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高尔基笔下的“东方”与中国

承续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传统，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们同样给予中国与中国文化以高度的关注。在高尔基、布宁、爱伦堡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对自己的近邻怀抱着友善的情感，往往带着好奇与尊重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注视着中国的现状和她的发展，思考着她的命运。在他们的凝望与追寻中，不难发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这些杰出代表人物对于中国和东方世界的真切的人文关怀。

这里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对于高尔基来说，中国首先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国度。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曾孕育了，并且还在孕育着灿烂的文化，她始终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再者，由于中俄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命运又都有着某些相似性，这就使得高尔基对中国有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基于自己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看法，高尔基心目中的中国又是东方文化的理所当然的代表。当他思考处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及其未来的道路时，他就不能不想到中国。这一切决定了高尔基曾经对中国予以特别的关注。

早在不幸而有趣的童年时代，高尔基就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神圣的国家——中国。不过，他最初关于中国的概念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获得的。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高尔基从家里拿了一个卢布，用它买了一本《使徒传》和两本安徒生童话集。第二天，他把这些书带到学校，中午休息的时候，便和同学们一起读安徒生的童话。后来在自传体小说《童年》中，作家描述了当年的情景：“我们开始读一个美妙的童话《夜莺》，这个童话立刻抓住所有人的心。‘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本人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一句话，由于它的单纯、含着快乐地微笑着的音乐，还由于它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使我感到愉快的惊奇。”

为了这一卢布，母亲把高尔基打了一顿，“把安徒生的书没收了去，永远藏在不知什么地方，这比挨打更令人悲伤”。但是，高尔基毕竟从此知道了中国这一神奇国家的存在。当然，由于安徒生的这篇童话事实上没有提供关于中国的任何真实描绘，所以高尔基不可能从中认识中国。这种认识可以说是从阅读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的旅行记《战舰巴拉达号》开始的。这本书是冈察洛夫1852～1854年间随俄国海军中将普佳京作环球旅行之观感的记录，其中生动地描述了欧亚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包括1853年造访我国香港和上海的情形。高尔基读这本书是在他被迫辍学、走进“人间”之后。那是他大量读书的一个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司各特、狄更斯、福楼拜等西欧作家的作品，他都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阅读的。冈察洛夫的旅行记以其对于“异域风情”的真实再现吸引了高尔基，使他对中国这一东方大国有了初始的认识。

从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中我们得知，他曾在下诺夫戈罗德城的一家圣像作坊当学徒。晚间，他有时候给大家读书，有时候则把书中的故事“表演”出来让大家欣赏。他所表演的“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曾经给圣像作坊的工人带来少有的欢乐。这个故事出自俄国作家拉·左托夫写的一部长篇幻想小说《秦友东，又名阴魂做的三件善事》。高尔基在他的小说中这样记述了自己的表演：

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巴什卡扮这个想做善事的可怜的鬼，其他一切角色都由我担任。我一会儿扮男，一会儿扮女，又扮各种物体，扮善鬼，甚至还扮过石头，让中国鬼每次因做不成善事而伤心的时候好坐在上面休息。

高尔基能够根据拉·左托夫的幻想小说的情节进行表演，说明他不仅读过这部作品，而且喜爱它，对它的内容有较深入的了解。他扮演与中国有关的这部小说中的形象的过程，无疑也是深化对于中国的认识的过程。中国人善良的天性，经由“秦友东”这一奇特的艺术形象，给高尔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曾反复提到中国人的善良品性（详见下文）。

留在少年时代高尔基印象中的，还有下诺夫戈罗德城市场中心救主大教堂两旁的“中国商场”。这儿经营茶叶、糖、纸张等与中国多少有些关系的商品。商场的名称大概来源于它的建筑式样。它那复杂的、奇形怪状的屋顶，屋顶的角落上作为装饰而设置的盘膝而坐的中国人石膏像，都引起了高尔基的强烈好奇心。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好奇心，少年时代的高尔基有一次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向那些人像扔石子，结果砸坏了一些人像的脑袋和胳膊。写作《在人间》的时候，提起这件事，高尔基心中已充满着惭愧与自责。

