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情结：华夏大地上的俄罗斯诗魂

在中俄文化的交往史上，普希金有不少令人瞩目的地方。在俄国作家中，他的名字最早为中国读者知晓；在俄国文学名著中，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最早被译成中文；在中国，他拥有除了其祖国以外的人数最多的知音。在中国甚至有“普希金情结”一说。这情结源于何时，起于何方，它反映了这位俄国诗人与中国文化发生的何种关联，这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妨从中国初识普希金开始。

普希金的名字及其作品初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

19世纪末，由于中俄交往的日趋频繁，中国读者对俄国社会与国情已不陌生，在当时出版的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俄国近况的报道和关于俄国“国例、官制、教会、学校、商贾、国计、典籍”之类的介绍。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文字中，偶尔也会见到涉及俄国作家和作品的文章。1897年6月，《时务报》第31册上刊有日人撰写的《论俄人之性质》一文。文中在谈及俄人喜“沉溺空理空言”时写道：“夫俄人之好凭空论事，而少忍耐之力。诗人伯是斤所夙称也。其言云，昔有称埃务剧尼者，本多才之士，平生好为大言，耸动人耳目，崇论闳议，冲口而出，然未尝实行其万一，居常蠢尔无为了此一生。是为俄人之情状也。”文中的诗人伯是斤即普希金，这大概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见到这位俄国作家的名字。文中的埃务剧尼即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作者对其多余人性格的描述虽嫌粗疏，但亦殊为难得。

1900年，上海广学会发行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再次出现普希金的名字，并更明确地称他是俄国“著名的诗人”，“名震一时”。

此后不久，普希金的作品开始在中国出现。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发行了普希罄（即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全称《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另注明“一名《花心蝶梦录》”，（即《上尉的女儿》），译者为戢翼翚。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部俄国文学名著。戢氏的译文在主要情节上与原作是基本吻合的，而且虽通篇文言但译笔晓畅优美，无怪乎译作一出即备受赞扬。黄和南在译本绪言中写道：译作“能以吾国之文语，曲写他国语言中男女相恋之口吻，其精神靡不毕肖。其文简，其叙事详。其中之组织，纤徐曲折，盘旋空际，首尾相应，殆若常山之蛇”。顾燮光也曾在《译书经眼录》中称赞该书“情致缠绵，文章亦隽雅可读”。黄和南为普希金小说写的七百余字的绪言，可以说开了中国文坛对俄国文学名著评价的先河。

不过，作为早期译作，译者对原著的改动和误译之处还是不少。该书的字数大致是今译文的三分之一。差距较大的原因除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外，译者作了不少删改。如译本删去了各章题头所引的全部诗歌和谚语，删去了译者认为次要的情节，并对原文中的某些内容进行了压缩性的改写。例如，普加乔夫向格利涅夫陈述其胸怀的著名片断中，除普加乔夫抒怀这一关键的对话基本完整外，俩人在车上的其他对话都作了压缩性的改写。又如此节最后一句话，在原文中则是一个小段，其中写了普加乔夫和格利涅夫两人默默想心事，驾车人拖长声音唱着悲哀的歌，萨威里奇坐着打瞌睡，雪橇在冬天的路上飞快地跑等等，这是普加乔夫抒怀后烘托气氛的部分，似乎与主要情节无关，于是译者毫不犹豫地将它删去了。

译文与原文相比改动较大的还有：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改成了第三人称；将所有的章目改成了当时的章回体形式；添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内容（如译作开头的一段景物描写）等。因此，严格地说，这一翻译文本中带有明显的改写成分。此外，译文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之处。如上述片断中，原文的“老鹰”被译成了“野雁”，这对表现普加乔夫的性格无疑有所损伤。又如主人公的名字大都不准确，有明显的英化现象。当然，除戢氏的中译出错外，不排除他所依据的原译本本身的错误。戢氏的译本依据的是高须治助1883年的日译本，但当时日本译界深受英美文学的影响，在日译本正式出版之前校阅者服部务松作了干预，据英译本将人物名英化了，因而才有了戢氏译本中弥士、玛丽、克灵顿这样的名字和类似的错误。

