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与森林：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

正如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充满着许多为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变动一样，这一百年间的中国文化语境也是变幻莫测的。在这变幻着的文化语境中，20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命运也往往发生着大起大落的变化。其中，命运变化最大甚至具有某种戏剧性的，也许就是高尔基了。这种变化起伏，不仅取决于作家本人思想与创作的矛盾性、复杂性，而且和20世纪中俄两国各自的历史以及两国之间关系的复杂变动紧密相关；不仅显示出时代征候、文化氛围、社会需求和精神潮流对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制约作用，而且映现出20世纪中国知识者心路历程的某些侧面。当我们翻阅着一百年来中国评论者对高尔基及其创作的评价，试图勾勒出一条发展演进的线索时，我们有时竟难以想像，这些差别如此巨大的评论，确实是针对同一位外国作家而发的。

中国读书界初识高尔基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1907年，高尔基的作品即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1908年，在我国留日学生出版的汉语杂志《粤西》第4期上，刊出了署名“天蜕”的译作《鹰歌》，即高尔基的短篇名作《鹰之歌》的中文节译。译文前附有一段一百来字的译序，称该作为“廿世纪初幕大文豪俄人郭尔奇所作”，作者“比年以来，获名视托尔斯泰辈尤高”。这是我国学人对高尔基的最早的评介性文字。1917年，周国贤（即周瘦鹃）从英文转译了高尔基《意大利童话》中的第11篇，收入中华书局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下卷）。译文前附有“高甘小传”。上述两篇关于高尔基的最初介绍，突出了作家的坎坷经历和追求自由的品格，强调了作家与下层民众的紧密联系，认为他“居恒好杂处于俄罗斯贫民苦工及下流社会中，摭拾闻见，著为说部，故其所作，多为无告小民请命者”。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品味出中国学人开始认识高尔基时的特有眼光和心理体验，发现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改良、文学改良运动的基本精神相贯通的民主意识的张扬。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俄罗斯文学被大量地译介到我国来，高尔基的作品愈来愈多地出现于中国读者面前。从“五四”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十年中，我国读书界对高尔基的评介，较过去也有明显增加。这些评价显示出以下两大特点：

其一，评价者们所依据的主要是为数不多的一些外文资料，如苏联的德·米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柯甘，法国的巴比塞、英国的查斯脱顿、日本的昇曙梦等人的专论（这些专论当时已部分地被直接译介给中国读者）。这固然表明我国的高尔基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由于外国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有不同观点的交叉，因而这个时期我国评论者对高尔基的评价，从总体上看又无意中避免了任何“一边倒”的偏差。这种情况有助于一般读者多方面地理解高尔基及其作品。

其二，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远非一般介绍性的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所选取的视角、所注重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作者们力求通过自己的评论来宣扬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的鲜明意向。例如，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对高尔基的评价，就体现出同他所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某种一致性。他肯定高尔基是个写实主义者，指出他笔下的人物都不是“英雄”，而是“一切所谓下等的人”；他所爱的人物是“反抗者”，其作品的呼声是“反抗的呼声”。这里显然有评论者本人倡导文学要反映人生、关心“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这一内心意识的渗透。又如，我国高尔基作品的较早译介者瞿秋白，对高尔基的早期作品直到《母亲》均给以高度评价，而对《母亲》之后的大量作品却只字未提。这是因为在瞿秋白看来：后来的高尔基“渐渐离开‘出脚汉’（即流浪汉——引注）而走进智识阶级”。对于高尔基的这种评价，同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指责高尔基为“同路人”的观点很为接近，显示出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在评判高尔基作品时所采取的特定取舍眼光。

曾一度良莠不分地把“无产阶级文化派”、“岗位派”的文学观点吸收过来的，还有创造社的成员们。这也反映在对高尔基的评价中。例如，蒋光慈曾经写道：

我很知道介绍新俄罗斯文学是必要的。对于杜格涅夫，朵斯脱也夫斯基，郭哥里，托尔斯泰，柴合甫，或对于哥尔基，大家都知道一个大概了，知道他们是俄罗斯的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们都久已死了，都成为过去的了，虽然哥尔基还生存着，还在继续着从事文学的著作，但是他已经老了，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时代了。

又如，创造社成员李初梨曾翻译过绥拉菲莫维奇的《高尔基》是同我们一道的吗一文。文中说：高尔基在黑暗年代呼唤斗争时，并不是呼唤工人农民，“只是漠然地呼唤着一切的人类”，没有指明斗争的“阶级的意义”；他所说的“人——骄傲的称号”是超阶级的东西。李初梨在译序中写道：这是一位“普罗列塔利亚作家”对高尔基的一个“正当的评价”。这种从极“左”的角度评判高尔基的观点，显然同创造社的文学观直接相关。

