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命运：布宁《阿强之梦》的中国视角

伊凡·布宁（1870～1953）是20世纪俄罗斯又一位伟大作家，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布宁的优秀散文作品，他于十月革命前创作的著名中篇小说《乡村》(1910)，他的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阿尔谢列耶夫的一生》(1931)，还有他那些精美的短篇小说，都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但是，布宁作品的读者也许没有都注意到，他曾经以“中国视角”创作了一篇构思奇特的小说——《阿强之梦》。这一视角的选取对于布宁来说，并非出于偶然或随意，而是自有其必然性。

从俄罗斯文学发展史的背景上看，布宁似乎是一位很“传统”的作家。这不仅仅是因为起步于白银时代的布宁，对于自己时代的那些现代主义革新者、试验家们往往颇有微词，而且还由于他始终是列夫·托尔斯泰思想见解与文学传统的坚定守护者。他由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目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希望能从宗教、道德、人性的角度寻得解决各种危机的路径。他曾追随托尔斯泰，反对暴力，寄希望于以文化、精神和“美”来拯救俄罗斯，主张所有人都按照“人类生存的、上帝的永恒法则”去生活。在这一追随过程中，他和托尔斯泰一样，也受到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思想的影响。

布宁同时又是一位旅游爱好者。他的足迹，不仅几乎踏遍了整个欧洲，而且也留在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土地上。他曾游历，了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土耳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索马里，并越过印度洋，到达锡兰岛。他还曾打算到新加坡、香港、上海、长崎等地游览，后来由于个人健康状况等原因而未能成行。和一般旅行爱好者不同的是，布宁周游世界的主要目的似乎不是领略异国风光，而在于寻访古代文明的遗迹，探究业已消逝的古代文明的源头。他对于古代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古希腊罗马文明以及早期基督教文化，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和他对旅游的爱好可以说构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早在1910年，布宁就曾表明自己对于东方文化的热爱。他说：“我对印度就是感兴趣，它是人类宗教的摇篮。”除了基督教文化之外，布宁对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也都有所了解，钻研过这些东方宗教的教义。他看待东方宗教，正如看待哲学以及一切信仰学说一样，往往都将其视为产生于特定历史经验中的道德遗训。他显然是希望在这些古代的思想体系中，找到对于“当前”生活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一般并非某些具体的实际问题，而常常是关于爱与死、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幸福的秘密、关于命运等抽象的、永恒的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在布宁笔下，我们便看到了一系列同他的漫游经历有关、从宗教和道德角度来探讨生活本质、体现出他的人道理想和按“上帝的永恒法则”去生活的主张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就有哲理抒情诗《摩西五经》(1914)、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1914）和《同胞》(1916)，还有我们将要着重探讨的《阿强之梦》(1916)。

短篇小说《阿强之梦》可以说是布宁以“中国视角”创作的一部叩问命运的作品。小说中的“阿强”是来自中国的一只小狗的名字。整部作品即从处于梦境与现实的交叉融合中的阿强的角度，描述了它先后跟随三个不同主人的印象、见闻和感受，在对于这些人物的不同生存状况、活动方式、人生追求和命运遭际的详略不一的呈露中，传达出作家对于爱与死、对于个人幸福、对于生活意志与生活法则之关系的思索。作品的这一独特的叙述视角，令人想起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我是猫》。当然，《阿强之梦》的所谓“中国视角”，并不仅仅是指全篇作品均以阿强的角度展开叙述。比这一叙述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布宁是以他所理解的中国佛教和道教观念来审视人生、叩问命运的。

阿强的第一个主人是一个贫穷的中国老汉。一条从俄罗斯敖德萨市开来的远洋轮船停泊在中国的内河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眼角上粘着眼屎的中国老汉，爬上轮船的甲板，蹲下身子，向每个走过去的人叫卖他带上来的一小筐臭烘烘的鱼。这是中国的一条大河，天气挺冷，满天阴霾。在浑浊的河水上，晃荡着一只用芦苇作帆的小船，船上蹲着一只小狗……它正竖起耳朵，用那对乌油油的眼睛端详着轮船钢铁的船体。”这时，踱到舰桥上去的俄国船长提高嗓门，俯身建议中国老汉卖掉他的小狗。于是小狗便从“又惧又喜”的中国老汉手中转到俄国船长那里。这条小狗就是阿强，它当天就跟着新主人返航俄罗斯。