尽管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戢氏毕竟是将普希金的名著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中国的俄国文学名著的翻译由戢翼翚始，并非纯属偶然。戢氏字元，湖北房县人，清末“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最初第一人，亦为中山先生密派入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他曾“设《译书汇编》于东京”，“创《国民报》，密与中山先生议，发布推翻满清大革命之宣言”，“设作新社于上海”，“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戢翼翚站在当时时代的前列，他的阅历和胆识，他的“沟通欧化”和广译名著的心愿，使他又成为俄国文学名著中译的“最初第一人”。

中国最早对普希金作比较全面的介绍的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1908)。这篇文章中有关普希金的文字约一千多字，作者在撰文时有所取舍地引述了日本八杉贞利的《诗宗普希金》和丹麦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两书中的某些观点，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作者首先高度评价了普希金对俄国文学的贡献：“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而在此进程中，普希金则有开创之功：“初建罗曼宗（即浪漫派）于其文界，名以大扬。”“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而后，鲁迅又在比较中凸现了普希金创作的特色。如在与拜伦比较时指出：普希金早期创作受拜伦影响，“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即《高加索俘虏》），至与《哈洛尔特游草》（即《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相类”，《及泼希》（即《茨冈》）中也可见到拜伦影响的痕迹。但是，这两首诗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也就是说普希金长诗中的主人公虽然同样被世人放逐，但又离不开那个时代俄国社会的特征，表现出“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的性格特点。诗人对主人公的弱点“不与以同情”，“悉指摘不为讳饰”，“故社会之伪善，既灼然现于人前”。在《茨冈》一诗中，诗人赞扬的是茨冈人的“朴野纯全”。可见，普希金所爱已“渐去裴伦（即拜伦）式勇士而向祖国淳朴之民”。此后普希金的创作“渐离裴伦（即拜伦），所作日趣于独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鲁迅还将普希金的创作与莱蒙托夫和密茨凯维奇等人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文章特别推崇“巨制”《叶甫盖尼·奥涅金》，称其“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主人公更加真实，“不凭神思，渐近真然，与尔时其国青年之性质肖矣”。同时，鲁迅也指出了普希金后期一度对沙皇政权存有幻想，“立言益务平和”，并在《俄国之谗谤者》（即《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及诺之一周年》（即《波罗金诺纪念日》）等诗篇中“美其国之武功”的沙文主义倾向。

鲁迅早期大力提倡文学上的“摩罗诗派”，赞美积极浪漫主义的热烈的抗争精神。正因为这样，鲁迅在论及俄国文学时，选择了俄国文学中“摩罗诗派”最杰出的代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加以重点介绍。作者热切地希望黑暗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的精神战士。

普希金进入中国以后，中国读者对他的认识有过几次调整，在这种调整中同样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尽管在中国最初介绍普希金的文章中已明确了他的诗人身份，但是在普希金的名字进入中国后的将近30年间，人们只是见其小说而未见其诗歌。

辛亥革命前后，除戢翼翚首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外，中国译者还译出了普希金的另外三篇小说：《俄帝彼得》（即《彼得大帝的黑奴》），冷（即陈景寒）译；《神枪手》（即《射击》），毋我、冷译；《棺材匠》，毋我译。这三篇作品分别刊载在1909年至1913年的《小说时报》上。“五四”高潮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沈颖、胡愈之和郑振铎等译者又先后译出了普希金的一系列小说，如《驿站监察史》（即《驿站长》）、《雪媒》（即《暴风雪》）和《承办丧事的人》（即《棺材匠》）等；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安寿颐据俄文较为忠实地译出的小说《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赵诚之据俄文译出的《普希金小说集》，内收《情盗》（即《杜勃罗夫斯基》）和《铲形的王后纸牌》（即《黑桃皇后》）等九篇中短篇小说。

