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经友人帮忙，陈独秀一家人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住下来。
隔日，陈独秀拜访汪孟邹。汪孟邹和陈独秀分手一年，此间帮了不少高君曼的忙。见陈独秀来了，汪孟邹留陈独秀吃饭。席间陈独秀谈到新办杂志事，汪孟邹老老实实地说：“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发行任务，怕无力再接受新的任务”。
汪孟邹停顿了一下，见陈独秀沉默不语，试探地说：“我有两位朋友，是弟兄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知明天我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
陈独秀说：“那就试试吧”。
第二天，汪孟邹带陈独秀到了群益书社。陈氏兄弟听了汪孟邹对陈独秀办《安徽俗语报》的介绍，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发行工作。
“不过，陈先生，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月出一本，不知陈先生能否接受？”陈子沛犹豫地说。
“因为是试办，不知销路怎么样”。陈子寿附和了哥哥一句。
陈独秀看了一眼汪孟邹，见汪孟邹微微点头，便说：“200元就200元吧”。陈独秀刚从日本回来，无生活来源，有200元固定收入，已是很可观了。
一日，陈独秀到《甲寅》编辑部闲坐，章士钊拿出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说：“你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守常这篇文章颇有见解，我打算用在《甲寅》1卷8号上”。
陈独秀接过李大钊文章看了一遍。李大钊说陈独秀“以其言外所蓄之意，未为牢骚抑郁之辞所尽也……益其义中厌世之辞，嫌自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
陈独秀频频点头：“近日我正在筹办新杂志，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至于宿命论，肚子一填饱，早已丢到爪洼国去了”。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
陈独秀信心十足地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时评政，非其旨也”。
章士钊见到《青年杂志》，笑着说：“仲甫如此大讲科学与人权，又言不讲时政，不是欲美国弥彰么？”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你说有时便是有，你说无时便是无”。陈独秀眯着眼笑了。
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提出了近世文明特征有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并认为法兰西是具备了近世文明这三个特征的典型国家。
“这就是你用法文字母的原因吧？”章士钊指着《青年杂志》封面问。
“法文没有入门，法兰西精神倒是自认为吃透了”陈独秀满脸笑容。
《青年杂志》创刊号刊出后，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此翁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
“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冲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汪孟邹感到奇怪。
“《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乡”。陈独秀边说边找出几本《青年杂志》，要汪孟邹寄给胡适：“代我向他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编出《青年杂志》1卷2号；11月15日又编出1卷3号。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
汪孟邹着急了，说：“我每次寄刊给他，都向他催稿，今日我再给他去一封信”。
陈独秀说：“西方文明，美国文明急需引入国内。你把话言重些，我盼胡适来稿，甚于儿童盼过年，一次有一短篇也好”。
千山荒草碧，万树杏花飞。1916年早春2月，埋身于事务堆中的陈独秀也强烈地捕捉到了春的信息。一年前，捉襟见肘的窘境已荡然无存。他内心翻腾着事业成功的激动和喜悦，每日都精力旺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2月3日，大洋彼岸的胡适终于给陈独秀来信了。《青年杂志》署名陈独秀的一篇篇文章，使他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感染。
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此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也”。
陈独秀收到胡适信，十分高兴。他对汪孟邹说：“适之第一次来信，就提出改造新文学的意见，使人耳目一新”。
汪孟邹也高兴，间：“何时回信
“适之答应新年有见赐，等来稿后，我再去信。”陈独秀说。
这时，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当时上海青年会办了一个刊物，叫《上海青年杂志》。开始，他们对《青年杂志》无所谓，后来发现《青年杂志》影响已淹没了《上海青年杂志》，便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认为《青年杂志》与《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
陈子沛、陈子寿弟兄俩把信交给陈独秀，也主张尽早改名，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陈独秀点燃了一支烟，坐在椅子上思考了一会，咬着牙说：“暂时不改”。
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俩见陈独秀努气冲冲，便说：“再商量吧。”
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子沛、陈子寿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9月复刊吧，《青年杂志》到9月正好一周年。
陈独秀停刊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国内爆发了“护国战争”，抗议袁世凯实行帝制。
4月18日，滇、黔、桂、粤四省都督要求免袁世凯大总统，由副总统黎元洪接行。当时，黎元洪一班人常在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宅内聚会，陈独秀经常去章士钊家，他不参加议论，避到隔壁房间。吴稚晖笑着对陈独秀说：“仲甫，你和行严在演赤壁之战，行严演诸葛亮，你演鲁肃”。
陈独秀摇头，说：“说我主战，可也。说我充做鲁肃，何人充作周瑜？”
吴稚晖知道陈独秀虽然敬重孙中山，但不参加同盟会，便敷衍说：“只说你徘徊屏际，并未涉及其它。”
夏历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陈独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挥扇，一手执笔，加紧编排更名后的《青年杂志》2卷1号，新杂志取名《新青年》。
正忙着，汪孟邹来坐。陈独秀放下手中的笔说：“来的正好，刊名想好了，叫《新青年》，你看怎么样？”
汪孟邹点头赞同：“好！好！保留下青年二字，再加上一个‘新’字，比什么都好。”
陈独秀吸了口烟，兴趣盎然，“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汪孟邹打断陈独秀说话：“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
陈独秀面无表情，点了点头说：“他们补飞法语，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
听到讲延年、乔年，高君曼从里屋走出来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
