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见与偏见：19世纪俄国作家的中国纪实

除了普希金以外，19世纪俄国的不少著名作家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过关联，虽然大多为片言只语，甚至还不乏隔膜和误读，但是其中仍可以发现一些颇具意味的现象。

屠格涅夫在那部塑造俄罗斯“多余人”形象的长篇小说《罗亭》中，有一个读者颇为熟悉的场景，那就是罗亭与娜塔里娅的最后一次约会。在这次约会时，面对母亲的反对，焦虑不安的娜塔里娅希望罗亭能找出一个使他们的爱情摆脱困境的办法。然而，曾慷慨激昂地大谈理想、信仰和事业的罗亭，这时的回答却是：“只有屈服”。娜塔里娅为此气愤地责骂他是“一个懦夫”。这个场景开始时，罗亭在等待娜塔里娅的到来，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看到事情快要了结，因而内心深处又有些害怕，尽管旁人看着他双手交叉在胸前，东看看西望望的那种镇定沉着的模样，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难怪毕加索夫有一次说他像中国的大头娃娃头重脚轻。”作者在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用“中国的大头娃娃”（киraйский болванчик，也可译作“中国泥人”）来比喻罗亭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确实巧妙。屠格涅夫在小说中似是信手拈来，但是颇为到位地将中国玩偶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的象征意味揭示了出来。就这一点而言，屠格涅夫对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不陌生。

果戈理在他的《小品文集》中的《论现今的建筑》中从建筑谈到了中国人的艺术趣味问题：“唯有中国人的趣味——可以称之为在所有东方民族中最渺小、最不足道的趣味——由于某种时兴而在18世纪末传到我们这里来。还好，欧洲人按照自己的惯例立即把它用于小桥、亭子、花瓶、壁炉，而没有想起把它运用于大的建筑物。这种趣味用在小玩艺儿上的确不坏，因为欧洲人立即按自己的方式将它改善，并赋予它那样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是它原本并不具有的，正如其民族并不具备充沛的精力，尽管教养很高。”看来，果戈理对“中国趣味”评价颇低。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是“幻想性的轻视”，是“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是“沙文主义”？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均欠准确。其实果戈理的这种态度并非是孤立的现象，从大的背景看，它其实代表了一种倾向，即19世纪俄国社会对上一世纪热衷于所谓的“中国趣味”的反拨，以及俄国人因缺乏对真正的中国的了解而产生的误读。对此，冈察洛夫从对中国园艺的实际接触中引出的关于“中国趣味”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这样写道：“关于中国园艺，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中国人趣味低俗，爱好穿凿造作，在花园里弄些不自然的小型假山假水。但是，我们的同伴阿瓦昆神父在北京住过十年，他说，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最精通园艺，他们凿山引水，人工造景，确实不假，但绝不是规模微小，而是工程宏伟。在这方面，北京博格德汗的御苑堪称不可逾越的典范。两种说法，到底哪种对呢？其实两种都对。说博格德汗的御苑工程宏伟浩大，可以理解，说普通人的花园微小，也有道理。”冈察洛夫对他所参观的体现“中国趣味”的园林赞不绝口：“我更喜爱的是园林的总体全貌。……这里的一切，都表现着大自然的隽永雅致，毫无粗鄙庸俗之感。……引你驻足流连，像欣赏艺术杰作一样，陶醉在自然界的百般精巧和玲珑旖旎之中。每一株树，每一丛花，都有自己独特的色泽风韵，使你不能匆匆而过，更不致混淆错认。”此外，果戈理对欧洲人改造“中国趣味”的称赞，反映的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中华民族有很高的教养，但不具备“充沛的精力”，这也是当时俄国，乃至西方世界对处于晚清时期中国人孱弱的生存状态和民族精神的一种泛泛的共识。

