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塑与重整：“施施东来”的名家与名著

辛亥革命前后，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俄国文学名家名著逐步进入中国，开始为中国更多的读者所注意。阿英曾在《翻译史话》中风趣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无美人款款西去，黑衣教士施施东来”。不过，第一部“施施东来”的俄国文学名著并非是契诃夫的《黑衣教士》，而是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发行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译者为戢翼翚。以此为标志，辛亥革命前后和“五四”时期成了中国早期引入俄国文学名家名著的重要阶段。

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并不多，在当时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而且均为转译本，但有一点却引人注目，即一开始译介的就大多是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这就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从总量上来说当时俄国文学的译作似乎是微乎其微，而一旦为这一时期的名家名著的译作编个选本的话，那么俄国文学就会变得相当显眼。

辛亥革命前五年间主要译出了如下作品：1903年，普希罄（即普希金）的小说《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戢翼翚译，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1906年，列夫·托尔斯泰宗教题材民间故事六篇，叶道生和麦梅生据贝恩的英译本转，载上海《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次年结集并新增六篇，名为《托氏宗教小说》，由香港礼贤会出版；1907年，莱门忒甫（即莱蒙托夫）《银纽碑》（即《当代英雄》中的《贝拉》篇），吴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溪崖霍夫（即契诃夫）《黑衣教士》，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戈厉机（即高尔基）《忧患余生》（即《该隐和阿尔乔姆》），吴据二叶亭四迷的日译本转译，《东方杂志》第4卷第1期；1908年，郭尔奇（即高尔基）《鹰歌》（即《鹰之歌》），天蜕译，《粤西》第4期；A·K·托尔斯泰《俄王义文第四专政史：不测之威》（即《谢列良尼大公》，译者佚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契诃夫《庄中》（即《在庄园里》），独应（即周作人）译，载《河南》第4期；1909年，屈华夫（即契诃夫）《生计》、祁赫夫（即契诃夫）《写真帖》、蒲轩根（即普希金）《俄帝彼得》，冷（即陈景寒）和笑（即包天笑）译，载《小说时报》；迦尔洵《四日》、安特来夫（即安德列耶夫）《谩》（即《虚伪》）和《默》、契诃夫《戚施》（即《在庄园里》）和《塞外》（即《在流放中》）、迦尔洵《邂逅》，周树人和周作人译，载《域外小说集》；1910年，奇霍夫（即契诃夫）《六号室》（即《第六号病室》），天笑生（即包天笑）译，《小说时报》第4期。

民国初年，俄国文学的翻译较前有所增加，但数量仍很有限。不过，一些重要作品的出现（尤其是托尔斯泰作品的集中出现）多少弥补了这一缺陷。这期间译出的主要作品有：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马君武译，1914)、《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林纾和陈家麟合译，1915)、《骠骑父子》（即《两个骠骑兵》，朱东润译，1915),《绿城歌客》（即《琉森》，马君武译，1916)；屠格涅夫的散文诗（1915年《中华小说界》上载刘半农译《乞食之兄》等四首散文诗，这是屠格涅夫作品的首次中译）、《春潮》（陈嘏译，1915)、《初恋》（陈嘏译，1916)；契诃夫的《风俗闲评》（陈家麟和陈大镫合译，包括《囊中人》和《一嚏致死》等二十三篇小说，1916)；泰来夏甫的《决斗》（胡适译，1916)；高尔基的《廿六人》（即《二十六个和一个》，半侬译，1916）等。

