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适小说考证的功过是非
（代序）
易竹贤
一、引言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作为当时运动中右翼的代表，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毕竟也算一名战士，对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学革命，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胡适便逐渐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由标榜所谓“独立精神”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最终成为蒋介石政府的一只“过河卒子”。
五十年代，我国文化学术界曾经批判过胡适的思想。这是解放后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一场严肃斗争，对于清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影响，是完全必要的。但从那以后，也出现了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对胡适早年倡导文学革命的贡献也一概否定，而对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小说考证，则因人废言，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显然有悖于历史主义，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批判资产阶级，不利于正确地对待资产阶级的文化学术遗产。
这里，想就胡适在小说考证方面的功过是非谈一点个人意见，请读者指正。
胡适在留美期间，零星做过一点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考证和研究工作，到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比较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他后来回顾说：
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三三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那时我就充分的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我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
他写的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研究文章，约有三十多篇，加上一些论及古典小说的书信、文艺论文等，共计约有四十余万字。这些文章，论及的作品多达二十余种，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见解，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和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应该说，胡适的小说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影响也比较大，为开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新局面，起了积极的开拓性的作用。
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方面，曾经有过许多交往，或借阅书刊，交流资料，或讨论争辩，互相借鉴学习，彼此是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关系。鲁迅很重视胡适小说考证的成果，曾对朋友说，胡适的考证“时有善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开山的著作，其中也曾多处征引胡适论文的材料和观点。直到三十年代，鲁迅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曾经批判过胡适依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态度，而对胡适的小说考证，却从来没有一概否定过。一九三四年，鲁迅最后一次改定《中国小说史略》，还根据新出的《胡适文选》所载《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改正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有关史料和论断，并通知日本友人增田涉据此订正《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这可以说是鲁迅对胡适小说考证的一个实际评价。
自然，胡适的学术文化思想，毕竟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他的小说考证，有些论断原来就有错误；而且时代向前发展了，几十年间发掘了许多新材料，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胡适的考证有些也就难免显得陈旧和过时了。但是，胡适的小说考证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却是不应否认，不能抹杀的；其中有些材料和论断，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仍然有价值，仍为我们所沿用。因此，对于胡适的小说考证，我们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二、《红楼梦》的考证与“新红学”派
提到胡适的小说考证，人们大概首先会想到他关于《红楼梦》的考证。五十年代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利于清除学术领域里唯心论的思想影响，使《红楼梦》的研究突破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的束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了新的进展。但从那时以来，对于“新红学”派却也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对于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成绩也有一概否定的倾向，这却是不公正，不科学的了。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是相对于“旧红学”说的。从清朝乾隆年间，与曹雪芹同时的“脂砚斋”评阅《石头记》开始，到一九二一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前，这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里，许多人喜爱评阅与研究《红楼梦》，形成了一种专门的“红学”，人们一般称之为“旧红学”。其中，有的保存了有关曹雪芹及《红楼梦》创作情况的一些重要材料或线索，也有比较合乎实际的有见地的评论，但大多数是封建性的说教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附会。例如，旧红学影响最大的索隐派，以穿凿附会、烦琐考证的方法，探索《红楼梦》所“隐”的是何人何事。有的说是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说是写故相明珠家事，有的说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虽然具体说法不一，却都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迷宫。试举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为例。蔡先生在《第六版自序》中总结了索隐的所谓“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与陈其年“品性相类”，即断为影射陈其年；以凤姐哭向金陵，与余国柱“轶事有征……且王为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国”，其夫曰琏，言二王相连，因而断定王熙凤是影写余国柱；以探春影射徐健庵，则是“姓名相关”，徐名乾学，乾卦作≡，故称三姑娘，又徐以殿试一甲第三名及第，俗称探花，故名探春。诸如此类。蔡元培说他的方法“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其实也完全像猜谜一般，只不过是很认真的猜谜，很认真的烦琐考证和牵强附会罢了。正如胡适批判旧红学所指出的——
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这种牵强附会的旧红学，统治《红楼梦》研究领域相当长的时间，影响特别深。胡适说：“我们若想要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首先站出来打破这个“谜学”的，就是胡适。
从一九二一年开始，胡适陆续写了《红楼梦考证》、《跋〈红楼梦考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等几篇文章。他对《红楼梦》的作者、时代、版本等作了深入的考证，辨伪存真，以大量可靠的证据，考定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因而给索隐派的各种臆说以沉重的打击，使旧红学从此一蹶不振，创立了“新红学”派，影响左右《红楼梦》研究达三十余年。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最大功绩，首先是关于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定。
