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交汇：俄国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在现代中国由旧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文化转型期里，西方各种哲学和文化思潮纷至沓来，中国文化的单元背景被排浪般涌来的外国文化思潮打破了。就文学思潮而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都在中国文坛上留下过自己鲜明的印记。中国现代作家所受的影响无疑是多元的。然而，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对外来文化“取兼容包并主义”的同时，也对它作了积极的选择和扬弃。

鲁迅曾在1927年对美国学者巴特莱特的谈话时说过，现代中国介绍进来的林林总总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国家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中俄两国间好像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关系”。而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主将的鲁迅本人就是热心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论述、介绍和翻译，以及在创作上把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精神加以发展，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有益的帮助的、最主要的一人”。郁达夫在《小说论》一书中也认为，“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小说”而他本人更是对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情有独钟，他在《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一文表示，“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俄国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坛激起热烈的反响。译介的热诚和感情的专注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者受发送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中国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正说明了这一点。

俄国文学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它促进了中国新文学在观念和内容上的更新。

19世纪进步的俄国作家呼应着解放运动的激波巨浪，不断进行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俄国作家批评家和俄国文学的这种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很自然地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

茅盾曾经在《契诃夫的时代意义》一文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在对俄国文学作深入研究之后，茅盾明确表示：中国旧文学“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新文学作家必须明白“文学是为人生而作的”。

王统照也曾在《我们不应该以严重的态度看文学作品》一文中谈到：“近年来凭青年努力的成绩，输入西洋的第一流的小说，也不能算很少了，而译述俄罗斯的小说，——且是大部的小说，尤多。研究过近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俄国小说家的伟大精神，以及对于一切制度，与人生曾有过何等切实而激励的如何样的批评。……其所著作，切实说去，与1918年之红色革命，实有密切之关系。而俄国之雄壮悲哀的精神所在，任遭何等艰困，而不退缩，且能勇迈前进的缘故，固然是其国民性与其由历史得来的教训，但文学家的尽力，由潜在中唤起国民之魂，谁能说是毫无相关的。”他还认为：俄国文学的“悲苦惨淡与兴奋激励的精神，反抗与作定价值的烛照，在俄国人当时曾受过伟大的影响，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尤为需要”。

俄国文学这种“为人生”的观念不仅在“五四”初期“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而且日益广泛地被更多的不同流派的中国作家所接受。当时除了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高举“文学为人生”的旗帜外，属于其他社团或流派的不少作家也都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在对真实人生大胆描摹和无情剖析的俄国文学面前，鲁迅痛感到中国旧文学的“瞒和骗”，他决意要“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的支配下，鲁迅写出了显示中国文学新生机的小说《狂人日记》。尽管这部作品与苏曼殊的《双枰记》发表时间仅差四年，但如张定璜先生在《鲁迅先生》一文中所言，后者保留的是“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而前者则使中国文学“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鲁迅承认他的这部作品受到过果戈理同名小说（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撇开艺术形式这一层不谈，这种影响最深刻的一面就在于鲁迅像果戈理那样写出了毫无讳饰的、赤裸裸的真实人生。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之后，中国文坛上出现过“问题小说”热这里也有着俄国文学的影响。高尔基说过：俄国文学“主要是一种提问题的文学。”这是俄国作家敏锐地捕捉生活中新跃出的问号并加以艺术表现的结果。“五四”时期，周作人就在《每周评论》上以俄国小说为例，大力倡导用“问题小说”取代中国传统的“教训小说”。加之，当时中国社会问题尖锐化以及一部分青年人的迷惘心态，“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探究社会问题和人生意义的小说应运而生。尽管作为创作潮流的“问题小说”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它却带来了中国文学主题的革命性变化。

中俄作家探讨的社会问题也不乏相似之处。就知识分子问题而言，中国作家也像俄国作家一样，通过塑造一系列“多余人”和“新人”形象，反映了“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深刻主题。最早将“多余人”一词从俄国引入的是瞿秋白，他的《赤都心史》(1921)中就有“中国之‘多余人’”一节，这一节的开头醒目地引述了俄国“多余人”罗亭致娜达丽娅的一封感叹自己虽有良好禀赋但却一事无成的信。当时不少作家或以“多余人”自况，或使其在自己笔下复活，如郁达夫着力塑造的于质夫一类的“零余者”形象就颇为典型。在郁达夫小说《零余者》中，那个自认为对世界和对家庭“完全无用”的主人公，在幻觉中竟觉得自己如同罗亭一样“一个人漂泊在俄国的乡下”；而在鲁迅小说《孤独者》中那些“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的来客，“懒散而骄傲地”虚度着时光。因此，“零余者”（或称“多余人”）的精神特征实际上也成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中的一部分不满现实但又无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同样，中国作家笔下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也与俄国文学中的“新人”形象有着内在的联系。如巴金早期小说中的那些热烈追求光明，不惜牺牲爱情、健康，乃至生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身上，无疑有着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和民粹主义革命者的某些投影。青年巴金十分熟悉这些革命者的斗争，读过不少类似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这样的书，因此用作者自己在《〈爱情三部曲〉总序》中的话来说，这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妃格念尔型的女性”。

