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接受：肖洛霍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就个人命运而言，米·肖洛霍夫(1905～1984）可以说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幸运的作家。他不仅是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中唯一受到苏联官方承认的一位，而且拥有苏联科学院院士、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列宁勋章获得者等一系列重要头衔，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享有殊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俄历史的巨变，不仅未使他的地位发生丝毫的动摇，反而似乎证明了他的创作具有某种超时代性。在西方各国，他也同样一直享有盛誉。这固然是由于他的创作成就确实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恐怕也因为他的思想和创作本身即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他善于使用近年来常常为人们所谈起的“写作策略”，得以成功地在各种思想的对垒和意识形态的交锋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的言论和作品往往显示出为他的同时代作家所不具备的多样性、矛盾性，以至任何一种理解和阐释都可以从他自身的言说中找到支撑。他在中国的几乎是一帆风顺的命运（除开文革那个的特殊年代之外），也可以从他的言论和作品本身的复杂多样中获得某种解释。

肖洛霍夫的作品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迻译过程与鲁迅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鲁迅193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夜雨。为广湘校《静静的顿河》毕。”同日，鲁迅还为这部译作写了一篇“后记”。《静静的顿河》的这个译本（原作第一卷的上半部），系贺非（原名赵广湘）根据德文译本转译而成，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收入“现代文艺丛书”出版，鲁迅的“后记”也印入此书中。鲁迅首先把德国评论家对肖洛霍夫的一些评说介绍过来，使中国读者了解到作者是“那群直接出自民间，而保有他们的本源的俄国的诗人之一”，且已被认为是“新俄最有天才的作家们中的一个了”。鲁迅还写道：“这一译本，即出于Olga Halpem德译本第一卷的上半，所以‘在战争的持续间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的事，在这里还不能看见。然而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婉转抑扬的恶习，华斯珂普所说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这是中国读书界认识肖洛霍夫及其创作的开始。

在贺非的译本之后，1939年上海光明书局又出版了赵洵、黄一然合译的《静静的顿河》第一卷。40年代末，同一出版社还开始出版发行金人所译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至50年代初出齐。肖洛霍夫的另一重要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则由周立波译出，于1936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部小说的节译本、改写本等，也有多种在我国正式出版。这期间，肖洛霍夫的一些短篇作品，也被陆续译介到我国来，或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被收入国内学人编选的文集（如《苏联名作家专集》等）中。鲁迅先生还亲自翻译了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父亲》（即《有家庭的人》），将其收入他编选的苏联作家作品集《一天的工作》中。在该书的“后记”中，鲁迅除对肖洛霍夫其人作了简要的介绍之外，也给《父亲》以评说，指出这一短篇“所描写的也是内战时期，一个哥萨克老人的处境非常之难，为了小儿女而杀较长的两男，但又为小儿女所憎恨的悲剧。和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萨克，已经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见了戈理基（即高尔基——引者注）初期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人物。契诃夫写到农民的短篇，也有近于这一类的东西。”作为译者的鲁迅，在这里已经发现了肖洛霍夫早期短篇创作的某些基本特点。

