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历史：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坛论争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文化的杰出代表，20世纪中国文坛曾受到他的巨大影响。在风风雨雨的一个世纪的岁月中，许多中国学者对托尔斯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展开过广泛的研究，并围绕着他的思想和作品进行过尖锐的争论。透过这些现象，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碰撞清晰可见。

托尔斯泰介绍到中国较早。据苏联学者希夫曼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中国人在19世纪末已对托尔斯泰不感陌生。目前能见到的中国正式介绍托尔斯泰的文字材料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上海广学会校刊的《俄国政俗通考》(1900）一书中对这位作家作了如下描述：“俄国爵位刘（名）都斯笃依（姓），……幼年在加森（即喀山）大学肄业。1851年考取出学，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颂之，纸为之贵。”这些文字译自英文。

出自中国人手笔的评价托尔斯泰的文字始于1902年。此年2月，梁启超在文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新民丛报》第1号）中以政治眼光审视托尔斯泰，并对其大加推崇。该文认为：托尔斯泰“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借东欧诸贤之说者焉。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文中所用的“托尔斯泰”的译名后通用中国。

梁启超在1905年俄国大革命爆发时，曾写有《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中再次提及托尔斯泰。此时的梁启超的思想已转向保皇，因此他也站在了俄国保皇党一边，称“吾侪日祷于帝，以祈彼玉成”，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此次革命中“最力之一派，即所谓社会主义者之流”，他们“以废土地私有权为第一目的”，“虽以托尔斯泰之老成持重，犹主张此义。其势力之大，可概见矣。目使俄国忽专制而共和也，则取今政府而代之者，必在极端社会主义之人”。

1904年，福州的《福建日日新闻》上刊载了一篇长六千余字、名为《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的文章，作者为寒泉子。文中有关于托尔斯泰生平的简略介绍，如在谈到他的高加索生活时，作者写道：“辞大学从军，赴高加索地方。边塞天然之风景，生活之质朴，均有所感于心，而著诸小说。后有种种名作，士女争诵。”不过，文章着重评价的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并在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比较中，从六个方面阐发其内在精神。文中写道：“托尔斯泰以爱为其精神，以世界人类永久之平和为其目的，以救世为其天职，以平等为平和之殿堂，以财产共通为进于平和之阶梯，故其对于社会理想之淳古粗朴，岂与初期基督教徒相似而已，抑亦夺许之席而入庄周之室矣。”

文章评价的立足点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这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晚清中国学界对托尔斯泰的认识。文章能注意在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比较中颇有见地地阐发托尔斯泰思想的内在精神，应该说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在他晚年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他的创作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研究他的宗教思想是“托学”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遗憾的是，这篇可以称之为中国“托学”开篇作的文章所涉及的领域，后来少有人涉足，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

与这些早期的介绍性文字相似，中国最早译出的托尔斯泰作品也与作家的思想倾向有关。1906年，列夫·托尔斯泰宗教题材民间故事六篇，由叶道胜（德）和麦梅生合译成中文（据贝恩的英译本转译），载上海《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次年结集，并新增六篇，名为《托氏宗教小说》，由香港礼贤会出版。此书出版时有王炳堃写的序言，序者认为“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近日新学家，所以有改良小说之议也。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故西学之士，译泰西小说，不啻汗牛充栋。然所译者多英美小说，鲜译俄文”；其实俄国“亦有杰出之士，如托氏其人者”；读所序之书“觉襟怀顿拓，逸趣横生，诚引人入胜之书。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此序与当时维新派人士借译书以“引渡新风”的指向是一致的。

1907年，王国维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上发表《脱尔斯泰传》，全文十三章，近两万字，文字明晰到位，在中国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托氏。文中涉及其文学活动的部分有五千字，对《战争与和平》等三部巨著评价甚高。1908年，鲁迅以迅行的笔名在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发表了《破恶声论》一文，文中也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和思想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鲁迅既称赞了托尔斯泰著作系“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又指出其不抗恶的思想中包含有不切合实际的成分：“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

