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下坡路

抗战时期，黄金荣称病蛰伏。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黄金荣立即于1945年8月30日分别致电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祝贺抗战取得胜利，并向国民党表示忠诚。接着，蒋介石到上海视察，新新百货公司从四楼挂下一条巨幅标语：“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黄金荣也特意在大世界门口搭起五彩牌楼，大放爆竹，以示欢迎。蒋介石召见黄金荣时，赞扬黄金荣能“忠贞不污”。蒋的捧场使得黄金荣更加振奋，他希望在垂暮之年能再度中兴。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百业待兴，各种势力磨拳擦掌，欲大干一场，帮会自然也不甘寂寞。杜月笙回到上海后，便做起了市长的美梦，后来美梦虽未实现，但恒社召开第四届大会，会员从520人增加到910人。杨虎与蒋介石之间虽已生隔阂，但仍以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四处活动，并将兴中社改为“兴中学会”，仅新吸收的海外会员就达1万多人。洪帮的郑子良组织侠义社，社员也有万人。黄金荣对这些十分眼红，于是黄振世和邱子嘉等建议将抗战时期停止活动的忠信社改名荣社，采取公开形式办社，扩展势力，与恒社一争高低。

1946年6月23日，荣社在丽都花园召开了成立大会，黄金荣自任荣社理事长，他的门徒、亲信和家人邱子嘉、陈培德、黄振世、杭石君、丁永昌等5人为常务理事，姚松如、龚天健、陈福康、鲁锦臣、吴玉荪等15人选为理事，莫士爵、杨春华、张志清、陈菊生、张锦寿等5人为监事。理事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里有总务、财务、福利、组织、交际、文化、娱乐等股。荣社的简章指出：本会“以利用业余时间，提倡正当娱乐联络感情，研究学术增进知识共谋社会福利合作事业为宗旨”。政治上则坚决与国民党保持一致。加入荣社的誓词中规定：“尊奉总理遗嘱，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及本社社章，绝不自私自利，绝不以个人情感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是日，杜月笙、杨虎和王晓籁等以嘉宾身份到场观礼和祝贺。黄金荣拙于辞令，祝词时只是说：“今天荣社成立，大家聚集一堂，欢欢喜喜，我很高兴，今后大家更要团结……”到1947年，参加荣社的人数已经多达数千人。社员“遍及全国军政工商农矿文化各界”。

荣社最频繁的活动是聚餐，陶一珊、篙山分局局长米廷钧等与一般社员是常客。有时连钱大钧也出席。此外，还常常组织团拜会。团拜会在每年的正月初六、清明节、七月半、十月初一等鬼节进行。地点在永嘉路淡井庙；每人均须交付费用，实际上，会餐只用去一部分费用，其余均装入了黄金荣的私人腰包。荣社的社址设在篙山路振声里旁黄金荣的门生、原法租界公董局的买办赵振声的寓所，当时的门牌是篙山路振声里1号（今篙山路53号，已经拆毁）。

但黄金荣包括杜月笙等发展帮会、重振雄风的努力，遭到了挫折。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上海的社会环境与战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租界的消失，上海成为了国民党政权的一统天下，像昔日黄金荣这样既是租界密探，又是国民党在租界内的代理人，还是列强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桥梁，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其次，帮会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庞大的势力，也招致统治者的侧目；从组织方面而言，帮会这种传统的封建结构已经缺乏号召力，包括以大亨为核心的新式帮会社团，也因其过于狭隘、保守而失去活力。尽管帮会势力曾企图寻求政党化新出路，但结局仍没有多大改观。于是，荣社等最终多成为了变相的吃喝俱乐部。

荣社成立后，除举行一些不定期的聚餐外，一般而言，它不如恒社活跃。原因之一是80岁的黄金荣的政治热情远不如杜月笙；原因之二，黄门弟子中不少有自己的帮会团体，如常务理事黄振世有振社，黄金荣曾再次对黄振世等说，你们可以将振社、星社等搬到荣社来，而黄振世等岂肯将自己苦心经营的地盘拱手出让，对此，黄金荣也束手无策。同样，邱子嘉等也非办社之能手；原因之三是黄门的徒子徒孙是鱼龙混杂，像黄源涛的徒弟陈雄、汤雄和邹政之等，对外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败坏荣社的名誉，遂使荣社的中坚分子们心灰意冷。