围绕高尔基诞辰60周年纪念日，1928年前后在我国报刊上曾出现一批纪念性、评介性文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赵景深的《高尔基评传》和耿济之的《高尔基》。其中，赵景深的文章说“高尔基早年的作品，在写实主义内，实还带了一点浪漫主义气氛”；而到了创作回想录的后期，“才把他真正是个写实主义者显露出来”。这一评价是符合高尔基的创作实际的。耿济之的文章则不仅述及高尔基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而且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甚为精辟的观点。例如，该文特别强调《母亲》发表以后高尔基一系列作品的巨大价值，指出在“奥库罗夫三部曲”和《童年》、《在人间》中，可以寻得“俄国人的民性的一切”，《我的大学》、《日记片断》和1922至1924年的短篇小说等，“完全是真正俄国的写照”；而作家的最后两部长篇作品《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则是“观察50年来俄国生活所得的结晶品”。耿文最后写道：高尔基“35年来积成20巨册的文集内仅有一个总题目，那题目就是‘俄国民族’。……高氏的全集简直可改称为‘近代俄国的民族史’”。耿济之本人是高尔基一系列重要作品的译者，可以说是真正了解高尔基，因此才有可能作出如此精彩而符合实际的评价。

以上史实表明，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我国评论界对高尔基的评价，已呈现出不同意见的交叉共存，但是还没有哪一种观点绝对占上风。这至少是有利于人们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高尔基的。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在迻译、评介、研究高尔基作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到1949年，高尔基的大部分作品都已有了中译本（文）。中国人自己编选的高尔基作品集，也有多种问世。包括鲁迅、茅盾、巴金等在内的现代文坛上许多成绩斐然的人物，都是高尔基作品的译者。高尔基的剧作以及中国作家根据其小说改变的剧本，多次在中国舞台演出，且深受欢迎。高尔基研究在这一时期内也获得了长足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在这20年中，我国报刊发表的、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高尔基的评介文章，共有近140余篇。国外学者的高尔基研究成果，也被大量译介到我国来。我国正式出版的研究高尔基的专著、论文集和评传等书籍，有近20种之多。作为上海《时代》周刊之副刊的《高尔基研究》(1942～1947)、《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1948)的出版，更为读书界所注目。

在上述所有高尔基研究论文中，纪念性、介绍性文章仍占绝大多数；而成本的书籍，则大多是根据苏联、日本等国学者的著作编译或改写的。也许只有茅盾、胡风等人的文章程度不同地显示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章同鲁迅、巴金等高尔基著作的译者、编者所写的序跋类文字一起，成为那20年中我国高尔基研究的主要成果。从这些文字中，也可见出当时我国文学界看取高尔基的不同侧重。

早在1920年，茅盾就在《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一文中，把高尔基列人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这一不朽的行列中，正确地指出“这五位文学家，都是写实主义的作家”。1930年，茅盾又写了《关于高尔基》一文，分别以《母亲》和《童年》为界，划分出高尔基创作的三个阶段，并以简洁的语言概括了三个时期的不同成就与风格特色，认为其第一期的作品起到了“开风气、振人心”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高尔基”要到他第二期作品中去寻找，而“诗人的高尔基”则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第三期那些精妙的作品里。茅盾绝不否认高尔基任何一个时期创作的独特意义，而是肯定高尔基是“三重的天才”。茅盾的文章显示出对高尔基创作道路和特色的整体把握。后来，茅盾还曾指出高尔基的影响是构成中国现实主义新文艺的重要因素，谈到高尔基“对现实的观察力”和“其特有的处置题材的手法”使自己受益匪浅。

高尔基也引起了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的注意，并给其以明显影响。1931年，巴金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以《草原故事》为题结集出版。后来，他又编选了五卷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还翻译过高尔基的回忆录。巴金后来在谈起高尔基时曾说过：“我翻译他的早期作品的时候，刚开始写短篇小说，我那个时期的创作里就有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于：巴金也像高尔基那样，愿为读者掏出自己“燃烧的心”，或曰“把心交给读者”，怀着真诚的善意和读者说话；其次，高尔基“写了不少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这种体裁的小说”，巴金有此发现后，认为这也是最适宜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作品样式，于是便经常采用；另外，高尔基作品的“那种美丽的、充满了渴望的、忧郁的调子”，也直接影响了巴金的语言风格。巴金之所以能对高尔基有以上发现并受其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首先是高尔基作品的译者。除巴金外，如耿济之论《罗斯记游》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丽尼论《蔚蓝的生活》，穆木天论《初恋》，冯雪峰论《夏天》，焦菊隐论高尔基的戏剧创作等，都显示出译者对原作的深刻的、时而是独到的见解。

与以上评价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些评论者在理解和接受高尔基时，仅仅抓住了作家浩繁创作中的少数几部作品，着力高扬作家的革命斗争意识，以一斑代全豹，导致对高尔基的认识产生了明显的片面性。这一方面的主要代表是瞿秋白。他强调高尔基“永久是在社会的阶级的战线上的”，认为其创作“反映着空前的伟大的群众的战斗”。在邹韬奋根据美国学者康恩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的《革命文豪高尔基》(1933）出版后，瞿秋白先是写了《关于高尔基的书》一文，在肯定高尔基“歌颂着洗刷着污浊世界的暴风雨”的功绩的同时，又批评他“对于‘智识阶级’的信任心其实也许太大了”。针对书中关于《新生活报》停办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这一其实是很客观的说法，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化的”的高尔基》一文，进行驳斥，认为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坚决地担负了伟大的“政治工作”，再次强调“高尔基的创作生活一直同广大的群众斗争联系着的”。显然，瞿秋白在评价高尔基时，注目的是作家及其作品同现实政治革命的关系，突出的是作家的“政治性”。