除了肖洛霍夫作品的译者、研究者写过有关作家生平介绍和作品评价方面的文章外，自20世纪30年代起，国外学者撰写的关于肖洛霍夫的社会与文学活动的报道、作家作品评论、访问记等，也大量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经由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工作者对肖洛霍夫作品的译介和评论，我国广大读者开始多方面地了解肖洛霍夫。1940年，中苏文化友好协会在重庆放映苏联影片《被开垦的处女地》，受到热烈的欢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很多都保留着对肖洛霍夫作品的深刻印象。如冯亦代曾经谈道：抗战中，读苏联小说是一种时尚，对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我尤为爱好，“《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止读了一遍。”鲍昌则在一篇回忆中写道，1946年穿越敌军平汉路封锁线时，上级命令高度“轻装”，他把几件防寒的衣服都丢了，却还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几本书留在挎包里。邵燕祥也曾深情地忆及40年代后期在北平学生的聚会上集体朗诵袁水拍写的诗《寄给顿河的向日葵》的情景。他还写道：“那时候我们是把顿河、伏尔加河，以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都当作那片实验着一种新理想、新制度的土地的象征的。”这些知识分子关于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的记忆，是与自己青春时代对于理想、信念的积极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从创作的角度看，肖洛霍夫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直接影响的作品，主要是《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肖洛霍夫的这部小说发表于1932年，描写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所谓“踏着生活的鲜明足迹”写成的。1935～1936年间，我国作家周立波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曾受到它的强烈感染。周立波本人后来在1946～1948年间曾参加了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以这段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作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译者，周立波在写他自己的这部作品时，明显地受到了肖洛霍夫小说的影响。从《暴风骤雨》的时代气息、情节安排、人物设置、悲喜剧交融的特色以及地方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来看，都可以发现这部小说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在周立波看来，肖洛霍夫在他的作品里所描写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俄罗斯人民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人们是在“一种尽心尽力的生活的欢愉”中，“尽力地开拓着人类的将来”。周立波本人在描写中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同样是如此看待眼前的历史变动的，因此他也力求像肖洛霍夫那样，“踏着生活的鲜明足迹”，尽快传达出这一运动在剧烈的矛盾冲突和艰苦的斗争中取得进展与胜利的历史过程。当然，如同肖洛霍夫那样，周立波也没有将这一过程简单化。他注意到，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每一个重要人物，差不多都有一段悲惨的过去的插话”。人物的这种历史因袭的重负与他们的现时角色和自我意识之间形成某种反差，造成了作品悲喜剧交融的艺术风格。这也正是周立波在他的《暴风骤雨》中所努力追求的。其次，从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设置上看，两部小说大致都是以现实的运动和事件本身的进程为基本线索，按照各种社会力量、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设置人物形象体系，集中描写诸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纠葛及其解决，从而显示出社会斗争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暴风骤雨》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几乎都可以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角色。周立波笔下的元茂屯的“车把式”老孙头，和肖洛霍夫作品中的格列米雅其村的舒卡尔老爹的形象，更可以说是一对带有各自民族特点的艺术上的孪生兄弟。最后，如果说肖洛霍夫在他的小说中使用了不少顿河哥萨克的土语方言，那么，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同样可以看到作者把我国东北地区的方言俗语引入了自己的作品。

毋庸赘言，《暴风骤雨》绝不是《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依样葫芦，两部作品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如在肖洛霍夫的小说中，受党的委派到乡下来组织农民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工人共产党员达维多夫，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坚持原则，襟怀坦白，又富有人情味，渴望友谊与爱情，曾一度陷入和路希卡·纳古尔诺娃的暧昧关系中，也有过麻痹松懈、意志消沉的时候。但这一形象正因此而显得真实可信，具有立体感。相比之下，《暴风骤雨》中的工作队长萧祥，就显得过于完美了些，似乎很难发现他有什么弱点和不足。作家的本意可能是力图把他塑造成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者，但由于未能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而使得这一形象不够丰满和可信。至于肖洛霍夫后来完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结尾处回旋着悲剧性的抒情音调，更不是最后呈现大团圆结局的《暴风骤雨》所具备的了。在这种差别背后，起重要作用的既有中俄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因素，也有两位作家审美意识的个性差异。

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丁玲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就在周立波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时，我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也几乎同时到华北农村参加了土改运动，并同样完成了一部描写这一运动的长篇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本人后来谈到，她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曾认真阅读过《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丁玲这部作品的形象体系的建构，对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的揭示，对众多人物的内心冲突和矛盾性格的刻画，都显示出肖洛霍夫小说的影响。但是，同《暴风骤雨》的作者一样，出于自觉配合实际斗争的意识，丁玲在这部小说中也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交叉及其在人物心理上的反映有所忽略，一些人物的性格带有类型化的特点。艺术上的这些不足，与处在当时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作家周立波和丁玲对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阅读理解有直接关系。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成为少数几部受到这一奖励的外国作品中的两部。这一现象不仅从一个方面说明肖洛霍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某种影响得到了肯定和赞扬，而且具有标志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正在向苏联文化逐渐靠拢的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肖洛霍夫及其作品以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象征之一的身份，进一步驶人当时中国文化界、文学界并不宽阔的接受视野。从作品的翻译出版方面看，《静静的顿河》(1～4卷）的修订本，《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重校本，肖洛霍夫早期作品的汇集《顿河故事》，都于50年代在我国出版印行。肖洛霍夫的新作《人的命运》（旧译为《一个人的遭遇》），他的有关书信、文学谈话和会议发言等，也由我国译者及时地译介过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和《译文》等重要报刊，都曾分别发表过各国人士对肖洛霍夫的访问记。肖洛霍夫荣获列宁勋章、苏联文学界祝贺肖洛霍夫50寿辰的消息，我国新闻界都作过及时报道。在当时的各类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国外学者和我国研究者撰写的有关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的评论。1955年，肖洛霍夫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刊登在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召开讨论会，专门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等三部苏联小说展开讨论；1958年，苏联影片《静静的顿河》在我国首次放映。这一切，似乎使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其他俄罗斯作家所未曾达到过的高度。

