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回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的接受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出现的一部小说——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在20世纪的中国曾激起了奇特的回响。伴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和我国读者接受视野的转换，这一反响在不同的时代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我们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有关这部作品的争议似乎才刚刚告一段落，但显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平息下去了。这一文学接受现象不仅又一次体现了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而且映照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一个侧影。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钢铁》一书最早被译介到我国来是在1937年。这一年5月，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汉译本。译者是段洛夫、陈非璜。由于印数不多，这个译本流传的范围极为有限，坊间也早已难寻。与这个译本的流传情况相似的，是1943年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弥沙翻译的《钢铁》（上卷）。

一度流传较广的《钢铁》汉译本是1942年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的译本。据这个译本的译者梅益先生1979年回忆，他是在1938年春从八路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同志手中接过这部作品的英文译本的（英译本为阿历斯·布朗所译，纽约国际出版社1937年出版）。梅先生说：当时刘“要我作为党交办的一项任务，把它译出来”。到1941年冬，梅益先生完成了这项任务，次年梅译本即与我国读者见面。这个译本出版后，1946～1949年间，旅大、冀鲁豫、太行、太岳、中原和山东等解放区书店曾先后翻印过。

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刘辽逸先生等根据《钢铁》俄文原本（1949年版本）对梅译本作了校订，并补译了英译者所删节的内容。校订本于1952年出第一版。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分别于1956、1961年翻印了这一译本。到1966年，这个译本共印刷25次，发行100多万册。

“文革”期间，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该系72级学员联合翻译了《钢铁》。这个译本于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读者所读到的第一个直接译自俄文的译本。

1979年，梅益先生又根据1957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普罗科菲耶娃的英译本对1952年汉译本作了修改。修改完毕后，梅益先生写道：“这个译本不久又将和读者见面了，想到1938年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经过了41年之后仍有着现实的意义，这对译者来说，实在是非常快慰的事。”修改后的译本初版于1980年，至1995年共印32次，发行130多万册。

199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树南先生翻译的《钢铁》（全译本）。据有关专家考证，所谓“全译本”其实是将1989年俄文本《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里《钢铁》一书中以注释形式印出的、过去未发表的部分手稿译出，插入正文中而形成的。尽管如此，这个“全译本”的问世却带动了一股出版热潮。一时间，全国十几家出版社争相仿效，纷纷把各种重译本、“全译本”、再版本推向图书市场。

2。

年2至3月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中国版20集电视连续剧《钢铁》。漓江出版社也迅速推出《钢铁》电视连续剧文学本，首版发行20万册。紧随其后，又有多家出版社再版、重印或组织新译《钢铁》一书，真的颇有点儿“大炼钢铁”的气氛。围绕着电视剧《钢铁》的播映，各地报纸、刊物、电台和电视台也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或组织专题讨论，或请有关专家走进直播室发表谈话。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在电视剧《钢铁》中扮演保尔等角色的几名乌克兰演员，还于2。

年3月间到我国深圳一家书城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据说当时购书者排成了200多米的队伍。《钢铁》这部于30年代在苏联问世的小说，在20世纪末的中国似乎成了一本畅销书。

比出版界、影视界“大炼钢铁”所掀起的热浪来得更早的，是评论界自1998年起围绕《钢铁》而进行的讨论。当然前者无疑又给后者一种特别的推动力，并使得讨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起来。这其实是《钢铁》被译介到我国60年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因为在过去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学术界不仅从未就这部小说举行过任何讨论，而且对这部作品进行认真研究的文章也极为少见。检视一下1998年以前发表于国内各种报纸杂志上的有关《钢铁》和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章，不难发现它们所注意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的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表示由衷的赞美，论证这种精神曾怎样感染、教育了几代人，并呼吁后来者继续学习这一精神；二是高度评价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对他在双目失明的困难条件下终于完成这部小说表示无限钦佩，认为他和保尔一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即便是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我国评论界对俄罗斯一苏联文学进行几乎是全方位的再研究、再发现、再评价的学术潮流，也没有波及《钢铁》。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现的评论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文章不多，主要有：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谈保尔·柯察金的爱情观》(1984) ;