在和俄国船长相遇以前，阿强跟随那位中国老汉度过了怎样的岁月，都有过什么样的见闻和印象；在卖掉阿强之后，老汉又是如何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的——这一切读者都无从知晓。人们仅仅能够从作品中关于当时中国的天气的直接或间接的描写中，感受到阿强对于自己在老汉身边的日子，并没有多少眷念。譬如：“中国已到了秋季，天气变坏了”；“天气挺冷，满天阴霾”；“这儿的气候比起阿强当年同船长相遇的国度中国来说，还要坏得多”；显然，20世纪初的中国，满目疮痍，这位中国老汉不可能比他的大多数同胞生活得更好；可以想见，他的心情一定也像“满天阴霾”的天气那样，十分压抑。作品以简洁的笔触勾画出这一中国人形象及其所处的环境，着墨不多，却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显示出高度的艺术概括性。然而，如果联系作品结尾处的内容来看，中国老汉这一形象在上述表层意义之外，也许还有更深刻的内涵。

阿强跟随俄国船长之后的经历，构成整部作品的主要篇幅。它目睹了这位年轻的船长在六年的时间内所经受的命运的升降沉浮。当初的船长似乎是精力、财富和幸福的象征。他“脸上刮得干干净净，散发出一股花露水香喷喷的气味，两撇德国式的淡褐色胡髭神气地翘起着，一双锐利的眼睛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笔挺而又洁白”。船长告诉阿强，他在敖德萨市的伊丽莎白街有一幢住宅，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无与伦比的女儿。阿强不知道主人的轮船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少，只看见船上的餐厅“在一片朦胧的光线中，柔和地闪耀着某种金色和紫罗兰色融合而成的光芒，某种肉眼刚刚能捕捉到的欢快得非同凡响的光芒”。这个时候，也许船长不仅觉得这艘飞驶的轮船听从他的意志，而且整个世界都在他的主宰之下。不过，阿强注意到，船长脸上有时也流露出沉思和悒郁的神色，而且还对它讲过一些它所听不懂的话。数年之后，果然是一连串的厄运向船长袭来。先是由于他饮酒渎职，他的轮船撞上了暗礁。后来，一个冬日的正午，在敖德萨市伊丽莎白街上，船长竟然向他那“漂亮而又忧郁的妻子”开了枪。失去了财产、事业和家庭之后，船长只得领着阿强住进敖德萨陋巷内一幢五层楼房的顶楼里。这儿“又大又冷，天花板很低，光线十分昏暗”，船长只能睡在一张破旧的铁床上，而阿强则蜷缩在壁炉后面的屋犄角里。船长从此一跟不振，潦倒不堪，整天泡在臭气熏天的啤酒馆里，以酗酒度日，在旧日的朋友们面前不停地抱怨生活的虚空，最后终于在一个冬天的清晨悄悄死去。

对于这位船长的一生，对于他的全部追求和整个命运，作品是以中国佛教和道教教义来进行审视的。这一审视角度显示于船长和阿强的谈话中。还是在船长处于其鼎盛期、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到极点的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觉得自己也许是“过于贪求幸福了”。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走的路是黑暗的、凶险的，还是已完完全全走上了一条反道。在此种心境下，船长同阿强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们国家的菩萨总不会比你我蠢吧？你听着，他们就说要大慈大悲，爱护众生——从阳光、波涛、空气，直至妇婴和白洋槐树的香味，都属爱护之列！或者，你是否知道中国人所创建的道教？不过老弟，我自己对道教也不甚了了，其实谁对道教都不甚了了，如此深奥玄妙的教义，谁又能懂得多少呢？太元圣母，万象都由她所化生，也均由她所吞噬。她一边吞噬，一边重又化生万象。换句话说，万物均各有其道，此道是任何他物都不能加以违逆的。可我们呢，却时时刻刻加以违逆，我们时时刻刻都想扭转，比方说吧，我们所爱的女人的心，而且不仅女人，还想把整个乾坤都按我们的心意扭转过来。阿强，生活在世界上是可怕的。