但是，荣社仍然是一个封建帮会组织，徒弟间一旦发生矛盾，便以帮规来决断。

当然，在社会上，黄金荣的徒孙仍张牙舞爪，欺压百姓。如门生程锡文、宋才良等以黄金荣的名义，指控小世界为汉奸产业，而将其数十间房屋侵吞，强行赶走众多房客。其中一房客为兰斋面筋店的老板娘，最后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而上吊自尽。

黄金荣本人有时也还会动用黑社会手段对官僚、企业家，甚至帮会同道敲诈勒索。如钱新之（名永铭，浙江吴兴人，1886年生）早年留学日本，辛亥时在沪军都督府任职，1917年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加入银行界，长期在交行供职。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个非常有实力的金融家，但黄金荣照样要敲诈他2亿元法币。钱当然心不甘，但又怕在上海被绑架或者被杀害，最后只得如数交给黄金荣。黄金荣得手后，又向重庆商业银行借款4亿元，银行当然知道这笔钱如果贷给了黄金荣，就别想再要回来，总经理便问计于董事范绍增，范又求助于把兄弟杜月笙，杜叫范自己打电话给黄金荣。范即遵嘱致电黄金荣，称有人冒充黄金荣的名义，要重庆商业银行贷款4亿元，是否真有其事。黄金荣接到电话，只能说肯定有人冒名敲诈，不必理睬，于是才没遭损失。

甚至对徒弟门生，黄金荣也是毫不留情地敲诈。抗战胜利后，黄金大戏院由周信芳租赁，他率领京剧团上演，然后向黄金荣交纳租金。后来，黄金荣突然决定将黄金大戏院改造为电影院，周信芳不得不将剧团解散，因此而损失了40根大条，自己的经济几乎破产。

当然由于黄金荣老迈势衰，正值乱世，也有人发财想到黄金荣头上了。1947年秋，陈子和、范秀芳夫妇为首的流氓集团假借中共华中军区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的名义，给钧培里送来了恐吓信，向黄金荣索诈5亿元。直气得黄金荣双脚直跺，连呼：“敲诈敲到贼爷爷头上来了！”当然与中共有所接触与了解的黄金荣，并不相信这真是中共所为。还好，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七稽查大队迅速侦破了此案，化名洪钧荃的陈子和在新丰纺织厂取款子时被抓获，黄金荣终于出了一口霉气。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对战时损失展开调查，黄金荣最痛惜的是黄家花园的劫难，遂于1946年12月以大世界总经理的身份，向第五区的朱、杜两区长递交了漕河泾黄家花园财产损失报告单，总共47页，开列各类受损物品数百件。建筑物的损失为221 000万元法币，物品损失为147 218万元，加上其他损失相加共368 609万元。黄金荣在是年最后一天所写的呈文中写到：

“为抗战期内漕河泾黄家花园全部财产损失浩大，要求敌方赔偿，特填具损失一式四份，仰祈转呈

上海市政府俾得早日偿付实为公便。”

由于国民政府放弃了对日政府赔款，因此，黄金荣的这一愿望自然无法实现。当然，黄金荣的众多的戏院产业的营业情况虽不是蒸蒸日上，但还算能维持。如黄金大戏院原来由宏昌公司租赁经营，到1947年收回自行营业，到1948年2月，还添置了电影放映设备，此后兼营电影和京剧，营业情况还算不错。

祝寿是帮会首领互相联络和吹捧、并搜刮财物的良机。1947年8月30日，为杜月笙的60大寿。黄金荣与杜月笙虽有矛盾，但公开场合仍然互相帮衬。黄金荣名义上参加了杜寿筹备委员会，8月29日，黄金荣、王晓籁等200多人在顾嘉棠寓所为杜月笙“暖寿”，次日在丽都花园举行庆祝。