《不灭的英灵，不朽的形象——纪念奥斯特洛夫斯基诞生80周年》(1984)；

《伙夫与小姐之间的爱情——评保尔与冬妮亚的爱情插曲》（1984)；

《艰难而又幸福的人生道路——保尔·柯察金英雄形象分析》（1985)；

《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艺术成就》(1989)；

《浅谈保尔与冬妮亚》(1992)。

这些文章中，除一篇论及作品的艺术成就外，其余均沿着赞颂保尔精神风貌的思路展开论证，而对于保尔从革命原则出发“坚决果断地结束了”与冬妮亚的爱情关系，则给以充分的肯定性评价。如有的文章认为：“这两个少年的爱情一开始就有着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只不过当初“青春的友谊暂时掩盖了阶级的裂痕”；“与冬妮亚的决裂是保尔在斗争生活中所取得的新胜利”，而“小说中描写保尔与冬妮亚的爱情插曲是作者从另一侧面来描写保尔的成长过程”。这篇文章的观点，应当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保尔如此处理自己与冬妮亚的关系，似乎成了他的优秀品质的一种体现。如同过去几十年间的情况一样，没有任何人针对这类观点在报刊或其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不同意见。

直至1996年，才出现了解读《钢铁》的另一种观点，其切入口恰恰就是对保尔与冬妮亚的关系、各自性格和价值的独特理解。这就是刘小枫的文章《记恋冬妮亚》。

文章作者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多次阅读《钢铁》以及对两位主人公的认识变化的过程。作者初读这部小说时，曾为冬妮亚和保尔惋惜：要是冬妮亚与保尔一起献身革命，成为革命情侣，那该多好。后来，这种惋惜感渐渐淡薄了，作者开始懂得冬妮亚何以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在他看来，“冬妮亚是‘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的，古典小说的世界为她提供了绚丽而又质朴的生活理想。她想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她的生命所系固然没有保尔的生命献身伟大，她只知道单纯的缱蜷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然而，“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目的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亚为此感到羞愧？”

刘小枫写道：“‘史无前例’的事件以后，我没有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亚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

《记恋冬妮亚》的作者声明自己是以“文革”的经历和对那场大事的“私人了解”来读《钢铁》的，也即强调了他的文章是一种“个人接受”的产物。可是，正如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们曾论证过“个人接受”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社会接受”那样，刘小枫这篇文章的意义也越出了纯属“个人理解”的范畴，因为它在我国读书界率先亮出了对于《钢铁》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提供了关于该作品的两位主人公的另一种认识。如果说，前此对于《钢铁》的肯定性评价，是基于对保尔的鲜明阶级意识、坚强革命意志和英勇斗争精神（包括他对于个人问题的革命式处理）的赞同与认可之上的，是由于这部作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后曾经教育了许许多多的中国读者”，曾经鼓舞着他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战”；那么，刘小枫的文章则表明，这样一种存在已久的认识已经在“文革”时期还是少年的那一代人心中被置换了，而这种置换所由产生的条件和环境恰恰就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本身。那是一个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笑与泪、爱与恨、喜与悲、亲与仇统统被置换、被颠倒、被搅浑的年代，因此，在暴风骤雨终于过去之后，惨遭精神劫难的年轻一代，才把自身的痛切体验凝练为“我不相信”、“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样的诗行；我们才会读到同样属于这一代的一位作家在90年代初写下的这样一段话：

在我读小学中学的年代，正是社会大力提倡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怀着辉煌的理想崇拜英雄是那时少年青年的特征。……在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日子里，有一本书是在我的青春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的，那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曾经是一代青年人的楷模。……

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我们的思想会沿着保尔·柯察金的道路发展下去。然而“文革”曾经残酷地撕毁了以前所建立起来的全部光辉灿烂的理想，于是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痛苦深刻的极其复杂曲折的转变。

《记恋冬妮亚》其实是拥有相同体验的那一代人在“文革”结束以后20年历史——思想发展的新高度上回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作品《钢铁》的产物。它并非学院式地“重读经典”的结果，但它所发出的却是真诚的心声。

《记恋冬妮亚》一文拉开了中国读者重新思考、重新认识《钢铁》的序幕。不过，它仍然没有激起我国读书界、评论界对于《钢铁》的广泛讨论。自1998年开始的讨论，首先是在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两位专家之间展开的，起因是要不要把《钢铁》收入新编的高校俄语语言文学教材《俄罗斯文学选读》中。这年4月出版的《俄罗斯文艺》第2期，辟出了一个专栏：“关于《钢铁》的讨论”。在此，任光宣、余一中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文章《重读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其中，任光宣的文章经由分析保尔的形象，确认“这个形象的艺术魅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他的精神具有一种永存的价值”。余一中的文章则从作品所描写的时代及其真实性、保尔的形象、作者与《钢铁》的成书过程、读者对《钢铁》的接受等角度考察了这部作品，认为保尔“只是30年代苏联官方文学理论的一种演绎”，小说所表现的是“怎样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斯大林路线的拥护者和‘材料’的过程”，因此《钢铁》“不是一本好书”。两篇文章的意见可谓针锋相对。