从袁枚的《随园诗话》起，一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生平、家世均不详，且一直误以雪芹为曹练（应作楝）亭之子。因此，关于《红楼梦》的种种附会说便得以流行。胡适的考证，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他在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下，考得曹雪芹是正白旗汉军，曹楝亭（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及其他有关家世、生平的许多情况。当时，鲁迅对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成果给了很高的评价，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里，曾多次征引胡适的成果来驳斥旧红学索隐派的各种谬说，指出：
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关于曹雪芹家世生平的研究，这几十年来虽然又发现了不少新材料，作了许多有意义的补充与修正，但胡适考证的有关结论的基本点仍然是大家所公认的。
对《红楼梦》版本的考证，胡适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证明“《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到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他对程伟元二次排印本的分析评断，对乾隆庚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评价，都比较中肯。一九二七年，胡适以重金购得一部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是现今发现的《红楼梦》一书的最早写本；其中的一些“脂批”是别的本子所没有的，因而对考证作者生平、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红楼梦》成书与修改经过以及八十回以后曹雪芹未完残稿的情况等等，都有较重要的价值。
由版本的考证，胡适认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作的，续作者是高鹗；并对高鹗的生平行状作了考证。他指出，续书中——
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
胡适用高鹗的身世和思想状况，阐明产生续书缺点的根源，见解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着重在作者和版本方面；很少论及它的社会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但也作了一个十分有名的断语，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是对《红楼梦》的贬低、诬蔑，是抹杀《红楼梦》的社会思想意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红楼梦考证》里，胡适考述了曹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之后，指出：
《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迷，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
这里，关键是必须了解胡适使用“自然主义”这个术语的含义。我在《评“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胡适》一文中曾经指出，在“五四”时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我国文艺界学术界大都把它当作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新名”来使用，意思是“忠实地表现人生”，而且“要更注力于科学的精确性”；人们认为，“自然主义是由写实主义孕育而诞生的，继承写实主义的文艺原则，而复加以确切的解释”，“是比较夸张的，或更为透彻的写实主义”。由此可见，胡适说《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杰作，并不是贬低它；恰恰相反，他明明说是“老老实实的描写”，是“杰作”，显然是抬举《红楼梦》，给它以极高的肯定与赞扬。当然，这种赞扬却又不尽恰当，但绝对不是贬低或抹杀。早在“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就指出过《红楼梦》暴露家族制度的罪恶，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说：
《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
应该说，这是对《红楼梦》思想意义的比较接近正确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高鹗续书，“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基本符合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而“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赏。这是很有见地的，并与当时的鲁迅等许多革新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如此热情肯定与赞扬《红楼梦》的胡适，怎么会有意去贬低《红楼梦》呢？
但是，胡适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的评价，确实有歪曲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所谓“自叙传”说，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当然，对这种影响很大的“自叙”说，也不能简单地说一个“错误”了事，而应该作一点历史的分析，看到它既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却又是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结论。据胡适的考证，曹雪芹“半生经历，绝似石头”；《红楼梦》里所描写的生活及贾宝玉的形象，也确有作者自己及其家庭经历的影子在里面。胡适说：
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这个“底本”与“影子”的说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模特儿”与“生活原型”的意义大致相同，是对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正确分析。胡适的“自叙传”说，事实上包含着这“底本”与“影子”的意义在内，是在考得曹雪芹的家世经历与书中的贾宝玉“绝似”以后所得出的结论，绝非旧红学索隐派毫无事实根据的猜谜附会所可比拟的；而且，由于有扎实的事实作根据，“自叙传”说对当时批判旧红学各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起了积极进攻的作用。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肯定并赞成胡适的“自叙传”说。但是，“自叙传”说又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说法，在“底本”与“影子”说法的基础上跨前了半步，把艺术典型等同于生活原型，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否定了文学艺术的典型意义，因而不论在理论上，或在对《红楼梦》的实际评论上，都是一个谬误。《红楼梦》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虽然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了选择、集中、想像、虚构，即所谓“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经过这样典型化的创造过程，书中所写的艺术形象和典型人物，就不再等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了。胡适的错误不在于说《红楼梦》中的甄贾两府是曹家的“影子”，不在于说曹雪芹是贾宝玉的“底本”；他的错误在于让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等同于现实生活中曹家的真人真事。胡适将作品中的人物与曹家一一比附，说：
《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
既然艺术典型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那艺术还有什么典型化的特点和意义可言呢？胡适这种把艺术与生活混同，抹杀艺术典型化特点的“自叙传”说，使新红学派虽然捣毁了旧红学索隐附会的迷宫，却又陷入了以《红楼梦》比附曹家人事的新的附会说的迷宫，从旧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淖里爬出来，却又一头栽进了新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坑。后来，俞平伯、顾颉刚一些人，步胡适的后尘，走上烦琐考证的极端，连篇累牍地去考证大观园在什么地方，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座次。连胡适自己也觉得他们过分拘泥于生活真事的比附和考据，是不妥当的了，他曾说：
