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长的牧笛：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屠格涅夫

如果说普希金开辟了俄国文学新纪元的话，那么屠格涅夫则使俄国文学走向了世界。他长期旅居西欧，热心推介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及其作品，使俄国文学很快风靡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作为卓越的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特别善于“用敏锐的眼睛注视萌芽中的新典型”（卢那察尔斯基语），作品中跃动着时代的脉搏；他是爱情、女性和大自然的歌手，柔和、抒情，却又动人心魄；他的小说结构紧凑简洁，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他语言纯净优美、清丽脱俗，有一种诗意的美。他的作品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在20世纪中国读者的视线，于是也就有了屠格涅夫与中国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屠格涅夫的名字和作品在中国的出现晚于克雷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俄国作家。1903年，中国读者首先在中译的日文著作《俄罗斯史》和梁启超的《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中见到了实指屠格涅夫的“的伽涅辅”和“缁格尼弗”的字样，后者还称其小说“《猎人笔记》写中央俄罗斯农民之境遇”。1904年，金一在《赫辰传》中再次提到“郅尔克纳夫”和《猎人笔记》。1907年，周作人节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一篇文章，译文对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的虚无主义思想有所评述。

但是，直到1915年夏天，屠格涅夫的作品才首次有了中译。刘半农在《中华小说界》上用文言译出屠格涅夫的《乞食之兄》（即《乞丐》）等四首散文诗，并在前言中对作者作了简要介绍。文中称杜瑾纳夫（即屠格涅夫）“诗文小说并见”，“文以古健胜”，“与托尔斯泰齐名”，因“立言不如托氏显，故知之者少”，但二氏成就“实不能判伯仲”。1915年9月至1916年10月，《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从创刊号开始连载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和《初恋》，译者均为陈嘏。译者在介绍屠格涅夫时称其为“俄国近代杰出之文豪”，“欧洲近代思想与文学者，无不及屠尔格涅夫之名”，作品“咀嚼近代矛盾之文明，而扬其反抗之声”，“崇尚人格，描写纯爱，意精词赅，两臻其极”。陈独秀也撰文称屠格涅夫是“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之一。这些评价固然不乏溢美之词，但屠格涅夫的文学地位被凸现了出来，引起了读者普遍关注。

1917年3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下卷“俄罗斯之部”中刊出周瘦鹃用文言译出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死》，周瘦鹃写的作者小传中首次提到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猎人笔记》、《露亭》（即《罗亭》）、《贵人一窠》（即《贵族之家》）、《海伦娜》（即《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之士》（即《处女地》）。虽然不甚准确，但说明文坛对屠格涅夫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后，一些书刊中继续刊出屠格涅夫的作品，译文质量也有所提高。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刘半农前后两次翻译的屠氏散文诗作即可看出。1918年《新青年》五卷三期刊出的屠氏散文诗《狗》和《访员》（即《记者》）与译者三年前的译作《乞食之兄》等相比已有明显的变化。前译文虽说文字老到，但用的是文言，且属意译之列，作者译名和译作文体均不确，误将散文诗认作小说，作者名据英文译成杜瑾讷夫；而后译文已用白话直译，文字顺畅准确，风格与原作接近，作者名已通译成屠格涅夫，文体也明确为散文诗。

在“五四”高潮来到之前，田汉在长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中对屠氏的生平、作品特色，及文学影响给予了多侧面的介绍。文中这样谈及罗亭与巴扎洛夫：《罗亭》中的主人公是沙皇政府“暴压出之畸形儿”，他“大言壮语滔滔若悬河”，可惜为“清谈之人，而非实行之人也”；《父与子》“则与近代思想意义最深，描写六十年代之虚无主义（Nihism）者也”，主人公巴扎洛夫“代表新思想即否认旧有文明之虚无主义者”。“屠氏以四十年代理想主义之人比父，以六十年代虚无主义之人比子，则此期之争斗，要即父与子之争斗也。大改革之初期，具体的父与子之争斗即成一种社会现象”。文中这样谈到屠格涅夫小说的特色，即“对于社会大气之动摇一种敏锐之感觉，其作物对于时代精神，如镜之映物”。作者对屠氏及其作品的把握已基本到位。

