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寻觅：托翁的终极追求与儒道墨学说
就精神上的联系而言，列夫·托尔斯泰无疑是19世纪众多俄国作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当我们的目光从托尔斯泰的漫长人生道路上掠过时，不能不注意到托尔斯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的亲切感情。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托尔斯泰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关注中国人民的命运。他在早年写的小说《卢塞恩》(1857)中就愤怒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而后，我们一再在他的书信、日记和文章中见到过类似的文字：帝国主义列强“都想占据中国”，并为此进行“军事上的争夺”(1898年3月日记）；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屠杀中国人，犯下了跟他的和平倡议完全背道而驰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不许杀人》）；“我对于中国人经常怀有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的种种事件而更为加强了”，“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他们应该手挽手走在一起”（《致张庆桐的信》）；“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生活上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方面发挥伟大的作用”（《致辜鸿铭的信》）等。去世前半年，年迈的托尔斯泰还深情地说过：“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
当然，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关系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对中国儒道墨学说的兴趣。在上面提到的两封致中国人的信中，作家曾这样写道：“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所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敬佩）。”“中国人的生活一向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尽力想理解中国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读过中国有关佛教的书籍以及欧洲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891年11月，彼得堡一出版家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最大？托尔斯泰表示，在50岁至当时的63岁（即1878～1991年）期间，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
托尔斯泰对儒道墨学说的兴趣始于1877年，而且在其后的岁月中一直乐此不疲，其中用力最多的时期主要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上半期、20世纪初期。这期间，他留下的有关文字比较集中。如1884年初至早春，托尔斯泰的书信和日记中就有许多相关的记载。1月，译述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并作评价。2月，“已经第二天在读孔子。很难想像，这是多么非凡的精神境界。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3月，“我在翻译老子。”“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读老子。”“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顺应自然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命。”“我不知道我做这些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它已经使我受益匪浅。”“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也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应当为自己编排一个阅读范围。”“孔子是对的。关键不在于权力的力量。”“读莱格译的孔子的英文本到深夜。几乎所有的话都重要而且深刻。”“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全了。而没有《福音书》，他却过得去。”“读孔子，睡下很晚。”“我汲取了很多对我来说十分有益而令人快乐的好东西。我真想和别人谈谈。”“我正在研读中国人的极高妙的智慧思想，我非常想把这些书使我精神上的受益告诉您和所有人。”4月，“我开始阅读孟子的书。非常重要，非常好。孟子教导人怎样恢复和找回失去的心。妙极了。”
