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走进真实的果戈理

俄国作家果戈理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这些文学遗产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时空，果戈理不仅深刻地审视“人类不朽的庸俗”（梅烈日可夫斯基语），而且“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对庸俗的净化”（巴赫金语）。果戈理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作家。中国文坛对果戈理发生过浓厚的兴趣，透过中国作家对果戈理接受角度的变换，以及中国批评界在不同时期对果戈理及其作品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果戈理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种种关联。

中国学界对果戈理的介绍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中介绍俄罗斯“文学革命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时，首先提到果戈理：“1845年，高卢氏（即果戈理——引者注，下同）始著一小说名曰《死人》（即《死魂灵》）写隶农之苦况。”1904年还有一篇提及果戈理的文章《赫辰传》（即《赫尔岑传》），文章在介绍赫尔岑时，称其与古格尔（即果戈理）等人“共称自然派”，称其《谁罪》（即《谁之罪》）与果戈理的《死人》（即《死魂灵》）等作品“皆主张废奴隶论”。

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再次提到果戈理。由于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给果戈理的文字不多，仅有两处涉及：“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暗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里（即果戈理）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即加勒尔（即卡莱尔）所赞扬崇拜者也。”“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曰普式庚（即普希金），曰来尔孟多夫（即莱蒙托夫），曰鄂戈里（即果戈理）。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即拜伦），惟鄂戈里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中国对果戈理的介绍刚刚起步，但是“自然派”作家（“称自然派”）、以客观描写（作者的“泪痕悲色”是“不可见”的）和批判现实（“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主张废奴隶论”）为创作特色、作品具有为人生的主旨（“振其邦人”），这三点意象在鲁迅的文章中已十分明确。这种评价在当时无疑是重要的，它们给中国读者留下了关于果戈理的最初印象。文字虽然简单，但与果戈理的文学地位和创作特色基本相符。

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高潮以前，田汉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是一篇详尽介绍俄罗斯文学的长篇论文。这篇文章是以思潮流变为主要着眼点的，但对一些重要作家也均有论及。文章认为，“俄国写实主义由勃施钦（即普希金）启其蒙，鄂歌梨（即果戈理）建其业。”果戈理“不以徒追美之理想为能事，于国民文学发达开新生面”，“其艺术的写实主义之秀逸，与心理学的观察之深刻，皆俄国社会渴待之久而未得者也。故其大作一出，不独唤起国民之绝大同情与反响，亦遂成为代表社会意识之有力机关也。”果戈理的《检察官》（即《钦差大臣》）和《死去之众人》（即《死魂灵》）等重要作品“皆觉醒社会之感情之作，一切之社会现象莫不供其文学描写之资料。其描写法不徒以艺术的兴味指导社会，而以社会的正义、人类的同情指导社会。”“自鄂歌梨后，诗歌小说遂异常发达，有支配社会之力焉。”从19世纪40年代至世纪末，“俄国肩背相望之文豪皆依鄂歌梨所示之周行而进，其如火如荼之文学乃称雄于世界焉。”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果戈理创作的社会意义，以及他对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潮的最终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

果戈理的名字虽已为中国文坛所知晓，但是他的作品却迟迟未见译介。在众多俄国文学名家中，果戈理的作品是较晚进入中国的一个。这种情况到了“五四”高潮以后有了变化。在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俄国文学的翻译受到特别重视，过去从未译过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开始问世。果戈理的作品也在这时首次译成中文，首译是短篇小说《马车》，译者为耿匡，收入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7月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篇首有作者简介。