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时期，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开始大量进入中国，陆续译出了《心狱》（即《复活》）和《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等重要作品，译介数量居外国名家之首。这些作品的出现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评论称：托氏作品“读之令人泪下而不能自知”。

1910年底，托尔斯泰去世。当年，《神州日报》和《东方杂志》即作报道，称其为“学界伟人”，“世人崇仰”。次年，中国学界又有人写出万字长文《俄大文豪托尔斯泰小传》以追悼，称托尔斯泰对真理的探求令“世间思想界，多为所惊动，乃卢骚以来之一人也。今忽焉而逝，此足为世界人类痛惜者也”。文章分“修学时代”、“怀疑时代”、“文豪时代”三部分展开叙述，文中某些史实不甚确切。此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些刊物上均出现了评价托尔斯泰的文章。

中国早期对托尔斯泰的介绍偏重于思想的一面。人们赞扬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同时，似乎更重视的是思想家托尔斯泰的价值。

“五四”时期，中国学界在托尔斯泰时开始涉及作家的人生观、艺术观、哲学观、教育观、妇女观和具体作品等诸多方面，不过比较受关注的还是作家的思想倾向，研究水准有所提高。

这首先体现在一些综述性的文字，如文学史或文学思潮史这一类的著述中。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田汉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1924)、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1927）等著述中均有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述。这些著述对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创作一般均点到为止，不作大段的铺陈，叙述要言不繁。当然，作者对托尔斯泰认识上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如同样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郑本称“乃是一个朴讷的农人白拉顿（即普拉东）”，而毫不提及彼埃尔、安德列、娜达莎这些人及其命运。而瞿本写的是“最可注意的便是这小说里的‘幻想的哲学家’彼埃尔”。显然，郑本编译成分较多些，有些重要的作品作者本人尚未接触，故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而瞿秋白本人通晓俄语，因此论述的准确性就比较强。

关于托尔斯泰的文字更多的是刊物上发表的专题性文章。值得一提的有：沈雁冰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文学家的托尔斯泰》和《托尔思泰的文学》、天贶的《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德》、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陈复光的《托尔斯泰之人生观》、耿济之的《托尔斯泰的哲学》和《译〈黑暗之势力〉以后》、瞿秋白的《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杨铨的《托尔斯泰与科学》、松山的《托尔斯泰与鲍尔希维主义》、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薇生的《托尔斯泰的家庭观及妇女观》、佛航的《托尔斯泰的〈复活〉》、顾仲起的《托尔斯泰〈活尸〉漫谈》、刘大杰的《托尔斯泰的教育观》、甘蛰仙的《中国之托尔斯泰》、鲁迅的《〈奔流〉编校后记（七）》和顾均正的《托尔斯泰童话论》等。

上述文章尽管角度不同，但对托尔斯泰评价都比较高。耿济之在《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关于托尔斯泰的一段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托尔斯泰富有伟大之天才，至高之独创性，不为旧说惯例所拘，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中，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他是俄国的国魂，他是俄国人民的代表，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一些专论性的文章谈得也比较深入。如张闻天的文章对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作了全面的介绍；瞿秋白的文章从妇女的职业、贞操和婚姻三个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托尔斯泰的妇女观，认为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基于他的哲学观和宗教观。