由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了解的程度以及所持观点的差异，19世纪俄国作家关于中国的表述是各个不同的。如别林斯基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都处在一个很高的发展层面，但是别林斯基不同意著名的汉学家比丘林对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的一味赞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也都对中国有所关注，但由于他们无缘来到中国，缺少亲身的感受，因此除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个别作家外，19世纪多数俄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其实是相当隔膜的。

在经历了多少想像和揣摩以后，19世纪终于有两位俄国作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两位作家就是在俄国文坛享有盛誉的冈察洛夫和契诃夫。文化隔膜现象在即使有幸踏上中国土地的俄国作家身上也还是存在，但不同的是他们有了直接观察中国的机会，有了客观描述的可能。19世纪90年代，契诃夫在前往萨哈林岛途中在俄国的远东和黑龙江流域与中国人有过短暂的接触，他在那部著名的《萨哈林旅行记》和书信中对此有所记录。尽管契诃夫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是印象式的，着墨不多，不甚清晰，但是它相对于过去一些作家关于中国的“美丽的想像”更贴近真实。在契诃夫的书信中较多地谈到了中国人的善良、聪明和讲究礼节，而在他的《萨哈林旅行记》中则更多地写到了中国人肮脏、病态和受欺凌的一面：“在森林里开枪打死一个流浪的中国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契诃夫这种看待中国的“灰色的视野”是不是“很让我们失望”呢？笔者认为不尽然。契诃夫对俄国黑暗现实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人道主义的作家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他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所接触到的19世纪末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虽然由于作家对中国的了解不多，这种描写是浮光掠影的。

在19世纪俄国作家中，最深入和最详尽地描述了他所亲历的中国风貌的是冈察洛夫。1852年10月初，冈察洛夫应邀担任海军中将普提雅廷的秘书，与普提雅廷率领的一支俄国舰队一起从彼得堡出发，作了一次环球旅行。这次旅行历时两年半，到过不少国家，1853年年中和年末在中国的香港和上海有过一段时间的停留。冈察洛夫以作家敏锐而细腻的笔触，留下了关于这段生活的生动记录，这就是作家此后不久写成的那部名著《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这些纪实性极强的文字不仅使当时的俄国读者大开眼界，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研究中国这一时期社会风貌的大量的原生态材料。不过，这些文字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描述的那么色调单一：“对勤劳的中国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们遭受的压迫和痛苦有着深厚的同情，对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罪行表示了无比的憎恨与谴责。”在作者带有倾向性的观感中同时包括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偏见，以及过于明显的官方色彩。我们不妨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看看冈察洛夫眼中的中国。

冈察洛夫接触到的中国人主要是身居新加坡和印尼等地的海外华人、刚刚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中国居民，以及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这些人中有船民、摊贩、理发师、裁缝、农民、仆役、乞丐、店主、富商、贵妇、儿童、工匠、苦力、和尚、水手、茶客、摆渡人、搬运工、吸鸦片者、传教士、起义军、清军官兵……尽管他在华人区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所见所闻基本上也是印象式的，但是他所接触和描写的人群之广泛，在那一时代的外国作家中尚属罕见。

冈察洛夫笔下的中国人是这样的：在印尼爪哇岛，“店主是一个身穿蓝布长衫的中国人，须发已经斑白，拖着长辫，足登布履。两名店伙计都还年轻，也都拖着游蛇般的黑色长辫子。两人都是肤色蜡黄，神情虚弱，尖长的指甲看上去像鸡爪一样。”在新加坡，“多数中国人面相衰老，剃着光头——后脑除外，那里有一根长辫直垂股际。他们的脸上堆着皱纹，无须，看上去同老太婆的面孔十分相像，没有一丝一毫的丈夫气。”“这些剃得闪光发亮的头皮和面孔，裸露的暗黄的躯体，有些是老气横秋，有些是年纪轻轻，面皮鲜嫩，表情狡黠，缺乏丈夫气概。”在香港，“尽管中国女人一律长裾拂地，但我有幸乘清风吹来、裙袂乍飘之际，亲眼见识她们的纤巧金莲。中国女人发髻高叠，乌云堆翠，金簪银钗横贯脑后，模样倒也相当标致。”在上海，“这里的人和我们在香港和新加坡见过的不同。他们温顺、朴实，衣着整洁。男女都是如此。”“有些是商人。他们的头皮剃得精光，拖着一根精心编成的长辫，戴着白色或灰色尖顶小帽，卷着帽檐，身穿缎子短袄或羊皮外套，式样很像敞胸女上衣。还有些是做苦工的。他们不戴呢帽，由于没有闲暇梳洗，长辫绕着远非白嫩的额头缠上两圈。”