“没有的事，延年、乔年人小志气高，现在学了法文，将来可去法国留学，是件好事，是件好事。”汪孟邹安慰高君曼说。
一个多月后，陈独秀到汪孟邹亚东图书馆闲坐，说：“《青年》现在国内已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是当年《安徽俗话报》不可比之数。如亚东愿意，我想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青年》发行会更多。”
汪孟邹低头沉思了一会说：“书店合并，我不反对，只是合并要扩建规模，缺的是资金。”
陈独秀说：“资金可以去北京筹集。黎元洪任总统，总是能想到一些办法的。”
汪孟邹觉得是个办法：“如仲兄能去一趟北京，此事不难。”
“行。”陈独秀爽快地答应了：“先和子沛、子寿商量好，其他再议。”
10月1日，陈独秀出版的《新青年》2卷2号。这一期是陈独秀得意之作。康有为9月20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陈独秀则主张学习西洋文明，“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
陈独秀没有意识到，他已吹起了打倒孔家店的进军号角。
另一件使陈独秀得意的事是，他第一次发表丁大洋彼岸胡适几个月前寄来的信，尽管这位未见面的朋友，对他在1卷3号谢无量长诗前写的按语不以为然，字里行间流露了不屑一顾诸子的神气，但此翁在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确实眼光敏锐，令陈独秀嗟哦半日。胡适在信中称赞陈独秀“洞悉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急。”这几句客气话，使陈独秀心里乐悠悠的。陈独秀细读胡适的八不主义，除第5条讲文法之结构，第8条讲言之有物感到不甚理解外，其余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霁对仗、不嫌以白话作诗词等，陈独秀视之为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胡适的名字由此风靡学界，这也是陈独秀、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这一期刊出后，陈独秀于10月5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希望胡适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胡适提出文学革命八不主度理论，但写实诗文为何物？陈独秀也没有见过。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胡适提出八不主义，当然应由胡适拿出写实诗文为范本。
这一期《新青年》刊出胡适小说译作《决斗》，但校对失误不少。陈独秀说：“下次来文当亲为校对，以赎前愆。”
冬日一天天来临了，树枝上叶子已经落光。陈独秀的前额发际也渐渐后移了。11月上旬，陈独秀和汪孟邹、陈子沛、陈子寿开会讨论两书店合并事。
汪孟邹说：“内部组织，招股章程都没有问题，我担心是资金问题。”
陈独秀表示愿意去北京筹集资金。他说：“烈武、行严在北京有许多朋友，改日可叫他们来吃饭，请他们帮忙。”
11月26日，陈独秀和汪孟邹同车离沪北上。27日到天津，住天津大安旅社。28日到北京，住前门中西旅馆64号。
一天，陈独秀在琉璃厂附近遇到尹默（沈君默），俩人喜出望外。陈独秀捉住沈尹默的手，说：“沈二，你还是这个样子。”沈尹默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来的？”陈独秀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来北京办事才几天。”
当时沈尹默在北大教书，他问陈独秀：“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你听说了吗？”
陈独秀点头：“蔡元培从法国到上海，不少人劝他不来就职，都说北大校风太坏。”
“北大腐败是实，蔡校长来，或许能整顿校风。这几天他在到处物色有学术影响的人任教员，仲甫如果愿意来，我和蔡先生说。”沈尹默劝陈独秀道。
陈独秀面露喜色，说：“当说不妨，只是上海《新青年》怕离不了我。”
“再商量，再商量。”沈尹默说。两人边谈边走来到了中西旅馆。陈独秀介绍沈尹默和汪孟邹认识，沈尹默坐了一会，临走拿了一些《新青年》杂志。
离开中西旅馆。沈尹默遇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沈尹默知道汤尔和与蔡元培是好朋友，将《新青年》递给汤尔和，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
一日，蔡校长去医专学校见汤尔和，汤拿出《新青年》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
蔡元培说：“陈仲甫，知道。日俄战争时，我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申叔告诉我，陈仲甫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
汤尔和指着《新青年》说：“陈仲甫现在一个人编《新青年》，影响更大，确可作青年的指导。”
蔡元培翻了翻《新青年》，决定聘陈独秀。汤尔和说：“听沈尹默讲，陈仲甫住在前门外一旅馆。”
第二天，蔡元培去前门外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他去得早了一些，茶房伙计对蔡对元培说：“陈先生昨晚去看戏，回来迟了，怕现在还在睡觉。”
蔡元培摆摆手说：“那就不要喊醒他吧。”
蔡元培穿着蓝色的对襟褂子，头发后梳，面容清癯，鼻架眼锐，目光温和，留着长长的胡须。旅馆小伙计端了一个凳子给蔡元培，蔡便放在陈独秀门前坐了。
过了一个时辰，陈独秀起来，见蔡元培在门外待候，慌忙引蔡先生入室。论年龄，蔡元培生于1868年，长陈独秀12岁。论学业，蔡元培是前清翰林。陈独秀笑吟吟地说：“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驾光临？”
蔡元培笑道：“不妨，不妨。听汤尔和、沈尹默说你到了北京，特来拜访”。客气一番后，蔡元培手捋胡须说：“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不知仲甫可有此意？”
陈独秀望着蔡元培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前日沈尹默也提及此事。从前我部在鞠湖安徽公学、安徽师范学校任教，却没有到名牌校园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
“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蔡元培目视了一下《新青年》说。
陈独秀见蔡校长诚心诚意，不好硬推，说：“如到北大，要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编。”
蔡元培忙说：“那就搬到北京来办。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钱玄同、刘半家等人都可作撰述，帮你编杂志。”这么一说，陈独秀不好再推辞了。
蔡元培告诉陈独秀，北大学长月薪300元，重要教授也有此数。陈独秀想起胡适。汪孟邹曾提到过胡适回国找工作的事，便对蔡元培说：“我有一位朋留学美国，此翁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蔡元培沉吟一下，说：“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
陈独秀觉得有理，连连点头，说：“我一回上海，就给他去信。”
蔡元培关照陈独秀速去速回：“我这头近日就给教育部呈文。相信不日就能批下呈文，莫让我在北京久盼。”
陈独秀笑着说：“蔡校长处理明快，我怎敢怠慢。”
蔡元培点了点头说：“来京住宿等项，你不必考虑，我会请人安排。家眷是否同来？”
“我对学长之任，决而未下，能否胜任，实在是个问号，能否试行3个月，那时再作决定？”
“仲甫过虑，就依你的主意，该行了吧？”说罢，俩人哈哈大笑。
蔡元培走后，汪孟邹问：“真的来北京？”
陈独秀喜上眉梢，说：“来。和这位翰林共事，令人痛快。书局事不受影响。我在北京，只会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
