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抗战时期的黄金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挑起全面对华侵略战争。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向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进攻。中国军队集中主力，与其展开决战，一时，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战场。面对国家的危亡，上海各界也奋起成立抗战团体，捐献物资，救护伤员，以各种方式参与这场神圣的抗战。黄金荣也参加了抗日活动，他是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委员，黄的部分门徒加入了苏浙别动队，这支队伍曾在近郊与日军周旋。上海沦陷后，黄金荣留在了上海，虽然他与汪精卫汉奸政权和日本人有联系，但并没有投敌，相反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日的事情。

8月13日抗战打响后，由于国民党战略的不当和军队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不久即处于不利态势。而日军则大举增兵上海，扫荡周边地区。11月12日，上海城市除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外，全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侵占了江浙各地，侵略军残暴屠杀抢掠，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纷纷逃入上海租界，法租界的人口从45万人增加到125万人。一时，上海租界孤岛内到处充斥着难民，他们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暖腹，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各界人士纷纷行动，向难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作为法租界大亨的黄金荣在这股爱国爱民的潮流面前，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黄金荣与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等组织筹建了上海市难民救济委员会，黄担任了副主任。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当局下令将各种学校作为收容场地。就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两枚炸弹落在爱多亚路、虞洽卿路（今延安东路、西藏中路）路口，这里正好是大世界的门口，当时便尸横遍地，血肉横飞。黄金荣即打开了大世界游乐场的大门，让难民们入内躲避炮弹，将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改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不几日，大世界已容纳了几千难民，但四处的难民还是滚滚而来，黄金荣索性把共舞台、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和金荣小学等也空出来接纳了难民，做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东面的四明公所也作了临时收容所。难民入住后，黄金荣每日要支出不少钱物用于购买食物、设立诊所等。他还在南市老西门、城隍庙等处施舍米粥给穷人和难民，这些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黄金荣争得了美誉。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及周围地区后，租界成为了孤岛，上海各处的难民收容所增加到126个，收容人数达10万人。由于日军的封锁，孤岛内粮食奇缺，难民面临断粮的威胁。黄金荣一方面担心难民饿死，有失人道，将好事变成了坏事；一方面又怕难民在大世界里死去，从而破坏了风水，断了财路。于是，便急遣管家程锡文、大世界副经理陈福康等得力门徒到苏州、常熟一带购买粮食，通过水路运至苏州河边。这些粮食使大世界内的难民避免了饿死的厄运。虽然开销了不少铜钿，但黄金荣还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海各界也纷纷动员起来了，电台免费播送难民消息和寻人启事，各抗日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刊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全体出动，在共舞台和卡尔登戏院义演《雁门关呼延赞表功》和全本《关云长》、《凤仪亭》等。

转眼间到了1938年底。其时日军已向中国内地入侵，原来从上海近郊和江浙地区来的难民多被陆续遣送回去。但是直到1939年初，大世界里仍有1 000多个难民盘桓其间，其中有不少人不仅已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还找到了求生的路，他们往往白天出去做小本生意，晚上回到大世界来免费宿夜。当时，孤岛内的形势已大为改观。由于占领区处于日军的法西斯统治，工业萧条，急需大量的生活品；租界内人口拥挤，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市场齐备，这些因素刺激了孤岛内的工商业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一批发了国难财的工商业人士和投敌的汉奸们生活放荡奢靡，不惜一掷千金。这些使黄金荣的门徒们不断向老头子进言，重开大世界，抓住这发财的良机，同时各个剧团的老板等也希望大世界能早日复业。

黄金荣听了门徒们的劝告，正合心意，心想当初日本人打进上海，国民受难，市面萧条，自己以大世界办收容所，接济难民，停业一年多，要算损失难以估量，也算不负国人了。但长此下去，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

于是，黄金荣命令大世界经理丁永昌等人，先贴出告示，要求大世界内的难民限期迁出，不遵守者逐出大世界。丁永昌、陈福康等立即安排妥当。1939年的春节，上海荣记大世界又开业接待游客了。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出重庆，在河内、香港等地与日本主子谈妥后，于1939年5月6日到上海，为避人耳目直到8日才弃船登岸。后住入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准备筹组傀儡政府。为争取在上海极有能量的旧相识黄金荣的支持，汪精卫亲自到钧培里拜访黄金荣。