“五四”高潮时期至2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关于果戈理的评论文字有所增加。《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刊载的文章中有多篇涉及果戈理，此外还有路易的《郭果尔与其作品》、蒋启藩的《郭果尔》和李开先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小说家郭歌里论》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耿济之的文章《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在这篇评论郭克里（即果戈理）等作家的文章中，果戈理部分篇幅较大，用了七千字。作者较详细地介绍了果戈理的生平和主要的作品，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及了果戈理作品的“含泪的笑”的特色：“他的作品仿佛没有什么理想的任务，只是讨人家的欢笑。但是读的时候，固然可以欢笑，而读完以后，不由得令人生无限悲切之感。因为所描写的生活自然是可笑，同时却又可痛，可悲，可歌，可泣。‘笑中之泪’——实在是郭克里（即果戈理）作品的特色。”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撰写并出版的几本俄国文学史和作家传略方面的著作对果戈理也多有评述，如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1924)、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创造社出版部，1927）、胡愈之和沈雁冰等人编的《近代俄国文学家论》（商务印书馆，1923）等。所述内容尽管有详尽或简略之分，但上述关于果戈理的基本定位没有发生变化。以两部文学史为例，郑振铎的著作中有专章介绍果戈理，但文字相当简洁，对他的几部重要作品用的都是点评式的语言。如：《塔拉史蒲巴》（即《塔拉斯布尔巴》）“描写哥萨克人的刚强性格极为动人，叙事也极活泼而真切”；《狂人日记》“描写狂人心理极为细腻动人，开辟后来心理分析的小说先路”；《外套》“描写虽是带着笑容，却是含着不可见的泪珠的惨笑”；《巡按》“叙述非常滑稽，……但滑稽中却含着隐痛，使读者于笑时即起了厌恶那些黑暗的心”；《死灵》（即《死魂灵》）“叙述契契加夫（即乞乞可夫）旅行的情形非常活泼生动。他所遇见的人，无论什么样的品格与情性都有，而歌郭里都能很逼真地把他们表现出来。”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一书中的果戈理部分是由瞿秋白撰写的。文字虽然也颇为简略，但某些局部的分析较前者深入。如在谈到《旧式地主》这一类作品时，作者写道：“著者对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千方百计地开玩笑；老地主的迂阔，爱请客爱到肉麻…然而最终却来了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那些小说里的‘英雄’为什么这样庸碌，为什么这样自以为‘得劲’，实际上他们一概是只知道今天，只知道平庸的日常琐事，究竟为什么活着？”作者也提到了果戈理作品的风格特征是“活泼的滑稽”，而“滑稽的性质其实是哭不出的笑，或者所谓‘含泪的笑’”。果戈理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里对主人公的讽刺“是要将这类‘英雄’置之于‘万目昭彰之地’，歌郭里的笑，实在是堕落者的冤”。

在中国接受果戈理的早期，比较多的是一般性的介绍文章，就作家思想和作品个案作深入分析的则较少见，文字大多也比较简略，其中还存在因介绍者本身不熟悉果戈理作品而在转述时出错的现象。但是，应该说，关于果戈理的最基本的信息这时已经被传达到了中国。

果戈理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也开始显示出来，这一点在最早介绍并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熟谙果戈理作品的鲁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俄苏文学的热爱几乎贯穿了鲁迅的整个创作生涯。他在谈到自己喜爱的俄国作家时列举过不少作家的名字，而其中果戈理无疑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将果戈理置于自己“最爱看的作者”之列，他对果戈理的讽刺艺术也有极高的评价。果戈理对鲁迅小说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就发生在这一时期，《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孔乙己》等作品中都融入了果戈理的艺术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果戈理的作品开始全面进入中国。

