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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
1.28 《醒世姻缘传》考证

《醒世姻缘传》考证

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的《醒世姻缘》,已排好六、七年了;他们把清样本留在我家中,年年催我做序。我因为不曾考出这书的作者“西周生”是谁,所以六、七年不能动手做这篇序。我很高兴,这几年之中,材料渐渐增添,到今天我居然可以放胆解答“《醒世姻缘》的作者是谁”的一个难题了。

这个难题的解答,经过了几许的波折,其中有大胆的假设,有耐心的搜求证据,终于得着我们认为满意的证实。这一段故事,我认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所以我依这几年逐渐解答这问题的次序,详细写出来,给将来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个有趣味的例子。正是:

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一 我的假设

《醒世姻缘》刻本首卷有“西周生辑著,然藜子校定”两行字;又有一篇弁语,末尾写着:

环碧主人题

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这都不能供给我们什么考据的材料。辛丑也不能定为那一个辛丑;我们又无从知道这篇弁语是著书人的自序,还是刻书人的手笔。

书中的事迹托始于明朝英宗正统年间,直到宪宗成化以后,都在十五世纪(约一四四(〇——一五〇〇)。但我们看这部书里面的事实,就可以知道这部书绝不是明朝中期的作品。有几条证据:第一,书中屡次提到杨梅疮。我们知道杨梅疮是西洋人从美洲带回欧洲,又从欧洲流传到中国的。在中国进口的地方是广东,所以杨梅疮在这书里又叫做广东疮。哥伦布发现美洲在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已在十五世纪的末年了;所以我们估计《醒世姻缘》应该是十七世纪的书,或是明末,或是清初,不会更早的了。第二,书中屡次提到《水浒传》《西游记》的典故(如第八十七回的牛魔王夫人,地煞星顾大嫂孙二娘等;如第九十八回林冲武松卢俊义等),可见这书的著作在《水浒传》《西游记》的定本已很风行之后,这也应该在明末清初的时代了。

我为此事,曾去请教董绶金(康)孟心史(森)两位先生。孟先生曾给我一封长信,他主张此书大概是清初的作品。我后来推想杨梅疮推行到北方应该需时更久,所以我也倾向于这一说。

但西周生究竟是谁呢?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从那一点下手呢?我研究全书的内容,总觉得这部书的结构很像《聊斋志异》里的《江城》一篇。《醒世姻缘》的结构是一个两世的恶姻缘:

(一)前生

晁源射死了一只仙狐,又把狐皮剥了。他又宠爱他的妾珍哥,把他的妻计氏逼的上吊自杀。

(二)今生

晁源托生为狄希陈,死狐托生为他的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他的妾童寄姐。狄希陈受他的妻妾的种种虐待,素姐的残暴凶悍更是惨无人理。后来幸得高僧胡无翳指出前生的因果,狄希陈念了一万遍《金刚经》,才得消除冤业。

作者在“引起”里指出这一条可怕的通则:

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

他又有诗道:

……名虽伉俪缘,实是冤家到。前生怀宿仇,撮合成显报。同床睡大虫,共枕栖强盗。此皆天使命,顺受两勿躁。全书末回里,胡无翳对狄希陈说:

这是你前世里种下的深仇,今世做了你的浑家,叫你无处可逃,才好报复得茁实。如要解冤释恨,除非倚仗佛法,方可忏罪消灾。

我们试把这两个结构来比较《江城》的故事,就可以看出这两个故事是同样的。《江城》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前生

一个士人误杀了一个长生鼠。

(二)今生

士人托生为高蕃,死鼠托生为樊江城,两人幼小时相恋爱,结婚后,江城忽变成奇悍,高蕃受了种种奇惨的虐待。后来他的母亲梦中见一位老人告诉她道:“此是前世因……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为也。每早起,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高家父母都依梦中的话去行,两月余之后,江城果然悔悟了,竟成为贤妇人。

这两个故事太相同了,不能不使我注意。相同之点,可以列举出来作一张对照表:(下页)

《江城篇》有附论,说:

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跗骨之蛆,其毒尤惨。

《醒世姻缘》的“引起”也说:

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那夫妻之中,就如脖项上瘿袋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间无处可逃,夜间更是难受。……将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你颈上锯来锯去,教你零敲碎受。这等报复,岂不胜于那倒王的刀山剑树,硙捣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狱?

这两段议论可算是同一个意思,不过古文翻成了白话罢了。

《醒世姻缘》的作者问题,好像大海里捞针,本来无可下手处。可是《江城》的故事使我得着一个下手的地点了。所以我在四五年前就提出一个假设的理论,说:

《醒世姻缘》和《聊斋志异》的《江城》篇太相像了,我们可以推测《醒世姻缘》的作者也许就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

二 内证

我有了这个假设,就想设法证实他,或者否证他,不曾证实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测,算不得定论。

证实的工作很困难,我在前几年只能用《聊斋志异》和《醒世姻缘》两部书作比较的研究,想寻出一些“内证”。这些“内证”也有很值得注意的:

第一,《聊斋》的作者十分注意夫妇的问题,特别用气力描写悍妇的凶恶。这一点正是《醒世姻缘》最注意的问题。《聊斋》《江城》篇附论说:

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醒世姻缘》也说:

但从古来贤妻不是容易遭着的,这也即如“王者兴,名世出”的道理一般。《聊斋》写悍妇的故事有好几篇;《江城》之外,有《马介甫》篇(卷十)的尹氏,《孙生》篇(卷十四)的辛氏,《大男》篇(卷三)的申氏,《张诚》篇(卷二)的牛氏,《吕无病》篇(卷十二)的王氏,《锦瑟》篇(卷十二)的兰氏,《邵女》篇(卷七)的金氏。十几卷书里写了这么多的奇悍妇人,这还不够表示作者的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吗?《聊斋》还有一篇《夜叉国》(卷五)写一个母夜叉和人配合,生二子一女;后来一个儿子立了战功,封男爵,那位夜叉母亲也封夫人。附论说:

夜叉夫人,亦所罕闻。然细思之,亦不罕也。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

最奇怪的是,人见了那位真夜叉虽然“无不战栗”,然而究竟因为她受的人类文明的熏染还不很深,她还够不上悍妇的资格。比起上面列举的各位太太们来,这位道地的母夜叉真可以算是一位贤德夫人了!

《醒世姻缘》和《聊斋志异》同样注意描写那些没有人理的悍妇,这一点使我更疑心两部书是同一个人做的。

第二,《醒世姻缘》的伟大,虽然不是《聊斋》的短篇所能比拟的,然而《聊斋》里的一些悍妇,好像都是薛素姐和童寄姐的草稿子,好像先有了这些炭画的小稿本,——正面的几幅,背面的又几幅,工笔的几幅,写意的又几幅,——然后聚精会神,大笔淋漓,综合成《醒世姻缘》里的两幅伟大的写真。《聊斋》里的悍妇,一个一个都是具体而微的薛素姐童寄姐,不过因为是古文的短篇,只写得一个小小的方面,不能描写的淋漓尽致。但有许多处的描写,实在太像《醒世姻缘》了,使我们不能认作偶然的巧合,使我们不能不认作稿本与定本的关系。

《聊斋志异》写悍妇,往往用“虚写”的法子,就是不详细写一个妇人凶悍的事实,只说她的丈夫忍受不住了,只好逃走躲开。如《大男》篇写申氏,只说她“终日晓聒”,使她的丈夫“恒不聊生,愤怒亡去”。如《吕无病》篇写王天官的女儿的骄悍,只说她“数相斗阅”,她的丈夫“患苦之……不能堪,托故之都,逃妇难也”。写丈夫“逃妇难”,正是用虚笔反映悍妇的可怕。在《锦瑟》篇里,作者更尽力运用这种虚写方法:王生的妻子兰氏骄悍极了,“常庸奴其夫”,王生有一次对她说:

所遭如此,不如死。太太更生气了,就问她预备何时死,怎样死法,并且给他一条索,让他好去上吊。

王生忿投羹碗,败妇颡;生含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怀带入深壑,至丛树下,方择枝系带……

他遇见鬼仙了。他刚入门,

有横流涌注,气类温泉。以手探之,热如沸汤,亦不知其深几许。疑即鬼神示以死所,遂踊身入,热透重衣,肤痛欲糜。……

他极力爬抓,才得上岸,又

有猛犬暴出,龁衣败袜。

这些痛苦,他都不怕,他只怕回家。他对那女鬼说:

我愿服役,实不以有生为乐。

女鬼说:

吾家无他务,惟淘河,粪除,饲犬,负尸。作不如程,则(聶刂)耳劓鼻,敲刖硁趾,君能之乎?

那位“求死郎”说,“能之。”但他回首欲行,见尸横墙下,近视之,血肉狼藉〔婢〕曰,“半日未负,已被狗咋。”即使生移去之。生有难色。脾曰,“君如不能,请仍归享安乐。”生不得已,负置秘处。

《锦瑟》一篇是最用气力的虚写法,但写丈夫这样冒死“逃妇难”,就可以使我们想像悍妇之苦真“胜如那阎王的刀山剑树,硙捣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狱”。

但反面的虚写究竟不好懂,不如正面的实写。《聊斋》实写悍妇的罪恶,有《江城》,《邵女》,《马介甫》等篇。《邵女》篇的金氏的悍状是:

(1)虐待妾,一年而死。

(2)虐待妾林氏,逼她吊死。

(3)鞭妾邵女。“烧赤铁、烙女面,欲毁其容。又以针刺胁二十余下。”

丈夫娶妾,太太逞威,这还在情理之中,所以作者自己也说:

女子狡妒,天性然也,而为妾腾者又复炫美弄机以增其怒,呜呼,祸所由来矣。

《马介甫》篇写杨万石妻尹氏的悍状就比金氏更不近情理了。

(1)她“奇悍,少忤之,辄以鞭挞从事。”

(2)她的公公“年六十余而鳏,尹以齿奴隶数。杨与弟万钟常窃饵翁,不敢令妇知。颓然衣败絮,恐贻讪笑,不令见客。”

(3)妾王氏有妊五月,她知道了,剥了她的衣裳,痛打几顿,把胎打堕。

(4)她“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观者填溢。”马介甫拉住杨万石,替他解下女装,“万石耸身定息,如恐脱落。马强脱之,而坐立不安,犹惧以私脱加罪。”