作为革命家，瞿秋白力求从政治革命这一角度来把握文学，自有其必然性。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社会情势，也决定了当时很多知识者不得不将文学活动与社会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如高尔基《母亲》的第一个中译者夏衍就说过，他是抱着“用文字艺术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解放”这一明确目标投身于文学活动的，他翻译《母亲》时就具有通过文学活动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自觉意识。因此，他们对高尔基作品的革命性、斗争性特别敏感，对他的那些显示出文学对于现实革命运动之直接作用的作品大加推崇。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高尔基创作的审美取向的嬗变和风格的多样性，也不能冷静地考察作家在其全部文学活动中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其结果不单自己以偏概全，而且也给广大读者以误导。

作为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对高尔基的评价，显示出力求以此引导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意向。他多次用高尔基的生活经历、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启示中国作家，特别是文学青年。他充分肯定高尔基对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人们生活与心理的熟知，高扬其现实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极有远见地指出高尔基的作品对于中国的长远意义。当众多的论者正热衷于评说高尔基的某些作品对于革命的直接意义时，鲁迅却独具慧眼，敏锐地发现了高尔基在揭示俄罗斯国民性方面的历史功绩。关于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鲁迅曾写道：这部作品，“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个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俄罗斯童话》(1911～1917）是高尔基的中期作品，这一时期，揭示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特征，并致力于探索这些特征与民族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占据了作家艺术视野的中心。由于种种原因，高尔基这一时期创作的重大意义，很少有研究者论及（除耿济之外），更不为一般读者所知晓。鲁迅也许没有涉猎高尔基这一时期的全部作品，但他却透过《俄罗斯童话》，以作家、批评家和高尔基作品译者的深邃目力，准确地把握到了高尔基这一时期艺术努力的基本指向。

和鲁迅一样，杰出的批评家胡风也能够超越当时大量的浮泛见解，洞见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的底蕴，发现那些处于深层次的、真正具有久远意义的富藏。胡风曾多次强调文学艺术要揭示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由此出发，胡风对高尔基的理解便与鲁迅接近起来。在论及高尔基时，胡风特别强调后者的人学思想，认为学习高尔基，就要像高尔基那样，肯定人的价值，改造人生，帮助人洗去“历史遗毒”，“追求‘无限地爱人们和世界的’，在至高的意义上说的‘强的’、‘善良的’的人”。有感于当时我国文学界、评论界一部分人对高尔基文艺思想的片面理解和阐释，在高尔基逝世之际，胡风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比较高尔基的艺术思想的海一样的内容，我们所接受的实在太少，比较我们所接受的，我们的误解或曲解还未免太多罢。”胡风较早地洞察到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的理解与作家的思想艺术实际之间的偏差，呼吁人们真正认识高尔基。但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的特定文化语境中，他的声音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从高尔基在当时中国文学生活中的实际影响上看，作家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首先给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文学青年以莫大的精神鼓舞。高尔基的成功，和那些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高等教育和专门训练的文人学者不同，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优越条件的奋斗者的成功。这一事实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在了解了作家的生平之后，感到高尔基好像为他们展示了敢于反抗现实、改变命运的光明前景，也为他们指出了一条执著进取的积极人生途径。于是，高尔基这一在苦难中崛起的坚强个性，便成为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榜样。对于那些追求文明与进步，却没有经过多少生活折磨、更具书卷气的中国知识者来说，高尔基的思想以及生活，也许是“工农化”的最好典范。30至40年代中国现实斗争的急风暴雨，难以容纳知识分子身上那种由高等文化培养起来的敏感、纤细和复杂，时代要求他们“工农化”。知识分子本身也有着追随革命、追随人民的真诚和紧迫感。这种自我改造意识在40年代以后更得到了理论与政策的规范和引导。中国知识者在一个长时间内的确曾虔诚地认为，只有像高尔基那样经过苦难的洗礼，才有可能把立足点真正移过来，才有可能跟上时代的节拍。郭沫若在1940年说过：中国文艺工作者从高尔基那里，“不仅可以知道应该如何去创作或创作些什么，而且还学习了应该如何生活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也许是确切地表达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愿。

在30至40年代中国的独特文化语境中，高尔基的平民意识及其作品的深刻的人民性，也引起了中国作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极大敬意。众所周知，鲁迅一贯反对知识分子以上等人自居，因此他对高尔基始终保持着平民意识极为赞赏，并多次以此告诫文学青年。在对比高尔基与章太炎两个人物时，鲁迅曾指出前者之所以获得青年们的热情欢迎，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茅盾也多次谈到，高尔基来自“社会的底层”，对劳动者的痛苦有着深刻的感受，在他成功之后，他也绝不“觉得自己是‘了不得的伟人’”。经由鲁迅、茅盾等人对高尔基平民意识的弘扬，中国现代作家有了具体的、可以学习借鉴的实际范例，这无疑成为人民性传统在文学中得以承续和强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这方面，作家路翎的一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

高尔基的《在人间》、《草原故事》、《下层》，是使我感动的文学读物，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他所描写的俄国沙皇制度下的痛苦，劳动者的正义，和流浪汉的忧郁的叹息，变成了我的日常观察事物的依据之一；……在我后来的作品里，描写下层人民，也相当多地描写流浪汉，其中的美学观点和感情、要求，多少受着高尔基的影响。