由此可见，中国文坛当时感兴趣的普希金的小说，不仅将他的主要小说基本译出，而且个别小说有了多种译本，有的还直接译自俄文。那么，以诗著称的普希金为何却首先以小说家的身份为中国文坛所接受呢？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时的社会对小说的重视超过诗歌。晚清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人曾大力鼓吹“小说界革命”，他们的倡导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翻译。黄和南为戢翼翚所译《俄国情史》写的绪言中谈到：该译作“非历史，非传记，而为小说。”“夫小说有责任焉。吾国之小说，皆以所谓忠君孝子贞女烈妇等为国民镜，遂养成一奴隶之天下。然则吾国风俗之恶，当以小说家为罪首。是则新译小说者，不可不以风俗改良为责任也。”可见，译者与评价者在译介这部作品时都是有明确指向性的。戢氏译本中显示出来的这些特点在清末民初中国的俄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这种风气的影响一直延伸至民国初年乃至“五四”时期。

二是当时的文坛对富有人道色彩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视超过浪漫主义作品。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他当年对拜伦和普希金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时说：“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坟·题记》）鲁迅的这种喜好上的变化其实正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文坛趣味的变化。如耿济之在为安寿颐所译小说《甲必丹之女》所写的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先以友人的口吻强调，介绍外国文学“当以写实派之富有人道色彩者为先”，而后耿氏虽指出在写实派和浪漫派之间“并不能截然划一鸿沟”，但肯定的还是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将蒲格撤夫（即普加乔夫）作战时代之风俗人情描写无遗，可于其中见出极端之写实主义。”又如瞿秋白当时也认为，普希金的成就与诗歌和小说均与“写实有的生活”分不开，他的作品“描写俄国的现实生活，取材于平民的环境，适应当时社会的精神上的需要”；他的《驿站长》的魅力在于“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

三是当时的文坛对普希金诗歌的魅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在那个时代，不少人把普希金仅仅看作是一个“社会的诗人”，对他的诗歌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了解不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作进一步分析。同时，译出形神兼备的诗歌具有相当的难度，当时的中国翻译界在总体上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诗歌翻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普希金这位诗人，其他外国诗人作品的翻译上也具有相似的现象。

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稍有变化。《文学周报》1927年第4卷第18期发表了普希金的诗作《致诗友》，译者为孙衣我。1933年哈尔滨精益书局出版的《零露集》一书中收入普希金《致大海》和《一朵小花》等九首诗歌，译者为温佩筠。但是，“诗人普希金”真正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一直要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即中国文坛首次大规模纪念这位俄罗斯诗人之时。

如果说译界最初提供给中国读者的是小说家普希金的形象的话，那么评论界对普希金的诗人身份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但是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为中国读者描绘的更多的是革命诗人普希金形象。

应该说，普希金的这种形象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介绍中已初露端倪。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是当时较早谈到普希金的文章。文章介绍说，俄人称普希金为“俄国诗界无冠之帝王”，他有一诗，“题曰‘自由歌’( Ode to libey )。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显然，出于题旨的需要，文章并没有全面评价普希金，而仅提及《自由颂》一篇，强调的是诗歌的思想内涵。其他几位前期诗人，作者列举的也都是一些为自由而呐喊的诗篇，如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雷列耶夫的《沉思》和奥加廖夫的《自由》等。文章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对普希金的基本认识，其褒贬的尺度与他们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是一致的。

当然，“五四”时期一些研究者在强调普希金是“社会的诗人”的同时，也比较注意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如田汉在《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中认为：普希金的伟大“首在表现俄国之社会倾向与要求，次在造出能活现国民思想感情之用语”。不过，他对后者的评述较为深入：普希金“将俄国民间活语信手拈来，任描写何种纤细之印象、幽微之波动，意无不达，始其创作后世奉为国语之宝藏、文章之圭臬焉。又与俄国国民生活之真相、自过去现在之状态、迄言语风俗习惯之末，靡不细心研究。故其作品于俄国之自然、生活、国语、国民性，如镜中之映物，无微不显。读《罗丝兰与绿德密拿》（即《卢斯兰与柳德米拉》）、《士官之女》（即《上尉的女儿》）、《优格尼阿内金》（即《叶甫盖尼·奥涅金》）诸作，可以知矣”。瞿秋白当时关于普希金的一些评述在衡量尺度上也与田汉相似。