(5)她要用厨刀在她丈夫的心口画几十下。

(6)她撕毁她公公的衣服,“批颊而摘翁髭。”。

(7)她逼死她的小叔杨万钟。

(8)她逼嫁万钟之妻,虐待他的孤儿,日夜鞭打他。

(9)她虐待她公公,“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隶道士籍,万石亦不敢寻。”

这位杨尹氏可算是奇悍了。但那位高家江城的凶悍比她更来的奇怪。江城和高蕃本是小朋友,从小就相怜爱,高蕃执意要娶她为妻。结婚之后,她的脾气渐渐发作,“反眼若不相识”。她的悍状有这些:

(1)她鞭挞她丈夫,“逐出户,阖其扉,生習習门外,不敢叩关,抱膝宿檐下。”

(2)“其初长跪犹可以解。渐至屈膝无灵。”

(3)“抵触翁姑,不可言状。”

(4)“一日,生不堪挞楚,奔避父所,女横挞追入,竟即翁侧,捉而箠之。翁姑沸噪,略不顾瞻。挞至数十,始悻悻以去。”

(5)她的父母气愤不过,先后病死。

(6)她装作陶家妇,哄骗高蕃,试出了他的私情,捉他回家,“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数骂之。……生日在兰麝之乡,如犴狴中人仰狱吏之尊也。”

(7)她恨她姊姊,带了木杵去,捶她一顿,打的她“齿落唇缺,遗矢溲便。”

(8)高生的同窗王子雅偶然嘲笑他,江城偷听得了,就暗中把巴豆下在汤里,使他大吐大泻,几乎病死。

(9)王子雅邀高生饮酒,招了妓女谢芳兰来陪酒,同座的人故意让她和高生并坐私语。江城扮了男子在邻座侦察,逼他回家,“伏受鞭扑。从此益禁锢之,吊庆皆绝。”

(10)她疑高生与婢女有私情,“以酒坛囊婢首而挞之。已而缚生及婢,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之。释缚令其自束。月余,补处竟合为一。”

(11)“江城每以白足踏饼,抛尘土中,叱生摭食之。”

(12)她夜间睡醒,令她丈夫捧进溺盆。

(13)她每“闻门外钲鼓,辄茁发出,憨态引眺,千人共指,不为怪。”“有老僧在门外宣佛果,观者如堵,女奔出,见人众无隙,命婢移行床,翘登其上。众目集视之,女为弗觉也者。”

这几篇的写法都是正面的实写。实写的是工笔细描,虚写的是写意传神。凡此诸篇,或正面,或反面,或虚写,或实写,都可以表见《聊斋志异》的作者用十分气力描写夫妇之间的苦痛。

《醒世姻缘》的作者正是十分用气力描写夫妇之间的苦痛。我们若用两部书里描写悍妇的详细节目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两部书的描写方法很有相同之点;就可以看出《聊斋志异》的写法全都采用在《醒世姻缘》的后六十回里,只不过放大了,集中了,更细密了,更具体了,使人更觉得可怕了。

《醒世姻缘》里的描写,兼用虚实两种笔法。薛素姐和童寄姐的凶悍,都有详细的描写,凡《聊斋志异》里实写的悍状,几乎没有一件不曾被采入这部“悍妇大全”里去。(最明显的例外,只有《江城》篇里割肉互补一条。)我们不能逐条引证,只可举一些最明白的例子:

(1)江城的气死父母,忤逆翁姑,尹氏的虐待公公,在《醒世姻缘》里都写在素姐一人身上。狄翁因庇护儿子,被素姐气的风瘫,气的病死。有一次,她竟放火烧屋。婆婆气死在素姐手里。公公纳了妾,素姐怕妾生子,总想把公公阉割了。公公病危了,素姐日夜监视,不许他对家人说一句秘密话。素姐的父亲和嫡母也都被她气死。

(2)尹氏和江城的鞭挞丈夫,也都是素姐的家常便饭。江城用针遍刺丈夫的两股,金氏用针刺邵女的两胁。素姐把丈夫拴在床脚上,用纳鞋底的大针遍身扎刺(第五十二回)。有一次她用嘴咬丈夫的胳膊,咬下一大块肉,咬的他满地打滚(第七十三回)。这都不算重刑。有一次,她用一个大棒槌,关起门来打丈夫,打了六百四十棒槌,只剩一丝油气!(第九十五回)

(3)江城夜间要丈夫捧进溺盆,那也是狄希陈的孝顺工作。一天早起他忘了把溺盆端出去,挨了一顿臭骂,还被他老子教训他道:“你可也是个不肯动手的人!你问娘,我不知替他端了多少溺盆子哩!你要早替他端出,为什么惹他咒这么一顿?”(第五十九回)

(4)江城的丈夫每夜“如在犴狴之中,仰狱吏之尊。”狄希陈是常坐监的。半步宽的马桶间,一根绳子作界线,一幅门帘作狱门,他就“条条贴贴的坐在地上,就如被张天师的符咒禁住了的一般,气也不敢声喘。”晚上还得“上柙”,用麻绳捆在凳上(第六十回)。还得上“拶子”,把双手拶在竹管做的拶指里,使界尺敲着两边。还得上火焰山,使烟熏他的两眼(第六十三回)。

(5)江城用脚踏饼,抛在尘土里,叫他丈夫拾去吃。素姐把丈夫关在监牢里,“连牢食也断了他的。”(第六十三回)

(6)《邵女》篇的金氏用烧红的烙铁,烙邵女的脸。素姐候狄希陈穿了吉服,把一熨斗的炭火尽数倒在他的衣领里,烧的他要死不活,脊梁上足够蒲扇一块胡焦稀烂(第九十七回)。

(7)金氏虐妾至死,江城也虐待婢女,尹氏也虐打有妊的妾,把胎打掉。童寄姐虐待小珍珠,逼她吊死(第七十九至八十回)。素姐也毒打小玉兰,虐待调羹母子。幸而她的丈夫不敢在家娶妾,娶的妾又比她更辣,所以在这一方面她的威风使不出来,只好把怨毒都结在丈夫身上,下了三次毒手,最后一次用箭把丈夫几乎射死(第九十五至一百回)。

(8)江城扮娼妇试探丈夫的私情,童寄姐也假装婢女小珍珠试探丈夫的私情(第七十九回)。这两件事的写法是一样的。

(9)《江城》篇的妓女谢芳兰一段,和《醒世姻缘》的妓女小娇春一段(第六十六回)的写法是一样的。《江城》篇写的高生“颜色惨变,不遑告别,匆匆便去。”《醒世姻缘》里简直把这几句翻成了白话:“狄希陈唬的个脸弹子莹白的通长没了人色,忘了作别,披着衣裳,往外飞跑。”

这样的字句相同,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些例子,都可以供我们作比较的研究,都可以使我们相信《醒世姻缘》和《聊斋志异》有很密切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很可以注意的例子。《聊斋志异》卷十四有《孙生》篇,写一个辛氏女,嫁给孙生,初入门就不肯和丈夫同床,用种种防卫的方法,使孙生不敢亲近她。一个多月之后,有人教他用酒醉的方法。

敬以酒煮乌头,置案上。入夜,孙酾别酒,独酌数觥而夜。如此三夕,妻终不饮。一夜,孙卧移时,视妻犹寂坐,孙故作齁声。妻乃下榻,取酒煨炉上。既而满饮一杯,又复酌,若至半杯许,以其余仍纳壶中,拂榻遂寝。久之无声,而灯煌煌尚未灭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锡集熔化矣!”妻不应。再呼,仍不应。……

孙生的方法和《醒世姻缘》第四十五回“薛素姐酒醉疎防”的一大段完全相同。

狄希陈假做睡着,渐渐的打起鼾睡来,其实眯缝了一双眼看她。只见素姐只道狄希陈果真睡着,叫小玉兰拿过那尊烧酒,剥着鸡子,喝茶钟酒,吃个鸡蛋,吃的甚是甜美。吃完了那一尊酒,方才和衣钻进被去。睡不多时,鼾鼾的睡着去了。狄希陈又等了一会,见他睡得更浓,还恐怕他是假装,扬说道:“这卓上冷,我待要床上睡去。”一谷碌坐起来,也不见他动弹……

这种相同的写法,也不会是完全偶然的巧合罢?

三 第一次证实

我有了这个大假设,到处寻求证据,但总寻不着有力的证据。民国十八年,我回到北京,买了一部邓文如先生(之诚)的《骨董琐记》,在第七卷里见着一条“蒲留仙”,其文如下:

《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莱阳赵起果守睦州,以稿本授鲍以文廷博刊行。余蓉裳集时客于赵,为之校雠是正焉。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易篑时自知后身即平阳徐昆,字后山,登乡榜,撰《柳崖外编》。乾隆庚子其孙某所述如此。……

我看了这一条,高兴得直跳起来。但我细细地读了这一段文字,又不免感觉失望,邓文如先生引的鲍廷博的话,究竟到那一句为止呢?鲍廷博的话见于何书呢?“其孙某”是蒲留仙的孙子,还是徐昆的孙子呢?邓先生此条文字的眉目不清,容易使人误读误解。即如此条所记“易箦时自知后身为平阳徐昆”一节,完全出于后人的传说,只是一种神话,全无根据,聊斋临死时并无“自知后身为平阳徐昆”的事,乾隆晚年有个妄人徐昆,字后山,模仿《聊斋志异》的短篇文字,做了一部《柳崖外编》,自称为蒲留仙的后身。《柳崖外编》有一篇博陵李金枝的序,年代为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李金枝自称“时年八十有二”,序中说徐昆是蒲留仙的后身,捏造出一大串神话。但李金枝自称“忆余少师蒲柳泉先生,柳泉殁,汨然无所向。”殊不知蒲留仙死在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见于张元所作《蒲留仙墓表》。从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五十六年,凡七十六年,蒲留仙死时,李金枝只有六岁,哪能做他的弟子,又哪能“汨然无所向”呢!此种神话不值得一笑,也会混入邓先生的札记中,又好像是鲍廷博说的,又好像是“乾隆庚子其孙某所述如此”,真叫人莫名其妙了。

