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终老故土

国民党的败退和共产党的进入，标志着时代的变迁。在新时代来临之时，老迈的黄金荣留在上海，对稳定其门生、乃至上海帮会流氓的情绪，安定上海的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黄金荣这样一个早年靠拳头吃饭的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上海解放。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当天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毅担任主任，粟裕为副主任。次日，以陈毅为市长，曾山、潘汉年和韦悫为副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而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帮会流氓分子企图利用共产党刚进上海、还立足未稳之机，大肆捣乱。据统计，上海解放后的二十多天里，发生重大的抢劫案五十多起。而6月至12月间，每月发生的劫案达一百多起。一些流氓包括黄金荣的部分门徒妄图用事实来宣布：上海仍是流氓帮会的“王道乐土”。

面对严峻的局势，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指令军管、公安部门等密切配合，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对有血债的帮会人物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这种打击之声也传入了黄公馆。黄金荣的爱徒陶雪生，抗战时期就充当汉奸，残害抗日志士，欺压百姓。抗战胜利后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1948年，曾参与策划逮捕许荣夫和王孝和等事件。尤其是由于破获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理事长、共产党员王孝和一案有功，被国民党当局提升为警察局特工组长，后又升任侦查股长。解放后，陶雪生奉命潜伏下来，与人民政权对抗。经群众检举揭发后，陶被逮捕，经审判犯罪事实确认，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1950年10月，陶被押至其老家漕河泾——也就是黄家花园旁处死。

在狠狠打击犯罪的同时，人民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的人员进行登记，到1951年，登记人数达26 800人，数以百计的帮会头子被监督劳动，接受里弄群众的监督。鉴于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仍在从事破坏活动，这势必牵涉到黄金荣本身。对此，政府内部也有些干部主张将黄金荣法办。他们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就无法制服他的数以千计的门徒，也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上海。也有些干部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潘汉年在市府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上海市军管会对黄金荣的基本估计也是：第一，黄金荣过去有罪恶，是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第二，但黄金荣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且已衰老；第三，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取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取宽大政策。经过商议，决定派人向黄讲明政策，即：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不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

研究后，潘汉年亲自指派杜宣作为军管会的代表，负责向黄金荣本人进行训话。

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弄口，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黄金荣连忙出来迎接，看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心里不免有些恐惧，甚至感到不妙。杜宣等来到大厅，重申了政府的政策：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不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并要求黄金荣老实交代。

黄金荣见政府并没有逮捕他的意思，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便马上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杀人绑票都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因为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黄金荣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门徒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接着，黄金荣从怀里摸出蒋介石1927年黄60大寿时赠给他的那块金怀表，交给杜宣说上缴政府处理。并表示决不包庇干坏事的门徒，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接着杜宣说，政府还是同意他正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的。最后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做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黄金荣立即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抗人民政府的事，那就要从严法办了。”这时，黄金荣连忙频频鞠躬道：“保证不再做坏事……”。

当黄金荣知道了潘汉年对他的评价后，他还是非常感激的，他甚至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1950年1月，黄金荣购买了5万元国家公债，以表示这种感激的心情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

后来，黄金荣现金缺乏，突然想起有笔旧债可以救急。原来在法租界时代，黄金荣、杨虎、程子卿等同总巡乔辨士私下做军火生意，一次，有批军火卖给了商人刘裕章，他没有付款，现在刘就在香港。于是黄便对程锡文说：“现在我买了5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十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2月程锡文到香港讨债，结果，在杜月笙处却碰到了个软钉子，程回忆说：杜月笙“要我去找大少奶奶（即李志清）想办法，我只得回上海，把情况告诉黄金荣”。第二次，黄金荣亲自写了信，要程锡文再去香港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电报给杜月笙，请杜设法将欠款追回。程锡文赴港还有一个使命，就是黄金荣奉政府之命，要程劝告杜月笙返回上海。杜月笙对要他回大陆一事，未置可否；对黄老板要他帮助追讨款项，也表示无能为力；但最后，杜还是让万墨林汇给黄金荣5万元了结。当时，杨虎也奉令要黄振世到香港说服杜月笙、金廷荪和王晓籁等回内地。王晓籁听了黄振世的劝说后立即回到了上海，但杜、金表示难以从命，还劝黄振世回沪后规劝黄金荣速去香港，免得落入共产党的法网。黄振世回到上海向黄金荣谈起此事时，黄金荣多少有些心动，他沉思了一会儿，问黄振世怎么办。黄回答：“还是不去的好。”黄金荣点点头，决定按兵不动。