这些译作的问世与一些早期翻译家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劳作是分不开的。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在他翻译的184种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作品比重不大，仅居第4位，而且均译于晚年。不过，他的俄国文学译作几乎都集中在托尔斯泰一个作家身上，种类达11种，在他所涉及的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中位居第一（莎士比亚6种、小仲马6种、狄更斯5种、司各特3种）。由于林纾不懂外文，这些译作均由他和口译者陈家麟合作完成。如果说林纾的全部译作存在选材良莠不分的缺陷的话，那么这一点在俄国文学翻译中就不存在了。尽管林纾在对托尔斯泰作品的把握上也存在“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刘半农语）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译作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如评论所说：林纾的译文虽用的是文言，但“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郑振铎语）；虽因不懂外文，有明显的误译之处，但“不但不很歪，而且很有风趣。……甚至与原文风趣有几分近似”（茅盾语），因此，它至今“还没有丧失吸引力”（钱钟书语）。应该说，在早期的俄国文学翻译家中，林纾是很有成绩的一位。马君武在早期翻译托尔斯泰作品方面也引人注目。马君武是“欧墨新潮”东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不仅首先将托尔斯泰的《复活》译成中文，而且由于既通外语又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修养，因此这部作品在当时的翻译界堪称“名著名译”。纵观全篇，译者用文言能将人物的神态和语言表现得相当传神，实属不易。此外，早期俄国文学翻译家中，吴之于莱蒙托夫、契诃夫和高尔基，陈嘏之于屠格涅夫，包天笑之于契诃夫，都是有相当成就的，而且吴氏又是最早用白话翻译俄国文学名著的译者，这对扩大俄国文学的影响有一定作用。不过，不管是马君武还是吴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于演述。如吴所译高尔基《忧患余生》的开头，在对人物外貌稍作描写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好似中国乡间俗子家里挂着钟馗进士的绘像一般”，其随意性可见一斑。

尽管当时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还不多，但这些作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一部分读者注意。评论称：“俄国小说，类多苍凉变征之音。盖人民受专制之压迫，官吏之苛虐，兵卒之蹂躏，侦探之陷害，呼吁无门，愤无可泄，经小说家一二点缀，逐觉怨苦悲啼，都成妙文，此俄国小说之特长也”；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第三章写“俄国兵士之暴横”，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也”。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氏兄弟在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尽管当时周氏兄弟的影响还远远不能和林纾等人相比，但是他们（尤其是鲁迅先生）的译介活动在近代中俄文学关系史上仍记下了重要一笔。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收短篇作品16篇，其中俄国作品6篇。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谈这部集子的特点时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纳，不足方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这部集子确实为当时的翻译界开拓了一块新的层面。首先，译者对作品的选择有明确的意向性，即作品要有助于“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其次，一改当时译界对原作随意改制的风气，而采用直译的方式，既保留原作的章节格式，又注重译文的准确。虽然由于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发行上的原因，《域外小说集》当时二册仅销出41册，几乎未能产生任何影响，但它开风气之先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抹杀的。对此，当时和后人都有过客观的评价。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认为：周氏兄弟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茅盾则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称赞周氏兄弟“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所作的译介，使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第一个以真朴的面目，与我国读者相见”；阿英还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取实例将周译与林译相对照，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清翻译小说，林纾影响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兄弟的。”这样的论断当不为过。

在《域外小说集》书后也附有译者的短小而又不失精到的介绍。如关于安德列耶夫：安氏“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著小品甚多，长篇有《赤》一卷，记俄日战争事，列国竟传译之。”关于迦尔洵：迦氏“俄土之役，尝投军为兵，负伤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诺夫日记》。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年为文，尤哀而伤。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

尽管“五四”以前中国的俄国文学的译介还只是涓涓细流，但它为“中俄文字之交”高潮的到来作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旧文化的重要转型期，在这十年中一股前所未有的“俄罗斯文学热”在中国文坛喷薄而出，而这首先是在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体现了出来。