这次北上，书局招股十余万元，南方认股数万元，加上“亚东”、“群益”旧有财产，共有三十余万资金，因此书局成立在望，也不负汪孟邹此行。但陈独秀受聘北大，实属汪孟邹始料不及。陈独秀个性他也知道，向来说一不二，定下来的事，几头牛也拉不回，汪孟邹轻轻叹了口气说：“没有办法。”
陈独秀轻松地说：“叹什么气，你没有听蔡校长说，他不仅要聘我，连适之也一把聘了。这事，你还要谢我呢。”
“聘适之的确是好事”。汪孟邹脸上露出了笑容。
从北京回到上海，陈独秀着手编《新青年》2卷5号。在一叠信中，他发现有一封寄自美国的厚厚来信，知道是胡适来稿，陈独秀急急拆开，是《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陈独秀一口气读下来，快慰无比。以前他和人议论中国近代文学史，提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陈独秀乐不可支。
编好胡适的《文学改寻议》，陈独秀兴冲冲地加了读后感，又趁兴胡适去了一封信，将自己推荐胡适，蔡元培同意聘请的事说了。他希望胡适给《新青年》来稿，一月一篇。
来自四川成都的吴虞（又陵）的文章和信，也使陈独秀喜出望外。1951年上半年，陈独秀配合章士钊编（甲寅），曾编过吴虞寄来的《辛亥杂诗》，并为之诠释。因为章士钊、谢无量称吴虞为四川名宿，评价不薄，所以陈独秀对吴虞来文也另眼相待。吴虞在信中抱怨说，他“写了一些非孔非庄的文章，成都不愿刊登。”
陈独秀正缺文章，尤其缺像吴虞这种别的刊物不敢登的文章。也马上写信给吴虞，希望“将所写文章全部寄来，分载《新青年》和《甲寅》，以嘉惠后学。”
和陈、胡一样，吴、陈也是神交。住在峨眉山下的吴虞，接到信后非常兴奋。朋友。潘力山听说陈独秀来信，说：“陈独秀，我知道，大约四十来岁，安徽。辛亥革命前，喜欢读《易经》，写一手好小篆。
在杭州作不少游山玩水的诗。辛亥革命后，到处讲学，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
天虞对这位未见过面的朋友很尊敬，潘力山的话，他一字一句写进了日记。
高君曼听说陈独秀要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十分高兴。北京是她母校所在地，这回去北京，不仅是故地重游，丈夫的地位也给她和老同学面增添了光彩。
唯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经常蓬头垢面，主餐是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陈独秀也顾不上他们。
高君曼不忍心，几次在陈独秀面前嘀咕：“还是让孩子回来往吧，怪可怜的。再说，人家怎么说我呀？”
“让他们吃点苦，没有错。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哩。”陈独秀有些不耐烦。
高君曼见陈独秀生气，不好再说。遇到朋友、邻居来了，又免不了说几句。
一日，陈独秀好友、邻居潘赞化来坐。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高君曼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仲甫脾气倔，不听我的话，已有几次和我争翻了脸。”
潘赞化录了个机会和陈独秀谈延年、乔年的事，陈独秀说：“高君曼是妇人之见，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关心他们，其实是害了他们。社会这样险恶，从小不吃点苦，长大能干什么事？”
潘赞化见不是路子，再往下说，连他也一起挨训，便转了个话题，说别的去了。
上北京之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
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
邻居岳相如是安徽凤台人，1908年参加过安庆马炮营起义，他听说陈独秀、高君曼要搬到北京去，过来贺喜。陈独秀说：“教授没有干过，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3个月后还回来。”
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的大门，前后有12根木柱，两边的厢房各且扇窗户，“＃”字型的窗棂上贴着簿簿的窗纸。过厅正中两根木柱之间，挂着一块横匾，上面是隶书“国立北京大学”6个大字。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长，接替严复。几天后，他聘用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呈文被教育部批准。教育部部长范源谦签发“教育部令第三号”称：“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
陈独秀携高君曼及子美、喜子住北京市箭杆胡同9号（今20号）。《新青年》编辑部同时搬到北京。
1917年1月13日，北大校园里一群师生在围看蔡元培新出示的布告：“本校文科学长夏物棋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校园里一时议论纷纷，赞同与贬斥沸沸扬扬，最后又传到了蔡校长的耳里。
反对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的教授，主要是顽固派教授，封建遗老。他们对陈独秀办《新青年》鼓吹打倒孔家店、主张白话文运动十分反感，更不愿意与这位激进分子同校共事。认为陈独秀只会写一些笔记性文章，不配在高等学府任教授，不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
支持陈独秀的教授主要是安徽籍的同乡。他们提出安徽自戴震（戴东原）之后，安徽人士研究文字学已成传统，在这些人士中，陈独秀对训诂研究造诣甚高。他们提醒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曾写过《字义类列》一类书。于是蔡元培对顽固派教授说：“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蔡元培还提到陈独秀一个人在家乡坚持办报的事，说他有毅力与责任心。
这样，这场风波方算平息了下去。
1月底，陈独秀忙着编《新青年》2卷6号。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自己必须表明态度，树起大旗。想到这里，陈独秀伏案疾书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谈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号召大家与十八妖魔宣战，“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放下笔，陈独秀将这篇题为“文学革命论”的文字看了又看，才满意地放下。靠在藤椅上，陈独秀有些亢奋。从胡适的“改良”跃为“革命”，从“形式”跃到“内容”，他比胡适走得更远。他相信，这是一篇号角性的文章。
不久，陈独秀收到了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来信，信上说：“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派天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导者，当大有人在也”。陈独秀很喜欢这位陌生青年的来信，读了好几遍。
3月，一篇来自湖南长沙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作者署名“二十八划生”。他仔细读了几遍，“好文章，好文章！”他情不自禁地连声称赞。
这位“二十八划生”就是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以前他喜欢读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文章，现在他喜欢读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4月的一天，他到了《新青年》3卷2号登出了他写的《体育之研究》，不禁喜出望外。
一天傍晚，毛泽东、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到蔡和森家坐。毛泽东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所可比拟。”这一夜，三人谈兴极浓，只到拂晓。
陈独秀箭杆胡同9号寓所的客人中，钱玄同是来的勤的一个。