随着俄国文学热的出现，屠格涅夫作品的译介呈现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屠格涅夫在中国“知之者少”的局面很快改观。进入20世纪20年代，他后来居上，很快成为“被译得最多”（鲁迅语）和广受欢迎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猎人笔记》、剧本《村中之月》（即《村居一月》）和《在贵族长家里的早餐》、散文诗、论文《Hamlet和DonQuiсhotte》（即《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以及中短篇小说《唔唔》（即《木木》）、《九封书》（即《浮士德》）、《约阔派生克》（即《雅科夫·巴生科夫》）、《尺素书》（即《书简》）、《战士》（即《爱决斗的人》）、《野店记》（即《客栈》）、《畸零人日记》（即《多余人日记》）、《薄命女》（即《不幸的姑娘》）、《爱西亚》（即《阿霞》）和《安得列依克洛索夫》（即《安德烈·科洛索夫》）等主要作品，在短短十年里均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了多种译本，这在中国的文学翻译史上是比较罕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许与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仅具有“为人生”的特点，而且在思想倾向、叙事情调和艺术品味等方面的多向度，能为不同的读者群所接受有关。同时，出色的译者队伍（其中有耿济之、郭沫若、郁达夫、赵景深、沈颖、曹靖华和黄药眠等）保证了译作的质量，这应该也是屠格涅夫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当然，关心屠格涅夫的远不止上述译者，鲁迅、茅盾、郑振铎、瞿秋白、成仿吾、钱杏邨和胡愈之等人也是屠格涅夫的热心推介者，并都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发表过各自的见解，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对屠格涅夫研究的深化。鲁迅接触屠格涅夫的作品当在1907年之前，日译本是主要渠道。他一再谈到屠格涅夫，包括两人在作品之间的联系（如《药》与屠格涅夫的《工人和白手的人》）。茅盾高度评价屠格涅夫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过人的才华、“平民的呼吁和人道主义的鼓吹”。郑振铎认为：《父与子》以其“思想之明了，艺术之宏伟，情节之简明，全部小说之平稳而贯串，戏剧力之丰腴，随处给屠格涅甫以更高的艺术的威权”。郭沫若在《〈新时代〉序》(1924）中，一方面认为《处女地》“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一方面又从作品的真实描绘生发开去，引出了这样的见解：“我们假如把这书里面的人名地名，改成中国的，把雪茄改成鸦片，把弗加酒改成花雕，把扑克牌改成马将（其实这一项不改也不要紧），你看那俄国的官僚不就像我们中国的官僚，俄国的百姓不就像我们中国的百姓吗？”由屠格涅夫的作品谈到中国的现实，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这时期，胡愈之的文章和瞿秋白关于屠氏形象的分析尤其值得一提。中国第一篇专门评价屠格涅夫的文章是胡愈之的论文《都介涅夫》(1920)。此文长五千余字，对屠格涅夫的生平与创作道路作了多侧面的观照。文章认为，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在近一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中最为重要，因为“有了他们两人以后，俄国文学才真的变成世界文学了”。不过，如果从艺术的角度看，屠格涅夫则更应该受到中国文坛的重视，“托尔斯泰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者；都介涅夫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最大的艺术天才。……我想文学到底是一种艺术，思想不过是文学上所应必需的一种东西。要想吸收西洋的近代文学，确立我国的国民文学，艺术方面实在比思想方面，更应该研究。”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文坛上倒也不失为一种不随波逐流的见解。文章着重谈了屠格涅夫的创作个性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如称屠格涅夫是一个“热情的天才，多愁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中“主观情绪是很丰富的”，但这种主观“绝不是理想的空洞”；“具有真诗人的能力”，“能活画实生活”；“是写实主义的浪漫派”，又是“浪漫主义的写实派”；“诗的天才的丰富，结构印象的美丽，在俄国作家中，谁也及不上来的”；“能用哲学的眼光，艺术的手段，把同时代思潮变化的痕迹，社会演进的历程，活泼泼的写出来，而且是富于暗示和预言性的”等。这些评价是和对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尽管是一家之见，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瞿秋白关于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和“新人”形象的分析十分出色。他写道：“‘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做而不能做的英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入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作者对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形象分别作了分析，而后继续写道：“俄国文学里向来称这些人是‘多余的’；说他们实际上不能有益于社会。其实也有些不公平，他们的思想确是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过程所不能免的：从不顾社会到思念社会，此后才有实行。——他们的心灵的矛盾性却不许他们再前进了；留着已开始的事业给下一辈的人呵。”作者接着又对被后来的文学史视作“新人”的巴扎罗夫形象与其前辈的联系，以及他自身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前辈和后辈的思想界限，往往如此深刻，好像是面面相反的，——实际上呢，如《父与子》里的‘英雄’巴扎罗夫等，虽然也是些‘多余的人’，却是社会的意识之流里的两端而已。”“巴扎罗夫以为凡是前辈所尊崇所创立的东西，一概都应当否认：对于艺术的爱戴，家庭生活，自然景物的赏鉴，社会的形式，宗教的感情——一切都是非科学的。然而他的实际生活里往往发出很深刻的感情；足见他心灵内部的矛盾：——理论上这些事对于他都是‘浪漫主义’。屠格涅夫看见巴扎罗夫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社会的人生观突变的时候所不能免的。然而巴扎罗夫之严正的科学态度，性情的直爽而没有做作，实际事业方面的努力——都是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这样的理论分析显然是建立在对作家及其笔下的艺术形象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