由于1949年大世界的经营出现亏蚀，职工的薪水也难以维持，黄金荣曾要求在香港的李志清汇来港币3万元，相当于旧人民币1.3亿元，以作维持之费。1951年，因为负债关系，黄金荣将黄金大戏院租给了华东文化部大众剧团，由该剧团支付押租4.3亿元。1952年1月起，因大戏院电线坏损、黄金荣拒绝修理，大众剧团停付租金。荣金大戏院则租给了陈昌良。

这样，黄金荣的收入已经大不如从前，但黄公馆里仍然钟鸣鼎食。家中有儿子黄源涛，孙子黄起予和黄起明，两个孙媳妇，门警2人，女佣3人，男佣5人，司机2人，三轮车夫1人，厨房伙夫2人，加起来共20多人。后来黄起予、黄起明等去了香港，1950年的下半年，他们曾回到过上海，据知情人说，名义上他们是回来探望祖父的，实际上是晓得上海还有很多财产，他们不希望遗漏了这笔巨款。不久，黄起明返回香港，但他的妻子即张善琨的女儿则留在上海窥测形势。

根据有关资料，当时黄金荣的财产主要有大世界游乐场、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源成里房屋100多幢和钧培里1号本宅，以及有80多亩地基的黄家花园。其收入大致有以下一些来源：一是大世界一月可得500多万元（旧人民币）；二是黄金大戏院每月可有租金1 000多万元；三是康梯路的荣金大戏院每月的租金也有300万元；四是复兴中路源成里的百余幢住房，每月的租金有5 000余万元（该房由黄的门徒陈福康经租）；五是钧培里黄公馆部分出租给店员工会，每月可以得到400个折实单位。以上相加，每月收入达到7000万元左右。这仍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黄金荣的收入远不止这些，这里仅以其部分房产为例。

尽管以上房屋出租的总租金没有记载，但可以推算不会是个小数目。有如此众多的收益，黄金荣似还不太宽余，他仍不断地从大世界游乐场提取巨款，以满足其生活的需要，究其原因，也许有些房客认为过去黄金荣横行霸道，现在解放了，住他的房子不必付房租了，因此，实际租金并未如期收到，当然这只是推测而已。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上海最大游乐场大世界的经济情况。

刚解放时，大世界的门票是每张500元（旧人民币），到12月26日增至600元，28日以后又增为800元。但黄金荣长期没有给职工增加工资，不仅如此，而且他还以大世界营业不佳为由，拖延年终的奖金。为此，演员、职工曾集合数百人到钧培里与黄金荣谈判。另一方面，黄金荣则不断从大世界获得大量钱款。据大世界游乐场的账目，在1950年2月至1952年1月底的时间里，黄金荣以奖金、薪水、借款等名义共从大世界账房提取了25笔现款，共计278 400万元。这样，扣除黄金荣的工资，黄金荣还欠大世界游乐场6 700万元。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大世界演职员的生活有所改善。而黄金荣欠大世界的巨款至死也没有归还，因此在黄金荣死后，人民政府于1954年将大世界收归国有，改名人民游乐场，此乃后话。

解放以后，黄金荣的生活仍没有多大的变化，每日清晨照常在黄公馆里抽足了鸦片后，与程锡文、丁永昌等亲信及丁老大（流氓女大亨）一起到云南路的三和楼喝茶聊天，下午再去逍遥池“孵混堂”。

但他已经感觉到说话越来越不灵光了。例如，共舞台的部分房产是黄金荣租赁建隆房地产公司的，然后再交给共舞台经营，这样黄金荣成了二房东，可以从中捞到不少油水。在解放前，没有一个地产商敢跟黄金荣说“不”，但现在解放了。建隆房地产公司明确通知黄金荣，1950年起不再借给黄金荣，而直接租赁给共舞台。对此，黄金荣也只得服从。1950年2月11日，黄金荣用荣记大世界的便签给共舞台方面写了个函件：