平伯与颉刚对于这个地点问题曾有很长的讨论，他们的结论是“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一样，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我的答案是：雪芹写的是北京，而他心里要写的是金陵：金陵是公实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
至于大观园的问题，我现在认为不成问题。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
显然，有考据癖的胡适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生活与艺术的区别。但是，他对于“自叙传”说这一根本谬误，却始终坚持不改。后来，在考证《儒林外史》的作者时，又同样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甚至把《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当作吴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来使用，塞进了他写的《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里，这就完全混淆了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限。鲁迅曾经非常中肯地指出了胡适的这种谬误，说：
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三、考证《水浒》的“历史演进法”及对金批《水浒》的评价
胡适关于《水浒传》的考证，做得也比较早，影响略次于《红楼梦考证》。他在回忆并口述自传，说到小说考证时，曾指出：中国的传统小说有两种体裁，一种是“创造的小说”，如《红楼梦》；一种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等等。这后一类小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最初多为一些流传的故事，由说书或讲古的人加以口述，最后才写出有现在形式的定稿。因此——
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
这个所谓“历史演进法”，本来是二十年代初展开的关于古史的讨论中，顾颉刚等人受胡适的启示，着重研究每一种历史传说的经历与演进情况的方法，又经胡适加以总结和概括，成为研究古史传说的一种基本上科学的方法。胡适指出：
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
胡适自己也用这个方法研究过关于“井田制度”的种种传说的演进史。而运用这种“历史演进法”来研究古典小说，则是从《水浒传》的考证开始的。
胡适运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各种“水浒故事”和“水浒戏”，对《水浒传》故事流传、演变及成书的历史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究，指出：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尽管胡适对施耐庵集“水浒故事”之大成，编著成《水浒传》的时间，最初推断不确，假定明代中叶有一种七十回的《水浒传》“古本”，更是一个突出的错误；但他勾勒从宋代民间的“水浒传说”，宋元之际的龚开“象赞”，元代的“水浒戏曲”，到后来文人整理创作的文学名著《水浒传》，这个演变成书的大致过程，却是基本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对《水浒传》的这种考证，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历史演进法”。
后来，胡适又把这种方法，成功地运用在《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三侠五义》等小说的考证上。他指出，《三国演义》也“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多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是从宋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西游记》也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这部书是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对《三侠五义》中李宸妃的故事，胡适考证它从最初《宋史》后妃传里的六百来字，经过八九百年，怎样演变成了“狸猫换太子”一部大书和几十本的连台戏，然后总结说：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
对传说故事生长史的这种分析，把民间传说及民间通俗文学家们的作用，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应该说是很正确很深刻的见解。而这种历史演进的考证方法，在我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的研究上，可以说是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考证《水浒传》的演进历史，当然免不了要对金圣叹评点删改的《水浒传》作出评价。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评点批评家。由于明代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滋长，市民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金圣叹继李贽、袁宏道之后，高度重视白话小说《水浒传》，曾把《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诗、《水浒传》、《西厢记》等并列为世间“六才子书”。他对《水浒传》《西厢记》都评价很高，作了批点和删改。批语中有一些独到的精彩的有价值的艺术见解，表现出某种初步的民主性的思想，对于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有积极的贡献；但也有许多迂腐的甚至反动的封建观念。胡适对金圣叹抬高《水浒传》的识见，给了很高的评价，说：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
金圣叹教刚满十岁的儿子释弓读《水浒传》，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胡适对此也十分赞赏，说金圣叹的“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胡适的这些评论，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对历史上民主性思想文化的肯定与承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
对金圣叹评点《水浒》的许多批语，胡适后来虽然也有所肯定，但当时的主要倾向却是否定的；在他们刊印的新式标点本《水浒传》里便全部删去了金圣叹的批语。一概否定金圣叹的批评，当然不妥。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胡适对金圣叹批点的指责，有一些实在也是非常中肯的。他说：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这“八股气”和“理学气”，正是金圣叹批语的主要弊病。他用当时“选家”的眼光来批点《水浒》，便将一部文学名著凌迟碎砍，成了眉批夹注的八股文范。例如，金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胡适指出：“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金圣叹又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以为《水浒传》作者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宋江，穿凿附会，所以有许多迂腐的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胡适说：“圣叹常骂三家村学究不懂得‘作史笔法’，却不知圣叹正为懂得作史笔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这种“八股气”和“理学气”，乃是时代的产物。因明一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八股时文泛滥成灾，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作为封建文人的金圣叹，深受其影响，自然不足为奇。鲁迅在论及金圣叹的批点时，也说“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做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他们两人的基本一致的见解，不约而同地击中了金圣叹批语的主要缺点。
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为功为罪，有过许多争论，至今评价不一。胡适当年即对此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他说：