对于汪精卫的到来，黄金荣不能避而不见，但深知与当了汉奸首脑的汪精卫来往须格外谨慎。于是黄金荣抱定“热情接待，糊涂应付”的宗旨，只是听汪精卫侃侃而谈。汪精卫首先感谢黄金荣在他患难时的帮助。原来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曾到上海来养伤。当时黄金荣曾请过名医，并送礼慰问。接着，汪精卫转到正题上，他要黄金荣代邀工商界巨子和社会名流开会，并代觅会场，汪精卫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会议希望在大世界——当年选举“野鸡中委”的故地召开。黄金荣心想，这个会议是汪精卫讨好日本人的会议，与当年在大世界选举“野鸡中委”的会议不可同日而语。便马上脸上堆笑地说：“大世界的厅堂太小，且不集中。既不够派头又不甚安全。还是在大光明影戏院召开最好。”汪当然听得出话里有话，只得表示同意。黄金荣立即令门徒程子良与袁履登一起负责布置会场，然后让王晓籁等通知各界人士。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要求上海各界能加入“和平救国”运动。

但是，对于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反响极为冷淡。汪精卫不甘心，过了数日，又在日本人开设的乐山花园大酒店宴请黄金荣。黄金荣不敢不去，但吩咐两个助手：今朝，看看再说，总之要装糊涂。那天，黄金荣由程锡文和龚天健陪同前往。酒宴上日本军官佐藤对龚天健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的工作，黄先生在上海名气大，说句话就能算数的。”龚天健即回答说：“黄老板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早已退休了。”黄金荣马上颤抖着从椅子上站起来道：“我老了，不中用了。”边说边身体摇摇晃晃起来，程锡文马上扶着黄金荣，边向佐藤道歉边离开了乐山花园大酒店。

此后，汪精卫仍对黄金荣的消极推托不甘心，又命令周佛海到钧培里去游说。周佛海在黄公馆的2楼客厅坐定后，直截了当地请黄金荣出山，担任上海市市长。黄金荣躺在藤椅上有气无力地回答：“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我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点也不行。”这时管家程锡文也在旁边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黄金荣有气无力地应道：“好，好。”将周晾在了一边，周佛海见状，一时无话可说。龚天健连忙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周佛海只能回应：“好说好说。”便打道回府了。

这时，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也派人与黄金荣联系。日伪黄浦警察分局分局长小林到黄金荣家中拜访，要黄金荣出任上海市维持会会长。黄金荣同样装病，婉言推辞。1938年夏天，日本驻华海军武官府特派海军少将佐藤登门拜访黄金荣，并邀请黄筹备组织上海的傀儡政府，黄金荣托病拒不会见。佐藤第二次再访时，迫于压力，黄金荣与其达成两项协议：一是黄金荣尽力支持汉奸政府，派遣党羽参加；二是黄金荣同意为日军运销烟土以帮助日军筹集军饷。

后来，黄道会内有一洪帮首领叫徐铁珊，据说此人曾做过日本昭和天皇的老师。徐也曾奉日本主子的命令到黄公馆充当说客，请黄出任黄道会会长，并胡扯什么：黄老板当黄道会的会长，最最合适。另一帮会分子金鼎勋也婉言相劝，均被黄金荣哼哼哈哈应付过去了。

黄门的不少门徒落水做了汉奸。黄金荣与他们仍关系密切，甚至有些门徒的落水与黄金荣不无关系。

黄金荣默许其得意门徒卢英落水，当了伪警察局局长。卢英在抗战前夕担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1937年12月5日，日伪成立上海市大道政府，物色卢英担任警察局长。卢当时踌躇未决，便与师傅黄金荣商议。黄金荣看到租界尚保持独立，还有周旋的余地，便令卢英观望勿动。后来，随着敌伪势力日益猖獗，租界当局处处向日军让步，卢英认为这是个良机而投靠了汪精卫。先是担任南市区警察局长，后跃升到伪军事委员会参军长。卢英后来每次到黄公馆去，黄金荣都把他当作可以光大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十分宠待他。另外，黄金荣还曾推荐介绍海上三老闻兰亭、袁履登和林康侯担任了伪职，并与他们继续保持往来。

