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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字孔明，出生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他是“琅邪阳都”人。这里所说的“琅邪”是指“琅邪国”，“阳都”是指“阳都县”。东汉和西汉一样，也实行“郡国制”，即在全国的行政区划中，有的地方称“郡”，有的地方称“国”，两者级别相同，下面均辖数县。郡的长官是“太守”，由朝廷直接任免；国的首领虽是皇帝分封并可世袭的诸侯王，但实权却由朝廷直接任免的“相”掌握。两汉史书中常有“郡国守相”的说法，即指郡的“太守”和诸侯王国的“相”，两者的地位权力是相等的。“琅邪”在秦代和西汉均为郡，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二月始改为国。东汉的“琅邪国”下辖开阳、诸、阳都等十三个县，其国都设在开阳县（今山东临沂市北）；而“阳都县”的治所，在今山东沂南县南。据此，史载诸葛亮为“琅邪阳都”人，即指他是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

至于“诸葛”这个姓氏的来源，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世本·氏姓》记载：齐地原有姓“詹葛”者，“诸葛”一姓，乃由齐人将“詹葛”讹读为“诸葛”而来。《世本》是战国时期史官根据古代史料文献所撰之书，专记黄帝至春秋时期各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都邑、制作等内容。据此，则“诸葛”一姓最晚在春秋时即已有之。第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为诸县（今山东诸城市西南）侯，“诸葛”一姓，乃由葛婴之孙将其封地“诸”与其本姓“葛”合并而来。据此，则“诸葛”一姓在汉文帝时才产生。第三，三国韦昭《吴书》记载：诸葛瑾（诸葛亮之兄）的远祖本姓葛，是诸县人，后迁至阳都县，因阳都县也有葛姓，人们为了将两县之葛姓加以区分，遂称由诸县迁来之葛姓为“诸葛”，于是产生了“诸葛”这一姓氏。

以上三说，虽然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诸葛”一姓起源于今山东省，而现在的诸城市和沂南县一带，则为其具体的起源地。

诸葛亮史有明载的远祖是西汉元帝时期的诸葛丰。诸葛丰字季少，经御史大夫贡禹举荐为侍御史，后被汉元帝提拔为司隶校尉，又加秩为光禄大夫。外戚许章，奢淫不遵法度，其宾客犯事，连及许章。诸葛丰查办其事，本欲上奏朝廷，适逢许章乘车私出，诸葛丰即举节命许章下车，想要抓捕他。许章逃入宫中乞求元帝庇护，诸葛丰在后急追，元帝即收诸葛丰之节，从此不再信任他。由于诸葛丰性情刚直，揭发检举不避权贵，在朝为官者多说他的坏话，加之他经常在春夏万物生长季节抓捕惩治人犯，被认为有违天时，因此，元帝降他为城门校尉。后来他又上书检举元帝的宠臣周堪、张猛，更加惹恼了元帝，被免为庶人，终老于家。诸葛丰虽然最终免为庶人，但刚直之名却流传天下，当时京城编为谣谚曰：“间何阔，逢诸葛。”（《汉书·诸葛丰传》）意思是说，有些坏人为何长久不见，原来是碰上诸葛丰，被逮捕法办了。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字君贡，曾任泰山郡丞。诸葛亮是诸葛珪的次子，他有一个兄长诸葛瑾，一个弟弟诸葛均，还有两个姐姐。中平五年（188）诸葛珪去世，当时诸葛瑾十五岁，诸葛亮八岁，诸葛均尚为幼儿，兄弟姐妹五人从此都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他们在家乡阳都县，一直生活到汉献帝兴平元年（194）诸葛亮十四岁时。

在诸葛亮生活于家乡的十四年间，爆发了黄巾农民起义，并出现了东汉末年的大战乱。东汉自和帝开始，即位皇帝均为幼主，朝政由外戚和宦官轮番把持，政治日趋黑暗腐败，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由官僚、名士、太学生等组成的士族集团虽然也反对外戚专权，但其反对的矛头却主要指向宦官。宦官为了打击士族，便在桓帝和灵帝时两次大兴党狱，士人或被杀戮，或被禁锢终身，不得做官，史称“党锢”或“党锢之祸”。统治阶级内部（外戚、宦官、士族集团）矛盾的加剧，更加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终于在诸葛亮四岁那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军的主力经过九个月的英勇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但却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地位。而且，黄巾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在主力失败之后仍然坚持斗争，持续二十多年。当黄巾起义爆发后，汉灵帝为了聚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势力一致对付起义军，不得不起用士族，于是下诏赦免党人，解除党锢。士族在镇压黄巾起义军时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对汉王朝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在镇压黄巾起义军的过程中，士族又纷纷组织武装力量，乘机抢占地盘，从而埋下了军阀割据、互相混战的祸根。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皇子刘辩即位，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外戚何讲执掌政权。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密谋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欲借其力以诛宦官，不料计谋泄露，宦官先发制人，在董卓未至京城前先将何进杀死。袁绍率兵入宫，又将宦官斩尽杀绝。从此，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他们之间的斗争结束了，接着而来的就是各军阀之间的斗争。