然而，肖洛霍夫在50年代的中国文坛，并不只是被当作一种光荣的偶像而受到尊崇的。肖洛霍夫的一些文学见解和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百花时代”的文学家们进行大胆的艺术追求的重要依据和参照之一。如1954年苏联第二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作家了解到，肖洛霍夫和支持他的奥维奇金在大会发言中对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进行尖锐抨击，对“过去的20年”中苏联文学的状况表示严重不满。中国作家一方面感到，“这在当时的中国，简直难以想像”，另一方面又深受鼓舞。文艺理论家巴人的文章《论人情》在1957年1月号《新港》上发表后，受到某些人的批判。巴人随即又发表《以简代文——关于〈论人情〉的答复》一文，以肖洛霍夫的新作《一个人的遭遇》为例，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巴人写道：“我对那篇小说主人公在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中和以后被俘时所表现的一种非常曲折的、但基本上是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到兴奋，但看到他战后妻子死亡，收留下一个孤儿作为自己的爱子的那段描写，我流泪了。在他那亲子之爱的追求中，正表现了他那伟大的人类的爱。”巴人还通过一位朋友之口，强调自己“在《论人情》中所企望于作家的，正是《一个人的遭遇》中所表现的。”不难看出，中国文学界显然是希望能够从肖洛霍夫那里，找到关于文学要表现人情和人性、要伸张人道主义的有力支撑。同样，在中国文学界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时，肖洛霍夫的某些作品也成为重要论据之一。如作家刘绍棠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和戒律的检验下，伟大作家的经典名著竟无法及格，而那些“缺乏最起码的艺术感染力”、粉饰生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则最合标准。刘绍棠写道：

试问：葛里高利这个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他的具体的教育意义是什么呢？据说，葛里高利是代表小农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的悲剧的。但是，为什么在人们心目中矗立起来的，是一个崇高和勇敢的形象呢？……那个把生命和一切献给葛里高利的婀克西妮亚，将给她安一个什么称号呢？好，算她是个反革命的追随分子吧，可是这个千秋万代不朽的婀克西妮亚，却影响着人民的品质和美德。……我们更无法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找到理想人物，达维多夫当然不配，…封他一个“正面人物”，恐怕还需要打八折呢！

刘绍棠不仅从肖洛霍夫那里寻得自己的文学见解上的支撑，他的文学创作也直接受到肖洛霍夫的影响。他曾先后多次谈道：“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对我影响最大”；“我在青少年时代深受肖洛霍夫作品的影响”；“外国现代作家中我最佩服的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他还说过，肖洛霍夫对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这位苏联作家教会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上”。刘绍棠承认，在自己已小有成就、小有名气之后，曾一度发生创作危机，但后来“急中生智”，“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欲进而退，以守为攻，专写我的家乡和乡亲，便可以在局部上取得最大优势”。如他所说：“肖洛霍夫的作品使我找到了如何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写自己的家乡，因而自觉地致力乡土文学创作。”不过，刘绍棠对肖洛霍夫的作品并不是一味夸赞的，他曾这样写道：“我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并不盲目崇拜地视为尽善尽美。我想，肖洛霍夫如果能像阿·托尔斯泰那样精练文字，全书三部曲足矣。《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最为迷人，第四部是一座艺术高峰；第二部和第三部就显得塌陷，第二部尤甚。”刘绍棠把自己在创作主攻方向上的成功选择归功于肖洛霍夫作品的影响，又从艺术结构和布局谋篇的角度对《静静的顿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说，读来令人信服，同时感叹于肖洛霍夫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渗入的深度。

同样显示出这一渗透深度的，还有周立波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959)。这部作品和《暴风骤雨》一样，也明显地受到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影响。可以说，《山乡巨变》的人物设置及其相互关系，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乃至一些重要的场面和细节描写，都比《暴风骤雨》更接近于肖洛霍夫的小说。例如，《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李月辉、陈大春三个形象，就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中的达维多夫、拉兹苗特诺夫、纳古尔诺夫之间有着一种对应关系，周立波笔下的亭面糊，则是又一个近似于舒卡尔老爹的形象。由此，我们仿佛听到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在中国当代文坛激起的又一次回响。