对于中日战争的前景，黄金荣并不乐观，他常对亲信们说：“小鸡去和黄鼠狼斗，哪会不失败！”所以，他与汉奸首领保持联系，以留退路。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黄金荣特派龚天健到南京祝贺，在信中祝贺“开国盛典”，表示支持。1942年汪精卫做寿，黄金荣特请日本三菱洋行买办、近代画家王一亭精绘一幅《长眉罗汉寿佛图》，并派秘书龚天健专程赶到南京送给汪精卫，表示祝贺。

对于黄金荣的这些活动，国民党情报人员自然格外注意，他们于1938年2月向上级报告说：“我军放弃上海之后，日方积极拉拢流氓，张啸林，黄金荣等活动甚力。黄金荣先令其徒杨正心担任漕河泾维持会会长之职，未越数日，即遭我方暗杀，并函张、黄警告，劝勿助虐为暴。斯时彼等略有戒心，未敢活动。”

1939年2月8日，国民党情报员又报告说：“现在上海各大流氓做灰色汉奸者甚多。何谓灰色汉奸？就是一方面与我政府人员联络，一方面令其徒子徒孙替日本做情报工作，彼等则做（坐）收渔人之利。做此项合作者，计有张啸林、黄金荣、顾竹轩、李斤堂、曹幼珊等。”情报指出，从1938年3月起，黄金荣每月接受日本津贴5 000元。由于日本方面现金紧缺，“现在不付现金，改付红丸及大连烟土，红丸每木箱计洋壹百元，但给彼等仅算九十元，但不能用现，仍须欠半数，待红丸卖出后再付清。若辈流氓见有利可图，自愿为日人效忠，尽量供给情报”。看来黄金荣接受日方津贴，确为事实。2月18日，国民党第754号等情报员再次证实黄金荣每月得到5000元，比张啸林（3 000元）、顾竹轩（2000元）等均多，“最近津贴已改付红丸，而诸人家内皆推销毒品之大本营焉”。同时，日本上海武官府的司令江新、贝当路（今衡山路）日军宪兵队军曹长杜井等经常光顾黄公馆，每次，黄金荣都是盛宴招待。

黄金荣的门徒杨正心之死给黄以强烈的刺激，他已是70多岁的老翁，来日无多，对再要出山去充当汉奸，没有多少兴趣，只是迫于日军的刺刀而有所活动，现在经国民党地下人员的工作，自然不愿再出头。因此，1939年2月24日，国民党情报员向孔祥熙报告说，黄金荣“略有戒心，未敢活动。于是，日方拉拢陈群出任部长”。

黄金荣与日伪显要过从密切，除上面所述者以外，还有像汪伪的社会部长丁默村、工商部长梅思平等都是黄公馆的常客。在汪伪和平军中，黄的把兄弟太湖惯匪徐林诚是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门徒郝鹏举为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是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驻扎在苏北的集团军司令李长江、军长颜秀吾、第36师师长田铁夫、第28师师长丁聚堂等都是黄的门下，得意门生鲁锦臣担任了第36师的驻沪办事处处长。所以有些汉奸说：麻皮金荣在南京虽没有公开的头衔，但他的权力不下于周佛海。

1942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陈群此时落水出任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长时，黄金荣亲自出马，率领大批徒众，乘坐专车到苏州予以捧场。在黄金荣和陈群的安排下，整个江苏省的各级汉奸机构安插了不少黄门弟子，例如吴县县长沈靖华、江阴县长韦长镇、松江县长杨士杰、无锡县保安队长周阿福等。他们几乎每月都要向黄金荣孝敬厚礼。

有些门徒落水当了汉奸，竞相开设赌场、妓院等，黄金荣也多少可以捞到些好处。如卢英当了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兼南市区政务署长，即鼓励开设烟、赌、娼，并公开征收赌台税等，一般一个赌场每月须交税3000多元。当时著名的赌场有高蓝生在南阳桥恒安坊的大生公司、张椿宝在露香园路的利生公司、李筱宝在老西门中华路的西园、沈银水在方浜桥的华民赌场、夏世魁在同庆街的同庆赌场等。

