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自刘备兵败夷陵之后，蜀国内部的局势即开始动荡，幸亏诸葛亮镇守成都，才未发生大的动乱。但当诸葛亮奉诏至白帝城后，大的动乱便开始了。章武三年（223）三月，素为诸葛亮所不满的汉嘉郡（分蜀郡所置）太守黄元，一则考虑到刘备病危，怕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己不利，二则考虑到诸葛亮东行，成都空虚，于是举郡反叛，火烧临邛城。在此危急关头，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启奏太子刘禅遣其亲兵，派将军陈曶、郑绰率领，讨伐黄元。杨洪估计黄元兵败后必将顺流东下，至白帝城向刘备请罪，如刘备已死，则必将投奔东吴，于是命陈曶、郑绰在南安峡口拦截。陈曶、郑绰按杨洪的部署，果然活捉黄元，押回成都斩之。黄元之乱虽被平息，但与此同时，南中地区又发生了更大的叛乱。一时之间，蜀汉的国内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腾出时间迅速处理因夷陵兵败和刘备去世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诸葛亮上表刘禅，请他立即公布刘备遗诏，并按礼而有节制地办理刘备的丧事。在诸葛亮的安排下，以李严为中都护，留镇白帝城，自己则护送刘备灵柩于五月返回成都，八月葬刘备于惠陵。

章武三年（223）五月，十七岁的刘禅即位于成都，改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设立丞相府署，治理国事。从此，四十三岁的诸葛亮担负起辅佐刘禅的重任，朝廷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他实际上成为蜀汉的最高执政者。

诸葛亮秉政之后，由于后主刘禅暗弱年幼，国家大事集于自己一身，因此他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广开言路，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诸葛亮于建兴元年（223）接连下发了《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亦称《与群下教》）和《又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亦称《又与群下教》），鼓励部属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他在第一《教》中说：所行之事，之所以让大家参与讨论，是为了集思广益。如果为了避免小嫌疑而不肯提出不同意见，则会对国家造成损失。通过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最后得出正确结论，就如同丢弃破鞋而获得珠玉一样。然而人们总是顾虑重重，苦于不能把心中的话完全说出。只有徐元直能够直言不讳；另外董幼宰参与处理政事七年，我办事每有不周之处，他都能反复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如果大家能学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能像董幼宰那样勤勤恳恳，忠于国家，那我就可以少犯过失了。在第二《教》中又说：我任重才轻，故多阙漏。过去与崔州平交往时，屡闻指点得失；与徐元直交往时，多受启发教诲；与董幼宰共事时，他每次都把话讲尽；与胡伟度共事时，他经常有规劝阻止。我虽然天性鄙陋愚昧，不能完全采纳，但与此四人的关系始终很融洽，这足以说明我对直言者绝不会疑忌。从以上两《教》来看，诸葛亮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很欢迎部属能提出不同意见，供自己斟酌参考，以避免或减少失误。

由于诸葛亮鼓励大家提意见，不搞打击报复，因此部属们便敢于对他直言劝谏。例如，刘备刚去世后，诸葛亮身为丞相，日理万机，然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甚至连校阅账簿文书之类的具体小事，他也亲自处理。对于诸葛亮的这种工作方法，主簿杨顒就提出批评，他说：为治应有分工，上下不可相侵。譬如一个家庭，男奴管耕种，女婢管炊事，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用于载重，马用于远行，分工明确，所求皆足，如此，则主人便可雍容不迫，高枕无忧。相反，如果主人分工不明确，凡事皆躬亲，劳其体力，为此细务，则必形疲神困，一事无成。这并非主人之智力不如奴婢鸡犬及牛马，而是治家的方法有问题。治理国家，亦同此理。坐而论道，乃王公之职责；作而行之，乃士大夫之职责。汉宣帝的丞相丙吉春日出行，看见清道夫群斗，死伤横道，他并不过问，但看见耕牛吐舌喘气，他却为之担忧，因为丙吉认为丞相不应亲自处理小事，只应关心大事。群斗小事，应由长安令和京兆尹处理；耕牛春天热得喘气，说明时气失节，阴阳不调，关心此类大事，才是丞相的职责。汉文帝问丞相陈平，全国每年决狱多少？每年钱谷出入多少？陈平说，事有分工，各负其责。决狱之事，可问治狱廷尉；钱谷之事，可问治粟内史。丞相的职责，不在具体细务，而在于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育万物，各得其宜，外镇四夷，安抚诸侯，内亲百姓，使卿大夫各司其职。杨顒在向诸葛亮举了以上事例后，又对他说：丙吉、陈平为丞相，都能做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而现在您任丞相，连校阅账簿文书之类的具体小事都要亲自处理，形疲神困，汗流终日，这不是太劳累了吗！诸葛亮听了杨顒对自己工作方法的批评后，非常感谢。后来杨顒去世，诸葛亮曾为之垂泣三日，并在写给张裔和蒋琬的信中说：“令史中失去赖厷，掾属中失去杨顒，对朝廷的损失太大了。”（原文见《三国志·杨戏传》）当然，由于蜀汉当时的具体国情，加之诸葛亮小心谨慎的一贯作风，使他不可能完全改变事必躬亲的工作方法，但是，他广开言路，鼓励部属提意见，不搞打击报复，这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主持蜀国大政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很多。在诸多问题中，诸葛亮认为最紧迫的是必须立即恢复遭到破坏的孙刘联盟。

由诸葛亮和鲁肃在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所共同促成的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后艰难地维持了十一年。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杀关羽而夺荆州，彻底破坏了孙刘联盟；此后刘备为关羽报仇伐吴而遭惨败，不但使孙刘两家的仇恨更为加深，而且使蜀国元气大伤。在刘备死后，魏帝曹丕乘吴蜀仇恨正深而蜀国处境十分困难之机，命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五位耆艾老臣各自写信给诸葛亮，陈以天命人事，劝诸葛亮举国称藩，投降魏国。由于华歆等五人同时写信劝降，诸葛亮深感事情重大，不能置之不理，必须予以严厉驳斥，而他又不屑于给五人分别回信，因此，诸葛亮便写了《正议》一文，公诸天下，对五人同时加以驳斥曰：“昔日项羽起兵之后，不遵循正道，虽处华夏之要地，握帝王之权势，但最终兵败身死，为后人留下永久的鉴戒。魏国不吸取历史教训，又步项羽后尘，曹氏父子能自身免祸已属万幸，子孙当以此为戒。然而，你等老迈之人，承伪命而称颂曹丕，劝我投降，此正如同陈崇、张竦称颂王莽之功一样，也不过是你等为了免去大祸，迫不得已的苟且偷生作法而已。昔日世祖皇帝（指刘秀）在前汉基础上创立后汉，只激励数千疲弱兵士，便在昆阳郊外挫败王莽的四十余万劲旅。可见，依靠正义而讨伐不义，并不在兵士的多少。到了曹操，凭借其以诡诈手段取胜而窃取的权力，统率数十万大军，前往汉中阳平关救援张郃，结果被我军打败，曹操悔恨不已，仅能自脱，丧其精锐之众，遂失汉中之地，他此时才深知皇权帝位不可妄获，不久即返回，未及到达许都即感毒而死。曹丕荒淫逸乐，继曹操之后而篡夺汉位。纵然曹丕派你等在信里施展像苏秦、张仪那样的诡辩靡丽之说，妄陈像驩兜那样的罪恶滔天之辞，企图诬蔑诽谤尧帝，挑拨离间夏禹和后稷，但也不过是徒费文辞、烦劳笔墨而已，这是大人君子所绝不肯为之事。另外，《军诫》中说：‘万人下定必死的决心，便可横行天下，所向无敌。’昔日黄帝轩辕只率兵数万，便可制服四方，平定海内，何况现在蜀国以数十万之众，依靠正义而讨伐篡汉的罪人，曹魏岂可冒犯阻挡！”（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在《正议》中引经据典，联系现实，驳斥了华歆等人的劝降谬论，揭露了曹氏父子篡汉夺位的罪行，说明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性，表达了自己以弱胜强、统一天下、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和信念。

但诸葛亮又清醒地看到，当时要顶住魏国的压力，并为以后的北伐做好准备，仅靠蜀汉一国之力是绝对不行的，必须立即恢复遭到破坏的孙刘联盟，更何况孙刘联盟是自己当年在“隆中对策”中的既定外交政策。于是，在建兴元年（223）九月，诸葛亮派邓芝出使东吴，与孙权修好。而在此之前，孙权因已夺得荆州，并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加之曹丕不断向他施压，要他送子入朝为人质，所以他也有重新恢复孙刘联盟的意向，曾于蜀汉章武二年（222）十二月派郑泉到白帝城表示愿与蜀国改善关系。当时刘备兵败夷陵后正驻白帝城，曾派宋玮、费祎等报命于吴。但刘备死后，孙权又产生了疑虑。邓芝于建兴元年（223）十一月到达东吴后，针对孙权的疑虑，做了大量工作。孙权终于答应与魏绝交，重新与蜀联合，并于蜀汉建兴二年（224）春天派张温与殷礼随邓芝报聘于蜀。诸葛亮接着派邓芝再次出使东吴。从此，吴蜀信使往来，不绝于道，孙刘联盟重新恢复。尤其是孙权一方，更将与蜀汉联系的大权交给镇守荆州的陆逊。为了便于与蜀汉联系，孙权还把自己的大印放在陆逊处，他每次写给刘禅和诸葛亮的信件，都先送给陆逊过目，轻重可否，任其改定，然后盖印发出。陆逊镇守荆州，隔三峡与蜀为邻，他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起着孙权与诸葛亮相互联系的中介作用。

在孙权所派来的张温与殷礼两位报聘使者中，对于殷礼的人品才能，“诸葛亮甚称叹之”（《三国志·顾邵传》裴松之注引《通语》）。诸葛亮曾称赞殷礼是东吴少有的奇伟之人，又在写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称赞殷礼才能出众，把他比作颇受后世称誉的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公孙桥和晋国大夫羊舌肸。

当然，孙刘两家的第二次联盟，与第一次联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联盟是与刘备一方“跨有荆益”的战略利益同时并存的。到了第二次联盟时，无情的现实使诸葛亮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原先设想的“跨有荆益”，与孙刘联盟是不可能长期并存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所以，第二次孙刘联盟，诸葛亮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承认孙权占有荆州的合理性，自己则不能再提“跨有荆益”。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孙刘联盟的恢复，对蜀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蜀汉的长江三峡边境，从此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也使诸葛亮从此再无东顾之忧，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其他问题。

诸葛亮在建兴元年（223）恢复了与孙权的联盟之后，本想立即发兵南中，讨平叛乱，但丞相长史王连极力谏阻，以为南中乃不毛之地，疫疠之乡，诸葛亮不宜以一国之重，冒险而行。诸葛亮考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王连不断谏阻，言辞非常恳切，因此讨伐南中之役，只得暂缓进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诸葛亮经反复考虑后，认为国家新遭大丧，元气大伤，不便立即发兵，只能对南中之乱暂时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在建兴二年（224）除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外，更将主要精力用于推行法治。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坚持奖善惩恶，大力整顿吏治。

诸葛亮对德才兼备者坚决予以奖拔重用。例如，广汉绵竹人秦宓，字子敕，少有才学，州郡征辟，辄称疾不往。刘备定益州后，受辟为从事祭酒。但在章武元年（221）因极力劝阻刘备为关羽报仇伐吴，而被下狱幽闭。建兴二年（224），诸葛亮因秦宓具有专对之才，特别擅长外交辞令，便让他担任益州别驾，不久又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当时正逢孙权派张温与殷礼报聘于蜀，他们离蜀之际，百官皆往饯行，而唯独不见秦宓。诸葛亮知道张温是东吴有名的舌辩之士，在饯别宴会上肯定会向蜀国人士发起问难，于是多次派人促请秦宓。秦宓到后，张温果然问他：“君有学问吗？”秦宓答曰：“蜀国五尺童子皆有学问，何必小看人。”温复问曰：“天有头吗？”宓答：“有头。”温问：“在何方？”宓答：“在西方。《诗经》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问：“天有耳吗？”宓答：“天居高而听下，《诗经》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若天无耳，何以听之。”温问：“天有足吗？”宓答：“有。《诗经》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天无足，何以行之。”温问：“天有姓吗？”宓答：“有。”温问：“何姓？”宓答：“姓刘。”温问：“何以知之？”宓答：“天子（指刘禅）姓刘，以此知之。”温问：“日不是生于东吗？”宓答：“虽生于东而落于西。”（原文见《三国志·秦宓传》）秦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使张温大为敬服，不但维护了孙刘联盟，而且维护了蜀汉的尊严。再如梓潼涪人杜微，字国辅，刘璋辟为从事，以疾去官。刘备定益州后，杜微以耳聋为由，闭门不出。建兴二年（224），诸葛亮请杜微担任主簿，杜微固辞，诸葛亮便派人用车接他到相府。因杜微耳聋，无法交谈，诸葛亮便当面给他写信说：久闻先生德行，无缘当面请教。我天性鄙陋，统领益州，德薄任重，时常忧虑。主公今年才十八岁，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我欲与君应天顺民，辅此明主，共同复兴汉室，著功青史。在诸葛亮的一再劝说下，杜微终于出任主簿。但过了不久，杜微又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求归，诸葛亮再次给他写信，劝说挽留。在诸葛亮的耐心劝说和诚心挽留下，杜微终于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后来官至谏议大夫。另如犍为南安人五梁，字德山，以儒学节操著称，在建兴二年（224）也被诸葛亮用为功曹，后官至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

在奖拔重用德才兼备者的同时，诸葛亮对违法乱纪者亦毫不留情地予以惩处。例如武陵临沅人廖立，字公渊，刘备领荆州牧时，辟为从事，年未三十又擢为长沙太守。建安十六年（211）冬刘备应刘璋之请而随法正入蜀后，诸葛亮留镇荆州。孙权见刘备的势力日渐强大，心存戒备，便派人向诸葛亮打听刘备身边出谋划策之人，诸葛亮特意提出庞统和廖立。诸葛亮当时之所以在刘备集团的众多士人中特意提出籍贯属于南方的庞统与廖立，目的有两个：一是说明刘备的事业不但得到北方的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大力支持，而且在南方士人中也很得人心。二是廖立当时正任长沙太守，诸葛亮特意提出他，也是暗示孙权不可对长沙有非分之想。但廖立后来的表现，却使诸葛亮大为失望。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派吕蒙掩袭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时，身为长沙太守的廖立竟然弃城逃走。宽宏大量的刘备并未深责廖立，又以他为巴郡太守，但他却把政事搞得乱七八糟。刘备为汉中王后，征廖立为侍中。刘备死后，廖立侍梓宫而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刘禅即位后，普增职号，又迁廖立为长水校尉。长水校尉是职位仅次于将军的高级官职，但廖立恃才自傲，并不满足。他认为以才能名望而论，诸葛亮应排第一，自己应排第二。他对自己身居中都护李严之下的长水校尉职务，非常不满，公开向诸葛亮提出，应该表奏自己为卿。不仅如此，廖立还对刘备、关羽进行诽谤；对长史王连、向朗，治中文恭，侍中郭演长进行攻击，认为他们都是凡俗之人，不堪重任。对于廖立这种身居高位而恶迹不可胜数的人，诸葛亮认为必须予以惩处，因此在建兴二年（224）上表刘禅，废廖立为民，将其流放到荒凉不毛的汶山郡。廖立在汶山郡率妻子耕殖自守，希望诸葛亮有朝一日能赦免自己，但诸葛亮至死也未赦免他，廖立遂终于汶山郡。

诸葛亮治蜀，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奖。但当时也有人认为诸葛亮执法过严，指责他不行赦免。对此，诸葛亮解释道：“治理国家要靠大的政策法令，不能靠赦免以行小恩小惠。西汉元帝的丞相匡衡、东汉光武帝的大司马吴汉，都劝皇帝不要轻行赦免。先帝（刘备）也说他和陈元方、郑康成交往时，经常受到二人的启发告诫，他们将治乱之道谈得很详尽，唯独不曾谈过赦免之事。如果像荆州牧刘表以及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那样年年实行赦免，则对治理国家并无好处。”（原文见《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经过诸葛亮的解释，人们便都理解了他不轻行赦免的原因，从而提高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经过建兴二年（224）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以及奖善惩恶、整顿吏治之后，蜀汉的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朝廷形势也已经稳定。在恢复元气之后，诸葛亮便决定亲自率众讨平南中之乱。

所谓南中，是指蜀汉所辖的今四川省南部及云南、贵州两省，因其地在蜀汉腹地之南，故称南中。说得更具体一些，是指当时益州所辖的益州郡（治滇池县，在今云南晋宁东）、永昌郡（治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东北）、越巂郡（治邛都县，在今四川西昌东南）、牂牁郡（治故且兰县，在今贵州贵阳以东，凯里以西）等四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

早在章武三年（223）之前，益州郡渠帅雍闿杀死太守正昂，暗中遥通孙权，刘备乃以张裔继任益州郡太守。张裔径直至郡，雍闿煽动其众曰：“张裔像个葫芦和空壶，外光而内粗，杀他不值得，把他捆起来送给东吴。”（原文见《三国志·张裔传》）于是将张裔缚送孙权。至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死后，雍闿更加骄横不宾。都护李严给雍闿写信，晓以利害，雍闿在回信中竟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今天下鼎立，三国并存，使他不知所从。这实际是想公开脱离蜀汉管辖。此年夏，雍闿公开降于孙权，孙权遥署雍闿为永昌郡太守。雍闿赴任时，永昌郡功曹吕凯与府丞王伉激励吏民，率众拒纳。雍闿无法进入永昌郡，乃使益州郡少数民族首领孟获诱煽诸夷，起兵叛乱。一时之间，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巂郡夷王高定，皆叛应雍闿。