随着时光的流逝，有关中国的印象在高尔基的头脑和心灵中不断积累着、丰富着。到20世纪初，高尔基已经成为一名享誉欧洲文坛的大作家。这个时期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引起了高尔基对中国的更为密切的关注。1900年7月，高尔基曾接连两次致信契诃夫，邀请后者一起去中国，甚至打算向某家报纸自荐担任驻中国的通讯记者。在其中的一封信中，高尔基给契诃夫写道：

去中国的念头在折磨着我。非常想到中国去！我很久没有像这样强烈地想望一件事了。您不是也想结伴去远方旅行吗？真要去吗？那就太好了！

在连续收到高尔基的两封信不久，契诃夫便应前者关于“去中国一事，务请回复”之嘱，回信说明了不能马上到中国去的原因。当时，契诃夫本人希望能坐下来，集中精力写一点东西，同时也十分关心高尔基正在进行的剧本创作。由于契诃夫在回信中所表示的态度，还由于其他种种原因，高尔基访问中国的计划后来一直未能实现。然而，高尔基并未停止对于中国的关注。

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的义和团爱国运动曾成为高尔基向往中国的一个契机，那么，辛亥革命的胜利则再度引起这位俄罗斯作家对于中国的热情。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高尔基是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听到的。他对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十分钦佩。早在1897年，他就在《俄国财富》杂志上读过孙中山先生写的《伦敦蒙难记》一文的俄文译文。1912年，高尔基又得知孙中山在法文刊物《社会主义运动》第7～8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与社会问题》一文。此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已就任临时大总统。于是，高尔基便从卡普里岛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还请他为《现代人》杂志撰文。高尔基当时正担任该刊《国外生活纪事》专栏的主持人。他在信中把孙中山先生比作古希腊神话中那位清除了“奥吉亚斯牛圈”、完成了十二件大功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对收信人表示“深深的尊敬”。高尔基坚信，中俄两国人民“在精神上是弟兄，在志向上是同志”。他恳请孙中山先生写文章谈谈中国人民对于欧洲资本的掠夺野心一般抱什么样的态度，目的是要让俄国人民能够“从正直的中国人的叙述中”来真正认识“中国的复兴”。后来孙中山先生是否给高尔基写了回信，是否应高尔基之约撰写了《现代人》杂志所需要的文章，现今都已无从考察。也许是由于繁忙的国务活动，这两件事情孙中山先生都未能顾得上，但是高尔基对于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关切之情，孙中山先生一定是感受到了。

由于中俄两国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国情的相似，高尔基这样一位对本民族命运忧心关切的作家，也就十分自然地关心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问题。当高尔基了解到孙中山发表在《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之后，他随即就写了一篇谈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文章，发表在《现代人》杂志1912年第10期上。文中引用了孙中山文章的全文。高尔基认为，“孙逸仙的意见，说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正是70年代的俄国和40年代的德国所宣传过的那些民粹主义观点的重复”。也就是说，在高尔基看来，中国不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孙中山先生的意见将被现实证明是不正确的。对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与评价是历史学家们的事，我们所注意的仅仅是：这一事实本身雄辩地说明，高尔基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俄罗斯作家。

1913年5月，依然是在意大利卡普里岛，高尔基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夫子的社会计划”。他曾写信给西伯利亚的学者、作家瓦·伊·阿努钦，希望能从后者那里知道：“按照孔夫子的意见，将如何组织‘世界大同的国家’？他所想像的‘全世界会议’是怎样的情形？还有，在中国何时曾实行过土地和工业国有化的企图？”这封信写于高尔基由意大利回俄罗斯（1913年底）之前不久。回国以后，高尔基没有再继续追寻这个问题。在卡普里岛他之所以一度希望搞清楚孔子的社会理想及与此无关的一些问题，显然同他当时对俄罗斯命运的沉思、对俄罗斯未来的探测密切相关。