从普希金《驿站长》开始，俄国文学有一个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俄国文学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鲁迅将这种影响比之为“正不亚于古人发现了火”，因为从俄国文学那里，中国读者“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并进而激起中国作家“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的强烈愿望。鲁迅回忆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过：“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鲁迅的这种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不是绝无仅有的。

在俄国文学的影响下，一大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形象出现在鲁迅、茅盾、叶绍钧、沈从文、夏衍、艾芜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在巴金笔下的女仆鸣凤身上见到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卡秋莎·玛丝洛娃颇为相似的命运以及作者倾注的深深的同情，不难在废名笔下的老马车夫、小牧童、长工等人物身上感受到契诃夫笔下的老马车夫和小万卡那样的苦恼以及作者的深深的哀伤，同样也不难在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形象中体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重塑被丑化的“抹布阶级”美好心灵的愿望。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更注意俄国作家对下层人民麻木的精神状态的揭示，例如他翻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只要区区几个卢布就会顷刻间忘却受侮辱的痛苦的妓女形象，揭示了人物精神上的极度麻木。其实，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精神状态在鲁迅自己的小说中还少吗？只是鲁迅的笔触更为犀利，他触及了愚民专制的吃人本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

中国现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发生过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这一艺术形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俄国文学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俄国文坛“人才辈出，著作如林”，“使世界的人惊愕失措，叹为奇观”。从果戈理式的犀利、屠格涅夫式的抒情、冈察洛夫式的凝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邃，直至托尔斯泰式的恢弘和契诃夫式的含蓄，无不显示出俄罗斯民族文学独具的撼人的艺术魅力。这一切深深影响了正在进行艺术探索的中国作家，不少人默默地汲取其中的养料，并诚挚地把俄国作家称为自己创作生涯中的重要的老师。

当然，与文学观念或创作内容相比，艺术形式的影响显得更为复杂和多样。

鲁迅受过不少外国作家的艺术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果戈理、契诃夫和安德列耶夫。关于果戈理，已经有人指出两位作家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在作品体裁（日记体小说）、人物设置（狂人形象）、表现手法（反语讽刺，借物喻人）和结局处理（“救救孩子”的呼声）等方面的相似，其中鲁迅在创新意识下接受影响的线索是清晰可辨的。自然，鲁迅对果戈理小说艺术的吸收和融会是远不止这部作品的。关于契诃夫，鲁迅多次表示这是他最喜爱的作家。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称赞契诃夫的小说“字数虽少，角色却都活画出来”；看来是淡淡的幽默，但一笑之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看来，这两位作家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精神上的默契。鲁迅的小说中确能见到契诃夫那种在浓缩的篇幅里透视人类的灵魂，在平常的现象中发掘深刻的哲理的特点。郭沫若也是在这层意义上称他们为“孪生的兄弟”。关于安德列耶夫，鲁迅也是格外注意的，他多次指出这位作家创作的独特风格，即作品中“含有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这一切深中肯綮的见解也反映了鲁迅小说中现实与象征手法的交融、冷峻悲郁笔法的运用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安德列耶夫的影响分不开。鲁迅所说的《药》的末一段“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 Andreev)式的阴冷”，指的正是这层意思。