沈雁冰（茅盾）的几篇文章发表时间较早，涉及面也较广，尤其是《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托尔斯泰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作者认为：俄国文学在最近几十年里“文豪踵起，高俄国文学之位置，转世界文艺之视听。休哉盛矣！而此惟托尔斯泰发其端”；俄国文学“譬犹群峰竞秀，托尔斯泰为其最高峰也。而其他文豪则环峙而与之相对之群峰也”；“谓近代文人得荷马之真趣者，惟托尔斯泰，其谁曰不然？”同时，作者由托尔斯泰谈及了俄国文学的特点及影响。他认为：俄国文学有与社会人生相联系的“富于同情”的特色：“彼处于全球最专制之政府之下，逼压之烈，有如炉火，平日所见，社会之恶现象，所忍受者，切肤之痛苦。故其发为文字，沉痛恳挚；于人生之究竟，看得极为透彻。其悲天悯人之念，恫矜在抱之心，并世界文学界，殆莫能与之并也。”文章除了在“托尔斯泰主义”等章节中论及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外，还在最后一节“托尔斯泰之势力”中从六个方面，即“社会公平”、“非战争将和平”、“‘体刑’与‘罚金’之批评”、“社会而目之清洁”、“简单生活”和“艺术之意见”，谈到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将对20世纪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作者在文中的这些评价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中国学界的目光过去大部分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而这时已逐渐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的为人生的俄国文学，这一点从上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茅盾在文中将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相联系（称其为“最初之动力”），并对“澎湃动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实由作家介绍而及俄国革命的意图，作者在文章开头的“大纲”中已经言明：“提示本篇之大纲。曰：托尔斯泰及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生平及著作、托尔斯泰左右人心之势力。缘此三纲，依次叙述。读者作俄国文学略史观可也，作托尔斯泰传观可也，作俄国革命原因观亦无不可。”这篇文章虽属一般介绍性的文字，内容尚欠深入，提法也有不尽妥当之处，但是从中仍可以见到，与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相伴随，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在“五四”前夕已经开始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来。

甘蛰仙的《中国之托尔斯泰》一文也很有特色。文章比较长，有三万多字。作者从若干个角度对托尔斯泰与陶渊明作了比较。将托、陶两人联系在一起的，倒是早有人在。曾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的中国人张叔严，在本世纪初拜见托尔斯泰时，见到过托氏“躬自耕作”的情形。后他将陶渊明的田居诗译成俄文送给托尔斯泰，并认为托氏的言行“绝类靖节（即陶渊明）先生，惟托氏之主义更为激烈耳”。不过，对这两位作家进行扎实的比较研究的，还是以甘蛰仙的文章为先。甘文虽属A与B比较的模式，但因作者对托、陶两人，特别是对陶渊明有深刻的了解，又很注意问题的可比性，因此读后也颇能给人以启发。全文分十二节，论述的重点放在陶渊明身上。

文章从地域、性情、品格、嗜好、思想、艺术、境遇等方面对两位作家作了颇有趣味的比较，如关于两人的“艺术观”（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的比较。作者认为，托、陶在这方面有不少相类似的地方。择其要点而言：其一，两人都追求真的艺术，而非难唯美的艺术论者；其二，两人创作中都具平民精神，陶氏作品中尤带农民生活的色彩；其三，两人都认为真艺术的要素在于情感，尤其是作家本人所受感染的情感；其四，两人的创作中都含自传色彩，虽然托氏的表现形式要复杂得多；其五，两人都以极明确的方式在创作中传达“爱”的思想；其六，两人都亲近自然，托氏的“回归自然”与陶氏的“返自然”在精神上相通；其七，两人都力求文学语言的明白晓畅，能为民众所接受。凡此种种，都说明两位作家“其相殊异之点，诚不少”，但“相类似的又岂不多？”作者认为，这些类似之处中最本质的一点是，他们都具有伟大的人格，他们的文学都是人生的文学，并由此感叹道：“若徒然就形迹上看，那位抚弄弦琴的‘中国之托尔斯泰’，原来不必是解音律的人啊！”

作者在这篇论文上用力不小，分析得也很仔细。其所阐述的观点固然不是为后人都能接受的，其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现在看来也不甚新鲜，但作为一篇最早对中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我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开创功绩，虽然它实际达到的水准并不在当今许多类似的文章之下。细细品味这篇文章，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精神。

“五四”以后，中国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出现分歧。有的依然推崇备至，有的则对其严加斥责。而分歧的依据仍然和托尔斯泰的思想有关。