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灾难深重的年代。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计划开始实施的两大重要步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引起了包括高尔基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愤慨。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代表反帝大同盟向各国进步人士和知识界代表人物发出呼吁书，请求他们声援中国人民时，高尔基随即给苏联《消息报》写信，表示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呼吁”，发出了“不许干涉中国”的严正呼喊。1931年2月7日，中国“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和冯铿等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义愤填膺，迅速发表联名抗议书，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白色恐怖。高尔基在这份抗议书上第一个签名，表示对中国作家的生存现状与命运的密切关注和同情。1934年9月初，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刚刚结束，高尔基在报纸上看到有关中国红军突破包围、胜利进军的消息，他又特意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祝词，在前往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的中国作家举行的晚会上宣读。在祝词中，高尔基对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美之情；同时，他还迫切希望并大力呼吁中苏两国作家一起努力，争取能够彼此通晓对方的语言，“避免相对哑口无言”的状况，以便更顺利地展开交流，更好地发挥文学的作用。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高尔基对中国的真诚关切，于上述言论中可见一斑。

高尔基是一位毕生追求真理和世界文化进步的伟大作家。对俄罗斯本民族历史的熟知，对人类文化成果的了解，使他清楚地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说，他是欧洲先进思想文化的崇拜者。他在谈及普希金与果戈理的关系时所说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俄国比别的国家更多生活在宗教及神学教育的重压之下。这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当欧洲式的人物普希金——个熟知本国的过去、但并未受其毒害的人，指导着果戈理的意志和想像的时候，果戈理才是健康的、积极的。”高尔基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弊端，对于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现代文化的优越性是有深刻洞察的。他曾在《两种灵魂》(1915)一文里较集中地阐明了自己这方面的见解。高尔基指出：东方是悲观主义的永恒怀抱，因而也就是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所作为和无个性的永恒怀抱；西方及其文化则体现出“生命的赋予”、乐观主义、积极精神以及对劳动和个性的崇拜。“欧洲人是自己的思想的领袖和主人，东方人则是其幻想的奴隶和仆役。”基于上述理解，高尔基认为中国先秦思想家老子的“无为”哲学是东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人老子教导说：

“我唯一所害怕的就是为。众人都应当无为。无为比天地间所存在的一切都更有益。当众人都无为时，大地上就会出现完全的安宁。”（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夫天下神器，不可为也。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正是这种因绝望而产生的独特的东方思想，是亚洲国家的政治停滞和社会停滞的基本原因之一。

高尔基是在对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两种思维习惯、两种灵魂”的过程中，把老子的思想作为“衰弱的东方智慧”的生动体现之一而加以引述的。我们不难看出高尔基对于和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东方思想的激烈批判态度，尽管他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与表述不一定十分准确。与其说这种激烈的批判和他对苦难中的东方人民的深切同情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矛盾，毋宁说这正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在面对东方世界时所必然采取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高尔基的作品中看到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形象。

首先是我国清朝的“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2）的形象。

1896年，掌管当时清朝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李鸿章，曾以中国使团团长的身份去俄罗斯，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缔结中俄条约，并参观全俄工业与艺术博览会（博览会上设有中国馆）。这次博览会是在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戈罗德市举办的。博览会开幕期间，高尔基曾为《尼日戈罗德报》、《敖德萨新闻》撰稿，报道博览会的情况。在他写的新闻稿中，就有关于中国馆的介绍和李鸿章参观博览会的报道。30年之后，高尔基在创作他的最后一部艺术作品、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一卷时，又利用自己当年在博览会期间的所见所闻，艺术地再现了那次博览会的纷繁景象。该卷最后一章的最末一节，就是专门描写李鸿章在全俄工业与艺术博览会上的活动情景的。请看高尔基为李鸿章所画的一幅肖像：

此人中等身材，穿着肥大的长袍马褂，颜色如同晚秋时节霜打过的树叶，难以捉摸。他的衣服轻盈如影，裹着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躯。这位老人的面孔呈两种色调：在暗黄色的脸皮上明显地点缀着许多好似古锈般的棕色雀斑；灰白的小胡子把那张冷冰冰的脸面拉长了。他的胡须寥寥可数，嘴角上也长着些像小刷子似的灰毛，向下扎煞着；下嘴唇的颜色也如铁锈一般，令人厌恶地耷拉着，下唇上面是一排参差不齐的黄牙；一双眸子斜向两边额角，两只尖尖的活像野兽般的耳朵紧紧贴在头盖骨上。他头戴一顶饰有串珠和红缨的朝帽，看上去跟某个神秘教会的祭司一模一样。……两只眼睛就跟美术大师画的一幅栩栩如生的古代人像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牢牢地盯着你。