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开始讨伐南中叛乱。朝臣送行数十里，临分别时，诸葛亮向参军马谡请教平定南中的策略。马谡说：“南中诸郡，恃其险远，久不服从朝廷，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如欲将其消灭净尽，则既非仁者之举，且亦不能仓促成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请丞相采取攻心策略，使其心服。”（原文见《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正与诸葛亮的想法相合，因为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时早就提出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主张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和”与“抚”的政策。所以，诸葛亮非常高兴地采纳了马谡的建议，以“攻心为上”作为平定南中的总体策略和指导思想，并专门为此而发布《南征教》，以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

讨伐南中的大军分作三路：诸葛亮进攻越巂郡，李恢进攻益州郡，马忠进攻牂牁郡。诸葛亮率领主力军进入越巂郡后，顺利攻克了郡治邛都县，捣毁了夷王高定的窟穴，并俘获其妻子。在此情况下，诸葛亮估计高定道穷计尽，将自首求生，但顽固不化的高定并未俯首投降，而是向南退至卑水县（今四川会理东北），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欲求死战。正在此时，前来支援高定的雍闿，被高定的部下杀死，诸葛亮乘敌方内部出现分裂之机，一举击杀高定，平定越巂郡。马忠进攻牂牁郡，诛杀朱褒，击破诸县，战事顺利，所至克捷。李恢进攻益州郡时，益州郡诸县大相纠合，困李恢军于昆明。当时李恢军少敌一倍，又与诸葛亮失去联系，处境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李恢假称粮尽将退，愿与敌方修好，南人信之，围攻怠缓。李恢乘机出击，大破敌军，追亡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诸葛亮声势相连。

就在三路大军各自获胜之际，孟获收集雍闿余众，又集结于益州郡，继续对抗蜀军。诸葛亮于是会集三路大军，开始耐心地与孟获作战。孟获是益州郡少数民族首领，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为夷汉各族人民所钦服。为了达到“攻心”之目的，诸葛亮下令军中，对孟获只能生擒，不许伤害。蜀军生擒孟获后，诸葛亮不但没有杀他，反而让他观看蜀军的营阵，并问他：“此军何如？”但孟获看了蜀军的营阵后却对诸葛亮说：“过去不知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让我观看营阵，若只是如此，则肯定容易取胜。”（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见孟获并不服气，也不与他争辩，只是笑了笑，便放他回去，再与蜀军交战。此后，孟获多次被俘，又多次被放。到了第七次被俘后，诸葛亮还要放他回去再战，孟获终于被诸葛亮“攻心为上”的诚心所感动，并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心悦诚服，于是说：“丞相真是神威，南人不再反叛了。”（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孟获从此归顺诸葛亮，而南中四郡大体平定。

南中四郡平定后，诸葛亮来到孟获的大本营，即益州郡治所滇池县，着手处理平叛之后的善后事宜。这是一项比平叛本身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为了继续实行“攻心为上”的策略，诸葛亮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南中地区不留外人，而大量起用当地夷人及汉人中的上层人物为官吏。但有些人却不理解这一做法，对诸葛亮加以劝谏，诸葛亮便向他们加以解释，意思是说：如果留外地官吏治理南中，则必须留兵保护他们，这样军粮便成了问题，此其一。如果留外地官吏而不留兵保护他们，则夷人便会乘机为新近战死的父兄报仇，必然酿成祸患，此其二。夷人多次犯有废杀外地官吏的罪行，自己怀疑双方关系的裂痕太大，如果留外地官吏，夷人终究不敢相信他们，此其三。以上三种情况，都不好办。最妥当的办法就是用当地的夷人和汉人自治，这样就可以在不留兵、不运粮的情况下，使南中地区纲纪初定，夷汉相安。经过诸葛亮的解释，大家的认识都统一了。

为了便于管理，诸葛亮又对南中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从建宁郡与永昌郡分地增设云南郡，从建宁郡与牂牁郡分地增设兴古郡。这样，原来的南中四郡（益州、永昌、越巂、牂牁），经过调整后，成为建宁、永昌、云南、越巂、牂牁、兴古六郡。而统辖南中的庲降都督及六郡太守，主要由当地人担任。例如：

李恢是建宁郡（即原益州郡）俞元县人，从政之始就在建宁郡任督邮，他的姑夫爨习，出于当地少数民族大姓，曾任建宁郡建伶县令。正因为李恢是建宁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早在章武元年（221），当庲降都督邓方死后，刘备就以李恢继任庲降都督。当李恢临上任时，诸葛亮曾给他写信表达依依惜别之情，并送给他毛织地毯一件，以表心意。庲降都督是蜀汉所设的统辖南中诸郡的最高官职，其治所在建宁郡所辖的味县（今云南曲靖）境内之庲降。但由于味县距建宁郡治所滇池县（今云南晋宁东）较近，而滇池县当时被雍闿所控制，因此，为了安全，庲降都督一直暂驻牂牁郡的平夷县。诸葛亮讨伐南中时，也因李恢是建宁郡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所以专门派他率军进攻建宁郡。南中平定后，李恢以军功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不久，诸葛亮又让他以庲降都督的身份兼任建宁郡太守，在统摄南中诸郡的同时，兼理建宁郡。

吕凯是永昌郡不韦县人，从政之始就在永昌郡任五官掾功曹。永昌郡在今云南省西部，远离蜀汉国都成都，道路壅塞，不易联系，而其东面与雍闿所在的益州郡接邻，北面与夷王高定所在的越巂郡接邻，多年以来，不断受到叛军的威胁。但吕凯身处困境，不畏威逼，不为利诱，坚决反对叛乱。特别是在章武三年（223）夏天，当雍闿被孙权遥署为永昌郡太守而赴任时，吕凯与府丞王伉激励吏民，率众拒纳雍闿，立下大功。在诸葛亮讨伐南中时，吕凯与王伉又坚守永昌郡，有力地配合了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再立新功。所以在南中平定之后，诸葛亮特向刘禅上表，表彰吕凯和王伉，并以吕凯为云南郡太守，王伉为永昌郡太守。史称吕凯“守节不回”，“威恩内著，为郡中所信”（《三国志·吕凯传》），称王伉“亦守正节”（《三国志·吕凯传》裴松之注引《蜀世谱》），而诸葛亮以此二人分别担任云南郡太守和永昌郡太守，对稳定南中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诸葛亮也并非一律不用外人治理南中。在治理南中的用人标准上，诸葛亮虽然首先注意选用当地人，但只要能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并取得南中各族人民的信任，即使是外地人，也照样任用。例如前面提到的永昌郡太守王伉，祖籍蜀郡，就并非永昌郡人，但因他在诸葛亮讨伐南中之前十多年，已任职于永昌郡，且深受当地夷汉各族人民的信任，所以诸葛亮在平叛之后以他为永昌郡太守，也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另有马忠，在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被任命为牂牁郡太守。马忠祖籍虽为巴郡阆中县，并非牂牁郡人，但因他在任职期间善于抚育卹理，甚有威惠，所以深受当地夷汉各族人民的爱戴。建兴八年（230）马忠曾被调离牁郡，回成都任丞相参军。建兴九年（231）庲降都督李恢卒，诸葛亮以张翼继任，但因张翼只知用严刑峻法治理南中，而不知攻心为上，所以南中渠帅刘胄于建兴十一年（233）又发动叛乱。在此情况下，诸葛亮又派马忠去到南中，接替张翼为庲降都督。马忠第二次到南中后，斩杀叛乱的首恶刘胄，南中复平。此时他的职责已不是只治理牂牁一郡，而是统摄南中诸郡。他将庲降都督的治所由过去的暂时驻地牁郡的平夷县，正式西移至建宁郡的味县，有意使自己身处民夷之间，以便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由于马忠为人宽厚，颇有度量，善于诙谐调笑，即使愤怒亦不形于色，加之处事果断，威恩并立，因此少数民族都对他畏而爱之。马忠死后，少数民族纷纷吊丧，流涕尽哀，并为之立庙，四时祭祀。

如果说南中地区的庲降都督及各郡太守这些高级职务还适当挑选了一些外地人担任的话，那么，各郡的属吏及大量的县级官吏则基本由当地人担任。由于郡吏及县级官吏直接与老百姓接触，便于体察民情，因此，由当地人担任这些基层官吏，对稳定南中地区的局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在南中地区就地安排当地人做官外，诸葛亮还选拔南中地区一些德高望重的耆旧豪帅，到蜀汉朝廷任职，例如孟获，就被任为御史中丞。这样，就便于沟通南中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既可下情上达，使南中地区的情况及时被朝廷所掌握，又可上情下达，使朝廷的政令在南中地区畅通无阻。

诸葛亮通过“攻心”策略，虽使南中地区大体上得以平定，但南中地区并非自此毫无动乱。实际的情况是，局部动乱仍然时有发生。例如，除了前面提及的南中渠帅刘胄于建兴十一年（233）发动叛乱外，史书又载有越巂郡的叛乱。诸葛亮讨平夷王高定之后，越巂郡的少数民族仍然多次反叛，接连杀死两任太守龚禄、焦璜，致使此后的太守不敢到该郡治所邛都县上任，只能暂驻在远离治所八百里之外的安上县，越巂郡只是徒有虚名，其实完全被叛乱者所控制。这种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直到延熙三年（240），当时诸葛亮已死多年，蜀汉朝廷才下决心彻底解决越巂郡的叛乱问题，派张嶷出任越巂郡太守。张嶷果断地进入郡治邛都县，对夷人示以恩信，并对其渠帅魏狼，采取当年诸葛亮对待孟获的办法，生擒之后，又放他回去招抚余类，并表拜魏狼为邑侯，使其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由于张嶷处置措施得当，因此蛮夷皆服，颇来降归。所以，蜀汉对南中叛乱问题的彻底解决，实际是在诸葛亮去世多年之后才得以完成的。

但是，诸葛亮在处理南中问题上的功劳和贡献毕竟是巨大的。第一，从基本的事实看，自建兴三年（225）诸葛亮讨伐南中之后，南中地区虽然仍发生过局部的动乱，但终诸葛亮之世，再未发生过牵动全局的大叛乱。第二，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时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后来又采纳马谡的建议，从而为处理南中问题制定了“攻心为上”的总体策略和指导思想，并采取以当地人自治的具体做法，这则是更大的功劳和贡献。“攻心为上”这一策略的正确性，不但被孟获诚心归服诸葛亮的事实所证明，而且被后来的大量事实所证明。凡是坚持“攻心为上”者，南中地区就平安无事，如前述李恢、马忠、张嶷等人的做法；凡是违背“攻心为上”者，南中地区就会发生动乱，如前述张翼的做法。清人赵藩题成都诸葛武侯祠的对联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对诸葛亮的“攻心”策略及其审时度势、以定宽严的灵活做法，都给予高度而准确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本来，诸葛亮从总体上坚持以法治蜀的方针，强调严刑峻法，这是他吸取刘璋治蜀期间纲纪不振、威刑不肃的教训后，审时度势而制定的方针。但是，南中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情况与蜀汉腹地大不相同。如果在南中地区也实行严刑峻法，则肯定不会奏效，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审时度势对制定方针政策就显得特别重要，情况不同，方针政策的宽严程度亦应不同。应严而宽，固然不对；应宽而严，同样不对。而诸葛亮对南中这一特殊地区，采取特殊的“攻心”策略，政策尺度较宽，这正是他审时度势的灵活做法。

诸葛亮平定南中，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南中的平定，使诸葛亮此后再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准备并进行北伐。其次，南中平定后，使内地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得以在南中传播，对发展当地的经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再次，南中的平定，为蜀汉补充了不少人力和物力，使蜀汉的国力得以增强。蜀汉在三国之中本来面积最小，人口最少，财力物力亦极有限，如果南中地区再叛乱割据，则会雪上加霜，使国力更加削弱。南中平定之后，国家不但不必再为南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反而可以从南中调拨兵员和财物，这对蜀汉来说，无疑是绝大的好事。

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三月出兵讨伐南中，十二月返回成都，往返历时整十个月。

诸葛亮自建兴三年（225）十二月由南中返回成都后，直至建兴五年（227）二月，用了一年多时间集中做出师北伐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的重点除了“治戎讲武”之外，更主要的是对人事进行调整，特别是对几个关键人物和要害部门的职务重新进行安排。

首先是关于李严驻防地的调动。李严字正方，荆州南阳郡人，少为郡吏，以才干著称。荆州牧刘表很器重他，让他担任南郡秭归县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进攻荆州时，李严由秭归入蜀，投奔益州牧刘璋。建安十八年（213）刘璋派李严至绵竹县抵御刘备，而李严降于刘备。李严降刘备后，立功颇多，封为辅汉将军，兼任犍为郡太守。章武二年（222）刘备兵败夷陵后，征李严到白帝城（原为鱼复县治所，刘备章武二年改鱼复县为永安县后，治所仍在白帝城），拜为尚书令。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临去世时，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佐刘禅。诸葛亮于五月返回成都时，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白帝城。在当时蜀国的大臣中，李严是权力与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重臣，而他在留镇白帝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任务完成得也确实很出色。对此，诸葛亮深表满意，曾在给孟达的信中称赞李严部署工作如同流水一样迅速，处理问题和决定取舍，相当果断敏捷，从不滞留。正因为李严是托孤重臣，而且镇守白帝城时功绩卓著，所以，诸葛亮在为准备北伐而进行人事调整时，首先想到了李严。于是，在建兴四年（226）春天，诸葛亮奏拜李严为前将军（相当于当年关羽的官职），让他率大军由白帝城移驻江州县（今重庆市），而留护军陈到接替李严驻屯白帝城，并归李严统辖。

诸葛亮调李严至江州的目的，是为了在自己出师北伐期间，让李严主持大后方的军事。但以陈到接替李严驻屯白帝城，却引起一些人的担心，因为白帝城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白帝山上，扼长江三峡的西口，与东吴控制的荆州为邻，是蜀国东部边境的军事重镇，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对于白帝城的安全问题，不但蜀汉人为之担心，连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也专门从东吴写信给诸葛亮，认为白帝城的兵力有两点值得担心：一是兵不精练，二是人数太少。针对这两点，诸葛亮回信分别予以解释：陈到所督之兵，是过去刘备帐下的白毦兵（佩戴有牦牛尾标志的兵士），全为蜀国精锐兵士。如嫌人数太少，则将再抽调江州兵予以补充。

其实，无论诸葛亮怎么解释，但自李严调离白帝城后，蜀国在白帝城的兵力有所削弱，却是事实。而诸葛亮之所以敢从白帝城调走李严的重兵，关键原因还在于当时孙刘两家关系融洽，诸葛亮为了集中兵力准备北伐，已无必要将大量兵力投放于东线的白帝城。前文曾谈过，自孙刘联盟恢复之后，孙权便将与蜀汉联系的大权交给镇守荆州的陆逊，使陆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起着孙权与诸葛亮相互联系的中介作用。到了建兴四年（226）诸葛亮从白帝城调离李严时，陆逊仍镇守荆州，孙刘两家的关系仍然很好。例如，诸葛亮刚从南中返回，便以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东吴；建兴四年（226）之后，费祎作为信使，又频使东吴。再如，孙权想让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典掌军粮，而此事非诸葛恪所长，诸葛亮怕自己的侄子不能胜任，便写信给陆逊说：“家兄年老，而诸葛恪性情粗疏。今吴主让他主管粮谷，粮谷是军队最重要之物，我虽在远方，也暗自因此而不安。请您特为启告吴主，给诸葛恪调换一下。”（原文见《三国志·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陆逊把诸葛亮的意见转奏给孙权后，孙权便改让诸葛恪领兵，不再让他典掌军粮。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当时孙刘联盟是相当稳固的。而诸葛亮之所以敢从白帝城调走李严的重兵，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是提拔张裔为留府长史，主持丞相府工作。张裔字君嗣，益州蜀郡成都县人，专治《公羊春秋》，博涉《史记》、《汉书》，曾举孝廉，为刘璋帐下司马。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率张飞、赵云人蜀支援刘备时，张裔在德阳县的陌下抵抗张飞，战败后逃回成都。不久归降刘备，历任巴郡太守、司金中郎将。后来益州郡渠帅雍闿杀死太守正昂，暗中遥通孙权，刘备乃以张裔继任益州郡太守。张裔至郡后，被雍闿缚送孙权。刘备死后，诸葛亮于建兴元年（223）九月派邓芝出使东吴，与孙权修好，并顺便请孙权将张裔放回。张裔在东吴数年，到处转移躲藏，隐姓埋名，孙权根本不知道他，以为他只是普通人而已，所以便答应放他。张裔临行时，孙权召见他，并问：“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三国志·张裔传》）孙权所问，是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之事。卓文君是西汉临邛（今四川邛崃）大富商卓王孙之女，寡居在家，成都大文人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挑之，文君遂夜奔相如，同归成都。后因家贫，二人又返临邛以卖酒为生，文君当垆，相如与佣保杂作。卓王孙深以为耻，分给部分财物，使回成都。孙权提此问题，意在说明蜀国自古社会风气不好，借以挖苦张裔。但应对敏捷的张裔却接着答道：“愚以为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三国志·张裔传》）张裔所答，是指朱买臣妻嫌贫改嫁之事。朱买臣是西汉吴（今江苏苏州）人，家贫而好读书，经常一边砍柴一边背书，其妻嫌贫而改嫁他人。后来买臣至长安，受到汉武帝的重用而出任会稽郡太守。当他赴任进入吴境时，当地官吏命百姓洒扫道路，买臣发现其妻及后夫亦在其中。买臣命人用车载其妻及后夫俱至太守官舍，置园中而给衣食。居一月，其妻羞愧而自杀。张裔提及此事，意在说明东吴自古社会风气尚不如蜀国，借以回敬孙权。孙权又问了其他一些尖锐问题，张裔都针锋相对地予以巧妙回答。张裔告别孙权后，深悔自己未能装愚守拙，不该锋芒毕露，他估计孙权可能反悔，追他回去，于是立即上船，倍道兼程。果然不出张裔所料，孙权很器重张裔的才能，后悔不该放他，派人急追，但张裔已过三峡，进入蜀境。诸葛亮得知张裔排除万难，返回蜀国后，对他大加称赏，以他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

