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辅佐刘备时期

（一）隆中对策 应邀出山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为汉朝皇室疏宗。其祖父刘雄、父亲刘弘，世仕州郡。父亲刘弘还曾举孝廉，任东郡范县令。刘备少年丧父，与母亲以贩鞋织席为业。十五岁时，与同郡刘德然、辽西公孙瓒等人拜同郡大儒卢植为师。但刘备不太乐于读书，而喜欢狗马音乐，讲究衣着服饰。他身高七尺五寸，双臂修长，垂手可至膝部；两耳垂肩，回目可以自见。少言寡语，喜怒不形于色；待人谦恭宽厚，喜好结交豪侠，青年人都诚心归附他。中山国大商人张世平和苏双，贩马经常往来于涿郡，见刘备不同于一般人，便多方资助钱财，刘备因此有了聚集徒众的资本。河东郡解县人关羽、涿郡人张飞，最早成为刘备的部属。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率其徒众随校尉邹靖镇压黄巾有功，被授为安喜县尉。因与督邮发生冲突，遂弃官亡命。不久又随都尉毋丘毅镇压黄巾有功，被授为下密县丞，旋复弃官而去。后来又任高唐县尉、高唐县令。黄巾军攻破高唐后，刘备投奔中郎将公孙瓒。公孙瓒是刘备的老同学，表荐他为别部司马，使他与青州刺史田楷共拒冀州牧袁绍，因数战有功，试守平原县令，后领平原国相。汉献帝兴平元年（194）二月，曹操进攻徐州，徐州牧陶谦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带刘备共往徐州救援。刘备自有兵士数千人，陶谦又以丹阳兵四千归刘备统领，刘备遂脱离田楷而归附陶谦，被陶谦表荐为豫州刺史，驻屯小沛。此年十二月陶谦病故，徐州别驾麋竺遵陶谦之遗嘱，率州人共迎刘备，刘备遂领徐州牧。刘备在徐州与盘踞寿春的袁术相拒，结果被另一军阀吕布乘机击败，只得在建安元年（196）投奔曹操。曹操荐刘备为豫州牧，派他进攻吕布，结果又被吕布击败。建安三年（198），曹操亲自出兵协助刘备，擒杀吕布，刘备随曹操回到许都，被曹操表荐为左将军。建安四年（199）六月，穷途末路的袁术欲经徐州投奔袁绍，曹操派刘备前往拦击，刘备未至徐州，而袁术已病死。就在刘备到徐州后不久，他与汉献帝的岳父董承等人奉献帝密诏诛杀曹操的计谋泄露，刘备于是杀徐州刺史车胄，统众数万人，公开与曹操对抗。建安五年（200）正月，曹操发兵徐州，大破刘备，获其妻子及大将关羽，刘备只得投奔袁绍；四月，关羽为曹操斩杀袁绍的大将颜良，刘备心中不安；七月，汝南黄巾旧部刘辟等叛曹操而应袁绍，袁绍派刘备至汝南与刘辟合兵，攻城略地，结果被曹操大将曹仁击败。此时，关羽已从曹操处返回，原属公孙瓒的大将赵云也早已投奔刘备帐下，刘备从此想脱离袁绍。袁绍又派刘备领本部之兵到汝南与黄巾旧部龚都等合兵，曹操派蔡阳攻刘备，蔡阳被刘备所杀。建安六年（201）九月，曹操亲自率兵至汝南击败刘备和龚都，刘备只得投奔荆州牧刘表，刘表让他驻屯于荆州所辖之南阳郡的新野县。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为汉室疏宗。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出任荆州刺史，得到当地名士大族的支持，平定长江中游的反抗力量，徙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初平三年（192）迁为荆州牧。当时的荆州，辖有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七郡（此据《后汉书·郡国志》，若据《汉官仪》，则多一章陵郡，共为八郡），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实力比较雄厚。而在军阀兼并中，因刘表采取保境自守、中立观望的方针政策，荆州遭战乱破坏较少，政局相对稳定，故天下士人归附者甚多。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表现出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他和刘备都是皇室疏宗，有一定的宗亲关系，而刘备又带有一定数量的兵马，对增强荆州的实力有利，况且善待刘备，还可收礼贤下士之虚名，从这些方面考虑，刘表是欢迎刘备的。但刘备素怀大志，深得人心，如在荆州久驻，则可能威胁刘表的政权，从这些方面考虑，刘表又怀疑刘备，对他不太放心。出于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刘表对刘备的基本态度是表面热情而暗中防范。对于刘表的这种态度，刘备并不介意，他只知一心一意地为刘表出力。但刘表采取的保境自守、中立观望的方针政策，却使刘备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无所事事，虚耗岁月，这是刘备最难以忍受的。有一次，刘备陪刘表闲坐，当他上厕所时突然发现自己髀肉复生，不觉慨然流涕。回座之后，刘表怪而问之，刘备说：“我过去经常骑马征战，身不离鞍，髀肉皆消；现在不复骑马，长久安逸，无所作为，髀肉复生。日月如驰，而我老之将至，功业不建，因此悲伤。”（原文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但刘表听了竟无动于衷。当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时，刘备曾劝刘表乘机袭取许都，对这样的合理建议，刘表也不采纳。

刘备自镇压黄巾起义以来，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最后又依附刘表，这种漂泊不定、寄人篱下的经历，迫使他不得不吸取多年来的惨痛教训。这时，他认识到要干成一番大事业，不能再依附别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力量。而当时自己的集团中，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及麋竺、孙乾等文士，但真正能够安邦治国平天下的旷世奇才，尚无一人。于是，闲居荆州整六年的刘备，在建安十二年（207）加快了寻访人才的步伐。他慕名拜访善于知人的“水镜”司马徽，请求司马徽推荐人才。司马徽对刘备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伏龙”、“凤雏”为谁，司马徽答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不久，徐庶主动到新野县见刘备，刘备很高兴，把徐庶留在身边，对他很器重。但徐庶并不以人才自居，也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说：“诸葛孔明，是一条卧龙，将军难道不愿见他吗？”刘备见司马徽和徐庶先后向自己推荐诸葛亮，便对徐庶说：“那您就和孔明先生都来我这里吧。”徐庶说：“诸葛孔明这样难得的旷世之才，只能由将军前去见他，不能让他屈尊主动来见将军。将军应该枉驾前往隆中，亲自拜访他。”（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本来认为徐庶已是难得的人才，现在听了徐庶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赞许，方知诸葛亮之才，更在徐庶之上，于是决定亲自前往隆中拜访聘请诸葛亮出山相助。建安十二年（207）冬天，刘备冒着严寒，长途跋涉，接连两次由新野前往隆中，但都未见到诸葛亮本人。诸葛亮之所以接连两次不与刘备见面，并非不愿出山从政，而是为了考验刘备是否真正具有招贤纳士的诚心。对于刘备的大名，诸葛亮早在兴平元年（194）十二月即有所闻。当时，徐州牧陶谦刚死，刘备被州人推为徐州牧。诸葛亮当时十四岁，刚与叔父诸葛玄离开家乡，而他的家乡“琅邪阳都”又隶属于徐州。所以，当时刘备实际是诸葛亮的父母官；而诸葛亮实际是刘备牧养的子民，他对刘备在徐州的美好声誉已有所闻。但是，诸葛亮从未见过刘备，他对刘备的一些印象全是来自传闻。现在刘备虽然接连两次到隆中拜访他，但他仍然怀疑刘备是否真有招贤纳士的诚心，故此避而不见。因为诸葛亮以管仲和乐毅自比，所以他心目中值得辅佐的人也必须是像齐桓公和燕昭王那样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明君。因此，诸葛亮耐心地等待着刘备第三次来访。刘备虽然两次造访隆中均未见到诸葛亮，但因他招贤纳士的心意十分真诚，所以毫不灰心丧气，紧接着前两次之后，又不辞劳苦，第三次前往隆中。诸葛亮终于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心所感动，认定刘备是值得辅佐之人，于是热情地与他见面。刘备请诸葛亮屏退闲人，然后悄声对他说：“汉室倾颓，奸臣董卓和曹操，先后专政，天子颠沛流离，蒙难受辱。我不自量力，想伸张大义于天下，但智术短浅，因此从起兵至今日，颠踬困顿，屡遭挫败。尽管如此，但我志犹未已，先生认为我以后该怎么办？”（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见刘备对自己如此信任，将平生秘而不宣的雄心大志和积郁多年的内心苦闷向自己和盘托出，于是深受感动，也毫不保留地向刘备谈了自己的见解。

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天下的总体形势，他说：自董卓以来，军阀混战，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经过多年的兼并，截至目前只剩下五大势力集团，这就是把持朝政的曹操、割据江东的孙权、割据荆州的刘表、割据益州的刘璋、割据汉中的张鲁。

在分析了天下的总体形势后，诸葛亮又对五大集团的具体形势分别进行了分析：

曹操比于袁绍，虽名微而众寡，但最终却消灭了袁绍，由弱变强，其原因不只是靠天时，还靠人的谋划。现在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既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又用汉献帝的名义向割据者发号施令，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成为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军阀。因此，对于曹操，诸葛亮认为“诚不可与争锋”，即不能与曹操争胜。