接着是黄金荣的80大寿，更成为上海乃至中国黑社会势力的一次大检阅、大聚会。事先，荣社便在《申报》等报刊上登载启事，宣称：“国历十二月十二日既农历十一月朔日为黄理事长金荣老先生八十寿辰。先生任侠好义，功在社会，亮节高风，望重当时，同人等共沐熏陶，时承謦欬。届兹华诞应晋桃觞而先生夙抱悲悯之怀，谢绝台莱之颂，坚以民生凋敝，国步艰难，力戒铺张，冀符节约，爱订于是日假座玉佛寺聊备粗筵籍尽一日之欢，顶礼寿佛来表祝噎之愿。凡与先生交好欢迎参加，增辉盛会。”

到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阳历12月12日），上海帮会分子又集体为黄金荣做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的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们都要孝敬送礼，多者千元，少的也有百元。寿宴一般多由门徒仇万荣开设的桃花宫（后来易名大利春）包办，有时到鸿运楼包席。人生难得有80岁，不少门徒认为师傅大寿，应该隆重庆祝一番。但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在山东等战场上连吃败仗，叹口气对亲信管家鲁锦臣和程锡文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些素菜席算了。”但有一点黄金荣却十分坚持：就是要杜月笙来主持寿仪，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众门徒深知师傅之心思，表示既要隆重热烈，又须避免过于铺张，像过去那样的张灯结彩唱堂会只能免了，寿仪地点就定在了玉佛寺。对此，黄金荣表示赞同。于是，程锡文、鲁锦臣、杭石君和龚天健等商定，请杜月笙和杨虎主持庆典，黄振世为总务，程锡文和鲁锦臣负责接待宾客。

黄金荣80祝寿消息传出，各界领袖写联送匾，大加颂扬。首先在上海报纸刊登《黄锦镛先生八秩寿序》，颂扬在上海历史上自“学博闻智，出秦扶楚”的春申君之后又有黄金荣的诞生，黄“承烈耳子任，能振而大之”；然后说黄金荣“少而高率，气宇朗朗异常儿”，“弃制艺不为，潜究警政之学”，从而“益通识，富鉴裁”；接着历数黄金荣的种种“德行”，竟称黄金荣为“今之德星”、“中国在野之巨人也”；最后领衔署名为于右任、王瓒绪、王懋功、白崇禧、何应钦、何成浚、何思源、吴铁城、李品仙、谷正纲、张群、张发奎、许崇智、汤恩伯、陈果夫、孙连仲、蒋鼎文、莫文华、刘文辉、卫立煌、龙云、顾祝同、钱大钧、熊式辉等中国军政地方要人。送的贺匾有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海屋添寿”、水祥云的“寿同山岳”、刘绍基的“仁者必寿”、方治的“是仁者寿”、李济深的“天锡纯嘏”、刘鸿生的“江夏之杰，人中之龙”等。号称三太史的张元济、高振霄和钱崇威各有贺词，其中张元济的祝词是：“天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草，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尔或承。”看是颂扬有加，实际都是应景之词，由此可见作者之无奈。此外，金荣小学的学生还特地排演恭祝校主八秩的诞寿歌。

这天的玉佛寺格外热闹，正中的寿联上联是“金玉满堂，天赐百福”；下联是“荣华富贵，仁者万寿”，将金荣二字嵌入联中。前来拜寿的有正在上海执行“限价政策”、“打老虎”的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市府各局局长，均由杨虎和杜月笙接待。孔祥熙稍迟些也光临大雄宝殿祝贺。

晚上11时，李济深也来了，程锡文请他先吃了寿面，然后陪他到内室向黄金荣拜寿，李济深见了黄金荣便抱拳连呼“老大哥，老大哥”。坐定之后，李济深讲了一长篇话，但他的广西话，黄金荣一点也听不懂，后来还是杨虎把李济深的意思详细翻译给黄听，其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账。接着李济深指着杨虎对黄金荣说：“现在蒋介石又把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黄金荣不觉一愣：蒋介石怎么会对我这个把兄弟也这么无情呢？然后，三人关上房门密谈起来。其时，蒋介石解散民盟，镇压民主力量，飞扬跋 扈；尽管程度有区别，但三人都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所不满。临别，李对黄金荣语重心长地说：“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这时，黄金荣邀请李济深两人合了一张影，又叫王晓籁和程锡文四人一起合影留念。然后互道珍重而别。