金圣叹的文学眼光能认识《水浒》七十回以下的文笔远不如前半部，他的时代背景又使他不能赞成招安强盗的政策，所以他大胆地把七十回以下的文字全删了，又加上卢俊义的一个梦，很明显地教人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
既充分肯定了金圣叹删改《水浒》的文学眼光，称赞他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又深刻揭示了他腰斩《水浒》的思想政治目的。这里，胡适提到的“时代背景”，是试图从当时社会斗争的状况来探寻金圣叹删改《水浒》的思想原因。在早先的《水浒传考证》一文里，胡适曾明确指出这是“历史上的关系”，因为“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并说“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这样从时代、社会斗争的背景里，来探究文学见解的根源，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前些年里，有的论者公然大吹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坚持了什么反对招安投降的路线；而胡适揭示金圣叹的反动思想动机，倒是宣扬了什么受招安和投降的路线。于是，十七世纪的封建文人金圣叹代表反招安投降的正确路线；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却与五百多年前（？）的施耐庵、三百多年前的李赞一起，代表招安投降的错误路线。他们把主观臆造的所谓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强加给前人，硬派彼此相隔五个世纪的古今人来表演“路线斗争”，看来十分滑稽，却又实有其事，这不正是庸俗社会学的典型吗？
应该指出，胡适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思想动机的分析，是基本上符合金的思想及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的。金圣叹在七十一回本《水浒》增添的“卢俊义惊恶梦”一段文字里，叙述卢俊义梦见“嵇叔夜”来捕，力弱被擒，宋江等百七人假行投降，佯称愿意归顺，冀保卢俊义性命。紧接着，金圣叹写道：
只见那人（按指嵇叔夜）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治天下？又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
金圣叹在这里批道：“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又说这是“真正吉祥文字”。“惊恶梦”本来是金圣叹杜撰的一段情节，他却用自改自批的惯技，振振有词地指责说：“后世乃复删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此之甚也！”这就有力地说明，金圣叹确是反对招安的，但他的反招安却是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他所主张的并不是农民革命的反投降路线，而是鲜明地主张将“强盗”斩尽杀绝的镇压路线。
金本《水浒》有三篇序。第三序末署“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金圣叹删改《水浒传》成功大约就在这一年，即一六四一年。正是这一年，张献忠攻陷襄阳，杀掉襄王朱翊铭；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掉福王朱常洵，歼灭明王朝官军主力十多万人；下距李自成攻克北京仅三年。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二序里说：“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并希望后世的人能了解他的心志。他在这个时候删去《水浒传》招安的内容，加上卢俊义的“恶梦”，并且写了许多深恶农民起义军的批语，不正是有感于时世而发的“当世之忧”吗？所以，鲁迅也认为“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于世变”；并且几次征引胡适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分析文字，肯定他“这话很是”。到了三十年代，鲁迅仍说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稚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并断定“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与胡适也是所见略同的。
四、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眼光考察和评价古典小说的思想内容
中国资产阶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始终是革命联合战线中一个处于动摇状态的阶级，它既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性，又有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妥协以至相勾结的可能性。胡适在“五四”运动及以后一段时间里的政治表现，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的特点。他在这期间所做的小说考证，也鲜明地打上了这种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印记。
除了考证《红楼梦》《水浒传》之外，胡适还对《三国演义》、《西游记》、《镜花缘》、《醒世姻缘传》、《三侠五义》，及近代的《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作过系统的考证和论述；对《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唐人传奇、宋人话本、《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等，也作过一些考证和分析。总的来说，胡适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和评价这许多古典小说的思想内容的。
首先，胡适比较注意阐述和肯定古典小说中的民主性思想内容。
中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到唐代，文言短篇即已奇峰突起，宋代则有评话崛起于市井间，不少作品包含着冲击封建统治的民主性精华。明清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发展，小说更有长足的进展，反映市民阶层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也更加丰富和深刻。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这种民主性思想内容，曾经有一些带民主倾向的进步文人作过不同程度的肯定和赞扬；但到了胡适，才第一次真正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进行比较正确比较系统的分析。
拿《西游记考证》来说罢。胡适虽然有过猴王故事“是从印度进口的”这样不一定科学的推断，但他对“大闹天宫”及整个小说的思想内容，却也有许多卓到的分析。他十分赞赏前七回，认为这七回写的“天宫革命”，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一部神话文学”；特别肯定猴王要玉帝让出天宫，说出“交椅轮流坐，明年是我尊”的话，“简直是革命的檄文”。他又赞扬“美猴王的天宫革命，虽然失败，究竟是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胡适如此肯定天宫里的革命，如此赞扬猴王的叛逆精神，应该说正是资产阶级在现实中反抗封建主义的要求和革命精神的反映。
胡适对《镜花缘》的评论，尤其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观点。他说“李汝珍是一个留心社会问题的人”；这部《镜花缘》，“是想借一些想像出来的‘海外奇谈’来讥评中国的不良社会习惯的”，肯定了《镜花缘》的社会批评的意义。胡适特别重视《镜花缘》所提出的妇女问题，认为它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并且指出：
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胡适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念出发，准确地抓住并充分肯定了《镜花缘》思想内容的精华，即：要求女子的自由平等，以及对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与参政等问题的见解。其中包含着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胡适最早对《镜花缘》这方面所作的充分论述和肯定，至今仍是文学史家们所沿用的卓越见解。
对清末的《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小说，胡适认为“意境都不高”，普遍存在“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因而他很赞赏鲁迅另标“谴责小说”的名目，以区别于《儒林外史》这样伟大的讽刺作品。但另一方面，胡适又站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既定秩序，要求改革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谴责小说的暴露社会黑暗，对于社会改革方面的积极意义。他说：
