，很多东西都不甚了了。
李达表示同意马林参加会议。马林不仅是国际代表，他身上还有列宁亲笔写折介绍信。中国共产党不能把国际代表排斥在城立大会的门外。
开会之前，张国焘向马林介绍了代表第一次碰头的情况。马林对大会代表之间的争论很感兴趣。
张国焘知道，马林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把他摆到了应有的位置。这次会议地点移到望志路李公馆李汉俊家中。
会议开了不久，一个陌生人挑开门帘往里闯。守门的佣人连声叫嚷：“你是谁？你找什么人？”
陌生人推开门，一双贼眼到处乱扫，见倒一屋人围桌而会。马上堆起笑脸，说：“对不起，我走错了门”。说完又看了一下屋里的人，转身走了。
张国焘和李达对望了一下。
马林睁大眼睛，用生硬的中国话问：“这个人你们认识？”
李汉俊摇摇头，说：“没有见过这个人。”
马林盯着李汉俊问：“以前有这样的事？”
李汉俊说：“以前也有过，大都是些不务正业，包打听的人。”
“包打听？”马林回过头问李达。
“就是专门打听消息的人。”李达说。
房屋里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了起来。
马林沉吟了一下，说：“这里已经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或者停止会议。”
会议主持张国焘说：“我宣布停止会议，大家分头走，何时开会，等候通知。”
李达神色严峻地嘱咐大家：“这几天暂不开会，你们各自要小心。”
十分钟后，一队巡捕队员包围了李公馆……
第二天，李达去李汉俊家，张国焘也来了。三人谈到昨晚的事，李汉俊耷拉着头，说：“我这儿不行了。”
张国焘摇着扇子说：“你们在上海呆的长，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地方。代表们都是从各地来，呆久了不适合。”
栉达想了一会，说：“我太太王会吾老家在嘉兴南湖，不知去那儿怎么样？”李汉俊表示赞成，说：“南湖倒是好地方，找一个船，把船开到湖心，最安全不过了。”
张国 焘担心路太远，问：“去嘉兴可方便？”
“我常去，乘一个多小时火车就到了。”李达说。
张国焘说：“好，湖中开会，一个诗情画意的开始。”
李达望了一眼张国焘，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说：“去嘉兴恐怕要我太太一同去，这样做合适么？”
“不要紧的，有太太在船上，正他做掩护。”张国焘笑着说。
8月1日上午，在嘉兴火车站到南湖湖畔的路上，一阵轻风吹过，柳蝉发出几缕欢娱悦耳的短唱。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的游人踩着湖畔湿润的草土，欣赏着水天一色的湖光，说说笑笑，从步走来。
他们不约而同的向一艘画舫走去。画舫被精工镂刻过，像一幅装饰华丽的图画。李达夫人王会吾戴着一顶草帽，一身当地妇女的装束，坐在船头，悠闲地打着蒲扇。见人到的差不多了，王会吾向船老大点了一下头。掌着舵柄的船老大面无表情地点开船，画舫向湖心荡去。
远处，湖中心岛把湖分为东西两湖，似鸳鸯交颈；近处，清澈见鱼的水面菱花溢香，沁人心脾。虽是夏末，却给人“春泄八九曲，画舫两三艘”的感慨。摆脱了城市的喧嚣和巡捕房的骚扰，憧憬着中国革命的未来，代表们心情格外舒畅。
“鹤鸣，嫂子这一身打扮，谁还能看得出她是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呢？”李汉俊笑着对李达说。
李达放低声音说：“她不愿意提教会学校，她当年在美国给我和仲甫写信，就赞成白话文运动，自称是革新派。”两人笑。
11时左右，张国焘宣布开会。张国焘说：“公博因事没有来，马林是外国人，易引起注意，也没有来，其他代表都来了。今天的议题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我们发言要简洁，会议无论如何今天要结束。”
画舫在慢悠悠地行进，湖风习习，湖波荡漾。船舱里的代表一个接一个的发言，加快了讲话的速度。
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大，代表们都说要选陈独秀。李达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的代理书记，《共产党》月刊主编，又是东道主，也被选上。张国焘任会议主席，虽然是临时自封的，但这几天开会忙上忙下，有目共睹，因此也被选上。
李达连代理书记也是勉勉强强，因此无意书记一职。张国焘剑眉星目，干颈实足，但和陈独秀一比，也自知之明。结果，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任宣传；张国焘个性外露，组织能力强，任组织。
李汉俊有些消沉，但脸上没有露出来，只是话更少了。
散会时，代表们又议论到陈独秀人在广州，书心一职空缺，应该有一个代理书记。张国焘、李达不好兼职；李汉俊消极，和陈独秀又有分歧，任代理书记也不适合。因为毛泽东、何叔衡、刘仁静、王尽美、董必武等人要回各地，张国焘提议请周佛海暂时代理书记一职。
周佛海年轻，二十五六岁，不大愿意接任，说：“我是暂时代理一下，因为我迟早要去日本的。”
张国焘笑着说：“当然是暂时代理。”
散会后，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向马林介绍了南湖会议情况，马林听了很高兴，说：“中国党总算建立起来了，共产国际又多了一个支部，我马上给国际写信，介绍中国同志的情况。”
马林停顿了一下，有些不满地说：“陈独秀先生现在是中央局书记了，既然是书记，就要回到上海，负起责任来。”提到陈独秀，他有一种莫名的恼火，他马林来中国半年，陈独秀居然不来见他。这不是迷恋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僚么？
张国焘连连点头，说：“惠僧回广州，我已给陈先生写了信，向他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请他辞去广东工作，回到上海来。”
马林伸开五指，按在桌子上轻轻叩了叩，转头对包惠僧说：“你要确切地告诉他，这不仅是中国党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
包惠僧点点头，朝张国焘、李达望了一下，似乎预感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