迳启者

尊处前向敝人分租之大世界一部分市房即中山东路433号房屋，至1949年12月底。兹经业主建隆房地产公司要求，将分租之屋交还。特函请尊处查照办理。希自1950年1月1日起直接向该业主办理给租手续为荷。此致

共舞台

黄金荣

1950年2月11日没过几个月，政治风暴也刮入黄公馆了。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4月中旬，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接着各区立即成立镇压反革命行动指挥部，发动部队、警察、干部和群众团体等组成搜捕行动小组，于27日，在全市联合举行大逮捕。黄浦区当夜抓获289人，南市区当夜抓获反革命分子869人，芦家湾区（后易名卢湾区）抓获409人，篙山区抓获334人。打浦桥一带的“周家四虎”、“十八股党”，南昌路、瑞金一路上的“薄刀党”、“蚂蚁党”、“黄牛党”等首恶分子，以及妓院老板薛柳影、码头恶霸王志章、原老闸捕房探长韩寿山等大批坏分子落入法网，其中有些就是黄金荣的门生弟子，而一直陪侍在侧的黄金荣的亲信门生程锡文、宋才良两人也先后被捕。

一些有过劣行恶行的人日子当然不好过，如黄金荣的爱徒丁永昌。丁永昌绰号“野鸡阿大”，年轻时在十六铺混饭吃。他早在黄楚九时代就在大世界设诗谜摊为生，后拜黄金荣为师，在唐嘉鹏担任经理时当总稽查。曾积极参加四一二事变，镇压工人纠察队武装。以后因得到黄金荣的赏识长期控制大世界。上海解放后他继续替黄金荣管理大世界，整日还是养鸟牵猴，拜佛烧香。“二六轰炸”后，他看到大世界营业萧条，为了逃避责任，便假借筹集年终奖而去了香港，曾与国民党特务联络。后来，在香港日子也不好过，又看到大世界的营业有了转机，便返回了上海。丁永昌平日仍然欺压大世界广大职工。当大世界劳资协议会议提出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时，丁永昌纠集徒子徒孙进行破坏，威胁对敢于揭发黄金荣和丁永昌者进行报复，扬言“情愿为老头子牺牲，不能让老头子吃亏”。同时，他多次派心腹张全福到香港活动，收集大陆情报并提供给许肇元、张志清、曹士钧和刘俊卿等，传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指示。

名义上，黄金荣仍是荣记大世界游乐场的总经理，实际负责人自1949年5月后由丁永昌担任经理，黄的外甥邹政之（是年31岁，住在龙门路129号）任副经理。邹住在龙门路129号，曾参与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抗战时期与日伪有密切关系，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先遣军淞沪行动纵队副大队长、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办事处主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稽查大队第六大队大队长等。大世界游乐场里有2 788个位子，有职工178人，1952年减少到146人，各种地方戏的演出仍然十分兴旺。到上海观光，游玩大世界仍是外地民众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项目。但大世界的员工们的收入并没有根本的好转，因此他们对黄金荣纵容丁永昌等压迫、剥削员工十分愤怒，不断有人写信给政府，要求摆脱封建压迫。在一封给报社编辑的信中，全体艺职员控诉说：“黄金荣他在本市恶势力的雄厚以及他的名声与地位无人不知，至于他的为人，是以媚上欺下称长，假仁假义假慈善是他的作风，惟利是图而不择手段是他的本性。多年来他主使他的心腹榨取我们的血汗剥削（原文如此——引者）我们的自由，并用种种手段威胁我们不许声张，现在我们实在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我们为着要生存，特将我们的遭遇的痛苦诉诸于后。”这种压迫主要有三：一、黄金荣在大世界所领取的钱非常得多，而员工的工资少得可怜；二、同样是黄金荣所设的娱乐场所，黄金大戏院演职员的收入就比大世界员工的收入多得多；三、黄金荣不允许员工加入工会组织。员工们的这一斗争持续到黄金荣去世。

黄金荣的另一产业黄金大戏院的营业也不太理想。经过交涉，1951年，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易名大众剧场。1994年该剧场因上海市政建设而拆除。

黄振世原为上海流氓首领之一，收纳徒弟千余人，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参议员，创办有上海渔业公司、渔业银行等企业。解放后留在上海，曾被上海市第一、二届代表会议聘为工商界代表，也是民革会员。1951年他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毅市长，提出积极地处置上海帮会的方法，建议找帮会头子谈话，要求交出帮会成员名单，组织这些人学习，然后自动废除师徒制度，联保保证不再进行反动的活动。在帮会分子之中，他是一个比较靠近新社会的人物。