随后出现的两个现象，可以说是上述讨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现象之一是，1998年9月出版的、作为国内高校外语专业外国文学选读教材之一的《俄罗斯文学选集》，没有收入《钢铁》这一作品。不知这是否意味着，那个成为引发这一讨论的最初起因的问题，在经过讨论之后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至少，广大读者和学生可以这样来理解。现象之二是，1998年夏秋两季，在《中华读书报》、《文论报》等报刊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围绕着《钢铁》以及任、余两位先生文章中的观点展开了进一步讨论。7月下旬，大连广播电台文艺台“滨城时空”节目还邀请辽宁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师杜林走进直播室，介绍了《钢铁》一书的内容和上述讨论中出现的基本观点，并接听和回答了听众的热线电话。1999年第1期《俄罗斯文艺》在“关于《钢铁》的讨论”专栏中报道了这则消息，同时刊出杜林根据自己的广播谈话而整理出来的文章。

从1999年秋季开始，国内各地多种报刊上就不断出现关于一部由中国人和乌克兰人合作的电视连续剧已开拍的报道。2。

年初，传说中的电视剧本的作者之一梁晓声写的《重塑保尔·柯察金》一书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同年2～3月间，新编电视剧《钢铁》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紧接着，各地报刊关于《钢铁》的宣传报道就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中有关于电视连续剧创作、摄制情况的介绍，有编者、演员（乌克兰）、新老译者、出版者、发行者发表的谈话，有对于小说或电视剧《钢铁》的评论，等等。诸如《大炼〈钢铁〉》、《国产〈钢铁〉炼得精》、《中国大炼〈钢铁〉，苏联英雄回归》这类文章频频出现在大小不同的报纸上。

由电视剧《钢铁》播放所带动的“《钢铁》热”再次激起关于这部作品的讨论。4月间，有人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钢铁》的价值无可置疑，并且断言对保尔所处的那一历史时代进行质疑、反思或批判，就是“割断和歪曲那一段历史”。而同一个月出版的《当代外国文学》第2期，则发表了余一中的又一篇文章《“大炼〈钢铁〉”炼出的废品——评〈钢铁〉电视连续剧文学本》。该文首先列举了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钢铁》电视剧文学本中出现的大量修辞与语法错误、地名与人名错误、体例错误、翻译错误，指出了充斥全书的一系列有关俄罗斯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错误信息，认为它是“一部没有达到出版水平的书”；随后，文章又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再分析，发现电视剧中的保尔是“一个由‘三突出’原则制造出来的假保尔”。文章还由这部电视剧的出台而论及文艺创作的目的、动因、境界等问题。5月24日，余一中的另一篇文章《炼出的一炉“废钢”》由《新闻出版报》在“曝光台”栏目发表。6月26日，同一报纸又刊出“钟宜渔”的文章：《由批评编校差错所引发的论争——兼议余一中先生有关〈钢铁〉的评论》。此文认为，余一中对《钢铁》的一系列评论，“已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是在借题发挥，肆意攻击”——“这种批评的用心就值得怀疑，而且这样的批评也远远地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这家报纸还同时发表了“编者按”，指出了“余一中先生”和“钟宜渔同志”之间的论争的“政治性、重要性”。