贩毒方面，由日伪合作的宏济善堂独家垄断，主持人是盛宣怀的后代盛幼庵。帮会流氓等人只能靠为盛氏打工而分点残羹。黄金荣的徒弟严春堂、严潮生等都曾在盛幼庵手下贩毒。黄金荣也因此多少得到些好处。

门徒、朋友有了问题，求之于黄金荣，他也出面请汉奸帮忙。如门徒史雨春为上海糖业领袖人物，他们从台湾私运食糖，以逃税牟利。一次被伪税务局查获，糖商席德霖被捕；不仅被抄走200包蔗糖，而且还要罚款5亿元。史雨春急得找黄金荣想法，黄金荣即令管家程锡文陪史雨春的夫人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周佛海的小妾家中，向周送了3万元和5根金条，才算躲过一难。

日伪多次请黄金荣出山均没有达到目的，决定派出日本特务藤曲，以保护黄金荣安全的名义入住黄公馆，黄金荣到漕河泾，藤曲也到漕河泾，以监视黄金荣的行动，断断续续，直到抗战结束前才离开。

抗战时期的黄金荣对各项社会活动一般多以年老体衰为托词，谢绝不去。只有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洗澡，仍雷打不动。偶而出席社会活动，也会遭到日伪新贵的藐视甚至嘲弄。1941年夏天，帮会头目高蓝生在丽都花园举行50大寿宴会。黄金荣前往祝贺，同座的有公共租界探长尚武、刘绍奎、汤坚等人，他们正寒暄着，突然从外面走进76号的“杀人魔王”吴四宝，只见吴依仗日本人的权势，当着黄金荣的面，指着尚武、刘绍奎等租界探长，指桑骂槐道：“这批瘪三，现在寿世已满，再与老子为难，穷爷一个个都要打死他们！”想当年，吴四宝只是通字辈荣炳根、季云卿的徒弟，其师傅看到黄督察长尚要恭敬三分，但现在，日伪当道，黄金荣在旁只能噤若寒蝉，一声不吭。

黄金荣之所以没有入水做汉奸，主要有五个原因。一是怕死。军统在上海严惩汉奸，使黄金荣不敢冒险。如傅筱庵，与黄金荣一样，也是宁波人。日军占领上海后，投敌卖身，出任上海市伪市长，1940年10月11日，傅筱庵被军统收买的仆人朱升用菜刀劈死。曾情同手足的张啸林之死更是个前车之鉴。张啸林原来就与国民党有矛盾，后来，杜月笙势力膨胀，张的门徒有些改换门庭，弃张投杜，张啸林为此十分嫉恨。上海沦陷时，他抱定主意不离开上海，并准备利用杜月笙出走、黄金荣年迈之际，与日本人联络，做一番事业。于是张与日伪一拍即合，准备出任浙江省伪省长。正当他在做黄粱美梦时，1940年8月14日，被军统特务枪杀于寓所。他们的死给黄金荣以强烈的刺激，他对程锡文和龚天健等反复说：“给日本人做事名声臭，性命不安全。”拒绝出任维持会会长一事，他也是怕被别人暗杀。二是蒋介石仍在重庆抗战，黄金荣对蒋介石仍抱有希望。黄金荣有个门徒叫胡宇之，在《申报》馆工作，常常到黄宅去给黄金荣讲述重庆情况和中日战局。尽管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但黄金荣对蒋介石仍抱着希望，他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他向往蒋介石打回来，重新给他带来威势和实利。三是黄金荣还是有爱国心和民族感情的。黄喜欢听评弹，门徒们常常将评弹演员叫到黄公馆来唱堂会。一部《岳飞传》黄金荣始终百听不厌。岳飞精忠报国，世人崇敬，而秦桧夫妇奴颜卖国，遗臭万年，对黄金荣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一次黄对程锡文、龚天健、鲁锦臣等心腹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领了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四是老于江湖的黄金荣，惯用“两面光”的伎俩，凭他的经验，自己不出头露面，利用门徒与日伪打交道，自己稳坐在漕河泾的花园内观望、等待。所以，他虽与陈群来往密切，陈群后担任汪伪行政院内政部长，黄再度祝贺，但当陈群劝他一起为日伪效力时，黄金荣却婉拒不从。五是日本人一来，就洗劫了黄家花园，这使得爱财如命的黄金荣一开始就与日本人有点合不来。黄家花园虽然不算太大，但在战前短短的三四年间，黄金荣利用各种手段已积得非常可观的财富。概括而言，主要是三类东西：第一类是家具，仅红木家具就有十几套，其中还有正宗的明式全套摆设。当日军1937年11月占领上海时，冲进了花园，这些家具被洗劫一空。第二类是瓷器，每个厅室都有不少瓷器做装饰，如宋代的定、磁、钧、汝，明清官窑的青花、粉彩、五彩等，杯、瓶、缸、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黄金荣虽不太懂其艺术价值，但也觉得十分的好看，因此，时常把玩。但这次被日军毁的毁，拿的拿，几乎全没了。第三类是书画。黄家花园的每个厅堂，四壁都挂满了字画。不说宋明，光近代名家的作品，就可以开个展览会。如任伯年的人物挂屏、吴昌硕和蔡元培的对联、钱慧安的南极中堂、何绍基的字屏、李鸿章的对联、刘春霖的寿字屏条、王一亭的黄金荣像、翁同和的张一麈的槐荫堂的匾额、慈禧太后的福字，还有徐世昌、谭延闿、陈铭枢、胡汉民、于右任等给黄金荣的题词题画，都是颇为珍贵的，但几乎都毁于一旦。不仅如此，四教厅、伫月会客厅、槐荫堂、关帝庙和宫殿式的黄家家祠等均遭到严重破坏。其中最重要的四教厅，只剩下个骨架了。这使得黄金荣非常恨日本人。