批评的魅力与悲哀

20世纪30～40年代，“新俄文学”受到读者普遍的关注，但作为古典作家的屠格涅夫的作品仍吸引着不少中国读者。一些功底扎实的作家和译者，如巴金、丽尼、陆蠡、蒋路和丰子恺等，依然钟情于屠格涅夫，重译他的作品。期间，他的《父与子》有新译本三种，《贵族之家》有新译本四种，《散文诗》有新译本五种。如杨晦当时所言：“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在中国的读者之多，恐怕只有高尔基的才比得上。”这时期的屠格涅夫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

专论性的文章逐步增多。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多家刊物还设特辑或专栏，集中发表纪念文章。这一阶段，胡适的《宿命论者的屠格涅夫》、沈端先的《屠格涅夫》、刘石克的《屠格涅夫及其著作》、钟兆麟的《什么叫虚无主义》、艾芜的《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于道元的《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诗》、胡依凡的《屠格涅夫的“罗亭”》、李子骏的《屠格涅夫的创作艺术》、李健吾的《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卢蕻的《从奥布洛莫夫、罗亭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几种病态生活》和郁天的《屠格涅夫和他的〈父与子〉》等文章都是颇有特色的。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几篇文章为例。胡适的文章集中谈的是宿命论思想对屠格涅夫创作的影响。文章先由作家的创作特点说起：“屠格涅夫的小说，结构是那样的精严，叙述是那样的幽默，在他的像诗像画像天籁的字句中，极平静也极庄严的告诉了我们：人性是什么，他的时代又是怎样。”他的作品“显示了不可理解的人生，在这个人生下，又潜伏着一个无情的命运之神”。而后，又从作家人性观和时代观两个方面切入，结合具体作品展开了分析，并用作家本人关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观点对其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评价。文章最后指出，正是由于屠格涅夫的宿命论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中“一个一个人，自私自利的也好，信仰真理的也好，他们的人性逃不了命运的支配；一个一个的时代，向前进的也好，开倒车的也好，逃不了命运的播弄”；“他写恋爱，恋爱是悲剧，他写革命，革命是悲剧，他写全部的人生，人生还是悲剧。读他的小说，我们认识的是人性的特点，看见的是一个时代的实状，感到的是人生永久的悲哀”。文章触及到了屠格涅夫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颇有见地。