1893年秋冬，托尔斯泰曾和波波夫一起根据法译本和德译本转译《老子》。他对这些译本作过精心的辨析，并与彼得堡著名的文艺学家斯塔索夫等有关专家认真探讨过翻译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他在当时的书信和日记中写道：“我和他（指波波夫）反复阅读和校正最深刻的思想家老子的译文。”“每一次我在根据法译本和很好的德译本思考想像，努力推究和转达之时，都感到一种紧张而愉悦的心情。更不必说那些最为抽象而绝妙之处了。”“波波夫在这儿。我们一起从施特劳斯的德文译本翻译老子。多么好啊！应该根据他编一本书。”同年，还写了《无为》一文阐述老子的思想。这一年的11月，他在致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表示，他“很想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翻译J·勒格的两本书：孔子、孟子，和他对他们及其同时代的、周围的哲人智者的所有研究论述”。他写道：“在关于孟子的书中，谈到了这些哲学家，其中包括墨子，他不仅极其令人感兴趣，而且也极其重要。”“孟子本人也非常让人感兴趣。”托尔斯泰建议切尔特科夫参与此事：“倘若你能再为这本书（应该编一本书，叫《中国哲人》）写个前言，那就更好了。即使没有，仅是把J·勒格翻译过来（只是要剔除他书中的一些过于教条的基督教的议论），也算是《媒介》出版社为知识人出的一本好书。因为第一，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一切都是崭新的；第二，其中讲的都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而且讲得很严肃；第三，绝好地道出了很多道德高尚的东西。”
1900年和1909年，托尔斯泰日记和书信中也出现过不少研读中国儒道墨学说的文字。1900年：“我正在读中国经典作家的作品。非常重要。”“什么也没写，在研究孔子，感到很好。吸取精神力量。很想写出我现在所理解的《大学》和《中庸》。”“读孔子，而其他什么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孔子——慎独的学说至今还在结出成果。”同年，托尔斯泰写了《致中国人民书》等4篇相关的文章。1909年：“昨天还研究了孔子。看来可以写。……今天什么也没有写，只是重读孔子。”“今天想研究中国人，研究孔子。”“为伊万·伊万诺维奇编写孔子和老子。……读老子对我意义重大。甚至和老子完全对立的卑劣感情，即骄傲、想当老子的愿望，也很值得注意。他说得多好：最高的精神境界总是和完完全全的谦卑连在一起的。”“读孟子和信件。”“晚上读孔子。”
托尔斯泰在研读中国的儒道墨学说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70年代后期直至去世，他通过英、法、德等国的文字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论文达32种，他还撰写、翻译、编辑和审阅过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书籍和文章，如《中国圣人老子语录》、《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老子的学说》、《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和《中国学说的述评》等。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激起了世界观激变时期和激变以后的托尔斯泰强烈的思想共鸣。那么这种共鸣表现在何处？它的成因是什么？严格说来，这种共鸣难以就儒道墨各派一一区分，但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仍分别择其要者作一分析。
老子是托尔斯泰自称为对他影响巨大的思想家。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思想颇感兴趣，认为这是处理灵肉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素（原丝）和朴（原木）是事物的原生形态，“见素抱朴”乃“回归自然”之意。老子的《道德经》提到灵肉矛盾时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有吾身。”这个“身”的欲求会乱人心性，所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只有“少私寡欲”、不为外物所诱惑的人，才会有精神生活，所谓“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托尔斯泰译述为：“只有没有欲望的人，才能看清神的本质。为欲望所驱使的人，不能完全看清神。”）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这些主张心领神会，他在1884年的日记中写道：“老子学说的实质与基督教是相通的”，“两者的实质都是以禁欲方式显示出来的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神圣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使人类不成为苦难而能成为一种福祉，人就应当学会不为物欲而为精神而生活。这也正是老聃所教导的。”在《老子的学说》一文中，托尔斯泰对老子的思想进一步作了合乎自己理念的解读：“……人可以或为肉体活，或为灵魂活。人为肉体而活，那么生活就是不幸，因为肉体会感到痛苦，会有生老病死。为灵魂而活，那么生活就是幸福，因为灵魂既无痛楚之感，又无生老病死。因此，为了使人的生活不是不幸，而是幸福，人应该学会不为肉体，而为精神而活着，老子就是这样教导的。他教导人们如何从肉体生活转化为灵魂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用禁欲主义的观念来解释老子的上述思想，十分符合世界观激变后的托尔斯泰的信念。当然，老子禁欲是为了“贵生”，而托尔斯泰的禁欲则更注重精神升华。晚年的托尔斯泰为摆脱精神危机，接受了宗法农民的信仰，彻底否定了贵族阶级的寄生生活，始终洛守“少私寡欲”的戒条，追求着灵魂的净化。