董卓带三千步骑入京后，收编原属何进的私人军队，又收买执金吾丁原的部将吕布，杀死丁原而并吞他的部下，由此兵势大盛，遂专擅朝政，废少帝刘辩而立献帝刘协。董卓的专横跋扈激怒了士族集团，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共推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二月，董卓因关东兵势强盛，欲迁都以避其锋，于是悉烧洛阳宫室，挟持献帝由洛阳迁徙长安，驱民数百万同徙。自洛阳至长安数百里间，步骑驱迫，互相践踏，官兵又一路抢劫杀戮，致使尸横遍野，室屋荡尽，惨状目不忍睹。此后，原先结盟共讨董卓的关东群雄又发生分裂，互相攻伐，军阀混战由此开始。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被王允和吕布杀于长安，接着，其部将李傕、郭汜等为董卓报仇，攻陷长安，杀死王允，赶跑吕布，军阀混战进一步扩大。

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诸葛亮的家乡“琅邪阳都”也难免战乱之灾。曹操为报杀父之仇，于初平四年（193）和兴平元年（194）接连两次进攻徐州牧陶谦。尤其是第二次进攻时，曾略地至徐州所辖的琅邪国各县，大军所至，生灵涂炭，诸葛亮的家乡当然也饱受蹂躏。恰在此时，袁术请诸葛玄去任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太守，十四岁的诸葛亮便与姐弟随叔父诸葛玄同至豫章任所。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是袁绍的堂弟，初平四年（193）被曹操击败后由陈留退至扬州九江郡，赶走扬州刺史陈瑀，自领其州，以寿春为根据地，成为一大军阀。当时的扬州，辖有九江、丹阳、庐江、会稽、吴、豫章六郡，而袁术新领其州，亟须重新任命各郡太守，于是请诸葛玄去任豫章郡太守。但是，由于诸葛玄是袁术私署的郡守，朝廷不予承认，在兴平二年（195）另派朱皓为豫章郡太守，因此诸葛玄上任不久，便被朱皓逐出南昌。诸葛玄无处立足，接着又带十五岁的诸葛亮及其姐弟投奔荆州牧刘表。而此时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已经二十二岁，能够独立生活，也因“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三国志·诸葛瑾传》），于是离开家乡，避乱江东，自谋生路，后来成为孙权的重臣。

荆州牧刘表是诸葛玄的老朋友，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诸葛玄等人。但不幸的是，诸葛玄到荆州不久，便于建安二年（197）去世，诸葛亮的两个姐姐也已出嫁。从此，十七岁的诸葛亮失去依靠，只得与其弟诸葛均来到荆州所辖的南阳郡邓县之隆中（今湖北襄阳城西）结庐而居，躬耕而食，过起隐居生活。“隆中”是个山名，因山脊隆起如龟背而得名。这里紧临汉江，风景优美，北宋苏轼在《万山》诗中曾盛赞其地曰：“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诸葛亮选择隆中作为隐居地，可谓颇具眼力。

诸葛亮在隆中虽然过着躬耕而食的隐居生活，但他少怀壮志，时刻关心着天下大事。他后来在《出师表》中虽说自己在隆中隐居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这只不过是隐居之人的托词而已，不可当真。实际上，他在隆中以大量时间博览群书，刻苦攻读，举凡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书，无不披览，即使是遗闻野史，亦时加留意。有一天，他读《晏子春秋》时，看到该书的《内篇谏下》第二十四章有一段“晏婴二桃杀三士”的记载，其大致内容如下：

公孙接（一作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均为齐景公所蓄养的勇士，屡建奇功。但因他们得罪了国相晏婴，晏婴便说他们勇而无文，不知君臣之义和尊卑之礼，在征得齐景公的同意后，设下计谋，诱使他们自杀。晏婴请齐景公赐三人二桃，让他们计功而食桃。公孙接说：“我曾徒手搏杀猛虎，按功应食桃。”于是取一桃。田开疆说：“我曾率兵抵御敌国，按功亦应食桃。”于是也取一桃。古冶子说：“我陪主公过黄河时，大鼋将主公驾车之马衔入中流，我潜水急追，得鼋而杀之，左手抓住马尾，右手提着鼋头，鹤跃而出。如此之功，更应食桃。”说罢，拔剑而起，命公孙接和田开疆返还二桃。公孙接和田开疆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如古冶子，而取桃不让，实为贪心，贪而不死，实为无勇，于是返还二桃，自杀身亡。古冶子见二人皆死，自己独生，认为自己实为不仁不义之人，于是也自杀身亡。三人死后，齐景公以士礼将他们葬于齐都临淄东郊的荡阴里。