农历十一月初四日（12月15日）的下午，黄金荣正在钧培里休息。因为连天的祝寿活动已将这个八十老人弄得够戗。这时，管家敲门报告：有南京电话。黄金荣赶忙来接，原来是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亲自打来的。说蒋介石明天到上海来，准备到黄家花园来拜寿。黄金荣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连忙高叫：快去漕河泾。

程锡文、鲁锦臣等火速赶到漕河泾，吩咐手下人置物打扫，布置四教厅，并准备好丰盛的宴席。黄金荣的门徒陶雪生听说后，自告奋勇，调动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黄家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内也在四周要点派了心腹站岗。

第二天清晨，陶雪生率领500多名自卫团员，在漕河泾的前前后后沿路站岗。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的樊石八仙群雕。大厅的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12把红木太师椅。

下午，蒋介石走入黄家花园，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程锡文等在门口迎接。只见蒋介石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步入晚境的蒋介石似乎特别怀旧，他见到黄金荣即紧走几步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黄金荣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说话间走入四教厅，黄金荣请蒋介石坐，蒋介石却立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椅子，陈希曾等人立即帮助搬动，蒋介石叫将椅子搬到正中的八仙桌前放下，又亲手从其他椅子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正中的红木椅子上，黄金荣见了，已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便连忙劝阻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这时，黄金荣急得站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介石半推半就，在椅子上坐定，然后对黄金荣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果然寒暄了几句后，便向黄金荣作揖告辞，匆匆离去。

黄金荣望着准备好的宴席，想到蒋介石连一口茶也没喝，感到十分过意不去。过了很久，黄金荣才感叹到：“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的荣幸。”于是，对蒋介石的不满也随之而暂时消失了。

1946年，国民党军统组织为进一步控制帮会势力，动员各种力量准备与中共抢夺天下，将抗战时期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老迈的黄金荣也再次充当了老卒子。

10月19日，新建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各地赶来参加的帮会首领达千人，黄金荣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章程，宣称本会是“秉承孙中山先生遗教，以求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秉承事业以人民为本之原则，以努力新社会事业之建设；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求达成复兴民族，安定世界之目的”。会议选举杜月笙、向海潜（洪帮龙头）、杨虎等三人为常务理事，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五人为监事，黄金荣还担任了常务监察。

新建会总会设在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在各省、市设立28个分会，县支部468个，成员号称56万人。其成员多为帮会流氓、地痞恶霸，与中共对抗没有多大作用，倒是危害地方，骚扰百姓，人人愤怒，连国民党也侧目而视，终于到1947年9月4日，行政院下令撤销。

黄金荣虽然担任了新建协会的要职，但基本不过问具体事情。目睹国民党政权由盛而衰的变化，他深感夕阳西下，前途渺茫，耄耋之年不必再为国民党拼上这把老骨头了。黄金荣对政治早已失去热情，但其门徒们还是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如1946年4月，上海举行市参议会的选举，在181个议席中，金廷荪、金九龄（一作“何九林”）、顾竹轩和陈培德入选。

这一时期，黄金荣的产业仍有一些发展。大世界游乐场虽秩序混乱，时遭正直人士批评，但营业额却非常好，大世界公共户籍上有近百人，总经理黄金荣自然有些踌躇满志。此外，他还成立了建隆地产公司和黄金记地产公司，经理各处的房地产。其他的娱乐业也十分顺手。但随着内战的扩大，大环境却日益恶化。