老子的“无为”和“柔弱胜刚强”的原则也是托尔斯泰格外推崇的。老子一方面反对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压迫，主张“无为而治”，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另一方面强调“曲则全，枉则直”，“柔弱胜刚强”的原则，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由于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托尔斯泰对此解读道：老子“有一个绝妙的思想，就是他称之为‘无为’的美德”，“老子直截了当地把世间一切罪恶归结成‘为’……这一思想不论怎样奇怪，却不能不赞同它：我们的饥饿是由于我们太关注吃食——于是人人开垦；我们的疾病是由于我们太关心健康——所以我们变得软弱无力；我们生活的危机和没有保障是由于我们太关心安全——于是有了我们的政府、警察和军队；我们的奴役制是由于我们太关心自由——于是我们参与治理的责任；我们的野蛮是由于我们太关心教育——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教会的谎言和迷信的宣说”。托尔斯泰还在《无为》一文中写道：“人们的一切灾难，按照老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做需要做的事情，不如说是因为做了不需要做的事情。因此，如果人们能遵循无为之道，就能够避免所有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灾难。……我想，他是完全正确的。”托尔斯泰将发行报纸、组建军队、建造埃菲尔铁塔、筹办芝加哥博览会和开凿巴拿马运河等都纳入了“不需要做的事情”之列。托尔斯泰在引述老子关于“柔弱胜刚强”的观点时写道：“应当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流淌；遇到堤坝，它止住；堤坝破了，它还流。在方形的器皿里，它是方的；在圆形的器皿里，它是圆的。正因为这样，它比一切东西都重要，都有力量。”由此，托尔斯泰认为：“中国人民的功勋，在于指出人民的高尚美德并不在于暴力和杀人，却在于不管一切的刺激、侮辱与灾难，远避开一切怨恨，宁愿忍受加于他的一切暴力，而能坚持到底的忍耐的精神。”（《致张庆桐的信》）“……用宽宏和明智的平静、宁可忍耐也不用暴力斗争的精神来回答加之于他们头上的一切暴行。”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这样的生活道路，那么“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致辜鸿铭的信》）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无疑与老子的“无为”原则一拍即合。
托尔斯泰在致张庆桐和辜鸿铭的信中曾经极力称赞和希望中国人民保持“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认为“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过的、离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迟早应该返回来的生活”，因为“如果把它同基督教世界得到的一些结果相比较，它比基督教世界所处的充满仇恨、刺激和永不停止的斗争的情形好上千百倍。”而这一点也是与他对老子的社会观的赞赏联系在一起的。老子在倡导人应满足于过原始简单的生活的同时，主张废弃一切违反自然的东西：“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因为器物会扩张人的物欲；“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因为便捷的交通会使人不安心劳动。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没有战争和不必迁徙的“小国寡民”的农耕社会。托尔斯泰欣赏这种观念是因为它非常符合作家反对充满物欲和仇恨的“文明”社会的思想。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呼吁中国人民仍然过老子倡导的“小国寡民”的农耕生活，甚至还希望中国领导东方民族一起走这样的社会发展道路，作家的社会观显然是保守的，不过托尔斯泰泰顺应自然、反对纵欲的心态却是可以理解的。
托尔斯泰对孔子和孟子作过认真的研读，并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是通过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来了解孔子学说的，严格意义上说他接触的是宋明儒学，这一点与17世纪以来许多欧洲学者相似。托尔斯泰对孔孟学说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修身”（托尔斯泰译作“自我完善”）这一点上。修身的问题是与“性善”说等儒家学说相联系的。关于后者，孔子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见解，孟子进而将“性善”说明确化了。托尔斯泰并未对此加以区分，他在《孔子的著作》一文中写道：“中国人不干坏事，不和任何人争吵，总是多给予而少索取，所以，他们更好。而果真是好，就该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请看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先师孔丘是这样说的：所有的人都是天父生的，因此没有一个人心中不是蕴藏着爱、善、美、礼仪和智慧。”