这里主要还是一些关于外貌和服饰的印象式的描述，但其中诸如“面相衰老”、“神情虚弱”和“缺乏丈夫气概”这样的字眼已经涉及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冈察洛夫对中国人的描写中经常可以见到带有鄙视的语调，如他一再谈到中国人的“迂腐”：“众所周知，中国人迂腐不堪，没有城墙的地方，他们一概不认作是城市。因此，他们的城市都得有墙”；又如他在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时认为：“日本人的突出特点，都是酷爱清洁。……可是中国人就不同了。你和他们站在一起时真够你受的。单是穿木底鞋的脚臭就已不堪忍受，还有呼出的浓重的大蒜臭味，简直可以熏死飞翔中的苍蝇！”“日本人活跃而又淳朴，他们不像中国人有那么多的荒谬道理。”而冈察洛夫作品中赞扬的中国人的“温良”，恰恰是反映了某些中国人的奴性。他曾赞扬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谦和、温良、彬彬有礼的了。”“在上海，我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对欧洲人投以嘲讽的目光。他们的脸上凝聚着恭敬而又胆怯的表情。”而在这两段文字前直接接着这样一段情景：“一个中国人在前面走着，由于没有发现我们在他的身后，好久时间未能让路。斯托克斯伸手揪住他的辫子，不客气地把他拖向一旁。中国人先是一怔，接着面有愠色，却强作笑脸，目送着我们。”又如冈察洛夫还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洋人强占了中国的土地作溜马场，“场周还竖有木桩，写有告示，禁止中国人——土地的主人进出游乐场。”可是围观的中国人却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发出木然的笑声。这里反映的都是中国人屈辱和麻木的一面。

冈察洛夫在远东之行即将结束时对远东地区的几大民族作了比较，特别谈到了中国。他认为：尽管这些民族千差万别，但在血缘、文化、风俗、信仰、脸谱、才智气质等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中国人是这个家族中的兄长，他把文明分给了自己的兄弟”。但是，这种文明已经“停滞”、“衰退和远离生活”，并“至今仍禁锢封锁亚洲东南大陆和日本列岛广大居民的伟力”。“中国人缺少的是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除了家庭之外，中国人只是热衷于个人从事的琐事”，“商人只顾自己的店铺，农民只顾自己的田地”，“他们一律只知蝇营狗苟，全然不顾国家的完整和福祉”；“中国人对一切都麻木不仁，面部表情或者冷冷淡淡，或者专注蝇头细事。……他们毫无所求，一切都有成规”。“有中国人，但是没有中国民族。一位汉学家告诉我，中国话里甚至连祖国这个词都找不到。”冈察洛夫感叹道：“当我在中国街市注视着中国人的生活洪流时，观察那里的一切细节，打量身边的行人时，当我倾听其他富有经验的人描述时，我的心充满了深沉的忧郁。”

读着这样的文字，笔者的心情也不免变得沉重起来，因为从中实在无法得出冈察洛夫“对勤劳的中国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的结论。这里，负面的评价占了主导的地位。虽然客观地说，作为一位旁观者和文化素养很高的作家，冈察洛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对晚清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方面观察细致而敏锐。然而，由于作家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了解始终停留在印象式的和道听途说的层面，文化的隔膜感同样相当明显，因此他的结论主观色彩强烈，识见、误读和偏见同时存在。