沈端先的文章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学批评的色彩，虽然文章中的有些提法在今天看来有可商榷之处，但其犀利的目光和充沛的热情充分表现出了当时左翼文艺批评的醒目特点。作者始终把屠格涅夫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文章认为，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到1861年的农奴解放，可以说是俄国“庄园的贵族文化没落的‘前夜’”。“在这一时期内，承继着普希金在诗的领域，果戈理在散文的领域所成就的一一永远地与‘社会’结婚了的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一群有教养的自觉了的贵族青年，在他们静寂的充满了菩提树和白桦之香气的森林里面，哀怨而又沉痛地倾听着拆毁了‘贵族之家’和伐倒了‘樱花园’的新兴布尔乔亚的斧凿的声音，对俄罗斯文学贡献了一联以急速度地向着崩溃迈进的庄园贵族文化为母胎的作品”。而屠格涅夫是“在这一群贵族青年里面，最能代表这个时代和他的阶级的特征，最显明地不曾逾越——同时也是不曾企图逾越他的阶级本质所规定思虑和行动范畴的一个”。这开头的一段话也就构成了文章的基调。

刘石克的文章对屠格涅夫及其作品的分析相当透彻，并有不少不流俗的见解。例如，文章这样谈到《猎人笔记》的反农奴制的主题：“在《猎人笔记》中泛滥着的色调，并不全是战斗的，贯彻着反抗农奴制度精神的作品的比例，无论在量的或质的方面说来，都不是很大的，他对于农奴制度的抗议，是讽刺的表白，随即消灭于拥抱着全体的哀愁之中；这哀愁，无疑的是他留恋着以农奴制度为母胎底旧风俗的遗传的爱情。”文章中这样谈到作为一个过渡期作家的屠格涅夫：“他是一个转换期的作家，他能够了解的只限于农奴解放以前的世界。他窥视着悲惨的农民小屋的内部，但是他在贵族心理的三棱镜下祗可以做小品文或短篇小说的素材。他缺乏强烈的叙事的冲动，他所有的造型力和造型爱只能够从事于比较短的制作。他所描写的男性完全是Hamle型的，几乎没有例外地拜跪于女性之前，而且在叙事终结的时候，这些人物所走的出路也只是现实的或精神的死亡。”这篇文章对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也很有特色。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少随笔、短论、译序和后记写得同样精彩。如郁达夫在《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1933)中生动地谈到了屠格涅夫对他的影响：“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丽尼在《〈贵族之家〉译者小引》(1937）中对人物和作家的小说艺术作了细致的分析，表现出出色的艺术鉴赏力。此外，巴金关于《处女地》基调的见解，黄药眠对《烟》中的两位女性形象的分析，赵景深对罗亭以及罗亭型的俄国思想家的评述，席涤尘关于屠格涅夫爱情小说与作家创作个性的联系的看法等，都颇为独到，有的至今不失其价值。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对屠格涅夫的评价出现明显的分歧。如1948年，刊物上相继刊出了莫高的《屠格涅夫和〈处女地〉》、林海的《〈父与子〉及其作者》、常风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王西彦的《论罗亭》等文章。其中的一些作者对屠氏笔下的人物的分析颇有见地。常风这样谈到屠格涅夫对巴扎洛夫形象的塑造：“青年人认为巴扎洛夫是屠格涅夫对于他们的一个恶毒的讽刺，殊不知屠格涅夫对这个‘子代’的典型却充满说不出的温情的爱慕。他在子代中发现了自己，发现那个渴望而不能实践的自己。屠格涅夫生长在贵族的绅士阶级，他却憎恶这个阶级，与这个阶级中人的虚伪，妄自尊大，矫揉造作。他爱野蛮粗鲁的巴扎洛夫正因为巴扎洛夫恰好具有他所缺乏的一切素质。巴扎洛夫的创造正是他的‘理想的自我的一个实践与完成’。”王西彦这样看待罗亭的价值：“他的漂亮的言辞，为自己招来无穷的不幸，不过对人类对祖国可绝不是没有用处的。他以一个宗教家的热情，带着理想的种子，风尘仆仆，从一处到另一处，随时随地散播。没有种子，怎样能有果实呢？没有理想，怎么能有实行呢？正因为有他们这些不幸的先驱者，才有继起的轰轰烈烈的实行者。”“无论从那一方面看，罗亭绝不是一个可诟骂的名字。”然而，也有作者对屠格涅夫及其作品横加指责。林海认为应该将屠格涅夫的作品比作“烟”“屠格涅夫的小说再像烟不过了，而且是轻烟。它漂亮，活泼，然而大风一吹，立刻化为乌有，因为它又稀薄，又虚幻。具有这样性质的作品，如果它的内容只限于批风抹月，谈情说爱，那也罢了，偏偏屠氏的小说又都含有一些严肃的意义，尤其是《父与子》。”在作者的眼中，《父与子》歪曲了“这场大转变时期中父子两代的斗争”，据巴扎洛夫的种种作为看，“他并不是什么革命党，而只是如书中一位老佣人所痛斥的‘骗子’和‘暴发户’。”由于“老派和新派原来是一丘之貉”，因此作品的主题就变得“毫无意义”。抓住作家的思想矛盾大做文章，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这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这种粗暴的做法和“左”视的目光为后来全盘否定屠格涅夫埋下了伏笔。

