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国度：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

18世纪前期的俄国是与彼得大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使俄国摆脱了中世纪愚昧落后的状态，开始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这种改革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从30年代开始，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玛罗科夫、诺维科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和拉季谢夫等一批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尚未产生世界影响，但是他们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俄国近代文学是从他们开始起步的。我们看到，“中国”这个词也屡屡出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对于18世纪俄国民众来说，虽然中国仍是那么遥远，它的面目仍十分朦胧，但对这个词却已不陌生。在上流社会，这个词一度还颇为时髦。这是因为17～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热”正在对俄国产生深刻影响。17世纪，随着中欧间海路的开通，体现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各种艺术品开始大量进入西欧，从而在西欧（特别是法国）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情调”乃至仿效中国艺术的“罗科科”旋风。而当时的俄国正处处以西欧为楷模，崇法思想十分严重，仿佛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复制品”。这种“复制”的结果自然让“中国旋风”也很快席卷了18世纪的俄国，特别是上层社会和知识界。

当然，“中国热”的出现也与俄国内在的需要相关。当时的俄国经过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已经伸及整个西伯利亚，中俄成了接壤的邻国。前往中国的外交家、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逐渐增多。以17世纪末至18世纪60年代初叶，俄国官方派出的经过西伯利亚前往中国的就有传教士使团5批，商队12支，人数多达数千人。这些人中有的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对中国的印象变成了文字，如季姆科夫斯基的三卷本《中国旅行记》等。18世纪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多达百余种。有的刊物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中国情况，如《莫斯科电讯报》和《西伯利亚通报》（后改名为《亚洲通报》）等。这期间，从西欧翻译过来的这类文字也不少。俄国科学院所藏的中国书籍也迅速增加。这一切自然引起了俄国民众，特别是作家们对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浓厚兴趣。

如今能见到的18世纪俄国著名作家笔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已经不多，然而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家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

在那一时代的不少俄国作家心目中，特别是那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作家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理想王国，一个皇帝仁慈、政府清廉、法纪严明、百姓勤劳的国度，一个可以与虚伪的丑恶的俄国现实相对照的道德的和哲人的国度。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作家诺维科夫（1744～1818）因介绍“中国思想”而与叶卡捷林娜二世发生的一场冲突。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林娜二世也曾作出过拥护启蒙思想的姿态，俄国的社会思想一度比较活跃。女皇为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开明，创办了讽刺杂志《万象》，提倡“含笑地”嘲讽一些人性的弱点。社会上讽刺杂志应运而生。在这些杂志中，诺维科夫创办的《雄蜂》、《空谈家》和《画家》等最为出色。可是，他的杂志所载文章锋芒毕露，直指社会弊端和“穿裙子带王冠的答尔丢夫”。他的《雄蜂》创办于1769年，是18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讽刺杂志。其刊首题词“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启蒙精神。就在这份刊物的第8期（1770年2月出版）上，诺维科夫刊出了《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一文。

这里的“程子”指的是宋代中国哲学家程颐（1033～1107)，他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文章的原题是《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写于1065年，系程颐为其父亲起草的给宋英宗的奏折。俄译文取的是其后半部分，由列昂季耶夫译出。这一部分谈的主要是治国的方针和理想君主应该具备的条件，即“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以立志为首，因为“君志立而天下治”。“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视，不迁惑于众口”，“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或欲为而不知所措，或始锐而不克其终，或安于积久之弊而不能改为，或惑于众多之论而莫知适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

刊登这篇“给皇帝的劝告”，表面上只是赞扬中国哲学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而实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所谓“开明政治”的许诺是“始锐而不克其终”。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1867年，女皇声称要修改17世纪编的法典，给全国公民以平等、自由和法律。她召集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尚未真正开始工作，就因涉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被解散。因此，文中的这段话：“假如你的主意还未打定，而且意志也不够坚强，那你就可以知道，不但你不要改革政府，恐怕连改革你自己都很困难。”其针对性就很强了。诺维科夫还在译文的后面加上了这样的似褒实贬的文字：“由于我们伟大女皇的圣明治理、她对臣民的关怀备至和不倦的辛劳，由于她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提倡科学艺术，更由于她知人善任、执法如山，她的恩情真如江河经地、无所不在。总之，由于她所有的不朽业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这位中国哲学家活到现在的话，他就不必写这篇劝告给皇上，他只要劝告皇帝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后尘就可以进入永恒之宫了。”这样的讽刺文字当然会激起女皇的强烈不满，《雄蜂》杂志被迫停刊。