高尔基及其作品的影响，使路翎从步入文坛之初，就带着清醒的平民意识，并使他得以成功地避免文学贵族化倾向。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艾芜、沙汀、张天翼等现代作家那里。路翎提及高尔基的早期流浪汉小说、剧本《底层》和自传体三部曲，这说明在30～40年代，高尔基究竟有哪些作品融入了中国的文学生活和文化语境，参与了这一文学和文化的创造。

给30～40年代中国读书界以深刻印象的高尔基作品，还有《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已故作家徐迟曾谈到，他在读这部长篇时，发现自己的精神危机及其种种症状，都出现在作品中，好像“自己也很有可能步萨姆金的后尘”；但在读完作品后，则“仿佛洗涤过身心一样，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徐迟认为，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都要碰到一次或多次魔鬼的试探”，但高尔基的这部作品却“使我们平安通过那磨难”。徐迟因此而确认：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洞烛这时代的人类的灵魂”。翻译家冯亦代在80年代末也曾回忆道：“苏联文学我最早接触的是高尔基，直到现在我还会沉湎于他写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萨姆金这一代帝俄知识分子的禀性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很值得我们玩味。”徐迟、冯亦代这一代知识分子从自身的阅读经验出发，发现了高尔基的晚期作品在揭示知识分子灵魂方面的艺术力量，为人们全面认识高尔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前，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17年中，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有了明显的长进。许多原先没有中译本的高尔基各类作品，都陆续被迻译过来；一些过去从其他语种转译的作品，都有了直接译自俄文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6卷本《高尔基选集》(1956～1965)，使高尔基的作品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3卷本《高尔基剧作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高尔基文学书简》(1962,1965)，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选的《高尔基作品选》(1956)等，则满足了各类读者的不同需求。高尔基的《底层》等剧作，多次在我国舞台演出；一些根据高尔基作品改编的电影，也在我国城乡放映。另外，在高尔基逝世15周年（1951)、20周年（1956)、25周年（1961)和作家诞辰90周年（1958)之际，北京、上海等地还举行了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这一切，都显示出高尔基在我国受到特别的推崇。同一时期，任何一个外国作家在我国也没有受到类似于高尔基的殊荣。这一现象与当时（特别是50年代前半期）我国在外交上同苏联的友好关系，更同我们大力贯彻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我国评论界对高尔基作品的评介和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7年中，除了苏联研究者的论文、专著和研究资料等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介绍过来之外，我国评论者自己撰写的各类文章就近400篇。然而，在这些文章中，纪念性、介绍性和颂扬性的文字仍占绝对优势，其中有些文章内容空泛。所有这些文章的选题，存在着普遍的狭窄性。同时期出现的一些有关高尔基的小册子或专著，则绝大部分是翻译或编译苏联研究者的论著。

纵观17年中我国评论者撰写的几百篇评介高尔基的文字，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文学界对高尔基的理解与阐释，大致显示出两种基本思路。其一是沿着前一时期瞿秋白等人倡导和实践的路线前进，把注意力集中于高尔基的少数几部与俄国革命有紧密联系的作品上，突出强调作家的革命意识，并以此作为肯定作家功绩和地位的主要依据。另一种思路是充分重视高尔基的“人学”思想，力图把握高尔基思想与创作的内涵和特质，并引导读者舆论，接近前一时期鲁迅、胡风等人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的特定文化语境中，前一种思路十分自然地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广泛认同，后一种观点则在遭到批判后迅速归于沉寂。这种情况，是和当时全社会对“革命”的重视远远高于对“人”的重视这一时代氛围相适应的。

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评论中，论者们把目光集中于几个有限的论题上。首先是反复强调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这类文章总是以《母亲》为例进行对照检查式的“论证”，同时避而不谈在《母亲》之后高尔基的大量作品。只有巴金、张天翼等少数论者，仍旧将高尔基归入“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的行列。另一类出现较多的文章，是“论证”高尔基如何以其作品服务于革命斗争。这类文章相当于按时间顺序检视作家各个时期的创作和该时期俄国革命的关系，着意突出作家的革命意识及其作品的政治意义，但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作家思想与创作的演变，造成对高尔基的一些重要作品的漠视或片面理解，甚至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还有一些文章力求突出高尔基歌颂革命、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功绩，明确号召中国作家以高尔基写《母亲》为榜样，“使文艺名副其实地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以上三类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在进行有关“论证”时，总是以《母亲》、《海燕之歌》等少数几部作品为例。这样做自有其必然性，因为高尔基的其他作品不可能“支撑”文章作者的观点。

于是，在17年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高尔基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渐渐“定格”了：这是一位充分认识并严格遵循“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的原则的作家；他运用他本人为之奠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一系列高大的革命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他正是以此为无产阶级文学树立了榜样，这也正是他的功绩所在；而他的文艺思想，也就是他创作这些作品之经验的理论表述。这一形象其实是17年中我国评论者撰写的超常重叠的评介文章为广大读者描画出来的。这是一个显然被片面化、偶像化、典范化了的高尔基形象。