在人民当家，人人都要劳动的新社会，黄金荣的生活也必须要有改变。政府派人向黄金荣说：考虑到你已经80多岁，不再需要多干些什么了。但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希望早晨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得到这一训令，黄金荣当然是极其不满的，但世道已经变了。黄金荣只得提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的门口，出现在众多记者的面前。当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主要大报后，立即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一事件具有象征意义：昔日上海滩上最有势力的大亨闻人，现在也须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扫大街了。人民群众看了，的确扬眉吐气：这世道真的变了。当然，共产党并不是真需要黄金荣每天去扫地，这项劳动随即停止了。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看了这张报纸感慨万千，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但没有多久，杜月笙就于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于凄凉中病故。应杜氏家属的要求，上海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这次，黄金荣也看到报纸发表的杜月笙死亡的讣告了，想到半个世纪的合作与恩怨，更是感慨万分。

1950年底开始，中国展开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月5日，上海军管会颁布《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要求现住上海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等均须在1月11日起亲赴指定机关办理登记。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随后，上海市成立“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和“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紧锣密鼓地发动群众，将运动推向高潮。一些拒不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被逮捕，其中有黄金荣熟悉的洪门侠义社、至光社负责人、军统少将郑子良和青帮头目尚武、云南路妓院恶霸“九头鸟”薛柳影、原老闸捕房的探长韩寿山等，还有黄金荣的徒孙、毅社成员黄锡章和陈章林等。4月27日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发动了著名的“四二七”行动，一夜之间逮捕了8359名帮会、流氓、特务分子。黄金荣的门徒丁永昌、舒锦余、张全福、曹桂生、王琳、赵林和外甥邹政之等以流氓反革命分子罪名被逮捕。清匪反霸的运动受到市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受害群众积极参加大小规模的公审会和揭发控诉会。他们纷纷走上讲台，倾吐郁积多年的苦水和仇恨。控诉帮会恶霸的罪行，要求人民政府从严惩处这些恶霸匪首，最后，丁永昌被枪决，其余的被判处有期徒刑。这样，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也自然而然地波及到了黄公馆。

1951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在大世界游乐场的秘密工作中，获悉黄公馆内藏有枪支，经侦察确认，枪支是黄金荣的儿子黄源涛的，他曾担任过原上海市稽查大队第4大队大队长。

为了消除隐患，公安局决定采取行动。首先，公安局派员找黄源涛谈话，开始黄坚持否认私藏枪支，后经公安人员拿出确凿证据，只得承认。4月13日下午，刑二科会同侦保处的数十名警察浩浩荡荡开到了黄公馆，准备入内搜查。一时，龙门路上、钧培里内外围观者水泄不通。

曾几何时，这龙门路1号黄公馆历经了多少政权、多少政治风雨而不倒。自法租界当局始，中经北洋军阀各个政权、南京政府、日伪时代，再到南京政府，钧培里黄公馆都是个特殊的地方。多少达官贵人下马拜访，多少帮会人物以进入黄公馆做黄金荣的走卒为最高理想。现在，黄公馆终于要倒了。对老百姓来说，他们看着警察包围了黄公馆，奔走相告：世道真的变了。所以，搜查黄公馆具有一种重要的象征意义。黄2公馆的人开始俯首敛迹了，过去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也不得不向邻居们打招呼、陪笑脸了。

果然，经过仔细的搜查，警察们在黄金荣寓所查抄出10支枪支，其中转轮手枪4枝、手枪3枝、火药手枪2枝和已损坏的卡宾枪1枝，此外还有各种子弹300多发和军刀等。看着这一堆武器，黄金荣抖抖嗦嗦地称：这些军火都是其子黄源涛的，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经公安部门查实，黄金荣与此事有牵连，至少黄金荣负有一定的责任。在黄公馆里，还藏有大量的鸦片，供他们吸食。不少市民写信给政府，提出“树德务滋，去恶务尽”，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流氓大亨黄金荣。政府经过慎重研究，指出：“具名检举情况，说明群众政治认识与对人民政府之信任空前提高，但对此上海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其组织为主，于其本人拟继续饬写详自白书公诸报端（原文如此——引者），由人民裁制。”