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是实力仅次于曹操的一个军阀。因此，对于孙权，诸葛亮认为“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即可以把孙权作为外援，而不能打算消灭他。

刘表所割据的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处天下之中心，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但刘表素无大志，懦弱无能，幻想保境自守而最终必不能守。因此，诸葛亮说：“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意思是劝刘备首先夺取荆州，不要丧失天赐的良机。

刘璋所割据的益州，本来包括北部的汉中郡在内；张鲁本是刘璋的部属，后在汉中郡割据，遂成一独立军阀。所以诸葛亮将刘璋与张鲁放在一起分析说：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物产富饶，百姓殷实，素称天府之国，当年汉高祖曾发祥龙兴于此，终成帝业。但刘璋与张鲁却不知爱抚百姓，致使智能之士离心离德，思得明君而取代他们。诸葛亮的言外之意是，刘备若能在夺取荆州之后，进而夺取益州，则必然会受到益州士民的支持。

在对天下总体形势和五大集团具体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诸葛亮为刘备作出了成就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决策：“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实际是一个分两步实施的战略决策。

第一步：首先夺取刘表的荆州和刘璋的益州，派兵守住险要之处，以此两州作为创业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与西边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对南边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从而确保西南两边形势的稳定；对外，与孙权结成抗拒曹操的联盟；对内，整顿改进政治。第一步是为了达到阶段性目的，就是使刘备取得荆益二州作为创业基地，成就霸业，形成与孙权、曹操鼎足而立的局面，为日后复兴汉室、统一天下打好基础。

第二步：一旦天下形势有变，就从两路出兵北伐。东面一路从荆州出发，由一员上将率领，直趋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河南洛阳），夺取中原。西面一路从益州出发，由刘备亲自率领，翻越秦岭，夺取关中。第二步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就是使刘备得以复兴汉室、统一天下。

诸葛亮为刘备所作的这个战略决策，可以概括为四句话：跨有荆益，联孙抗曹，待机北伐，复兴汉室。

在古代，臣民应皇帝之诏而对答皇帝有关政治、经义等方面的策问，称为“对策”。因刘备与诸葛亮后来成为君臣关系，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答刘备提问的这篇谈话，便被人们称为“隆中对策”，简称为“隆中对”。又因诸葛亮是在隆中的草庐中对答刘备提问的，所以这篇谈话也被人们称为“草庐对策”，简称为“草庐对”。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对天下形势的分析和所作的战略决策，表现了他统观全局、预测未来的伟大政治才能（当然，其战略决策也有失误，详见后文）。他如同一位总设计师，为刘备描绘出了构建政权大厦的总体蓝图和具体的实施步骤。而对闯荡半生、漂泊不定、到处寄人篱下而至今一事无成的刘备来说，“隆中对策”使他茅塞顿开，不但明确了总体的奋斗目标，而且明确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因此，刘备听了诸葛亮的一番谈话后，连声称好，并诚恳邀请他出山辅佐。而诸葛亮也认定刘备是值得辅佐的“明君”，决心出山帮他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于是，在建安十二年（207）的深冬，四十七岁的刘备经过三顾茅庐，终于将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出隆中，一起回到新野县。

（二）扩兵安琦 奉使柴桑

诸葛亮来到新野后，刘备对他敬若师长，两人形影不离，情好日密。但关羽、张飞却心中不快，经常流露出不满的言辞。关羽和张飞都是刘备最早的部属，自随刘备镇压黄巾起义开始，二十多年来立过无数战功，平时护卫刘备，更是不避艰险。他们与刘备并非一般关系，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正因为关羽、张飞数立战功，又与刘备恩若兄弟，加之他们的年龄都远远大于诸葛亮，所以两人对诸葛亮这个未立战功却深受刘备敬重的年轻书生，颇不以为然。针对关羽和张飞的不满情绪，刘备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如同鱼有了水，请你们以后不要再乱说。”（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把自己比作鱼，把诸葛亮比作水，而鱼是不可须臾离开水的，否则便无法生存。刘备这个比喻的言外之意是，诸葛亮对自己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诸葛亮，自己将一事无成。经过刘备这么一解释，关羽和张飞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诸葛亮随刘备到新野的时间是建安十二年（207）深冬，转眼之间，冬去春来，已到了建安十三年（208）。此时曹操已平定了北方，诸葛亮断定他不久将南下进攻荆州。刘备驻屯的新野县，是荆州所辖的最北边的南阳郡的一个小县，必定会首当其冲，而刘备当时却只有数千人，兵力甚微。诸葛亮劝刘备扩充兵力，但刘备觉得有两大难题：一是他当时正依附刘表，在名义上是刘表的部下，如果私自扩兵，必定会引起刘表的猜疑。二是兵源奇缺，此为更大的难题。荆州本为大州，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时，荆州七郡共一百三十九万九千三百九十四户，六百二十六万五千九百五十二人。汉末虽有战乱，但荆州所遭破坏较少，至建安十三年（208）时，人口当不会少于此数，可能还有增加。但是，由于当地的豪族富户大肆兼并土地，又把失掉土地后为求生存而流落四方的农民招为“荫户”，而这些“荫户”都未在官府登记户口，成为逃役逃赋的“游户”，因此从户籍上看，荆州人口并不多，兵源自然也就大成问题了。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诸葛亮想出了“游户自实”的办法，对刘备说：“可向刘表建议，令荆州所有游户都必须到官府如实自报户口，用以增加兵源。”（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这个办法的高明处在于：因为“游户自实”的命令并非由刘备下达，而是先由刘备向刘表建议，然后由刘表亲自下达，所以，它既可解决刘备扩兵的兵源问题，也可使刘备免去私自扩兵的嫌疑。刘备按诸葛亮的办法去做，果然很快扩充了兵力，使实力较前大为增强。

诸葛亮在新野时还为刘表的儿子刘琦出过一次主意，不但使刘琦转危为安，而且预先为刘备留下一支兵力。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是前妻所生；次子刘琮，是后妻蔡氏所生。刘表开始时因刘琦相貌与自己相似，为人又颇孝顺，所以对他甚为喜欢。但蔡氏与其弟蔡瑁以及刘表的外甥张允等人均得幸于刘表，他们经常在刘表面前说刘琦的坏话而赞誉刘琮，刘表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久而久之，便又爱刘琮而恶刘琦。刘琦心中恐惧，坐卧不宁，他向来敬重诸葛亮，便多次请诸葛亮为他谋划“自安之术”。但诸葛亮觉得这是他们父子兄弟之间的家事，别人不便插手，所以总是婉言谢绝，敷衍搪塞。一次，刘琦请诸葛亮游览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撤去楼梯，向诸葛亮恳求道：“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诸葛亮本来还是不想插手此事，但因楼梯已被撤去，无法离开，而刘琦又苦苦哀求，所以便只说了两句话：“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三国志·诸葛亮传》）这里所说的申生和重耳，都是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儿子，二人皆有贤行。申生的母亲齐姜是齐桓公之女，为晋献公正妻，早死，申生以嫡子被立为太子。后来晋献公所宠幸的骊姬生了儿子奚齐，她想改立奚齐为太子，便设法陷害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晋献公二十一年（前656），骊姬欺骗申生，说她梦见了齐姜，让申生速去齐姜庙中祭祀，并在祭祀结束后将祭祀所用之肉献给晋献公。申生遵命而行。当时晋献公出猎未归，申生所献祭肉置于宫中，骊姬便在肉中下了毒药。晋献公回宫后发现肉中有毒，骊姬便诬称申生下毒，想毒死献公。献公大怒，要杀申生。有人劝申生向献公解释，申生认为如果解释清楚了，献公必然会杀骊姬；而献公年事已高，如果骊姬被杀，他又会寝食不安，于是不愿解释。又有人劝申生出奔别国，申生也不同意，最后自杀身亡。申生自杀后，骊姬又陷害重耳，诬称申生在肉中下毒之事，重耳知道。重耳恐惧，立即逃出晋国，在外辗转流亡十九年，最后由秦穆公送回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诸葛亮对刘琦说的两句话，实为以古喻今。他既不公开涉及刘琦的家事，又明确地暗示刘琦不要像申生那样留在州城内等死，应该像重耳那样离开州城，只有如此，方能转危为安。刘琦很明白诸葛亮的暗示，于是想找机会离开刘表等人。恰在此时，刘表的江夏郡太守黄祖被孙权攻杀，刘琦乘机请求出镇江夏郡。刘表同意，派他出任江夏郡太守，前往治所夏口（今湖北武汉）上任。刘琦从此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在刘表集团中，刘表和刘琮对刘备始终不太信任，蔡氏和蔡瑁、张允等人还经常想暗算刘备，只有刘琦与刘备相处甚好。诸葛亮暗示刘琦离开州城，不但使刘琦得以出任江夏郡太守，脱离险境，而且刘琦在江夏所率领的一支兵力，后来还为刘备派上了用场。