在文革前17年中，和上述占主导地位的评论不同的是，也有少数评论者特别强调高尔基的“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显示出对作家思想与创作之底蕴的准确把握。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钱谷融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年份所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1957）一文。此文联系当时我国文艺界的实际指出：“在今天，对于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见，是有特别加以强调的必要的。”然而，这篇本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在当时却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以此进一步探讨高尔基的文学观，作者自己反而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遭到激烈批判。还必须提及的是一些高尔基作品老译者的文章。如丽尼在他的《人——骄傲的称号》(1956)等数篇文章中，一再强调为当时一般论者所忽视的高尔基对“人”的重视与热爱。巴金则在《燃烧的心》(1956)一文中指出：高尔基之所以为人们喜爱，是由于“他的作品帮助读者了解生活，了解人，它们还鼓舞读者热爱生活，热爱人”。与这些文章的观点相近的，还有萧三的《高尔基的美学观》(1959)一书。萧三颇有见地地写道：贯穿于高尔基全部创作及理论批评文字中的方针，就是“改变这种轻视人的观点及为人的诗意形象而斗争”。遗憾的是，文革之前的特殊文化氛围，决定了包括巴金文章在内的所有这些强调高尔基的“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的评论文字，都无法从整体上形成一种足以校正片面评价和片面认识的力量。但这些文章的出现本身，又表明即便是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有识之士也不满于以一个狭窄的框架去限定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同时这也说明，文学是“人学”的思想，作为高尔基全部文艺思想的精髓，是真正认识高尔基所不可绕开的问题。

与17年中高尔基作品在中国出版的盛况相比，中国作家实际接受高尔基的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成为主导倾向的庸俗社会学评论对高尔基的片面阐释，使人们无法看清高尔基的完整面貌，无法认识其文学遗产的真正价值。只有那些不为庸俗社会学的评论所制约，直接到高尔基的作品中去汲取养分的作家们，才会有所受益。像高晓声、张贤亮等直到我国文学进入新时期后才获得极大成功的作家，在17年中就读过高尔基的作品。他们后来回忆起自己当年如饥似渴地阅读高尔基时的情景，都觉得终生难忘。高晓声后来谈到，他在自己的创作准备阶段，读得最多的是三位作家，“高尔基、契诃夫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凡有译本的我差不多都读过。”但是高晓声等人从高尔基那里所接受的，恰恰不是对所谓“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对各式各样的革命的歌颂。人们倒是可以从高晓声对中国农民精神世界的艺术揭示中，从他对民族命运的历史思考中，见出高尔基作品的影响。贯穿于高尔基全部创作之始终的那种忧国忧民意识，也成为高晓声小说创作中具有稳定性的内在意蕴。

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中国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的摧残，对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更是首当其冲。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几乎完全陷于停顿。无数令人景仰的外国著名作家和他们作品的中译者、研究者一起受到批判，连高尔基也未能幸免。文革刚开始，一位“大人物”就声称要把高尔基“倒过来看”。文革前期，高尔基作品事实上被禁读。直到1972年以后，才有高尔基的两部作品的译本重印出版：特写《一月九日》和小说《母亲》。这当然还是高尔基全部作品中最“没有问题”的两部，而其出版也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某种转机之后的事。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报刊上出现的涉及高尔基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加起来还不足十篇，却似乎构成一幅令人发笑的漫画。拥有话语霸权的少数人物先是以“倒过来看”之说把高尔基的偶像给彻底颠覆了，后来则利用高尔基评论为某种政治阴谋服务。自1974年起陆续刊出的为数不多的几篇评论文章，有的强调《海燕之歌》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热情歌颂了海燕那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而这种精神正可以激励人们“勇敢地迎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奋勇前进”；有的告诫人们要吸取高尔基由于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而犯错误的教训，搞清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坚持为“新生事物的萌芽”大唱赞歌。还有的文章在评《我的大学》时生拉硬扯，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教育革命，“其目的就是妄图把我们的大学重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甚至恢复成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所描写的喀山大学、神学院那样的旧面貌”，把学生“培养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在全部高尔基研究史、评论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独特文化语境中出现的一种空前绝后的现象。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革前半个多世纪在我国出版印行的高尔基作品的各种译本，却在民间特别是在广大知青读者群中秘密流传。在那书荒严重的年代，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俄罗斯浪游散记》（今译《罗斯记游》）、自传体三部曲等作品，以鲜明而真实的艺术画面，像清凉的雨露一样滋润着那无数被迫辍学的青少年们几近干涸的心田，引起了几乎是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一代人极为强烈的共鸣。如作家乔良后来曾忆起自己在”文革”中偷读高尔基的情景：“最早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以致至今仍然无法淡忘的，恰恰是高尔基的两个短篇：《马卡尔·楚德拉》和《伊则吉尔老婆子》。”他说自己“至今都对高尔基怀着敬意，并且至今都以15岁的天真认为，没什么人写的短篇能比这两篇更为出色。”

不知是因为历史在重复，还是由于有某种永恒的东西存在，那些当年曾有力地撼动过巴金、路翎、艾芜、张天翼等一代作家的高尔基作品，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又同样有力地震撼着乔良和他的同时代人。当这一代青年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得不行走在一条充满泥泞、灾难和屈辱的人生之路上时，是高尔基给了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给了他们文学的滋养。诚如诗人舒婷所说：“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她发誓要写一部艾芜受益于高尔基所写的《南行记》那样的作品，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不仅舒婷、乔良，还有梁晓声、叶辛、郑义……整整一代知青作家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伟大作家的人格对人的心灵的影响。高尔基的创作遗产，和中外文学史上那些保持着恒久艺术魅力的作品一起，在1966～1976年中国的特殊文化语境中，无声地培养着将活跃于当代文坛的新一代知识者，为他们在历史新时期的崛起，作了思想上和美学上的准备。