所以，在整个抗战时期，黄金荣自始至终一直没有担任过任何公开的伪职。相反，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黄金荣让儿子黄源涛担任了军统上海特派员，原大世界经理丁永昌担任了军统上海租界特工派遣站站长，其他一些门徒也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1940年初，蒋介石为了控制和指挥上海的工作，在行政院下设立上海市统一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主任委员，黄金荣也是24名委员之一，其他委员有杨虎、黄炎培、虞洽卿、陆京士、朱学范等。常务委员为杜月笙、吴开先、蒋伯诚、戴笠、俞鸿钧5人，委员会成立后即设立驻沪办事处。黄金荣对此自然表示拥护。国民党派上海市统一委员会常委吴开先、蒋介石的军事代表蒋伯诚到沪活动，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致函黄金荣，请黄予以协助。黄金荣立即请吴开先到漕河泾黄家花园叙谈，吴首先说明重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并转达蒋介石和孔祥熙对黄金荣的问候。后来，黄金荣和金廷荪根据吴开先的意见，两次邀请沪上工商金融界的人士到南洋桥金的寓所赴宴，由吴代表重庆，安抚各位，告诫勿被日伪利用。作陪的有原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一些负责人和租界的有关人士。

1940年到1945年间，黄金荣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一直有联络。顾祝同曾派他的妻舅许某到钧培里见黄，黄金荣则派门徒秦兴炎到南京、浙江等地第三战区所设的办事处联系，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药品和粮食。抗战胜利前夕，顾祝同派何尚时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专员，任命黄的门徒秦兴炎为支队长，黄的儿子黄源涛为大队长，何还与秦、黄结拜为兄弟。

黄金荣与抗日游击队双枪黄八妹也有联系。1941年，美国一架战斗机在协助重庆政府作战中，被日军击落在太湖地区，该机飞行员白劳特降落在太湖，被黄八妹的部下救护下来。黄八妹派人向黄金荣送信，经黄金荣的穿线，秦兴炎、何尚时等终于将白劳特护送到后方。

连黄金荣的大世界游乐场也成为了重庆方面和日伪分别看中的接头据点。由于大世界地处租界中心，市面繁华，人流杂多而且进出方便，于是被日伪势力所注目，他们经常派人在这里接头密谈。与此同时，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中统特务在戴笠的遥控下，也以大世界作为理想的联络点。黄源涛、丁永昌等为获取更多的情报，在大世界楼上办了一个“高峰舞厅”，每券只须1元，但十分豪华，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入内。果然，舞厅一开张，汪伪76号特务随之而人，这里成了上海孤岛上蒋、日、汪势力角逐的中心。表面上黄源涛与76号的第6行动大队大队长吴醒亚为难兄难弟，连李士群也会到此了解蒋介石、共产党的情报。一次，丁永昌将青浦三塘村的傅文乡和范子杰是中共地下联络员的情报出卖给了76号特务。几天后，这两位革命者即遭到76号的杀害。