讽刺小说之降为谴责小说，固是文学史上大不幸的事。但当时中国屡败之后，政制社会的积弊都暴露出来了，有心的人都渐渐肯抛弃向来夸大狂的态度，渐渐肯回头来谴责中国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龌龊。故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故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将改革的气象。
正是在这个促进社会改革的意义上，胡适既肯定《官场现形记》“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真实地反映了“当日官场的实际情形”；也赞扬《老残游记》对宋明“理学”的大胆批评，和通过清官“以理杀人”的具体描写，“揭清官之恶，真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特别见解”。
此外，如肯定《红楼梦》暴露家族专制的罪恶，赞赏《水浒传》“处处‘褒，强盗，处处‘贬’官府”，“写的一班强盗确是可爱可敬”；批评宋人话本《拗相公》见解“很错误”，为被毁谤的王安石打抱不平。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改革现存制度的要求在文艺学术领域里的具体而曲折的反映。
其次，与肯定民主性思想内容相联系，胡适对古典小说中封建主义的说教和混谬思想，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清理与批判。
我国的古典小说，产生于封建社会或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些纯粹宣扬封建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作品不待说，即使是那些带有某种民主性思想内容或艺术上可资借鉴的优秀作品，也不可能超越所处社会、时代的影响，而或多或少带着某种封建主义的思想因素，往往是蜜糖和毒药混合在一起的。这就赋予近代新兴阶级，其中，也包括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文化遗产进行清理、审查、批判和重新评价的历史任务。
胡适的小说考证，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担当了这一历史任务。例如，他对《老残游记》中诅咒“北拳南革”的反动思想倾向，很早就作了一定的分析与批判。他同意钱玄同批评刘鹗究竟是“老新党头脑不清楚”的说法，并且指出，这“北拳南革”的预言是“最可笑的”，而它之所以无一不错，则是由于刘鹗“根本不赞成革命”的反动立场，和诅咒“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诅咒革命党人“不有人灾，必有鬼祸”这样的反动政治态度所决定的。胡适认为，从《老残游记》中这个最荒谬的部分，可以考见一个“老新党的头脑”，可以看出“古人的思想昏谬到什么地步”。
关于《儿女英雄传》的评论，可以算作胡适批判古典小说中封建主义思想的一个较突出的例子。他曾指出：
《儿女英雄传》的著者……是一个迂陋的学究，没有见解，没有学问。这部书可以代表那“儒教化了的”八旗世家的心理。……书里的安氏父子，何玉凤，张金凤，都是迂气的结晶。何玉凤在能仁寺杀人救人的时节，忽然想起“男女授受不亲”的圣训来了！安老爷在家中捉到强盗的时候，忽然想起“伤人乎？不问马”的圣训来了！至于书中最得意的部分（安老爷劝何玉凤嫁人一段）更是迂不可当的纲常大义。我们可以说，《儿女英雄传》的思想见解是没有价值的。
对《儿女英雄传》所宣扬的封建礼教的腐朽思想，胡适这个评价是基本正确，而且切中要害的。文康写这部作品，据自序（即托名“观鉴我斋”的序）说，就是从“作善降祥”的迂腐观念出发，有意写一个作善而兴旺的家庭，作为自己在“垂白之年重遭穷饿”的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与追求。他所赞美的“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只不过是梦想着有邓九公、十三妹一流使气角力的“超人”，来维护封建秩序；梦想有何玉凤、张金凤一类贤良女子来配他的纨绔儿子，劝他儿子用功上进，插金花，赴琼林宴，夫贵妻荣。正如胡适所说，这部书的思想见解，“只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作的如意梦”。
胡适还将《儿女英雄传》分别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比较，显示出他评论的卓到眼光。同《儒林外史》比较，他着重分析了两部作品对于科举制度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指出：
《儒林外史》极力描摹科举时代的社会习惯与心理，那是有意的讽刺。《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却没有吴敬梓的思想见解；他的思想见地正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高老先生差不多，所以他崇拜科举功名也正和范进高老先生一班人差不多。《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正是《儒林外史》里的人物，所以《儿女英雄传》里的心理也正是《儒林外史》攻击讥讽的心理。
对于《儿女英雄传》颂赞科举功名的浅陋庸俗思想，宣扬“科场果报”的文字，胡适说是“格外恶劣，格外迂陋”，让人读了以后“只觉得科举流毒的格外可怕”。这方面的揭露和批判可以说是异常深刻的。
在与《红楼梦》的比较中，胡适尖锐地指出了两部作品截然不同的两种创作态度——
《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
这两种创作态度，显然是由两种不同的思想所决定的。曹雪芹作为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要“老老实实”揭露封建家庭的罪恶；文康作为“儒教化了”的八旗老官僚，却要粉饰封建主义，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因此，胡适断定《红楼梦》是写实的小说，而《儿女英雄传》却成为“一部传奇的而非写实的小说了”。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评价。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将《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相比较，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我们不能不惊叹他们两人的见解竟如此相似，而又都如此卓到和深刻。
此外，我们也应该指出，由于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弱点所限制，胡适对古典小说中的民主性思想肯定不够充分，尤其对封建主义思想内容的批判更不彻底，并常常流露出某些错误的或反动的政治见解。
且不说胡适对历史上的太平天国、义和拳等民众的革命运动，常用“乱”“匪”“祸”一类蔑称，即使对《水浒传》里的梁山英雄，也开口“强盗”，闭口“强盗”，不敢正面接触小说反映和赞颂农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表现出资产阶级既有某种反封建的要求，却又惧怕民众觉醒，惧怕革命的心理。对《西游记》的评论，显然也受这种心理的影响。比如“大闹天宫”，无疑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虽是神话故事，却又巧妙曲折地反映和歌烦了现实社会中农民的反抗和斗争。这正是《西游记》的民主性思想的精华所在。胡适虽然也大力肯定“天宫革命”，赞扬孙悟空是“虽败犹荣”的英雄，但他却不敢承认天宫革命与现实革命之间的联系，并且说这“天宫革命”的好处，“全在他的滑稽”，整部《西游记》也“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样就掩盖或抹杀了《西游记》通过神话故事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中农民斗争的民主性思想内容及其重大的批判意义。
至于古典小说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毒素，胡适虽也有所批判，有时却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地带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忠义”和正统观念，《西游记》里的因果报应和宿命论，《红楼梦》里的“色空”观念与虚无悲观的思想，等等，几乎都未认真触及。有的当然与“考证”的体制不无关系，而主要还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脐带”联着封建阶级，因而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决定的；而且，这又往往是胡适小说考证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浅薄见解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时，胡适还打出“为学术而学术”的招牌，标榜什么“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而事实上，他又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他那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甚至反动的政治见解来。如在论及谴责小说的“反省态度”时，胡适突然心血来潮，联系现实，不伦不类地拉扯上他那一套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滥调，说：