同年7月，诺维科夫又创办了刊物《空谈家》。在这份刊物的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汗雍正皇帝给儿子的遗嘱》一文。此文原为《雍正遗诏》，系1735年清朝皇帝雍正写给弘历等太子的遗嘱，载《大清世宗宪实录》，由列昂季耶夫译出。文章的内容是雍正对他的继承者该如何治理国家的告诫，主要涉及勤政为民和惩恶扬善的一些原则，诸如“勤求治理，扶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勿为奸诈谄媚之徒所欺，勿信邪恶之言，为人君者修德，国家自得安康太平”等。这样的原则自然不错，在如此“开明、仁慈”的皇帝的治理下的国家岂不就是18世纪启蒙作家所盼望的理想王国吗？诺维科夫当然要为之张扬。与此相对照，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就太令人失望了：“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段文字出现在刊载《雍正皇帝传子遗诏》的同一期刊物上。中国皇帝的上述训诫之词对于俄国的女皇来说不是也很管用吗？这当然大大刺激了叶卡捷林娜二世，而更令她气愤的是编者刊登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暗示她交权的用意。此前叶卡捷琳娜曾声称她将在儿子16岁时将皇位传子，而1770年她的儿子巴维尔正好满16岁。诺维科夫如此的越轨之举，使得他的杂志只能再次以停刊而告终。后来，心犹不甘的叶卡捷琳娜居然自己写了一篇以教子有方的中国皇帝为主人公的作品《费维王子的故事》(1783)以自诩，并有御用文人在一篇诗体书信中吹捧她是“坐在北国的宝座上的孔夫子”。当然，桀骜不驯的诺维科夫到头来还是被女皇投入了监狱。

中国的孔夫子，在当时的俄国也是一个圣人和哲人的形象。有关他的生平传说，人们已耳熟能详。不少作家同样对孔子颇有兴趣。1779年，著名作家冯维辛（1744～1792）根据法文翻译了儒家经典《大学》，译文刊载在《学术新闻》杂志上。前文提到的宋代哲学家程颐就是一个对《大学》格外感兴趣的学者，他与其兄一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改编后独立成篇。朱熹后又再作加工，分成“经”、“传”两部分，并认为“经”是由曾参记录下来的孔子的述作。因此，冯维辛的翻译可以说是将孔子的思想首次译介到了俄国。冯维辛选中《大学》进行介绍，看来也非随意而为。《大学》着重阐述的是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强调当权者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明德”、“修身”；同时也不能贪财，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对于这一切，作为俄国启蒙运动的领袖的冯维辛是颇为赞赏的。他写于稍后的文章《论国家大法之必要》是18世纪俄国最有代表性的政论文，其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与之相通的。他所译的《大学》在正式出版时曾遭检察机关删削。

在18世纪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对孔子的赞扬，如拉季谢夫（1749～1802）在他晚年创作的诗篇《历史之歌》中称孔子为“天人”，认为他的“金言”将光照千秋；杰尔查文（1743～1816）在他的诗歌作品《一位英雄的纪念碑》中引用了孔子有关战争的格言，并称孔子是哲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赫拉斯可夫（1733～1807）也曾译出过赞美孔子的诗篇。

俄国启蒙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使他们将遥远的、更多是想像中的中国看成了一方净土。他们的这种思想情绪无疑也受到过法国启蒙作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的影响，这些法国作家的文章和作品在当时的俄国是广受欢迎的。如赫拉斯可夫就编译过三卷本的《〈百科全书〉选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有这样的话：“假如世界上有一个政体，或者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政体，是值得哲学家们注意，同时又值得大臣们去了解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遥远的中国……”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写道：“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还在《礼俗论》中称赞中国皇帝“遵守帝国的法律行事”，而中国的法律充满“仁爱”，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仁爱的民族。伏尔泰对孔子极有好感，他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启蒙作家所向往的道德治国、哲人治国的政治理想。18世纪的俄国作家与伏尔泰们一样，为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所深深感染，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与孔子、与儒家学说密不可分的。