1906年，两人在日本《民报》馆相识，那次黄季刚和陈独秀闹的不愉快，钱玄同（当年叫钱夏）也在场。事隔十余年，重提旧事，俩人纵情大笑。钱玄同说：“仲甫，黄季刚也在北大，你知道么？”陈独秀收住笑容，露出不屑神色说：“知道。”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钱玄同研究声韵训诂学，正好在一起共事。陈独秀是钱玄同的学长，有时对钱玄同的上课内容、课程安排，提一些意见。陈独秀、胡适提倡白话文，钱玄同极力支持，自名“疑古玄同”。陈独秀视之为社友。
季春一日，风和日丽，钱玄同来。东独秀拿出刚收到的胡适信，笑着说：“适之对你的意见评价不薄，对林琴南《论古文之不当废》大失所望。”
钱玄同起身接信，撩起长衫，重新坐下。读完信，钱玄同皱眉道：“胡先生驳林琴南，我很赞成，划分文学时期，以宋元为一时期，我却不敢苛合。”
“我主张建安为古代期，建安到唐为中古期，唐宋为近代期”。陈独秀中国的文学一变于魏，二变于唐。
“唐宋放在一起，比宋元放在一起似更有理。”钱玄同表示赞同。
夏日，钱玄同又来坐。陈独秀正在编《新青年》5卷6号，上面有陈独秀答钱玄同的信。
“到底赞成《新青年》左行横迤了。”钱玄同见陈独秀接受了他的意见，脸上露出了笑容。“社友中有人不赞成用白话么？”读到下面，钱玄同的眉头皱了一下。
“我是说倘若有人寄来文言文，也可刊用，不强求一律。”陈独秀感到，钱玄同对白话文改革后来居上，比胡适的“改良”及自己的“革命”还要激进。
谈了一会，俩人谈到中国小说，陈独秀感叹说：“中国小说描写淫态，过于显露，描写生活起居过于冗长，像《金瓶梅》、《红楼梦》，看多了就令人讨厌。但国人瞧不起小说戏曲，以为是下里巴人，其实，这是故作清高，此种风气不改，文学界如何进步？”钱玄同笑着说：“我和适之认为红楼、水浒为中国小说第一，你认为《金瓶梅》描写恶社会无微不至。今日怎么把《金瓶梅》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了呀？”
“我说《金瓶梅》好，并没有说《红楼梦》不好。不过我和你一样，不喜欢《聊斋志异》，但你说聊斋全篇不通，我也不敢赞同。”陈独秀说话直来直去，也不看钱玄同的脸色。
钱玄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改口道：“太炎先生好像也瞧不起小说。钱玄同和章炳麟在日本办过《民报》。”
陈独秀点头，但又说：“太炎虽瞧不起小说，对《红楼梦》评价不薄，认为《红楼梦》善写人情。”陈独秀尊重的学者不多，章炳麟算是一个。
谈到章炳麟，钱玄同突然想到鲁迅，说：“周树人先生，也是太炎的朋友。”
“周树人走路有点外八字，好像目不斜视。”陈独秀说。
“周君文采不错，去日本是学医的，现在从文了。他对《新青年》印象不坏。”钱玄同和鲁迅是留日时的老朋友。
“周先生平常在家做什么呢？”陈独秀问。
“没做什么，偶尔我去，见他临摹碑贴。”钱玄同想了想说。
“能否请他写稿？”陈独秀试探地问。
“试试看吧。”钱玄同答应了。
7月，天气很热，几缕蝉声从高高的白杨树梢传出，增添了夏日的幽静。
“陈先生在家吗陈独秀寓所外边，传来了一位年青人的声音。
陈独秀打开半边门，门前的石阶下面站着一位约莫十七八岁的年青人，一头乌黑油亮的短发，脸稍长，隆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留着短髭的嘴微微咧开。
“是适之啊，快请进来！”陈独秀连忙说。
“忙啊？”胡适接过陈独秀递过来的扇子说。“不忙，不忙。”陈独秀将桌上铺摊开的稿纸移到一边。“平常和玄同谈的多、现在好了，你回来了，谈话又多了一个。”
“文学革命，你是急先锋，我是敲边鼓的。”胡适喝了一口茶说。
“其实，你是急先锋。”陈独秀一本正经地说。
“听说北大校风不太好？”胡适换了一个话题。
“嗯。”陈独秀点了点头，“学生不好学，逛妓院，打麻将，教师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蔡校长广聘名流学者，下决心改造北大，你来的正是时候。”
“都聘新教师，老教师怎么办？”胡适扶了下眼镜问。
“蔡校长主张兼容并包，新旧并立。他这样做，也有苦衷。我倒不反对新旧并立，新的东西也许会变成旧的东西，革新派将来也可能变成保守派呢。”陈独秀见胡适若有所思，忙解释说：“辜鸿铭先生讲课，至今还有一位仆人在课常上为他装烟倒茶，讲课时慢慢吞吞，学生在下面干着急。”
“蔡校长也不管吗？”胡适有些惊奇。
“蔡校长也没有办法，听之任之。”陈独秀“嘘”了一口气，像是自己闷了一肚子气。
谈了一会，陈独秀提到汪孟邹，说：“孟邹说你学名叫洪骍，怎么后来叫胡适了呢？”
胡适笑着说：“1898年，赫青黎《天演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刚流行时，我才八九岁。一天，我请二哥帮我起一个表字，二哥正在洗脸，他脱口而出，‘适者生存’，就叫胡适吧。”
陈独秀连连点头：“这个名了好，和进化论连在一起，你二哥也算是新派人物。”
立秋后，天气凉爽多了。一天晚上，穿着长衫的钱玄同咚咚咚敲响了S会馆的大门。门前的狗跟在他后面叫，使他心狂跳了几下。
在槐树下纳凉的鲁迅起身开门：“玄同，是你呀。”
脱去长衫，放下手上的大皮夹，钱玄同接过鲁迅递过来的蒲扇，用力扇了几下：“豫才，老钞古碑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鲁迅不知道钱玄同用意。
“我看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说。
鲁迅突然想到，钱玄同和陈独秀几个人在办《新青年》：“你们把要闷死的人从熟睡中喊醒，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反应快，你讲一二，他已想到九十了。
“或许，从梦中醒来，不至于死呢？”钱玄同反应也不慢。
鲁迅也知道，明日总是有希望的。临了，他答应钱玄同：“做篇小说如何？”
钱玄同见鲁迅答应了，高兴地说：“豫才肯动笔，也不枉我此行。”
一个月后，小鲁迅4岁的二弟周作人，也从绍兴到哥哥兼课的北京大学任教。他将译稿《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交给老乡钱玄同。
“《新青年》有介绍西洋文学栏，你看此稿能用否？”周作人讲话很谦和。
“能用，能用。”钱玄同连忙答应了。“绍兴能读到《新青年》么？”钱玄同翻了翻手稿，好奇地问。
“没有，是豫才年初寄到绍兴来的。”周作人答道。
胡适到北大后，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陈独秀说：“我现在忙着文科学制改革，一个人办《新青年》，着实忙不过来。”
钱玄同立即表示赞同：“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同人刊物好，现在适之来了，守常、半农来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启明，光北大就有七八个人了。”
胡适点头说：“文学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有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把火再烧旺些。”
1918年年初，陈独秀召集同人开会，商量组成《新青年》编委会。陈独秀说：“去年，《新青年》发行了1万多册，书社仍嫌过少，将《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新青年》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办同人刊物，宜实行轮流编辑，集体讨论制度”。李大钊四方脸，平头，戴了个无边眼镜，蓄着很漂亮的八字胡，说话慢条斯理。
守常像是教私塾的好好先生。坐在李大钊对面的陈独秀心里想。
“我还是那个观点，文风用白话文体。”这是钱玄同的声音。他的桌前放着大皮包，语气慷慨激昂。
“甭绝对，文风尽量用白话文体吧。”陈独秀微笑地说。他和胡适都认为，玄同太过激。
“采取轮流编辑，还是仲甫先编，玄同次之，因为你们熟悉。”这是胡适的声音。因为长期在外，已听不出安徽南部的方言。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戴着眼镜的眼睛闪着聪慧之光，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
鲁迅坐在钱玄同身边的藤椅上，手上夹着一支香烟，仰着头听大家发言，尤其对陈独秀、胡适的讲话感兴趣。
陈独秀车过身来对坐在身边的沈尹默：“沈二，你也讲讲。”
沈尹默说：“编辑不是我的特长，我的眼睛也不好，排号把我排到最后吧。”
刘半农打断他的话，说：“不要紧的，有困难，可以请他人代编。”
“对，对”。钱玄同表示赞同。