与鲁迅早期对契诃夫是“顶喜欢”相比，巴金早期却“不能接受契诃夫的作品”，因大他觉得他的小说“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种调子是不一样的”。对巴金影响最大的是屠格涅夫。巴金不仅是屠格涅夫作品的主要译者，而且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觉地借鉴了屠格涅夫的艺术经验。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中谈自己的这部小说时表示：“据说屠格涅夫用爱情骗过了俄国检察官的眼睛。……我也试从爱情这关系上观察一个人的性格，然后来表现这性格。”作者正是和屠格涅夫一样，通过爱情的考验充分显示了周如水的怯懦、吴如民的矛盾、李佩珠的成熟等人物性格的主导面。而《利娜》一作的女主人公几乎可以称为叶琳娜精神气质和性格上的孪生姐妹，她的性格的美也是在把自己的爱情与革命者波利司的命运连在一起时充分反映出来的。巴金还在《谈谈我的短篇小说》中说过：“我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便是我的一位老师。”“我那些早期讲故事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启示写成的”。巴金酷爱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两位作家的散文诗都具有抒情、哲理和象征相结合的特色，并且都喜欢运用梦幻手法。比较屠格涅夫的《门槛》和巴金的《撇弃》，就会发现两篇作品从主题、艺术构思到表现形式都十分相似。屠格涅夫通过一个俄罗斯女郎与大厦里传出的声音对话，巴金通过“我”与黑暗中的影子对话，都用象征的手法塑造了坚定但又孤独的革命者形象，赞颂了为追求光明不惜献身的崇高精神。

当巴金倾心与屠格涅夫时，茅盾却断然否认自己的处女作《幻灭》在艺术上受了屠格涅夫的影响。他在《谈谈我的研究》和《我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这两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屠格涅夫我最读得少，他是不在我爱读之列。”契诃夫“读过不少”，“但我并不十分喜欢他”。就俄国作家而言，茅盾师承的是托尔斯泰的艺术传统。他还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这样说过：“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可是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与托尔斯泰。”这种“更近与托尔斯泰”的倾向既表现在茅盾的小说创作中遵循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表现在他把托尔斯泰的艺术表现手法作为自己创作楷模。茅盾认为：“读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要作三种功夫：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物，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这三个方面正是茅盾从托尔斯泰那里得益最多的地方。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有一种盘根错节、绿阴遮天的气势美，而这又建筑在作家“致力以求”并“感到骄傲”的“天衣无缝”的结构布局的基础之上的。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人民的思想”的有力统辖和人物对映体结构中心的独到安排，使大如历史进程、民族存亡、战争风云、制度变革，小至家庭盛衰、乡村习俗、节庆喜宴、个人悲欢，都纳入统一的艺术结构之中，从而达到既宏伟开放又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处理手段使茅盾感到一种心灵上的吻合。他直言不讳地向采访他的苏珊娜·贝尔纳承认，他的那部震动现代中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子夜》“尤其得益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子夜》的视野是相当开阔的，但由于作者对结构布局的精心构制，这部场面宏大的小说在整体上显得脉络清晰，和谐统一。在小说具体场景的处理上，茅盾也受到了托尔斯泰小说的启迪。如《子夜》开始时为吴老太爷治丧的场面，在全书的结构中的作用就与《战争与和平》开始时宫廷女官舍雷尔客厅的场面颇为相似。茅盾借灵堂这一热闹场面引出主要人物及吴荪甫和赵伯韬矛盾冲突的主线和几条副线，巧妙地把“好几个线索的头”，“然后交错地发展下去”，从而不仅使小说的这一部分成了全书的总枢纽，而且为小说情节自然、严谨而又开阔地展开铺平了道路。在艺术功力上茅盾还达不到托尔斯泰那样的水准，但是对外来艺术的养料的这种积极吸收的态度则使他对中国现代长篇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家之间的艺术影响是复杂的，这不仅表现在影响源的各个不同或一个作家可能同时受到许多外国作家的综合影响，而且表现在即使同样对某个外国作家感兴趣的中国作家，其接受影响的角度和深度往往也是大相径庭的。如郁达夫、巴金、沈从文、艾芜等作家都对屠格涅夫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是郁达夫主要是在感情上与其相呼应，并在塑造“零余者”形象时接近屠格涅夫；而沈从文更多的是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获取艺术灵感。沈从文曾多次赞扬和力图效法《猎人笔记》，他在《新废邮存底二七三——一首诗的讨论》中谈到这部作品对自己的创作的影响时说：“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都带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五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意图，以为这个方法处理有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功”，“这样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之一格”。确实，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如随笔式的文体，特定背景中凸现特殊的人物的人生形式的写法），而且在艺术精神上（如对质朴的自然形态的赞美，对扭曲的美好人性的悲凉）与《猎人笔记》相通。