中国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的心理赶跑了。到了今日，人人专会责人而不肯责己，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肩上；一面自己夸张中国的精神文明，礼义名教，一面骂人家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物质文明！
这已是明目张胆地借考证小说，来宣传他那不骂帝国主义的政治了。后来，胡适更分明说到他的小说考证，是要“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又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当年“整理国故”，考证小说，事实上也起了引诱青年进研究室，钻故纸堆，脱离火热斗争的不良作用，并且明目张胆地以此来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这哪里还是什么“为学术而作工夫”呢？简直是赤裸裸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强奸学术了。而这便正是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面在学术思想上的露骨表现。
五、以近代的文艺观点评论古典小说的艺术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从孔夫子直到清末，一班封建的正统文人都视小说为“小道”，“君子弗为也”。在轻视的目光下，尽管小说创作曲曲折折地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丰富的创作实践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可是在明清以前，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却一直发展缓慢，只有散见于笔记野史中的一些零星见解和史料。明清以降，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小说理论才开始从笔记野史中独立出来，出现了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长足发展。这些笔记、序跋、评点，在保存作者的史料逸闻，阐发作品的字句章法及谋篇命意，总结创作的经验与技巧，以及论述小说的特点与社会作用等方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积有益的、精辟的见解，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独有的民族特色。但这些理论，一直没有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仍然是零星的，无系统的，有些还淹没在大量封建主义的伦理说教和八股文法中，显得有些陈旧落后。晚清关于小说的许多专论，重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是近代用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研究中国小说的滥觞，但他们大多把小说为政治服务绝对化，忽视小说创作的特点与规律。只是从“五四”文学革命才真正开始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小说理论。胡适便正是这时候开始用近代的文艺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对建立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作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从总的方面看，胡适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是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当作创造“美”的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来加以考察和评价的。他很早就提出了评价文学的“美感”标准，指出“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金瓶梅》及《绛纱记》等小说，认为“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因为它们描写的“全是兽性的肉欲”，无“美感”可言，所以应该力加排斥。与此相反，他所肯定的中国四大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则正是能给人以最大“美感”享受的“第一流小说”。
胡适曾以这种“美感”的标准，将《海上花列传》同《海上繁华梦》《九尾龟》作过对比分析，指出《海上花》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它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因此，“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也就是能给人以美感的享受。而《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则“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读过之后“毫无余味”，不能给人以“美感”。这样明确地提出“文学的眼光”、“文学的价值”、“美感”的标准，并用来具体考察和评价作品，探讨文学的特点与规律，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可以说是崭新的观点，也是崭新的方法。
所谓“美感”，当然不只是单纯的形式上的问题，而是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地显现的结果。胡适评价古典小说的“美感”，并不是只着眼于形式，而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角度来考察的。他不仅赞赏“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尤其推崇那种悲壮的美。他极力称赞《红楼梦》的悲剧，提倡一种“悲剧的观念”，极力反对中国小说戏曲中的“团圆迷信”，便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审美特点出发的。他指出，中国那些传统的小说戏剧，总是宣扬一个“美妙的团圆”，其实都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也是一种“说谎的文学”。只有悲剧，才能“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例如《红楼梦》那样的悲剧结局，“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这种悲剧的观念，像《红楼梦》这样的悲剧，在古典小说中简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特别赞赏高鹗续书的“悲剧眼光”——
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正因为推崇悲剧，反对虚伪庸陋的“团圆”小说，所以胡适又正确指出，那些想把黛玉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的许多《续红楼梦》、《补红楼梦》，是毫无可取的；他也很厌恶《儿女英雄传》那样大做“富贵兴隆”的如意梦，多次斥责它内容上“鄙陋恶劣”，“迂腐可厌”。胡适关于悲剧和“团圆迷信”的这番议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确是相当深刻的卓见，切中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的肯綮；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罢。
其次，胡适很重视小说创作中的想象和虚构。文学既然是生产“美”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创造自然离不开想象与虚构。他评论古典小说，往往多把作者想象力、创造力的高低，看作是作品成败优劣的重要根源。他认为《西游记》成就很高，就因为“著者的想象力真不小”，依靠这种葱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造出了“世间最有价值的一篇神话文学”；又指出，“《水浒传》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胡适对《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成就评价不高，说它“据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以至认为它只能算一部“通俗历史”，“没有文学的价值”。他对《三国演义》的这种评价明显存有偏颇，但他强调小说创作中的想象和创造，却是符合文艺的特点及其创作规律的。
“历史小说”如何处理历史事实与想象创造的关系？胡适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他分析了一些“历史小说”，指出：
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没有真正“小说”的价值。若违背了历史的事实，如《说岳传》使岳飞的儿子挂帅印打平金国，虽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却又不成“历史”的小说了。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