1948年8月，国民党政权为挽救其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收兑民众手中的金银外币。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身份到上海坐镇，执行经管。蒋经国曾访问黄金荣，声称要打“几只大老虎”。最初杜月笙仍暗中策动徒众抢购物资。时黄金荣的门生黄振世等是经管评议委员，他们认为这是打击杜党的极好机会，遂向黄金荣献策，请蒋经国来荣社出席宴会，以揭发杜党的阴谋。黄金荣认为此举很有必要，当即备好请帖，请黄振世面邀。蒋经国见了连说：“请老太爷不必费心了。”答应次日赴宴。谁知次日蒋经国称有要事而请吴绍澍、蒋恒祥两人为代表。这样自然不便揭发杜月笙。黄金荣听说后，即对程锡文出主意言：“让大少奶奶去请他适当，大少奶奶交际手腕好，小蒋先生会听她的。”第二天，李志清亲自电邀蒋经国来黄家赴宴。蒋经国果然如约到来。席间，蒋经国问起交易所内的投机黑幕，李志清乘机说：“交易所是杜家爷叔负责的，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金条。”蒋经国已准备拿几个上海滩上的显赫人物开刀，以推行经济管制。后来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即因违反金融操作规定而被锒铛入狱，一时上海滩大地震。杜月笙风闻荣社和李志清分别宴请蒋经国，认定是荣社在暗中捣蛋。两家门徒的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后来，杜月笙等以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居奇为由进行反击，迫使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但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干涉下，来上海要求蒋经国罢手，从此，“打老虎”的闹剧就此闭幕，金圆券币制改革彻底失败。上海的老百姓倒折损了不少金银外汇。

1948年12月，正是淮海战役激烈进行之时，在国民党的指使下，黄金荣与杜月笙、杨虎、陆京士、水祥云、王晓籁、顾竹轩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起组织“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12月12日上午，成立大会在浦东同乡会大楼举行，市长吴国桢、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1 000多人出席，杜月笙担任会议总主席。杜月笙号召人们：“鼓起勇气，拥护元首，迅速达成救国救世之目的，使上海成为正义堡垒，文明灯塔，屹立远东。”

“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成立后，接着在12月18日设立自卫特捐筹募委员会，决定为“保卫”上海市募集3亿金圆券。募集办法有三，一是自1949年元旦起，上海的地价一律增收千分之五，由此可得12 000万金圆券；二是从1949年1月起对所有的货物征收自卫特捐；三是对限价期内被封存的物资，一律征收10％的自卫捐。当然，这些举措已根本无法挽救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了。黄金荣对这些活动也已毫无热情了。

在新旧中国交替之际，国共两方面都在争取帮会人物，其中主要的主要对象是黄金荣和杜月笙。

值此时局转变之时，杜月笙也在权衡之中。黄炎培、杨虎、陈铭枢等曾动员杜月笙投向人民阵营。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霔及潘汉年等与之保持联系，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张澜也去拜访过杜月笙。但杜月笙还是怕共产党清算四一二事变中杀害汪寿华之血债。于是在1949年初，变卖住宅，准备到香港观望。4月10日蒋介石在复兴岛接见杜月笙，要杜适时离开上海。21日，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长江，23日，南京解放。杜月笙要走了，遂到钧培里向黄金荣辞行。杜月笙看着老态龙钟的黄金荣，真心劝他到香港去。黄金荣心想，我没有汪寿华这样的血债，我不怕共产党，嘴上说道：“我的年纪已经80多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到告别的时候了，杜月笙想到，这肯定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了。回想40年前，如果不是进入黄公馆，得到黄金荣的不啻提拔，未必就有我杜月笙的今天，想到这里，杜月笙的喉咙有些哽咽。两人互道珍重，杜月笙怅然离开了进出过无数次的钧培里。27日，杜月笙包了一条荷兰商轮前往香港。

82岁的黄金荣已垂垂老矣，他自己知道已经来日无多了。何必冒着风险去台湾或者香港呢，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了命，与其亡命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顾这一生，黄金荣仍有些得意。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黄金荣的这一辈子，政治风潮来临时，他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年日本人打进来时，上海滩上多少名人争先恐后往后方逃去。别人不说，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仄。老友虞洽卿去了后方，结果客死异乡。惟有黄金荣笃悠悠呆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后，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却也没有像杜月笙那样被蒋经国“斩”过。80大寿时，蒋介石还是亲自到黄家花园来磕头祝寿。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黄金荣照样根据老法办事。他对老友说：“听天由命吧！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去折腾，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吧？”