应该说，这股热潮在文学革命第一阶段，即先行者开始倡导新文学的1917年至1919年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已初露端倪。这一点既表现在上文已提到的那些有关俄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中，也可从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质和量中感觉到。这期间主要的译作有：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该书分四编八册，中华书局版，译者为陈家麟和陈大镫）、《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商务版，译者为林纾和陈家麟）、《社会声影录》（内收《尼里多福亲王重农务》即《一个地主的早晨》、《刁冰伯爵》即《两个骠骑兵》，商务版，译者为林纾和陈家麟）、《恨缕情丝》（内收《波子西佛杀妻》即《克莱采奏鸣曲》、《马莎自述生平》即《家庭幸福》，商务版，译者为林纾和陈家麟）、《克利米血战录》（即《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人鬼关头》（即《伊凡·伊里奇之死》）、《空大鼓》、《生尸》（即《活尸》，节译）；高尔基的《大义》（《意大利童话》中的一篇）、《私刑》、《一个病人的城里》；安德列耶夫的《红笑》；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契诃夫的《可爱的人》；以及梭罗古勃的《童子林的奇迹》和《铁圈》等。译作虽主要仍散见于刊物，但年均数量明显增加。译者除上面已提到的外，较有成就的还有朱东润、周瘦鹃、周作人、刘半农、程生和夏雷等人。

俄国文学翻译的质量在这两三年里也有所提高，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刘半农前后两次所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作即可看出。刘半农所译的、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三期上的散文诗二首《狗》、《访员》（即《记者》），已毫不逊色于后来的同类译作。如果与其在三年前首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相比，可以发现几点明显的变化。三年前的《乞食之兄》（即《乞丐》）等译文，虽说文字老到，但毕竟用的是文言，而且也属意译之列，有些地方与原作差异甚大。此外，作者译名和译作文体均不确，译者误将散文诗认作小说，作者名据英文译成杜瑾讷夫。而这一时期的两篇译作已用白话直译，文字顺畅准确，风格与原作接近，作者名已按通译而成屠格涅夫，文体也已明确为散文诗。

到了“五四”高潮时期和发展时期，主要是20年代前期和中期，俄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鲁迅在谈到当时情景时说：“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茅盾也说：当时“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运动。”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这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已可略见。如再纵向比较，1900年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年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这八年则为年均约10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

这期间译出单行本主要有：《近代俄国小说集》五集（“东方文库”，商务版，内收普希金、屠格涅夫、梭罗古勃、高尔基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共32篇）、《俄国戏曲集》十集（“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商务版，内收果戈理的《巡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雷雨》、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樱桃园》等10种）、《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新中国杂志社版）、《俄罗斯名著》（亚东版）、俄罗斯短篇杰作》上册（公民版）、《点滴》二册（北京大学出版部版）、《普希金小说集》（亚东版）、《托尔斯泰小说集》（泰东版）、《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商务版）、《托尔斯泰小说》（美华浸会印书局版）、《托尔斯泰短篇》（公民书局版）、《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北新版）、《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商务版）、《屠格涅夫散文诗集》（新文化版），以及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果戈理的《外套》和《疯人日记》（即《狂人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上下册》、托尔斯泰的《复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契诃夫的《三姐妹》、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安德列耶夫的《人之一生》和《往星中》、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勃洛克的《十二个》等。

其实，当时译出的作品还远不止这些。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都占重要位置。如商务出的《现代小说译丛》、群益出的《域外小说集》（增订本）、北大出版部出的《点滴》、开明出的《空大鼓》、亚东出的《短篇小说》等。还有更多的作品则散布在各种期刊上。这一时期，不管什么倾向的刊物，都竞相刊登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文学周报》、《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学生杂志》、《太平洋》、《新中国》、《语丝》等刊物登载的俄国文学作品尤多。1921年《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该期刊物上译出了俄国25位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斯宾斯基、列斯科夫、蒲宁、库普林、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等人的28篇作品。