散会后，陈独秀叫住了李大钊：“守常，以后还靠你鼎力相助啊。”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任总编，年前，由章士钊推荐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忙走过来说：“仲甫兄，你总是先声夺人”。李大钊小陈独独秀10岁。
陈独秀说：“上次我对你的《青年与老人》发了一通感慨，也没有听到你的回音。”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李大钊忙点头说。春季，李大钊写文章劝诫青年人不可轻蔑老人。陈独秀编排时写了一篇感想说，从知识深浅看，老人要敬让少壮。
“你那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给我印象很深，那时能批评我而又出自好心的，寥若晨星，你是最耀眼的一个。”陈独秀感叹道。
“你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已经走到很前面去了。”李大钊笑着说。
陈独秀哈哈大笑。
陈独秀编《新青年》4卷1号时，刊登了胡适、沉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
胡适写白话诗最早，他在美国上课之余，有意作一些有韵文的臼话，作了六七个月，写成《尝试集》。一年前，他就在给陈独秀信中号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一日，陈独秀对来访的胡适说：“你是受人攻击，发誓作出白话诗，我们都成了你的试验田。”
但写新诗最多的是沉尹默，其次是沈兼士、胡适。对于沈氏兄弟走到胡适前面，胡适十分高兴，说：“仲甫，你这位急先锋何时也尝试尝试呀？”
陈独秀拿出《丁巳除夕歌》，说：“去年除夕作了一篇。”胡适“哦”了一声，忙接过来看，上面写道：
“古往今来忽有我，
岁岁年年都过他，
明年我已四十岁，
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人生如梦，
日月如梭，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胡适见陈独秀借谈我的“他”（年关），怨恨人间不平，世道不公，沉吟了半晌，问：“不是说你家很有钱吗？”
“谁说的？”陈独秀反问。
陈独秀到北大后，嗣父陈昔凡在北京的铺子掌柜找到陈独秀，请“小东人”赏个脸去一趟铺子。胡适知道这件事，说：“你家不是在北京开有铺子吗？”
陈独秀摇摇头，忧郁地说：“嗣父曾经发了一点财，不久就破产了。而且，因为恋爱和别的事，嗣父生前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胡适哪里知道，陈独秀写“除夕歌”另有苦衷。这时，高君曼和陈独秀已有嗑嗑碰碰。陈独秀在事业上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各种攻击也随之而来，高君曼听信流言，认为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吵咀时骂陈是无耻之徒。陈独秀讥讽高君曼故作清高、资本主义情调。
清官难断家务事。胡适不好问，陈独秀也不说。因为有这难言之隐，所以陈独秀说“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陈独秀《丁巳除夕歌》刊在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上。同期刊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记者《复王敬轩》两文。
“王敬轩是谁？”胡适睁大眼睛问陈独秀。
“玄同呀。”陈独秀没有注意胡适吃惊的脸。
“‘记者’，是你么？”胡适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这回，陈独秀注意瞧了一眼胡适。
“一定是刘半农的主意。”胡适听说是刘半农，便有气。
去年2月8日，林纾（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宜废》反对陈独秀、胡适的曰话文运动。为了出这口气，钱玄同、刘半农演了这台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作林纾支持者，再由刘半农写文章反驳王敬轩。
“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陈独秀说。
“我不这样看。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胡适怒气未消。
胡适对半农出言不逊，事出有因。刘半农曾在法国人面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叫刘半农出了洋相。胡适因此笑话他。
刘半农对胡适也当仁不让。胡适有一次讲，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中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已卯），小兔子是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一时盛传“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小玉兔伴月生辉，兔倚丹佳，校园溢香。但刘半农说：“胡适借此抬高自己。”
陈独秀知道胡适和刘半农之间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劝解说：“半农也是好意。”一个月之后，一位自称“崇敬王敬轩先生者”给陈独秀写信，质问《新青年》记者为什么对王敬轩议论肆口诲骂。
因为胡适在气头上，陈独秀没有立即回信。过了几个月，陈独秀给“崇敬王敬轩先生者”写了一封信，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
胡适见陈独秀向着刘半农，忍了忍，没有发作。再说，刘半农归根到底骂的是林纾呀。
鲁迅的小说处女作《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上。
“谁是鲁迅？”《新青年》同人第一次见到鲁迅的名字，互相打听。
“周树人是也。”陈独秀读完《狂人日记》啧啧赞赏：“玄同，你立了大功劳哪。”陈独秀没有忘记钱玄同请鲁迅写稿的事。
这以后，陈独秀常出入S会馆的鲁迅寓所。陈独秀一来，鲁迅就知道，是来催做小说的。
“你是主将，我是作遵命文学。”陈独秀坐下来后，鲁迅笑着说。
“我是跑腿的。”陈独秀说，“你看，我跑了几趟，你还没有做，倘若是主将，要跑几趟么？”说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因为有陈独秀催稿，鲁迅做小说一发不可收。鲁迅感激陈独秀，称他为革命前驱，陈独秀也敬仰鲁迅，常在别人面前赞不绝口。
1918年9月19日，刚刚落成的北大红楼前的小榆树，在秋风中左右摆动，欢迎着远方的客人。一位来自岳麓山下的年青人风尘朴朴走进校园，他便是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
“杨老先生是名师出高徒啊！”毛泽东天庭饱满、眉清目秀，李大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便交口称赞。毛泽东对李大钊和蔼可亲也印象极深。
隔日，陈独秀到李大钊办公室坐，但他听说“二十八划生”便是毛泽东时，说：“对了，对了，毛澤東，正好二十八划呀。”
毛泽东向坐在木抄发上的陈独秀介绍了他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情况，陈独秀十分高兴：“好！好！湖南人我们接触很少，你那篇体育研究写得很好，以后你和我们多讲讲湖南的情况。”毛泽东专管登记来读报人的姓名，月薪8元。
临走，陈独秀隔着宽大的红漆写字桌对李大钊说：“守常，关于图书馆建设，我有一个想法，在文科各门设阅览室，节约不急之费购买参考书，你看怎么样？”
“这是方便读书的好事，我赞成。”李大钊站起来说，因为站急了，身后的空心扶手坐椅晃动了一下。
这次见面，给毛泽东印象很深刻。他后来和斯诺谈话，还提到和陈独秀第一次见面的事。
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张申府等人酝酿出一份周报。陈独秀说：“《新青年》一月一期，时间太长，上海还不愿代印，嫌其花头多，过期太久。现在欧战结束，宜出一份报纸，重政治斗争，和《新青年》重文化运动区别开来。”
李大钊表示同意：“如出周报，就在北京印刷。”