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率大军开始进攻荆州，而刘备此前已由新野移驻樊城。八月，刘表病死，蔡瑁和张允等人立刘琮为荆州牧，屯兵襄阳。刘琦由夏口来襄阳奔丧，受到刘琮的冷遇，又听说曹操大军将至，旋复南返。九月，曹操大军到达新野，刘琮背着刘备派人向曹操投降。驻屯樊城的刘备本不知曹军猝至和刘琮投降之事，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曹军已经逼近，于是急忙率众撤离樊城。

樊城离刘琮驻屯的襄阳很近。刘备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建议他乘机进攻刘琮，夺取荆州。但刘备素来仁慈，很讲信义，他觉得刘表对自己虽然不太信任，但毕竟容留自己在荆州驻屯了整七年（刘备建安六年九月投奔刘表），何况自己与刘表同为汉室疏宗，如果在刘表去世后进攻刘琮，夺取荆州，便会留下骂名，因此没有采纳诸葛亮的建议。刘备在襄阳城下驻马呼叫刘琮，想和他见上一面。刘琮不敢出见刘备，而荆州士民不愿随刘琮投降曹操，他们素闻刘备仁慈信义，多归附于刘备。刘备在襄阳城外祭拜刘表的坟墓后，率众继续南撤，到达南郡所辖之当阳县时，所率兵士及追随而来的士民，已达十余万人，还有辎重数千辆，行动颇慢，每日只走十余里。有人劝刘备舍弃士民，急速退守江陵，刘备不忍，只派关羽率船数百艘提前出发，约定在江陵会合。

江陵是南郡治所，地处冲要，军资殷实，向为荆州重镇。曹操怕刘备先据江陵，于是丢弃辎重，亲率精骑五千，兼程急进，一昼夜行军三百余里，终于在当阳县之长坂，追上刘备。刘备所率十余万众被曹军冲散，已无法前往江陵，他只得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携家眷改道斜趋汉津，恰好与关羽所率水军会合，得以渡过沔水，而江夏郡太守刘琦又率兵万人前来接应，于是同至夏口立足。刘备从樊城南撤时，徐庶一直跟随，及至当阳县，徐母被曹操俘获，徐庶方寸已乱，遂向刘备和诸葛亮告辞，投奔曹操，后来在魏仕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 。

刘备退至夏口后，曹操夺取了江陵，即将顺江东下，形势非常危急。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很危急了，请让我奉命向孙权求救。”（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在此之前，孙权的部属鲁肃就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孙权便派鲁肃借着吊唁刘表之机劝说刘备和诸葛亮。鲁肃在当阳长坂遇到正在南逃的刘备和诸葛亮，得知刘琮已投降曹操，便不再北行，而向刘备和诸葛亮陈述了孙刘联盟的想法。鲁肃又特别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瑾的友人。”（原文见《三国志·鲁肃传》）诸葛瑾自兴平二年（195）离开家乡后，到江东自谋出路。建安五年（200）被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给刚刚袭位的孙权，与鲁肃等人并见宾待，后为孙权长史，转为中司马。诸葛亮见鲁肃是自己兄长的朋友，在孙刘联合抗曹的问题上又与自己意见一致，即与鲁肃定交，成为好友。刘备见诸葛亮和鲁肃都主张孙刘联合，共抗曹操，心中非常高兴，便派诸葛亮随鲁肃一同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去见孙权，共商孙刘联盟之事。

（三）联孙破曹 奠基三分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县人，其父孙坚、其兄孙策，都是割据江东的军阀。建安五年（200）孙策死后，孙权继统江东之众，至建安十三年（208）时，已形成实力仅次于曹操的一大势力集团。当曹操欲从江陵顺江东下时，孙权正拥军柴桑，观望成败。他虽然在此前派鲁肃去联合刘备，共拒曹操，但因其集团内部除了鲁肃、周瑜等人主张抗击曹操外，老臣张昭等一大批人都主张投降曹操，加之曹操又写信对他加以威胁利诱，所以，他当时在抗曹还是降曹的问题上，态度暧昧，举棋不定。

针对孙权的这种思想状况，诸葛亮到柴桑后，采取了相应的游说策略。他一开始并没有从正面劝说孙权，而是采取激将法，对孙权说了三层意思：首先说在天下大乱之际，孙权据有江东，刘备聚众汉南，都想和曹操争夺天下，但曹操削平北方，又破荆州，威震四海，实力强大。其次说刘备虽然兵败，退至夏口，但总算和曹操打了一仗，现在只不过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已。最后说孙权应该量力而行，如果能与曹操抗衡，就应及早与他断绝关系，决一死战；如果不能抵抗曹操，就应及早向他投降，北面称臣。而孙权现在表面上服从曹操，内心却在抵抗与投降之间犹豫不决，如此优柔寡断，大祸将要临头了。

孙权见诸葛亮让他投降曹操，心想：刘备向无立足之地，近日又被曹操打败，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尚且没有投降；而自己继承父兄之业，统有全吴之地和十万之众，怎能轻易投降曹操。于是反问诸葛亮道：“若真像你所说，那刘备何不投降曹操？”（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正是等着孙权问这句话的，于是进一步激孙权说，昔日田横不过是齐国一个壮士，尚且守义不降；刘豫州乃汉室后裔，天下归心，如果功业不成，也只不过是天意而已，怎能向曹操俯首称臣！诸葛亮所说的田横，是秦末汉初人，本为齐国贵族。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时，田横起兵于齐，曾烹死刘邦的使者郦食其，后又自立为齐王。汉朝建立后，田横率其徒属五百人逃入海岛。汉高祖刘邦命田横到洛阳见驾，他被迫前往，但终因不愿称臣于汉，便在洛阳郊外自杀。留居海岛的五百徒属，听说田横自杀，亦皆自杀。诸葛亮提出田横之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刘备绝不会投降曹操，以进一步激怒孙权。

孙权果然被诸葛亮激得勃然大怒，认为自己以全吴之地和十万之众，绝不能受制于曹操，于是下了联合刘备、共抗曹军的决心。但孙权又认为刘备新遭惨败，全军覆没，根本无力抵抗曹操，于是又向诸葛亮提出关于刘备兵力及能否战胜曹操的疑虑。

诸葛亮见孙权已下了与刘备联合抗曹的决心，只是对刘备的兵力及能否战胜曹操有疑虑，于是不再激他，而从正面作了三层分析：首先，诸葛亮说刘备虽然兵败长坂，但并未全军覆没，仍有关羽和刘琦所率精兵共两万人，力量不可低估。其次，诸葛亮说曹操虽然貌似强大，但有三个不利因素：一是远道而来，长途征战，昼夜兼程，士卒疲劳，已成强弩之末，犯了兵家之大忌；二是曹军多为北方之人，不习水战；三是荆州之民虽然暂时归附曹操，但不过是迫于曹军的威势而已，并非心悦诚服。最后，诸葛亮说只要孙权和刘备同心协力，联合抗曹，就一定可以战胜曹操。曹操兵败后，必然退回北方，这样，孙权和刘备的力量就会增强，与曹操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至此，孙权对诸葛亮的分析心悦诚服，疑虑全消，坚定了战胜曹操的信心。但老臣张昭等人仍主张降曹，孙权气得拔刀砍向奏案，愤怒地说：“诸将吏敢有再说投降曹操者，与此案相同。”（原文见《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张昭等投降派从此噤若寒蝉，不再作声。 火烧赤壁 大破曹军

孙权见诸葛亮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形势的分析精辟透彻，因此很羡慕诸葛亮的才能，便建议他留在江东。诸葛亮是讲究信义之人，他既已委身刘备，便决心终生辅佐，矢志不渝，尽管当时刘备处境艰难，而孙权又许以高官厚禄，但诸葛亮却丝毫不为所动。孙权见自己不能留住诸葛亮，便想请诸葛瑾以兄长的身份挽留诸葛亮，并说诸葛亮如果留下，他可以向刘备写信解释。但诸葛瑾十分了解弟弟的人品和个性，知道挽留不住，便向孙权解释道：“诸葛亮既已委身刘备，名分已定，则肯定不会再有二心。他不会留在江东，如同我不会去投靠刘备一样。”（原文见《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孙权见诸葛瑾说得有理，便只好作罢。

孙权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随诸葛亮前往夏口，与刘备会合，共同抗击曹操。孙刘联军溯江西上，与顺流东下的曹军在赤壁（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之长江南岸）相遇。曹军初战不利，退至长江北岸之乌林，与驻在南岸的孙刘联军隔江对峙。东吴大将黄盖建议火攻曹军，周瑜便派黄盖诈降曹操。黄盖乘曹操骄傲轻敌和相信诈降之机，火烧曹军战船，并延及岸上营垒。曹军人马或被火烧，或溺水而死，伤亡惨重。孙刘联军乘胜追击，大破曹军，曹操率残部北返。这就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冬天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后，刘备表请刘琦为荆州刺史，因为从名义上讲，荆州原为刘表地盘，现在理应由其子刘琦来统领。但实际上，在赤壁之战后，荆州诸郡已被刘备、孙权、曹操三家所分占：刘备夺得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权夺得荆州东部的江夏郡和中西部的南郡之大部；而南郡的襄阳县以北及荆州最北部的南阳郡，仍被曹操所控制。