不过，在儒家的学说中，人性最初尽管有善的萌芽，但是也需要不断培养它，发展它。托尔斯泰是这样表述儒家的这一思想的：“尽管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善，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使这种善在自己身上培养成熟。所以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身发现这种善并加以哺育的。只有具备巨大的理性、聪明和天赋的智者才能培植起心灵的善，他们是人群的杰出者。于是天父委命他们当领路人、为人师表，为此一代代委命他们管理并教导人们，为使所有的人返回到自己固有的淳朴中去。”如果因为社会影响而远离了善时（也就是孟子说的“放其良心”），那就需要“内省”（孔子）和“自反而仁”（孟子）。因此，儒家强调“修身”。托尔斯泰对此极有兴趣。他在称赞孟子学说“十分重要和杰出”时写道：“孟子教导人怎样恢复和找回失却的心，妙极了。”他还在《阅读园地》中对孟子的学说作了这样的阐释：“所有的人都有仁慈、廉耻和憎恨恶习的情感。每个人都通过自我教育增长这些情感，反之就是任其衰竭。……堕落的心也一样：如果我们让卑贱的情欲吞噬我们心灵中仁爱、廉耻、憎恨恶习的高尚幼芽，难道我们还会因此而说，这些幼芽从来就没有在人的心里生存过？”正因为这样，通过“修身”以完善自我人格就很有必要了。
对这一点的强烈认同，使托尔斯泰多次译述《大学》和《中庸》有关“以修身为本”的内容。如他在1884年和1900年两次译述《大学》时都选择了《大学》的第一章，因为这一章里着重讲的是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思想。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托尔斯泰在1884年《大学》一文中译述为：“古代帝王，凡愿在民众中开启我们全体得自上天的智慧之源者，首先要努力治理好国家。一心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想要管好家的人，首先要极力端正自己本身。想要端正自己本身的人，首先要在自己心中坚定真理。想在自己心中坚定真理的人，首先要努力使自己对善与恶的判断力臻完善。使自己对善与恶的判断完善起来的目的在于洞察行为动机的原则。”“从帝王到最普通的农夫，所有人都负有一个共同的职责：改正错误，使自己变得更好，即自我完善。这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善人类的整个大厦。”）尽管译述中存在好几处明显的错误，但是其基本精神应该说还是体现了出来。把一切最终归结为“道德的自我完善”，这一点很符合托尔斯泰的主张。至于在《大学》中展开的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托尔斯泰显然不感兴趣，因而就略去了。托尔斯泰在对《中庸》的译述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托尔斯泰“特别敬佩”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兼爱”的思想与他所极力提倡的“全人类的爱”颇有相通之处。何谓“兼爱”？墨子解释为，爱人如爱己，“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爱己非为用己，则爱人亦非为用人，是之谓“兼爱”。那么“兼爱”的基础何在？墨子认为，“体，分于兼也。”宇宙是一大兼，人类是一个整体，个人是从兼分出来的体，因此个人和国家不能彼此相处而应该彼此相兼。“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人人相爱，天下则能大治；反之，天下就会起怨恨祸乱。墨子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但主张“爱无差等”。无论贫富贵贱，人人“兼相爱，交相利”，这样人们面对的就将是一个没有暴力和邪恶的平等相处的世界，这是墨子理想的社会境界。当然，这也符合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托尔斯泰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博爱”，爱一切人，甚至包括你的敌人。不过，在托尔斯泰看来，爱不是外在的，爱是生活的根本内容。他在《论生命》和书信日记中一再这样写道：“爱的感情之中有一种特有的解决生命所有矛盾的能力。它给人以巨大的幸福，而对这种幸福的向往构成了人的生命本身。”爱“是生命的唯一合乎规律的现象”，“是人类生命本质”。爱应该是博大的，应该“像蜘蛛似的从自己身上向四面八方散出的”蛛网一般，“把一切碰到的东西——老太婆也好，小娃娃也好，妇人也好，警察局长也好，都一视同仁地网罗进去。”在托尔斯泰看来，上帝即爱。“只有爱他人的人才可能爱上帝。谁不爱他人也就不能了解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托尔斯泰通过大量的文字，特别是他晚年的许多文章和作品，反复表述着爱就是生命和灵魂结合、爱是消灭社会罪恶的唯一途径，以及类似墨子的“爱无差等”的思想。墨子的“兼爱”和托尔斯泰的“全人类的爱”有着时代的局限，但是这种追求本身却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其内在精神是不朽的。