中国文坛对果戈理及其创作的研究，这时期也更加有力地开展起来。这方面的文章有些是译者附记和杂感一类的文字，如李秉之译的果戈理作品集《俄罗斯名著二集》附有译者序和《郭歌里传略》、沈佩秋译的《巡按》附有前言和译者小引，以及韦素园的《〈外套〉的序》、鲁迅的《鼻子·译后记》和《〈死魂灵〉第二部残稿译后记》等。其中，鲁迅评述果戈理的文字尤其值得注意，他除了“译后记”外，还写有《几乎无事的悲剧》、《论讽刺》和《死魂灵百图小引》等文章，篇幅一般不长，但见解独到。如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一文中，鲁迅高度评价果戈理《死魂灵》的艺术成就，称其“创作出来的角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种描写的意义在于：“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鲁迅进一步从作品的价值及作者的矛盾来透视果戈理“含泪的微笑”：“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的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这一时期，散见于报刊上和书籍中的关于果戈理的文章逐渐增多，如钱杏邨的《果戈理的小说》、冯瘦菊的《顾谷儿》、魏东明的《果戈理的悲剧》、孟十还的《果戈理论》、杨思忠的《关于果戈理》、周扬的《果戈理与〈死魂灵〉》、胡风的《〈死魂灵〉与果戈理》、薛期吾的《〈死魂灵〉读后》、周立波的《谈果戈理和他的〈外套〉》、李广田的《说果戈理的〈外套〉》、吴往的《〈两个伊凡的故事〉及其手法》、茅盾的《果戈理的〈巡按〉》、未名的《怎样看钦差大臣》、秋远的《由〈巡按〉谈到果戈理的写实主义》、铁耕的《我们为什么要公演〈巡按〉》、梅行的《果戈理与〈巡按〉》、林默涵的《关于果戈理的〈婚事〉》、何其芳的《果戈理的〈婚事〉》、秦牧的《果戈理论官僚》和汪倜然《俄国文学ABC》一书中的有关文字等。

这些文章大多取社会学批评的角度，研究水准有所提高。周扬的文章以严谨的架构较全面地分析了《死魂灵》的主题和人物，强调了果戈理的创作与俄国贵族阶层衰亡命运的联系：“他明白地看到了这个命运，而且也看到了不值得有比这更好的命运的社会层的丑恶和无能。所以，封建贵族的崩坏、衰落，成了他的艺术中心主题，不是偶然的。贵族地主成了他的讽刺批判的对象，也不是偶然的。……他想用对现实黑暗的暴露，来挽救他自己社会阶层的灭亡。”胡风的文章在谈到《死魂灵》的意义时认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是这个对于当时的文学潮流的反抗，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告发现实生活的‘可怕的淤泥’，在这个泥塘里长出的毒性的草木……”汪倜然在论及果戈理创作风格时提出了不随俗的见解：“他的天才中含有一种强烈的非写实的性质——一种浪漫的、辞藻的、怪奇的性质。……他的小说多含有幻想的成分。……现实在哥郭尔眼底不过是便于他创造怪异人物的材料；他表现现实和描写现实都和写实派作家不同。”梅行的《果戈理与〈巡按〉》一文除了分析作品外，对果戈理及其创作均有颇有见地的评价。作者认为：“毫无疑问，果戈理对于当代的生活是极端愤懑的，但在他的作品中，那幽默又是那样平静，…这是纯然充满了朴质的散文的调子，诗一般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它更能完成它讽刺的目的，我想这是由于他那深刻的忧郁的心情的缘故吧。”“他正是一个勇于正视生活的丑恶和卑劣的人，然而他失望了，除卑劣和丑恶以外，什么也找不到；于是他在理想的前面停下来，走回到现实世界中去。更黑暗的生活，对光明更大的失望，这不能不使果戈理感到极大的悲哀。由于这，在他最后，毁去了他那充满了虚伪的语言的《死魂灵》的第二部，仅仅留下了可贵的俄国人全部的邪恶的历史。”从这些文章中可以见到，中国文坛对果戈理的认识虽然尚欠深刻，但研究的视野正在拓宽。

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开始注意到鲁迅与果戈理的关系问题。1936年2月，萧军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撰文赞扬鲁迅在《死魂灵》翻译中体现出来的译风：“译笔无比地尖锐。译者几乎是用了尖锥的带了须钩的笔把这浮屠所有的折角、缝隙、凸凹、窿孔……所积藏着的奥秘，毫无容情地剔拨出来，才能使这浮屠鲜明而原样的呈现在人的眼前。”作者不仅形象而又准确地点出了鲁迅“硬译”风格的特征，而且简略地探讨了译者和果戈理之间在创作宗旨，以及“处境上，文章的笔致上”的相似。20世纪40年代初出现的林林的《鲁迅和果戈理》则是国内文坛专题论述两位作家关系的首篇文章。文章认为，鲁迅与果戈理的关系“极密切”，两人的文学因缘“特别浓厚”；果戈理作品中具有的“构思的质朴”、“人生完善的真理”、“民族性”、“动人的喜剧性”和“永远被压服着悲哀与忧郁的深刻之感”等特点，“鲁迅亦具备”。因此，作者称鲁迅为“中国的果戈理”。文章的分析虽然尚欠深入，但却开了后来大量的同类文章的先河。