既要不违背历史的事实，又要大胆想象与虚构，这便是胡适对历史小说创作的要求。他认为《水浒传》符合这个要求。小说写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实；而宋江在浔阳楼吟反诗，武松打虎杀嫂，鲁智深大闹和尚寺等许多热闹精彩情节，则是历史上没有的，出于作者的想象与虚构，最终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胡适更推许唐人传奇中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认为是唐代第一篇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说，也符合他所提出的“历史小说”的要求。他指出这篇作品，“把‘历史的”人物（如李靖，刘文静，唐太宗之类）和‘非历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红拂是），穿插夹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时真有这些人物事实。但写到后来，虬髯客飘然去了，依旧是唐太宗得了天下，毫不违背历史的事实”。至于《三国演义》，则如前所述，太拘泥于历史的事实，又缺乏想象和创造，是不成功的例子。这里，胡适把《水浒传》、《虬髯客传》这样一些仅借一点历史的因由或背景的作品，也归属“历史小说”，显然欠妥当；而历史小说及历史剧的创作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规定一个模式；但是，胡适所总结的关于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这一方法和要求，他强调历史小说的创作也必须有大胆的想象和虚构，却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大关节违背了历史，怎么能算“历史的”小说？而如果离开想象和虚构，又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美”的文学作品来呢？
第三，胡适把人物刻绘的成功与否，作为评价古典小说成败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描写人物，是小说创作的一个中心课题。胡适很注意总结古典小说在这方面的经验。他十分赞赏《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本领，认为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马二先生，杜少卿，权勿用等等，“个个都是活的人物”；而“《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对于《水浒传》，胡适认为它的文学技术的成功，也在于“画出十来个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并且画得“确是可爱可敬”；而作品的缺点，也出在人物描绘方面，作者“舍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以至笔力分散，到后来便杂凑敷衍。他曾设想，倘若作者“用全副精神来单写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个人，他这部书一定格外有精彩，一定格外有价值”。这些分析，都是符合实际，很有见地的。
塑造人物，关键在于“个性的描写”。胡适曾经总结《海上花列传》作者自觉地注意人物个性描写的经验。该书《例言》中提出写人物“无雷同”、“无矛盾”，说的便是个性描写的问题。胡适指出：“彼与此无雷同，是个性的区别；前与后无矛盾，是个人人格的一致”；《海上花》的特别长处，便在于它的“无雷同，无矛盾”的人物个性描写。前人写妓女，很少能描写她们的个性区别，而《海上花》的作者却能自觉地描写各人不同的“性情，脾气，态度，行为”，如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娇，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都有个性的区别，可算是一大成功”。尽管对《海上花》人物描写的具体评价，似有过奖处，而他对小说中人物个性描写的分析和见解，在当时还是难得的，能给人以启发的。
胡适对《三侠五义》的人物描写，作了较多的肯定，认为这部小说有四个人物写得“最成功”，算是“石玉昆的杰作”：一是白玉堂，二是蒋平，三是智化，四是艾虎。胡适在评论这些人物时，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即要求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反对传统小说中人物性格单一化的偏向。例如，从白玉堂的形象，胡适认为写英雄人物，不能写得像“天神”一样——
白玉堂的为人很多短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这都是很大的毛病。但这正是石玉昆的特别长处。向来小说家描写英雄，总要说的他像全德的天神一样，所以读者不能相信这种人才是真有的。白玉堂的许多短处，倒能教读者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有这些近情近理的短处，我们却格外爱惜他的长处。
白玉堂是《三侠五义》中极力描摹的“少年英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性格单一化的弊病。而且作者又不像向来的许多小说那样，“教他的英雄福寿全归”，却是送他到铜网阵里去，被乱刀砍死，被乱箭射死。这样残酷的下场，应该说正符合白玉堂性格发展的逻辑，让人觉得近情近理，真实可信。再如，蒋平、智化一类深沉有谋略的人物，在以往的小说中，往往写成身穿八卦衣，手拿鹅毛扇的军师，如诸葛亮、吴用之流，成为可怕的阴谋家，毫无诙谐的趣味；石玉昆却“把谋略和武艺合在一个人身上”，把他们写成“机警的英雄”，而且“都富有滑稽的风趣”。胡适说，“讥诈而以诙谐出之，故读者只觉得他们聪明可喜，而不觉得阴险可怕了。”显然，这也是从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的要求，来评价这类人物的。而描写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克服性格的单一化，反对写“天神”一样的虚假英雄，不正是小说创作至今仍应该注意和追求的吗？
第四，中国古来的小说，在人物描写方面成就显著的还不少，而在景物描写方面却大多技术比较差。故胡适对《老残游记》中景物描写的成功，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传统小说中最突出的。他说：
《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这个评价，在写人方面过誉，而在写景方面，《老残游记》是当得起“前无古人”几个字的；其成功的经验，也正是胡适所说的“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
例如，《老残游记》的景物描写，能写出景物的个性特点。这样的描写就“全靠有实地的观察作根据”。书中第十三回，有一段描写黄河结冰的情状，写得生动而有特色。刘鹗自己评这一段说，他写的不是止水结冰，不是小河结冰，也不是河南黄河结冰，而是写的山东黄河结冰。胡适据此总结指出：
不但人有个性的差别，景物也有个性的差别。我们若不能实地观察这种种个性的分别，只能有笼统浮泛的描写，决不能有深刻的描写。不但如此。知道了景物各有个性的差别，我们就应该明白：因袭的词章套语决不够用来描写景物，因为套语总是浮泛的，笼统的，不能表现某地某景的个别性质。
胡适把“实地的观察”和“熔铸新词”，看作是达到个性鲜明的景物描写的两个重要条件，尤其强调作者的生活经验（实地观察）在创作过程中（描写景物）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往的旧小说，缺乏描写风景的技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旧日的文人多是不出远门的书生，缺乏实物实景的观察”。而刘鹗却不同。据罗振玉的《刘铁云传》说，刘鹗曾参加过河南山东的治河公务，测绘过三省黄河图，在郑州的治河工地上，他还“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由此可知，《老残游记》中有关黄河景物描写的几段好文字，确是得力于“实地的观察”。胡适说，他最喜欢第十二回打冰之后，描写月下云天山雪交相映衬的一段“白描”。这一段也毫无例外，得力于刘鹗对黄河景物的实地观察。所以胡适指出：“只有精细的观察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底子；只有朴素新鲜的活文字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工具。”
还有第二回里写王小玉唱书的一段文字，胡适也很赞赏，认为是描写音乐的“一次大胆的尝试”。由于音乐只能听，不容易用文字写出，所以常常是用许多具体的事物来作譬喻。刘鹗“在这一段里连用七八种不同的譬喻，用新鲜的文字，明了的印象，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象的音乐的妙处”，因此胡适肯定它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
《老残游记》中上述描写景物和音乐的几段文字，由胡适挑选并肯定以来，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各种文学史论著所公认的好文字，可见他的眼力还是不错的。只有关于大明湖的一段描写，胡适的见解似乎有些“迂”。他认为，写铁公祠前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明湖里，是“误记”，“即使三十年前明湖没有被芦田占满，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其实，《老残游记》写济南府大明湖的这一段，也是极优美的散文，在景物描写方面，艺术作品似乎也不应该拘泥于生活中的实景，以至把艺术的真实与生活中的事实混同起来。胡适在这里的“失误”，大约与他关于《红楼梦》的“自叙传”说，是同出一辙的罢。