然而，这一回响似乎已是中苏关系蜜月期的一种尾声。自苏共20大以后，中苏关系即开始出现某些裂痕，其后更逐渐走向公开论战。中苏文学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60年，我国文艺界全面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认定“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取代了原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这一变化，是中苏文学关系走向冷却的表征。从60年代初到文革爆发前，我国公开出版发行的苏联作家作品已大大减少，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柯切托夫等极少数作家的小说，以及少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期间问世的苏联当代作家的新作，理论批评方面的一些重要论著，当时在我国只是以所谓“黄皮书”（这一时期有关出版社“内部出版”的一些装帧简陋的国外著作的译本）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限额发行。在这些“黄皮书”中，就有肖洛霍夫于1959年刚发表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以及对这部新作进行评介的文集《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两本书都于1961年在我国“内部发行”，前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者由世界文学社编印。但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公开发行的各种出版物上，肖洛霍夫的名字却消失了。甚至连肖洛霍夫于196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重要消息，我国报刊也未予以报道。这种沉默与50年代的情况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

自1966年起，肖洛霍夫的名字重新在我国报刊露面，只不过是作为批判对象。《肖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吹鼓手》之类的文章，似乎给这位在其国内声名显赫的苏联作家定了性。大批判一开始集中在《一个人的遭遇》上，文革后期，《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未能幸免。1973年，肖洛霍夫新完成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部分章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在“内部”出版发行，同样引出一批批判文章。这样连篇累牍的批判，使得当时的一些读者无法认识肖洛霍夫作品的价值。女作家张抗抗后来回忆，她在”文革”中初次读完《静静的顿河》后，就立即认定该书“歌颂叛徒，是大毒草”，十几年以后她才明白自己错了。她写道：

后来严酷的生活实践使我逐渐懂得了葛里高利身上复杂丰富的人性同残酷的战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例子说明，在那个思想与行动都处于极端自相矛盾的时代，我们一方面高举批判的旗帜，警惕着封资修毒素的侵蚀，而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吮吸着中外名著丰富的养料，受到了优厚的文学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无形的影响，使任何人为的抵制显得毫无用处。

张抗抗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国文学已进入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及其理论成果，对极“左”思潮的痛切批判，改革开放格局的逐步形成，为中俄（苏）文学与文化关系注入了活水。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于那么快就恢复与苏联文学的密切关系，一开始还怀有深深的顾虑。直到1979年，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者们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出诸如“当代苏联文学与苏修文学”之间的区别、苏联当代文学研究是否是“禁区”的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卷首往往还要加上一篇批判“苏修文学”的文字。当时对于肖洛霍夫的系统评介，还强调“他的文学活动受到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然而这一切很快就被对于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的认真研究和力求公正的评价所代替。《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顿河故事》等作品译本，也在经过重新校订后出版发行。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草婴独自翻译的8卷本《肖洛霍夫文集》，于9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为我国读者全面了解肖洛霍夫创作的全貌提供了条件。

1984年9月，我国首次全国肖洛霍夫学术讨论会在景色宜人的吉林市松花湖畔举行。这次讨论会由吉林大学中文系、外语系联合举办。来自全国19个省市近40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80余名代表，围绕肖洛霍夫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他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以及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随后的第二至第五次全国肖洛霍夫学术讨论会，分别于1987年（长春）、1990年（北京）、1993年（贵阳）、1995年（北京）召开。这几次会议主要就肖洛霍夫创作中的人道主义、他的作品的美学风格和他对后来文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磋商。在我国，围绕一位外国作家举行如此多次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无论是在俄苏文学研究界，还是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现象既显示出肖洛霍夫在中国学术界受重视的程度，又说明人们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存在着不少分歧，因此有充分对话和深入交流的必要。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学者的肖洛霍夫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年代。短短10年中，我国报刊就刊出有关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研究的论文90余篇。苏联和西方在肖洛霍夫研究方面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也不时地被我国学者译介过来。孙美玲编选的《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和李树森所著《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两本书，则是这一时期我国肖洛霍夫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两项成果。其中，《肖洛霍夫研究》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收集了自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苏联和各国批评家、作家关于肖洛霍夫的评论文字，肖洛霍夫本人谈及自己的文章、书信和讲话，并附有作家生平和创作年表。在该书“前言”中，编选者还着重对苏联评论界在各个不同时期关于肖洛霍夫的评价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另外，编选者孙美玲还为与此书几乎同时出版的《苏联文学史论文集》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肖洛霍夫的创作》，提供了关于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较为全面深入的评说。李树森的《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一书，则同第一、第二次全国肖洛霍夫学术讨论会密切相关。著者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在认真梳理苏联、中国和西方诸国各主要评价观点的基础上，经由对肖洛霍夫作品文本的透辟分析，就作家的思想特点、创作倾向、艺术风格以及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内涵，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尽管人们不一定赞同著者的观点，但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研究扎实而严谨。以上两位研究者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也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肖洛霍夫研究方面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成果。