在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这时期俄国文学的翻译不仅受到特别的重视，而且开始走向系统化。此时颇受读者青睐的四位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和安德列耶夫的许多重要作品相继译出。诗歌虽仍少有人关注，但戏剧的翻译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译出的俄国戏剧作品就达18种，共学社编的《俄罗斯戏曲集》几乎囊括了俄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最有影响的剧作。同时，过去从未译过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开始问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首译《贼》，即《诚实的小偷》，译者为乔辛焕,1920)、赫尔岑（首译《鹊贼》，即《偷东西的喜鹊》，译者为耿匡，1920)、果戈理（首译《马车》，译者为耿匡，1920)、奥斯特罗夫斯基（首译《雷雨》，译者为耿济之，1921)、萨尔蒂柯夫一谢德林（首译《失去的良心》，译者为冬芬，1921)、柯罗连科（首译《撞钟老人》，译者为耿济之，1920)、蒲宁（首译《旧金山来的绅士》，译者为沈泽民，1921)、阿尔志跋绥夫（首译《革命党》，译者为愈之，1920)、勃洛克（首译《十二个》，译者为饶了一，1922）等。

此外，尤为令人称道的是，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从这时开始结束了全部由英日德法等国语言转译的历史，一批精通俄语的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耿式之、曹靖华等。当时最有成绩的有瞿秋白和耿济之。

瞿秋白在俄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底至1923年春曾赴苏联。他后来在《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中介绍了革命后的“新俄”情况。1919年9月，他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译作《闲谈》（托尔斯泰）。在而后十多年中，他翻译的小说、剧本和诗歌有27篇（部），论文39篇，其中大部分为俄苏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他还写有俄国文学史方面的著作和有关的评论文章26篇，被鲁迅收入《海上述林》一书的文字达80多万字。瞿秋白的翻译活动有两个高潮，一为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和中期，一为30年代初期。在第一个时期，他翻译了果戈理的《仆御室》、托尔斯泰的《三死》和高尔基《意大利童话》(2篇）等不少作品，还在1920年为《新中国》杂志编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并与耿济之等人合出了译文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和《犯罪》。瞿秋白译介俄国文学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他认为，翻译是“文化的桥梁”，但是“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他还强调“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准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在翻译中不仅要把握住“信”和“顺”，还要估量到“各种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他的译作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翻译主张，如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翻译的高尔基的名作《海燕》就是极好的例子。当我们比较着原文和后人的译作诵读这首散文诗时，不能不由衷地赞同鲁迅先生在《瞿秋白文集序》中的评价：“信而且达，举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瞿秋白关于俄国文学的理论方面的著译也相当丰富，除了那部写得相当出色的文学史著作外，他还写有《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即〈别尔金小说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斯大林和文学》、《论弗里契》和《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文章，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不足（譬如有苏联早期文学思想中“左”的观念影响的痕迹，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要谈到）。但是就总体而言，瞿秋白还是用丰富的材料和客观的态度，较为准确地介绍和评价了苏俄文学。而他译出的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和《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普列汉诺夫的《易卜生的成功》、《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和《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等重要文章，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时与瞿秋白为同学挚友。1919年，他在《新中国》杂志上翻译发表了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阿撒哈顿的梦》、《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这是他最初的译作。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耿济之翻译活动的成果最多的几个阶段之一。1920年，他译出了果戈理的《马车》、赫尔岑的《鹊贼》、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契诃夫的《戏言》、迦尔洵的《一株棕树》和柯罗连科的《撞钟老人》等十多篇作品。后两年译作更多，1921年主要有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和《尺素书》、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和《艺术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与瞿秋白合译）、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1922年主要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日记》、安德列耶夫的《人之一生》等。这里大多是分量很重的名家名著，其译作量之大可以想见。戈宝权在《忆耿济之先生》一文中称耿济之是中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中的一个，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这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比较重要的译者有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胡愈之、张闻天、张友松、赵景深、郭沫若等人，这些译者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鲁迅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和中期，鲁迅在积极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又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列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迦尔洵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而在这期间，他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亲密交往也成了中俄文学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此时他把爱罗先坷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译介到了中国，出版的集子有《爱罗先珂童话集》、《枯叶杂记及其他》、《世界的火灾》、《幸福的船》和三幕童话剧《桃色的云》等多种。鲁迅先生集中译出的爱罗先珂的作品，在中国早期译介的俄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显然占据重要位置。他所译的爱罗先珂的那些童话作品不仅在小读者中广为流传，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本人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