我当时读了这段札记,就托合肥阚霍初先生(铎)去问邓文如先生究竟鲍廷博的话是出于何书,有何根据。邓先生回信说是听见缪荃孙说的。后来孙楷第先生又去当面问过邓先生,邓先生说鲍廷博的话是缪荃孙亲听见丁晏说的,曾记在缪先生的《云自在龛笔记》的稿本里,但这部稿本已不可见了。

丁晏和缪荃孙都是一代的大学者,他们的记载应该可以相信。只可惜邓文如先生当日太疏忽了一点,不曾把缪荃孙的笔记原文全抄下来。我对于此条记载虽然不很满意,但我承认鲍廷博的话,是一个极重要的证据。因为鲍廷博决不会像我这样从《醒世姻缘》和《聊斋志异》的内容上去推想蒲留仙为《醒世姻缘》的作者,他当时既从莱阳赵家得着《聊斋》的稿本,他也许从赵家得着关于《醒世姻缘》的传说。鲍刻《聊斋》,已在蒲留仙死后五十年之后,这个传说已不完全可信了。如说“书成为其家所汗,至褫其衿”,是不可信的。蒲留仙是一个老秀才,到他七十二岁时才补岁贡生(见《淄川县志》),绝没有被革去秀才衣襟的事。但当时鲍廷博听见的传说必是从山东传来的,虽有小小讹误,还可证实当时确有人知道《醒世姻缘》是蒲松龄做的。

我凭空设想的一个推论,在几年之后,居然得着这样一条古传说的证明,我不能不感谢邓文如先生的帮助了。

四 孙楷第先生的证据

十九年的夏天,我又到了北平,在中海见着孙楷第先生;我知道他是最研究小说的掌故的,就请他帮我搜查关于《醒世姻缘》的材料。隔了几个月,孙楷第先生寄给我一封长信,报告他研究的结果。他的长信的全文,读者可以参看。他的方法是用《醒世姻缘》所记的地理,灾祥,人物三项,来和济南府属各县的地志参互比较,证明:

(1)书中的地理实是章邱淄川两县。

(2)著书的时代在崇祯康熙时,至早不得过崇祯。

(3)作者似是蒲留仙,否则也必是明清之间的章邱人或淄川人。

孙先生证明书中的绣江县即是章邱,证据确凿,毫无可疑。他在人物的考证,指出书中三十一回所记的救荒好官李粹然是实有的人物,书中说他是河南河内人,丙辰进士,都是事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发现。他又特别注意书中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回记载的种种灾异。他用《济南府志》,《淄川县志》,《章邱县志》的灾祥部来比较,断定书中所记水早灾荒大都是崇祯康熙年间淄川的事实。

这时候,我和孙先生都不曾见着蒲松龄的全集。后来我们见了《聊斋文集》的几种本子,读了集中记灾的诗和几篇记载康熙四十二三年淄川灾荒的文字,更相信孙先生的方法是很有见识的。我试举一个例,可以补充孙先生的研究。《聊斋文集》有《纪灾前编》,记康熙四十二年的淄川灾情,开篇就说:

癸未(一七〇三)四月天雨,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雨竟日,自此淫霖不休,农苦不得耨,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六月十九日始晴,遂不复雨。低田水没胫,久晴不涸,经烈日,汤若煮,禾以尽槁。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萚。……禾被(口替),以枯以秕,譩尽臭,牛马不食。……

此次因官不肯报灾,所以“淄未成灾”,不见于《淄川县志》,所以孙楷第先生也不曾记录。但这一段记灾的文字颇和《醒世姻缘》的考证有关系。《醒世姻缘》第九十回记成化十四年武城县的灾情如下:

……谁知到了四月二十前后,麦有七八分将熟的光景,可可的甲子日下起雨来,整日的无夜无明,倾盆如注,一连七八日不住点。刚得住,住不多一时,从新又下。……只因阴雨不晴,将四乡的麦子连秸带穗弄得稀烂,臭不可当。这两处写灾情,都注重“甲子日”的大雨,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推想两处的记载是出于蒲松龄一个人的手笔。又可以推想《醒世姻缘》第九十回记的灾情,是康熙四十二三年的淄川灾情。这不但可以考证此书的作者,又可以考见此书的著作到康熙四十二三年(一七〇三——四)——蒲松龄六十四五岁时——还没有完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五 聊斋的白话韵文的发现

当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们对于我的假设最怀疑的一点就是:《聊斋志异》的古文作者是不是写得出《醒世姻缘》那样生动白描的俗话文学?这个问题若没有圆满的解答,我的假设还算不得已证实了。

民国十八年,北平朴社印出了一册《聊斋白话韵文》,是淄川马立勋先生从淄川一个亲戚家得来的。这一册共有六篇鼓词:

一、《问天词》

二、《东郭外传》

三、《逃学传》

四、《学究自嘲》

五、《除日祭穷神文》

六、《穷神答又》

我看了这些白话的鼓词,高兴极了,因为这些鼓词使我们知道蒲松龄能做极好的白话文学。这六篇之中,最妙的是《东郭外传》,演唱《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一章,我抄写一两段在这里:

这妇人们是极好哄的。听了这话,把个齐妇喜的是心花俱开,说道:

“好!你竟有这样朋友!人生在世,不过是个虚脸;家里的好歹,谁家见来?属驴屎弹子的,全凭外面光。咱家里虽然是没有什么咧,那众位老爷们全凭俱合你相与,别人谁还不奉承呢?可知人不在富贵,全在创!创出汉子来,就是汉子。”

齐人说:

“自然么!这富贵人家的酒食,岂是容易给人吃的?全在有点长处,弄到他那拐窝里,才中用。我不才,行动款段段的,言语文番番的,这就是创百家门子抓鳖钩子呢。所以这城里的乡官打上鳔来的合咱相与。一见面,高拱手,短作揖,你兄我弟,实在大弄天下之脸!那些黎民小户,也有大些老彀搬的,究竟是‘狗啃骨头干咽沫’,如何上的堆呢?”

单这两段散文的说白,已可以表现那诙谐的风趣,活现的土白,都和《醒世姻缘》的风格最接近。

马立勋先生在《聊斋白话韵文》的序文里曾说,他还有三篇曲词,不幸失落了。我去年到北平,见着马先生,才知道他又搜得了十一种的聊斋遗著,其中一种《墙头记》长篇鼓词,他已在《新晨报》上发表了。承他的好意,这十一种我都读了,目录如下:

七、《和先生揽馆》

八、《俊夜叉曲》

以上两种和前六种同为短篇鼓词。

九、《墙头记》(长篇鼓词。)

十、《幸云曲》(长篇鼓词,写正德皇帝嫖院的故事。)

十一、《蓬莱宴》(长篇鼓词,写吴彩鸾写韵事。)

十二、《寒森曲》(《聊斋》《商三官》故事。)

十三、《慈悲曲》(《聊斋》《张诚》故事。)

十四、《姑妇曲》(《聊斋》《珊瑚》故事。)

十五、《翻魇殃》(《聊斋》《仇大娘》故事。)

十六、《富贵神仙》(《聊斋》《张鸿渐》故事。)

十七、《禳妒咒》(《聊斋》《江城》故事。)

济南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曾说:

蒲柳泉先生……就所作《志异》中择《珊瑚》,《张讷》,《江城》,编为小曲,演为传奇,使老妪可解,最足感人。王培荀自序在道光乙巳(一八四五),他在当时已知道蒲松龄有这几种“老妪可解”的小曲与传奇了。这几种之中,《江城》一种(《禳妒咒》)是纯粹对话体的戏剧;其余各种都是鼓词。所以王培荀说,“编为小曲,演为传奇,”是很正确的。

这些曲本之中,《江城》独是戏剧体,这也可见作者特别看重这个悍妇故事。全书共分三十三回,约有七万字。《江城》故事的原文只有二千九百字,演成了戏曲,就拉长了二十四倍了。在“开场”一回里,作者极力演说老婆是该怕的:

〔《山坡羊》〕

不怕天,不怕地,单单怕那“秋胡戏”。性子发了要杀人,进了屋门没了气。尽他作精尽他制,放不出个狗臭屁。顶尖汉子全不济,这里使不的钱合势。杀了人,放了火,十万银子包里裹,一直送到抚院堂,情管即时开了锁。唯独娘子起了火,没处藏,没处躲,这个衙门罢了我!……

他说一个大将军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唱道:……

〔《皂罗袍》〕

戚将军忽然反叛,一声声叫杀连天,进去家门气不全,到房中不觉声音变,莺声一口,跪倒床前。——那软弱书生越发看得见!

这已可见蒲松龄的诙谐风趣了。全部剧本的情节依照《聊斋志异》的故事编排的,事实的次序,人物的姓名,几乎完全没有改动。但因为体裁自由多了,篇幅阔达多了,文体活泼多了,所以《禳妒咒》曲本中,有许多绝妙的文字,是原来的古文短篇万不能有的。如高生见了江城,交换了讦巾,回家要娶她,他的父母不肯,他就病了。古文故事只有“生闻之,闷然嗌不容粒”九个字,曲本里就大不同了:

〔长命拄杖上云〕

腰为相思瘦,带围长一指。

若不得江城,此生唯一死。

〔白〕自从见了江城,觉着这三魂出窍,好一似身在半空。那不体情的爷娘,又嫌他贫贱。这两日酒饭不能下咽,难道说就死了罢?

〔《还乡韵》〕好难害的相思病!也不是痒痒,也不是痛。这口说不出那里的症,情可是大家的情。——怎么丢些相思,叫俺自家啀哼!那茶不知是嘎味,那饭也是腥,颠颠倒倒,睡里是江城,梦里也是江城。江城呀,我为你送了残生命!

剧中第十五回“装妓”,是演江城假装陶家妇,黑夜去哄骗她的丈夫,高生点灯一招,才知道是江城:

〔点起灯来一炤,諕了一跌,把灯吊在地下。江城说〕这来见了你那可意人儿,怎么不看了?〔公子跪下说〕我再不敢了。〔江城说〕你就没怎敢罢呢!

〔《虾蟆曲》〕哄我自家日日受孤单,你可给人家夜夜做心肝!(强人呀)只说我不好,只说我不贤!不看你那般,只看你这般,没人打骂,你就上天!(强人呀)你那床上吱吱呀呀,好不喜欢!