进入历史新时期，在我国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氛围中，外国文学领域也呈现出崭新的局面。高尔基著作的翻译出版，开始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20卷《高尔基文集》(1981～1985)的问世，标志着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前后，《高尔基论文学》（两卷）、《高尔基政论杂文集》等各类新编专集也陆续出版。这一切，都有助于我国读者从更完全的意义上了解高尔基。

自1977年起到80年代末，匆匆十几度春秋，我国报刊已发表高尔基研究论文300余篇。国内研究者撰写的研究著作纷纷出现。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研究者撰写的高尔基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有不少被译介到国内来。一些研究者注意介绍国外研究高尔基的动态，如谭得伶的《高尔基学简论》一文，较系统地描述了苏联高尔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薛君智的《英美苏联文学研究》，介绍了西方学者（含外籍俄人）对高尔基的评价。这些成果，对于我国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无疑有着启发和参照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氛围的变化，一系列过去被封存的有关高尔基的文学史资料和文学档案陆续公开发表出来，众多的苏联研究者推出了对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进行重新考察和审视的论文和专著。我国报刊对以上新资料中的一部分作了较及时的简介，为停滞已久、刚刚复苏的高尔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信息。但是，这些新信息还难以在我国的高尔基研究工作中迅速引起反馈。

1981年6月在大连召开的高尔基学术讨论会，是建国以来我国高尔基研究中第一次专门性的大型学术会议。会议把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包括文学是“人学”的思想）、高尔基关于创作方法的见解列为中心议题。这两个问题引起会议的重视，自有其必然性。它们既是深入研究高尔基所不可绕开的课题，也是这一研究摆脱极“左”思潮影响所必须解开的纽结。会议虽未能对这些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即给人们以启示。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尔基研究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还是不少的。”这应该说是一种清醒的、实事求是的估计。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一个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1977～1989年在我国报刊上出现的高尔基研究论文，有一些是颇有价值的。如由刘保端发起、李辉凡和吴元迈参与的关于高尔基文学是“人学”思想的讨论，张羽对高尔基“造神论”观点的研究，李树森对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探讨，陆人豪对高尔基批判小市民习气的关注，章海陵对高尔基晚期短篇小说的重视，以及《论高尔基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特色》(1986)、《高尔基创作中审美取向的历史进程》(1988)等论文，均涉及我国过去的高尔基研究所未能注意或深究的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高尔基的创作实绩和某些传统结论之间的误差，呼吁人们重新认识高尔基。

然而这类论文在这一时期的全部高尔基研究成果中，毕竟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其余大量文章所评论的，依然是《母亲》、《海燕之歌》和剧本《底层》等高尔基的少数几部作品。这些文章虽然有的注意了高尔基作品的艺术特色，有的强调了作品的人性美，有的还运用了比较的方法，但由于选题老化，不能拓宽更新我国读者对高尔基的认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某些研究著作上。如有的著作只是对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研究者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了归纳整理；有的论者在考察高尔基的美学思想时，回避了关于文学是“人学”这一根本问题。有的著作几乎完全忽视了高尔基在俄国两次革命之间的巨大创作成就，错误地断言作家这时期的创作“出现停顿”。这些现象表明，在当时我国不少研究者那里，对高尔基的认识只是顺着原有的思路“深化”。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坛，正经历着“五四”以后的第二次中西文化和文学的碰撞。这其实是我们接受外国文学的又一绝好时机，但是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却似乎并未变得更好一些。例如，有些高校教师在课堂上不愿讲高尔基，有的评论者在谈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时，特意避开了高尔基，似乎怕沾染了某种不光彩。有位红极一时的文学评论家曾大讲“文学是人学”，把这一命题当作文学“返回到自身”的口号与旗帜，却偏偏避而不谈正是高尔基提出这一命题的；另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北京的一次“中青年文学评论家座谈会”上，说什么“高尔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有一位著名美学家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不顾常识和史实，说什么“拉普”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得到高尔基等人的认同”。

这当中既有误解，也有武断和轻率，而其原因则是复杂的。在这一时期，对极“左”政治的激烈否定情绪，投射到文学上来，就是对极“左”文艺路线的大力反拨。开始是对“阴谋文艺”的批判，对所谓“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形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决，进而则逐渐涉及到文艺理论方面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家是否都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和要求去创作？题材是否都必须是“重大题材”？作品的主要人物是否一定要是正面英雄典型？作品的价值是否就取决于其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紧密程度和实际效应？等等。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以往一些陈规的怀疑与反感。而过去的庸俗社会学评论，恰恰把高尔基描画成了一个最符合极“左”文艺路线要求的典范。那个被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形象给中国读者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于是，一些人对极“左”文艺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厌弃，就转移到高尔基身上来了。殊不知，高尔基本人就是极“左”文艺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最大受害者。由于我们的评论界未能引导读者把被片面化、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形象同作家的完整、真实的本来面貌区别开来，甚至还在做着“深化性重复”的工作，这就不能不强化人们对于高尔基的片面认识，加大人们全面了解高尔基的心理障碍。