20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版过刘大杰的《托尔斯泰研究》(1928)、郎擎霄的《托尔斯泰生平及其学说》(1929)和汪倜然的《托尔斯泰生活》(1929)等多本专论托尔斯泰的书。这些书各有特色，其基调与以前中国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有的从赞扬走向了崇拜，如郎擎霄的《托尔斯泰生平及其学说》。

郎擎霄的这本著述对托尔斯泰思想的评述颇为详尽。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用不多的篇幅介绍了“托尔斯泰之生平及其事业”，下编则重点介绍“托尔斯泰之学说”，分托尔斯泰之哲学发凡、托尔斯泰之人生哲学、托尔斯泰之政治概观、托尔斯泰之经济哲学、托尔斯泰之教育思想、托尔斯泰之艺术观、托尔斯泰之宗教观、托尔斯泰之妇女问题和托尔斯泰之素食主义等九章。作者在“自序”中这样描述托尔斯泰在中国已广为人知的状况：“国人知托氏颇早，近十年来更为风行，刊其译传者有之，译其专著者有之，译其短篇者有之，其他零星译，或发为论述者，亦所在多有。”而“顾于托氏思想之全部的”介绍更有必要，因为托尔斯泰“诚世界之目标也”。“论其文学上之著述，宗教上之议论，以及对于科学、政治、社会；对于家庭、妇女各思想，皆绝大之贡献，足以蜚声于世界也。然托氏思想虽不无疵弊，实远非常人所能及，而大有研究之价值也。”“托氏处十九世纪之时，生乱新兴之俄国，异姿挺生，发其怀抱，在世八十一载，著述二百许种。凡各种学术，靡所不谈。不但蔚成俄国近代学术之盛，且影响全世界。考其承流之诸，观见论述之博，实近代思想界最重要之一人，而言文化者所不可不注意也。”作者进而表示：“且吾匪独信仰托氏之思想，而尤崇拜其为人，因其思想，足为改进世界之工具也。其为人诚有‘爱人忘我’之真价也。是以其学说足以能拯救于现世，其道德足以为吾人之标准……”出于作者仰慕的心态，书中对托尔斯泰思想评价甚高，而对其中的局限面则缺少应有的分析。

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中国理论界开始引入苏联文论，当时引人中国的那些“科学的文艺论”，内容驳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有大量用“无产阶级文化”的词句来掩饰的庸俗社会学的货色。一部分左翼作家有接受的热情、鼓吹的锐气，但缺少理论的准备和选择的眼力，因此苏联早期文学思想中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主张颇受青睐。这一点在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上也显示了出来。

当时，中国文坛中有人公开指责托尔斯泰，称其为卑劣的说教者（“卑污的说人”）。他们只承认艺术家托尔斯泰，而否定思想家托尔斯泰，如克己在《托尔斯泰论》的译者序言中抨击了国内对托尔斯泰学说的热衷：“在我国，虽然没有什么‘托尔斯泰协会’这一类的存在，可是，托尔斯泰著作的移植，似乎比任何古典文学的介绍还要多，专事研究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在坊间也屡见不鲜。然而这些研究，和各国的托尔斯泰宗徒一样，皆不出于想把托尔斯泰抬入圣庙的企图。”文章在指出盲目崇拜托尔斯泰和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他的学说的不足取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但是作者将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断然割裂却又是一种极为错误的倾向。文章认为：“托尔斯泰的教义，是充满着概念的混乱与矛盾的”，“托尔斯泰之思想的内容，是反动家的蓝本，然而，伟大的天才作家所遗留下的文学上的肯定的财产，却是负历史使命的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作家所应宜继承发展的东西。”