在18世纪俄国作家的心目中，中国同时又是一个靠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创造出一片灿烂辉煌的艺术天地的奇异国度。在康捷米尔、拉季谢夫和杰尔查文等作家的笔下一再出现过“奇异的中国智慧”这样的字眼。

这种印象的出现仍与当时红红火火的“中国热”有关。18世纪主要执政的几个沙皇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1715年，彼得大帝曾派人出使北京，搜集了不少中国的艺术珍品，并在此基础上于1718年建立了“珍品博物馆”。1719年，他又派伊兹迈洛夫去中国，三年后该船满载中国的工艺品和日用品回到俄罗斯，其中有中国皇帝赠送的珍贵的绢画。1724年，他在建立科学和艺术院（后改名为皇家科学院）时，又积极从西欧引进东方学和汉语人才。而在彼得大帝的宠臣舍列梅捷夫、缅希科夫等人的豪华的宅邸里，中国精美的瓷花瓶、描金的雕椅、漂亮的织锦、富丽的景泰蓝等也比比皆是。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更加热衷于中国文化，在她执政的二十年间俄国的商队不断从中国采购诸如家具、餐具、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而后穿越整个西伯利亚来到彼得堡。这时期出现在俄罗斯的甚至包括像石狮、灯笼、屏风、玉雕、漆器、刺绣、扇子等这一类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工艺品。这还激起了俄国工匠的仿制热，以至后来俄国的艺术学中出现了所谓“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国风格”这样一个术语。叶卡捷林娜二世主政的60～90年代，中国的园林艺术风行俄罗斯。彼得宫里的“中国花园”、奥兰宁包姆里的“中国宫”、皇村里的“中国桥”等都出现在那一时期。中国的园林艺术在清朝乾隆年间达到巅峰阶段，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花草鸟鱼，美不胜收，它对西方一度盛行的整齐划一的巴洛克建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俄国在这时期建造的中国式园林有的至今保存完好。

处在这样的氛围中，并经常有机会出入皇家官邸和园林的俄国作家自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赞美的篇章。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赞美中国瓷器、园林艺术这一类的诗篇。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1711～1765）是俄国历史上一位身兼科学家、教育家和诗人的大学者。他的科学家身份使他常用诗歌来颂扬科学。在这样的文字中，我们见到了他的《论玻璃的益处》(1757）一诗。这是一封赞美科学造福人类的诗体书信，作者在其中对中国瓷器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聪明的中国人从泥土中造出器皿，而不需要用玻璃，“多少座小山／都变成了各色的瓷器，／它们的美丽／吸引了多少人们，／不顾狂风巨浪，／跨越重重海洋！”作为特殊的装饰品，“它使得花园和走廊／充满了光亮，／它使得室内一切／都变得如此妩媚。”罗蒙诺索夫认为制作瓷器与制作玻璃相似，某种意义上说瓷器就是玻璃，是可以“给眼睛以享受”的一种艺术品。而在罗蒙诺索夫写这首诗的时候，俄国的工匠也开始学制瓷器。1860年，在俄国的首家瓷器厂里，彼得堡的工匠们成功地制作了一组瓷器塑像《中国人》。

诗人杰尔查文写于创作的后期的诗篇《废墟》(1797）中对皇村中的中国式建筑做过这样的描写：“这儿曾经有过剧院，/那儿曾经有过秋千，／这里小屋里充满亚细亚式的安乐温暖。”“在祭礼之坛上，／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在奇花宝树之间，／珍禽异兽曾经遨游。”这里赞美的皇村园林建筑原是18世纪初建的一处皇家园林，后彼得大帝将它赠给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当政时期是女皇的行宫。叶卡捷林娜二世改建皇村时，在欧洲风格中融入了中国的园林艺术。杰尔查文诗中提到的“小屋”是中国式的，它们共有八间，小屋中间还有一座宝塔。这是由荷兰建筑师卡美朗根据享有盛名的园林建筑师威廉·查尔斯的《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一书的蓝图设计的。这个工程延续了多年，池塘、凉亭、瀑布等，有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才完成。杰尔查文诗中提到的“剧院”也是中国式的，它由俄国建筑师涅耶洛夫设计完成，是一座屋檐四角高高翘起的高大的建筑（该建筑1941年被德国军队炸毁）。当年，在这座剧院里上演的第一部剧目就是歌剧《中国菩萨》。这就是杰尔查文所说的“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