于是，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召开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决定召见黄金荣训话。

对于黄金荣，上海市人民政府作了专门的研究，指出：概括而言，黄金荣的罪恶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四一二事变时组织“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屠杀爱国志士；第二，勾结法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第三，非法以“吃讲茶”的方式敲诈勒索；第四，组织荣社等纵容门徒，为非作歹；第五，欺压周信芳等民间艺人。研究后决定以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市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黄金荣宣布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进一步低头认罪。

根据方行先生的回忆，召见的地点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内。当时的市政协设在和平饭店，也就是原沙逊大厦内。盛丕华（1882—1961）宁波人，过去曾任四明银行经理，创办过红棉酒家，解放前就与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席。这样可以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使他不致于过于惊慌而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其门生、舟山旅沪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在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中，体衰年迈的黄金荣的确也是如惊弓之鸟。报章上的标题《大张旗鼓，严厉镇压反革命》、《沪市惩处一批著名恶霸》、《沪市捕获一批反革命分子》等，直看得黄金荣触目惊心。因此，此次应召，心中不免有几分恐惧。

黄金荣进入办公室，副市长盛丕华首先指出：“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的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同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赶忙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意真诚地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回到钧培里后，黄金荣即嘱咐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根据黄金荣的口授，整理成文。黄金荣认为这是件大事，遂召集亲信们商量了两次，权衡再三，有的门徒建议不要写得太坏，以免政府有把柄。经反复修改后，黄金荣才哆哆嗦嗦地在悔过书的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自述悔过书写在宣纸上，迄今保存完好，现在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当时交给政府后，并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文中多是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

黄金荣强调，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党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黄金荣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黄又强调在日伪时期，没有落水做汉奸。黄金荣写道：“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在这份悔过书里，黄金荣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

另外，黄金荣还处处诿过于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他把罪恶都推到了门生们身上去了，而只剩下了“收了太多门生”这一问题了。这离事实太远了。

因此这样一份“捣浆糊”的悔过书当然是不会获得通过的。于是，军管会首长立即要求尽快重新改写。在政府的敦促下，黄金荣又写了一份“自述悔过书”。这份远较第一份诚恳的悔过书终于获得了通过。军管会立即将其以《黄金荣自白书》的名义刊登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

黄金荣自白书

［本报讯］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悔过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的巡捕房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动，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

《黄金荣自白书》的公开发表，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从晚清以来的近百年间，一直是统治阶级拉拢收买对象的帮会势力，第一次在人民政权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由黄金荣这个最够格的总代表，终于向人民低头悔过，举手臣服了！这篇《自白书》，不仅是黄金荣个人的忏悔，也是中国的帮会以这种形式，给自身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这也表明，政府对帮会的控制与消灭的步骤愈益严格和紧凑，《自白书》的发表对旧帮会的帮会残余势力是一个很好的威慑行为。

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们、包括上海的流氓帮会分子们，见后台已倒，不得不开始收敛起来，不敢再横行霸道了。所以这篇自白书的发表，对确保上海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知晓黄金荣底细、或者曾被黄金荣欺压的市民们并不满意。上海市公安局收到大量的市民来信，揭发黄金荣的罪行，要求政府予以法办。上海贸易信托公司的一名职员在一份检举信指出：“见报刊载有黄金荣自白书一则，他竟轻描淡写的希望人民政府予以宽大，查黄金荣的罪恶，更是远胜于最近处以死刑的匪特、恶霸等不知多少倍。他是上海万恶社会形成的第一罪人，国际上也有名气的帝国主义的工具；广收门徒，创造恶势力，一贯欺压人民，手段卑鄙，到处招摇是非，包揽诉讼，仗势凌人，门徒罪恶皆以他一言蔽之，谁敢说不字呢？蒋匪介石也是他的门徒之一，因此更可任意胡行，当大革命宁汉分裂以后，蒋匪所谓清党时，黄金荣与杜月笙即在上海捕杀了许多爱国志士，血腥的事实众所周知，我们能不记吗？”揭发信还指出：黄金荣“解放前与我们为敌，解放后仍与我们为敌，只要看一看此所逮捕的匪特或是已伏法的罪犯，几乎大部与他有血统关系的，他欠下人民数不清的血债，我们决不宽容他。希望人民政府必须把这罪恶的总根先予铲除，以慰直接、间接被害人的冤得以一申”。文化中学的一名历史教师致信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说，我们中学的老师认为：“黄金荣太不坦白，他的罪状太多，这样轻描淡写就算了，有这样便宜吗？”“黄金荣是横行几十年的流氓大头子，制造了数不清的罪恶的魁首，要斩草除根地把他加以惩办，万不可姑息他年老，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然而，从稳定大局出发，上海市人民政府仍决定宽大黄金荣。