就上面的择要介绍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对儒道墨学说的兴趣所在，也可以辨析出托尔斯泰对这些学说的误读。这种误读首先是因为托尔斯泰并不能对上述学说作清晰的界定。他曾在致辜鸿铭的信中希望中国人继续自己过去的教义：“就是要从一切人的权力统治下解放出来（儒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教）；实行自我牺牲，温顺，对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生物都要慈爱（佛教）。”这里，作家对儒道学说的解读显然有误。托尔斯泰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致张庆桐的信中谈到自己“相当熟悉”中国的儒道墨学说时，马上表示：“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不过，有些误读却是作家有意为之。1907年，托尔斯泰在与友人布雷金交谈时表示：“起先我不敢更改基督、孔子、佛说的话，现在我想：我正是应该来更改他们，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三五千年前的人啊！”他在1909年8月的一则日记中也谈到：“不要以为我有意不付印的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读孔子、老子、佛（对福音书也可以这样说），发现除了形成一个学说的深刻、连贯的思想以外，还有些最怪诞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和言论，正是学说所揭露的人所需要的。不要坚持这些。”因此，托尔斯泰在译述儒道墨学说时常常对与其思想抵触的内容故意回避或公开扬弃。例如，他从来不提孔子关于“礼”和孟子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他明确反对墨子关于爱可以教习的观点，指出墨子的“不对之处在于：他想改造这种爱，向世人教习这种爱”。但是，尽管有种种误读或扬弃的成分，我们仍能看到这并没有妨碍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哲学内在的一些基本精神的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并不十分看重儒道墨等各学派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佛教学说，斯多噶派学说，一些犹太先知的学说，还有中国的孔子、老子和鲜为人知的墨子的学说”的普遍意义就在于，“所有这些学说都一致承认人的心灵天性是人的本质”。他在《老子的学说》中阐述老子的学说时，也将它与基督教义等同起来。他认为：老子的“这一思想不仅和《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所写的基督教教义的基本思想相近，而且完全一致。根据老子的学说，人与上帝借以沟通的唯一途径就是道。而道通过弃绝一切个人肉体的东西才能获得。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所讲的也是这一教义。根据约翰的教义，人与上帝沟通的方式是爱。而爱，就像道一样，通过摒弃一切个人肉体的东西而获得。根据老子的学说，‘道’这个词指的既是与天沟通的道路，又是天本身；同样根据约翰的教义，‘爱’的词义，指的既是爱又是上帝本身（‘上帝即爱’）。这两个学说的实质都在于：人既可以自认为个体的，也可以自认为集体的；既可以是肉体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永恒的；既可以是兽性的，也可以是神圣的。照老子的说法，要想达到使人意识到自己是精神的和神圣的，只有一条道路，他称之谓‘道’，其中包括最高美德的概念。这种意识是依靠人人清楚的本性而获得的。所以老子学说的精髓也就是基督教教义的精髓。二者的实质都在于弃绝一切肉体的东西，表现那种构成人的生命基础的精神的神圣的本源。”文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对老子学说的阐释明显有误，他反复强调的“上帝即爱”和爱只有“通过摒弃一切个人肉体的东西而获得”的思想中显然掺进了自身的思想因素；也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将儒道墨学说看作互有补充的统一体，努力在它们和其他思想的宗教的学说之间寻找相通之处。
在探讨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关系时，我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论证托尔斯泰如何正确地把握了这些思想，而恰恰是想从他关注的目的和有意无意的误读中发现这种联系的独特之处。如有的研究者在谈到上面的那段文字时所指出的：“托尔斯泰的确在把老子、儒家和基督教的思想杂糅到一起，其中既有所谓老子的‘个体和集体’的道的关系；也有儒家反身而诚的道德追求；又有基督教精神肉体、神性兽性的斗争。在这里，我们不必去批驳托尔斯泰使各派学说都融入了‘异说’，而只关注托尔斯泰为人类寻找的建立人间天国的共同的理性基础。这正是人类永恒理想之所系。”
由此，我们注意到托尔斯泰潜心研读儒道墨学说的时间恰恰发生在他开始探索新的生活道路之时，以及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之后。显然，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热烈关注并非出于猎奇心理，它的起因和整个过程都与作家自身紧张的思想探索和人生追求密不可分。屠格涅夫称托尔斯泰为“思想的艺术家”，可谓一话中的。作为一个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艺术家，托尔斯泰是极富个性的。尽管他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中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在以往的文学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与托尔斯泰追求的真诚和执著并提。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托尔斯泰作品和文章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披肝沥胆的人生追求和艺术创作相交融的倾向，也很难理解托尔斯泰长达三十多年的对中国儒道墨学说的关注。