20世纪50年代，中国读者对苏联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出现了倾斜的接纳。但是，俄国古典文学仍为一部分译者和读者所关注。从具体作家来看，译者的注意点主要还是那个时代中国所认可的最有声望的俄国作家，包括屠格涅夫。由于解放前他的作品已基本译出，所以这一时期文坛主要是推出原译者的修订本，也有一些重译本。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后，屠格涅夫作品的译介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开始呈递减趋势。

50年代～70年代，中国对屠格涅夫的研究大幅度滑坡。这30年间，如果不计有些译本的“前言”“后记”一类文字的话，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不足十篇，大多泛泛而谈，谈不上真正的研究，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对屠格涅夫的无端指责。

例如，有一篇名为《〈前夜〉人物批判》的文章就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横扫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中的主人公：“叶琳娜向穷人施舍，既是一种自我麻醉，又是一种麻醉被剥削者的表现”；“叶琳娜对被遗弃的小猫小狗，以至小鸟小虫，爱护得无微不至，但是她从来没有关心过农民的生活”；“叶琳娜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如她自己所说，‘没有爱情怎能生活呢？’她渴望爱情到如此地步，每看见一个青年男子，便会想起自己的婚事来”，这“是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剥下作者为她披上的、经过精心创作的迷惑人的外衣，挖出她自私的和庸俗的灵魂，帮助读者认清她的阶级本质”；“英沙罗夫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而不是被剥削阶级的。反对土耳其人对他有切身利益，因而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英沙罗夫接近的是哪些俄国人呢？既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更不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而是俄国的贵族”，他“和俄国的贵族阶级水乳交融，对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行为无动于衷，对俄国的农奴制度从未表示过不满，这样的人就在当时来说也不是很先进的”，“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今天”，“我们不能把他抬高”；“伯尔森涅夫在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冲击的时刻，没有站在进步势力方面与反动势力搏斗，而是避开斗争，闭门研究古日耳曼法律。他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立场。原来这位‘善良’和‘高尚’的人，对解放农奴这样的大事毫无兴趣，对他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地主鞭打农奴的伤痕，农妇眼里的泪水，婴儿的声声啼泣都不能打动他的心。伯尔森涅夫是在地主抽打农奴的皮鞭声中写出自己的论文的。……伯尔森涅夫是研究哲学和法律的，更直接为沙皇制度服务，是沙皇的一个得力工具。……这就是伯尔森涅夫的反动本质。”评价之偏颇显而易见。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的文学遗产自然都是毒害人民的麻醉剂，都应归入扫荡之列。如果说这篇文章是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写成的话，那么在不久后开始的“文革”中，“四人帮”掀起的扫荡中外文学遗产的恶浪则与其政治阴谋紧紧相连。屠格涅夫在中国遭遇的十年厄运正与此相关。

“文革”风暴过去以后，如同所有杰出的文学大师一样，屠格涅夫再次受到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屠格涅夫的作品被大量重译，20世纪80年代虽未推出多卷本的中译文集，但以各种方式出版的中译作品很多。他的六部长篇中有五部有了新译本，《猎人笔记》有两种译本共存，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诗以集子形式出版的就有十多种。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热和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对传统文学冲击巨大，许多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开始受到冷落，屠格涅夫却成了少数几个翻译量不减、研究势头仍健的俄国经典作家之一。这期间，中国首次推出了十二卷本的屠格涅夫全集》，对他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高潮，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空前的。