不过，活跃于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几代中国作家，有许多人还是常常真诚地谈到自己怎样受惠于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1982年，巴金老人又一次说，他一生都在思索文学的作用和目的问题，漫长的创作生涯使他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女作家丁玲也将高尔基列为“真正使我受到影响的”作家之一。路翎则确认高尔基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现实主义的热情”和“现实主义的冷静”对自己的有力感染。张贤亮、鲍昌、高行健、高晓声等一代作家，在复苏的80年代，也都谈及高尔基的作品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张贤亮注意到，高尔基的痛苦经历，使这位俄罗斯作家认识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更深刻地体验了人生；他本人的苦难历程及其间的种种情绪体验，也决定了他创作的选材、主旨和基调。鲍昌说，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和《蔚蓝的生活》等作品，曾使他“产生了非常亲切的心情”，“觉得是吸进了新鲜空气”；他还写道：“高尔基的小说不是一般地使我佩服，而是引导我去思索小说以外的很多东西。”知青一代作家在十年内乱中，就受到高尔基作品的滋养。他们崛起于文坛后，都曾深情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的感受，如上文已提及的舒婷、乔良等人。他们的同时代人梁晓声也曾写道：“我对俄罗斯文学怀有敬意。一大批俄国诗人和小说家使我崇拜”。他在列举了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等一大批作家的名字之后说：“我认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两位现实主义之父，尽管他们也写过非现实主义的优秀的名篇。”读者从《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品中，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俄罗斯作家对梁晓声的影响。

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高尔基的影响同样存在。例如，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对“人”的重新发现。当代中国作家把“人”重新带进了文学领域。理论界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仅是对1957年钱谷融文章的一种悠远的呼应，而且是确认了最先作出这一精辟概括的高尔基的文学思想。尽管某些研究者有意回避了高尔基的名字，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价值却无法否认。又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赵园发现，高尔基撰写的《俄国文学史》，是“以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态度作为文学史的主线”，她由此而获得启示，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知识者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把握文学的发展进程，推出了《艰难的选择》等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呈露出它的一个特殊的侧面。这一事实说明，在似乎“早已过时了”的高尔基那里，还有许多没有发掘出来的有价值的遗产，问题在于如何去发现。

20世纪最后10年中，中国人看待一切文化和文学现象似乎都冷静得多了，这也许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动之后所特有的情况。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引入，国内文学创作领域的某种繁荣，审美价值取向多元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使得这一时期任何一位中外作家都不可能赢得广大读者的一致关注，高尔基当然也不例外。1990～2。

年间，在我国数量惊人的各种报刊上出现的有关高尔基的评论文章，总计不过50篇。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不见了，论文的质量却明显提高。可以说，这个时期发表的高尔基研究论文，大都是脚踏实地进行研究的成果。因为此时，任何空泛的议论或重复早已有之的套话，都已使人们厌烦；而试图通过撰写这一方面的论文而谋求学术之外的东西，也已成为不可能。于是，在20世纪末中国独特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高尔基的认识得到了明显的深化。

1996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高尔基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在苏联解体、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得以公开发表、俄罗斯国内对高尔基的评价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举行的。如果说15年前的大连会议，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为推动几乎停滞的高尔基研究乃至整个苏联文学研究而召开的，那么，这次北大会议则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高尔基研究的历史经验，探讨全面、公正地评价高尔基的路径的一次学术会议。与会代表在梳理国外近十年来新发表的高尔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围绕重新认识高尔基、作家的思想发展和艺术贡献、《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内容和价值、高尔基与同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联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交流。会上宣读的主要论文，随即由《俄罗斯文艺》、《当代外国文学》和《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或摘登。

上述会议论文和会议前后陆续出现于国内其他期刊的高尔基研究方面的文章，显示出我国学者对于高尔基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一步。其中，张羽关于重新评价高尔基的思考，蓝英年对高尔基出国和回国前后的一系列史实的分析，汪介之对于高尔基在俄国两次革命之间的思想、晚期思想的探讨，韦建国就作家的创作方法和代表作等问题所进行的系列研究，郑体武对高尔基与尼采之关系的考察，余一中关于“我们应当怎样接受高尔基”的思索，都涉及高尔基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范围甚至超过了这一时期出现的几本著作：《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汪介之，1993),《高尔基》再认识论韦建国，1999),《高尔基晚节及其他》（陈寿朋，1991）等。所有这些论文和著作的作者都一致认为高尔基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是，对于一些敏感问题，人们的回答却是不同的。譬如，有人认为，《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高尔基整个创作中的败笔”，“集中反映了作家的错误思想和立场”。有人则认为，高尔基的这一组“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具有巨大的价值，“不仅显示出一种思想家的目力，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现代意义”。又如，有人提出高尔基的“晚节”问题，说作家在终于对个人崇拜时期“汹涌而来的灾难有了直接感受的时候”，仍然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心的话，这是作家“在强权之下硬装出来的一种‘姿态’”；也有人指出，高尔基晚年“一直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特别是大力保护知识分子，这些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高尔基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蔓延，更无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遭到非法镇压的人们”。这些不同的评价表明，我国评论者对高尔基的认识，尽管已进一步深入，但仍然存在着很大区别。