但张裔有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心胸狭窄。张裔原与杨洪亲善，但在他流落东吴期间，其子张郁为蜀郡吏，因微过受到郡守杨洪的责罚，张裔返蜀后闻之，深以为恨，与杨洪情好日损。后来诸葛亮以岑述为司盐校尉，张裔又与岑述不和，至于愤恨。到了建兴五年（227）春天，诸葛亮即将离开成都前往汉中时，想提拔张裔为留府长史。所谓留府长史，就是在丞相外出期间留守丞相府的秘书长，其职责是代替丞相主持日常工作。由于留府长史的职位非常重要，因此诸葛亮曾就此征求过杨洪的意见。杨洪认为张裔之才，确实可以胜任，但其性不公，恐不宜任留府长史，并建议以向朗为留府长史，让张裔随诸葛亮出征，以便约束。但诸葛亮实际上倾向于任用张裔，并未接受杨洪的建议。不过诸葛亮又认为，如果张裔的缺点不加以克服，则会于事有害，于是给张裔写信说：“你过去在陌下，营垒被张飞攻破，我为你的安全担心，以至食不知味；后来你流落东吴，我又为你悲伤叹息，以至寝不安席；等到你返回蜀国，我委你以重任，与你同辅朝廷，自以为我们之间的交情够得上古代的金石之交了。按金石之交的原则，即使荐举仇人以利国家，割舍骨肉以明无私，尚且不能推辞，何况我只是看中岑述，让他担任司盐校尉，而你就不能容忍吗？”（原文见《三国志·杨洪传》）诸葛亮此信，从他与张裔昔日的友谊谈起，对张裔晓以大义，要他克服心胸狭窄的缺点，与人搞好团结。经过诸葛亮耐心的劝说和教育，张裔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诸葛亮于是提拔张裔为留府长史，主持丞相府的工作，并让参军蒋琬辅助他。

再次是对宫廷要职进行调整，并罢免旧臣来敏。来敏字敬达，荆州南阳郡新野县人，出身世家，其父来艳，汉灵帝时位至司空。汉末大乱，来敏因姐夫黄琬是刘璋的亲戚，乃入蜀为刘璋宾客。刘备定益州后，来敏散布流言，制造混乱。刘备因他语言不节，举动违常，本不想用他，但又考虑到益州初定，且来敏博学多识，长于《左传》，尤精文字训诂，遂以他为典学校尉。刘备称帝后，立刘禅为太子，当时尚书令刘巴推荐来敏为太子家令，刘备虽然不高兴，但也未加拒绝。刘禅即位后，来敏以东宫旧臣一直担任虎贲中郎将（统领皇宫卫士的官长）。到了建兴五年（227）初，诸葛亮在即将北伐时，考虑到二十一岁的皇帝刘禅，尚不能明辨是非，必须有正直之人任以宫省之事，于是将黄门侍郎董允提拔为侍中，并兼任虎贲中郎将，让他与郭攸之、费祎、向宠、陈震等共同负责宫中政事及宿卫。董允就是敢于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而大受诸葛亮称赞的董幼宰之子，他与郭攸之、费祎、向宠、陈震等都是秉心公亮、志虑忠纯的正直之士。因董允所兼任的虎贲中郎将一职，原为来敏所任，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诸葛亮便改任来敏为军祭酒、辅军将军。但是，此时已年过六旬的来敏，又犯了语言不节、举动违常的老毛病。他对诸葛亮以董允代替自己为虎贲中郎将的安排极为不满，公开散布怨言，诬称董允无功无德，说诸葛亮有意剥夺自己的荣誉地位给董允，并认为人们之所以憎恨自己，是由于诸葛亮安排不当所致。诸葛亮听到来敏的怨言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因为来敏自为太子家令起，就一直在刘禅身边，现在临将北伐之际，他又散布怨言，如果让他继续任职，日后定会扰乱宫廷。出于这样的考虑，诸葛亮便奏明刘禅，罢免了来敏刚刚担任的军祭酒及辅军将军职务，让他闭门思过。来敏被罢免后，终诸葛亮之世，未曾复出，使诸葛亮在以后的屡次北伐中都免去宫廷之忧。然而来敏被罢免后并未闭门思过，诸葛亮死后，他又出而任职，但仍因语言不节，举动违常而数被贬削。不过，因为他是荆楚名族，东宫旧臣，刘禅对他特加优待，故能屡废屡起，一直活到九十七岁而寿终。

以上所谈诸葛亮对李严、张裔、董允等人职务的重新安排以及罢免旧臣来敏，所涉及的都是蜀国的要害部门：李严以前将军的身份移驻江州，主持大后方的军务；张裔以留府长史的身份主持丞相府的工作；董允以侍中兼虎贲中郎将的身份统领宿卫亲兵，负责宫廷大事；罢免来敏，目的是预除宫廷隐患。诸葛亮估计到，自己出师北伐，可能旷日持久，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此次离开成都，亦不知何日返回。因此，只有把后方的一切问题，特别是人事安排问题处理妥当后，他才决定离开成都。

临出发前，诸葛亮向刘禅上了一道奏表，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出师表》。诸葛亮在奏表中对刘禅说：“先帝（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途去世，今天下三分，蜀国最弱，此诚危急存亡之时。但在此情况下，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是因为他们追念先帝的知遇之恩，欲报答于陛下。因此，陛下应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以光大先帝的美德，弘扬志士的气概；不应妄自菲薄，说话不当，以堵塞忠谏之言路。皇宫与相府，本是一个整体，奖善惩恶，应该一视同仁。若有作恶犯法及尽忠为善之人，应交给主管部门判定刑赏，以昭示陛下公平清明之政治；不应偏袒和怀有私心，使宫廷内外执法有异。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都是善良诚实、志虑忠纯之人，因此先帝选拔他们，以留给陛下。臣以为，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施行，这样必然能弥补缺点和疏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情善良，品行公正，通晓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公议后推举向宠为中都督。臣以为营中之事，都要征询他的意见，这样必然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之所以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倾颓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与臣论及此事，未尝不对桓、灵二帝的做法表示叹息和哀痛遗憾。现在担任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的人，都是忠贞贤良、能以死报国的臣子，愿陛下能亲之信之，如此，则汉室之兴，可计日而待。臣本为平民，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低微鄙俗，自辱身份，枉驾屈尊，三次访臣于草庐之中，问臣以当世之事，使臣由此感激，遂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遇倾覆，臣在兵败之际接受重任，在危难关头奉命出使江东，从那时以来，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托臣以国家大事。受命以来，日夜忧叹，深恐所托之事没有成效，以伤先帝之英明，故五月酷暑，率军渡过泸水，深入南中不毛之地。今南方已定，兵力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尽臣弩钝之才，铲除奸凶之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乃臣用以报答先帝而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利弊，尽忠进言，则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愿陛下将讨伐曹贼、兴复汉室的重任托付于臣，并责以成效；若无成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振兴贤德的言论，则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以彰显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自我谋划，以向群臣询问好的治国之道，明察并采纳正确的意见，深深追念先帝的遗诏。臣受大恩，不胜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在此奏表中，追叙了自己所受刘备的知遇之恩与托孤重任，以及二十多年来对刘备事业的耿耿忠心，表达了自己报效朝廷、出师北伐、平定天下、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以及临别依依、不能自持的一片真情；劝勉叮咛刘禅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振作精神，发愤图强。通篇文章，情感真挚，尤其在对刘禅的劝勉叮咛方面，周详备至，明白切实，情出肺腑，百转千回，读后十分感人。

刘禅览表后批准了诸葛亮的出师请求。诸葛亮又代刘禅草拟了伐魏诏书，发布天下，然后出师。

建兴五年（227）三月，诸葛亮率大军离开成都，进驻汉中郡，扎营于沔阳县（今陕西勉县东）阳平关之石马山。但这并非北伐的正式开始，而是继成都准备工作之后，进入汉中准备工作阶段。

诸葛亮到达汉中后，尽管身边有不少文官武将，但他仍觉得人才不足，于是选调广汉郡太守姚伷为属官。姚伷到任后，又向诸葛亮推荐了一批具有不同性格和专长的文武之士，诸葛亮非常高兴地说：“对国家忠诚有益之事，莫大于推荐人才，但推荐者却各自致力于推荐其所崇尚之人。现在姚伷同时推荐了有刚有柔的各种人才，以补充文官武将之用，他可称得上是心胸开阔、作风纯正的人了。希望诸位属官各自效法此事，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原文见《三国志·杨戏传》）

诸葛亮在汉中十个月的准备工作中，除了继续招纳贤才，整治戎旅，屯耕殖谷，积蓄粮草外，则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反孟达。

孟达，本字子敬，因避刘备叔父刘敬之讳，改字子度，扶风人，原为益州牧刘璋属吏。建安十六年（211）冬，孟达与法正奉刘璋之命各率兵两千到荆州迎刘备入蜀，刘备令孟达并领法正之众，留驻荆州。刘备平蜀后，以孟达为宜都郡（刘备分南郡所置，治所在今湖北宜都西北，宜昌东南）太守。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刘备占领汉中后，命孟达由秭归县北攻房陵郡（建安间分汉中郡所置，治所在今湖北房县）。孟达夺得房陵郡后，又准备西攻上庸郡（建安间分汉中郡所置，治所在今湖北竹山西南）。刘备怕孟达力难独任，便派养子刘封自汉中沿汉水东下，统领孟达之军，与孟达共围上庸郡，上庸郡太守申耽与其弟申仪举众而降。刘备仍以申耽为上庸郡太守，并以申仪为西城郡（刘备分汉中郡所置，治所在今陕西安康西北）太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东北与曹操控制的河南地区相邻，东南与关羽镇守的荆州地区相邻，西边与刘备新占领的汉中地区相邻，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为了保证三郡的稳定，刘备提升刘封为副军将军，让孟达协助刘封，共同坐镇上庸郡以统摄之。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吕蒙偷袭荆州后，关羽在危难之时接连派人到上庸郡，命刘封与孟达发兵救援，但刘封与孟达以山郡初附、未可轻动为由，不承羽命。关羽败亡后，刘备对刘封与孟达恨之入骨，使孟达非常害怕。更令孟达心中不快的是，刘封以刘备养子的优越身份，经常凌辱孟达，甚至夺走孟达的随军乐队。孟达既怕刘备因关羽之死而降罪，又不能忍受刘封的凌辱，于是在建安二十五年（220）七月向刘备写了辞别表章后，率部曲四千余家降于曹丕（此年正月曹操死，曹丕继位为魏王，十月称帝）。

孟达降魏后，刘封仍坚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曹丕派夏侯尚与徐晃随孟达共击刘封，在发起进攻之前，孟达给刘封写信，劝他降魏。信的中心内容是分析刘封与刘备之间的关系，说明刘备绝对不可能相信刘封，劝刘封早日叛蜀降魏。刘封原本姓寇，当年刘备刚到荆州投奔刘表时，因未有继嗣，遂养封以为子，改姓刘。其人武艺高强，气力过人，每逢战阵，所在克捷，立功颇多，益州平定后，被封为副军中郎将。刘备收养刘封后不久，在建安十二年（207）有了长子刘禅，从此，刘封作为刘备继承人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对此，刘封本人并不在意，但孟达在给刘封的信中却就此大做文章，挑拨离间。尽管孟达的信很有煽惑性，但刘封始终不为所动。在劝降不成的情况下，孟达与夏侯尚及徐晃发起进攻，而西城郡太守申仪与上庸郡太守申耽，又同时降魏，助攻刘封。刘封兵败逃回成都后，刘备怒其不救关羽，又责其凌辱逼反孟达；诸葛亮也考虑刘封性情刚猛，将来难以制御，劝刘备除之。于是，刘封被赐死。

孟达降魏，并赶走刘封，为魏夺得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使魏王曹丕非常高兴。当时曹丕正在其老家谯县（今安徽亳县）大飨六军及当地父老百姓，他早就闻知孟达的大名，只是从未见面，便派贵臣中有见识的人去看望孟达。派出的人返回后，有的称孟达是将帅之才，有的称孟达是卿相之器。曹丕于是更加敬佩孟达，便给孟达写了一封信，对他的降魏之举给以高度评价。孟达到谯县进见曹丕时，举止闲雅，才辩过人，群臣莫不瞩目，曹丕更加高兴。曹丕以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为平阳侯，并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城郡，让孟达兼任新城郡太守，驻守上庸城，委以西南之任。当时群臣中有人认为孟达言行奸巧，虚浮不实，不宜委以一方重任，劝曹丕不要宠之太过。行军长史刘晔更明确进言，认为孟达极不可靠，而新城郡之地理位置又极重要，以后若有变故，必然带来祸患。但曹丕却向群臣担保孟达日后不会出事，并认为即使孟达日后叛魏，但对魏国来说，也不过如同以蒿箭射入蒿中，贱不足惜。曹丕既对孟达非常宠信，而大臣中的桓阶、夏侯尚等人又与孟达亲善，因此，孟达在降魏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心情颇为愉快。

到了蜀汉建兴三年（225）底，诸葛亮平定南中返回成都的途中，在汉阳县（今四川高县）遇到专门前来拜见的魏国降人李鸿。李鸿向诸葛亮介绍了关于孟达的一些近况：李鸿说他前不久经过孟达处，正好见到从蜀国投降魏国的王冲。王冲向孟达造谣说，当年孟达降魏，诸葛亮切齿痛恨，要杀孟达妻子，幸亏刘备不许，才未杀成。但孟达并不相信王冲的谣言，说诸葛亮待人有始有终，绝不会因自己降魏而诛杀自己的妻子。

李鸿介绍关于孟达的以上情况时，蒋琬与费诗均在座，诸葛亮便对二人说：“返回成都后将给孟达写信。”（原文见《三国志·费诗传》）费诗向诸葛亮进言说，孟达过去对刘璋不忠，后来又背叛蜀国，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值得给他写信。诸葛亮听了费诗的话以后，“默然不答”（《三国志·费诗传》）。诸葛亮的“默然不答”，不但说明他坚持要给孟达写信，而且说明他有一个战略性的谋划，只是当着降人李鸿，不便明言而已；即使对蒋琬、费诗这样的知己部属，也不宜过早声张。

诸葛亮之所以坚持要给孟达写信，目的乃是“欲诱达以为外援”（《三国志·费诗传》），也就是秘密地策反孟达，使他在诸葛亮出兵北伐曹魏时，予以援助呼应。这确实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谋划。自关羽败亡，荆州丢失之后，诸葛亮原先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化为泡影。现在秘密策反孟达，可以说是重新实现两路出兵的一个补救措施。孟达统率的新城郡兵力，虽然远远不能与当年关羽统率的荆州兵力相比，但从地理位置上讲，新城郡较之荆州，距中原的宛、洛地区却更为近便。如果策反孟达之事真能成功，那么，在诸葛亮率主力从西线出兵北伐时，孟达便可率偏师在东线予以配合。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所以诸葛亮在返回成都后，于建兴四年（226）春天给孟达写了第一封信，用以联络感情，并进行试探。诸葛亮在信中先说自己从李鸿处得知孟达的消息后，感慨万千，长叹不已；再说根据自己对孟达平素志向的观察，孟达并非只知追求虚名地位而以背叛为荣之人，其不得已而暂时投奔曹魏，实由刘封伤先帝待士之义而凌辱孟达所致；又说孟达不信王冲的谣言，足见其对自己了解甚深；最后追叙昔日的友谊，抒发依依东望、遥致书信的情意。

孟达收到诸葛亮的秘密来信后，果然产生了反正归蜀的念头。不久，到了蜀汉建兴四年（226）五月，魏文帝曹丕去世，其子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当时的情况对孟达极为不利：曹叡并不像曹丕那样宠信孟达，此其一。孟达的好友桓阶、夏侯尚等人也都去世，朝中再无人替他说话，此其二。孟达以蜀汉降人久居疆界，镇守魏国的新城郡，难免使魏人生疑，此其三。因为这些原因，遂使孟达心中更不自安，对自己六年前（220年七月）投降曹魏产生后悔之意。在此情况下，孟达开始与诸葛亮暗中进行联系。

建兴五年（227）三月诸葛亮进驻汉中之后，孟达与诸葛亮的联系更为方便，联系次数也更为频繁。而诸葛亮也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反孟达。

但是，就在诸葛亮与孟达频繁进行秘密联系之时，魏明帝于蜀汉建兴五年（227）六月派司马懿进驻宛县（今河南南阳），总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人。出身世族，初被辟为曹操丞相府文学掾，屡转至丞相主簿。曹操封魏王后，司马懿迁太子中庶子。曹丕称帝后，司马懿累迁尚书右仆射、抚军大将军。曹丕临死时，司马懿与曹真、陈群等并受顾命，辅佐曹叡。其人猜忌多权变，善奇策异谋，为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和谋略家。当年建议曹操派人劝孙权偷袭荆州以解樊城之围，致使关羽败亡者，即为此人。现在，司马懿进驻宛县，对诸葛亮策反孟达的工作，构成极大的威胁。