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的重新起步是在70年代末。在这起步阶段虽然还只是局限在少数作家和作品上，但在总体数量上已形成一个小小的势头，并且由于一些专家学者的复出，也使刚起步的研究很快显示出了一定的学术性。

也许是当时文坛在理论问题上正本清源的心情特别迫切，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的关注。1978年，报刊上发表了十四篇从不同角度论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美学思想或为他们正名的文章。除别、车、杜外，这一年的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其次，较有分量的文章则是评论屠格涅夫的四篇：巴金的《〈处女地〉译后记》、陈燊的《一幕动人的哑剧——读〈木木〉》、雷成德的《〈父与子〉的中心人物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叶乃芳的《评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这些文章可谓领新时期屠格涅夫学术研究风气之先。

次年，又相继出现了八篇评论屠格涅夫作品的长篇论文，涉及了他的多部重要小说。新创刊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还就巴扎洛夫形象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这说明打碎了思想桎梏后自由争鸣的空气已经出现。在这些文章中，陈燊的那篇以“译本序”形式出现的评论《前夜·父与子》的长文尤为严谨而扎实。例如，作者认为：“在世界文学中，也许很少有人像屠格涅夫那样，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情诗人，他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诗神，温文尔雅，但却不是高踞于奥林帕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笔端倾泻的不只是‘爱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热烈颂歌、生之欢乐的陶醉’；而主要是‘飞驰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是这些现象的艺术反映。”在谈到屠格涅夫创作的艺术特点时，作者写道：“屠格涅夫的简洁，不是粗犷，是细腻而又不流于纤巧；他的朴素不是古拙，是淡雅而又保持其深度。”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色、声、香兼而有之”，许多画面“清奇、轻灵而迷人”，但这些描写又“严格服从于性格刻画或情节开展的需要”。他不追求表面的效果，“不写复杂紧张的情节，不写引人入胜的故事，不写过分感伤的甜腻的场面，不写回肠荡气的哀伤的插曲。写爱情主要是理想的激情，写决斗却带有喜剧味道，写死也显得平平常常。”他是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他不乞灵于奇僻的词汇，不追求鲜明的色彩，他摒弃雕琢的表现法，避免冗长的复合句。他的语言是那么平易近人，而又那么生动、优美和清新。”他的抒情笔触“独擅胜场”又“很有分寸”，在人物中洋溢着抒情气息的是“屠格涅夫的少女”，在自然画面中“他的抒情也总是同人物的感受密切相关”，抒情中“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悲观的情调”。作者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两部长篇的主题和人物，并用优美而又到位的文字凸现了屠格涅夫作品的独特韵致，其中的一些观点影响了后来的屠格涅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全面展开。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译文就超过二百篇，另有多本著作、论集和译著。这股热潮的出现也与恰逢1983年屠格涅夫逝世百年纪念有关。那年，全国首次屠格涅夫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会上选出的三十三篇论文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屠格涅夫研究》为书名结集出版。这些论文涉及面较广，多侧面地分析了屠格涅夫的世界观、文艺观、创作风格、小说艺术、具体作品与同时代作家的关系和与中国的关系等重要现象，作者包括陈燊、戈宝权、姜椿芳、包文棣、冯增义、魏荒弩、陈敬咏、王智量、李兆林、何茂正、余一中、张建华、朱宪生和刘文飞等老中青学者，总体上代表了这一阶段中国屠格涅夫研究所达到的水准。