冈察洛夫在他的作品中用不少篇幅描写了中国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的艰辛的生活。他看到，在“烈日下，在喘气如同喷火的折磨中”，中国苦力正肩扛上百斤的货包攀轮船，“赤身露体，草帽都不戴，因为草帽会妨碍他们扛东西”；中国人“扳桨摇橹，奔波于港口水面，或者手持榔头，在欧洲海船上丁丁当当地敲个不停”；“一片嘈杂声中”，棉花作坊的工人“几乎裸体，劳动繁重”；“中国仆役脚不沾地忙着，特别是那些年纪幼小的童仆”“忙个不停，上菜撤菜，端面包，献茶，嘴里说着半通不通的英语。”中国普通百姓不仅整日为生存而奔波，而且居住环境也十分恶劣。“中国百姓的住宅可分两种，一种以舟为家，另一种定居岸上。岸上的小屋拥挤简陋，濒临湾水，有些直接建在水中的支架上。至于那些‘水上人家’，有的聚泊成列，有的在湾内撒网捕鱼，或贩卖所得，或转运客货。”“长长的狭街窄巷，像迷宫曲廊一样”，“街道两侧，房檐差不多互相搭在一起，因此这里永远是昏暗不见阳光”，“一条又窄又黑又脏的胡同，中国人进进出出，犹如蟑螂进出墙缝一样。”

冈察洛夫也写到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市场。他曾来到离城最近的一座村落，当地的农民极其贫困，“茅舍一律用竹子搭成，只有门户，没有窗户，一栋挨着一栋，十分拥挤。村里有一条浑浊的水渠，到处是肥田用的粪堆，臭味扑鼻”。但是，在这“臭气扑鼻”、“赤贫如洗”、“肮脏不堪”的环境中，他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有条不紊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地上看不到一根散乱的草梗，没有一片倾纪篱笆，没有一只牛羊闯进田地，找不到一根闲置的、任其腐烂的倒木，没有任何有用的物品不被珍惜爱护”，“没有一寸土地没经过细心耕耘”。“房舍不论多么寒酸、肮脏，但盖法极其得体，深思熟虑，每个角落都能充分利用，经营有方，条理分明”。他来到中国人的市场，看到了那里的鲜活的生活：“人声鼎沸，叫卖声不绝于耳，人们摩肩接踵，服饰奇异，各种气味扑鼻而来”。“人们在锅灶上做着小吃，就地出售，绸缎庄的门前是咝咝冒气的老虎灶和成堆的麻花、大饼。水果店和农杂店紧紧相连，一边是鲜果，一边是草鞋和马具”。挑夫们“挑着大包的货物、成箱的茶叶、大捆的丝绸棉布、成堆的干草柴火，在人丛中像游鱼一样穿行而过。”但在那里，冈察洛夫也看到了吸食鸦片的情景：“穿过一家店铺，来到一间暗黑的后屋。一张腌臢的草席上，躺着一个鸦片吸食者。他用一根小纤子不停地把鸦片膏拨弄到大圆烟斗的孔洞里”。他也看到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富商万宝“拥有几家庞大的商店、房产和一处豪华的别墅”，别墅内“巨树参天”，“奇花烂漫”，“墙壁和家具雕工精细，剔透玲珑。到处是软帘锦幔，织金绣银。长廊款曲，萦迂幽深，说不尽的豪华清雅。”