2。

年秋，《俄罗斯文艺》杂志第3期又在“对话与争鸣：关于《钢铁》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一组文章，继续就这部作品展开讨论。其中，吴俊忠的《我们是否还需要“保尔精神”》一文认为，“在当今中国弘扬‘保尔精神’，无论从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文化视野来看，都是十分必要的”；“今天，人们重塑保尔、呼唤‘保尔精神’，则是更成熟、更自觉、更理性的自主行为。”杜致万（朱宪生）的文章《网上对话录——关于保尔与比尔·盖茨》，以别具一格的形式，在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老学究和马列老太等人之间的对话中，传达出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人们对于同一部作品、同一个文学人物必然会有不同理解的意见，文章的形式本身也象征性地说明各种不同认识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对话”的方式相互交流，彼此共存。余一中在他的题为《再谈〈钢铁〉是一本好书吗？》的文章中，再次就“斯大林时代”、30年代苏联文学、“保尔精神”、作品的艺术性以及它在中国所造成的实际影响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董健的文章《“保尔热”下冷思考》（以及他发表于另一期刊上的《保尔复出与历史反思》一文），则紧密联系自己在50年代的阅读体验和20世纪的历史经验，深刻剖析了“保尔精神”的实质及其与时代的联系，表明当年曾被《钢铁》深深感动过的一代读者，今天怎样在理性的反思中获得了对于这部作品及其所产生的时代的新认识。在如何看待《钢铁》一书以及保尔这个人物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如何看待“保尔精神”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董健的文章应当说是作出了观点鲜明而令人信服的回答。

上述一组文章发表以后，关于《钢铁》的讨论可以说是暂告一段落了。当然，《俄罗斯文艺》一刊的讨论专栏还将继续办下去，国内其他报刊也还会刊出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但是，有关《钢铁》的主要意见显然已经公之于世，往后人们新发表的见解也将大致沿着已出现的两种不同意见的基本思路延伸。对此，人们将拭目以待。现在，不妨对近几年来的讨论做一番思考，看看其症结何在，而不同观点的碰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是在何种历史一文化一心理背景下出现的。

总起来看，有关《钢铁》的讨论，乃至电视剧《钢铁》的拍摄、播放以及随之而起的出版热，都可以说是20世纪末国人（除了少数抱有某种功利目的人之外）经由《钢铁》这部作品对世纪中叶历史的一种反顾，对那个已然逝去的，曾经和他们的青春、理想、信念、激情与追求紧密相连的“火红的年代”的一种回望。这也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卷入“《钢铁》现象”的人们，一般都出生于20世纪30～50年代。

尽管反顾者、回望者生活于同一历史时空，他们却拥有不同的记忆储备、情感历程、知识结构、文化眼光和思想水准，这种主观条件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不仅是对于《钢铁》、而且对于许多文学作品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由于《钢铁》这部小说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主要是20至30年代的苏联社会生活，它曾在50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大力推崇和广泛欢迎，它在中国的读者又是以30至50年代出生的人为主的，它在当时也确实感动过这些中国读者，因此，在历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之后，人们对那个过去时代的再思考，就不能不和完全属于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钢铁》联系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钢铁》及其主人公保尔已成为苏联20世纪30年代时代精神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而中国读者目前对《钢铁》的再评价，则不仅关涉对于30年代苏联历史的再评价，而且紧密联系着对于自己初读《钢铁》并深受感动的那个时代本身的沉思。无怪乎1998年以来在我国读书界所展开的讨论，无可回避地集中到两个问题上：其一，对于苏联30年代、“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其二，对于这个时代的典型——保尔之精神的论争。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说都扣紧了评说者自身的阅读经验。

英美“新批评派”诸子所强调的文学的“内部研究”，如果面对《钢铁》这部作品，可能会遇到严峻的挑战。在这里，人们（无论持何种意见）首先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钢铁》产生的外部条件，即30年代的苏联现实环境。关于这个时代，历来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近几年国内的讨论中，有人依旧肯定：在那个时代，“苏联人怀着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期望和憧憬掀起了大规模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那是充满激情的火红的年代。”有人继续对斯大林时代予以好评，坚持相信“斯大林使苏联在三个五年计划内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消灭了法西斯”的说法。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认为对斯大林时代进行反思、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割裂和歪曲”历史，并强调“轮不到任何人对伟人的背影指指点点”。这是第一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苏联的20世纪30年代或斯大林时代，远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而是“一个进步与倒退并存、文明与愚昧相间、民主与专制较量、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与《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形形色色的假共产主义思想交织的极其复杂矛盾的时代。”有的论者不局限于对30年代本身的界定，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评说70余年的苏联历史，指出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刚刚发生时，就看到了“具有‘俄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负面或曰阴暗面。正是这些负面或阴暗面被斯大林发展与强化了，才使革命走向反面。……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到了90年代，一夜之间就顷刻垮台了”。“不是外敌，不是天灾，而是高尔基早就洞察到的那些阴暗面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得到了恶性膨胀，长成了一种背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的新蒙昧主义与新专制主义的肿瘤，才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垮台这样的历史大曲折。”