以王智量的《论小说家屠格涅夫的艺术特点》为例。这篇文章有十二节，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史背景上，十分细致地分析了屠格涅夫小说艺术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成就与不足。这里不妨看看作者关于“不足”的见解：“屠格涅夫的作品是优美的，但多少给人一种重量不足之感，他笔下的色彩偏淡，偏浮。屠格涅夫尽管一生从头到尾都能紧紧抓住时代的中心问题，但是在他反映时代生活的篇章中，总好像缺乏一种庞大的力量。当他批判和揭露那些丑恶人物时，总好像有点怨而不怒的味道。屠格涅夫的作品决不能说是不深刻，但是他的深，好比一把锥子或刀子尖尖地扎进一件东西里去，而不像是深沟大壑或江河湖海。屠格涅夫的作品简练得有时让人觉得过于压缩，因而显得宽度不足，厚度也受了影响。我们说，屠格涅夫的作品像一株疏密有致的大树，它并不单薄，自有其茁壮处，但是它们绝不是参天的古木；我们说他的作品像一座百花盛开的大花园，但是也正因为是一个花园，所以难免让人觉得人工的痕迹稍多一些。”他不是那种“把全部身心、全部生命都凝聚在一部作品中的作家”，他的“某些艺术特点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而托尔斯泰则几乎是不可学的。这中间便有一层高下”。作者尽管在这里用了许多比喻性的文字，但是基于对所分析对象的深入了解和科学态度，屠格涅夫小说艺术存在的不足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分析是客观的，分寸感极强，显示了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正在走向成熟。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取得了新的突破。除了屠氏的名著均不断有新译推出外，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首次在中国出版了十二卷本的《屠格涅夫全集》。在社会发生转型的年代里，屠格涅夫依然为许多译者和读者所钟爱。就研究状况而言，与大的文化背景相关，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屠格涅夫的研究论文在数量上明显减少，但研究视角却多有创新，并出现了几部有分量的研究专著。

1988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是一部写得相当扎实的学术专著。这本书不仅系统梳理了屠格涅夫在中国的接受史，而且主要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对屠格涅夫与中国十四位著名作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瞿秋白、巴金、沈从文、丽尼、田汉、王统照、艾芜、陆蠡、孙犁、王西彦、玛拉沁夫）的关系展开了详尽的论述。这部著作在该领域所达到的成就，恐怕研究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难以超越。

尽管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已经开展多时，但是能够称得上从作家作品的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屠格涅夫的专著，也是在这一阶段才出现。1991年，朱宪生的《论屠格涅夫》一书的出版是值得重视的。这部著作几乎涉及了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的方方面面，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作家的艺术风格的探讨。例如，关于《猎人笔记》的体裁样式、叙事角度和结构安排，关于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的诗意的“瞬间性”、叙事时间的“断裂”和“抒情哀歌体的结构”，关于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及其美学原则等，都颇有新意。1999年，朱宪生又推出过一部名为《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的著作，这是在前一部著作的基础上对屠格涅夫作品的体裁和风格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的学术专著。它主要涉及了如下内容：“屠格涅夫所选择的艺术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轨迹及其内在的原因，屠格涅夫所运用的各类艺术形式的特点，屠格涅夫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屠格涅夫所创造的艺术形式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和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专著中有不少精细的艺术分析，这种分析有它特殊的魅力和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屠格涅夫作品的人文价值，才能全面评价这位文学大师对人类文化进步所作的贡献。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制约，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重思想轻艺术，重内容轻形式，造成了某种跋足现象。虽说近年来已有所改观，但仍缺乏对屠格涅夫作品的文体作全方位的和深入的研究。朱宪生在90年代所作的努力，为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拓开了一条新路。

在这一阶段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还有不少新的视野和见解，当然也存在着种种遗憾和不足，有待于中国的研究者在新的世纪作出新的开拓。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作家张炜的一段关于屠格涅夫的文字：

他在中国的影响一度超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的气质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一茬中国人——的欣赏口味。难以掩饰的俄罗斯贵族气、典雅绚丽的文笔，这一切都让有教养和渴望有教养的读者感到受用。要读好书就得找屠格涅夫那一类书，人们似乎达成了这种共识。他不如托尔斯泰厚重和伟大，可是也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气息而更易接受。

他多情而善良，但只会被人民喜爱而不可能化为人民的一员。他的艺术是有良心的贵族的艺术。他的巨大才华会令一代又一代人钦羡不已，无论有多少人随着风气的转移而轻率褒贬，他的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他所表现的美是真实的、不变的。

也许，作家张炜道出的正是屠格涅夫在中国读者中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