如果说，上述不同见解主要存在于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内，那么，在这个圈子之外，国内读书界的观点更有所不同。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在国内的翻译出版，《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在国内的首次问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公开发行，在读书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震动。一些有机会接触西方国家出版物的读者，也开始对西方的高尔基研究有所了解。这些读者对高尔基的某些新认识，很快就通过报刊反映出来。例如，有人承认《不合时宜的思想》“展现了正直的文化人和知识者的心灵历程与情感轨迹”，是一部“讴歌人道主义”的惊世杰作，但又认为高尔基“最终三缄其口，接受‘招安’，成全了教科书中一段佳话”，甚至“堕落成了斯大林的一个帮闲文人”。有人断言：高尔基在30年代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吹鼓手，“上了斯大林的贼船”，他的种种所作所为，“一劳永逸地把他和叶若夫、雅戈达、贝利亚之流捆在了一起”。还有人把高尔基列为那种“按照领袖的意志写作”的“御用文人”，“在天堂里抒写天堂的快乐”。由于持这些看法的人们，几乎完全不了解高尔基晚年（1928～1936)同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极“左”路线所进行的斗争，不知道高尔基当时的所有不符合（更不用说反对了）官方要求的言论已不可能发表，因此他们对于高尔基“晚节”的评判，都只能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主观推测。至于有人把转述（充满知识性错误的转述）西方某一本片面评价高尔基的书当作自己的新发现，那就更有些轻率了。

与上述这些过于主观的评判不同，认真阅读高尔基作品的人们却往往会得出另一种的结论。这当中就包括我国当代作家张炜。他曾谈到：很多人对高尔基的前后变化悬殊的态度，会使我们“误解了文学本身”。张炜说他仍然十分喜欢高尔基的作品，认为高尔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跨越两个时代的大师，做这样的大师“不仅需要才华，而且更需要人格力量”。其实，当代中国读者从张炜作品中的那种对乡土的亲切依恋之情，那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忧思，那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中，已十分清楚地发现了高尔基的作品和精神对这位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

同样，在20世纪末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中，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高尔基的人格与作品的巨大影响力的存在。许多读者在谈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籍时，往往要提到高尔基的作品。有的读者谈到《在人间》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说“高尔基在苦难中锻造自己的英勇与悲怆，震撼着我灵魂深处的卑微与平庸，驱散了浮躁与阴霾，使我仿佛领受了某种神谕，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有的读者说，《我的大学》“是我生命夜空上的一颗明亮的星辰”，它“伴我度过了无数迷茫失望的日夜”。还有位大学生谈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对高尔基的错觉以及后来的认识变化：

我曾经因为高尔基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的头衔便武断地认为，他的作品必定是口号式的、图解政治的、充满高大全式人物的毫无文采的一类。这种偏见差点儿使我与这位大师擦肩而过，失去结识与交谈的机会（足见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在我欣赏了他充满音乐感、色彩感、立体感的饱含激情的文字，领略了他的不同凡响的魅力之后，我不禁脱口而出：“久违了，现实主义！”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活动相关的问题，在我国读者中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翻译家、学者、作家、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等。调查结果显示：高尔基和列夫·托尔斯泰、鲁迅等大作家一起，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20位大师”之一；高尔基等20位具有巨大文学贡献的作家未能获奖，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永久的遗憾”。此项调查有力地说明了，高尔基在我国广大读者心目中依然享有崇高的声誉，这种声誉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回望过去一个世纪中高尔基在我国的命运之变化，不免令人感慨万端。除了时代风云变幻、文化氛围转换、社会心理演变等诸多原因制约着这种变化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高尔基的评价变化最大的，是各个不同时代的评论家，特别是那些并未读过高尔基的几部作品、而只看过别人的一些文章的评论者；此外则是一些连别人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涉猎，仅凭某种时潮和感觉而发言的评论家。他们的评说往往远离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实际。与此相反，高尔基作品的译者（如鲁迅、巴金、耿济之等）,20世纪不同时期内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作家们（如茅盾、张天翼、艾芜、路翎、胡风、高晓声、张贤亮、舒婷、梁晓声、乔良、张炜等），甚至广大普通读者，则往往准确地把握到了高尔基作品的精髓。

在我国高等院校的课堂教学中，对高尔基的讲解尤其显得落后，其内容至今还是基本照搬20世纪末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教科书的观点。这种片面的讲解不断传播着对高尔基的片面认识。这种状况，使我们想起1968年高尔基诞辰100周年之际，一些当代俄罗斯作家在回答《文学问题》编辑部的征询意见时所说过的话。尤·特里丰诺夫说：“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使高尔基受到的损害比任何人都更严重。高尔基像一座森林，那里有野兽，也有飞鸟，有野果，也有蘑菇。可是我们从这座森林里只采了蘑菇。”这种“蘑菇”与“森林”之间的反差，不仅存在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也存在于我们对高尔基的理解与接受的整个历史中，而且情况更为严重。然而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脚踏实地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们已经开始通过不懈的努力，帮助人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高尔基。这种努力的成果，也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高校课堂教学中。我们由衷地相信，只要高尔基真正是一种“万人景仰的巨大存在”（巴金语），他的完整面貌、他的思想和创作的真正价值，就终归会为人们所认识。我们所面对的，就将不再是几棵蘑菇，而是一片拥有富藏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