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从青年时代已经开始。他笔下的聂赫留道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奥列宁（《哥萨克》）等艺术形象身上留下了作家年轻时自身探索的生动印记。年轻的托尔斯泰已经开始地严肃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才能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探索的深入，托尔斯泰开始出现精神危机，这一点在十九世纪70年代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小说中的列文形象的自传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自传性不在于生活经历的类同，而在于作家与人物在思想和伦理探索上的相似性。人们可以在列文身上清晰地看到激变前夕作家的自我。面对农奴制改革后贵族阶级逐渐没落和旧的生活基础遭到破坏的状况，列文感到忧虑和恐惧，他企图通过农事改革找到一条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足的道路，从而保留住宗法制的庄园制度。尽管这种想法中有人道主义的成分，但只是一种空想，因而他注定无法过“问心无愧”的生活。列文又苦苦探索人生的意义和生与死的问题，试图从哲学中找到“正当生活”的理想。他曾为了“他是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而苦恼、绝望，甚至“几次想到自杀”。
十九世纪70年代后期，作家的精神风暴终于来临。托尔斯泰日益强烈地表现出对人民不幸的忧虑和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不满，他渴望有“活命之水”来支撑他的人生之途。这种痛苦的求索过程后来在《忏悔录》(1882)中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出来：“……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五年前”（即1877年）开始的思想激变使托尔斯泰对宗教和哲学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渴望为自己找到一种能摆脱危机的信仰。那年夏天，他曾特意前往著名的奥普京修道院访问。可是，托尔斯泰在此次和后来的一系列类似的访问中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种精神启迪。他写道：“尽管我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我仍不能接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我发现，被他们战栗宗教信仰的，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自己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问题，而是为了某种别的与我格格不入的目的。……它对生来不是享受别人的劳动，而是创造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毫无用处。”托尔斯泰对东正教以及正教教会的信念动摇了。他断言，官方教会和沙皇政权都是与真正的信仰格格不入的。
为了探索人生真谛，为了在比较中认清宗教的本质，为了寻找“最纯洁的”基督教的教义，托尔斯泰从1877年开始埋头阅读了各种不同倾向的哲学与宗教著作。他涉猎的面很广，其中有德、法、俄等国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施特劳斯、米勒、雷内、普鲁东、布赫诺夫、索洛雅约夫等人的著作。也就在那一年，托尔斯泰请斯特拉霍夫从彼得堡为他收集能找到的所有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译著。此后，他就陆续获得了老子、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的著作。托尔斯泰很快对它们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儒道墨学说显然成了托尔斯泰终极追求中的又一“活命之水”。托尔斯泰在其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从中寻找生活的真理。
从托尔斯泰的这种终极追求中，后人会感到一种灵魂的震撼。造成这种震撼的主要不是托尔斯泰终极追求的结论，而是“那终极追求的劲头本身”，那弥漫在他作品字里行间的“沉甸甸的痛苦感，是达于甜蜜程度的痛苦，充满了琴弦振颤般的张力，使一代代的读者在心灵共鸣中承继了一种人类孜孜以求的精神基因”（刘心武语）。我们关注托尔斯泰与中国儒道墨学说的联系，其主要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熔铸风雨
——俄国文学译介中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