诸葛亮看到这段记载后，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写了一首《梁父吟》以抒发自己的感情：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诸葛亮此诗，歌颂了“三士”是文武兼备的难得人才，指明“三士”之死并非罪有应得，而是谗言所致，抒发了对齐相晏婴“二桃杀三士”这一做法的愤慨之情。《梁父吟》一作《甫吟》，《乐府诗集·梁甫吟题解》曰：“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并说远在诸葛亮之前，曾子已撰《梁甫吟》。据此，则诸葛亮此诗是沿用《梁父吟》旧题而拟作之诗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可见他在隆中隐居时所作《梁父吟》颇多，但今存者仅此一首，收入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六·楚调曲上》中。虽然有人怀疑此诗非诸葛亮所作，但其论据尚不足以对诸葛亮的著作权予以否定。在诸葛亮那个时代，文人沿用乐府旧题所拟作之诗，与固有的乐府诗一样，也是能够和乐歌唱的，《梁父吟》亦不例外。据南齐王僧虔《技录》记载，演奏《梁父吟》所用乐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其中执“节”者歌唱。若以材料构成而言，则七种乐器不外乎丝竹两大类。《梁父吟》之所以属于“相和歌辞”，正是取其丝竹相和之意。这样看来，诸葛亮的“好为《梁父吟》”，无论是指吟咏前人固有的《梁父吟》，还是指沿用《梁父吟》旧题而拟作新辞，都必然和音乐发生联系。也就是说，他在具有高超的歌辞创作技巧的同时，肯定还具有高超的歌唱技巧和演奏技巧。

诸葛亮在隆中阅读古书，并非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古为今用，从古人治国平天下的文韬武略中汲取经验，增长才干，为日后大干一番事业预做准备。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读古书，并不追求精熟烦琐无用的章句之学，而是博览群书，取其大旨。在众多的古人中，诸葛亮最崇拜的两个人是管仲和乐毅。管仲，名夷吾，字仲，亦称管敬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在齐国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并射中小白带钩。后来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他不计前嫌，接受鲍叔牙的建议，重用管仲，任其为卿，尊称其为“仲父”。管仲亦尽心尽力地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在政治上，他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和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他实行租税改革，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政策。在国内政治形势得到稳定，经济形势大为好转的基础上，管仲又建议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业。所谓“尊王”，即尊崇周天子的权力；所谓“攘夷”，即抵御入侵华夏的夷敌；所谓“争取与国”，即运用各种手段争取中小诸侯国的支持。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齐桓公本人也因之而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成就其霸业。乐毅，战国时期人，初为赵将，沙丘之乱后离赵至魏。后闻燕昭王广聘天下贤士，立志报齐之仇，于是由魏至燕，被燕昭王待以客礼，任为亚卿。燕昭王欲出兵伐齐，乐毅认为齐乃霸国之余，不易独攻，于是亲自出使约赵，别遣使者约秦、楚、韩、魏等国共同伐齐。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燕以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又以相国印授之，乐毅遂率燕、赵、秦、楚、韩、魏六国之师以伐齐国。齐军大败，乐毅遣还诸国之军，独率燕军乘胜追击，攻破齐都临淄，下其七十余城，未下者仅莒、即墨二城而已。燕昭王亲至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燕昭王死后，继位的燕惠王与乐毅有隙，派骑劫取代乐毅。乐毅惧诛，逃亡至赵，被赵王封于观津，终卒于赵。

诸葛亮之所以对管仲和乐毅最为崇拜，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就管仲和乐毅自身而言，他们一为贤相，一为名将，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乐毅为燕昭王大破齐军，二人都建立了名垂青史的不朽功业，这确实令诸葛亮敬佩。第二，就君臣关系而言，贤相名将，只有遇到明君，取得信任，才能大有作为；否则，仍将一事无成。而管仲之遇齐桓公，乐毅之遇燕昭王，可谓君臣际会，相得益彰。这种融洽无间的君臣关系，更令诸葛亮羡慕不已。诸葛亮决心以管仲和乐毅为榜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坚信自己具有管仲和乐毅那样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才能，也坚信在汉末军阀混战的乱世中总有一天会遇到像齐桓公和燕昭王那样的明君。基于这种想法，诸葛亮经常以管仲和乐毅自比。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和乐毅，当时并不被一般人所理解，他们认为诸葛亮只不过是大言欺世，妄自夸诩而已。只有诸葛亮的好友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等少数人能够理解他，认为他的才能实出管仲、乐毅之上，将来的功业成就，也肯定会超过管仲、乐毅。