不过，在当时的关于果戈理的评述文章中，也出现了明显的误读现象。首先是批评的道德化倾向。有些文章不恰当地夸大了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批评的范畴，认为果戈理一生都在“恭维官场”、谄媚政府，作品只讽刺小官，从而贬低果戈理的价值。这种倾向甚至在耿济之这样的优秀译者身上也有所表现。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受苏联早期极“左”思潮中否定古典作家的错误言论的影响，二是在中国文坛存在接纳道德泛化的文化背景。对此，鲁迅曾一再提出批评。这种观点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作家评价不能等同于道德评价；其二，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晚年思想的批评不能等同于对果戈理一生的评价；其三，要充分考虑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那时的检查制度又是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攻击大官的作品，也就更难以发表。”果戈理有弱点，有偏见，有矛盾，不足为奇，但一定要客观评价。上面提到的梅行的文章也批评了这一倾向：“一个批评家，没有权利把一位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生硬地装进现代社会主义的观点里面去，或者对于他的思想上的保守和落后作片面的曲解；而应该从他所处的时代，所反映的生活，以及艺术创造的价值和对全人类的贡献全般的见地上去估价，得出适当的完美的结论来。”

其次是评价中的简单“拔高”的倾向。比较典型的是陈北欧的《哥格里与写实主义》一文。文章称果戈理是“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先进”，他的创作是“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泉源”。“在世界文学史上，从旧社会制度承继的遗产之中，哥格里的艺术价值当是最巨大的了。”与契诃夫相比，果戈理是“写实主义的伟大建设者”，而契诃夫只是“站在崩毁过程最后线上的”，“比神秘的象征主义进一步而已”。这种误读（把写实主义推向极致、简单化的比较和不恰当地套用新名词）同样是对果戈理艺术精神的极大损害。

中国当代对果戈理的接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70年代末至今。

50年代初出现过一个小高潮，那是1952年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之时。中国文化名人纷纷撰文纪念果戈理，发表的有关文章和译文达数十篇之多，如：茅盾的《果戈理在中国》、郭沫若的《为了和平民主与进步的事业——纪念雨果、达·芬奇、果戈理和阿维森纳》、曹禺的《参加果戈理纪念会归来》、丁玲的《果戈理——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曹靖华的《果戈理百年忌》、沙汀的《我们永远珍爱果戈理的艺术遗产》、孙犁的《果戈理》、绀弩的《〈死魂灵〉在中国》、陈白尘的《〈巡按〉在中国》、黄药眠的《重读果戈理的〈巡按使〉》、贾植芳的《果戈理和我们》、陈涌的《向果戈理学习什么》、桴鸣的《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理》、史东山的《从戏剧电影工作的回忆中纪念果戈理逝世百年》和冯雪峰的《鲁迅和果戈理》等。建国初期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促成了这一盛况。除了应景的文章外，不少作家诚挚地表达了他们与果戈理的精神联系，从中可以见到果戈理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确实血脉相连。