中国的普希金作品译介经过自1925年至1936年将近12年的相对沉寂后，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进入了新的活跃期。而且，随着中国进入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阶段，以及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文坛对普希金的评价开始出现逐步拔高的趋势。

这一时期举办的三次纪念活动对中国的普希金接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次活动分别是1937年和1947年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和110周年，1949年纪念普希金诞生150周年。当时，与纪念活动相应，一些协会、刊物和出版社纷纷推出纪念专刊或纪念集，如《普式庚特辑》、《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号》、《普式庚逝世百周年会集》和《普希金百年祭纪念册》等。此外，《普式庚创作集》、《普希金文集》、《普式庚研究》、《普式庚论》、《普式庚论集》、《普希金评传》，以及刊物上的各种著译文字也大量出现。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内的普希金的许多重要作品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了中国，这是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一次大普及。但与此同时，“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形象也开始凸现出来。

在译介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倾向，如抒情诗中被反复译出的是《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致恰达耶夫》、《纪念碑》、《阿里昂》、《自由颂》和《致大海》等几首反暴政、争自由的“革命”诗篇。在文章和演说等文字中更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以1947年为例，茅盾认为：“诗人的一生就是一首革命的史诗。”郭沫若称普希金有几点最值得中国读者学习：“第一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二是他的为革命服务的志趣；第三是在两种生活原则之下，他发挥尽致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气概。”当然，在郭沫若的演说中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中并非没有对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分析，但是其基调是被明显拔高了。胡风对普希金的评价基本上也属“革命诗人”的框架，但语调有所降低。他认为，普希金是“一个反抗旧的制度而歌颂自由的诗人，一个被沙皇俄国虐待、放逐、以致阴谋杀害了的诗人”，是“民主革命运动的诗人，旗手”。这样的观点似乎在当时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这种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与大环境有关，这里包括社会的和文学自身的环境。胡风在上文中这样解释中国左翼文坛只接受“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原因：“新的人民的文艺，开始是潜在的革命要求的反映，因而推动了革命斗争，接着也就因而被实际的革命斗争所丰富所培养了。中国新文艺一开始就禀赋了这个战斗的人民性格，它的欲望一直是从现实的人民生活和世界的人民文艺思想里面争取这个性格的发展和完成。从这一点上，而且仅仅只能从这一点上，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普式庚终于被当作我们自己的诗人看待了的原因。”

中国左翼文坛过于浓厚的政治倾向和功利色彩，阻碍了自身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更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和接受。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同样存在。也由于这一点，当60～70年代政治风向发生逆转时，普希金在中国地位也才会如此一落千丈，从被偶像化的“革命诗人”变为遭唾弃的“反动诗人”。

崇拜也罢，唾弃也罢，普希金还是原来的普希金。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带来了中国文坛的繁荣，也使中国的普希金译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坛开始为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普希金形象。

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系统地译介了普希金的全部作品。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普希金作品的选本就有多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多卷本文集或全集，如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四卷本《普希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卷本《普希金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八卷本《普希金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十卷本《普希金文集》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十卷本《普希金全集》等。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俄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不久前感叹道：“除了俄罗斯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能够如此经常地、如此大量地出版普希金的作品。”同样，中国的普希金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而且，研究者的思路更加开阔，态度更加客观，方法更加多样，出现了《普希金创作评论集》、《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普希金与中国》和《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等不少引人注目的研究著作。

普希金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他的影响在继续扩大，艺术家普希金更加受到人们喜爱。有一位名叫张炜的当代作家这样谈到普希金：“他有点像中国唐朝的李白，更像个仙人，而不像我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代又一代人。这种神奇感，来自他的无数超乎常规和经验的天才创造。……普希金的诗总有最奇妙的发现——当我们被这种发现的辐射所击中时，总是浑身一战，久久凝视篇章。”中国作家在谈论俄国作家对他们创作的直接影响时，往往提到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人，似乎较少提到普希金的名字，但是很少会有人否认曾受到过普希金作品的艺术陶冶，这种陶冶也许是一种更为内在和持久的影响。