以如此截然不同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历史，得出如此鲜明对立的结论，当然就不可能对一部产生于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背景下、肯定并讴歌那个时代、弘扬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的文学作品，作出任何彼此一致或者是大同小异的评价。20世纪才刚刚过去，人们对这一百年中所出现的所有现象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再认识、再思考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30年代的苏联历史或所谓“斯大林时代”，当然也不例外。对于作品《钢铁》的评价，也同样可以多种不同意见共存。只是我们在对30年代的苏联进行再认识、再思考时，也许应当想一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苏联搞了几十年，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想一想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摆脱苏联模式之后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进展。至于有人提出反思历史、对过去的时代予以重新评价就是歪曲历史，不允许对斯大林这样的“伟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批评，那恐怕也过于武断了。无论如何，坚持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好模式，并且容不得别人的怀疑与否定，这样的认识必然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或许真的有歪曲历史之嫌。

当然，就相当一部分肯定《钢铁》的论者和读者而言，他们对这部作品抱有无法排除的好感，并不是出于肯定或维护苏联的30年代，而是与一种怀旧情绪紧密相关。他们对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或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落感，于是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把目光转向自己记忆中的美好时代，宁愿回到高扬“保尔精神”的50年代去。这种情绪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表现也远不限于对一部《钢铁》的维护与肯定。然而，情绪不能作为理性判断的依据，历史的车轮也不可倒转，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历史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的路径只能是在我们足下，而不是在过去。至于有的论者认为：“可恨的中国现状是，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一个个西服革履或者是青鞋布袜，一边嘲笑着保尔和江姐，一边叫卖着他们的逃避哲学。”以对于中国现状的这种描述来和当年“火红的年代”相对照，可能过于偏激，也不能使人信服。

讨论中出现的不同意见集中的另一焦点是关于“保尔精神”。有的论者认为，保尔的人生道路“是革命人生观的最完美的体现”，“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属于人类永恒的道德范畴”，因此“保尔精神”的价值是永存的。有人则把保尔的精神特点概括为“他的真诚、他的忘我，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与奉献，他的遇到灭顶之灾时的顽强”，并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也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肯定与赞叹的一切阶级的英雄的特质”，因此，“保尔的形象获得了超出阶级与时代的、普遍人性的魅力”。还有人认为“保尔精神”是多层面的，其中有的层面“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有的在今天已显示出“某种极端性”，“但作为其精神核心的思想层面，即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人生意义的阐释等，却仍然闪闪发光，并将归于不朽”。以上意见的共同点，在于确认“保尔精神”的内涵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的人生观，而这一内涵就决定了“保尔精神”的永恒与不朽。

对“保尔精神”的持另一种看法的论者，也认为保尔本人单纯、顽强、忠诚、无私、英勇，“无疑是一位人格高尚、意志坚强、理想远大的青年”，“是个大好人”。但是他们又看到，保尔这一形象当初是在特定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上，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走进读者的视野、深入到读者的心灵之中的，而读者当时又是带着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获得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激情、带着对当时苏联的无限向往之情去理解和接受保尔形象的，因此，当这些政治背景的真实面貌渐渐显示出来之后，当年被感动过的读者就有理由、也有权利重新审视自己所接受的一切。

其次，有些论者还认为，任何理想、信念、追求都是有方向性的，并不能对其一概加以肯定。另外，理想和信念的树立与坚守也有两条完全不同的途径，或是开放的、理性的，或是封闭的、非理性的，保尔“在十月革命后高尔基所指出的那些负面风气下所形成的那种‘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狂热与偏执，渗透在他那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和信念之中，是有着很明显的封闭性、非理性特征的”。当然，这并非保尔个人的缺陷，而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与专制主义的结果，“正是这种个人崇拜与专制主义种下了以后苏联垮台的种子，而苏联的垮台又成为保尔理想和信念落空的铁证”。有的论者还进一步指出：对某些性格特点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肯定，如“爱憎分明”、一切服从“集体”、迷信政治领袖，这些特点“是有可能被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用作培养‘驯服工具’、宣扬奴隶主义的道德‘资源’的”。