刘备在其所控制的荆州四郡各设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让他总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资；刘备本人则立营于武陵郡之孱陵县。

诸葛亮总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时，不但征调赋税，以充军资，而且结识了刘巴。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人，少即知名，荆州牧刘表接连征辟，并举其为茂才，巴皆不就。曹操进攻荆州时，荆州人士均随刘备南奔，而刘巴却北上投奔了曹操。曹操辟其为掾吏，派他到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劝降。当刘巴到达三郡时，赤壁之战已结束，三郡被刘备夺取，由诸葛亮督理。刘巴无法由荆州北返向曹操复命，便打算南下交阯，再绕道益州而北上，并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知诸葛亮。诸葛亮当时驻于零陵郡之临烝（今湖南衡阳县），他认为刘巴是个难得的人才，想让他归顺刘备，便不辞劳苦地追上刘巴，对他进行劝说。但刘巴没有接受诸葛亮的劝告，仍按原计划前往交阯，并更姓为张，潜至益州，结果被益州牧刘璋的部下拘留。因刘巴的父亲刘祥与刘璋的父亲刘焉原有交谊，故在刘璋的挽留下，刘巴便留在益州。后来刘备夺取益州，刘巴最终还是归顺了刘备，并成为刘备的重要辅臣。

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荆州刺史刘琦病故，群下推刘备为荆州牧。这是刘备一生中第一次担任有实权的州牧，他将自己立营的武陵郡孱陵县改名为“公安”，作为在荆州的基地。与此同时，孙权为了继续维护孙刘联盟，把妹妹嫁给刘备为妻。

建安十五年（210）冬，刘备因原来刘表的故吏多归附于自己，而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地少不足以容其众，所以想亲自前往京口面见孙权，求借孙权所占领的南郡。行前，诸葛亮从刘备的安全考虑，极力劝阻，但刘备不听，还是去了。当时周瑜为南郡太守，他听说刘备想借南郡，不但极力反对，而且给孙权上书，建议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为其盛筑宫室，多给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割断刘备与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联系。幸亏因为孙权当时考虑到曹操尚在北方，不愿立即破坏孙刘联盟，而且认为即使软禁刘备，最终也难以制约，所以虽然没有借南郡给刘备，但还是放他返回公安。刘备返回公安后，才知道周瑜有扣留自己的打算，又回想起自己临去京口前，诸葛亮之所以极力劝阻，也是因为对周瑜的打算早已料到，于是对诸葛亮的先见之明，感叹不已。

不久，周瑜病故，程普继任南郡太守。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领兵，他劝孙权把南郡借给刘备，两家共拒曹操。孙权答应，乃让出南郡，徙程普为江夏太守，让鲁肃屯兵陆口（今湖北嘉鱼县西南）。至此，在荆州七郡中，除了曹操所占的南阳郡和孙权所占的江夏郡之外，其余五郡均为刘备所有。

刘备在占有荆州五郡之后，继续招贤纳士。在此之前，他已新收了黄忠、魏延两员武将；而此时又有一位著名文士前来投奔，这就是被庞德公和司马徽称为“凤雏”的庞统。刘备未与庞统深谈，就把他安排在桂阳郡的耒阳县任县令。但庞统担任县令的政绩竟然很差，不久便被刘备免官。远在陆口的鲁肃得知后，便给刘备写信，说庞统本非县令之才，只有让他担任治中、别驾之类的高级职务，才能展其所长。诸葛亮也向刘备谈了与鲁肃相类似的看法。刘备见诸葛亮和鲁肃都极力称赞庞统，便和庞统深谈了一次，结果发现他确实是名不虚传的大才，于是深为器重，以他为治中从事，不久又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诸葛亮从建安十二年（207）冬天应刘备之请而出山，至建安十五年（210）冬天帮刘备取得荆州五郡，用整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了刘备立足荆州的问题，为后来的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成就的取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孙刘两家都有互相联合、共同抗曹的诚心。而诸葛亮和鲁肃，则是促成两方联合的功臣。在刘备一方，由于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就提出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主张把“外结好孙权”作为长远的基本政策，因此，他们始终是诚心诚意维护孙刘联盟的。在孙权一方，由于在赤壁之战中必须借助刘备的力量共同抗曹，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为了集中力量加强东线的巢湖、濡须口一带的防务，也必须继续借助刘备的力量在西线的荆州一带牵制曹操，加之鲁肃的极力促成，因此，孙权对孙刘联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有诚心的。正是因为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所以孙权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出力大于刘备而所得实际利益小于刘备，但他仍能暂时对刘备予以忍让，使刘备暂时在荆州立足。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所作战略决策的第一句话就是“跨有荆益”。现在刘备既已取得荆州，接下来自然就是夺取益州了。

（四）留镇荆州 维护联盟

东汉末期的益州，辖有汉中、巴郡、广汉、蜀郡、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永昌九郡，以及分别由广汉、蜀郡、犍为三个边郡分出的与郡平级的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共计十二个郡级区划。其辖地以现在的四川省为中心，北面包括陕西省的汉中地区，南面包括云南、贵州一带。

自汉灵帝中平五年（188）起，刘焉为益州牧。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之后，为汉朝皇室疏宗。刘焉为益州牧时，欲立刑威以自尊大，乃借它事，杀益州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这就产生了当地人与刘焉之间的矛盾。当时南阳、三辅之民流寓益州者数万户，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而东州人经常侵暴益州百姓，这又产生了当地人与东州人之间的矛盾。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刘焉病故，益州大吏赵韪等人因刘焉的儿子刘璋懦弱无能，便故意立刘璋为益州牧，以便操纵。建安五年（200），赵韪见人心不安，乃阴结州中大姓起兵反刘璋，蜀郡、广汉、犍为诸郡皆起而响应。东州人害怕被杀，乃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杀死赵韪，平息叛乱。叛乱虽平，但益州当地人与外来的东州人及刘璋之间的矛盾却更加尖锐了。

除以上矛盾外，还有刘璋与割据汉中郡的张鲁之间的矛盾。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人。其祖张陵（即张道陵），客居蜀中鹄鸣山（一作鹤鸣山）修道，作道书以惑百姓，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世称“米贼”，又称其道为“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其子张衡行其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复行之。张鲁的母亲颇有姿色，亦兼挟鬼道，经常出入益州牧刘焉家，刘焉便以张鲁为督义司马，派他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袭汉中郡太守苏固。张鲁袭杀苏固后，又杀张脩而夺其众。刘焉死后，刘璋为益州牧，因张鲁不顺从，便杀张鲁之母及其弟，张鲁遂与刘璋成为仇敌，公开割据汉中郡。

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时曾说，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乃天府之国，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但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安抚体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到了建安十六年（211）冬，刘璋集团的“智能之士”们竟主动来荆州邀请刘备这位“明君”，给刘备夺取益州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原来，刘璋的军议校尉法正，不被刘璋重用，心中怏快不乐。益州别驾张松，与法正友善，心想跟随刘璋不会有什么作为，也时常暗自叹息，便劝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而与刘备结交。刘璋问张松，可派谁前往荆州与刘备联系，张松便推荐法正。法正本来很想前往，但怕引起刘璋的怀疑，便故意推辞，最后还是装作不得已而前往荆州。法正从荆州返回后，向张松称赞刘备有雄才大略，两人便密谋拥戴刘备为益州之主，只是一时尚找不到机会。恰在此时，刘璋听说曹操将派钟繇率兵前往汉中讨伐张鲁，害怕威胁到蜀境的安全，心中非常恐惧。张松乘机向刘璋建议道：“刘备与主公同为汉室宗亲，是曹操的仇人，又善于用兵，若请他入蜀讨伐张鲁，则张鲁必败。张鲁败后，益州力量必然增强，即使曹操来攻，也无能为力了。”（原文见《三国志·先主传》）刘璋同意，便派法正与孟达率四千人第二次前往荆州，迎刘备人益州。

但刘璋的部属中，也有反对迎刘备入益州者。主簿黄权，苦苦劝谏，认为一国不容二主，如迎刘备入益州，则刘璋将有累卵之危。但刘璋不但不听劝谏，反而把黄权贬出州城，让他去任广汉长。从事王累，甚至把自己倒悬于城门，以死相谏，刘璋也不理睬。

法正到荆州后，暗中向刘备献策说：“以将军之英才，乘刘璋之懦弱，张松是益州的股肱之才，在内部响应，然后将军凭借益州的殷富和险阻以成大业，易如反掌。”（原文见《三国志·法正传》）刘备见法正劝自己以张松为内应，乘机夺取益州，他一开始心想，自己向来以宽仁忠厚待人，怎能行此丧失信义之事，因此犹豫不决。后经庞统再三劝说，方才同意。