他在谈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时写道：“山海江河，大地天空，处处都是食物的来源，一切都可入食”，食品五花八门，“单说调味品一项，就无法计数！煎、炒、烹、炸、余、煮、烤，热气腾腾，浓味扑鼻。”“中国人喝茶从不带糖。可是他们却人手一支烟袋。小小的烟锅，又长又细的烟杆。”他还在中国两次看到殡葬的场景：“队伍里有两个从头到脚蒙着纱布的妇女，在众人的搀扶下慢慢地走着。队伍前头是僧人道士，接着是一群哭叫的披麻戴孝者。整个行列由敲锣打鼓的乐手开路。”“有几个妇女跟在棺材后面，一律身着白色长服，头扎白布。此外还有几个孩子和一条狗。抬夫们放下棺木，女人们号啕大哭起来，用我们农村的说法是：‘呼天喊地’。其中四个女人只是做着悲坳的样子，像是完成例行公事一样。也许，她们是给雇来装点门面的吧？”“许多地块上立有墓碑，有的朴实无华，有的雕刻精致，多数是方形或长方形的石板。有一块地里，立有白石雕成的许多石人石马，造型很是粗糙。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是整整的一个戏剧场面！”他参观过一个寺庙，“飞檐空悬的屋顶，金碧辉煌，红绿黄各种颜色，缤纷灿烂”，“祭坛上烛火通明，香雾缭绕。一个和尚跪在坛前，手握一根小棒，边敲圆木鱼，边哼哼唧唧地诵经。……偶像之中有一如来大佛，二侍者分立左右；还有一个女菩萨以及另外两尊佛像。所有偶像都奇丑无比。据说，其中有一尊是轮回运转、无限循环的象征。”他在游逛街市时，对船头两侧各画一只大鱼眼睛的中国帆船、高悬的中国灯笼、店门前拖地的布幌、中有一孔的生铜钱币、理发敲背、中国乐器琵琶和刮痧等民间习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作了细致的描摹。

对中国的雕刻工艺，冈察洛夫也有过评价。他认为，中国雕刻技艺高超，“中国家具的雕工极精”。尤其让人称奇的是，“能在核桃或者杏核上，刻出一大群栩栩如生的人物、盛大的典礼、庙宇、屋舍、亭台，人物的面孔清晰可辨。一只稍大一些的杏核，能够刻成一只帆船，不但帆缆俱全，而且人物如生，甚至能够辨出蒲席的花纹。这还不够，船舱的门户可以开阖”。在赞叹之余，冈察洛夫却引申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不论哪个民族，甚至德国人也不会有这种耐心，刻工如此精细利落，或许只有上帝知道这种功夫的价值。看来，这里的人力和时间毫无价值可言。他们不是把劳动和耐心花费在重要而且必要的事情上，却去从事这些无聊的琐事。看着这些成品，你简直不知自己是对什么表示惊诧，是对中国人的技巧呢，还是对制成品的毫无价值。”他还认为，这种艺术从本质上说反映的是“鼠目寸光和呆滞无为的特征”。“艺术家只尚雕虫小技，在一块木板上或一只核桃硬壳上精刻亭台阁榭、船舶人物，或者以细如游丝的笔触画花草，画服饰，其笔法同五百年前完全一样。他们不知道从何处可以借用新的形象。全部的自身源泉都已干涸，生活由瀑布变成缓慢的滴水。”

在冈察洛夫关于中国人的劳作和生存状况的观感中主要体现的是一种人道的精神，虽然有时显得有点漠然。与此同时，冈察洛夫对中国人的习俗和文化传承作了相当仔细的观察，作品中涉及了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饮食、殡葬、宗教、雕刻、钱币、乐器，以及刮痧等等。相比之下，这些描写显得更为客观和平实，甚至为今天的人们保留了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许多原生态的生活情景。当然，从他的好恶中也可看出中俄文化的差异，以及与前所述的他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基本评价。