看来，关于“保尔精神”的看法，分歧主要不在于保尔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和特定的政治背景、特定的政治方向相联系的这种品质，能不能成为供后人学习的永恒的榜样，是不是具有永存的价值或“归于不朽”。人们注意到，与50年代前后推崇保尔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为共产主义而顽强奋斗的英雄形象不同的是，现今肯定“保尔精神”的论者几乎一致地强调这一精神的超阶级、超时代性，它的全人类性，它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其实质在于强调“保尔精神”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读者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高见：“保尔·柯察金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并不重要。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是一个纳粹法西斯，就凭他面对多种病魔，面对死亡，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不息，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顽强、忠诚、执著、坚定不移、宁死不屈地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无论他怀抱着的是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霸权主义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理想信念，统统都是值得别人永远尊敬和学习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因为思维健全的人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思考：他究竟是在为一种什么样的理想而不息奋斗？

还有的论者特别指出保尔是在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沃土上生长起来的文学形象，是这一文学中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文学形象在20世纪的延续。其实，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形象系列，唯一可以作为例证的大概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然而不应忘记，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每一个优秀的俄国革命者身上都有很大一部分拉赫美托夫性格”时，还曾说“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拉赫美托夫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道地的苦行者。拉赫美托夫完全是在折磨自己。……很多人，包括皮萨列夫在内，都认为这只是一种怪癖。”高尔基关于拉赫美托夫则说得更为尖锐，他写道：“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木雕泥塑’。这是用所谓‘良心’的那种俄罗斯污泥相当拙劣地塑成的生灵；良心又加上天真和基督徒的禁欲主义。”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还有皮萨列夫）都没有把拉赫美托夫作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加以肯定，而是看到了这个形象身上的一种清教徒式的热诚与坚贞，一种由潜在的宗教意识而生发的殉道精神。保尔和拉赫美托夫之间固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试图通过这种微弱的历史继承关系来证明保尔形象的不朽，却是没有说服力的。

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的生命力总是和作家的艺术才华、作品的艺术成就联系在一起的。近几年来我国读书界关于《钢铁》的讨论，似乎回避了对这部小说的艺术品位的注意，可能同它缺乏鲜明的艺术特色有关。但是至少决心“重塑保尔”的作家梁晓声是以其艺术敏感发现了《钢铁》艺术上的不足。或许他认为，“重塑”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通过艺术上的加工改造能够推出一个新的、能够为当代读者和观众所接受的保尔形象来。殊不知这样一来便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因为离开生活积累、离开生活本身的“暗示”，带着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塑造”英雄人物是行不通的，不是来源于生活本身的文学形象和文学作品终究是立不起来的。梁晓声的“重塑”同样是一种“激情回望”，是在回望之后产生某种遗憾乃至失望时尝试进行的一种补救措施。可是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他的“重塑”的尝试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然而，对于保尔形象的“重塑”毕竟还是引起了一些老读者的“激情回望”。中国版电视剧《钢铁》播放后，一位观众写道：“保尔的‘余光’第一能勾起我对少年时代的回忆，第二能给我脆弱的怀旧情绪以淡淡的温慰，第三，也是更重要的，能叫我在理性的反思之中庆幸这‘余光’悲剧性地消失并愉快地与它告别。”这段文字出自《钢铁》老读者董健笔下。董健并不否认自己的怀旧情绪，但他没有沉湎于这种情绪之中，流连忘返，玩味再三，感叹今不如昔，而是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剖析了他曾经拥有的激情及其所由产生的时代，从而获得了一种高远的认识。他还说：“保尔其人也已成为历史人物，保持他的原貌供后人解读以认识那个时代，也就够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他对于《钢铁》作为一部作品的“认识意义”的肯定。

如果说，董健以精练的文字传达了3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读者回望《钢铁》的一种真切感受，那么，出生于50年代的《钢铁》读者，则有很多是在刘小枫的一些随笔中找到了自身体验的诗意表述：

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社会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

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

毋庸赘言，刘小枫以及他所属的那一代人，同样并不认为《钢铁》这部文学作品已无任何意义。这意义其实已经在他的《记恋冬妮亚》一文中得到了相当出色的阐发。也许，这一代人还将再度回望当年初读《钢铁》时的激情，通过《钢铁》回望自己被消磨掉了的青春，并从这一回望中获得关于理想、关于爱情、关于生命的真正价值、关于20世纪人类历史命运的诸多启示。然而，这部小说从整体上影响国人思想、情怀与精神的时代，毕竟已经远逝了，尽管报刊上偶尔还会有“向保尔学习”的文章出现。不知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这部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作品，是否还能在中国广大读者中再度激起一种悠远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