经过一个月筹办。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有兴趣。陈独秀说：“参加的人交五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12月21日夜，李大钊和张申府到宣外大街印刷所校对《每周评论》第1号。张申府说：“仲甫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李大钊点点头，说：“不要紧的，这是仲甫的性格，想到哪写到哪，不然就不叫仲甫了。倘若引起争论，则正是仲甫求之不得的。”
“这就差不多了。”张申府恍然大悟，“仲甫起笔名，也能见他性格，独秀，只眼，都有别具一格、与人不同的意味。”
这一夜，两人校到到凌晨4点。出门时，李大钊夹着样稿，抄着手，快步前行。“真冷啊，下次叫适之他们来校，尝尝这个滋味。”张申府说。
1919年，对陈独秀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他便发表了充满火药味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新青年》四支大笔之一的钱玄同辩护。
钱玄同主张废汉文，陈独秀向来就不赞成，认为这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你还是文学音韵学专家呢，岂不知语言文学进化的道理！”一次陈独秀对钱玄同说。但社会上人因此怒骂讥笑钱玄同，陈独秀则当仁不让。
“若是因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受到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字里行间，已见刀光剑影。
不久，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哭笑不得的事。
2月，《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
开始陈独秀、胡适等人没有在意，只是打听清楚“半谷通信”即张豂子所写，“豂”，半谷也。张豂子即张厚载，是北京大学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
陈独秀见是“张豂子”，似曾相识，突然想起此人去年曾给他来信，谈新文学及中国旧戏问题，了曾于《新青年》4卷6号上给予反驳。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缄默，3月，又在《神州日报》上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胡适对陈独秀说：“张厚载太不像话，是冲着你来的，还是由我写个东西辟谣吧。”
陈独秀恨恨地说：“也好。你写一个辟谣的东西，交给《北京大学日刊》，我再写一个东西，用在《每周评论》上。我们沉默，他们就骑到我们脖子上来了。”
3月10日，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几天后，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在《每周评论》13号上刊出。陈独秀的话比胡适重。陈独秀说，张厚载曾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辨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是无心传下来，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
除了张厚载，陈独秀反感的还有林琴南。林琴南不满《新青年》反对孔教和旧文学，于去年底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荆生》讲有个田必美、狄莫与金异心（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暗指安福国会的徐树铮）听见，将这一帮人痛打。《妖梦》讲某人梦见这班非圣非贤的人，都给一个怪物拿去吃了。其中一个叫元绪公，暗指蔡元培。
陈独秀讽刺林琴南说，你做的小说，也不会肥到旧文学家欢迎。因为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
林琴南是翻译家，陈独秀对了和对张厚载不一样，称作“林先生。”张厚载因为触怒新派教授及校长，被北大开除学籍，卷铺而去。
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便发生了自己是否卷铺的问题。
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当时蔡元培主持文理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商定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个教务长统辖教务。开会时陈独秀也在坐。蔡元培是否以此办法，给陈独秀体面台阶，免去其文科学长之职呢？尽管教务长一职尚未定人，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又加上揣测之辞，结果犯了先声夺人捕风捉影的大忌。
陈独秀、胡适辟谣文刊出后，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
这个插曲也乱了蔡元培的方寸。教务长由谁来担？陈独秀怎么办？蔡元培一时没有了主意。
3月26日夜，愁眉不展的蔡元培和平素相处不错的尹默、夷初一道，去北京医专汤尔和处，商谈校事改革。
“听说陈独秀有逛窑子、嫖妓之事，此事流传甚广。陈君个人事小，有辱北大门风事大，孑民当慎思此事。”汤尔和愤愤不平地说。
“以你之见，仲甫非撤不可？”蔡元培满腹犹豫。
“非撤不可。前年你聘他时，称他品学兼优，事实证明此君私德太坏，不堪斯任。”汤尔的毫不含糊地说。
“关于文科学长的私事，你们有什么看法？”蔡元培问尹默及夷初。
“流言不少。”俩人面面相觑。
“去年我倡议成立‘进德会’，不嫖是首要标准，作为评议员，仲甫得票数仅在我后，如汤兄所言是实，任文科学长确系不当。”蔡元培沉思了一会说。
这次谈话，促使蔡元培下决心调整陈独秀。
陈独秀此时还蒙在鼓里，一心一意做他的文章。3月3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15号随感录里发表“林纾的留声机”，揭露林纾活动他的同乡议员，叫该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3月，国会议员张之奇提出弹劾教育当局，撤换北大校长提案，未被通过。陈独秀说：“这是叫议员做他的留声机器。”
蔡元培对于林纾的所作所为也生反感。4月1日，蔡元培同意《神州日报》发表了他的《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信上说：“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苛于学课无涉，亦不干与。”
这个插曲未能阻止调整陈独秀。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
“这是变着法子撤我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暗自嘀咕，但脸上若无其事。
“怕是尹默、夷初在汤尔和面前捣的鬼。”有人提醒陈独秀。
两天后，陈独秀在路上遇到汤尔和，陈独秀脸色铁青，瞋目而视汤尔和。汤尔和见不是滋味，匆匆走了过去。
陈独秀心情不好，找胡适谈心。胡适说：“诋毁仲兄，明明是外人攻击文化运动的一种手段，汤尔和竟坠入妖术。而且，尹默、夷初从中也没有干好事。”
“尹默不会吧？汤尔和大约是小人之心。”陈独秀似有所指。
“此话怎讲？”胡适不解。
“去年5月，汤尔和给我写信，明明西欧科学证明是常识的东西，他仍闭眼胡说。我在《新青年》4卷5号上给他回了一封不太客气的信，他一定记恨在心。”陈独秀若有所思。
胡适点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孑民是非常敬重汤尔和的。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不管它。孑明当初聘我任文科学长，我是坚持不当的。原说试干3个月，不料干了3年，离开北大只在迟早。”陈独秀说。
“此时言走尚早，你要沉住气。只是汤尔和这样做，我是有话要说的。有机会，我要在信中给他点破。”胡适思考一番后说。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孑民、汤尔和都是大学校长、学界领袖，居然也听信流言。小人真是无孔不入，可恶！可恶！”
胡适见陈独秀一时不能自拔，换了个话题说：“孟邹来信了。”
“噢。”陈独秀应了一声。
“你告诉他要离职？”胡适问。