最后，胡适对古典小说中的语言艺术也相当重视。他把这方面的最高评价给予了《儿女英雄传》，说它作为一部评话小说的特别长处，“在于语言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并指出清代以来，我国文学语言创造方面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再后又有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也是“旗人最会说话”的证明。这现象应该能引起研究文学语言的同志们的兴趣。
小说的语言艺术，胡适指出，“最难的部分是书中人物的谈话口气”，也就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问题。他说，“什么官僚乞丐都谈司马迁班固的古文腔调，固是不可；什么小姐小孩子都打着‘欧化，式的谈话，也是不可”。怎么办呢？
做小说的人要使他书中人物的谈话生动漂亮，没有别的法子，只有随时随地细心学习各种人的口气，学习各地人的方言，学习各地方言中的熟语和特别语。简单说来，只有活的方言可用作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谈话，只有活的方言能传神写生。
胡适认为，做到人物语言个性化，关键要细心学习“各种人的口气”，写出各种人说话的特点。他在别处还说过，做小说的人，“要用全副精神替书中人物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他要人们拜《三侠五义》中的智化为师，“设身处地的”去体会书中人物的特点，写出“他之为他”来，“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这些意见，无疑都是很正确的。至于他特别强调用方言土语来写人物的谈话，虽然包括了北方方言在内，却也有笼统与不确切的缺点。他之所以把用苏州话的《海上花列传》，与用北京话的《红楼梦》、用山东方言的《金瓶梅》，相提并论，都列为用方言土语写谈话“最有成绩的例”，就同他不分南北方言、普通不普通的笼统认识分不开。他甚至认为土话用得愈多愈土就愈好似的，以此判定《儿女英雄传》里的谈话“比《红楼梦》还更生动”。这就未免褒贬失当了。至于胡适说什么为了《儿女英雄传》“这点子语言上的风趣，我们真愿意轻轻地放过这书内容上的许多陋见与腐气了”，舍本而逐末，更是不足为训的。
六、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评论胡适的小说考证，自然不能回避他的研究方法。这就是胡适自己所标榜的“考证的方法”，他曾经概括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里，说到《胡适文选》中关于整理国故的一组文字时，胡适写道：
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结合胡适考证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事实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决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伪科学”；当然也并非他自己吹嘘的那样的“科学方法”，而是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方法。
实用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它的一些代表人物宣称，实用主义是超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上的哲学。这当然是欺骗。实用主义者把实在与主观经验混为一谈，把真理看作认识的工具，主张有用即真理，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和客观世界的可知性，这就在实际上转到不可知论方面，从根本点上离开了唯物主义，因而与马赫主义成为一丘之貉，都是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相对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这是众所周知、毫无疑问的。我们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反动性，以往进行过较多的批判，今后也仍然需要批判。但另一方面，我们考察任何一种哲学思潮及其方法论，都不能简单化，即使对于实用主义这样的反动哲学，也需要考察其种种复杂情况，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至于信奉实用主义的具体人，他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也往往并非完全一致。胡适，作为实用主义的信徒，他的认识论无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据他自己说，是“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指导思想也显然是实用主义，因而与他的认识论相一致，带着主观随意性。但是，我们也明显地看到，胡适的这种方法事实上又汲取了清代朴学大师们治学方法的某些有益成分，也从达尔文、赫胥黎那儿汲取了“殷勤搜求事例”的科学精神，因而表现出“尊重证据”、“只认得事实”和“无证不信”的求实精神。所谓“大胆的假设”，只是在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又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凭借“学问和经验”做基础提出来的，并不是大胆胡思乱想，或完全凭空的主观臆想。而且这种假设还必须经过证据的证实，才可算作定论；如果证据证明假设错了，就必须根据新的事实修正结论。胡适在考证《红楼梦》时曾说：“处处想撇开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这种尊重证据的方法，也是他考证其他小说的方法，其中包含的求实精神，就同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相径庭，而带着某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成分了。
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在实际运用于小说考证时，虽然常有主观随意性的情况，但也有不少体现着上述求实精神的事例。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就是突出的一个。最初，胡适根据《雪桥诗话》《八旗文经》和《熙朝雅颂集》所载敦诚敦敏兄弟与曹雪芹的赠答诗等材料，假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后来，胡适得到《四松堂集》原本，在敦诚挽曹雪芹诗题下注有“甲申”，便据以修正假设，定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再后，胡适购得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第一回眉批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已是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即据此再修订原来的推断，考定曹雪芹的卒年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西历一七六三年，较前二说根据更充分了。这个卒年的考证，先后经历七年，几次修正，正是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的表现。这样尊重事实证据而修改假设和结论的情况，在《水浒传》版本的考证上，在关于“灯花婆婆”的判断上，在对于元代白话文学发达程度的估计上，也都出现过。胡适在学术上错了就承认错了，比较干脆。而他有时为了坚持某种正确的学术见解，也真能“搁起感情”，毫不讲情面，即使对他所尊敬的朋友也是这样。例如，在《红楼梦》考证方面，他对蔡元培先生《石头记索隐》的批评就非常尖锐，他说自己是“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这也正是在学术上实事求是，尊重证据的科学精神。
胡适的考证方法所包含的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自然不是实用主义所能说明的；但是，它毕竟又是在实用主义思想体系控制下，只是带着某种机械唯物论成分的形式逻辑的方法。它重视事实的证据，在研究具体事物及其外部联系时，往往是严密的，科学的；而当涉及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时，就往往露出形而上学的不可克服的缺陷，并最终被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所左右，而走向反科学的道路。胡适的小说考证，从许多具体问题及资料整理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又不免陷进唯心主义泥坑，而最终借小说考证来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虽然确有某些可取之处，但实用主义的反科学的本质也是随时随地显露出来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草稿。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