过来,跟了我去,不许你在没人处胡做!

〔前腔〕我只是要你合我在那里罗,我可又不曾叫你下油锅。(强人呀)俺漫去搜罗,你漫去快活,今日弄出这个,明日弄出那个:——这样可恨,气杀阎罗!(强人呀)俺也叫人家“哥哥呀哥哥”,你心下如何!

这样的干脆漂亮的曲词,在明清文人的传奇里绝不多见,在聊斋的曲本里几乎每页都可以见着。蒲松龄有了这十几种曲本,即使没有那更伟大的《醒世姻缘》小说,他在中国的活文学史上也就可以占一席最高的地位了。

六 从聊斋的白话词曲里证明《醒世姻缘》作者

这十几部白话曲词,固然可以证明蒲松龄是能够著作白话文学的了。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能从这些曲词里寻出文字学上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曲词和《醒世姻缘》是同一个人的作品吗?

这种文字学上的考证是很困难的,但我在初见《聊斋白话韵文》六种时,就想试做这种比较的研究。当时因为那六种短篇的材料太少,所以我不敢下手。后来见了那十七种的曲词全文,字数不下三四十万,我就决定要做这种研究。

这种研究的方法是要把《醒世姻缘》里最特别的土话列举出来作为标准,然后去看那些聊斋曲本里有没有同样的土话,如有同样的土话,意义是不是相同,用法是不是相同。

这种研究方法用在别种普通文学书上,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两种书里文字上的相同也许是彼此互相抄袭模仿。例如元曲里用“兀的不”,明人清人作曲子也会用“兀的不”。又如《水浒传》用“唱喏”“剪拂”,后人作小说也会套用“唱喏”“剪拂”。但是,这种危险在《醒世姻缘》的研究里是不会发生的。第一,《醒世姻缘》用的是一种最特别的土话,别处人都看不懂,所以坊间的翻印本往往任意删改了。看不懂的土话,决不会有人模仿。倘若有人模仿沿用,必定要闹笑话。(例如《晋书》用的土话“宁馨”“阿堵”,后人沿用都是大错的。)第二,《醒世姻缘》不是很著名的小说,不会有人模仿书中的土话。第三,聊斋的白话韵文都是未刻的旧写本,决没有人先预料到某年某月有个某人要用他们来考证《醒世姻缘》,就先模仿《醒世姻缘》的土话,做出这些绝妙曲文来等候我们的考证。第四,聊斋的白话文学被埋没了二百多年,决不会有人模仿聊斋的未刻曲文里的土话来做一部长篇的小说。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寻出《醒世姻缘》和聊斋的白话曲词有文字学上的关系;如果这部小说的特别土话,别处人不能懂,别的书里见不着,而独独在聊斋的白话曲文里发现出了同样的字句和同样的用法,——那么,我们很可以断定这部小说和那些曲文是出于一个作者的手笔了。

今年我的朋友胡鉴初先生住在我家中,重新校读《醒世姻缘》的标点本,同时又校读那十几种的聊斋白话曲文。他是最细心的人,所以我劝他注意这些书里的特别土话。有许多奇特的土话,很不容易懂,只好用归纳的方法,把同类的例子全列举出来,比较着研究,方才可以确定他们的意义。鉴初先从《醒世姻缘》里搜求这样的例子,然后从那些白话曲文里寻求有无相同的例子。这方法一面可以归纳出这些奇怪土话的意义,一面又可以同时试探这部小说和那些曲文有没有关系。

我从鉴初的笔记里摘出这些最有趣又最惊人的例子:

【例一】“待中”(快要)

(《醒世姻缘》)(例子太多,略举五条)

(1)天又待中下雨。(四十一回,页4)

(2)爹待中往坡里看着耕回地来,娘待中也络出两个越子来了。(四五,5)

(3)这是五更么?待中大饭时了。(四五,5)

(4)大嫂把小玉兰丫头待中打死了。(四八,9)

(5)没人帮着你咬人,人也待中不怕你了。(五三,15)(《幸云曲》)

(1)那客来到家,急敢(氵展)净了茶壶,那客待中去了。

(2)就待中入阁了。

(3)待中死矣,还挣什么命!(《慈悲曲》)不必找他,他待中来家吃晌饭哩。(《禳妒咒》)我若是通你通呵,你待中恼了。(九回)

【例二】“中”(好)

(《醒世姻缘》)(例子太多,仅挑了三条)

(1)叫小厮们外边流水端果子咸菜,中上坐了。(二一,19)

(2)做中了饭没做?中了拿来吃。(四十,16)

(3)拇量着,中睡觉的时节才进屋里去。(五八,9)(《东郭外传》)

单说他小婆子在家里,做中了饭,把眼把眼的等候消息。

(《姑妇曲》)

中了饭,二成端给他吃了。

【例三】“魔驼”(迟延)

(《醒世姻缘》)

你们休只管魔驼中收拾做晌后的饭,怕短工子散的早。(十九,10)

(《墙头记》)

我这里没做你的饭。磨陀会子饥困了,安心又把饭碗端。

(《翻魇殃》)

你从此急忙回去罢,休只顾在外头魔陀。

【例四】“出上”(拼得)

(《醒世姻缘》)

(1)汪为露发作道:“你也休要去会试,我合你到京中棋盘街上,礼部门前,我出上这个老秀才,你出上你的小举人,我们大家了当!”(一五,17)

(2)程大姐道:“我也不加炉火,不使上钢,出上我这两片不济的皮,不止你郝尼仁一个……你其余的十几个人,一个个的齐来……我只吃了一个的亏,也算我输!”(七三,8)

(《墙头记》)

李氏说:“呸,放屁!俺庄里多少好汉子,那里找着你爹并骨!”

张大笑道:“出上你拣那好的并去!”

(《寒森曲》)

大不然人已死了,还觉哩么?出上就抬了去!

(《幸云曲》)

(1)没有金钱,出上我就不叫他。

(2)也只说有名无实,出上他不嫖就是了。

(3)是皇帝不是皇帝,出上就依他说。

(《姑妇曲》)

好合歹难出口,出上个不说话。

(《禳妒咒》)

过了门两家不好,出上俺再不上门。(五回)

【例五】“探业”(孙楷第先生说是“安分。”) (《醒世姻缘》)

你要不十分探业,我当臭屎似的丢着你;你穿衣,我不管,你吃饭,我也不管;汉子不许离我一步:这是第二等的相处。(九五,3) (《墙头记》)

天不教我死了!这肚子又不探业,这不是天还不曾晌午,早晨吃了两碗糊涂,两泡尿已是溺去了,好饿得紧!

【例六】“流水”(马上,一口气)(《醒世姻缘》)

不长进的孽种,不流水起来往学里去,你看我掀了被子,趁着光定(腚一臀)上打顿鞋子给你。(三三,19)(《寒森曲》)

那驴夫只当还要掀,恐防跌着,流水抱下驴来。 (《墙头记》)

好歪货,不流水快走,再近前恶心的我慌。 (《姑妇曲》)

一个拿着杴,一个抗着钁,流水先去刨去。 (《富贵神仙》)

谁与我劝劝打更人,也叫他行点好,流水把更打尽。 (《翻魇殃》)

大姐见他吐了血,流水应承着。 (《禳妒咒》)

咱流水走罢,我还待家里等我那老相好的哩。(十四回)

【例七】“头信”,“投信”,“投性”(爽性,索性) (《醒世姻缘》)

(1)咱头信很他一下,已(给)他个翻不得身。(十五,9)

(2)投信不消救他出来,叫他住在监里。(十八,6)

(3)放着这戌时极好,可不生下来,投性等十六日子时罢。(廿一,7) (《幸云曲》)

这奴才们笑我,我头信妆一妆村给他们看看。 (《禳妒咒》)

割了头,碗那大小一个疤,投信我掘他妈的,要死就死,要活就活。(十回)

【例八】“善查”,“善茬”(好对付的人)

(《醒世姻缘》)

(1)那个主子一团性气,料得也不是个善查。

(三九,7)

(2)偺那媳妇不是善茬儿,容他做这个?(七,6)(字典上“茬”字音槎,与查字同音。)

(3)大爷也拇量那老婆不是个善茬儿,故此叫相公替他上了谷价。(十,20) (《富贵神仙》)

原来那方二相公也不是个善查。 (《慈悲曲》)

看着那赵家姑姑也不是善查。

【例九】“老獾叨” (《醒世姻缘》)

(1)只是俺公公那老獾叨的唂唂哝哝,我受不得他琐碎。(六四,10)

(2)我咬了他下子,老獾儿叨的还嗔我咬了他儿。

(七三,13) (《墙头记》)

王银匠,老獾叨合咱爹,久相交,头发根儿尽知道。

【例十】“扁”,“贬”(偷藏,暗藏) (《醒世姻缘》)

(1)连那三成银子尽数扁在腰里。(七十,6)

(2)粮食留够吃的,其余的都粜了银钱,贬在腰里。 (五三,17) (《墙头记》)

老头子觔节的紧,我看他扁了那里去。 (《翻魇殃》)

果然着他粜一石,他就粜三石,大腰贬着钱去赌博。

【例十一】“偏”,“谝”(夸耀) (《醒世姻缘》)

这腊嘴养活了二三年,养活的好不熟化。尽管在酒席上偏(原注“上声”)拉,叫老公公知道,要的去了。(七十,12) (《幸云曲》)

(1)这奴才不弹琵琶,光谝他的汗巾子,望我夸他。

(2)这奴才又谝他的扇子哩。

【例十二】“乍”(狂) (《醒世姻缘》) 素姐说:“小砍头的!我乍大了,你可叫我怎么一时间做小服低的?”(九八,17) (《俊夜叉曲》)

老婆不要仔顾乍! (《幸云曲》)

(1)跌了个仰不蹅,起不来,就地扒,王龙此时才不乍。

(2)秀才说话就恁么乍。 (《寒森曲》)

当堂说了几句话,歪了诈的头似筐,一心去告人命状。

【例十三】“照”,“朝”(挡,招架) (《醒世姻缘》)

(1)你又是个单身,照他这众人不过。(廿,1)

(2)我们有十来个人,手里又都有兵器,他纵然就是个人,难道照不过他?(二八,8)

(3)要是中合他照,陈嫂子肯抄着手,陈哥肯关着门?(八九,15) (《幸云曲》)

(1)不是我夸句海口,调嘴头也照住他了。

(2)宝客王龙朝不住,常往手里去夺车。 (《寒森曲》)

(1)你若不能把他朝,还得我去替你告。

(2)摸着嗓子只一刀,他还挣命把我照。 (《姑妇曲》)

你婆婆宜量甚么好!不照着他,他就乍了毛!