“上月，蔡校长说撤销学长制，我就准备退路了。”陈独秀说。
“下一步怎么办？”胡适不知道陈独秀“退路”指什么。
“没有想好，上海印刷困难，先把《新青年》移到北京来印刷。”陈独秀两目发光，大有与旧势力大干一场的架势。
4月20日，胡适翻着《每周评论》第18号，大吃一惊：“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这一期刊登了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寥寥数语，胡适已嗅出了不对劲的东西。陈独秀写道：“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他自己就骂过，胡适记得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4号上讲，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
“都怪汤尔和、尹默、夷初，不是他们，孑民不会动仲甫，仲甫也不会左倾。”胡适感到窝囊，他预料陈独秀会走得更远。
陈独秀对胡适的话不以为然：“去年3月，我就写文章赞成俄罗斯革命。”陈独秀指的是《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
但胡适预言也不无道理。文理科合并后，马寅初任教务处教务长。陈独秀一时失落无事，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性的文章。
《每周评论》的同人也赞叹陈独秀的写作速度，有时一期《每周评论》上便有陈独秀的文章十几篇。“《每周评论》成了仲甫的专号了。”李大钊赞赏地说。
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300多留日学生拿着“卖国贼”旗子赶到车站为他送行，吓得章夫人大哭。陈独秀听了哈哈大笑：“章宗祥即使有度量，只是苦了他的夫人。”
陈独秀的随感短小精悍，喜怒笑骂、恣意放达，为各地激进社团报刊大量转载。
4月20日，陈独秀公开点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这几个人日子就一天天不好过了。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北京三千多人上街游行，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军警逮捕30多人。
第二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
“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陈独秀给回家料理父丧的胡适去信，对被捕的学生忧心忡忡。
“仲甫，你还是避一避的好。”蔡元培辞职离京后，李大钊希望陈独秀也到南方去。。
“不走。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之社会。”陈独秀面容刚毅，一副万难不屈的样子。
李大钊点点头，说：“也好，现在《每周评论》发行量猛增，说明运动需要我们的舆论指导，只是你要留神些，以防不测。”
“你也要注意。”陈独秀感激地点点头。
这两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一个铁骨铮铮、一往无前；一个顶天立地、肝胆照人。临别，两人用力握了握手，互道珍重。
5月15日，李大钊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
6月9日，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邓初等人商议起草《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情绪激昂地说：“我们以学生、商人、劳工、军人名义，向政府提出最低要求，如果不听，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李大钊比较冷静，说：“为了防止不测，不宜在《每周评论》上刊出，可印成传单散发。”这时，陈独秀还不知道，一张大网正向他张来。
6月，北京各警察区署接到京师警察厅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邓康、陈为人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在大沟头18号设立印刷机关防害治安。
但警察只知陈独秀住在中一区界内，不知陈独秀确切地址。
10日，《北京市民宣言》油墨未干，陈独秀等人拿到中央公园等处散发。北京政府大为恐慌，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使印发传单的人。
第二天午饭后，陈独秀西装革履，戴上礼帽，随身带了一筒传单出门。
高君曼见陈独秀步履匆匆，也没有多问。
外形似弓弩一样展开的四层高大主建筑的新世界游艺场人影幢幢，小摊小贩的叫卖声，人潮如涌的嘈杂声浑成一片。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以目示意，然后一个人穿过人群直奔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
新世界是北京外右区区警察署侦察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名侦辑人员、巡官、巡警在这里活动。头一天，他们接到侦查传单的任务后，今天侦辑队洪分队长也到了新世界。
约中午2点，一个叫朱霞的巡警神色慌张地找到巡官刘永德、邓海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刚捡到的传单。
他们不动声色叫上洪分队长一层层向新世界商场上搜寻，在五楼上，他们看见了刘色紧张、形迹可疑的陈独秀。
两名巡官快步前，一边一个扭住陈独秀左膀右臂。“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抓人。”陈独秀大吼大叫。
一名巡官从陈独秀身上搜出一筒传单和一封兰公武给陈独秀的信。陈独秀不再叫了。几个人见抓到了陈独秀，警官与侦辑队洪分队长发生了争执。警官人多，强行将陈秀押往警察厅外右五区警察署解宪厅。
审讯时，陈独秀说：“我是北大文科学长，蔡校长走后，我也请假回安徽，昨天才到北京。今天到新世界商场，在头层楼矮墙上捡到一筒传单，看到三分之二处，大意还没有看明，就被你们抓来了。”
“传单从哪里来的？”巡官一再讯问，陈独秀总是回答：“因为是捡来的，确实不知传单来历。”
晚上12时许，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围了北泄子箭杆胡同9号陈氏住宅。两扇对开的破旧的窄木门被震得摇摇晃晃，门前一对矮小的石狮无奈地吡着大嘴。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瑟瑟发抖。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事了。
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6个人官职，其中有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所以王怀庆坚持主张将陈独秀按军法处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是安徽合肥人，他要将陈独秀按警律处理。双方争执不下，告到总统徐世昌那儿，徐世昌决定送法庭判决。
徐世昌迫于形势，6月10日免去曹、陆、章职务，6月11日提出辞职。抓住陈独秀后，徐世昌又收回辞意，只是换了内阁总理，由龚心湛接替钱能训。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在第二三版用几行字小心翼翼地刊出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
上海的《民国日报》则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
李大钊对高一涵说：“南北分寸迥然有异。要造成南北呼应的形势营救仲甫。罗家伦、黄昆仑已经写信给上海安徽协会及全国学联，这个办法好。大家各显神通，先把舆论造出来。”
“行严与龚代总理关系不错，给他拍个电报如何？”高一涵提醒道。
“我来拍个电报吧”。李大钊到北大是行严推荐的。他对高一涵说：“你也拍个电报，行严散漫惯了，什么事都不急。”
“《公言报》看了么？”高一涵问李大钊：“京师总商会申明《北京市民宣言》是假借市民名义。《神州日报》说‘营救能否有效，殊难预卜也’，阴阳怪气。”高一涵想起了《神州日报》记者张豂子。