在其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关于果戈理的评论文章数量虽然减少，但文坛对果戈理仍保持着相当的热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也有一些认真写就的文章，但就总体而言，果戈理研究进展不大。受当时的政治氛围的影响，思想僵化、模式单一的问题日渐突出，误读现象比较严重。在有些文章中，果戈理的“革命性”被不恰当地强化了，作为“封建制度掘墓人”的果戈理成了仅次于高尔基、别车杜的“准革命家”；在对果戈理创作的评论中，强调其暴露黑暗的作用和现实主义特色，而忽视果戈理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往往只从社会批判激情和人道主义情怀解读“含泪的笑”，而剥离了它的美学风格的层面。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仅果戈理研究走向式微，而且中国作家对果戈理讽刺艺术的借鉴也变得谨小慎微。老舍在1956年写出一部讽刺剧《西望长安》，但是不成功。同年，老舍在总结自己“讽刺得不够”的原因时表示：他主观上想“尽量躲开《钦差大臣》”。“我的写法与古典的讽刺文学作品（如《钦差大臣》等）的写法大不相同，而且必须不同。《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丑恶的，所以我们觉得讽刺得过瘾。……我能照这样写吗？绝对不能！”理由是：“我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制度”，而且“我们的于部基本面是好的”，能讽刺的只是“他们的某些错误”。可是，老舍又在另一个场合谈到了客观原因：“社会上的阻力很大，一篇作品出来就遭到多少多少责难”，作家自然就“望而生畏，不敢畅所欲言了。”熟谙艺术规律并深切了解社会现实的老舍指出：“事实上，我们社会里该讽刺的人与事的毛病要比作家们所揭发过的还要更多更不好。”“既要讽刺，便须辛辣。”然而，在现实主义精神被大为削弱的年代里，中国的作家对果戈理只能敬而远之了。直至60年代中期，果戈理及其作品被打入“封资修”之列，从中国读者的视线中完全消失。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果戈理重新成为中国文坛关注的对象。1978年至1982年5年间，评论界发表了60多篇研究文章和3本评述著作。不过，由于尚处在恢复阶段，有力度的研究成果不多，人们的视线集中在少数几个传统的领域。期间，专题分析《死魂灵》的文章有21篇，分析《钦差大臣》的文章有9篇，比较果戈理和鲁迅的两篇《狂人日记》的文章有11篇。这些文章尽管分析有详略之分，水平有参差，但观点接近，雷同感强烈。如作比较的文章大多从思想和艺术两个角度着手谈两者的“同中之异”，并得出后者较前者“忧愤深广”的结论。

8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对果戈理的热情看来有所减退。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年均数不及前一阶段的一半，而且还有递减的趋势。与中国文坛研究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经典作家成果迭出的状况相比，果戈理似乎正在淡出当代中国批评界的视野。这种状况与果戈理当年的巨大影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与人们多年来对果戈理形成的心理定势（它被某些意象和定位强化）导致的逆反心理有关，作为“封建制度掘墓人”的社会批判家，果戈理拉开了与当代人的心理距离。而“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似乎又少了些在其他经典作家中常见的、仍能引起新一代兴趣的浪漫情爱、优美女性、曲折情节，或深邃的哲理思考和病态心理的剖析。

不过，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数字更不能衡量一切。其实，从研究的角度看，近十多年正是中国的果戈理研究最有成绩的时期。虽然这一阶段仍有不少缺乏新意的研究文章，但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有创见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果戈理与宗教关系。这是以往许多研究者不愿或不敢涉足的领域。因此，任光宣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他在《果戈理现象》一文中指出，果戈理将诗看作是通向基督教的阶梯，基督精神是他的人生的最高理想，他的宗教道德观的重要内容是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善恶观。这一点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死魂灵》的结构框架和人物处理就与他的宗教观有关。在作者的构思中，小说分三部，分别体现俄国的地狱、炼狱和天堂，展现的是芸芸众生从恶走向善，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程。如乞乞可夫，按照果戈理的构思，这个人物将经过“炼狱”中的道德完善和复活，从庸俗和卑劣的“地狱”升入理想的“天堂”。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报应惩罚观都在其中得到反映。这部作品是“作家宗教意识的艺术演示”。但是，果戈理并不是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他信奉基督但却不逃避现实世界，他通过对现实的认识和分析去寻找与探索通往基督之路。”“他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再现出一个完整的宗教道德世界观体系，并以此去回答复杂多变的俄国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对果戈理宗教思想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这位作家及其创作的认识。