司马懿进驻宛县后，诸葛亮怕夜长梦多，发生变故，便派人催促孟达尽早举事，而孟达却举棋不定，犹豫徘徊。为了促使孟达尽早举事，诸葛亮想起了孟达与申仪之间的矛盾，想利用这个矛盾尽早促成其事。前文曾谈过，申仪是申耽之弟，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刘封与孟达围攻上庸郡时，二人同时降蜀，刘备仍以申耽为上庸郡太守，以申仪为西城郡太守。到了建安二十五年（220）七月孟达叛蜀降魏后，申耽与申仪也同时降魏，助攻刘封。魏以申耽为怀集将军，徙居南阳；以申仪为魏兴郡（曹丕分西城郡所置，治所在今陕西旬阳）太守。申仪的魏兴郡与孟达的新城郡为邻，二人素来不和，矛盾很深。申仪总想找孟达的过错，但苦于没有把柄。诸葛亮正是利用这个矛盾而采取了一条逼孟达尽早举事的计策：派郭模诈降魏国，并有意把孟达暗通蜀汉之事由郭模泄露给申仪，目的是让申仪转告魏明帝和司马懿，引起他们对孟达的怀疑，从而逼孟达尽早举事。诸葛亮此计果然奏效，申仪从郭模处得知孟达暗通蜀汉的消息后，立即表奏魏明帝和司马懿；而孟达得知其事泄露后，也准备起兵。

魏明帝和司马懿得到申仪关于孟达即将反叛的密报后，起初还不太相信。司马懿一方面派参军梁几到新城郡察看动静，一方面以劝孟达入朝的方式加以试探。孟达心虚不敢入朝，梁几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司马懿便断定孟达必反无疑。此时已是蜀汉建兴五年（227）十二月了。

司马懿为了防止孟达立即叛变，给自己准备平叛争取时间，他与诸葛亮针锋相对，也采取了一条计策，就是给孟达写信，说破诸葛亮派郭模诈降之事，借以安慰拉拢孟达，稳定其心，拖延时间。司马懿此计也果然奏效，孟达收到司马懿的来信后，见司马懿对自己很信任，无丝毫怀疑之意，因此又犹豫不决了。

魏国诸将见孟达犹豫不决，便劝司马懿暂不发兵，观其动静。司马懿则认为孟达毫无信义，必须乘其犹豫不决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发兵讨伐，于是潜军进讨，倍道兼程，仅用八天时间，刚好在年底到达上庸城下。

对于司马懿亲率平叛大军神速抵达上庸，孟达完全未曾料到。此前，孟达曾给诸葛亮写信，从两方面预测过可能发生的情况。第一，孟达认为，司马懿驻军的宛县距魏都洛阳八百里，距上庸城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得知上庸即将举事的消息后，必然在发兵之前先要派人去洛阳表奏魏明帝，魏明帝同意之后才能发兵，经过如此往返，当魏军到达上庸时，时间已过一月，而此时自己早已做好准备。第二，孟达认为，由于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而司马懿又肯定不会亲自前来，因此，即使其他魏将前来，自己也不惧怕。但是，当司马懿亲率大军仅用八天便兵临上庸城下时，孟达大惊，已措手不及，只得再给诸葛亮写信，感叹司马懿用兵之神速。

蜀汉建兴六年（228）正月，司马懿开始攻城。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又在城外设立木栅以自固。司马懿命兵士渡水破栅，直逼城下，八路强攻。经过十六天围攻，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人开门出降。司马懿入城，斩杀孟达，传首京师，很快平息了叛乱。

诸葛亮从建兴四年（226）春天在成都主动给孟达写信开始，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做策反孟达的工作，特别是自建兴五年（227）三月进驻汉中后，更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反孟达。但在策反的关键时刻，诸葛亮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司马懿。尽管策反工作的失败与孟达本人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有直接关系，但从总的方面看，在这场事关蜀魏两国大局的谋略较量中，诸葛亮不敌对手，彻底输给司马懿。《三国志·费诗传》说，当司马懿进攻孟达时，诸葛亮因孟达没有归蜀的诚心，所以未派兵救援他。但据《晋书·宣帝纪》载，当时吴蜀两国各遣其将分别向西城郡的安桥（今陕西安康附近）和木阑塞（今陕西安康附近）发兵救援孟达，结果均被司马懿分将拒之，未能成功。据《三国志·刘封传》裴注引《魏略》可知，当时受司马懿之命而抗拒蜀汉救兵者，就是魏兴郡太守申仪。而且《晋书·宣帝纪》又载，当司马懿斩杀孟达之后，蜀将姚静、郑他等人率其众七千余人降魏。姚静、郑他等人所率七千余人，是否专为救援孟达而来，虽不得而知，但他们最后降魏却是事实。所以，诸葛亮策反孟达，主观动机虽然很好，但客观效果不佳，不但未能成功，反而使蜀汉的兵力受到一定损失。对此，不必讳言。

建兴六年（228）正月司马懿诛杀孟达之后，诸葛亮两路出兵的战略构想再次破灭，只得集中力量从汉中出兵北伐曹魏。

当时曹魏方面镇守长安的，是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毫无武略而好谋生计，平日只知多蓄伎妾，与自己的妻子清河公主及群弟之关系都很僵。魏文帝曹丕很宠信这位妹夫，魏明帝曹叡对这位姑夫也多方迁就。所以，夏侯楙镇守长安多年，除了吃喝玩乐外，毫无作为。

因汉中与关中之间，南北数百里，有秦岭横亘其间，交通非常困难，所以诸葛亮在进军之前，曾反复与部属商议进军路线。大将魏延曾向诸葛亮提出抄近道而奇袭长安的建议，其中所涉及的“褒斜”、“子午”等重要地名，因在后文还要多次提到，所以这里必须先加以解释。“褒斜”，亦称褒斜谷、褒斜道，因褒水与斜水两河谷而得名。褒水与斜水同源于秦岭太白山。其中褒水南流入沔水（即汉水），其河谷为褒谷，谷口在今陕西汉中地区勉县褒城镇北约十里处；斜水北流入渭水，其河谷为斜谷，谷口在今陕西关中地区眉县西南约三十里处。南段的褒谷与北段的斜谷合称褒斜谷，全长四百七十里左右，山势险峻，无路可走，凿山架木，以为栈道，自古以来即为秦岭山区南北重要通道之一，为兵家必争之地。“子午”，亦称子午谷、子午道，因古人称北为“子”，称南为“午”而得名。子午谷也是秦岭山区南北重要通道之一，位置在褒斜谷以东，其北口（子口）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南口（午口）在今陕西汉中市东北。魏延向诸葛亮建议的进军路线的核心内容是：由他率领五千精兵为先锋，从褒谷口进入秦岭，在山中隐蔽东行，再进入子午谷，然后突然出子午谷北口，这样，不用十天便可到达长安。夏侯楙闻蜀军忽至，必弃长安而逃，而横门粮仓之粮及百姓逃散后所剩之谷，足够蜀军坚守长安之用。曹魏要从东方调集援兵，到长安尚需二十余日，诸葛亮可利用这段时间率大军出斜谷口东进，足以抢先到达长安。如此，则咸阳以西可一举而定。魏延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镇守长安的夏侯楙怯而无能，不懂军事，此其一。魏延出子午谷而诸葛亮出斜谷，道路均近，用时均短，利于奇袭长安，此其二。史书还说，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征，总想请兵万人，与诸葛亮异道会兵潼关。这种想法与前述建议精神一致，都是抄近道奇袭长安。

但诸葛亮并没有采纳魏延的建议。诸葛亮的性格本来就小心谨慎，而蜀汉在三国之中力量最弱的现实，又迫使诸葛亮更加持重谨慎，不肯冒险。他认为魏延的建议虽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孤军远悬，冒险性太大，如果万一受挫，便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这对力量薄弱的蜀国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而决定从坦途平取陇右，他认为这样便不必冒险而能保证十全必克。

诸葛亮所作的军事部署是：扬言将出斜谷而夺取眉县，并派赵云、邓芝进驻箕谷（今陕西勉县褒城镇北），以为疑军，借以牵制魏军；自己则率主力军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这是一个典型的声东击西的军事部署。

在选择主力军的先锋将领时，众人都认为不是魏延，就是吴壹，因为蜀国的大将中，关羽、张飞、马超、黄忠早已不在人世，赵云又进驻箕谷，除此之外，魏延和吴壹算是知名的宿将。但诸葛亮力排众议，选择马谡为先锋。马谡字幼常，襄阳宜城人，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历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越巂郡太守。他才气过人，好论军计，深为诸葛亮所器重。但刘备对马谡却另有看法，临终时曾特别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对刘备的叮嘱不以为然，在刘备死后又提拔马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非常投机。尤其是诸葛亮讨伐南中时，马谡曾建议他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这使诸葛亮对马谡的才能更加另眼看待。所以，此次北伐，诸葛亮又将先锋重任交给马谡。

诸葛亮的大军出发后，战事一开始非常顺利，不但南安郡（治豲道县，即今甘肃陇西东南渭水东岸）、天水郡（治冀县，即今甘肃甘谷东）、安定郡（治临泾县，即今甘肃镇原南）同时叛魏降蜀，使关中为之震动，而且诸葛亮还收纳了天水郡降将姜维。初战取胜的原因：一是诸葛亮戎阵整齐，赏罚严而号令明。二是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与曹操因争夺汉中而兵戎相见之后，八九年来，魏蜀两国再未交兵，边境寂然，因此魏国毫无准备。

在丢失三郡、朝野震惊、群臣不知计之所出的情况下，魏明帝一方面下诏安定朝野之心，一方面派大将军曹真率张郃等举兵抵抗，并御驾亲至长安督战。

诸葛亮进至祁山附近的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后，看到这里村落稠密，人口众多，土地肥沃，颇为富饶，心中十分高兴，便向刘禅上表介绍了这里的有关情况。诸葛亮在西县扎下大营，命马谡督诸军前进，此时魏将张郃前来迎战，两军相遇于街亭（今甘肃秦安县陇城镇）。马谡平日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战经验，临敌之时，又自以为是。他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舍水登山，不据要道，举措繁扰，动止失宜，副将王平接连规谏，马谡不听。张郃在山下绝其汲水之道，乘蜀军干渴难忍之时大举进攻。蜀军大败，士卒星散，唯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张郃疑有伏兵，不敢逼近。王平于是徐徐收合诸营散兵，率之而还。

马谡街亭惨败，使得原本大好的北伐形势急转直下。诸葛亮无奈，只得拔西县千余家而返回汉中。原已叛魏降蜀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被魏国夺回。

在诸葛亮所率主力败于街亭，返回汉中时，赵云与邓芝所率偏师同曹真接战，因力量相差悬殊，亦失利于箕谷。但赵云在退兵时，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当时箕谷的赤岸，设有府库，存有军资，为了阻断曹真的追兵，保护赤岸府库，赵云将赤岸以北百余里的栈道全部烧毁。之后，赵云又亲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秩序井然地退回汉中。所以，赵云与邓芝之军虽然失利，但损失无多，不至大败。

诸葛亮坚持以法治蜀，历来主张赏罚必信，因此，他在首次北伐失败返回汉中后，立即根据这次北伐中主要将领的不同表现，进行赏罚。

马谡作为主力军的先锋，违背诸葛亮的节度，不听王平的劝阻，自作主张，进行错误部署，致使街亭惨败，全线被动，导致首次北伐失败，过错最大。尽管诸葛亮与马谡的私人关系甚好，感情甚深，但为了严肃军纪，坚持法治，他并没有以情废法，而是忍痛挥泪，将马谡下狱正法。马谡临死时曾给诸葛亮写信说：“明公待我如同儿子，我待明公如同父亲。请明公深思舜帝杀鲧而用禹之义，使我们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这样，我虽身死，也无憾于黄泉了。”（原文见《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马谡信中所说的鲧和禹，是传说中的两个远古人物。传说尧帝命鲧治理洪水，鲧用堵截之法经九年而水患未息，被舜帝杀于羽山。舜帝又命鲧之子禹治理洪水，禹用疏导之法经十三年而大功告成，被舜帝选为继承人。马谡用此典故，其意在于恳请诸葛亮诛杀自己之后，能善待其遗孤。诸葛亮虽然坚持法治，但也有丰富的个人感情。当马谡被杀之后，不但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而且诸葛亮也亲自前往祭奠，并像马谡生前一样善待其遗孤。诸葛亮斩马谡而善待其遗孤，表现了他既重友情，又不以情废法的高尚品德。与马谡同时被杀的还有将军张休、李盛。将军黄袭，则被褫夺兵权。

马谡被杀，后来蒋琬由成都来到汉中，对诸葛亮说：“昔日楚国杀死得臣后，晋文公之高兴可知。现在天下未定而诛杀智谋之士，难道不可惜吗！”（原文见《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得臣，是春秋时楚国大将。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虽获胜，然晋文公因得臣尚在，犹有忧色。后来得臣被楚成王杀死，晋文公高兴地说，从此再无危害晋国的人了。蒋琬引此古事，意在说明蜀杀马谡，实在可惜，魏国闻之，必然高兴。但诸葛亮却流着泪向蒋琬说道：“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是因为执法严明。所以杨干乱法，魏绛便杀了他的仆人。现在天下分裂，北伐刚刚开始，如果废弃法令，如何讨贼！”（原文见《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阖庐训练宫中女兵，将宫女一百八十人分为两队，以吴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三令五申之后，宫女不遵约束而大笑，孙武遂严格执法，不理会吴王的求情而斩杀两个队长以示众。晋悼公大会诸侯，其弟杨干在曲梁扰乱军队的行列，魏绛便严格执法，杀死为杨干驾车的仆人。诸葛亮引这些古事，意在说明欲平天下，便不能废法；如果废法，则无以讨贼。

在诛杀马谡等人的同时，诸葛亮又大奖副将王平。王平虽然手不能书，识字不过十个，写信读书，均须别人代理，是个文盲，但却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街亭之战中，他能牢记诸葛亮的部署而屡谏马谡；当马谡惨败后，他又能以疑兵之计使敌不敢逼近，不但使自己所率之千人未受损失，而且在退军途中又收合马谡的散兵败将，为保存蜀国的兵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诸葛亮对王平非常赏识，特予嘉奖提拔，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为亭侯。诸葛亮对王平的嘉奖提拔，一方面是他“无善不显”的法治思想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吸取了精通兵书而不能实战的马谡的教训后，用人时更注意实际才能。

统率箕谷疑军的主将赵云，虽然损失无多，退兵有序，但终究打了败仗，因此也被诸葛亮由镇东将军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见赵云军中有多余的军资绢帛，便让分赐给将士，赵云说军队打了败仗，不该受赐，请将多余之物全部存入赤岸府库，等到冬天赐给全军。对于赵云如此的高贵品德，诸葛亮大加赞赏。诸葛亮对赵云，既贬其职务，又赞其美德，这也是他坚持法治、赏罚分明的表现。

在对主要将领进行赏罚之后，诸葛亮开始进行自我反省，引咎责躬。

当诸葛亮刚从祁山返回汉中时，虽然打了败仗，但很多人却认为此次北伐，曾夺三郡，又收姜维，还拔西县千余家百姓而还，于是纷纷向他祝贺。但对于众人的祝贺，诸葛亮却不以为喜，反觉愧疚。他认为自己以复兴汉室、统一天下为己任，而此次北伐，大败而归，致使北方百姓仍生活于曹魏统治之下，此乃自己之罪，根本不值得祝贺。

诸葛亮不但不接受众人的祝贺，反而上疏刘禅，请求给自己以严厉处罚。他说自己以浅薄之才，愧居丞相之位，亲掌大权而督励三军，却不能训明法纪，致使街亭、箕谷，两处皆败，过错全在自己临事而惧，授任无方，用人不当，虑事不明。《春秋》一书，载有古训，战役失败，应责主帅，据此，自己理应受罚，自请贬官三级，以督责其过。刘禅看过奏疏后，批准了诸葛亮的自贬请求，将他贬官三级，由丞相降为右将军，但仍让诸葛亮代行丞相之事，实际权力与以前相同。

首次北伐失败不久，有些人劝诸葛亮扩充兵马，接着再次出兵北伐。诸葛亮没有同意，并向他们加以解释。他首先从首次北伐的失败中总结教训，认为蜀军多于魏军，反而打了败仗，这说明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兵少，而在于自己一人指挥不当。接着说自己今后将要减兵省将，明罚思过，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灵活变通的新对策，否则，即使兵多，亦无益处。最后鼓励忠心报国之士要多给自己提意见，经常批评自己的缺点，如此，则歼灭曹魏，平定天下，其功可跷足而待。首次北伐失败的直接责任者，当然是马谡，但诸葛亮并不全部委过予人，而是对自己作为三军统帅所犯的过失和所应承担的责任，多次进行自我反省，引咎责躬。这种品德确实非常高尚。

诸葛亮在首次北伐中也小有收获，其中之一就是收了姜维。姜维字伯约，天水郡冀县人。父姜冏，曾为郡功曹，在镇压羌戎少数民族叛乱时，死于战场。姜维当时年少，孤与母居。后以父功，赐官中郎，参本郡军事。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郡太守马遵正好离开治所冀县而出巡，姜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马遵闻蜀军将至，而诸县响应，他怀疑姜维等人皆有异心，又以冀县位置偏西，恐吏民乐乱，遂趁黑夜逃至东边的上邽县（今甘肃天水）。姜维等发觉马遵离去，随后亦至上邽县，然马遵闭门不纳；姜维等又西返冀县，亦被拒之于城外。无奈，姜维等人乃俱投诸葛亮。冀县叛魏降蜀后，姜维尚未及与母会面，而马谡兵败街亭，冀县复被魏军夺回，姜维遂与母相失。

诸葛亮得到姜维后非常高兴，辟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而当时姜维只有二十七岁。为了让刘禅和留守成都的官员了解姜维，诸葛亮给主持丞相府工作的留府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琬接连写信两次。第一信说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蜀国的李邵、马良等有名之士都不如姜维，并称赞姜维是凉州地区最有才智的上士，评价是相当高的。第二信不但继续称赞姜维的军事才能和心存汉室的忠肝义胆，而且让张裔和蒋琬在姜维抵达成都后，先安排他训练京城的卫戍部队；待任务完成之后，再安排他朝见刘禅。其对姜维的无比信任，于此可见。在诸葛亮的精心栽培下，姜维后来成为蜀国的重要将领。尤其在诸葛亮、蒋琬、费祎先后去世之后，姜维加督中外军事，执掌蜀汉大权，成为支撑蜀国半壁江山的擎天大柱。姜维最后虽在蜀汉亡国后被杀，但其心存汉室的忠肝义胆，确如诸葛亮所言。