冈察洛夫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关于上海和香港等城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描写十分出色。譬如上海，黄浦江：“江面宽阔”，“两岸清晰可见，地势低洼，长堤逶迤，堤后是一簇簇的房舍，时而可见庙宇及其他特殊建筑”；外滩：“我们来到沿江大街。这里人群更加繁忙，更加富有特色。欧洲和极东地区形成鲜明对比。沿岸矗立着宏伟的欧式大楼，柱廊、阳台、贵族气势的门庭一应俱全”浦东：“那里地势低平，没有可以观赏之物。除田野、茅舍、岸边专门的捕鱼场，便一无所见了。”上海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的贸易中，上海无疑是第一大港。……上海崛起的原因，在于它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内有大江可通上游，两岸有人口众多的工商重镇，如南京和苏州府。就人口来说，上海本身微不足道，被围之前仅有居民三十万左右。对于中国城市说来，这个数字太小了。但它是诸城之首，特别是位于出产上等丝、茶省份的前沿。而丝、茶是中国用来换取欧美棉布、毛织品和其他产品的主要支付手段。”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上海风貌和当时所处的地位已经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冈察洛夫更多关注的还是中国面临的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他在谈到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后的香港时指出：“香港被占之后，加尔各答和新加坡的英国商人纷至沓来。他们孤注一掷，指望就近向中国市场倾销鸦片，大发横财，但至今尚未如愿以偿。……但是香港的被占，外加大炮和良港，使得英国人能够虎踞中国门外，从而也保证了他们在对华贸易方面的永久特权。香港这座伶仃小岛也就成了中国政府永远拔不出的肉中刺了。”

他用不少文字记录了在上海爆发的小刀会起义的情景。如他生动描述了城头上的起义军与城下的商贩的交易，而后写道：“尽管道台施展无穷无尽的残酷手段，但起义者却岿然不动！他们坚守炮台，县里人逾过城墙源源不断供应炮台食物——官军对他们也奈何不得。”“我明白了，商贩对县城的围攻比帝国军队更有效，更成功。偶尔可以听到稀疏的炮声，那是围城大军在示威，表示同起义军不共戴天，而这里的商贩也在高声呐喊，目的却是让起义军武运久长。”他描述了清军营垒里的一幕：“营盘里，军帐密布，旌旗飘扬，五彩缤纷，表示着达官重臣的官品出身。营里，不时响起炮声……不管是雾天、黑夜，也不管是有无敌军，他们只是瞎放一气。就连我们那次在吴淞江上看到的炮击和火灾，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成堆的烤猪、烧鸡和面饼，那是献给神威火炮的祭品，整齐地罗列在炮口周围。”他提及了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及社会危机：“沿扬子江上溯不很远便是南京城，现在是起义军的主要据点。义军的首领太平王及其太子就住在那里。”“目前，由于中国内乱，贸易处于苟延残喘之势，危机已达高潮。”

冈察洛夫还对英美等国的殖民者横行中国，以及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加谴责，其中抨击的锋芒主要指向英国人：“整个说来，英国人对待中国人以及其他人民，特别是对待受他们统治的属国百姓，即使不是残酷无情，也是专横、粗暴、冷酷而又轻蔑的，使人看了就觉得痛心。……他们从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轻蔑。……他们不仅在中国人身上大发横财，毒化中国人的身心，而且无情地嘲弄自己的牺牲品！……我不知道，谁能使谁更文明一些。也许是中国人更能使英国人学会一些温和知礼的态度和善于经商的本领吧。”“鸦片夺走了中国人的茶叶、生丝、金属、药材、染料，榨干了中国人的血、汗、精力、才智和整个生命！英国人加美国人冷漠无情地攫取这一切，大发横财，对已经沉寂下去的惯常的谴责不予理睬。”“中国政府只是在确知洋人船上藏有鸦片时，才有权检查船上货物。……由于这个缘故，中国政府从未实行过货物检查。英国政府辩解说，它无权禁止在印度种植罂粟，至于中国禁止鸦片进口，不能由英国政府越俎代庖，那是中国政府的事。这种说法竟然出自禁运黑奴神圣同盟的成员之口，岂非怪哉！”“性好奴役他人的英国民族，把厚颜无耻视为英雄本色。只要能够发财，管它倾销的是什么，就是毒药也在所不惜！”这种抨击是十分尖锐的，充满着义愤。它让人想起托尔斯泰也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作品《琉森》。但是两者又有所不同，托尔斯泰揭露了英国绅士的冷酷和虚伪，同时对包括俄国在内的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以谴责。而冈察洛夫除了他的正义感外，更多地是从俄国官方的立场出发的。