肖洛霍夫的作品重新进入我国广大读者的接受视野，他的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再度得到确认，对于我国新时期文学摆脱极“左”文学思潮的缠绕，恢复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乃至将目光转向更宽阔的现代艺术世界，探索文学创作革新发展的新路径，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国当代作家白桦曾于1986年秋天赴俄罗斯访问了肖洛霍夫的故乡、顿河边上的维申斯克。在回国之后发表的《我梦中的顿河——肖洛霍夫故乡纪行》一文中，白桦联想到我国文学界在十年内乱中对肖洛霍夫的“愚蠢的批判”，联想到不久前还有人说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今夜星光灿烂》是“《一个人的遭遇》式的修正主义的作品”，在气愤之余，又感到“啼笑皆非”。他肯定：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把苏联军事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像《静静的顿河》一样，突出了人在战争中的位置，突出了在战争碾压下的血淋淋的人的心灵”。在这里，白桦是把肖洛霍夫的创作作为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学的典范来加以推崇的。另一当代作家叶辛则从艺术上着眼，认为《静静的顿河》开头尤其精彩，有着“奠定全书人物性格命运的力量”，主人公葛里高利心地狭窄、粗野自信、摇摆不定，“和他的血液里蠢动着爷爷一辈的愚昧和野性是有关的”，和旧俄哥萨克的习性是有关的。王蒙特别佩服《静静的顿河》结尾处关于“天空一轮黑色的太阳”的描写。他说，“这就是写的感觉”，因为如果如实地写太阳，可以写火红的、橙黄的、苍白的，等等，但无论如何太阳成不了黑色的。王蒙已将肖洛霍夫的这种写法与“‘意识流’中的写感觉”联系起来，虽然他是曾把《静静的顿河》放在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读懂读通它们，但未能完全如愿，有的硬是没有读下来，有的虽然读下来了却颇感茫然”的外国文学名著之列的。这一切又表明，中国作家是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和接受肖洛霍夫的。年代出现的两篇评论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和《有多少个评论家，就有多少个肖洛霍夫》，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993年，王蒙在他的《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一文中，道出了一个事实：时至80年代，“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呈急剧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无疑也包括肖洛霍夫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中国文学对肖洛霍夫的接受史，就不能不承认，除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曾为周立波、丁玲等中国现代作家所借鉴、《一个人的遭遇》曾对我国新时期军事题材文学产生过某些影响以外，肖洛霍夫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尽管受到我国读者和评论家的推崇，但很难说有哪一部中国小说是在它的影响和启发下写成的。而当蓝英年在他的《重读〈被开垦的处女地〉》一文中指出，这部小说“绝非农业集体化的赞歌，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人祸’之一的农业集体化的真实纪录”时，这是否意味着，包括周立波、丁玲等作家在内的中国读者，其实是在“误读”的前提下接受了影响？在我们读到索尔仁尼琴指责《一个人的遭遇》“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的文字时，我们是否会感到，我们其实没有真正读懂这部作品？

《静静的顿河》的成功折服了无数读者，并多少使他们淡忘了肖洛霍夫在文学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不光彩的言行。如在1958年，当苏联作家协会作出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决定时，肖洛霍夫随即就此发表谈话，断言《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并强调把作者开除出作家协会是为了“激发他的天良”。1966年2月，俄联邦最高法院在莫斯科公审把作品寄往国外发表的作家安·西尼亚夫斯基和尤·达尼埃尔，后分别判处其七年和五年徒刑。紧接着，在3月底4月初召开的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肖洛霍夫就谴责这两位作家“诬蔑自己的母亲”，并指责为他们辩护的人。自1937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苏联科学院院士并被授予“团政委军衔”后，肖洛霍夫更成了苏联官方政策的吹鼓手，直到他去世。1948年，那个曾大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的日丹诺夫去世时，肖洛霍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悼念文章《我们的哀坳是悲壮的》。正是由于这一切，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家才说肖洛霍夫“时而有无赖的表现，并毫无理由地攻击其他作家”（弗·阿格诺索夫语）。毋庸讳言，肖洛霍夫的人格，当然无法同高尔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20世纪俄罗斯一系列伟大作家相比。然而，人无完人，肖洛霍夫毕竟为俄罗斯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毕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过影响。中国现当代作家对肖洛霍夫的理解和接受，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往往只是偏重于某一方面，因而在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接受”的格局，但毕竟还是把握到了肖洛霍夫艺术创作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肖洛霍夫只是以自己的艺术活动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而他的政治活动却未对这一进程发生任何影响。中国文学界是愿意并且已经是这样来看待肖洛霍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