一些思想敏锐的作家对此给予了坚决而及时的批评，并指出中国文坛上出现的托尔斯泰评价上的这种错误倾向是从苏联（或转道日本）贩自中国。如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七）》(1928)中表示：“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重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但“照此推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而艺术’，于此得到苏醒的消息。”巴金则在《〈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译者前言》(1928)中辛辣地讽刺道：“据说近来在中国有所谓‘革命文豪’从日本贩到了一句名言：‘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好一句漂亮的话！其实昆仑山之高，本用不着矮子来赞美，托尔斯泰的价值也用不着‘革命文豪’来估定。”事实证明，鲁迅和巴金等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随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苏联文学在中国的整个俄苏文学的译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古典文学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仍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中国读者。这一时期，托尔斯泰主要作品基本上已译出，有的还有了多种译本，译作的水准明显提高。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继续得到发展，学界在关注托尔斯泰的学说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他的文学创作。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涉及的面比较广，其中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是过去不多见的。此外，还出现了几部翻译的很有分量的作家传记，如徐懋庸和傅雷分别译出的罗曼·罗兰（法）的《托尔斯泰传》、许天虹译出的茨威格（奥）的《托尔斯泰》、徐迟译出的莫德（英）的《托尔斯泰传》等。

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国作家还多次将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改编成剧本。例如，1936年，田汉将《复活》改编成剧本；1943年，夏衍再次改编《复活》;1946年端木蕻良将《安娜·卡列尼娜》改编成剧本。田汉和夏衍的改编本都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充分体现了改编者自己的创作风格。这两部中国化了的《复活》先后在国内上演，尽管风格不一，但由于贴近国难当头的现实，均引起热烈反响。正如田汉在当时的《演出特刊》上所写的：“我们以为中国今日国难日亟，需要每个人拿出良心来救国，所以介绍俄国伟大的良心托尔斯泰此著不无意义。”夏衍后来在谈到他的改编感想时也写道：“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常常使我苦痛，在这次冒险过程中不知有几次使我掷笔欷歔! ”“对多难的人民生活没有‘长太息以掩涕’的真情，那恐怕连对于托翁那种用全生精力来搏斗的努力，我们也只能‘用头脑’来‘理解’，来‘解释’，来掩卷三叹吧”。“再一次我在托翁的彩笔前面低头，再一次我在托翁的雄文前面顶礼，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使我在托翁诚实的生活态度前面肃然起敬了。”称托尔斯泰为“俄国伟大的良心”，赞托尔斯泰对生活的“真情”，这些话很可以见出托尔斯泰在改编者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托尔斯泰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对中国作家的深刻影响。

但是，中国文坛的“左”的倾向依然存在，这种倾向严重影响干扰了人们对托尔斯泰的正确评价。20世纪50年代，文坛曾发生过一场怎么评价托尔斯泰的尖锐论争，这场论争表明两种文艺思想的交锋相当激烈。当时，在某些左派的心目中，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古典文学已属“封资修文艺”之列，在高扬阶级斗争旗帜的年代里，这些作家不说有害也至少是没用了。1958年，有一个署名谭微的人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文章，并抛出了一串用心险恶的理论。由于当时言路尚未完全堵塞，一些有胆识的作家和理论家还能在报刊上对极“左”谬论给予还击，因此张光年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这样的很有力度的反击文章在《文艺报》上刊出了。

张光年在文章中首先批驳了谭文中“漠视托尔斯泰的三大理由”，即所谓托尔斯泰“不会反映我们的时代”，他的“慢条斯理的写作方法”“不能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作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老爷的托尔斯泰“占了社会停滞的便宜”。针对其一，作者指出：“各个时代的任务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我们衡量过去和今天的一切作家艺术家的功绩，就在于他们是否完成了时代托付给他们的崇高使命，是否创造出了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作品。”针对其二，作者指出：托尔斯泰的长篇创作“看起来很像是‘慢条斯理’，其实都是呕心沥血的紧张的劳动。如果有人化了十年心血，写了一部表现我国1927年大革命，或红军长征，或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史诗般的长篇巨著，这算不算得是‘多快好省’呢？我看是算得的；是否‘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呢？我看是符合的。”针对其三，作者在用列宁的论述批驳谭文的荒谬后，又反问道：如果谭文的“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是否能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其中多数人的出身也是不大好的），也都可以随便加以‘漠视’呢？”而后，作者在驳斥谭文所谓的“让旧托尔斯泰休息吧，让新的‘托尔斯泰’来刷新世界文坛”的怪论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谭文企图否定现有的作家队伍的险恶用心：“看来，不但死了的托尔斯泰必须‘休息’，而且活着的所有作家们也都只好‘休息’。不但‘托尔斯泰没得用’，而且立志为人民服务的所有作家们也都‘没得用’了。”