建安十六年（211）冬，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孟达等镇守荆州，自己与庞统、黄忠、魏延等率兵数万随法正前往益州。刘备的大军到达巴郡治所江州县（今重庆市）时，刘璋的巴郡太守严颜拊心长叹，认为刘璋请刘备入益州，犹如独坐穷山而放虎自卫。刘备的大军由江州县北上到达广汉郡所辖之涪县（今四川绵阳东）时，刘璋亲自由成都前来迎接。张松让法正告诉刘备，可利用与刘璋会面之机而袭之，刘备认为此乃大事，不可仓促行之。庞统也建议刘备利用会面之机捉拿刘璋，刘备以为初入他国，恩信未著，不可为之。刘备与刘璋在涪县欢饮百余日之后，刘璋为刘备补充兵力，厚加资给，让刘备前往广汉郡所辖之葭萌县（今四川广元西南）进攻张鲁。在葭萌县附近，还有广汉郡所辖之白水县，县内白水关驻有杨怀、高沛所率之军，刘璋令他们也统归刘备督领。作完这些安排后，刘璋便返回成都。葭萌县紧临张鲁所割据的汉中郡，但刘备到葭萌县后，却不进攻张鲁，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为进攻成都作准备。

建安十七年（212）十二月，庞统见刘备久驻葭萌县而不立即进攻成都，怕迁延时日，会出意外，便向刘备献计三条，请他挑选：暗选精兵，昼夜兼程，直袭成都，刘璋无能，又无准备，大军猝至，一举可定，此为“上计”。假称荆州事急，欲还救援，杨怀、高沛，必来送行，乘机捉拿，夺取其众，再向成都，此为“中计”。返回荆州，徐图进取，此为“下计”。刘备反复考虑后，同意“中计”。恰在此时，曹操进攻孙权，孙权请刘备回荆州自救，用以牵制曹军。刘备乘机假装回救荆州，请刘璋借兵万人并资助粮秣。刘璋只答应借兵四千，粮秣减半，刘备便以此为借口而激怒其众，造成对刘璋的不满。与此同时，张松暗通刘备之事被其兄广汉郡太守张肃告发，刘璋收斩张松，并敕令诸关守将，不得与刘备勾结串通。此时，刘璋才知道刘备是为夺取益州而来，二人的矛盾公开化了。刘备大怒，召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责以无礼而斩之，并夺取其众，南下占领了涪县。

建安十八年（213）夏，刘备击败刘璝、冷包、张任、邓贤、吴懿等军后，又南下进攻绵竹县（今四川绵竹）。刘璋派拥军李严和女婿费观至绵竹统督诸军，而李严、费观降于刘备。刘备占领绵竹后，军势更盛，分遣诸将讨平各县，刘璝、张任等退守雒县（今四川广汉北）。由于雒县是广汉郡治所，守兵原本较多，由刘璋之子刘循统领，加之各处败兵又退守于此，兵力骤增，因此遏制了刘备的攻势。刘备包围雒县，虽然杀死守将张任，但城池却久攻不下，直至建安十九年（214）夏，整整一年时间，战事一直处于胶着僵持状态。

自建安十六年（211）冬刘备应刘璋之请而随法正入蜀，到建安十九年（214）久围雒县而不下，这几年的时间里，留镇荆州的诸葛亮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查遍史书，只在《三国志·廖立传》中找到一处记载，意思是说诸葛亮镇守荆州时，孙权派使者向诸葛亮通好，顺便问及为刘备出谋划策的人都有谁，诸葛亮答道：“庞统、廖立，是南方的优秀人才，他们都是帮助复兴汉室的人。”虽然只有这一处记载，但提供的信息却非常重要，即在这几年里，诸葛亮一直与孙权和睦相处，维护着孙刘联盟，出色地完成了镇守荆州的重要任务。诸葛亮是一直主张孙刘联盟的，但孙权的联合刘备，却是权宜之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孙权可以维护孙刘联盟，但随着情况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他肯定要破坏这个联盟。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建安十六年（211）冬刘备刚一离开荆州，前往益州，孙权便派船迎妹东归。其妹想把刘备五岁的儿子刘禅带至江东，幸亏赵云和张飞勒兵截江，才将刘禅夺回。迎妹东归，实际是孙权准备破坏孙刘联盟的一个信号。带刘禅至江东，实际是为了以其当人质，作为以后要挟刘备、讨价还价的砝码。因此，诸葛亮要想守住荆州，就必须和孙权搞好关系。尽管这个任务很艰巨，但诸葛亮却完成得相当出色。诸葛亮镇守荆州，日理万机，军务政务肯定每天都有，但如果不是重大事件，史书是不会记载的。即使有文字记载的事，只要未提到诸葛亮，就不能妄加附会。例如赵云和张飞勒兵截江夺刘禅之事，从文字记载看，就与诸葛亮无关。不过，史书对诸葛亮这几年所做的事情虽无多少记载，但仅凭他与孙权和睦相处，艰难地维护着孙刘联盟这一条，就足以说明他镇守荆州的成绩和功劳。

（五）镇守成都 足食足兵

建安十九年（214）四月，包围雊县而久攻不下的刘备，请诸葛亮从荆州率兵增援。诸葛亮留关羽镇守荆州，自己与张飞、赵云等率兵溯江西上，所过战克，平定郡县，进军非常顺利。但当诸葛亮等人尚未到达雊县时，庞统因率众攻城，身中流矢而死。庞统死后，刘备激励将士，奋力攻城，被围一年的雊县终于在建安十九年（214）夏被攻破。占领雊县后，刘备继续南下，与诸葛亮等人在成都城外会师，共围成都。恰在此时，马超由张鲁处来降，刘备兵力更盛，成都城中震怖。

刘备与诸葛亮共围成都数十日，当时城内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可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但刘璋不听部下劝阻，在建安十九年（214）夏秋之际开城出降，刘备遂占领成都。刘备考虑，刘璋是汉室疏宗，与自己有一定的宗亲关系，加之自己是应刘璋之请而乘机夺得成都的，心中不免有愧，因此不忍杀害刘璋，而把他徙于荆州公安县，尽归其财物及原所佩振威将军印绶。

就在刘备占领成都后不久，北边汉中郡的形势却发生了突然变化。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进攻张鲁，七月攻陷阳平关。张鲁先逃至巴中，至十一月又率其众降于曹操。曹操既得汉中，留夏侯渊、张郃镇守，自己则返回邺城。

曹操取代张鲁而占领汉中，这对刚刚取得成都的刘备来说是个不利的变化。张鲁胸无大志，只知传道愚民，保境自守，其兵力亦较弱，故而不但不会对成都构成大的威胁，反而易于被刘备所攻取；曹操为一代雄杰，留镇汉中的夏侯渊和张郃亦为一时名将，其兵力很强，故而不但不易被刘备所攻取，反而会对成都构成很大的威胁。这个不利变化，是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时始料未及的。面对这个变化，在是否出兵进攻汉中的问题上，诸葛亮有些疑虑。但曾经为刘备夺取成都立下首功的法正，却坚决主张出兵，夺取汉中。刘备采纳了法正的建议，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夏，留诸葛亮镇守成都，亲率法正等人进兵汉中，屯于阳平关，与夏侯渊、张郃相拒。但战事起初并不顺利，刘备急忙给诸葛亮写信，请从成都派兵增援。诸葛亮因对出兵汉中有疑虑，便征询从事杨洪的意见。杨洪说：“汉中乃益州之咽喉，存亡之关键，若无汉中则无蜀，等于祸至家门了。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原文见《三国志·杨洪传》）诸葛亮疑虑尽释，于是派兵增援。建安二十四年（219）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扎营于定军山。夏侯渊领兵来争其地，在法正的具体指挥下，黄忠斩杀夏侯渊，曹兵大败。曹操自长安率军驰援，刘备敛众据险，终不交锋。五月，曹军退回长安，刘备遂占有汉中。

刘备自建安十六年（211）冬应刘璋之请而随法正入蜀，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占有汉中，用了七年半的时间夺得包括汉中郡在内的益州全境。至此，加上关羽所镇守的荆州，刘备已经跨有荆、益两州之地。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中为刘备作战略决策时，强调分两步来实施这个决策。其中第一步是“跨有荆益”，成就霸业，即夺取荆州和益州作为创业基地，形成与孙权、曹操鼎足而立的局面，为复兴汉室、统一天下打好基础。现在，战略决策的第一步已经圆满实现，于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诸葛亮等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拥立刘备为汉中王。

诸葛亮从建安十九年（214）夏秋之际进入成都，到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刘备称汉中王，在这整整五年时间里，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对此，《三国志·诸葛亮传》只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也就是说，诸葛亮在这五年间并未跟随刘备出征，而是一直留守成都，巩固后方，为刘备筹粮筹兵，做后勤工作，保证前线具有充足的粮草和兵马。这五年间，刘备曾两次离开成都，向外发兵。第一次是建安二十年（215）发兵荆州。当时孙权见刘备已得成都，便派诸葛瑾向刘备索还荆州，刘备则答应取得凉州后再归还荆州。孙权认为刘备久借荆州而不还，便在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自置长史，结果三郡长史全被关羽赶走。孙权大怒，派吕蒙率兵两万夺得三郡。刘备闻之，从成都亲率大军五万来到公安，派关羽进驻益阳，争夺三郡。孙权闻之，亲至陆口，为诸军节度，派鲁肃与吕蒙合兵，亦进驻益阳，共拒关羽。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在此时，刘备听说曹操夺得汉中，怕危及成都，便与孙权讲和，并作了一些让步。结果，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归刘备。第二次便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发兵汉中。刘备这两次离开成都向外发兵，所需粮草兵马数量甚大，而在成都保证粮草兵马供应之人，就是诸葛亮。跟随刘备在前线运筹谋划的谋士和攻城争战的武将，当然都是功臣，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坚守本营，巩固后方，以保证前线粮草兵马供应的诸葛亮，功劳更大。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时，萧何为刘邦坚守关中，巩固后方。每当刘邦失军亡众、军无现粮之时，萧何总是及时从关中调遣兵卒驰援，转漕以济军需，保证前线兵马粮草的供应，最终使战局发生了根本的转机。刘邦即位后，在论功行封时，认为萧何功劳最大，位次当居第一。准此，则诸葛亮为刘备“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其功堪与萧何相提并论。