船长的这番话似乎表明，他在思考自己的整个生活。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作为一个远洋运输船的船长，他来往于敖德萨市和中国的港口城市之间，把俄罗斯的产品销往中国，运回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特产。他踌躇满志，生活舒适豪华，充满幸福感，可是他内心深处却往往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空虚、担心乃至恐惧，似乎缺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对中国佛教和道教粗知一二的船长经过思索，感到自己最缺乏的东西，也许就是佛家所提倡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他同时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都有其发展演化的规律性，也即所谓“道”。自己对于个人幸福的“贪求”，是否是对“道”的违逆，是否是在企图扭转那本不可扭转的规律？在这里，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成了船长思考个人生活方式的基本参照。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布宁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依稀可见他的生活理想与道德理想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某种关联。

在小说《阿强之梦》中我们看到，船长在和阿强说以上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已开始经受一种痛苦的折磨，即他不知道他那位“生得匀称、苗条、美丽、忧郁”的妻子是否已另有所爱。当他第一次感觉到她已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而且她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愚弄他的时候，他就像一下子掉进了无底深渊。他终于懂得，她是属于那种“始终忧郁地渴求饮尽爱河”的女人之列的，对于这类女人，谁也不能猜透她们的心思，她们各人都有各自的心计。于是，绝望中的船长又向阿强问道：“阿强，她们遵循不遵循道教那种玄妙的教义呢？而道教的教义，连那些在这黑油油的，好似燃烧着的铠甲一般的浪涛中自由自在地漂来浮去的海上生物也都遵循的呀！”

船长再一次以道教为标尺，来谴责他那背叛的妻子。但是，船长本人似乎也同样没有遵循道教的教义。他明知“万物均各有其道”，不能加以违逆，却还是试图强行扭转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心”，因此才有开枪射击妻子的一幕。或许，作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通过船长因铤而走险所导致的悲剧性结局，又一次确证了“万物均各有其道”；而他的“发达、自豪、幸福——怀疑、担心、恐惧——撞礁、破产、报复——潦倒、酗酒、死亡”的全部生活历程，则说明了“世事一切皆为虚空”的道理？！这其实是作家布宁从道家学说出发对人生意义和人之命运的一种叩问。

船长死后，他的老朋友、一位画家成了阿强的第三位主人。他对阿强有着一种深沉的爱怜之情，以致阿强感到世界上除了拥有财富、豪华和荣耀，除了卑劣、虚伪和凶险这两种现实之外，必定还有它所不知道的第三种现实。在画家那“飘荡着香喷喷的雪茄烟味”，弥漫着朦胧的光线的画室中，阿强隐约感觉到，这第三种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只有它的第四个主人才知道。“回到”这位主人身边，看来是阿强的必然归宿。

作者强调这第四个主人是阿强的“最终的主人”，也是“大写的主人”，但是并没有说清楚这位主人究竟是谁：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呢，还是那位似乎已经被阿强遗忘了的中国老汉，也即它的第一个主人？从作品中关于这位主人所生活的世界“死神是无法企及的”这一说法中，好像可以确认这个“大写的主人”指的就是上帝；而小说中关于阿强不消多久就要“回到”它那“最终的主人”身边的说法，又让人感到似乎还是要回到中国老汉那里。也许，布宁在这里是有意模糊了“最终的主人”、“大写的主人”的具体所指，也就是模糊了“中国老汉”和上帝之间的界限，从而表现了自己对于中国人的命运和生活方式、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理解，并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索，无穷的联想空间。

布宁创作《阿强之梦》这篇小说的时候，俄罗斯正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他深知俄罗斯存在着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也意识到巨大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但是他追随列夫·托尔斯泰，坚持认为社会变革不应当采取暴力的形式。在他看来，“俄国贵族的生活风尚与内心世界同庄稼汉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贵族阶层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裕而已”，“双方的灵魂都是俄罗斯的”，都有俄罗斯民族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造成种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因此，克服为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各种缺陷，每个人都按照“人类生存的、上帝的永恒法则”去生活，便是布宁心目中解决种种社会矛盾、克服种种社会危机的唯一途径。当他对中国的佛教、道教有所了解之后，他认为菩萨所提倡的“大慈大悲，爱护众生”、道家所说的“万物均各有其道”，不可违逆，其实和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一致的。于是，布宁便在《阿强之梦》这部作品中，经由新颖奇特的叙事方式，以佛道思想审视那些不爱众生、“贪求幸福”、违逆道统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揭示其悲剧命运的内在根源，从而参与了同时代人对于个人和民族命运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