1999年，普希金诞辰200周年之际，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了“普希金热”。这一纪念日成了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其风光不亚于中国对任何外国文学巨匠的纪念。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上海大剧院等不少著名的文化场所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此外还有多种形式的诗歌朗诵会和根据原作改编的剧目演出。电台、电视台、学校、报刊和出版社等文化机构也均有所动作。群众参与十分踊跃，其中包括许多年轻人。中国人有没有“普希金情结”？看来回答是肯定的。

有不少人在寻找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普希金作品中的东方主义特质”；有人说，这是因为“普希金的诗始终伴随着中国人的命运而悸动”；还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首先把普希金作为革命歌手继而又作为爱情诗人来接受，因而普氏受到双倍的欢迎”……也许，都有道理。不过，笔者却从不久前出版的那本厚厚的《普希金与我》中读到了许多更真切的感受。有一位作者这样写道：“不同层次的读者所理解的诗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我的普希金’未必就等同于你的或他的普希金，虽然普希金就是普希金。所谓‘我的普希金’——这只是我对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包含了我个人心理的感情的特殊历程。”这许许多多的“特殊的历程”就是对“普希金情结”的最好解读。对于这位卓越的诗人，一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雨历程中受过他的作品感染乃至影响的读者，心中自有一块无形的但却是不可推摧的丰碑。

不过，在中国确有一座有形的普希金纪念碑，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还是矗立在华夏大地上的唯一的外国作家的纪念碑。纪念碑位于上海西区岳阳路和汾阳路的交汇处，一块绿意葱茏的街心花园中。那古典式的高高的花岗岩基座上安放着一尊普希金青铜胸像，人们路过这里时每每驻足凝视，基座的花架上常有人放上鲜花。

这座碑最初建于1937年2月，是旅沪俄侨为纪念诗人逝世100周年捐资建造。数年之后，已露出败相的侵沪日军悍然将魔爪伸向普希金，他们在1944年11月将这尊铜像拆下，投入了熔炉。抗战胜利后，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和俄侨再次为重塑铜像而捐资。1947年2月，苏联雕塑家多玛加兹基重塑的铜像运抵上海，在原址再次举行了与十年前相似的揭幕仪式。著名诗人臧克家还兴奋地赋诗一首《竖立了起来》，以表庆贺。诗中写道：“你高高地站立着，／给人类的良心立一个标准，／你随着时间上升，／直升到日月一般高，／也和日月一般光明。”

新的普希金纪念碑安然地在那里矗立了将近20年的时光，并成为沪上家喻户晓的著名文化景点。1966年夏天，“文革”风暴骤然而起，纪念碑再次遭遇劫难。一伙“造反派”用钢索套住铜像，开着车硬将铜像拽了下来，铜像就此不知去向。后来，连基座也被推倒，夷为平地。

十年浩劫以后，不少文化界的人士表达了对铜像的怀念。有的画家作画《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有的作家撰文《也许，我还会得救》。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城市雕塑委员会的支持下，华东师大艺术系的两位教授再次在原作的基础上重塑铜像，基座也按原样重建。铜像出色地再现了当年普希金的风采，它让人油然想起普希金的名诗《纪念碑》。1987年夏天，普希金纪念碑第三次揭幕，其时与初次仪式已时隔整整半个世纪。此后，这里一度成了沪上颇有名气的诗人角和恋爱角。那些爱好诗歌的人们流连于此，仿佛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诗情；那些热恋中的年轻人也徘徊于此，似乎这位俄罗斯的天才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浪漫和温馨。

这座纪念碑可谓是一部由青铜和石头写就的传记，它是普希金在中国的命运的生动写照，也是对中国的“普希金情结”的最好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