“仲甫宣传新思潮得罪了旧势力，这些人乘机落井下石。”李大钊捏紧拳头说。一个星期以后，上海传出陈独秀已释放的消息。李大钊生气地对高一涵说：“邮局克扣电报，黑势力猖獗到什么地步。”
“报上说北大新潮社傅斯年、罗家伦已被安福会收买。”
“谁营救仲甫最得力，谁就要准备遭围攻。”
“守常，你也出去躲一躲吧。”虽然高一涵不知道李大钊是警察厅黑名单上的第2号人物，但种种迹象表明，李大钊走为上策。
李大钊沉思了一会，点点头，说：“仲甫家眷怎么样？”
“还是不让见仲甫。报上讲仲甫受了两次拷刑，陈夫人担心仲甫胃病么作。”
“有行严给龚心湛写信、田桐致徐世昌函，估计促甫没有生命危险。我走后，《每周评论》交适之负责，你和《新潮》的学生多关心一下陈太太。”李大钊关照道。
听说《每周评论》交胡适，高一涵放低了声音说：“适之从外地回来，便反对学生罢课，近来和罗家伦天天陪杜威到处讲课，你看……”
李大钊听出高一涵对胡适有些不放心，摆摆手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天气渐热，警方同意高君曼送书籍、衣服及少数饮食品，但不允许和陈独秀见面。后来，警方突然又允许高君见陈独秀了。铁门咣咣啷啷的打开后，借着昏暗的光线，高君曼看见一张低矮的床上，卧着他的先生：衣衫不整，胡子拉碴，正染着寒热病。
高一涵对胡适的不放心，不久就应验了。
胡适对《新青年》、《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有看法。4月，《每周评论》发表《共产党宣言》（摘译）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胡适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
7月20日，胡适趁李大钊离京期间，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写道：“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问胡适：“这是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罗家伦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
“我这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胡适说。罗家伦感到胡适有意用“实验”这个词，和杜威的“实用”略有区别。
“这次学潮是我人生一大体验，只有我们这些书呆子参加奋斗，真国故社的人一个不动。我已下决心，学潮平息之后，百事不问，拟安先生和杜威的教诲，闭门读书，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罗家伦感慨万千地说。
胡适满意地点点头，眯着眼笑了：“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不久，李大钊从外地回来，读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十分生气：“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一次胡适讲课，文言白话掺着讲，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写到自己写了“胡说”，成了笑话。李大钊知道胡适针对的不是别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针对的主要不是陈独秀，而是他李大钊，便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迎接胡适的挑战。
“好好先生终于发脾气。”《新青年》同人从李大钊的文章中闻到炎药味：“《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指胡适）……一方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胡适读8月17日第35号《每周评论》时，眉头紧锁，半日不语：“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一个个具体问题解决的希望了么？”他想做篇文章反驳，转而又想，仲甫还在狱中，还是先忍忍吧。
8月10日，徐世昌政府查封《每周评论》，罪名是公开宣传过激主义。隔日，胡适拉着虞春汀去警察厅找总监吴炳湘。吴炳湘对胡适说：“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嘛！”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
9月上旬，急欲与西南和解的徐世昌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许世英到上海。孙中山说：“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许世英连连点头，说：“东海、心湛都是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的，孙先生的意见，我立即打电报回去秉报。”
9月16日下午4时，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出狱前，警方当作保人的面，拿着保状告诉陈独秀：“陈先生的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
陈独秀点头答应了。
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会议主席张国焘致欢迎辞，他说：“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张国焘方方的脸盘，鼻隆眉直，陈独秀和颜悦色地看着他讲话，对他的印象不坏。
陈独秀致了简短的答辞，他说：“此后无论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将和同学们一道，与恶势力作斗争。”陈独秀知道，北大趁蔡元培走后，正式免去他的文科学长一职，改任国史馆编篡。
李大钊、刘半农来看陈独秀，带来了专门为欢迎陈独秀出狱写的白话诗。
李大在诗中写道：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刘半农诗写的很长，开头是：
“D——！
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见你。
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
“其实，有90多天。”半躺在床上的陈独秀说。
“我们的D回来了，《每周评论》却被他们查封了，你听说了么？”李大钊坐在床前的椅上，倾身替陈独秀掖了掖被条。
陈独秀点点头：“适之告诉我了。”
“适之很不像话，用对付林琴南那一套对付守常，说守常宣传主义是阿狗阿猫、鹦鹉、留声机。”刘半农一提到胡适，十分生气。
陈独秀缓缓地说：“我以前主张从研究室到，从监狱到研究室，这次真进了监狱，才感到守常是对的，中国没有主义是不行的。”
李大钊脸上露出了笑容：“都说监狱是革心洗面的地方，想不到把我们的D革成主义派了。”
这时，房里进来了一个獐头鼠目的陌生人，李大钊、刘半农起身告辞。来人是警方的探员，奉命每日到陈宅巡察，并叫陈独秀填写《受缘戒令者月记表》。
“他们是什么人？”探员看着李大钊、刘半农离去的背影，问陈独秀。
“同乡。”陈独秀搪塞了一句。
“这些是什么书？”探员发现陈独秀床前堆了不少翻黄了的书。
“都是训诂、文学方面的书。”
探员伸手拿起一本书翻了翻，说：“这样就好。”
探员走后，陈独秀从枕下取出一叠《每周评论》翻了起来。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发表的一首《怀陈独秀》的小诗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诗是北大庶务主任、安徽无为人李辛白写的。
“依他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看着这四行小诗，陈独秀的内心世界逐渐升腾起一股感激之情，一种为了真理而献身的幸福和喜悦。
《新青年》同人不久发表，陈独秀出狱后写的文章，一篇一篇地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现实政治使陈、李走到一起，而使陈、胡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