在高尔基笔下我们看到：李鸿章这位显要人物迈着轻盈的步子，在博览会上从这个展馆走到那个展馆。他那冷若冰霜的面孔毫无表情。人们都敬畏地向他行礼，闪到一旁给他让路，可是他根本就不理睬众人。他一边走，一边浏览商品，当他在某些展品前面停留时，便将藏在大袖子里的双手搁在肚子上，暗示他对某一展品有兴趣。这时，跟在他身后的中国翻译官就会及时向俄方人员了解情况，并迅速把打听来的内容翻译给他听。高尔基写道：这个中国翻译官“躬腰俯首，不敢抬头看李鸿章的脸”。

高尔基的作品中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细节。

镜头之一：一位俄国将军想把皇家陈列馆指给李鸿章看，不小心走到了他的前面。于是，“李鸿章忽然停住脚步。中国翻译官这下可慌了手脚，急得团团转，又是赔笑，又是鞠躬，俯首低语，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镜头之二：在阿尔泰展览厅，李鸿章在各色宝石陈列台前停住，翻译官马上要求打开玻璃柜。当玻璃盖被掀开后，这位显要人物就从袖子里伸出留着长指甲的手，从玻璃柜里拿起一枚巨大的绿宝石——这个展厅中最珍奇的展品。“李鸿章把绿宝石举到眼皮底下，来回瞧着，微微点了点头，便把那只拿着绿宝石的手藏到衣袖里去。‘这宝石他要了！’翻译官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地解释李鸿章的这一举动。”

读过高尔基小说中关于李鸿章形象的描写，我们不能不钦佩这位俄罗斯杰出作家的惊人观察力和卓越的描写才能。中国广大读者对李鸿章这个人物多少都是有些了解的，但是恐怕较少有人能够像高尔基这样抓住他的本质特点。经由高尔基出色的艺术描画，李鸿章这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的外貌、个性和心理特征，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中国读者面前。当然，高尔基所提供给我们的艺术形象，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而是中国晚期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此人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却以其“古代魔术师般的”装饰维持着虚假的尊严，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仍然是威风凛凛，颐指气使，大有“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自我感觉。这一切，正是病入膏肓的晚清封建统治者色厉内荏的特点和气数已尽的处境的生动艺术写照。李鸿章在阿尔泰展览厅众目睽睽之下拿走绿宝石的特写镜头，活画出那些利欲熏心、专横霸道、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的腐败官僚们的丑态。高尔基不愧是艺术大师，他在描写李鸿章的活动时，始终没有冷落这一显赫人物身边的随员——“翻译官”。这一形象既是一种陪衬，又具有独立的意义。由于这个“翻译官”的存在，李鸿章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人际关系中随处可见的等级森严现象，在他的神态、言语和动作中有着鲜明的呈露；他自身则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奴才形象而出现的；他的行为价值，更说明在具有“官本位”传统的中国，知识和知识者的作用仅仅是为统治者效劳。19世纪晚期中国官场面貌和中国官员的风采，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长期生活于封建制度重压下的中国人的某些精神心理特点，都经由高尔基对1896年下诺夫戈罗德全俄工业与艺术博览会上的若干场面的形象描摹而获得了艺术的展示。

和李鸿章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高尔基笔下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在他的《夏天》、《抱怨》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农民的描写。

中篇小说《夏天》(1909）是高尔基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完成的一部作品。作家以清醒的目光观照这一历史时期的俄国农村现实，提供了关于当时俄罗斯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真实艺术写照。在这一基本主题之外，小说还通过一个参加过日俄战争、到过中国的退伍兵格涅多伊（绰号“中国人”）之口，表现了俄罗斯农民反对战争的鲜明态度和对中国农民的理解与同情。战争开始时，格涅多伊同许多普通的俄国农民一样，在“为了祖国”之类口号的欺骗下，进入了中国的国土。他对于这块陌生土地的第一感觉是：俄国人应该是到这儿来开动脑筋的，而不是应该来这儿打仗的。因为在格涅多伊看来，俄国农民可以向中国农民学到很多东西。他曾遇见一位中国农民兄弟，并与之交谈。这次交谈使他对于战争的反人道本质、对于中国农民的善良、勤劳、爱好和平的天性有了更为直接的感受和认识。回国以后，格涅多伊是这样和乡亲们谈起自己的经历和印象的：