（六）知人善任 灵活变通

刘备占领成都后，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除诸葛亮之外，对荆州从征将吏及益州原有将吏亦各有任命，尽其器能。而在知人善任、灵活变通方面，诸葛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下面举几个事例。

前文曾提到诸葛亮在建安十三年（208）总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时结识曹操的使者刘巴，并劝刘巴归顺刘备，但刘巴不听劝告而欲绕道益州北上，向曹操复命，结果在益州被刘璋挽留。刘备当时听说刘巴不愿归顺，心中深觉遗憾。到了建安十六年（211）刘璋派法正迎刘备入益州时，刘巴曾多次劝谏刘璋不要请刘备入蜀，否则将后患无穷。刘璋不听，刘巴遂闭门称疾。对刘巴这些与刘备为敌的做法，刘备不但没有计较，而且在进攻成都之前，特意号令军中，绝不许伤害刘巴。成都破后，刘巴向刘备谢罪，刘备并没有责怪他。诸葛亮见刘巴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多次向刘备称赞推荐，刘备于是以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巴虽然有才，但性格十分偏执。张飞怀着敬意去刘巴府中拜访，刘巴认为张飞是武夫，不加理睬，使张飞非常生气。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为武人，但很敬慕你。主公现在正招纳文武贤才，以定大事。你虽然天赋高亮，但也应该稍微降低要求，和张飞搞好关系。”（原文见《三国志·刘巴传》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不但不听诸葛亮的劝告，反而称张飞为“兵子”，并说大丈夫处世，当结交四海英雄，不能与“兵子”交往。刘备听说刘巴瞧不起张飞，称张飞为“兵子”，非常愤怒，认为刘巴故意破坏自己平定天下的大事，甚至怀疑刘巴仍想假道益州，返回北方向曹操复命。诸葛亮见刘备如此愤怒，如果不及时加以劝解，刘巴很可能被杀，于是再一次向刘备称赞刘巴。诸葛亮说自己在运筹帷幄方面远远比不上刘巴，只是在击鼓指挥、号令军门、激励将士乐于冲锋陷阵方面可与刘巴相比。这虽是谦辞，但却起到了劝解刘备的作用，使刘备得以继续信任刘巴。刘巴从此也确实没有辜负刘备和诸葛亮对自己的信任。他后来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性格大为改变。又曾建议刘备铸“直百钱”以平抑物价，设立官市，使得数月之间，府库殷实充裕，保障了军需供应。后来刘备称帝时，凡诸文诰策命，皆为刘巴所作。刘巴官终尚书令，死后，连魏国的尚书仆射陈群也专门给诸葛亮写信，询问刘巴的有关情况，对他甚为敬重。

许靖字文休，少即知名，喜好臧否人物，月旦品评，清谈不倦，时人称其有虚誉而无实才。刘备包围成都时，许靖任蜀郡太守，因蜀郡治所在成都，所以他也被围于城内。成都将破，年逾六旬的许靖曾想翻墙出降刘备。刘备因轻视许靖的为人，故在城破之后对他不予任用。诸葛亮向刘备建议说，许靖是一时人望，不能不用，应借助他的声望以造成轰动天下的名人效应。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以许靖为左将军长史。由于许靖受到重用，因此团结争取了广大知名人士，这对成都初定、民心初附的刘备政权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后来刘备为汉中王时，以许靖为太傅。刘备称帝后，策许靖为司徒，丞相诸葛亮亦为之拜。即使魏国的华歆、王朗、陈群等公辅大臣，亦皆写信给许靖，申陈旧好，情义极为诚恳，这对缓解当时魏蜀两国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蒋琬字公琰，弱冠知名，为人正直有威望，随刘备入蜀，破成都后出任蜀郡广都长。蒋琬因自己大材小用而心中委屈，故借酒浇愁，不理政事。刘备因外出巡视而突然来到广都县，见蒋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不醒，心中大怒，将加罪戮。诸葛亮对刘备说，蒋琬是治理国家的大人才，让他治理方圆百里的小县，并不合适；而且他为官施政，以安定民心为根本，并不追求装潢门面，请重新考虑对蒋琬的任用。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劝告，乃不加罪蒋琬，只将他暂时免官，后来又让他担任广汉郡什邡县令。刘备为汉中王后，又调蒋琬入为尚书郎。后主刘禅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开府治事，调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当时朝廷按德才和功绩选拔茂才（即秀才，后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称茂才），准备加以重用。蒋琬被选为茂才后，考虑到自己在丞相府任职，与诸葛亮关系比较亲近，为了避嫌，他固辞不受，并请诸葛亮另选刘邕、阴化等人。诸葛亮于是作教答蒋琬曰：“如果只考虑回避亲近之人而舍弃德才之士，从而让百姓遭受困苦，那么，既会使众人心中不安，也会使内外官员不解其义。因此，你应该显露自己的德才和功绩，以证明此次选拔茂才是公正慎重的。”（原文见《三国志·蒋琬传》）蒋琬按诸葛亮的要求去做，不久即被提拔为丞相府参军。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前往汉中准备北伐时，让蒋琬以参军身份辅助留府长史张裔主持成都丞相府工作。建兴八年（230）张裔去世后，诸葛亮又提拔蒋琬为留府长史。在诸葛亮多次出兵北伐期间，蒋琬经常足食足兵以保障供给。诸葛亮经常对人说：“蒋琬立志忠诚，品德高尚，是与我共同辅佐王业之人。”（原文见《三国志·蒋琬传》）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临终之际，还密表后主刘禅曰：“臣若不幸去世，以后的国家大事应该托付给蒋琬。”（原文见《三国志·蒋琬传》）后来的事实证明，诸葛亮确定蒋琬为自己的继承人，担任蜀汉的第二任丞相，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法正字孝直，是迎接刘备入蜀并夺取成都的首位功臣。成都破后，刘备以他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使他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握有很大的权力。但法正心胸狭窄，眶眦必报，掌握大权之后，擅杀毁己者数人。有人请诸葛亮建议刘备，对法正的作威作福行为加以抑制，诸葛亮说：“主公在公安时，北畏曹操之强，东怕孙权之逼，近惧孙夫人（孙权之妹）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此之时，跋前踬后，进退两难。多亏法正的辅佐协助，主公才取得益州，如飞鸟翩然翱翔，使别人无法制约。现在怎么能禁止法正，使他不能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呢！”（原文见《三国志·法正传》）法正恃功恃宠，擅作威福，当然不对，但诸葛亮之所以认为不宜禁止法正按其意图行事，而为法正进行辩解，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法正建立了彻底改变刘备命运和处境的巨大功勋，应该作为特殊人物而灵活变通，予以特殊对待。当刘备在荆州时，北有曹操，东有孙权，处境本来已很艰险，而身边又有孙权的妹妹，这更使他心中不安。孙权的妹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时常皆执刀侍立，刘备见之，心常懔然。正是有了法正的辅翼，刘备才得以夺取益州，摆脱困境，从此不可复制。如此大功，在当时确是无人可比的。当然，除了因法正建有巨大功勋外，刘备对法正的器重信任，尤其是诸葛亮本人对法正才能智术的佩服，也是诸葛亮主张对法正应该灵活变通，予以特殊对待的重要原因。史载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然每以公义相取，诸葛亮对法正之智术，深以为奇。法正的才能智术，确实非一般人所及，他后来为刘备献计建策，在夺取汉中时又立下首功，便是明证。

当然，在对待法正的问题上，后世不少人曾批评诸葛亮因人而异，用法不一。但我以为，诸葛亮主张对法正应该灵活变通，予以特殊对待，这并不影响他以法治蜀的总原则。请看以下事实：