同样，黄金荣与中共方面也有联系。在抗战时期的大世界游乐场里，已经出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人员是姚惠廉，姚和其他的地下党员的合法身份都是剧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游乐场内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为了能够应付意外情况，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采取帮会的形式来作掩护，吸收下层的曲艺艺人、勤杂工和小贩等加入。如唐嘉鹏的徒弟以叫卖牛肉汤为生的小白原等，接受了革命思想，为地下党传递了不少情报。后来，姚惠廉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输送到苏北的新四军去，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1942年夏，由于叛徒的告密，76号特务紧急包围大世界，逮捕了姚惠廉和他的助手江涛等10多人。地下党获悉后曾尽全力进行营救但未能成功。不久，姚惠廉等被日伪特务枪杀于龙华。当然，这次行动日伪特务没有事先通知黄金荣。以后，汪伪特务又几次在大世界内逮捕所谓的中共嫌疑犯，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接着，特务们依仗日本主子的势力，早已不把黄金荣这个昔日上海第一号大亨放在眼中，扬言要对大世界的老板问个水落石出。老于世故的黄金荣只好用“花纸头”（纸币）来塞狗洞。同时，对大世界的职工也更加“荣记”化了。

抗战时期，黄金荣自认为积了点阴德的另一件事情是兴建新城隍庙。

黄金荣非常相信迷信。黄公馆里有关帝像，黄家花园有观音殿，荣记大世界开张时，曾修建济公坛，黄时常带着亲信到济公铜像前诵课念经。城隍庙更是黄金荣常去烧香磕头的地方。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老城厢后，军队曾驻扎在城隍庙内，对庙宇大肆破坏。一时相信城隍菩萨的上海市民们无处进香，失去了精神寄托，黄金荣手下的一批倚赖城隍庙这块进财宝地生存的徒子徒孙也焦急万分。他们纷纷走入黄公馆，求黄金荣再开发财新路。有人提议何不利用打铁浜的空地再造个城隍庙呢，一句话，使黄金荣如梦初醒。

原来在上海开埠前，上海就有了祭祀城隍老爷的风俗。但是因为城隍爷秦裕伯的墓地在浦东的陈行，所以上海人每年三次祭奠活动都要摆渡到浦东去。有一年，当祭奠队伍摆渡到黄浦江江心时，突然一阵狂风袭来，人仰船翻，死去多人。一时，民间流传说这是墓主挡驾辞神，从此，祭奠仪式不再过江东去，人们只在黄浦江东首今延安东路外滩处设一祭坛，向东遥拜。天长日久，沿江一带开辟出大片的墓地。1849年法租界建立后，这里被圈入法租界，法国人认为华人的祭祀活动和所掘墓地有碍卫生，遂几次掘墓并驱散华人的祭祀集会。于是，软弱的上海道台下令改地举行城隍祭祀，选择城西北的打铁浜以东地区设立“厉坛”，安抚百姓。不料法租界第二次扩张，又将此地划入了界内，“厉坛”再度遭毁，市民们只得在城内举行祭奠活动。打铁浜以东的这块地渐渐被人淡忘，成了一块荒地。

黄金荣决定在这块荒地上建一个新城隍庙，由于汪伪政权内有不少门徒，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得到了日伪当局的批准。1940年冬，黄金荣正式集资兴建新城隍庙。新庙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建好了，其简单程度可想而知。而且为了赶在新年初一向社会开放，城隍爷的塑像也没时间雕塑了，只好从老城隍庙移来一尊小神像，权作替代，其他神像竟都是画在了墙壁上的。这个新城隍庙只有一个神殿，四周则是陋木搭建的商场，销售各种商品。庙门两边还有专售花草、金鱼的摊头。从此，新城隍庙成了上海人游玩和购物的场所。

抗战结束后，老城隍庙自由迎接游人，新城隍庙由于失去了它的独特的地位而被冷落下来，至解放前夕，竟已经无人进香了，只有庙门两边的花草、金鱼摊头日益兴旺，形成了花鸟市场。新城隍庙直到60年代才被全部拆除（其址今为金陵东路连云路，解放后为花鸟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