当然，黄金荣决心不走，心中多少是有点底的。

实际上，共产党方面早就在考虑对黄金荣做工作了。早在1946年，为了对帮会分子展开工作，上海地下党成立了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是田云樵，委员有金龙章和顾叔平。该委员会的方针就是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壮大革命力量，瓦解敌人，迎接上海解放。这群众也包括帮会的一般成员。顾叔平是顾竹轩的侄子，自然，他对叔叔的师傅黄金荣也展开了争取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对上海帮会的基本政策就是稳住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头子，积极开展工作，争取他们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样，对稳定上海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帮会是相当重视的，在作为接受上海的指导性的手册《上海概况》中是这样分析的：“上海帮会首领，其最著名者有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徐朗西、向松坡、张子廉、郑子良、程壮、姜豪、杨虎等人。由于他们结交官府，党羽众多，均各自形成力量，上焉者成了所谓‘海上闻人’，次焉者也各霸一方。其下层分子中，有些是为了求职业、找靠山而不得不加入的，如某些部门的工人（尤其码头工人）、车夫、戏院、舞厅、妓院、澡堂、茶馆、饭馆、理发馆等业的从业人员，小摊、小贩与中小商业主，以及一部分警察及公务人员等……由于帮会易成反动势力的利用工具及社会罪恶的渊薮，故不仅为治安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

当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帮会流氓是否会发生新的暴乱呢？中共上层对此多少是有些担忧。1949年5月13日晚上，即将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汇报工作。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询问道：上海的青洪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潘汉年汇报了近年来对上海帮会所做的工作，并明确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据我的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刘少奇要潘汉年转告陈毅、饶漱石：“先不动黄金荣、杜月笙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实际上，潘汉年一直把黄金荣作为最重要的对象。因为黄金荣是公认的黑社会第一号首领，虽然他早已退休去职，但由于他在黑社会中经营的时间最长，势力盘根错节，在帮会中的影响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因此，潘汉年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信息，规劝他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

中共对黄金荣的工作，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是通过杨虎展开的。杨虎是黄金荣的把兄弟，与黄金荣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1948年时，中共地下党曾通过杨虎对黄金荣做工作，陈毅也曾通过杨虎传话并写了张纸条，要黄金荣留在上海。黄金荣后来对程锡文等亲信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给杨虎转交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黄的心腹龚天健和黄的孙子黄起明都曾看到过这张字条。

章士钊的夫人也曾给黄金荣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与人民为敌，我们一定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能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

黄金荣既然准备留在上海，总要考虑给共产党一份礼物。大致上，黄金荣做了以下这些事。

第一，不参与国民党覆没前的大搜捕和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并进而支持他们接管上海。

第二，将国民党的一些物资财产造表记录，交给地下党。

第三，命令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最后将400名帮会头目名单交出。

另外，他叫门徒把黄家花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的匾额摘下砸毁，而不是像抗战中隐藏起来，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

当然，黄金荣远非义无返顾地准备跟共产党走了，以上这些不过都是表面的姿态。为防止万一，黄金荣仍做了其他方面的准备。其中最大的一着棋，便是将主要的动产转移到海外去。

1949年2月，媳妇李志清席卷黄金荣的金银外汇财宝逃往香港。关于此事，黄金荣自己说是李志清私自席卷而逃。但是，有些知情人却认为，这是黄金荣的一个诡计。根据黄金荣的为人，李志清要在黄金荣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潜往香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与李志清同往香港的还有张志卿，张是黄金荣的门徒，抗战时曾任吴淞警察局局长；黄有意让李志清先带财产到香港去，黄金荣留在上海，静待变化，如不如意，即可前往香港；何况解放后李志清还派黄起予等到上海协助黄金荣料理财产，双方并没有势不两立；后来黄金荣缺钱，李志清还曾汇来钱款。李志清在黄金荣死后，去了台湾。所以，综合来分析，笔者以为李志清去香港是黄金荣精心安排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黄金荣将部分财产换成了黄金、美钞，李志清到香港后，根据黄金荣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屋。同时，黄金荣甚至叫李志清把他拍的标准照片带走，替他申请了台湾的入境证，以备万一。

然后，黄金荣便静静地等待着共产党的不可逆转的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