那一时期，引起俄国作家兴趣的还包括中国的文学作品。当时中国文学进入俄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靠西欧译本，二是直接从中国引入，以前者为主。作为纯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俄国的是中国元杂剧中的优秀作品——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这就是一部转译的作品。1759年，俄国著名剧作家苏玛罗科夫以M·S的笔名发表了译作《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刊载于《勤劳蜜蜂》杂志该年9月号。译作依据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德文转译本。只是苏氏的俄译仅为马氏译本的小小片段：第一幕第二场的台词，即剧中公主自刎前追述她的丈夫与其诀别时情景的一段台词。译作用的是简洁明快的诗体，虽然形式上已无元杂剧的味，但剧情的氛围还是能感受得到的。纪君祥的原作取材于历史，以抨击窃国奸臣，颂扬高尚人物为主题，颇具戏剧性。苏氏的悲剧风格与其有某种相似之处，可见苏玛罗科夫对这部剧作感兴趣并非偶然。《赵氏孤儿》在欧洲有多种改编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88年涅恰耶夫将这一剧作忠实地译成了俄文。而在此前几年，即1781年，魏兰德还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俄文小说。可以说，《赵氏孤儿》的俄译与改编，揭开了中俄文学交往史上最初的一页。

除此以外，18世纪俄国作家和汉学家还译介了中国的一些寓言、诗歌和散文作品。1776年，《中国寓言》一书由列昂季耶夫译出，在彼得堡出版。1784年，他又译出了《中庸》。列昂季耶夫从中文译介到俄国的另一部有影响的读物是《三字经》。在他之前，罗索欣已将《三字经》和《千字文》译出，但未正式出版。1779年，列昂季耶夫重译《三字经》，后又收入《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出版。此书在18世纪欧洲仅有俄译。列昂季耶夫译出的《茶与丝》一书也很有价值。书中除介绍与茶、丝和中医知识以外，还收入了46首中国诗歌。这些诗歌用散文形式译出，还附有不少注释。这大概是最早从中文译成俄文的中国古诗。

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还不止这些。如1742年出任俄国科学院院长的罗蒙诺索夫曾积极推动过汉学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科学院译出了直接从中国获得的17卷本《八旗通志》。他还在50年代俄国关于中俄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明确主张俄国应加强与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家拉季谢夫在促进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他在俄国贸易部和彼得堡海关任职期间，曾专门对开展中俄间互利的贸易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还赴西伯利亚进行过数年的考察，并出版过《中国贸易研究》一书。1790年，他被捕后曾长期流放西伯利亚。此时，他仍利用各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90年代初，沙俄政府拟派贸易团赴中国，有人就提议拉季谢夫参加，因为他是这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但提议被女皇否决。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拉季谢夫谈及这方面内容的著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作家与沙俄官方的立场有明显区别，那就是拉季谢夫更多地是从国家间的互利关系和普通百姓的利益出发来思考中俄贸易问题的。当然，在18世纪俄国作家的诗文中有时也会看到某些不和谐的音调，如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都曾在自己的诗歌中歌颂过沙俄的扩张。

纵观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它既带有那一时代西方世界共同的视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为“他者”的特点，即“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见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或者说，西方人往往“需要通过‘他性’，来创造一个‘非我’来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长期以来，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但是，18世纪俄国作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又与西方世界有着明显区别，由于当时的俄国作家所接触的有关中国的文字和器物，既有来自西欧的，也有直接来自中国的，俄国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气质也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印象中带有鲜明的俄国特色。俄国作家在利用来自中国的材料时似乎少了一些哲理性的思考，而更具实际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这个不甚清晰的“他者”来反观俄国自身存在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印象里漂浮着的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