【例十四】“长嗓黄”(噤了喉咙)

(《醒世姻缘》)

(1)你两个是折了腿出不来呀,是长了嗓黄言语不的?(九四,16)

(2)不叫我去,你可也回我声话,这长嗓黄一般不言语就罢了么?(九七,14)

(《幸云曲》)

你好似长嗓黄,把个尸丢在床,不知你上那里撞。

胡鉴初先生举的例子还多着哩。但我想这十四组的例子,很够用了。

有人说,这些例子至多只可以证明《醒世姻缘》的作者是蒲松龄的同乡,未必就能证明《醒世姻缘》也是蒲松龄作的。

我不承认这个说法。大凡一个文人用文字把土话写下来时,遇着不常见于文字的话头,就随笔取同音的字写出来,在一个人的作品里,尚且往往有前后不一致的痕迹;今天用的字,明天记不清了,往往用上同音不同形的字。今天用了“王八”,明天也许用“忘八”;今天用了“妈妈虎虎”,明天也许用“麻麻糊糊”;今天用“糊涂”,明天也许用“胡涂”,后天也许用“鹘突”。一个人还不容易做到前后一致,何况两个不同的作家的彼此一致呢?我们研究《醒世姻缘》里的一些特别土语,在这一部近百万字的大书里,也偶然有前后不一致的写法,如“待中”偶然写作“待终”,“魔驼”偶然写作“魔陀”。这都可见统一的困难。然而我们把这几十条最特别的例子合拢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土语的写法在《醒世姻缘》和那十几种聊斋曲文里都可以说是彼此一致的。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最不好懂的奇特土话却有彼此最一致的写法,如“乍”,如“出上”,如“老獾叨”,如“长嗓黄”,如“探业”。(二)《醒世姻缘》里如有两三种不同的写法,聊斋曲文里也有两三种不同的写法,如《醒世姻缘》里“扁”或作“贬”,曲文里也有“扁”“贬”两种写法;如《醒世姻缘》里“头信”或作“投信”,或作“投性“,曲文里也有“头信”“投信”两种写法;如《醒世姻缘》里“遭子”(一会儿的意思;此例上文未举)或作“造子”,曲文里也有“遭子”和“噪子”两种写法。这种彼此一致的写定土话,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两个人彼此互相抄袭的,也绝不是两个人同抄一种通行的土话文学的。偶然的暗合决不能解释这么多的例子的一致。一部不风行的小说和十几种未刻的曲文绝没有彼此互相抄袭的可能。(在蒲松龄未死时,《醒世姻缘》大概还没有刻本;那么两组未刻的作品更没有互抄的可能了。)在蒲松龄以前,并没有淄川土话文学的通行作品,所以《醒世姻缘》和聊斋曲文的土话的写法绝非同是根据已有的土话文学的。(我们试用那山东白话的《金瓶梅》来作比较的研究,就可以知道我们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是《金瓶梅》里有过的。)

把这些可能的结论都一一排除之后,我们不能不下这个结论:从《醒世姻缘》和聊斋的十几种曲文里的种种文字学上的证据看来,从这两组作品里的最奇特的土话的一致写法看来,我们可以断定《醒世姻缘》是蒲松龄的著作。

七 余论

我在四五年前提出的一个大胆的假设,说《醒世姻缘》的作者也许就是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几年来的证据都帮助我证明这书是蒲松龄作的。这些证据是:

(1)《醒世姻缘》写的悍妇和《聊斋志异》写的一些悍妇故事都很像有关系。尤其是《江城》篇的命意与布局都和《醒世姻缘》相符合。

(2)《骨董琐记》引鲍廷博(生一七二八——死一八一四)的话,说蒲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

(3)孙楷第先生用《济南府志》及淄川章邱两县的县志来研究《醒世姻缘》的地理和灾荒,证明这部小说的作者必是淄川或章邱人,他的时代在崇祯与康熙之间,蒲松龄最合这些条件,他用章邱来写淄川,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用天长五河来写全椒是同样的心理。

(4)新发现的聊斋白话曲本证明蒲松龄是能做写实的土话文学的作家。

(5)胡鉴初先生用聊斋的十几种曲本的特别土话来比较《醒世姻缘》里的特别土话,使我们能从文字学上断定《醒世姻缘》的作者必是蒲松龄。

这些证明,我认为很够的了。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推测蒲松龄著书的用意。

蒲松龄那样注意怕老婆的故事,那样卖力气叙述悍妇的故事,免不得叫人疑心他自己的结婚生活也许很不快乐,也许他自己就是吃过悍妇的苦痛的人。但我们现在读了他的妻子《刘孺人行实》,才知道她是一个贤惠妇人,他们的结婚生活是同甘苦的互助生活;他们结婚五十六年,她先死两年(一七一三),聊斋先生不但给他作佳传,还作了许多很悲恸的悼亡诗。诗中有云:

……分明荆布搴帏出,仿佛频呻入耳闻。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离分。

又云:

烛影昏黄照旧帏,衰残病痛复谁知?伤心把盏浇愁夜,苦忆连床说梦时。无可奈何人似槿,不能自己泪如丝。生平曾未开君箧,此日开来不忍窥。

又云:

尔采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

又有《过墓作》云:

……饮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汝坟即我坟,胡乃先着鞭?只此眼前别,沉痛摧心肝。

又有诗云:

午睡初就枕,忽荆人入,见余而笑,急张目,则梦也。一自长离归夜台,何曾一夜梦君来。忽然含笑搴帏入,赚我朦胧睡眼开。

这种老年的哀悼可以使我们相信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和好。

但《刘孺人行实》一篇也可以使我们知道蒲家门里确有一两位不贤的妇人,是聊斋先生少年时代亲自领略过的。《行实》说:

〔孺人〕入门最温谨,朴讷寡言,不及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与姑勃謑也。太孺人谓其有赤子之心,颇加怜爱,到处逢人称道之。冢妇益恚,率娣姒若为党,疑姑有偏私,颇侦察之。而太孺人素坦白,即庶子亦抚爱如一,无瑕可蹈也。然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呶呶者竞长舌无已时。处士公曰,“此乌可久居哉!”乃析箸授田二十亩;时岁歉,荍五斗,粟三斗,杂器具。皆弃朽败,争完好者,而孺人嘿若痴。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孺人薙荆榛,觅傭作堵,假伯兄一白板扉,聊分外内;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

这段文章写刘孺人的贤劳,同时也写出了聊斋先生的大嫂(家妇)的可怕。这位大嫂大概已被她的小叔子搜进《醒世姻缘》里配享去了。

但蒲家的冢妇绝不是江城和素姐的真身,因为聊斋先生曾留下一封书札,使我们知道素姐的真身是一位王家的太太。去年我得读三种本子的《聊斋文集》,一种是坊间的石印本,一种是清华大学藏的旧抄本,一种是马立勋先生抄本。清华本有一篇《与王鹿瞻》的书札,是很严厉的责备的话,全文如下:

客有传尊大人弥留旅邸者,兄未之闻耶!其人奔走相告,则亲兄爱兄之至者矣。谓兄必泫然而起,匍匐而行,信闻于帷房之中,履及于寝门之外。即属讹传,亦不敢必其为妄。何漠然而置之也!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能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共指,而所遭不淑,同人犹或谅之。若闻亲讣,犹俟棋终,则至爱者不能为兄讳矣。请速备材末之资,戴星而往,扶榇来归,虽已不可以对衾影,尚冀可以掩耳目。不然,迟之又久,则骸骨无存,肉葬虎狼,魂迷乡并,兴思及此,俯仰何以为人!闻君诸舅将有问罪之师,故敢漏言于君,乞早自图之。若俟公函一到,则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矣。涕泣相道,惟祈原宥不一。

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王鹿瞻的妻子是一个很可怕的悍妇,闹得把他的父亲赶出门去,“云水茫茫,莫可问讯”,使他成为“千人之所共指”;有人来报说他父亲死在客中,他还不敢去奔丧;所以蒲松龄写这封极严厉的责问书,警告他将有“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的危险。这位王鹿瞻明明是《马介甫》篇的杨万石的真身,也就是高蕃狄希陈的影子。

王鹿瞻的事实已不可考了,但我们知道他是蒲松龄的好朋友,他们都是郢中诗社的创始社员。《聊斋文集》(清华藏本与马氏抄本)有《郢中社序》云:

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讌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

这样看来,王鹿瞻也是一个能做诗的文人,能和李尧臣(希梅)张笃庆(历友)蒲松龄一班名士往来倡和,绝不像狄希陈那样不通的假秀才。大概他的文学地位近于《江城》篇的高蕃,逐父近于《马介甫》篇的杨万石,而怕老婆的秀才相公则是兼有高蕃杨万石狄希陈三位的共同资格了。

大概蒲松龄早年在自己家庭里已看饱了他家大嫂的悍样,已受够了她的恶气,后来又见了他的同社朋友王鹿瞻的夫人的奇悍情形,实在忍不住了,所以他发愤要替这几位奇悍的太太和她们压的不成人样的几个丈夫留下一点文学的记录。他主意已定,于是先打下了几幅炭画草稿,在他的古文《志异》里试写了一篇,又试一篇;虚写丁几位,又实写了几位。他写下去,越写越进步了;不光是描写悍妇了,还想出一种理论上的解释来了。

我们试取《马介甫》,《邵女》,《江城》三篇来作比较。《马介甫》篇大概是为王鹿瞻的家事做的;一班淄川名士看着王鹿瞻怕老婆怕的把老子也赶跑了,他们气愤不过,纷纷议论这人家的怪事。于是蒲松龄想出这篇文章来,造出一个狐仙马介甫来做些大快人心的侠义行为,又把那悍妇改嫁给一个杀猪的,叫她受种种虐待。这班秀才先生看了这篇,都拍手叫痛快。但一位名士毕世持还不满足,说这篇文章太便宜了那位杨万石了,所以他又在末尾添上几行,把那位怕老婆的丈夫写的更不成个人样。这样一来,这班秀才相公们对于王鹿瞻家的“公愤”总算发泄了。

但蒲松龄先生还不满足,他想把这种事件当作一个社会问题看,想寻出一个意义来: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变成这样穷凶极恶呢?为什么做丈夫的会忍受这样凶悍的待遇呢?这种怪现状有什么道理可解释呢?这种苦痛有什么法子可救济呢?