诸葛亮治蜀，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但法正却劝他缓刑弛禁，并谈了三条理由：一是昔日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之后，刑法宽简，只约法三章而秦民知德。二是如今刘备与诸葛亮等人凭借武力进据益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不宜实行严刑峻法。三是刘备与诸葛亮等人以荆州之客而临益州之主，其义亦宜缓刑弛禁，以慰民望。但诸葛亮对法正的观点则据理驳斥道：“君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秦朝因为暴虐无道，政令繁苛，百姓怨恨，所以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便土崩瓦解。汉高祖根据这种情况，只约法三章，便可靠宽大为怀的政策取得成功。刘璋昏庸无能，自其父刘焉以来，两代人都靠小恩小惠进行统治，政令重在笼络人心，官吏之间互相迁就推诿，致使德政不能实施，刑法失去威严。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逐渐废坏。如果对他们用爵位表示恩宠，则爵位已极而无法再升时，他们便会轻视你；如果用恩惠使他们顺从，则恩惠已竭而无法再施时，他们便会怠慢你。刘璋父子之所以招致弊病，原因实由于此。现在我用法令去震慑他们，这样，在法令推行之后，他们才知道什么是恩惠；用官爵去限制他们，这样，在官爵升迁之后，他们才知道什么是荣耀。两者并用，互相补充，就会上下有节，井然有序。为治之要，于此可见。”（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蜀记》之“郭冲五事”其一）诸葛亮批评法正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认为：秦政繁苛，百姓怨恨，匹夫一呼，天下土崩。针对这种情况，汉高祖反其道而行之，刑宽政简，故而奏效。刘璋父子，与秦不同，刑法废弛，政令不行，恩宠滥施，多方迁就，致使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日渐败坏。针对这种情况，现在不能再用汉高祖宽大为怀的政策，也应反其道而行之，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实行法治。诸葛亮驳斥法正时所说的这一段话，实际是他以法治蜀的纲领。

诸葛亮不但是这么说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例如，广汉人彭羕，曾被刘璋髡钳（剃去头发为髡，以铁圈束颈为钳）为徒隶，后由庞统与法正共同向刘备予以推荐。刘备夺取成都后，拔彭羕为治中从事，予以重用。彭羕原本恣性骄傲，多所轻忽，又由徒隶一朝处于显位，更加得意忘形，深自矜伐。诸葛亮见彭羕心怀叵测，难保安顺，便建议刘备将其左迁为江阳太守。彭羕闻听降职，私情不悦，便前往马超处，一方面当着马超骂刘备是“老革（即老兵）荒悖”（《三国志·彭羕传》），一方面煽动马超在外起兵造反，自己在内接应，共夺天下。马超闻言大惊，默然不答，待彭羕走后，便将其罪状表奏刘备。彭羕被下狱后，曾给诸葛亮写了一封长信，对自己的两条罪状进行辩解，并请求诸葛亮予以营救。但诸葛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法治，毫不徇情。彭羕最终被诛死。当然，诸葛亮的以法治蜀，在辅佐刘禅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此为后话，兹不赘述。

马超字孟起，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名将，他在刘备包围成都时由张鲁处来降，对夺取成都起了很大作用。成都破后，刘备以马超为平西将军。当时镇守荆州的关羽，久闻马超的大名而未曾谋面，便给诸葛亮写信，问马超的才能可与谁并列。诸葛亮给关羽回信说：“马超虽然文武兼备，勇烈过人，算得上一世豪杰，但也不过是英布、彭越一类的人物，只能与张飞争个高下，还比不上您美髯公的绝伦超群。”（原文见《三国志·关羽传》）因为关羽的须髯又长又美，所以诸葛亮在信中不提他的名字，而称他为“美髯公”。在诸葛亮看来，由于关羽性情高傲，刚愎自用，争胜寻衅，从不服人，而他当时又坐镇荆州，关系重大，如果回信处理不当，便可能激出事端，因此，诸葛亮的回信采取了以表扬和称赞为主的方式。关羽看了诸葛亮的回信果然非常高兴，把信遍示宾客。由于诸葛亮恰当处理了关羽的来信，因此，既稳定了关羽的情绪，也使马超能够安心为刘备防守西北边境。

黄忠字汉升，原为荆州牧刘表部将，赤壁之战后归顺刘备。刘备入蜀，自葭萌县还攻成都时，黄忠冲锋陷阵，勇冠三军。刘备与曹军争夺汉中时，黄忠在定军山一战而斩曹操的大将夏侯渊，立下赫然战功。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进位汉中王后，拜封有功将领：关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张飞为右将军。这个拜封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但诸葛亮却认为封黄忠为后将军，使他与关羽、马超、张飞地位相等，恐怕不妥当。其主要原因并不在黄忠本人，而在于关羽。在诸葛亮看来，黄忠的名望，向来不能与关羽、马超、张飞相比，而他所立的功劳又主要是在夺取成都和汉中之时。马超和张飞一直在刘备身边，亲眼看到黄忠的功劳，因此，封黄忠为后将军，尚可向他们解释清楚。而远在荆州的关羽，如果听到黄忠的地位与自己相等，一定会不高兴。但刘备并未采纳诸葛亮的意见，而说他将向关羽加以解释。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当刘备派费诗前往荆州拜关羽为前将军时，关羽听说黄忠被封为后将军，地位与自己相等，便不肯受拜，怒而言道：“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三国志·费诗传》）后经费诗一再劝解，关羽才感悟受拜。

以上所谈诸葛亮为马超之事而向关羽回信，以及拜封黄忠而首先考虑到关羽的反应，这两件事情充分说明诸葛亮对高级将领的知人善任。而在高级将领中，诸葛亮又特别关注镇守荆州的关羽的情绪，这说明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荆州对刘备政权的重要性。

诸葛亮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能够知人善任，对法正这样的特殊人物能够灵活变通，特殊对待，这充分说明他在用人问题上的良苦用心和所具有的敏锐目光。与此同时，诸葛亮对于曹操派来冒充人才的刺客，也能洞察其奸，一眼识破，现举一例。曹操在北方听说刘备和诸葛亮广招贤才，不次用人，便选派了一名刺客潜入成都，毛遂自荐，以便伺机刺杀刘备。一般刺客都是暴虎冯河、有勇无谋的冒险蛮干之徒，而这名刺客却能言善辩，颇有心计。他刚拜见刘备之后，开口便投其所好，分析刘备与曹操两大集团的形势，大谈伐曹之事，刘备听了，甚合己意。两人越谈越投机，关系也显得越来越亲密。正当刺客想逐渐靠近刘备而尚未找到合适机会时，诸葛亮从外面进来。刺客一见诸葛亮，便显得神色慌张，举止失措。诸葛亮乘机仔细观察刺客，知其来意不善，定非寻常之人。刺客见诸葛亮非常注意自己，知道难以下手，不久便借口上厕所而起身出去。刘备对诸葛亮说：“我刚才得到一位奇士，足以帮助您共同补益时政。”诸葛亮问奇士现在何处，刘备说就是刚才起身出去之人。诸葛亮徐叹一声说道：“我观此人神色慌张而惊惧，低头下视而却多次向上偷看，奸形外露，邪心内藏，肯定是曹操派来的刺客。”（原文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蜀记》之“郭冲五事”其二）刘备派人去追，但刺客早已越墙逃跑了。

（七）联盟破裂 白帝受命

诸葛亮虽然特别关注关羽镇守的荆州，但在刘备进位汉中王后刚半年，荆州的形势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在刘备进位汉中王的同时，镇守荆州的关羽开始北伐。关羽留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北进，围攻曹仁于樊城。曹操派于禁、庞德援助曹仁，但八月间霖雨不停，汉水暴涨，于禁所督七军皆没于水，于禁本人降于关羽，庞德被关羽擒杀。关羽又派别将围攻襄阳，曹操所置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郡太守傅方皆降于关羽。到了十月，弘农郡陆浑县的孙狼等人也起兵反曹，遥受关羽印号，以为内应。当时的关羽威震华夏，逼得曹操曾想迁离许都，以避其锐。

就在此时，司马懿与蒋济建议曹操派人劝孙权偷袭荆州，许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这样则樊城之围自解。曹操听从此计，派人去劝说孙权。

而在此之前，关羽曾在三件事情上使孙权非常恼怒。一是孙权曾派人为己子求娶关羽之女，关羽不但不许婚，反而辱骂其使。二是建安二十年（215）孙刘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孙权临湘水置关储粮，而关羽在得到于禁等数万人马之后，粮食乏绝，遂擅取孙权湘关之米。三是关羽围樊城而得于禁等人马之后，威势更振，孙权为了讨好关羽，表面主动请求出兵援助，而暗中却命令援兵迟留不动，关羽知道后，骂孙权道：“小貉崽子，竟敢如此，如果攻下樊城，我难道不能消灭你吗！”（原文见《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以上三件事情，说明关羽在处理与孙权的关系问题上是有过错的，为孙权破坏孙刘联盟而偷袭荆州提供了借口。

但借口毕竟只是借口，而孙权偷袭荆州的根本原因则是他视荆州为立国之命脉，志在必得。所以，当曹操派人劝他偷袭荆州时，他立即答应。而此时孙权集团中力主孙刘联盟的鲁肃已死，接替鲁肃驻兵陆口的是早想夺取荆州的吕蒙，孙权便将偷袭荆州的重任交给吕蒙。

吕蒙为了迷惑关羽，假称病重，离开陆口返建业就医，而派名望不高却有真才的年轻将领陆逊至陆口接替自己。陆逊至陆口以后，故意写信给关羽，态度非常谦恭，极力称颂关羽，而暗自收敛锋芒，深藏不露，想以此使关羽放松警惕。关羽果然被吕蒙和陆逊的计策所迷惑，不再提防江东，而将原先留守荆州的兵马调去增援围攻樊城，使荆州的兵力非常空虚。