而这时，老衰的黄金荣也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1951年5月中旬，在陈翊庭的陪同下，黄金荣将第二份“自述悔过书”亲自送到外滩的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盛华接见并训话。黄金荣表示感谢，并曰一定真诚改过云云。这位曾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叱咤风云的大亨，此时只剩下种种恐惧的感觉。据陈翊庭回忆，他们退出下楼后，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了，于是陈叫黄金荣在门口等待一下，匆匆上楼去取。等到陈再次来到门口时，遍找黄却全无踪影。原来，硬着头皮到军管会来的黄金荣恐生变故，已不顾老弱，独自一人回去了。

《自白书》刊出后的黄金荣此时真的是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浪高过一浪的市民们的声讨与反映，更因为市政府节节进逼的严厉措施。他的把兄弟和徒子徒孙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个个被押上了断头台。就在黄金荣的《自白书》刊登后的第9天，“小八股党”的干将、杀害汪寿华的刽子手叶焯山被押到法庭，其子叶麟根也到庭揭发其父逼死其母和舅父的罪行，最后，叶被判处死刑。7月26日，黄金荣的弟子、汉奸卢英被枪毙。28日，叶焯山和黄金荣的另两个徒弟——迫害越剧名伶筱丹桂的恶霸张春帆与“小八股党”成员马祥生一起，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消息传到黄金荣的耳朵里，他更加恐慌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害怕哪一天会被政府抓去，被枪毙，被砍头。甚至晚上也整夜无法入眠，本来老年人就睡得少，这样一来，精神更糟了。

实际上政府方面对黄金荣本人倒丝毫没有这个意思。

由于心情恐慌，黄金荣随即就病倒了。先是整日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了。渐渐地连坐也困难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了。黄金荣要求家人不要送他去医院，他最后的愿望就是在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有着他的大部分荣耀和成就的钧培里，安静地离开人世。

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但对于这些，黄金荣已经麻木了，迟钝了。他毕竟是属于旧时代的人物。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了弥留状态，附近的永川医院应家属的请求，派出护士到黄公馆，给他注射了强心针，但已无济于事了。当天下午，黄金荣停止了呼吸，时年86岁。

黄金荣死后，其亲友徒众，进行了简单的葬礼。当地公安部门向上级报告说：“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十七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二十二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十七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治丧中只备9桌酒席，且只有17个门徒前来吊丧，这在黄金荣这样一个大亨级别的、享尽了生荣的人来说，死而不哀的程度，是空前的了。毕竟时代变迁了，要在过去，黄金荣的丧事应是上海滩上的一件轰动一时的盛事，起码也要与清末盛宣怀、30年代洋大亨哈同的“大出丧”媲美。

不过，从上海滩三大亨的结局而言，黄金荣算是最好的了。黄、张、杜三人中，最早走的是与日伪勾结、失节投敌的张啸林，1940年8月13日，他被保镖击毙。杜月笙出走香港，处境尴尬，1951年8月16日客死异乡，只活了63岁，后来他的遗体又披风拨浪，被运到台湾，葬在了远离故乡的台北汐止镇大尖山墓地。只有黄金荣晚年能以86岁高龄得以善老故土。

黄金荣死后，黄家收入日见拮据，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的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向政府提出。后来在无奈之中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即写信给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述黄家的经济困难。在潘汉年的亲自处理下，顺利解决了黄金荣的遗产问题。

一个盗匪群起、帮会横行的时代，在黄金荣死后彻底地结束了。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法租界时代的顾家宅公园——这个曾经挂着“中国人不得入内”、“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内”园规的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五个雄劲的大字：“黄金荣死了”。

这大概是上海滩的公众媒体上，惟一能见到的关于黄金荣死讯的讣告了。

1999年11月于上海桂林公园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