当时的英国想守住既得利益，它是后起的俄国向外扩张的主要障碍，两国剑拔弩张，关系紧张；而普提雅廷率领的俄国舰队的此次远行，主要目的就是想打开闭关锁国的日本的大门，并插手中国，分享列强在中国已获得的权益。普提雅廷是沙俄远东扩张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作为其随员的冈察洛夫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如冈察洛夫在谈到日本的制度缺陷及其出路时认为：这种“建立在非自然的基础上”的制度，必须靠外力将其推翻，而能够这样做的“将是美国人或者至少是……我们！”“这个制度就像顽皮学生的骗局一样，老师一来，顷刻坍台。……作为孩子，也只好听从长辈的训导。……俄国的刺刀虽然暂时还是和平无害的，还在以礼相见，但是刺刀已经在日本的阳光下闪着寒光了。”“不是我们，就是美国人，不是美国人，也会是另外一些人——不论是谁，总要再次向日本的血管里注入健康的汁液。”日本人不明白“人们只是希望他们好，而不是希望他们坏”。

在谈到中国社会的危机及其出路时，冈察洛夫同样认为：中国腐朽的制度“靠它自身的力量取得复兴的希望更为渺茫”，而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西方靠拢，接受基督教文明。他说：“我曾漫步于欧洲街区和中国街区之间的窄巷里，看到两只手在拉向一起——只盲人的手伸出来探索着抓明目人递过来的手。我也曾漫步于欧洲式的高楼大厦和中国的简陋茅屋之间，看到并立一起的欧洲战舰和中国沙船、基督教的宏伟教堂和中国古庙。一派繁忙景象：一些海船满载《新约全书》和中文的科学指南，另一些海船则满载各式毒品——从最野蛮的到最文明的。……结局会怎样？是导致得救还是毁灭——不得而知，但起码是：改革已经开始。起义者风起云涌，想恢复从前的王朝，但是却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尽管这种基督教只是可疑的中西合璧的杂拌儿，不过总还说明他们终于醒悟了：只有在基督教文明的旗帜下，他们的成功才有希望——而这一点确实是意义重大的。”

冈察洛夫不可能为中国社会指点真正的“意义重大的”出路。不过，必须承认冈察洛夫对中国晚清社会的观察是敏锐的，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和深刻危机，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晚清封建锁国的格局也由此被彻底打破。冈察洛夫来到中国，所目睹的正是处于重要转型时期的晚清社会。自然，由于他所持的官方心态和基督教文明的立场，使他在评价一些重要的现象时尺度失衡。在19世纪俄国作家中，冈察洛夫与官方向来比较接近，此行后不久，他即接受沙皇任命，出任官方的书报检察官一职。由此看来，他有上述言论不足为奇。

当然，这并不应妨碍我们对冈察洛夫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所表现出来的识见作出客观的评价。冈察洛夫对当时危机重重、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作了多侧面的描写，尽管其中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他对中国人民的不幸抱有出于人道主义感情的同情，尽管其中蕴含着居高临下的怜悯和某些鄙视；他对晚清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的详尽记录为后人保留了可贵的史料，尽管他对中国社会的出路的看法失之谬误；他对英国入侵者的谴责充满义愤，对毒品等问题的分析颇有力度，尽管其中有官方因素的制约。也许正是透过这种种矛盾，我们才更清楚也更真切地看到冈察洛夫这样的19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那种独特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