《邵女》一篇就是小试的解释。在这一篇里,聊斋认定悍妒是命定的,是由于“宿报”的,是一点一滴都有报应的。如金氏虐杀两妾,都是“宿报”她又虐待邵女,邵女无罪,故一切鞭挞之邢,以及一烙二十三针,都得一一抵偿。在邵女的方面,她懂得看相,自己知道“命薄”,所以情愿作妾,情愿受金氏的磨折,“聊以泄造化之怒耳”。这都是用命定和宿报之说来解释这个问题。

但《邵女》一篇的解释还不能叫读者满意。金氏杀两妾是“宿报”,宿报就不算犯罪了吗?邵女自知“命薄”,这是命定的;她却能用自由意志去受磨折,让金氏“烙断晦纹”,“薄命”就成了福相了。究竟人生福禄是在“命”呢?还是在“相”呢?邵女能不能自己烙断自己的晦纹呢?邵女命薄该受罪,那么,金氏虐待她有何罪过呢?岂不是替天行“命”吗?金氏替邵女烙断了晦纹,把薄命变成福命,又岂不是有功于她吗?为什么还得抵偿种种虐待呢?

《江城》一篇,就大不同了。作者似乎把这个问题想通彻了,索性只承认“宿报”一种解释。故《江城》的解释只是“此是前世因,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为也。”篇末结论云:

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跗骨之蛆,其毒尤惨。

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

这竟是定下了一条普遍的原则,把人世一切夫妇的关系都归到了“果报”一个简单原则之内。这竟成了一种婚姻哲学了!

这个解释,姑且不论确不确,总算是最简单,最彻底,最容易叫人了解,所以可说是最满意的解释。蒲松龄自己也觉得很得意,所以他到了中年,又把那篇不满三千字的《江城》故事放大了二十四倍,演成了一部七万字的戏曲,题作《禳妒咒》。

他到了晚年,阅历深了,经验多了,更感觉这个夫妇问题的重要,同时又更相信他的简单解释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于是又把这个《江城》更放大了,在那绝大的人生画布上,用老练的大笔,大胆的勾勒,细致的描摹,写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小说,题作《醒世姻缘传》。比那原来的古文短篇放大了三百三十倍!

他做《禳妒咒》时,还完全沿用《江城》故事,连故事里的人物姓名都完全不曾改动。但他改作《醒世姻缘》小说时,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的描写未免太细腻了,未免太穷形尽相了,所以他决心不用他的真姓名。他用了“西周生”的笔名,所以他不能不隐讳此书与《聊斋志异》的关系了。况且这书中把前后两世的故事都完全改作过了,也有重换人物姓名的必要。所以《江城》故事里的人物姓名一个也不存留了。

然而《江城》的故事,经过一番古文的写法,又经过一番白话戏曲的写法,和作者的关系太深了,作者就要忘了他,也忘不了。所以他把《江城》故事的人物改换姓名时,处处都留下一点彼此因袭的痕迹。试看:

江城姓樊,而《醒世姻缘》的主角是薛素姐,岂不是暗拆“樊素”的姓名?江城的丈夫名高蕃,而素姐的丈夫名狄希陈。狄希陈字友苏,固然是暗指苏东坡的朋友,那位怕老婆的陈季常;但“希陈”也许原来是因高蕃而想到陈蕃哩。高蕃的父亲名高仲鸿。而狄希陈的父亲名狄宾梁,岂不是暗拆“梁鸿”的姓名呢?

高蕃恋一妓女,名谢芳兰,而狄希陈最初恋爱的妓女名孙兰姬,似乎也不无关系。

《江城》故事里的人物,有姓名的只有五个(其一为王子雅),而四个都像和《醒世姻缘》里相当的人物有因袭演变的关系,这也许不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都是由于心理上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吧?

《醒世姻缘》的人物虽然改了姓名,换了籍贯,然而这部大书的全部结构仍旧和那短篇的《江城》故事是一样的,也完全建筑在同样一个理论之上。江城的奇悍是由于前世因,素姐的奇悍也是由于前世因。在两书里,这种前世冤业同是无法躲避的,是不能挽救的,只有祈求佛力可以解除。《醒世姻缘》的引起里说:

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冥冥中暗暗造就,定盘星半点不差。(参看本文第一节。)

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宗教信仰!然而这位伟大的蒲松龄,从中年到晚年,终不能抛弃这个迷信,始终认定这个简单的信仰可以满意的解答一切美满的姻缘和怨毒的家庭。那些和好的夫妻都是

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或前生原是夫妻,或异世本来兄弟。

那些仇恨的夫妻都是因为前世中以强欺弱,弱者忍恨吞声;以众暴寡,寡者莫敢谁何;或设计以图财,或使奸而陷命;天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失妇。这个根本见解,我们生在二百多年后的人不应该讪笑他,也不应该责怪他。我们应该保持历史演化的眼光,认清时代思潮的绝大势力;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总不能完全跳出他那时代的思想信仰的影响,何况蒲松龄本来不是一个有特别见识的思想家呢?

蒲松龄(生于一六四〇,死于一七一五)虽有绝高的文学天才,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思想家。他的《聊斋志异自序》里曾说他自己“三生石上,颇悟前因”,因为,他说: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贴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栖止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首自念,毋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他自信是一个和尚来投生的,所以他虽是儒生,却深信佛法,尤其相信业报之说,和念佛解除灾怨之说。一部《聊斋志异》里,说鬼谈狐,说仙谈佛,无非是要证明业报为实有,佛力为无边而已。难怪他对于夫妇问题也用果报来解释了。

其实《醒世姻缘》的最大弱点正在这个果报的解释。这一部大规模的小说,在结构上全靠这个两世业报的观念做线索,把两个很可以独立的故事硬拉成一块,结果是两败俱伤。其实晁狄两家的故事都可以用极平常的,人事的,自然的事实来作解释。因为作者的心思专注在果报的迷信,所以他把这些自然的事实都叙略过了;有时候,他还犯了一桩更大的毛病:他不顾事实上的矛盾,只顾果报的灵验。例如晁源的父亲是一个贪官,是一个小人,他纵容一个晚年得来的儿子,养成他的种种下流习性,这是一件自然的事实。晁源的母亲,在这小说的开端部分,并不见得是一个怎样贤明的妇人:如第一回说“其母溺爱”;又说晁源小时不学好,“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第七回竟是大书“老夫人爱子纳娼”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实。但作者到了后来,渐渐把这位晁夫人写成了一个女中圣贤,做了多少好事,得着种种福报。这样一个女圣人怎么会养成晁源那样坏儿子呢?这就成了一件不自然的怪事了。

关于狄家的故事,作者也给了我们无数的自然事实,尽够说明这家人家的历史了。狄希陈本来就是一个不能叫人敬重的男人:家庭教育不高明,学堂教育又撞在汪为露一流的先生的手里,他的资质最配做个无赖,他的命运偏要他做个秀才,还要他做官!他的秀才,谁不知道是别人替他中的?偏不凑巧,他的枪手正是他的未婚夫人的兄弟。这样一只笨牛,学堂里的笑柄,考棚里的可怜虫,偏偏娶了一位美貌的,恃强好胜的,敢作敢为的夫人。他还想受她的敬重吗?他还想过舒服日子吗?素姐说:

我只见了他,那气不知从那里来!她若是知道了一点“心理分析”,她就明白那气是从那里来的了。气是从她许配狄家“这么个杭杭子”起的。狄婆子不曾说吗?

守着你两个舅子,又是妹夫,学给你丈人,叫丈人丈母恼不死么?两个舅子也许许不敢学给薛教授听,可是他们一定不肯放过他们的姐姐,天天学他们姐夫的尊样给她听,取笑她,奚落她,叫她哭不得,笑不得,回嘴不得,只好把气往自己胸脯里咽。她不咽,有什么法子呢?她好向爹娘提议退亲吗?咽住罢,总有出这口气的一天!

其实连心理分析都用不着,只消一点点“遗传”的道理就够了。薛素姐自己骂她婆婆道:

“槽头买马看母子”,这门娘母子也生的出好东西来哩?

(五二回,页10)

这就是遗传的道理。素姐自己的生母龙氏是一个下贱的丫头,她的女婿这样形容她:

我见那姓龙的撒拉着半片鞋,(扌歪)拉着两只蹄膀,倒是没后跟的哩!要说那姓龙的根基,笑掉人大牙罢了!(四八回,页12)

她生的两个大儿子,禀受母性的遗传还少,又有贤父明师的教育,所以都成了好人。素姐是个女儿,受不着教育的好处,又因长在家门里,免不了日夜受她那没根基的生母的熏陶。遗传之上加了早年的恶劣熏陶,造成了一个暴庚的薛素姐:这是最自然的解释。

薛教授说的最中肯:

叫我每日心昏,这孩子可是怎么变得这么等的?原来是这奴才(龙氏)把着口教的!你说这不教他害杀人么!要是小素姐骂婆婆打女婿问了凌迟,他在外头剐,我在家里剐你这奴才!(四八回,18)

这个自然的解释,比蒲松龄的果报论高明多了。作者在这书里曾经好几次用气力描写龙氏的怪相(四八回,17―18;五二回,14,又21;五六回,7一9;五九回,10,又22;六十回,9―12;六三回,10―11,又13;六八回,18;七三回一七四回。)我们若要懂得薛素姐,必须先认识这位龙姨。我们看她的盛妆:

龙氏穿着油绿绉纱衫,月白湖罗裙,纱白花膝裤,沙兰紬扣的满面花弯弓似的鞋,从里边羞羞涩涩的走出来。(五九,10)

我们听她的娇声:

“贼老强人割的!贼老强人吃的!贼老天杀的!怎么得天爷有眼死那老砍头的!我要吊眼泪,滴了双眼!从今以后,再休指望我替你做活!我抛你家的米,撒你家的面,我要不豁邓的你七零八落的,我也不是龙家的丫头!”(四八,18)

我们听狄员外对她说:

你家去罢!你算不得人呀。(七三,21)

这还不够解释狄希陈的令正吗?还用得着那前世业报的理论吗?