首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在汉中用了十个月的时间集中准备第二次北伐。对这十个月的准备工作，《三国志·诸葛亮传》无一字提及，只是在该传裴注所引《汉晋春秋》中有简略的记载。记载虽然简略，但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外，重点是考察劳绩，甄拔壮烈，励兵讲武，以达到士卒精练、民忘其败之目的。其中“民忘其败”这一记载所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它说明，当首次北伐失败之初，蜀国军民曾被一片悲观失望情绪所笼罩，经诸葛亮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才使举国上下，群情重新振奋，士气重新高涨。

除了《汉晋春秋》的简略记载外，《水经注》一书还载有诸葛亮写给其兄诸葛瑾的两封短信，由此我们可以依稀窥知诸葛亮为准备第二次北伐而命赵云在赤岸屯田的一些线索。第一信写于建兴六年（228）夏天，亦即首次北伐失败半年后。信的内容主要是向诸葛瑾介绍赵云箕谷退兵时烧毁赤岸以北栈道之事，以及架设栈道的方法，并谈到时当盛夏，水大流急，所毁栈道，一时无法修复。前文曾交待过蜀国在箕谷的赤岸设有府库，赵云曾建议诸葛亮将军中多余之物存入赤岸府库，以待冬赐。现在联系诸葛亮给诸葛瑾的第一信来看，可知赵云在首次北伐时进驻箕谷，其任务除了设疑军以牵制魏军外，还带有军屯性质。第二信亦写于建兴六年（228）夏天。此时正当诸葛亮准备第二次北伐之际，而从信中看，赵云与邓芝又像首次北伐时一样同时进驻箕谷。不过二人分工不同，信中明确地说赵云在赤岸屯田，邓芝在赤岸口戍守。原先赵云退军时烧毁赤岸以北的栈道，以阻曹军，但赤岸以南的栈道尚可通行。到了夏天山洪暴涨，大水汹涌，连赤岸以南的栈道也全被冲坏，使赵云只有派人攀登悬崖，才能与邓芝取得联系。从以上两信，尤其是第二封信可以看出，诸葛亮为了准备第二次北伐，确实曾命赵云屯田于赤岸。

首次北伐失败后，经过十个月的准备，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8）十二月进行第二次北伐。《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汉晋春秋》中，载有诸葛亮此次北伐前的奏表，即所谓《后出师表》，后人多认为是伪作，此处姑置不论。诸葛亮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北伐，与当时魏国军事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原来，建兴六年（228）五月，孙权命鄱阳郡太守周鲂写信给魏国扬州牧曹休，诈言欲举郡降魏，请曹休率兵接应。曹休信以为真，率步骑十万向寻阳县进发以接应周鲂。与此同时，魏明帝又命司马懿由宛县向江陵进发，命贾逵由西阳县向濡须口之东关进发，从两路配合曹休。八月，孙权亲至皖口，派陆逊督诸军大破曹休于石亭，斩获万余，得牛马车乘万辆，军资器械无数。曹休赖贾逵救援，才得生还，不久即癰发于背而死。魏国在这次战役失败之后，为了加强东线的兵力，与吴抗衡，便大量调兵东下，而关中兵力则较前相对虚弱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才抓住时机进行第二次北伐的。这一次的军事部署是：主力军“出散关，围陈仓”（《三国志·诸葛亮传》）。散关亦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余里的大散岭上，当秦岭之咽喉，扼汉中至关中之要道。后来宋代的陆游在汉中从军时，曾写过“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观长安城图》）的诗句，可见，从汉中至关中，散关是重要隘口之一。陈仓，即指今陕西宝鸡市。除了主力军由散关进围陈仓外，诸葛亮还选择了一条进围陈仓的小路，这就是陈仓东南的绥阳谷。绥阳谷因绥阳溪（今称马峪河）得名，南与褒斜谷相连，也是由汉中通往关中的一条要道。关于这条进军路线，诸葛亮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有过说明。从信的内容可知，绥阳谷山崖绝险，水流纵横，不便于大军行进，过去诸葛亮派去侦察敌情的兵士，即由此要道进入关中。现在为了进围陈仓，诸葛亮便派兵士整修谷道，以便行军。信中所说的“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与兄瑾言治绥阳谷书》，见《水经·渭水注》），是诸葛亮安慰诸葛瑾的话。当时魏军大量东下，东吴形势已觉吃紧，诸葛瑾担心魏军继续东下，形势将更加严峻。针对诸葛瑾的这一担心，诸葛亮说蜀军进围陈仓之后，可以牵制魏军，使其不敢继续分兵东下。

按诸葛亮出兵之前的想法，由于孙权和陆逊在石亭大破曹休，魏国为了加强东部防线而大量调兵东下，关中兵力虚弱，因此这次北伐定可成功。但是，诸葛亮此次围攻陈仓，却早被曹真所料到。当诸葛亮首次北伐失败，刚由祁山撤退之后，曹真就断定诸葛亮下次出兵，必然围攻陈仓，于是派大将郝昭、王生守陈仓，预做准备。镇守陈仓的主将郝昭，字伯道，太原人，为人雄壮，数立战功，是一员有勇有谋，而又对曹魏政权忠心耿耿的名将。诸葛亮二次北伐，遇到的正是这样一员名将和提前修筑得固若金汤的陈仓城。

诸葛亮包围陈仓城后，一开始并没有强攻，而是派郝昭的同乡靳详在城外遥劝郝昭投降。郝昭在城楼上答道：“魏国法律，君所熟悉，我之为人，君所深知。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只知死守城池。君勿再言，请还告诸葛亮，便可攻城。”（原文见《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靳详将郝昭之言告知诸葛亮，诸葛亮又派靳详再次劝降。靳详对郝昭说，陈仓城内人少兵寡，难敌蜀军，请郝昭不要白白送死，自取灭亡。郝昭拉弓欲射靳详，靳详乃去。诸葛亮见劝降不成，自以为有兵数万，而陈仓守兵仅千余人，又估计曹魏东方救兵短期不能赶到，遂下令攻城。蜀兵架云梯攀城，郝昭则用火箭射之，梯燃，蜀兵皆烧死。蜀兵用冲车猛冲城墙，郝昭则以粗绳系石磨盘砸之，折其冲车。诸葛亮见云梯与冲车均不能奏效，乃命蜀兵架起百尺高之井阑，站在上面向城中射箭，又填平护城河，想在弓箭配合下大举攀城，郝昭则在城内修筑重墙以拒之。诸葛亮又命蜀兵向城内挖地道，想从地道进入城内，郝昭则在城内挖横沟以截之。经过二十多昼夜的攻守相持，诸葛亮已无计可施。

曹真得知诸葛亮进攻陈仓，急命将军韦耀等率兵救援。与此同时，魏明帝也急调张郃赴援。张郃在街亭之战中大破马谡后，本来驻守关中，后因曹休兵败石亭，他便被调往东线的方城。张郃从方城赴援经过洛阳时，魏明帝问他：“等将军到达时，诸葛亮会不会已经攻下陈仓？”（原文见《三国志·张郃传》）张郃知道诸葛亮孤军远悬，军粮不足，难以久攻，便答道：“等不到臣到达陈仓，诸葛亮肯定就已逃走了。屈指算来，诸葛亮的军粮维持不了十天。”（原文见《三国志·张郃传》）于是昼夜不息，兼程西进。

果然不出张郃所料，诸葛亮久攻陈仓不下，而军粮已尽，又听说曹魏援兵将至，只得退军而还。魏将王双率骑兵追赶诸葛亮，诸葛亮大破其军，斩杀王双。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除斩杀魏将王双外，一无所获，而久攻陈仓不下，蜀兵反受不少损失。所以，这也是一次失败的战役，只是不像首次北伐那样败得惨重而已。失败的原因，一是军粮不继，二是魏军有备。而权衡主次，魏军有备乃是主要原因。诸葛亮以数万之众，围攻仅有千余魏军之陈仓，若魏军无备，早被一举攻破。正因为魏军早有准备，所以诸葛亮强攻二十余日而不能得手，致使兵疲师老，无计可施，此时即使军粮有继，亦难奏功效。与诸葛亮进攻陈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刘邦接受张良和韩信的建议而采取的“明烧栈道”和“暗渡陈仓”之计。汉元年（前206）四月，诸侯罢兵，各就封国，张良送汉王刘邦至褒中，临告别时，建议刘邦烧毁汉中至关中的山中栈道，假意示知天下，刘邦不会再返关中，借以稳定项羽之心，使他放松警惕，此即所谓“明烧栈道”。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果然使项羽和雍王章邯放松了警惕。到了八月，韩信又建议刘邦乘章邯无备之时，暗渡陈仓故道而偷袭关中，此即所谓“暗渡陈仓”。刘邦接受了韩信的建议，果然在陈仓大破毫无准备的章邯，不久即平定三秦。同样是由汉中进攻陈仓，刘邦之所以成功，乃由于出敌不意，乘敌无备；而诸葛亮则在敌方早有准备的情况下强攻，其失败自属必然。

诸葛亮在第二次北伐失败返回汉中后，几乎未曾休息，接着于建兴七年（229）春天进行第三次北伐。

这次出兵规模较小，只是派陈式率军进攻距离较近的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和阴平郡（治所在今甘肃文县西北）。魏国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陈式，诸葛亮亲自率军来到建威（今甘肃成县西北），郭淮退逃，蜀军遂夺取两郡。

此次北伐虽然只夺得两郡，但在拓展边境方面总算首次有所收获。刘禅闻讯，非常高兴，立即由成都发来诏书，对诸葛亮表示祝贺嘉奖。诸葛亮在首次北伐失败之后，曾上疏自请贬官三级，由丞相降为右将军而代行丞相之事。刘禅此次发来诏书之目的，就是为了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务。诏书将首次北伐时街亭之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马谡身上，认为诸葛亮不该引咎自责，并说上次之所以听从诸葛亮的自贬请求，降为代守丞相，乃是怕违背其自贬之意愿。又说二次北伐时斩杀王双，三次北伐时收复两郡，并使当地少数民族归服，这都是莫大的功勋。还说方今天下纷乱，曹魏未灭，诸葛亮主管国家大政而却久自谦退抑损，这对大业不利。因此，现在应该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务，请勿推辞。诏书虽有为诸葛亮回护溢美之处，但所谈之事基本属实。

第三次北伐虽然夺得两郡，但也暴露出蜀军后勤工作的一些问题。当蜀军进攻武都郡时，魏军将树木枝权栽在路上作为障碍物，用以阻止蜀军，因这种防御设备形似鹿角，故军事上就称其为“鹿角”。而蜀军在砍拔魏军设置的鹿角时，所用刀斧的质量却很差，一天竟损坏一千余把。战役结束后，诸葛亮为了证实一把好的刀斧究竟可用多长时间，便命主管兵器制作的作部另外制作刀斧数百把，用了百余日，结果无一损坏。由此，诸葛亮断定原先刀斧的质量低劣，完全是由制作刀斧的主管人不负责任造成的，于是将其收捕治罪，并专门就刀斧的质量问题发了一道教令。诸葛亮在教令中把刀斧的质量问题直接与军事的胜败问题联系起来，认为这绝非小事。他说，进攻武都郡时，幸亏魏兵已逃跑，否则，蜀军将无刀斧可用；又说，如果以质量低劣的刀斧临敌作战，将会破坏整个军事计划。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包括后勤工作在内的军事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仔细周到，从未稍有疏忽。

就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刚结束后，东吴发生了一件使蜀汉群臣深受刺激的大事，这就是吴王孙权于蜀汉建兴七年（229）四月称帝。

孙权在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时与刘备结成联盟，共同击败曹操。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孙权袭取荆州，杀害关羽，破坏了孙刘联盟。为了对付刘备兴兵报仇，孙权又另找盟友，于建安二十五年（220）七月派人向曹丕奉献方物，以求改善关系。蜀汉章武元年（221）七月，已经称帝的刘备为报关羽之仇而开始举兵讨伐孙权，在此情况下，孙权于八月派人向曹丕称臣，并送回投降关羽后一直被关押在荆州的魏将于禁。曹丕不久即封孙权为吴王，并加九锡，但又怕孙权不是真心臣服，于是以封孙权的太子孙登为万户侯作借口，多次要孙权把孙登送到魏国当人质。但孙权每次都以孙登年幼为由，上书婉言拒绝，并不断地大量奉献方物。到了蜀汉章武二年（222）九月，曹丕觉察孙权并非真心臣服，便派曹休、张辽、臧霸等出兵洞口，曹仁出兵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等围南郡，三路共伐孙权。孙权当时因扬、越诸夷多未平定，内难未息，所以卑辞上书，承认过错，想以韬晦之计继续迷惑曹丕。但曹丕坚持要让孙登入朝为人质，而此时孙权已在夷陵之战中大破刘备，于是对曹丕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但拒绝送子入朝，而且在十月自立年号为黄武元年，表示不再臣服曹丕，并派兵临江据守。十一月，魏军大破吴军。十二月，孙权派郑泉到白帝城，又表示愿与蜀国恢复联盟。不久刘备去世，在诸葛亮和孙权的共同努力下，孙刘联盟得以恢复。此后，在魏国和蜀国的君主都早已称帝的情况下，孙权仍称吴王，名义比魏蜀两国的君主低一等。到了蜀汉建兴七年（229）四月，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刚结束后，孙权在百官劝进下称帝，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并派使臣告知蜀汉，认为吴蜀两国，应该二帝并尊。

孙权称帝，使蜀汉群臣深受刺激，难以接受。在蜀汉群臣看来，天无二日，国无二帝，一个统一的汉朝，只能有一个皇帝。虽然称王的人可以很多，但仍然是皇帝的藩臣，要由皇帝册封并接受皇帝的管辖。曹操在世时，虽然权力无比，但也只称魏王，在名义上还得尊奉汉献帝。刘备被群下推为汉中王时，尽管汉献帝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但诸葛亮等人在名义上还得向汉献帝上表，请求认可。后来曹丕废黜汉献帝而自称魏帝，刘备认为这是僭逆行为，不予承认。刘备是汉室宗亲，他见曹丕废黜汉献帝而自称魏帝，自己接着也称帝，国号仍为汉，表示汉朝没有灭亡，由自己继承下来。诸葛亮经常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相号召，就是为了消灭不合法的曹魏政权，使偏安一隅的蜀汉政权恢复昔日大汉帝国的声威，迁回旧都洛阳。孙权原先一直称吴王，蜀汉是可以接受的；现在他改称吴帝，在名义上与蜀帝刘禅平起平坐，二帝并尊，这便使蜀汉难以接受了。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所以当时蜀汉群臣都认为孙权称帝，其名不正，和曹丕一样，也是僭逆行为；而且认为孙权称帝后，三帝鼎立之目的已经达到，今后不会再与蜀国同心协力，共伐曹魏。因此，他们群情愤激，建议诸葛亮公开宣布孙权的僭逆罪行，明确与其断绝联盟关系。

针对群臣以上的想法和建议，诸葛亮耐心解释道：“孙权有僭逆称帝之心，由来已久。蜀汉之所以不计较其罪恶念头，是要与他两面牵制夹击曹魏，互相救援。今若公开与其断绝联盟，则其恨我必深，我方将不得不移兵东伐，与其较量，待得其地之后，才可计议北伐中原。而彼方贤才尚多，将相团结和睦，我方不可能一朝取胜。屯兵相持，坐而待老，使曹魏得计，此非上策妙算。昔日汉文帝之所以用谦卑的言词与匈奴和好，先帝（刘备）之所以用优厚的条件与东吴结盟，都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考虑长远的利益而采取的变通措施，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只知发泄一时之愤。现在大家都认为孙权只求鼎足之利，不能与我齐心合力，且其愿望已经满足，再无渡江伐魏之心。这些观点，看似正确，实则错误。为什么呢？孙权之力量与智谋不相称，故而只能限于长江之南而保境自守。孙权不能渡过长江而进攻曹魏，正像曹魏不能渡过汉水而进攻江陵一样，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与孙权失和，那么，我军若讨伐曹魏，孙权采取上策，将会乘机分割魏地，以为后图；采取下策，将会掠民扩境，示武于内，绝不会端坐不动。现在，如果使孙权按兵不动而与我和睦相处，那么，我军北伐，将无东顾之忧；而且曹魏河南之兵因孙权的牵制也不能全部西调，如此，好处就更大了。所以，孙权僭逆称帝之罪，不宜公开宣布。”（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向群臣作了以上解释后，为了保持孙刘联盟，不但没有公开宣布孙权的僭逆罪行，反而郑重其事地派陈震为使者，到吴国祝贺孙权称帝。陈震临行时，诸葛亮还让他给诸葛瑾带了一封信。当时诸葛瑾担任东吴的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权力很大。诸葛亮给他写信之目的，就是向他介绍陈震，并请他帮助陈震顺利完成使命。

陈震于建兴七年（229）六月到达吴都武昌（今湖北鄂县）后，孙权非常高兴。二人升坛歃血，举行了非常隆重的结盟仪式，并共立盟誓。盟誓先将已经死去的董卓、曹操、曹丕等人大骂一通，又骂到尚在君位的魏明帝曹叡，并强调消灭曹叡及其徒党，乃是蜀汉与东吴两国的共同责任。接着又说吴蜀两国之间应该休戚与共，相互救援，和睦相处，互不侵犯，并要使这种联盟关系传之后世，始终坚持。最后又向天发誓说，如果任何一方有渝此盟，违背誓言，则必将受到上天神明的严厉惩罚。以上盟誓，如果两国都有诚心，当然可以坚持始终。但盟誓中还有一个规定，听来十分可笑，即在未灭曹魏之前，吴蜀两国已将曹魏的领土一分为二，提前划入各自的版图。两国怕将来空口无凭，便提前订立了平分魏土的盟约。按照分土盟约：豫、青、徐、幽四州归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还有一个司州，也以函谷关为界而中分。这个规定虽可谓公平，但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但不管怎么讲，吴蜀此次结盟，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两“国”之盟，不但有两国正式签字的书面盟誓，不同于过去空口无凭的孙刘联盟，而且其仪式之隆重程度在三国时期也绝无仅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结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不但使吴蜀两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大的摩擦，而且两国互相援应，分别从东西两线牵制曹魏，使曹魏在短期内无法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计划。当然，对诸葛亮的北伐来说，这更是一件大好事。