吕蒙乘荆州兵力空虚之机，由建业来到浔阳，尽伏其精兵于战船之中，使白衣之人摇橹，装作商贾之状，昼夜兼程西进。关羽沿江所置的侦察士兵全被吕蒙收缚，使关羽得不到一丝一毫吕蒙偷袭荆州的消息。关羽所派留守公安的傅士仁与留守江陵的麋芳，素嫌关羽轻己，又因供应军资不力，怕关羽治罪，于是在吕蒙兵临城下时先后出降。吕蒙遂顺利地袭取了荆州，并尽虏关羽及将士家属。

关羽在樊城前线虽然从曹操大将徐晃处得知吕蒙将袭荆州的消息（曹操命徐晃有意告诉关羽），但他自恃江陵、公安二城防守坚固，非旦夕可拔，又因樊城有必破之势，如释之而去，则前功尽弃，故而犹豫不肯撤兵。等到得知荆州已失的确凿消息后，关羽才撤兵南返，然为时已晚，军无斗志，士卒纷纷离散。关羽数次派人命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发兵救援，但刘封、孟达以山郡初附、未可轻动为由，拒不接受关羽的命令。关羽自知孤立无援，乃退入南郡当阳县之麦城，不久又弃城逃遁，从者仅十余骑。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孙权大将潘璋的部下马忠，在南郡临沮县之章乡设伏擒获关羽及其子关平，斩之。荆州从此归孙权所有。

远在成都的诸葛亮虽然一直关注着关羽镇守的荆州，但荆州竟在刘备事业发展到顶峰时期突然丢失。荆州的丢失，直接责任虽然在关羽，但更与诸葛亮战略决策的失误有关。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时为刘备所作的战略决策中有两项重要内容，这就是“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但是，诸葛亮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从长远看，“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并存。也就是说，刘备既想占有荆州，又想维护孙刘联盟，从长远来看，是绝对办不到的，两者只能得其一，不可能兼得。荆州对孙权和刘备当然都很重要，但从地理位置看，对孙权尤为重要，是其立国之命脉。荆州与刘备占领的益州之间，有三峡阻隔，交通非常困难。对刘备来说，荆州是孤悬三峡之东的一块飞地，得之当然更好，即使不能得到，他仍可凭借益州的四面险阻，在蜀中长久立国。这个道理，已被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相反，荆州与孙权占领的扬州之间，有长江相连，交通便利，朝发夕至。对孙权来说，荆州与扬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不控制荆州，他在长江下游便无法长久立国。这个道理，也被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从长远来看，刘备如果占住荆州不放，则孙权总有一天必然会破坏孙刘联盟，发兵夺取；刘备如果想维护孙刘联盟，则必须把荆州让给孙权。诸葛亮既想让刘备长久占领荆州，又想长久维护孙刘联盟，这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根本没有考虑孙权是否会长久接受。单纯强调与孙权搞好关系而不顾他在荆州的实际利益，孙权是不会接受的。孙权的性格如同越王勾践，既多谋善变，又能屈身忍辱。在赤壁之战和战后最初几年里，为了借助刘备的力量共同对付曹操，他可以维护孙刘联盟，并暂时忍耐，让刘备占有荆州。但随着情况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在刘备夺取成都和汉中之后，孙权绝不会再继续忍耐。何况夺取荆州是孙权父子兄弟三代人梦寐以求的大事，也是他们的既定国策，其中孙坚还为此献出了性命。所以，孙权最终破坏孙刘联盟而夺取荆州，有其必然性，并不奇怪；值得奇怪的倒是诸葛亮竟没有考虑到“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之间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则荆州的丢失，便不能完全由关羽负责。即使换成另外任何一位将领，甚至由刘备或诸葛亮亲自镇守荆州，与孙权的联合也只能是暂时的，早晚必然会兵戎相见。孙权不夺得荆州，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建安二十年（215）由孙权引起的荆州之争，便是先兆。

荆州丢失，对刘备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它使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跨有荆益”、待机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化为泡影。从此，刘备的势力被囿于三峡以西的四川及汉中、云贵一带，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曹丕嗣位为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此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位，汉朝灭亡，曹丕即帝位，国号为魏，建都洛阳，又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十一月，曹丕降封汉献帝为山阳公。

建安二十六年（221，刘备奉汉为正统，仍用建安年号）初，远在成都的刘备、诸葛亮等人闻听传言，误以为汉献帝已遇害，于是为献帝发丧，追谥为“孝愍皇帝”。群下劝刘备即帝位，以继汉统，刘备未许。诸葛亮劝道：“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是刘氏后裔，继承汉统，即皇帝位，乃义不容辞之事。”（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乃于四月在成都即帝位，国号仍为汉，世称蜀，亦称蜀汉，以诸葛亮为丞相，改建安二十六年为章武元年。

刘备称帝后，决定立即讨伐孙权，为关羽报仇，重新夺回荆州。群臣苦苦劝阻，刘备概不听。临出兵前，张飞被部将张达、范强所杀，并持其首而投降孙权，这更激起刘备讨伐孙权的决心。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亲率大军东进，吴班、冯习所领的四万前锋部队在巫县初战告捷，接着占领了秭归。章武二年（222）正月，刘备来到秭归，派吴班、陈式领水军进驻夷陵，占领长江两岸。二月，刘备从秭归率大军自江南沿山推进，连营数百里，前锋驻屯于夷道、猇亭，另派黄权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师。孙权派陆逊为大都督，率兵五万拒敌。陆逊据守有利地形，坚持以逸待劳，不与刘备决战。两军对峙数月，到了闰六月盛夏之时，酷暑难忍，刘备兵疲意沮，乃移入密林结营，准备秋后再战。陆逊抓住时机，全线出击，采用火攻，连破刘备四十余营，斩其大将张南、冯习，以及胡王沙摩柯等，杜路、刘宁等降于陆逊。刘备自猇亭逃至马鞍山，陈兵自绕，准备再战。陆逊督军四面围攻，蜀兵土崩瓦解，死者以万计。刘备率残兵夜遁，到秭归后舍弃舟船，由陆路逃归白帝城。而在江北督军的黄权，因道路隔绝，无法还蜀，遂于八月率众降魏。这次战役，史称夷陵之战。

关羽被杀，荆州丢失，是刘备一大损失；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也是刘备一大挫折。从此，蜀国元气大伤。经过这两次重大打击，刘备在白帝城一病不起，病危之际，他派人到成都去请诸葛亮，准备托付后事。

从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讨伐孙权开始，到章武二年（222）闰六月败归白帝城为止，这整一年时间里，诸葛亮的任务仍然是“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以主要精力为刘备坚守本营，巩固后方。但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毕竟遭到惨败，而诸葛亮对这次惨败究竟有无责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看诸葛亮在得知夷陵之战失败后的一段感叹：“法正若在世，就能阻止主公，使他不东行；即使东行，也一定不会失败。”（原文见《三国志·法正传》）从诸葛亮的这个事后感叹看，他内心是不赞成刘备出兵讨伐孙权的。但在刘备即将出兵时，群臣谏阻者甚多，今史籍中有据可查的就有赵云、秦宓宓等人，甚至连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也奉孙权之命，从江东向刘备写信求和，然而，我们查遍史籍，却找不到诸葛亮的劝阻之辞。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诸葛亮虽然内心不赞成刘备出兵，但也没有公开劝阻。至于诸葛亮不加劝阻的原因，可能有三条。第一，刘备得知关羽被杀、荆州丢失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决心出兵，除了法正之外，别人是无法劝阻的，而当时法正已死，诸葛亮估计自己的劝阻也未必奏效，故而不加劝阻。第二，刘备决心出兵、发誓夺回荆州的想法，在诸葛亮看来，是为了重新实现“跨有荆益”这一战略决策，与自己的本意相合，故而不加劝阻。第三，在诸葛亮看来，蜀汉居长江上游，总体上得地势之利，如果有像法正那样的智术之士为刘备临阵参谋，观变出奇，则战胜孙权仍是有可能的，故而不加劝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曾针对诸葛亮的那段感叹而说道：“观孔明此言，不以汉主伐吴为可，然而不谏者，以汉主盛怒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胜也。兵势无常，在于观变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倾危。”这个看法，大体猜中了诸葛亮当时的心态。所以，无论诸葛亮出于何种原因而不劝阻刘备出兵，但作为丞相，他对刘备兵败夷陵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诸葛亮于章武三年（223）二月奉诏白成都来到白帝城。三月，弥留之际的刘备授意诸葛亮代为草拟了给太子刘禅的遗诏。临终之时，刘备托孤于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并对诸葛亮说：“君之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能安定国家，最终成就大事。若刘禅可以辅佐，就辅佐他；若其不才，君可取而代之。”又告诫刘禅说：“你与丞相共事，侍奉丞相应如父亲一样。”诸葛亮见刘备对自己如此信任，遂感激受命，涕泣答道：“臣将竭尽辅佐之力，贡献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原文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不久，刘备即于四月二十四日去世，时年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