童寄姐的为人,更容易解释了。她也正是那黑心的童银匠和那精明能干的童奶奶的闺女,碰着了狄希陈那样颟顸的男子,她不欺负他,待欺负谁!这还用得着前世的冤孽吗?

话虽如此说,我们终不免犯了“时代倒置”的大毛病。我们错怪蒲松龄了。这部书是一部十七世纪的写实小说,我们不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去批评他。徐志摩说的最好:

这书是一个时代(那时代至少有几百年)的社会写生。……我们的蒲公才是一等写实的大手笔!他要是谈遗传,谈心理分析,就算不得那个时代的写生了。那因果的理论的本身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部分。我们的蒲公是最能了解这个夫妻问题的重要的;他在“引起”里告诉我们,孟夫子说君子有三件至乐之事,比做皇帝还快乐;可是孟老先生忽略一个更基本的一乐:依作者的意见,

还得再添一乐,居于那三乐之前,方可成就那三乐之事。若不添此一乐,总然父母俱存,搅乱的那父母生不如死,总然兄弟无故,将来毕竟成了仇雠;也做不得那仰不愧天俯不作人的品格,也教育不得那天下的英才。——你道再添那一件?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

这样承认贤德妻房的“第一要紧”,不能不说是我们的蒲公的高见。然而这位高见的蒲公把这个夫妻问题提出来研究了一世的工夫,总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太奇怪了,太没有办法了;人情说不通,法律管不了,圣贤经传也帮不得什么忙。他想了一世,想不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来,只好说是前世的因果;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两部书,寻不出一个满意的救济方案来,只好劝人忍受,只好劝人念佛诵经。

这样不成解释的解释,和这样不能救济的救济方案,都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料,文化史料。我们生在二百多年后,读了这部专讲怕老婆的写实小说,都忍不住要问:为什么作者想不到离婚呢?是呀!为什么狄希陈不离婚呢?为什么杨万石不离婚呢?为什么高蕃休了江城之后不久又复收她回来,为什么她回来之后就无人提议再休她呢?为什么《聊斋志异》和《醒世姻缘》里的痛苦丈夫都只好“逃妇难”而远游,为什么想不到离婚呢?现今人人都想得到的简单办法,为什么那时代的人们都想不到,或不敢做,或不肯做呢?

《醒世姻缘》里有几处地方提到“休妻”的问题,都是社会史料。第一是晁源要休计氏(八回),理由是说她“养和尚道士”。晁源对他丈人说:

你女诸凡不贤惠,这是人间老婆的常事,我捏着鼻子受。你的女儿越发干起这事(养和尚道士)来了。……请了你来商议,当官断己(给)你也在你,你悄悄领了他去也在你。这一番话很可注意。依明朝的法律:

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

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杖六十),追还完聚。又有条例说:

妻犯七出之状,有三不出之理,不得辄绝。犯奸者不在此限。清朝初年修《大清律例》,全依此文。七出之条虽然很像容易出妻,但是有了“三不去”的消极条件(一,曾经夫家父母之丧;二,夫家先贫贱,后富贵;三,女人嫁时有家,出时已无家可归。)那七出之条就成了空文了。晁源家正犯了三不去的第二条,所以不能休妻,只有“犯好”一项罪名可以提出,想不到计氏是个有性气的妇人,不甘冒这恶名,所以宁可自杀,不肯被休。

第二件是薛素姐在通仙桥上受了一班光棍的欺辱,又把狄希陈的胳膊咬去了一大块肉,狄员外气极了,要他儿子休妻(七三回)。可是后来狄员外又对龙氏说:

要我说你闺女该休的罪过,说不尽!说不尽!如今说到天明,从天明再说到黑,也是说不了的。从今日休了,也是迟的!只是看那去世的两位亲家情分,动不的这事。刚才也只是气上来,说说罢了。

素姐并没有三不去的保障,然而狄员外顾念死友的“情分”,终不肯走这一条路。

第三是龙氏要她儿子薛如兼休妻(七三回),她儿子回答道:

休不休也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这是俺爹娘与我娶的,他替爹合娘(嫡母)持了六年服,送的两个老人家入了土,又不打汉子,降妯娌,有功无罪的人,休不的了!

这是说他媳妇“无应出及义绝之状”,所以是“休不的了”。

第四是更可注意的一件事。素姐打了狄希陈六七百棒槌,又用火烧他的背脊,两次都几乎送了他的性命。成都府太尊知道了,叫狄希陈来,逼他补一张呈子,由官断离,递解回籍(九八回)。这真是狄友苏先生脱离火坑的绝好机会了。然而他回到衙门里,托慕宾周相公起呈稿,周相公是每日亲自看见狄家的惨剧的,偏偏坚决的不肯起稿,说:

这是断离的呈稿,我是必然不肯做的。天下第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是与人写休书,写退婚文约,合那拆散人家的事情。

他说出了一大串不该休妻不该替人写休书的理由,最后的结论是:

如此看来,这妻是不可休的,休书也是不可轻易与人写的。这呈稿我断然不敢奉命。

按《大明律》(《大清律》同),离婚不是不可能的,并且法律有强迫离婚的条文:

若犯义绝应离而不离者,亦杖八十。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从表面上看来,这条文可算是鼓励离婚了。但这条文细看实在很有漏洞。“不相和谐”即可以离婚,岂非文明之至?然而必须“两愿离”方才不犯法。在那个女子无继承财产权又无经济能力的时代,弃妇在母家是没有地位的,在社会是不齿于人类的,所以“两愿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除非女家父母有钱并且愿意接她回家过活。两愿离既不可能,只好一方请求离婚,由官断离了。然而怎样才算是“义绝”呢?律文并无明文,只有注家曾说:

义绝而可离可不离者,如妻殴夫,及夫殴妻至折伤之类。义绝而不许不离者,如纵容抑勒与人通奸,及典雇与人之类。(《大清律例辑注》)夫殴妻“非折伤,勿论”,所以此条必须说“夫殴妻至折伤”。至于“妻殴夫”,一殴就犯大罪了。律文说:

凡妻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至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依此律文,素姐不但应该断离,还可以判定很重的刑罚。所以周相公对她说:

大尊晓得……差了人逼住狄友苏,叫他补呈要拿出你去,加你的极刑,也要叫你生受,当官断离解你回去。这并不是仅仅吓骗她的话。所以素姐也有点着慌了,她只好说好话,赌下咒誓,望着狄希陈拜了二十多年不曾有过的两拜,认了“一向我的不是”。居然这件断离案子就这样打消了。

这件案子的打消,第一是因为周相公的根本反对休妻,第二是因为素姐自认改悔,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童寄姐说的:

你见做着官,把个老婆拿出官去当官断离,体面也不大好看。其实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原因。痛苦是小事,体面才是大事!岂但狄经历一个人这样想?天下多少丈夫不是这样想的吗?

所以《醒世姻缘》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他的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蒲松龄相信狐仙,那是真相信;他相信鬼,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前生业报,那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妻是休不得的”,那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家庭的苦痛除了忍受和念佛以外是没有救济方法的,那也是真相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普遍的信仰,都是最可信的历史。

读这部大书的人,应该这样读,才可算是用历史眼光去读古书。有了历史的眼光,我们自然会承认这部百万字的小说不但是志摩说的中国“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并且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后记一

我本想在这篇序里,先考证作者是谁,其次写一篇蒲松龄的传记,其次讨论这书的文学价值,其次讨论这书的史料价值。不料我单做考证,就写了三万字,其余的部分都不能做了。

关于蒲松龄的传记,将来我大概可以补作。现在我先把几件传记材料抄在后面作附录。

关于《醒世姻缘》的文学价值,徐志摩先生在他的长序里已有很热心并且很公平的评判了。志摩这篇序,长九千字,是他生平最长的,最谨严的议论文字。今年七月初,我把他关在我家中,关了四天,他就写成了这篇长序。可惜他这样生动的文字,活泼的风趣,聪明的见解,深厚的同情,我们从此不能再得了!我痴心妄想这篇长文不过是志摩安心做文学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开始;谁也料不到我的考证还不曾写到一半,他已死了!

回想八年前(一九二三),我们同住在西湖上,他和我约了一同翻译曼殊斐儿的小说,我翻了半篇,就搁下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尝试。这一次翻印《醒世姻缘》,他做文学的批评,我做历史的考据,可算是第二次的合作,不幸竟成了最后一次的合作了!

志摩死后二十四日,适之。

后记二

我从前曾引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一条,记鲍廷博说蒲松龄是《醒世姻缘》小说的作者。我当时曾写信去间邓先生鲍廷博的话见于何书,邓先生已不记得了。

今年八月,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从广西贵县寄信来,说,邓先生那一条琐记的娘家被他寻着了,原来在《昭代丛书》癸集杨复吉的《梦阑琐笔》里(页五三),全文如下:

蒲留仙《聊斋志异》脱稿后百年,无人任剞劂。乾隆乙酉(一七六五)丙戌(一七六六)楚中浙中同时授梓。楚本为王令君某,浙本为赵太守起果所刊。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易篑时,自知其托生之所。后登乙榜而终。(原注:“留仙后身平阳徐昆,字后山,登乡榜,撰有《柳崖外编》。亦以文云。”)岁庚子,(乾隆四五,一七八〇。)赵太守之子曾与留仙之孙某遇于棘闱,备述其故;且言《志异》有未刊者数百余篇,尚藏于家。此中关于蒲留仙的后身一段神话,我在考证里已指出他的谬误了。蒲留仙被人告讦,至于革去秀才,这一段也不可信,我也说过了。但是这一条记载的重要在于证明鲍廷博确指蒲留仙为《醒世姻缘》的作者。鲍廷博是代赵起杲刻《聊斋志异》的人,他的话一定是从赵起杲得来的。赵是山东莱阳人,这话至少代表山东人在当时的传说。