在第三次北伐小有收获、诸葛亮恢复丞相职务、孙权称帝的情况下，奉命驻屯江州而主持大后方军事的重臣李严给诸葛亮写信，建议他接受九锡，进爵称王。所谓“九锡”，即九赐，是古代皇帝赐给有特殊功勋或有巨大权势的诸侯或重臣的九种物品，包括：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钺、秬鬯。这九种物品，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而能够受赐享用这九种物品者，都是地位和权势仅次于皇帝的强藩诸侯或辅弼重臣。皇帝给诸侯或重臣加九锡，原本之目的是以示尊礼，但后来多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违心之举。在历史上，一些权臣在篡夺帝位之前，就往往先受九锡，例如王莽以安汉公受九锡，曹操以魏公受九锡等。诸葛亮虽然身为丞相，但爵位只是武乡侯，而接受九锡之人，其爵位非王爵即公爵，因此李严建议诸葛亮在接受九锡的同时，要进爵称王。

对于李严的这个建议，诸葛亮回信认为：自己与李严相知已久，了解甚深，很多事情本无须相互解释，但现在李严以光耀国家为由，劝自己接受九锡，进爵称王，对此，自己不能再保持缄默，必须加以解释。诸葛亮说自己本为东方一个普通士人，误蒙刘备重用，已经位极人臣，禄赐极多。现在，讨贼大业尚未成功，知己之恩尚未报答，而李严却劝自己仿效齐桓公和晋文公受周天子尊宠那样，请汉帝（刘禅）为自己加九锡而进爵封王，自贵自大，这就很不合适了。诸葛亮又认为，如果将来消灭魏国，斩杀曹叡，使汉帝（刘禅）还归故都洛阳，那时自己将与诸位同僚一并升官进爵，即使十种赏赐也可接受，何况九锡呢！

诸葛亮之所以拒绝进爵称王和接受九锡，并非功勋不称，而是由他的报国忠心及对刘禅的谦恭态度决定的。为了说明诸葛亮的报国忠心和谦恭态度，这里有必要将他与历史上辅佐幼主的几类人物加以对比。在诸葛亮之前及与诸葛亮同时的中国历史上，辅佐幼主的人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周公为代表。周公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成王姬诵之叔。武王克殷后二年病重，周公暗中祝告太王、王季、文王之神，请代武王而死，并将祝神书策藏于金縢柜内。武王死后，周公受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并摄行王政。他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三监叛乱，又制礼作乐，教化天下，分封诸侯，拱卫王室，营建洛邑，以镇东方。七年之后，成王长大，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北面就群臣之位，但仍留守成周，与留在宗周的召公分陕而治。在周召二公的辅佐下，不但使新建立的周朝政权得以巩固，而且开创了周朝历史上的成康之治。但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辅佐幼主的圣人周公，当初却受到其弟管叔、蔡叔等人的怀疑，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废黜成王而篡位称王。后来成王打开金縢柜，看到所藏的祝神书策，周公才获得信任。

第二种类型以王莽为代表。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年轻时即善伪装，至汉成帝末年，爵为新都侯，官为大司马。王莽地位愈高，伪装愈甚，蒙骗朝野上下，盗取忠直之名。汉哀帝时，王莽曾罢官就第，闭门自守，而上书为其讼冤者竟以百数。年幼的汉平帝即位后，王莽复任大司马，进位太傅，号安汉公，又加称宰衡，总揽朝政，并受九锡。为了给篡位夺权做准备，王莽指使泉陵侯刘庆上书，请王莽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代行天子之事。平帝病重时，王莽也假意仿效周公，愿以己身代平帝而死，并作祝神书策藏于金縢柜中。平帝死后，王莽故意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自己则仿效周公辅成王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后来王莽又指使亲信，伪造符命，宣称“摄皇帝当为真皇帝”，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终于达到篡位夺权之目的。

周公与王莽，虽然都辅佐幼主，但周公是诚心实意的真圣人，王莽则是虚情假意的伪君子。周公之真，曾受怀疑；王莽之伪，曾受赞颂。难怪白居易有诗叹曰：“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放言五首》其三）

第三种类型以霍光为代表。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因霍去病的关系而受到汉武帝的重用。汉武帝临死时，霍光与金日砷、上官桀、桑弘羊同受顾命，辅佐年仅八岁的汉昭帝。不久，上官桀、上官安父子，以及桑弘羊、盖长公主、燕王刘旦通谋欲杀霍光，废黜昭帝，立燕王为帝。阴谋败露后，上官父子及桑弘羊均被族诛，盖长公主及燕王皆自杀。霍光从此威震海内，其外孙女（即上官桀孙女，上官安之女）又为昭帝皇后，子婿皆居要职，霍氏一门，贵盛无比。昭帝死后无嗣，霍光以皇太后诏迎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荒淫无道，旋被废徙房陵。霍光又自民间迎立武帝卫太子之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秉政，直至去世。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在昭帝与宣帝两朝先后秉政达二十年之久，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功绩是相当卓著的。但霍光的最大失误有二。一是自身不学无术，暗于君臣大理，特别是在宣帝时期，独揽大权，威震人主，致使宣帝惮其威严，若有芒刺在背，这便为霍氏日后留下祸根。二是其把持朝政的家人亲党，盘根错节，连体胶固，奢侈无度，胡作非为，对此，霍光竟不能预加防范，以致酿成大祸。霍光夫人显，欲使其小女霍成君为宣帝皇后，便收买乳医淳于衍乘给许皇后治病之机将其毒死，然后送成君入宫为皇后。霍光虽事后知情，但隐而不举。霍光死后不久，其妻谋害许皇后之事逐渐泄露，其子霍禹及家人又铤而走险，谋划以太后之诏废宣帝而立霍禹为帝。阴谋败露后，霍氏满门被诛，连坐而被诛灭者数千家。霍成君亦被废处昭台宫，十二年之后自杀。

第四种类型以曹操为代表。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将十六岁的汉献帝迎至许县后，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此，曹操独揽朝政，官爵不断进升。建安十三年（208），汉罢三公，以曹操为丞相。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封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封魏王。从此，曹操在名义上享有的特权与汉献帝相差无几，既可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也可以用天子旌旗，戴天子冕旒，出入得称警跸。曹操虽名为辅臣，但实际权力则比汉献帝大得多。他强行杀死献帝董贵人及其父董承，更强行杀死献帝皇后伏寿及二皇子，并杀伏氏兄弟及宗族百余人，又进自己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入宫，皆拜贵人。伏皇后被杀后，又逼令献帝立曹节为皇后。整个朝廷，均被曹操势力所把持，汉献帝仅为虚设守位之傀儡而已。但是，曹操在名义上始终尊奉汉献帝，自己并未直接称帝。他并非不想称帝，也并非无力称帝，而是有所顾虑，怕担篡位夺权的罪名。他的安排是让儿子取代汉献帝而称帝，再追尊自己为皇帝。后来果然如此，曹操死后仅九个月，其子曹丕便废黜汉献帝而自立为魏帝，接着追尊曹操为魏武帝。

将以上辅佐幼主的几类人物与诸葛亮加以对比，则可以看出诸葛亮辅佐刘禅时的一些特殊情况。第一，诸葛亮既不像周公那样是王室成员，也不像王莽、霍光、曹操那样是皇帝的外戚姻亲，他的儿子诸葛瞻后来虽娶公主为妻，但已是诸葛亮去世多年以后的事了。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是毫不沾亲带故的异姓君臣关系。第二，诸葛亮所辅佐的君主，是扶不起的阿斗，其智能才干远远不及周公、王莽、霍光、曹操所分别辅佐的周成王、汉平帝、汉昭帝、汉宣帝、汉献帝。第三，周公、王莽、霍光所辅佐的君主，都是统一政权的君主；曹操辅佐汉献帝时，虽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但汉献帝在名义上仍是统一政权的君主。诸葛亮辅佐刘禅时则不然。虽然刘备、刘禅都以汉朝继承人自居，诸葛亮也以复兴汉室相号召，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事。在别人的心目中，刘备、刘禅并非汉朝继承人，真正的汉朝已经灭亡，蜀汉只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而已。第四，刘备向诸葛亮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如刘禅不才，则诸葛亮可取而代之。这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越出了一般托孤之常规。

诸葛亮辅佐刘禅时的以上特殊情况，若在奸邪权臣看来，正可作为篡位夺权的有利条件和借口。但诸葛亮则不然。他既不像王莽和曹操那样，借辅佐幼主之机，培植私人势力，为篡位夺权做准备，也不像霍光那样威震人主，使幼主有芒刺在背之感。对于家人，诸葛亮也要求很严，并不像霍光那样任其奢侈无度，胡作非为。诸葛亮曾给李严写信说，他虽受赐八十万斛，但并无余财，其妾竟无与其身分相称的衣服。这可见他要求家人生活必须俭朴。诸葛亮早年无子，过继其兄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为子。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汉中准备首次北伐时，以当时他的丞相身份而言，其子完全可以留在成都，不必随父前往汉中前线。但诸葛亮考虑到，诸将子弟都亲自运输军需粮草，自己的儿子也应与大家同甘共苦，于是命诸葛乔率兵五六百人，与诸将子弟一同在深山峡谷中参加运输工作。这可见他要求家人不能搞特殊化。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在两篇《诫子书》中向诸葛乔介绍立身和治学的经验，要求他戒淫慢，戒险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做一个品德高尚、学问深厚的有用之人。甚至连宴席上如何待人接物、节制酒量等细节问题，诸葛亮都对诸葛乔谆谆教诲，不厌其烦。在《诫外生（甥）书》中，诸葛亮又告诫他的外甥：志向应当高尚远大，要敬慕效法先贤，断绝私情欲念，抛弃拘牵滞碍，使先贤那样的志向，在你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你内心真正有所启发。要能忍受逆境考验，摆脱琐碎事务，广泛咨询请教，根除怨尤情绪，这样，即使暂时不太顺利，但也无损于美好的情趣，事业终将取得成功。如果志向不坚毅，意气不昂扬，只是碌碌无为地滞留于世俗，无声无息地被私情所束缚，永远混迹于平庸之辈中，那就免不了沦为下等之人。这可见诸葛亮要求家人必须加强思想品德和学识才能等方面的修养。

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主而不失臣礼，行人君之事而不骄不矜，其报国忠心和谦恭态度，完全可与周公相提并论。所不同的是，周公辅佐成王时，坏人曾散布流言中伤他；而诸葛亮辅佐刘禅，权势虽不亚于周公，但国人不疑，流言不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评诸葛亮曰：“后主非明君也，左右非无谗慝也，孔明所谓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论刑，所以绳束左右者，非不甚严也。而当时曾无一人敢兴单辞之谤，后主倚信，亦卒无纤芥之疑，何哉？只缘平时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后，可谓绝无而仅有矣。”此可谓深知孔明之言。

建兴七年（229）冬，诸葛亮将北伐大营由原来沔阳县阳平关之石马山移至南山下原上，并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城固，继续准备以后的北伐。

但刚过了半年多时间，建兴八年（230）七月，魏国大司马曹真向魏明帝上表，认为诸葛亮连续三次主动进攻魏国，魏国都是被动防守，现在魏国应该主动出兵，讨伐蜀国，数道并进，定可大胜，并建议主力应由斜谷而入。司空陈群上表反对伐蜀，他主要是从山路险峻和运粮困难方面着想，并举曹操当年讨伐张鲁，军粮不继以为诫。魏明帝同意陈群的意见。曹真又上表建议从子午道而入，陈群也上表反对。魏明帝下诏将陈群的意见转给曹真，本意是想与曹真商度可否，但曹真锐意伐蜀，遂以诏为据而出兵。魏明帝本来也想早日消灭蜀国，他见曹真锐意发兵，便命司马懿和张郃两路配合，与曹真共同伐蜀。

进攻蜀国的魏军分作三路：曹真统率的主力由子午道（一说由斜谷）南进，张郃由斜谷（一说由子午道）南进，司马懿由西城郡（今陕西安康）西进。三路大军欲会师汉中。

诸葛亮得知魏国兵分三路进攻汉中的消息后，进行了两方面的部署。第一，自己亲率主力坐镇于城固、赤阪，并不主动出击，而是以逸待劳，静待魏军。第二，命主持大后方军务的李严由江州率兵两万赴汉中增援。李严此年改名为平。

魏国的三路大军八月间分道并进，适逢秋雨连绵，月余不停。司马懿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小有所获。除此之外，曹真与张郃两路大军因栈道断绝，山路峻滑，兵众迫而难展，粮草远而难继，故出兵月余，仅行峡谷之半。在此情况下，少府杨阜、散骑常侍王肃上疏魏明帝，劝他下诏撤兵。于是，曹真等三路大军在九月间奉诏而归。与此同时，诸葛亮却派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谿。

俗称诸葛亮北伐时曾经“六出祁山”，那是把这次魏国主动进攻也算在其内了。实际上，诸葛亮出兵北伐，只有五次，这次并不能算在其内，因为这次是魏国主动进攻，出兵“南伐”，诸葛亮只是积极防御，而且两国的主力也并未交锋。另外，诸葛亮五次北伐，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出兵祁山，并非每次都出兵祁山。所以，“六出祁山”之说，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虽然可以如此虚构，但它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在距第三次北伐整两年后，进行第四次北伐。进军路线与首次北伐相同，即围攻祁山。同时又招鲜卑轲比能等少数民族首领，至故北地石城，遥为援应。

为了解决长期困扰北伐的运粮问题，诸葛亮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命重臣李平（即李严）留守汉中，专门负责督运军粮。二是研制了一种叫做“木牛”的运载工具。所谓“木牛”，实际是一种人推独轮车，用其载一个人的全年口粮，每天走二十里，而推车者不会觉得太劳累。这种运载工具，现在看来虽然极为平常，但在当时却是重大的技术发明成果，对解决蜀军的山地运粮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魏明帝得知诸葛亮围攻祁山，急忙调兵遣将。当时大司马曹真病重，不能领兵，明帝便把大将军司马懿由宛县调至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命他统率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共同抵御诸葛亮。

司马懿使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郭淮守雍县（今陕西凤翔），自己与张郃率领大军，西救祁山。诸葛亮也针锋相对，留王平率精勇兵士在祁山之南立屯扎营，继续围攻祁山，自己亲率大军东进上邽。上邽守将费曜与前来增援的郭淮合兵拦截诸葛亮，被诸葛亮击败。当时已是四月底，上邽一带小麦成熟，诸葛亮便命兵士抢割小麦，以资军粮。司马懿怕上邽有失，便带张郃回师救援，与诸葛亮相遇于上邽以东。诸葛亮急于决战，而司马懿却敛军据险，不与交兵。诸葛亮采取诱敌之策，从上邽以东退至卤城，司马懿与张郃也率军尾随而至。但司马懿到达卤城后，仍然登山为营，不肯与诸葛亮交战。张郃、贾栩、魏平等将领数次请战，并批评司马懿畏敌如虎，贻笑天下。在诸将一齐请战的情况下，司马懿不得已，便在五月辛巳日分兵两路，与蜀军决战：派张郃进攻祁山之南的王平大营；自己亲率大军进攻诸葛亮。张郃进攻王平，王平坚守不动，张郃久不能克。司马懿进攻诸葛亮，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拒敌，大破魏军，斩首三千级，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打了败仗，只得还保大营。

当时司马懿所率魏军共三十余万，诸葛亮所率蜀军本来就远远少于魏军，而恰在此时，蜀军中的部分兵士按规定又到了轮休时间。原来，诸葛亮自知蜀国地狭人稀，不可能在军队数量上与魏国较量，只能以旺盛的战斗力取胜。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对兵士实行分批定期的轮休制度。但此时正值两国大战的关键时刻，于是部属们都向诸葛亮建议，暂时停止轮休一月，以壮军势。而诸葛亮却说：“我带兵打仗，以信义为本。从前晋文公不愿为了得到原国而失信于人，古人就很珍惜信义。现在该轮休的兵士正收拾行装以待行期，他们的妻子正翘首望夫而计算归日。虽然兵士减少后将面临作战的困难，但必须讲究信义而不能废弃轮休制度。”（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蜀记》之“郭冲五事”其五）诸葛亮催促该轮休的兵士立即启程回家，这使他们非常感动，纷纷表示愿意留下作战。尚未到轮休时间的兵士，也群情激奋，欢呼踊跃。大家都说：“诸葛公的大恩大德，我们就是战死，也无法报答。”（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蜀记》之“郭冲五事”其五）于是，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旺盛，准备与魏军决一死战。

正当诸葛亮准备乘胜消灭魏军主力之时，六月间，在汉中专门负责督运军粮的李平，派参军狐忠（即马忠）和督军成藩持信来到前线，宣称刘禅命诸葛亮立即退兵。诸葛亮虽觉惊疑，但君命难违，只得万分遗憾地全线撤退。司马懿见蜀军撤退，便派张郃追击。诸葛亮在青封木门道设下埋伏，射死张郃。