由此可见，单从社会历史原因上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作家倾心于果戈理和契诃夫，有的作家则师承于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之类的问题的。作家之间的艺术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追求、创作个性和精神气质上的接近，这正如植物的种子只能在它们适宜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一样。例如，巴金与屠格涅夫的关系就是如此。这两位作家出身于没落的封建专制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里从小目睹了专制者的暴虐和弱小者的不幸。早在少年时代他们就对下层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并都对摧残人性的封建专制作过抗争。因此，反映在屠格涅夫笔下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激烈的反农奴制倾向，与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巴金才会一拍即合，巴金也才会在读到屠格涅夫带自传性的小说《普宁与巴布林》时，引起像掘开自己记忆的坟墓那样的强烈共鸣。同时，两位作家都善于体察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善于把自己的热情化作或炽烈或抒情的文字倾泻出来。同样，茅盾之所以在博采众长时，又一再表示对托尔斯泰的艺术经验的倾慕，这也与两位作家在创作个性上的接近不无关系。托尔斯泰认为：“史诗的体裁对我是最合适的。”茅盾则表示：“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谈谈我的研究》）这两位作家都是长篇小说家，长篇体裁的广阔领域更适合于他们的创作个性，在那里他们能舒展自如地施展自己的才华。正因为如此，茅盾才会对托尔斯泰长篇的艺术经验产生一种自觉追求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心灵的交汇。

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作家之间的艺术影响的复杂性，当外来影响完全融化到一个受影响的优秀作家的创作境界中去时，它就会成为作家独特风格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前面提到的那些优秀的中国作家，他们在接受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来文学的艺术影响时，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我们这里还可以以巴金和屠格涅夫的关系为例来对此作一番考察。尽管巴金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较大，以至于被人称为“中国的屠格涅夫”，尽管两位作家在风格上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深邃、细腻、抒情、酣畅构成了他们风格的基调，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我们却不能将他们划人同一风格类型的作家，他们的风格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成熟的作家的独创风格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发现，是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具体表现。大凡有成就的艺术家，其本身的风格都是多样的，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不同体裁中往往会有所变化。因此，巴金与屠格涅夫的创作风格的接近始终只是相对的，而两者之间差异却更为明显：

似乎俄罗斯广袤的大地赋予了屠格涅夫较为磅礴的才气和对艺术与大自然的更为细腻的感受能力。他感情真诚而又伤感，他那坚强的外表下似乎还藏着一颗更为柔和多情的心。他的双目敏锐而睿智，但又不免时时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他“抱着出奇的冷静写作”（《致维阿尔多》），在认真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中挥洒艺术的彩笔。他那“爱幻想的、柔弱的性格预先决定了他不能成为活动家，而且他自己也很像罗亭、列兹涅夫之类的人”（卢那察尔斯基语）。巴金的感情似乎更为热烈，“有人说热情是一把火，我便说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片断的记录》）巴金青年时代的气质颇像他笔下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黄裳在《记巴金》中所言，巴金鄙视伪饰，“有着一种特有的、完全不是造作出来的坦率和真诚”。他常常在激动的情绪下进行创作。他说过：“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东西不可，那时候我自己已经不存在了……”（《灵魂的呼号》）他始终开启着自己感情的闸门，让喷涌而出的激情自然地唱出他的悲哀和欢乐。

因此，从总体上看，同样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屠格涅夫真诚而含蓄。而巴金则灼热而奔放，仿佛你在字里行间时时可以触摸到作者那颗“燃烧的心”和感受到那感情的洪流。同样是抒情，屠格涅夫的调子浓郁而又富有诗意，犹如一支悠扬婉转，而又带有淡淡惆怅的牧笛，令人流连，又令人感伤。巴金的调子更为深沉和强烈，虽然有些作品也回响着忧郁的低调，但“追求光明的呼声”始终是他作品激越的主调。同样是细腻的刻画，屠格涅夫熟稔简洁，善于“抓住最先表现出来的特征”并更擅长于剖析女性的心理。他是19世纪俄罗斯少女纯洁灵魂的歌手，同时他又是俄罗斯大自然芬芳气息和神奇美的无与伦比的捕捉者。巴金的刻画有力自然，细腻处透出锋芒。他更善于表现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矛盾复杂的心理，同时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畸形都市生活的出色描摹者。同样是朴素的语言风格，屠格涅夫优美、柔和、凝练。他的笔触带有虽不辛辣，但亦犀利的讽刺色彩；带有虽不浓烈，但亦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味。巴金则流畅平易，清新明澈。他的笔触常常带着深沉的思索，真切自然。

巴金在《再谈探索》一文中说过，他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变成屠格涅夫。因为“别人的影响，也还是像食物一样要经过我的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优秀作家之间的风格可能接近，但绝不会雷同。大胆地、自觉地接受外来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影响，并逐步形成自己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风格，这是巴金，同样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许多有成就的中国现代作家所走过的带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历程。而从上述风格的类比中也显示了这种外来文化民族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契合与碰撞

——中国批评视野中的俄国古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