我问那个中国人：“老乡，你是干什么的呀？”那中国人这样回答：“就是干这个，种地嘛！”那是个对咱挺温和、挺尊敬、又挺健壮的中国人，他丝毫不愿意打仗，就愿意和和平平地过日子，什么是非也不沾惹。可是，咱们的军队却到那儿去毁坏他的田园，烧他的房子，砍伐他的树林，打伤他的身体。哎哟！我的天啊！真可怜，真叫人痛心流泪呀！要是那个中国人愿意打仗，他一定会给俺们一顿好打的！他虽是个健壮汉子，但心挺慈悲善良。看见他眼前这情景，他会想：“这些混账王八蛋！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他有屁股大的一小块田地，从那块田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好像从母牛身上流出来的奶汁一样丰美。要是咱们好好儿地请教请教这个中国人，他会教给咱们干许多好事！他是他那块田地的亲人，他深知田地需要什么。他真像收拾他的床铺一样仔细地收拾田地，嘿呀呀！

在这里，高尔基经由他笔下的俄罗斯农民格涅多伊这一艺术形象，间接地描写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形象，传达出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的由衷赞美之情，并从这一特殊角度对那场既损害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又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日俄战争作出了严正谴责。“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我的仇敌呢？为什么呢？”格涅多伊的这句问话，其实是高尔基代表广大爱好和平的普通俄罗斯人向沙皇专制政权发出的有力反诘。

与《夏天》中的格涅多伊形象彼此补充、互为印证的，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抱怨》(1911)中的什韦措夫的形象。这是一个诺夫戈罗德的农民，一个不愿打仗而被强行推到前线的俄国士兵。和他一起到了中国东北的其他俄国士兵，都同样不愿打仗，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有一次，俄军抓到一个“中国密探”。此人其实是一位老实的农民，“挺魁梧的一个小伙子”，高尔基笔下的又一中国农民形象。什韦措夫等人在押送他的路上，和他谈起庄稼与土地。这位中国农民对什韦措夫他们说：“你们把我们的土地全给糟蹋了，全给毁了。”什韦措夫向他解释道：“兄弟，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上面下的命令，命令叫我们来，我们就来了。我们也是种地的庄稼人。我们明白。”可是就在当天傍晚，俄军军官却下令枪杀这个“密探”，什韦措夫也是执行者之一。于是，这个中国农民就在落日的余晖中倒在自己的土地上。深受良心谴责的什韦措夫夜里无法入睡，独自站在一棵树下无声地祈祷，“就像一头驾扼的公牛，低垂着头，用手指头戳着自己的脑门儿、肩膀和胸脯”。下令开枪的军官看见什韦措夫时，他以自己“迟钝、顺从、牛一样的目光”表达了愤怒的谴责。高尔基通过什韦措夫和一位惨遭杀害的中国农民形象，在此又一次揭示出日俄战争的反人道性质，显示出对于无辜受到戕害的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

不难看出，在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的心目中，“东方”和中国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被看待的。在文化形态、文化发展史的层面上，“西方”是与现代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的思想文化相联系的，它具有很多积极的、进步的因素；而“东方”则与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偏低的科学技术水平、保守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带有一系列消极的、停滞的特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高尔基在他的大量作品和论著中，对“东方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面）作出了痛切的批判。在国家和民族的关系、20世纪人类生活现实的层面上，“西方”又往往是和干涉、入侵、颠覆、霸权、掠夺等行为相联系的；“东方”和中国则成为所有这些反人道行径的受害者。从这一层面上看，高尔基的笔端又倾注了对作为被欺凌、被损害者的“东方”和中国的真挚同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位曾两度邀请契诃夫一起来中国、却终于未能成行的俄罗斯作家，都显示出对于中国的深切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