诸葛亮返回汉中后，方知此次退兵完全是由李平假传圣旨造成的。原来，诸葛亮出兵祁山时，命李平在汉中专门负责督运军粮，至六月间，天降霖雨，运粮不继，李平怕诸葛亮怪罪，便派狐忠和成藩假传圣旨，命诸葛亮退兵。蜀军撤回后，李平又佯装惊讶地说：“军粮充足，为何退兵！”（原文见《三国志·李严传》）其目的是一方面想解脱自己督运军粮不力之罪责，另一方面想把退兵之责任推给诸葛亮。李平害怕刘禅追问退兵之事，又向刘禅上表说：“大军假装撤退，目的是引诱敌人，与之决战。”（原文见《三国志·李严传》）诸葛亮出具李平先后写给自己的书信和上给刘禅的奏表，彻底揭穿了他欺上瞒下、玩弄两面派手法的阴谋诡计。在铁的事实面前，李平理屈词穷，只得低头认罪。

李平曾与诸葛亮并受刘备遗诏，辅佐后主刘禅，是当时蜀国大臣中权力与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重臣。诸葛亮对于李平的为人，有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他在给孟达的信中曾经称赞过李平。当建兴七年（229）诸葛亮派陈震到吴国祝贺孙权称帝时，陈震在临行前曾向诸葛亮反映过李平的问题，说李平如同鳞甲，又硬又滑，其乡人都认为此人不可亲近。而诸葛亮当时认为，尽管李平如同鳞甲，但只要不去触犯就行了。第三次北伐结束后，李平曾建议诸葛亮接受九锡，进爵称王，其本意兼有为自己谋取更高权力和地位的想法。而诸葛亮当时虽然看出李平的用意，但并未公开批评他，只是委婉地对其加以规劝。建兴八年（230）魏军分三路进攻汉中时，诸葛亮命李平由江州率兵两万赴汉中增援，李平极力强调困难，不愿前往，并提出划分益州东部五郡另设巴州，自任巴州刺史。后经诸葛亮一再劝说，李平才勉强前往汉中。第四次北伐前夕，诸葛亮留李平主管汉中军政事务，并负责督运军粮，李平乘机要挟诸葛亮，暗示自己应该像魏国的司马懿那样，享有开设府署、召辟属吏的特权。诸葛亮当时虽然看出李平卑鄙自私的用心，但为了北伐大业，只得暂时满足其部分私欲，表荐其子李丰为江州都督，以隆崇其遇。大小官员都埋怨诸葛亮对李平过于宽厚，而诸葛亮则认为在大业未定、汉室倾危之际，与其揭发李平的错误，不如以表扬鼓励为好。当北伐大军受李平之骗而撤退时，李平自度奸计可能败露，遂生怨恨不满之心。他先托病向西逃至沮县（今陕西略阳东），听说大军将至沮县，又向南逃至江阳（今四川沪县）。后在参军狐忠的苦苦劝阻下，李平才停止逃跑，返回汉中。

对于李平的诸多错误，诸葛亮既有善意耐心的批评教育，同时为了顾全大局，搞好团结，又一再克制忍让，求大同而存小异。但让诸葛亮意想不到的是，李平最终竟发展到假传圣旨，致使第四次北伐功败垂成的犯罪地步。在此情况下，诸葛亮不得不接连两次向刘禅上表，弹劾李平。但要处理这个托孤重臣，必须郑重其事。于是，诸葛亮第三次又会同刘琰、魏延等文武大臣二十余人，向刘禅呈上集体签名的奏表，建议对李平严加惩处。刘禅很尊重诸葛亮等人的建议，于八月间将李平削职为民，流徙梓潼郡（今四川梓潼）。

李平被流徙后，诸葛亮将其子李丰由江州都督改任为中郎参军，调他至成都丞相府任职。成都丞相府，原先是张裔为留府长史，主持相府工作；蒋琬为参军，辅助张裔。建兴八年（230）张裔死后，蒋琬升为留府长史，主持相府工作。现在诸葛亮将李丰调至相府任职，就是为了让他辅助蒋琬。为了让李丰正确对待父亲的问题，并鼓励他努力工作，诸葛亮给李丰写了一封长信说：“我与你们父子同心协力，辅佐汉室，此不只世人所知，神明亦闻。我表荐你父主管汉中，任命你为江州都督，人们议论纷纷，我都没有听从。我原以为至诚之心，必会感动你们父子，使我们始终保持团结，不料中途却发生乖离。昔日楚国的令尹子文，屡被罢黜，又屡次官复原职。改过自新，就有前途，这是自然规律。希望你宽慰父亲，让他经常反省从前的过错。你父现在虽被解职，失去原先的权势家业，但仍有奴婢宾客百余人；你又以中郎参军的身份在丞相府工作，比起一般权势之家，还算是上等人家。若你父反省过错，一心为国；你与蒋琬推心置腹，协力办事，则受过贬谪的人还可重新显达，失去的官职还可重新得到。希望你仔细思考这一劝戒，明白我的用心。我临写此信时，反复长叹，只能涕泣而已。”（原文见《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引）李丰按诸葛亮的教诲，发奋努力，后来官至朱提太守。而李平在梓潼郡也盼望诸葛亮有朝一日能赦己之罪，重新起用。但三年之后诸葛亮去世，李平自知希望成空，遂激愤发病而死。

诸葛亮治蜀，实行法治，无恶不惩，无善不奖。在惩恶方面，又特别强调法不阿贵，法不避亲，尤其对于犯了罪过而又游辞巧饰、不肯认罪的人，主张从严惩处。但是，诸葛亮在惩恶之时，又只追究违法者本人的责任，并不株连其家属。即使对于违法者本人，只要不是罪大恶极者，也坚持认罪从轻的政策，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所有这些，从诸葛亮对李平问题的处理中都得到明显的验证。

当然在李平的问题上，诸葛亮也有责任。尤其是陈震曾向他反映过李平其人，如同鳞甲，又硬又滑，不可亲近，但并未引起诸葛亮的足够重视。对此，诸葛亮事后深感内疚，在写给蒋琬和董允的信中，曾让他们将自己的心情转告陈震，以示自责。

第四次北伐结束后，诸葛亮用了将近三年时间准备下次北伐。准备工作的重点有两项：一是发展经济，并继续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二是以法治军，教兵讲武。

蜀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

在农业方面，蜀国的固有条件很好。四川盆地，河流纵横，水力资源，得天独厚。尤其是秦昭王时李冰父子所修的都江堰，不但消除了岷江水患，而且获得灌溉和航运之利。自此以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世号陆海，无所不出。在各种农作物中，以水稻产量最高，史载亩产一般在三十斛左右，高者可达五十斛。刘璋统治益州时，即在成都积存了大量谷帛金银。刘备破成都后，置酒大飨士卒，只取金银分赐将士而还其谷帛，可见谷帛之多，并不稀罕。刘备在世时，经常率兵外出，留诸葛亮镇守成都，而诸葛亮大力兴农，保证了足食足兵。刘备死后，诸葛亮又闭关息民，务农殖谷，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驻兵汉中，连年北伐时，诸葛亮对作为农业水利命脉的都江堰尤为重视，专门派一千二百人严加看护，并设堰官以主其事。这当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工商业方面，蜀国的盐铁业和织锦业都很有名。四川自古多盐井，且井水含盐量颇高，如临邛县盐井，一斛水可得五斗盐。而以铁矿著称的古石山，其矿石不但含铁量高，而且铁的质量甚优。刘备定益州后，诸葛亮建议设立盐铁专署，实行盐铁专卖。刘备以王连为司盐校尉，以吕又、杜祺、刘干等为盐府属官，共同主持盐政，利入甚多，以裨国用；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主持铁政，制作农战之器。蜀国的织锦业更为著名，当时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署，故成都又称锦官城、锦城、锦里。而且，成都城南的锦江，亦因濯锦而得名，据说，锦濯锦江则鲜亮，濯他江则不好。刘备入益州后赏赐部下，所赐之物除金银外，主要就是蜀锦，如曾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锦各千端。因蜀锦既多且美，久享盛誉，故魏吴两国也大量进购。诸葛亮正是看到织锦业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北伐后期民贫国虚的情况下，除大抓农业生产外，还特别重视织锦业的发展，将其作为富国强兵、保证北伐的主要财政来源。此诚如诸葛亮自己所说：“今民贫国虚，战胜敌人所需要的费用，只能依靠蜀锦。”（原文见《太平御览》卷八一五）盐铁业及织锦业等手工业的长足发展，不但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而且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为了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蜀国又大量铸造钱币，据《钱录》记载，当时蜀国的钱币就有直百钱、直百五铢钱等数种。刘巴即曾向刘备和诸葛亮建议铸直百钱以平抑物价，设立官市，结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对于蜀国工商业的繁荣情况，后来左思在《蜀都赋》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由于蜀国在农业和工商业方面基础条件优越，加之诸葛亮措施得当，因此，整个经济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尽管蜀国地狭人稀，但诸葛亮仍能坚持连续北伐。

但是，国内粮食充足，并不等于前线军粮充足。就军粮而言，最为困扰诸葛亮的并不是后方无粮可运，而是粮食难以运至前线。诸葛亮北伐，全是在深山峡谷中行军作战，军粮运输十分困难。前几次北伐之所以无功而返，军中粮尽便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诸葛亮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实行屯田，以减轻从大后方转运军粮的压力。如诸葛亮曾命赵云在箕谷之赤岸屯田，又以吕乂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实际也是让他在汉中屯田。二是改进运载工具。诸葛亮在第四次北伐时已经研制出“木牛”，用以运粮，后来他又研制了一种叫做“流马”的运载工具。关于“木牛”和“流马”的制作方法及功能作用，诸葛亮有《作木牛流马法》专门予以介绍。对于军粮运输问题，诸葛亮考虑得十分仔细周到，他甚至算出每年运粮所要耗费的车篷、竹筐、竹席，共需十万套，指示有关部门提前做好准备。

在发展经济，并继续解决军粮运输问题的同时，诸葛亮又以法治军，教兵讲武。今存《诸葛亮集》中有《军令》（十三条）、《兵要》（十则）、《兵法》（二则）等篇，所谈内容都是关于以法治军，教兵讲武之事。为了说明诸葛亮的治军讲武，这里不妨举其《兵法》第一则为例，窥一斑而知全豹。该则条文说：“军队有七禁：一曰轻视军纪，二曰怠慢军令，三曰强盗恶习，四曰欺骗蒙蔽，五曰违背指挥，六曰行军混乱，七曰妨害营规。这些都是治军应该严加禁止的。如果期限已到，不来会合，听到鼓声，不肯前进，乘宽之机，擅自停留，回避不前，务求止息，初离队列尚近，后来越拉越远，呼唤姓名，不肯答应，盔甲不完备，兵器不齐全：这就叫轻视军纪，有这种行为的斩首。接受命令，不肯传达，或者传达不清，官兵疑惑，金鼓虽响，置若罔闻，旌旗虽动，熟视无睹：这就叫怠慢军令，有这种行为的斩首。不供军粮，不发兵器，赏赐不均，偏袒亲信，随便拿人物品，借人钱财不还，夺人所斩敌首，骗取军功名誉：这就叫强盗恶习，有这种行为的斩首。如果姓名不真实，军服不鲜洁，金鼓不完备，兵刃不锋利，器柄不坚硬，箭尾不装羽，弓弩不上弦，主管官兵，不遵法令：这就叫欺骗蒙蔽，有这种行为的斩首。听到鼓声，不肯前进，鸣金之后，不肯停止，旗帜下按不卧伏，旗帜上举不起立，不听指挥，避前留后，任意穿行，扰乱行列，致使兵弩威力，受到影响，退却不斗，左躲右闪，借口抬死扶伤，乘机返回军营：这就叫违背指挥，有这种行为的斩首。军队出行，士卒抢先，纷纷扰扰，步骑混杂，阻塞道路，后不得前，呼唤喧哗，声音难辨，不成行列，扰乱次序，兵刃碰伤士兵，将官不理不睬，上上下下，任意妄为：这就叫行军混乱，有这种行为的斩首。屯营驻扎，问人籍贯，亲近同乡，紧密相随，同食共饮，互相包庇，点名无人，跑入他营，扰乱次序，制止无效，翻墙出入，不由门户，自做坏事，不报长官，知者不举，罪过相同，聚众饮食，偏袒私恩，危言耸听，疑惑官兵：这就叫妨害营规，有这种行为的斩首。”（原文见《诸葛亮集》）通过以上这则兵法条文，即可看出诸葛亮以法治军之严格，教兵讲武之细致。

除此之外，诸葛亮又改进“连弩”，推演“八阵图”，对兵器进行技术改进，对阵法进行研究创新。“连弩”是一种装有机栝，可以连续发射的强弓。此弓古已有之，诸葛亮对其加以改进，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使其威力更加强大。“八阵图”则是诸葛亮根据自己长期领兵作战的经验而推演总结出来的新阵法，在军事史上有重大贡献。八阵图虽已失传，但据后人研究推论，有的认为是指：方阵、圆阵、牝阵、牡阵、冲阵、轮阵、浮沮阵、雁行阵。有的认为是指：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据方志记载，诸葛亮曾聚石布成八阵图形，其遗迹有三说：一说在今陕西勉县定军山，一说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南长江岸边，一说在今四川新都县北牟弥镇。尽管后人对八阵图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八阵图作为诸葛亮推演总结出的新阵法，在当时确实是非常先进周密的。

在经济得到发展和治军讲武取得明显成效后，建兴十一年（233）冬天，诸葛亮命诸军运粮，集中存放于褒斜谷南口，并修治褒斜谷栈道，准备来年春天出兵北伐。

建兴十二年（234）二月，诸葛亮在经过将近三年的精心准备后，率十万大军，以流马运载军粮，进行第五次北伐。诸葛亮可能已经意识到这是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北伐，复兴汉室的愿望能否实现，将在此一举。

为了确保这次北伐取得胜利，诸葛亮认为仅靠蜀汉一国之力，尚不足以致曹魏于死地，必须联合盟友孙权，两面出兵，东西夹击。孙刘联盟在建兴元年（223）重新恢复之后，孙刘两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在建兴七年（229）诸葛亮派陈震出使东吴祝贺孙权称帝，并与孙权共立盟誓之后，孙刘联盟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自此以后，诸葛亮不仅与东吴的诸葛瑾、陆逊、步骘等大臣经常保持书信联系，而且与吴主孙权本人也经常书信往来，互赠礼品。例如，诸葛亮曾赠送给孙权一些白毦（用白牦牛尾制成的装饰品，为蜀国特产），孙权一再辞谢，诸葛亮便给孙权写信说：“所送白毦很少，您却一再辞谢，使我更增惭愧。”（原文见《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孙权于是收下白毦。对孙权的子侄辈，诸葛亮也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例如，孙权的侄子孙松，善与人交，轻财好施，又能闻过即改，在镇守巴丘时，经常向陆逊咨询得失。一次，孙松小有过失，陆逊当面批评了他，孙松脸色大变，似有忿怨。不久，陆逊见孙松忿怨稍消，便对他说：“您不把我当作鄙陋之人，多次前来探访，向我咨询得失，因此我才承来意而向您进言，但想不到您竟变色忿怨，这是为何？”孙松笑着说：“当初我也是悔恨自己竟有如此错误的行事，所以才变色忿怨，哪有埋怨您的意思呢！”（原文见《三国志·孙松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对孙松这位优秀的孙氏子弟，诸葛亮与他的关系也很亲密，两人曾互赠过不少礼品。蜀汉建兴九年（231）孙松病逝，诸葛亮深为悲痛。为了对孙松的去世表示哀悼，诸葛亮专门给其兄诸葛瑾写信说：“我既受东吴之厚遇，对孙氏的子弟本来就怀有深厚的感情，何况孙松是个优秀人才，我更为之悲伤。每当见到他生前所送给我的礼物，便因此而感伤流泪。”（原文见《三国志·孙松传》）以上情况说明，在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之前，吴蜀两国的联盟是非常巩固的，孙刘两方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才郑重其事地给盟友孙权写了一封信，请他尽吴蜀联盟之义务，命将北征，配合蜀军，共靖中原，同匡汉室。诸葛亮在信中对孙权说：“汉室不幸，纲纪废弛，曹贼篡逆，祸延至今。吴蜀两国结盟，都想发兵灭曹，但至今未遂心愿。我受昭烈皇帝（指刘备）之重托，敢不竭力尽忠。今蜀汉大军已会于祁山一带，曹魏狂寇将亡于渭水之滨。恳切希望您履行同盟义务，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书不尽言，万望昭鉴。”（原文见《艺文类聚》）这次北伐的进军路线本来不是“祁山”，但诸葛亮却在信中说蜀军已会集于“祁山”。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出于军事机密的考虑而故意这么说的。至于真正的进军路线，诸葛亮定会通过其他途径告知孙权。

此次北伐的进军路线是由褒斜谷直取关中。这基本上是首次北伐时魏延所建议的进军路线。当时诸葛亮因这条进军路线过于冒险而没有采纳魏延的建议，但他在第五次北伐时却终于由此出兵了。猜测诸葛亮此次出兵褒斜谷的原因，可能有两条。第一，在前四次北伐中，虽然第三次夺得武都、阴平两郡，但其地距关中过于遥远，根本不足以动摇曹魏政权的大局。其余三次，两出祁山，一攻陈仓，均遭失败。以上情况说明，采用迂回策略，很难奏效；即使小有所获，收效亦太慢。第二，自首次北伐至今，历时已整六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魏政权日益巩固，而蜀汉国力则日渐虚弱。如果继续采用迂回出兵、徐图进取的策略，那么，无论从魏蜀两国的客观形势还是从诸葛亮本人的年龄身体等情况看，都越来越困难了。所以，一向谨慎小心的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时不得不冒一定的风险而由褒斜谷直取关中。

蜀国的十万大军由褒谷口进入秦岭，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于四月间由斜谷口（今陕西眉县西南三十里）走出秦岭。诸葛亮非常高兴，立即派人飞报后主刘禅说：“部队长途跋涉，道路非常难行，从进入褒谷口到走出斜谷口，所幸平安无事。”（原文见《太平御览》）