文章谈的是托尔斯泰，实际上涉及的是怎样对待中外古典文学遗产的大问题；批驳的是谭文，实际上针对的是文坛上流行的错误论调和那些举着大棍的左派。谭文对托尔斯泰和中国现有作家队伍的否定，无疑是极“左”思潮日益猖獗的信号。而在那样的大气候下，仍能见到张文这样的有真知灼见且无畏无惧的文章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一片打倒之声后，托尔斯泰很快又成为“文革”后“赢得作家尊敬最多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译介总量仍居俄国作家之首，并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系统的文集，17卷本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和12卷本《托尔斯泰文集》（此文集由草婴先生独自译出）。两套文集质量堪称上乘，这在中国托氏作品译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所有的俄国作家中，新时期中国对托尔斯泰的研究也是最有成绩的。在活跃的学术空气下，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对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报刊上开始零星地出现了一些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文章。1980年适逢托尔斯泰逝世70周年，上海和杭州等地相继召开了纪念托氏的学术讨论会，并分别汇集出版了《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和《托尔斯泰论集》，从而掀起了新时期中国托尔斯泰研究的高潮。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与译文达六百多篇，并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倪蕊琴主编）、《托尔斯泰传》（陈建华著）、《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吴泽霖著）、《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李正荣著）和《洞烛心灵——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新论》（王景生著）等一些颇有新意的著作，其中大部分著作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

这时期中国对俄苏作家的研究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首先是思想比较解放，学术争鸣的空气比较浓厚。以托尔斯泰为例。在新时期的中国，托尔斯泰的研究已不存在禁区，如怎样看待托尔斯泰思想所属的范畴、怎样评价“托尔斯泰主义”、如何理解《复活》中的“复活”、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形象等问题，都曾在报刊上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争鸣的结果不一定是思想的统一，但它却有助于思路的拓展，有助于把讨论引向更深的层次。其次是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世界性的“托学”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领域几乎均为中国学者或深或浅地触及，如列宁论托尔斯泰、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俄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史、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托尔斯泰的创作个性、托尔斯泰的文艺思想、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论、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等等。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学者更注重对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分析。钱谷融的《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一文就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设问：“托尔斯泰为什么能够写得那么好呢？他的作品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呢？”作者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探讨”，因为“它涉及到与文学创作有关的一切方面，绝不是仅凭个人的主观臆想，简单化地提出这样那样的几条原则所能够说明得了的”。作者随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假如我们把问题仅仅限制在艺术表现的范围以内，那么，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作品给予我的一个最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它的描绘的具体性”，而“这种描绘的具体性，我以为就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的基础”。而后，作者从五个方面对此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一类文章的大量出现，对于扭转以往托尔斯泰研究中重思想性而轻艺术性的倾向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托尔斯泰及其创作。倪蕊琴主编的《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无疑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观念更新和方法突破，给这本书带来了不少新意。如书中关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结构及心理描写特色的比较，关于托尔斯泰传统在当代苏联文学中的发展，关于托尔斯泰与司各特、罗曼·罗兰和霍桑等欧美作家及其作品的比较，关于托尔斯泰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的考察，关于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沟联的研究等，均显示出角度的新颖和阐发的独到，为新时期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开出了一片新的空间。

当然，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在托尔斯泰的译介和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深层次的研究还有待开拓。

眷恋与沉思

——20世纪俄罗斯作家视界中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