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所结识的友人，除崔州平和徐庶之外，还有颍川石韬（字广元）、汝南孟建（字公威）、襄阳庞统等人。他们年龄相仿，当时都是饱学有志的青年人，经常互相往来，邀集聚会，纵论天下大事，畅谈个人怀抱。有一次，诸葛亮抱膝长啸，对石广元、徐庶、孟公威说：“卿等三人，将来仕进可至刺史、太守。”（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石广元等三人问诸葛亮本人将来做官可至何职，诸葛亮笑而不答。这预示着他对自己的才能和前途充满信心，其雄心壮志，更在诸青年友人之上。

在当时与诸葛亮有交往的人士中，还有两位年长者：一位是襄阳庞德公，一位是颍川司马徽（字德操）。庞德公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以知人著称，他与诸葛亮有亲戚关系，其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小姐夫。正因为有这层亲戚关系，所以诸葛亮经常到庞德公家拜访。而庞德公虽然早已了解诸葛亮的才能和人品，但为了进一步考验他，于是每当诸葛亮前来拜访时，庞德公都坐于床上受拜，并不急于让诸葛亮起身，诸葛亮便在床前久跪不起。久而久之，诸葛亮给庞德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好印象。司马徽比庞德公小十岁，也善于知人，被庞德公称之为“水镜”。有一次，二人一起品评襄阳一带的几位年轻人，庞德公对司马徽说：“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原文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所谓“卧龙”，是说诸葛亮如同一条暂时潜伏、尚未飞腾的巨龙；所谓“凤雏”，是说庞统如同一只羽翼渐丰、待时翱翔的凤凰。无论“卧龙”，还是“凤雏”，都是比喻诸葛亮和庞统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只是尚未遇到发挥其才能的机会而已。被庞德公比喻为“凤雏”的庞统，其实就是庞德公的侄子。庞统字士元，比诸葛亮大两岁，少时朴钝，未有识者。他二十岁时前去拜访司马徽，司马徽正在树上采桑，就让庞统坐在树下，两人共语，自昼至夜。司马徽甚异之，称赞他为南州士人之冠，庞统由此而逐渐出名。正因为司马徽对诸葛亮和庞统都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所以他对庞德公将二人分别比喻为“卧龙”和“凤雏”，深表赞同。

由于诸葛亮的才能人品，远近闻名，加之他身高八尺，容貌甚伟，因此荆州一带的士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但诸葛亮择偶，并不追求女方的相貌，而以德才兼备为唯一标准。沔南名士黄承彦之女，黄发黑面，相貌奇丑，但德才兼优，堪与诸葛亮匹配。黄承彦主动向诸葛亮提亲，诸葛亮痛快地答应，娶黄女为妻。时人以为笑乐，编为谣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对于人们的这些挖苦讽刺，诸葛亮夫妇不但毫不介意，反而更加相敬如宾，伉俪情深。

诸葛亮从建安二年（197）十七岁隐居隆中，至建安十二年（207）二十七岁龙动出山，整历十个春秋。其间，他一直观察研究天下的形势。而这十年天下的基本形势是：除了南方的几个大军阀外，北方群雄相继被曹操所消灭。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在镇压黄巾起义军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逐渐集聚兵力。初平三年（192）领兖州牧，击败青州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从此迅速强大，成为一路军阀。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许县（今河南许昌），被封为大将军，自此，他独揽朝廷大权，而献帝却如同傀儡，百官亦仅虚设备员而已。曹操在与各军阀的斗争中实行两大政策，即一方面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对不服从他的各路军阀发号施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性；一方面耕种屯田，发展农业，恢复经济，积蓄军资。政治上的主动性，加上经济的逐渐恢复，使曹操具备了消灭各路军阀的实力。建安二年（197），曹操击败自称皇帝的袁术，使袁术于建安四年（199）呕血而死。建安三年（198），曹操擒杀吕布。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当时最强大的军阀袁绍的主力，使袁绍于建安七年（202）惭愤而死。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克邺城，次年攻杀袁绍长子袁谭，平冀州。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发兵远征，平定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并最后消灭逃至乌桓的袁绍次子袁熙和幼子袁尚等残余势力。总之，截止建安十二年（207），在曹操大军的进攻下，北方各大军阀已被消灭，曹操已大体统一平定了黄河流域。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南方尚有几个大军阀，他们是：割据江东的孙权，割据荆州的刘表，割据益州的刘璋，割据汉中的张鲁。由于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之前以主要精力忙于平定北方，对南方诸军阀尚无暇顾及，因此，南方诸军阀与曹操之间并无大的战争。以上便是诸葛亮在隆中十年所一直观察研究的天下的基本形势。

在隆中隐居整十年的诸葛亮，对这十年间天下形势的变化了若指掌。但诸葛亮并不急于出山从政，他在耐心期待着能遇到像齐桓公和燕昭王那样的明君。而这位明君终于在建安十二年（207）冬天出现在诸葛亮的面前，他就是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