《梦阑琐笔》的著者杨复吉是震泽人,字列欧,号慧楼,乾隆庚寅(一七七〇)举人,辛卯(一七七一)进士,曾续辑《昭代丛书》的丁、戊、己、庚、辛五集。据《疑年补录》,他生于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死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〇),与鲍廷博(生一七二八——死一八一四)正同时,又是很相熟的朋友。《琐笔》中两次记乾隆壬寅(一七八二)鲍廷博到他家中去访他。他记的话应该是他亲自听鲍廷博说的,其时去蒲松龄死时(一七一五)不过六十多年,虽然其中已夹有神话的成分,还可算是很重要的证据。我很感谢罗尔纲先生替我寻着这一件很重要的材料。

一九三二,八,二十夜。

附录一 柳泉蒲先生墓表

张无先生讳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以文章意气雄一时。学者无问亲疏远迩,识与不识,蓋无不知有柳泉先生者。由是先生之名满天下。

先生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然入棘闱辄见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决然舍去,而一肆力于古文,奋发砥淬,与日俱新。而其生平之侘傺失志,濩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故其文章颖发苕竖,恢诡魁垒,用能绝去盯畦,自成一家。而蕴结未尽,则又搜抉奇怪,著为《志异》一书;虽事涉荒幻,而断制谨严,要归于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则犹是其所以为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

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始终一节无少间。乡先生给谏孙公,为时名臣,而风烈所激,其厮役佃属或阴为态雎。乡里莫敢言,先生独毅然上书千余言以讽。公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新城王司寇先生素奇先生才,屡寓书,将一致先生于门下,卒以病谢,辞不往。

呜呼,学者目不见先生,而但读其文章,耳其闻望,意其人必雄谈博辨风义激昂不可一世之士。及进而接乎其人,则恂恂然长者;听其言,则讷讷如不出诸口;而窥其中则蕴藉深远,要皆可以取诸怀而被诸世。然而厄穷困顿,终老明经,独其文章意气,犹可以耀当时而垂后世。先生之不幸也,而岂足以尽先生哉!

先生祖讳□汭,(汭字上一字不可辨认,国学扶轮社本《聊斋集》作“生汭”。)父讳槃;娶刘氏,增广生刘公季调女。子四人,孙八人,曾孙四人,五世孙才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以本年葬村东之原。

又十一年,为雍正改元之三年,其孤将为碑以揭其行,而以文属余。以余于先生为同邑后进,且知先生之深也,不乃辞而为之文以表于墓。铭曰:

有文不显,有积不施。蓄久而炽,为后之基。以征以信,视此铭辞。

同邑后学张元撰。

雍正三年岁次乙已二月 清明日立。

附 碑阴□生□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戌时,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母生于崇祯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时,卒于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时。

附记 杂著五册

□身语录 怀刑录 历字文 日用俗字 农桑经各一册

戏三出 考词九转货郎儿 钟妹庆寿 闹馆

通俗理曲十四钟

墙头记 姑妇曲 慈悲曲 翻魇殃 寒森曲 琴瑟乐 蓬莱

宴 俊夜叉 穷汉词 丑俊巴 快曲各一册 禳妒咒 富贵

神仙曲后变磨难曲 增补幸云曲各二册

附录二 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

胡适

关子蒲松龄的事迹,最早的记载是张元作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不幸诸书引此篇,都不是全抄原文,往往有妄删妄改之处,又往往有误抄之处,因此引起了不少的笑话。去年淄川的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龄的墓上寻得此碑,拓了一份寄给我,我拿来细校各种传本,知道路先生的拓本每行底下缺四个字,大概是埋在泥土中了。所以我请他把泥土挖开,再拓一份。路先生接到了我的信,正当十二月寒冷的天气,他冒大风去挖土拓碑,“水可结冰,蜡墨都不能用;往返四次,才勉强拓成。”他的热心使我们今日得读此碑的全文,得知蒲松龄的事实,得解决许多校勘和考据的疑难,这是我最感激的。

此碑正文凡十五行,每行五十字,共六百七十六个字。碑阴刻蒲松龄夫妇的生死年月日时,和他的著作目录。下刻奉祀男四人,孙八人,曾孙四人,玄孙一人的名字。

碑文中说蒲松龄死时“享年七十有六”,与《山左诗抄》及《淄川志》所记相合,可证各本作“年八十六”之误。这一字之误,关系不小。前几年有一个妄人捏造了二百多首假诗,托名为“聊斋诗集”,石印行世,其中有五首诗,全是根据这一个误字假造出来的(看我的《辨伪举例》。)

《山左诗抄》摘抄此碑,中有一句云:

少与同邑李希梅及从父历友结郢中诗社。清末上海国学扶轮社铅印本《聊斋文集》附有节本墓表,此句乃作: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视友,旋结为郢中诗社。这里“历视”是人名,“友”是动词,“旋”是表时间的副词。坊间石印本《聊斋文集》是翻印扶轮社本的,编者熟读《聊斋志异》,知道张历友是人名,所以把此句改为: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亲,旋结为郢中诗社。这里改“视”为“亲”,作动词用,文理也可通。但现在我们看拓本,此句原文是: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

原本有“诸先生”三字,所以一望可知“历友,视旋”是两个人名。《山左诗抄》的诗人有张笃庆,字历友;张履庆,字视旋。“视旋”之字出于《周易》履卦的“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后来抄写本删去“诸先生”三字,所以后人不知“视旋”也是人名,就有种种妄钩妄改的读法了。我们若不曾亲见拓本,决不会发现这一句的错误。这个小小的故事最可以使我们明白校勘之学必须搜求最早最好的底本。没有最古的底本,单凭私人的小聪明去猜测,去妄改,那是猜想的校勘,不是科学的校勘。

可是我们翻看此碑的背阴,又使我们得着一个反面的教训!这个教训是:碑上刻的字也可以有错误。碑阴刻的是:

父生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戌时,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

母生于崇祯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时,卒于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时。

这里分明有两三个错字。蒲松龄死于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正月二十二日,年七十六,见于墓表,很清楚的。从康熙五十四年推上去,他的生年应该是崇祯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清华大学所藏旧抄本《聊斋全集》中有《降辰哭母》诗,其中有云:

老母呼我坐,大小绕身旁。……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尔年于此日,诞尔在北房。……(淄川马立勋抄本也有此诗。)

这可证碑阴的“崇祯十五年”当作“十三年”。

还有他的夫人死的月是八月二十六日,不是九日二十六日。

文集中有“元配刘孺人行实”,记她的死如下:

癸巳(康熙五十二年),七十有一,中秋与女及诸妇把酒语,刺刺至午漏,翌日而病,未遽怪也。逾数日,惫不起,始共忧之。体灼热可以炙手,医投寒凉,热益剧。……诸儿为市巴绢作殉衣,方成,二十六日尚卧理家政,灯方张,频索衣,曰,“我行矣。他无所嘱,但勿作佛事而已”。俄而气绝。……

据此文,她死在八月二十六日张灯以后,碑阴刻的“九月”与“未时”都是误记的。

我记出这两处刻文的错误,使我们明白石刻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古本当然可贵,但用古本时,我们还得小心。

碑阴最可宝贵的是蒲松龄的著作表。此表的排列很零乱,用的大小字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初读去颇不易懂得,今考定如下:

杂著五册:

□身语录(缺字是“省”字,清华大学藏抄本。)

怀刑录(清华藏抄本。)

历字文(清华藏抄本,题为“时宪文”,是乾隆以后避清帝讳改题的;

书尾有“历文一卷,教尔童娃”,可证原作“历文”或“历字文”。)

日用俗字(亚东图书馆藏抄本。)

农桑经(清华藏抄本,胡适藏抄本。)

【以上】各一册

戏三出

考词九转货郎儿(未见)

钟妹庆寿(未见)

闹馆(未见)

通俗理曲十四种:

(1)墙头记(北平《新晨报》登过;亚东图书馆藏抄本)

(2)姑妇曲(演《珊瑚》故事;亚东藏抄本。)

(3)慈悲曲(演《张诚》故事;亚东藏抄本。)

(4)翻魇殃(演《仇大娘》故事;亚东藏抄本。)

(5)寒森曲(演《商三官》故事;亚东藏抄本;近日济南《华北新闻》逐日登载。)

(6)琴瑟乐(未见)

(7)蓬莱宴(演“吴彩鸾写韵”故事;亚东藏抄本。)

(8)俊夜叉(演一个赌鬼回头的故事;亚东藏抄本。)

(9)穷汉词(未见。也许即是朴社出版“聊斋白话韵文”中的“除日祭穷神文”?)

(10)丑俊巴(未见)

(11)快曲(未见)

【以上】各一册

(12)禳妒咒(演《江城》故事;亚东藏抄本。)

(13)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此题当是说,原题“富贵神仙曲”,后改为“磨难曲”。演《张鸿渐》故事;亚东藏抄本,题为“富贵神仙”)

(14)增补幸云曲(演正德皇帝嫖院故事,亚东藏抄本。)

【以上】各二册

这个著作表可以考见现存的各种俗曲确是他的作品,这是石刻的根据,最可宝贵的。

但这张表中显然有很大的遗漏。最重要的有这些:

(1)文集(墓表作四卷;清华藏旧抄本;马立勋藏抄本;胡适藏抄本。)

(2)诗集(墓表作六卷;清华,马立勋,胡适各藏抄本。)

(3)聊斋志异(墓表作八卷;通行本。)这都是载于墓表的。此外还有一些,墓表与碑阴都不曾记载的:

(1)问天词(朴社铅印本;据路大荒先生考证,此书是蒲松龄的孙子立德的作品。路君文见《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三十期。)

(2)东郭外传(朴社铅印本)

(3)逃学传(朴社铅印本)

(4)学究自嘲(朴社铅印本)

(5)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朴社铅印本)(以上五种,见朴社印马立勋本《聊斋白话韵文》。)

(6)醒世姻缘小说(通行本;亚东铅印本。鲍廷博说此书是蒲氏作的。)

(7)婚嫁全书(文集有自序,其书未见。)

(8)药祟书(文集有自序,其书未见。)

(9)家政内篇,家政外篇(据路大荒先生引益都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所记。其书未见。)

(10)小学节要(文集有自跋。其书未见。)我们看了这些著作书目,读过今日还保存着的各种遗著,不能不承认这一位穷老秀才真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很伟大的新旧文学作家了。

二十四,十,一。

(选自《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四月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