魏军一方的统帅仍是司马懿，他早在渭河南岸背水为垒，等待蜀军。司马懿当时对诸葛亮走出斜谷后的动向有两种估计：“诸葛亮若为勇者，当越过武功水沿秦岭东进；若西上五丈原，则魏军便可高枕无事了。”（原文见《晋书·宣帝纪》）五丈原在斜谷口西侧（今属陕西岐山县），斜谷口以东十里左右，有一条由山中流出的河流，叫作武功水。诸葛亮出斜谷后，主力军果然西上五丈原，另派虎步监孟琰率领一部分人马东渡武功水，占据水东十余里处地势较高的马冢。过了几天，武功水突然上涨，司马懿乘诸葛亮难以渡水增援之机，出动一万骑兵进攻孟琰军营。诸葛亮则下令在武功水上架设竹桥，准备让弓箭手过河去射击魏军。司马懿见竹桥即将架成，便引军退去。魏国的雍州刺史郭淮认为，诸葛亮占据五丈原后，必然要争夺北原，打通北渡渭水的道路，司马懿便命郭淮抢先据守北原。魏军堑垒未成而蜀军果然大至，郭淮奋力迎击，诸葛亮只得退回五丈原。数日之后，蜀军大量西调，似乎要进攻魏军的西部防线。司马懿和郭淮都断定这是诸葛亮的声西击东之计，其目的在于进攻东部的阳遂，于是在阳遂留重兵防守。诸葛亮果然夜攻阳遂，但魏军早有准备，从容迎战于积石，诸葛亮不能得手，只得再次退回五丈原。

魏明帝见诸葛亮侨军远悬，利在急战，便命司马懿坚壁据守，以挫其锋，待蜀军粮尽撤退之时追而击之。司马懿按明帝的诏令，持重对敌，静观其变。诸葛亮虽然多次挑战，但司马懿总不应战。一次，诸葛亮派人送给司马懿一套巾帼服饰，羞辱嘲笑他胆小怯战，如同妇人，欲激其应战。司马懿故意装作愤怒的样子，上表魏明帝，请求与诸葛亮决战，明帝派骨鲠之臣辛毗仗节为军师，到军中加以制止。后来诸葛亮又挑战，司马懿又装作将要应战的样子，而辛毗仍仗节立于军门加以制止。蜀军大将姜维不知司马懿的计谋，便对诸葛亮说：“辛毗仗节而至，贼兵不会再出战了。”但诸葛亮却说：“司马懿本无出战之心，他之所以故意向曹叡请战，只不过是向部下显示勇武而已。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如能战胜我军，他岂会千里请战！”（原文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此话真可谓猜透了司马懿的心思。

与前几次北伐一样，诸葛亮此次北伐原本也想速战速决。但在遭到几次挫折之后，特别是在司马懿拒不出战的情况下，诸葛亮觉得短期内无法战胜魏军，于是改变策略，准备与魏军进行持久战。为了解决部队久驻的军粮问题，诸葛亮采取了分兵屯田的措施，即抽出一部分士兵专门垦荒种地。由于诸葛亮军纪严明，因此屯田的士兵虽然杂处于渭滨居民之间，但百姓安居乐业，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诸葛亮在与司马懿对峙渭滨时，一直关心着盟友孙权一方的战况。孙权接到诸葛亮请求发兵配合的来信后，于五月间分三路出兵北伐：孙权亲率大军十万由巢湖口进攻合肥、新城；陆逊、诸葛瑾等率万余人由江夏、沔口进攻襄阳；孙韶、张承等入淮进攻广陵、淮阴。孙权原先估计，由于诸葛亮正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滨，因此魏明帝不会亲自来到东部前线。但想不到魏明帝一方面派秦朗率步骑二万协助司马懿共拒诸葛亮，一方面于七月间亲御龙舟东征。魏军听说明帝亲征，士气非常高涨，全面反击吴军。当魏明帝还未到达前线时，东吴的三路大军已陆续败退。吴军败退之后，魏国群臣劝明帝亲至长安，鼓舞司马懿大军的士气。魏明帝说：“孙权败逃，诸葛亮已被吓坏，有大将军司马懿对付他，我没有什么忧虑了。”（原文见《三国志·明帝纪》）于是从容地来到寿春，大飨士卒，封赏将领。

在吴军北伐之初，诸葛亮曾给吴国大臣步骘写信介绍过蜀军的部署情况，又曾给其兄诸葛瑾写信谈过家事。当时吴蜀两国东西夹击，互通情报，确实给魏国造成很大威胁。但吴国出兵两个月即告失败，这对诸葛亮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也使第五次北伐获胜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吴军败退之后，司马懿更增强了战胜诸葛亮的信心。当其弟司马孚来信问及军事情况时，司马懿回信说：“诸葛亮志向远大而不能预见机兆，多谋而缺少决断，好兵而无权术，虽率兵十万，但已落入我的圈套中，击破蜀军是肯定的了。”（原文见《晋书·宣帝纪》）此后，司马懿仍然一如既往，持重对敌，静观其变。

对于老谋深算、拒不出战的司马懿，诸葛亮无计可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派人挑战。一次，诸葛亮又派使者至魏营下战表，但司马懿并不谈两军交战之事，只是关切地向使者询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及其事务之繁简。使者答道：“诸葛公夙兴夜寐，处罚二十军棍以上的文件，都要亲自审阅；每天吃饭不过几盅。”使者答话的本意，原是为了对诸葛亮起早贪黑、事必躬亲、废寝忘餐的工作方法和高尚品德予以称赞，但精明诡谲的司马懿却从中获得了重要信息。使者走后，司马懿对部下说：“诸葛亮食少事繁，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岂能久在人世，很快将死。”（原文均见《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诸葛亮在与司马懿对垒相持的百余日中，由于军务繁杂，饮食不周，而他本人又坚持事无巨细、亲自料理的工作方法，因此到秋天便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另外，战事毫无进展，更使诸葛亮心情郁闷不乐，病情越发加重。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病重，便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往五丈原看望问候，并借此咨询国家大计。李福转达了刘禅的问候之后，与诸葛亮整整谈了一天。当李福离开五丈原多日，即将返回成都复命时，途中突然想起一件大事忘了询问，于是飞马返回。诸葛亮未等李福开口，便说：“我知你返回之意，前几天虽谈论终日，但你意犹未尽，还有要事让我决定。你所问者，肯定是我死之后由谁继任丞相之事。我看蒋琬是最合适的继任者。”说罢，便将早已写好的推荐蒋琬为丞相的密表交给李福，托他转奏刘禅。李福很抱歉地说：“前几天确实忘了问您这件大事，所以返回。我再问一下，蒋琬之后，谁可继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以继任。”（原文均见《三国志·杨戏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李福又问费祎之后的继任者，诸葛亮则摇头不答。李福便返回成都复命。

李福走后，诸葛亮的病情日重一日。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强支病体，亲自向后主刘禅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道奏表，内容是：“臣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本人在外任职，并无别的收入和开销，随身衣食，全靠公家供给，没有另谋生计，以长尺寸之利。臣死之日，绝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写完奏表后，诸葛亮又对自己死后的丧葬事宜留下遗嘱：“葬于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日常服装，不须随葬器物。”（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弥留之际，诸葛亮最关心的是如何使十万蜀军在自己死后能够顺利退回汉中。此次北伐，跟随诸葛亮的主要部属有先锋魏延、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其中最让诸葛亮放心不下的是魏延与杨仪的关系。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性情高傲，颇难驾驭，每次北伐，他都要求自率精兵万人，直取关中，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诸葛亮制而不许，魏延便认为诸葛亮胆怯，并叹恨己才不能尽其所用。对于骄悍不羁的魏延，除诸葛亮能够驾驭之外，其他人多避而下之。杨仪精明干练，办事敏捷，每次北伐，他规划部署，筹度粮谷，不假思虑，顷刻而就，是诸葛亮处理军务的得力助手。但杨仪性情急躁，器量狭小，又瞧不起魏延，二人关系长期不和，势同水火，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向仪，而费祎常入坐其间调解，方保无事。诸葛亮平日虽然常恨二人关系不和，但由于深惜杨仪之才干，须凭魏延之骁勇，因此不忍有所偏废，对二人并加重用。但诸葛亮估计自己死后，魏延可能会出事，于是秘密地将杨仪、费祎、姜维召至帐中，交待自己死后的退兵之事。诸葛亮的安排是：命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拒不从命，大军便自行撤退。交待完这最后一件大事后，诸葛亮便怀着无限的惆怅与遗憾，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八月溘然长逝于五丈原军中，时年五十四。

诸葛亮死后，杨仪等人秘不发丧，整军出营。百姓奔告司马懿，司马懿急忙领兵来追。姜维命杨仪返旗鸣鼓，摆出似乎要反击的架势，司马懿以为诸葛亮未死，不敢逼近，敛军而退。于是，杨仪等人结阵而去，进入斜谷之后才正式发丧。过了一天，司马懿来到诸葛亮的五丈原营地，见其营垒坚固，部署有方，不由得赞叹道：“真是天下奇才。”（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司马懿根据蜀军撤退后遗留散落在大营中的各种文书及粮草，断定诸葛亮必死无疑，但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司马懿说：“领兵之人最重视的，是军书密计、粮谷草料，今蜀军皆弃之而去，岂有人弃其五脏而可以生存。”（原文见《晋书·宣帝纪》）于是下令急追。蜀军撤退时，在沿途撒下很多蒺藜，用以阻挡魏国追兵。司马懿则命两千兵士穿着软材平底木屐走在前面，蒺藜悉被木屐粘去，后面的马步大军得以顺利前进。司马懿一直追到赤岸，才得知诸葛亮已死的准信，而蜀军已经去远，他只得下令退兵。当地百姓看到司马懿退兵，编为谚语讥笑道：“死诸葛吓跑活仲达（懿字仲达）。”司马懿听了并不在意，只是自我解嘲地笑着说：“吾能料定活人，不能料定死人。”（原文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确如诸葛亮临死时所料，从蜀军开始撤退，魏延就拒不从命，继而和杨仪闹翻，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诸葛亮刚死，杨仪让费祎向魏延转达诸葛亮的退兵安排，并探测其想法。魏延说道：“丞相虽亡，我自见在。相府属官可以护丧还葬，我自当率领诸军击贼，为何因一人之死而废天下之事？况且，我魏延是何等之人，岂可受杨仪约束，作断后将军。”于是强留费祎，与他商议何人该护丧而还，何人该留下击贼，并要费祎手书商议结果，与己联名，下告诸将。费祎哄骗魏延说：“让我回去向杨长史解释，杨长史是文吏，缺少军事经验，必不违命。”（原文均见《三国志·魏延传》）费祎出门后驰马而去，魏延虽然后悔，但已追之不及。魏延派人窥视杨仪等人的动向，得知他们将按诸葛亮的安排退兵，遂大怒，抢先率部提前南归，所过烧绝栈道。杨仪等人亦随魏延之后，斜砍山坡，开通道路，昼夜兼程，急速南归。途中，魏延与杨仪各向后主刘禅上表，揭露对方谋反，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刘禅不能分辨谁真谁假，便问蒋琬和董允。蒋琬和董允都保杨仪而疑魏延。魏延抢先据守褒谷口，并率兵迎击杨仪，杨仪亦派王平出战。王平叱责魏延等人道：“丞相新亡，尸骨未寒，尔等何敢如此！”（原文见《三国志·魏延传》）魏延的部下深知曲在魏延，不为用命，皆一哄而散。魏延独与其子数人逃奔汉中，杨仪派马岱追而斩之。马岱将魏延首级送给杨仪，杨仪踩着首级骂道：“庸奴，还能作恶否！”（原文见《三国志·魏延传》）遂诛灭魏延三族。至此，蜀军撤退时的一场军事危机，在诸葛亮生前的预先安排和杨仪等人的果断处置下，终告平息。

杨仪等人护送诸葛亮的灵柩并统率大军回到汉中后，全蜀举哀，万众悲恸。后主刘禅派年近七旬的左中郎将杜琼奉诏策至汉中致祭，给诸葛亮以极高的评价，并赐以丞相武乡侯印绶，谥以忠武。按诸葛亮的生前遗嘱，他被葬于汉中郡沔阳县（今陕西勉县）的定军山。坟墓至今犹存。

诸葛亮初亡，蜀国各地百姓纷纷请求在当地为他立庙，但朝议以渎而无典、不合礼秩为由，不予允许。大臣中又有人建议为诸葛亮立庙于成都，但后主刘禅以逼近宗庙为由，也不允许。在此情况下，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在内的全蜀百姓，有感于诸葛亮之遗爱，每年都按季节私祭于阡陌郊野，用以表达对诸葛亮的哀思怀念之情。多年之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共同上表建议：为诸葛亮在沔阳县坟墓附近立庙，使其亲属以时致祭；其门生故吏欲致祭者，亦限于庙；禁绝民间私祭，以崇国家正礼。刘禅允许，于是在景耀六年（263）春天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而此时距诸葛亮去世已经二十九年了。立庙当年之秋，魏国镇西将军钟会伐蜀，军至沔阳时，曾亲祭诸葛亮之庙，并严令兵士不得在诸葛亮坟墓附近放牧砍柴。钟会以魏国将领而在蜀相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之后，仍对他如此敬重，这更可见诸葛亮的影响在当时越出了“三国”之国界，即使敌对之国，对他的人品也极为佩服。

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仕蜀官至长水校尉。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字思远，出生于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去世时，他才八岁。十七岁娶刘禅之女为妻，拜骑都尉，次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诸葛瞻工于书画，博闻强记，才思敏捷，颇有声望。由于蜀人追思诸葛亮，爱父而及于子，因此朝廷每有善政佳事，虽非诸葛瞻建言首倡，但百姓仍互相转告，认为是诸葛瞻的功劳。这样一来，诸葛瞻的声望更高，竟有些名过其实了，在景耀四年（261）升为行都护卫将军，平尚书事。炎兴元年（景耀六年八月改元炎兴元年，即263）冬，魏国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行经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直逼江油（今四川江油），蜀国守将马邈出降。魏军继续南下，诸葛瞻督诸军驻于涪县（今四川绵阳东）待敌，因指挥失误而被邓艾击破前锋，只得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邓艾知道诸葛瞻的祖籍是琅邪，便派使者给他送信说：“若投降，我必上表魏帝，封你为琅邪王。”（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瞻大怒，斩杀使者，列阵以待魏军。邓艾派其子邓忠与行军司马师纂左右夹击。二人初战失利而退还，邓艾严令再战。邓忠与师纂驰马再战，遂斩诸葛瞻与张遵、黄崇等，而诸葛瞻时年三十七。诸葛瞻的长子诸葛尚见父亲殉国，叹息道：“父子同受国家重恩，不能早斩奸臣黄皓，以致今日之败，活着还有何用！”（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于是驰赴魏军，冲阵而死。诸葛瞻虽然智不足以扶危，力不足以拒敌，但他不负其君之恩，不改其父之志，亦可谓忠孝两全之人。

诸葛瞻战死绵竹后，邓艾进军雊县（今四川广汉北），逼近成都。后主刘禅束手无策，出城投降，蜀国即告灭亡。蜀国灭亡后，诸葛瞻的次子诸葛京与诸葛乔（诸葛亮养子）的孙子诸葛显等，在魏元帝咸熙元年（264）被内移至河东郡（今山西夏县西北）。此后，诸葛显就不知下落了。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改为晋泰始元年）司马炎篡魏建晋后，因对诸葛亮、诸葛瞻父子的人品极为推崇，便以诸葛京为郿县（今陕西郿县）令。诸葛京治郿颇著政绩，受到尚书仆射山涛的称赞，后来又被荐举为东宫舍人。历史有时真会捉弄人，诸葛京是诸葛亮的孙子，而晋武帝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子。诸葛亮与司马懿，生前是老对手，想不到他们去世数十年之后，诸葛亮的孙子竟成为司马懿的孙子统治下的臣民。我们指出这一点，不但不是为了以成败论英雄，反而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诸葛亮之遗爱所及，不但使当时一般老百姓像“《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三国志·诸葛亮传》）那样歌颂思念他，即使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在当了皇帝之后也对诸葛亮极为推崇，怀念有加。史载司马炎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泰始起居注》）又载：“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正是因为诸葛亮之遗爱，不但及于蜀国，而且及于魏国，不但及于三国时期，而且及于晋代，所以他的孙子诸葛京作为亡国被俘之人，不但在魏晋两朝得以立足，而且职位还逐渐得到升迁。后来诸葛京又担任过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而江州是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始分荆扬二州之地所置，所以诸葛京起码在元康元年仍在世。此后的情况，正史无记载，我们便不能妄加臆测了。

当诸葛亮在蜀为丞相时，其兄诸葛瑾在吴为大将军，其族弟诸葛诞亦显名于魏。一门三国，各为冠盖，天下荣之；兄弟三人，各为其主，天下亦义之。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诸葛诞虽然在魏甘露二年（257）因受猜疑而谋反，次年兵败被杀，但那已是诸葛亮和诸葛瑾相继去世多年之后的事了。

在诸葛氏兄弟三人中，最为后人哀思怀念者无疑是诸葛亮。自晋代开始，除了原先沔阳县的诸葛亮庙之外，在成都、白帝城、五丈原等诸葛亮曾经活动过的地方，也陆续为他建庙立祠。普通百姓临祠而祭祀者，自然多不胜数。文人墨客临祠而赋诗者，亦代不乏人，其中最为著名的诗歌当数唐代杜甫的两首七言律诗。一首是临白帝城武侯祠（诸葛亮庙）所作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另一首是临成都武侯祠（诸葛亮庙）所作的《蜀相》：“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两首诗对诸葛亮都是先赞扬歌颂，后哀思惋惜。其中“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尤为著名，可谓代表了后人对诸葛亮普遍的哀思惋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