关于《与友人书简选》。这是果戈理晚年的一部曾经受到广泛批评的著作。这样的文字我们是不陌生的：“作者公开为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辩护。这本书获得了反动文人的大声喝彩，而进步人士却一致反对。”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了果戈理，深刻地批判了他的反动观点”。但是，我们对这部重要著作究竟了解了多少呢？当年发表的只是经当局和检察机关软化处理和大肆删改后的著作（完整的出版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别林斯基在写了那封情绪激动的信以后又有过不少关于果戈理的更为客观的言论。果戈理写作此书的“匡正时弊，疗救人心”的宗旨，《与友人书简选》内在矛盾和他晚年宗教思想的联系，这部著作对俄罗斯思想界文化产生过的持久而又深刻的影响等等，我们终于在这一时期看到了关于这一切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文字。

关于果戈理的创作心理。以往研究者确实不大注意或者至少很少去深究这样一些问题：个性忧郁的果戈理为什么能写出欢乐浪漫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和令人捧腹的《钦差大臣》？在创作《死魂灵》第一部时疾病缠身的果戈理为什么会出现创作高潮？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涉及的是作家气质与作品题材的关系，作家生命力、精神力量和创作激情的关系等颇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用传统的研究方法难以解读。程正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此展开了认真的研究，别开生面。如他在谈到作家气质与作品的关系时，引用了作家本人的有关表述：“为了使自己快乐”，“病态和忧郁的心情却成了我早期作品中表现快乐情绪的原因”；引用了同时代人的有关评价，如普希金称其为“愉快的忧郁者”，别林斯基将其的创作特色定位为“被深刻的悲哀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又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如《旧式地主》中读者出自好心的愉快的笑如何化为令人心碎的忧郁之感，《钦差大臣》中作家内心的苦闷和忧郁如何同戏剧形式奇妙结合。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果戈理忧郁的气质对他一生的创作都有影响”，不过早期“主要是通过欢快抒情的作品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后期“他的苦闷和忧郁已升华为全民的苦闷和忧郁”。在这个角度来反观果戈理的“含泪的笑”，也许可以对这一美学风格有更多一层的了解。

关于果戈理作品的艺术形式。在过去对果戈理的定位中，他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写实派作家，因此缺乏对其作品中艺术形式的多样性的研究。如今“重读果戈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扬果戈理艺术的历史哲学品味，强调果戈理诗学中的怪诞、夸张、魔幻、象征品质”。近年来，钱中文等研究者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或对果戈理“怪诞现实主义”的特色在作品中的表现作深入的分析，或着重考察果戈理作品中的“象征”，或从修辞学的角度解读果戈理的作品，或则推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等，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果戈理的认识。

关于果戈理与中国。这一阶段仍有不少人就两部《狂人日记》发表专题评析文章，有的写得很认真，如罗以民的《中俄两篇〈狂人日记〉创作意图探源》等，但是扎实而有新意的文章还是比较少见。相比之下，最值得赞许的研究成果是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果戈理》和王志耕的《果戈理与中国》。王志耕的文章以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对果戈理与鲁迅、张天翼、沙汀、鲁彦、陈白尘和老舍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作了颇有理论色彩的分析，推进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果戈理早已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是果戈理不会真正淡出当代中国批评界的视野，最近笔者的案头上高高起的那套装帧精美的书籍——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九卷本的《果戈理全集》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国内至今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果戈理的作品集，包括了果戈理的小说、戏剧、文论和书信，并吸取了近年来果戈理遗产中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厚重的文化品味。在果戈理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小说和戏剧中，有真实的描摹和辛辣的讽刺，有怪诞的形态和象征的意蕴，也有热烈的抒情和哲理的思考，充满了诱人的艺术魅力。他的文论和书信也极具价值。从这些文字中可以见到作家独到的思考，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了解他的政治观、宗教观和文艺观，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家的痛苦、矛盾和追求。借助这部独特的心灵史，我们能走近真实的果戈理，走近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