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
20年代后期，黄金荣已经60岁了。步入老境，但他“退而不休”，仍牢牢地控制着上海的黑色地下经济，兼及一些政治活动。到30年代，他又组建了“忠信社”，以团结黄门子弟，扩展势力。
关于黄金荣何时从法租界巡捕房退休，多数说法称在1925年。实际上黄金荣的退休有个过程。
1925年3月27日，黄金荣向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提出辞呈，他称已在巡捕房供职三十多年，向来办公勤谨，曾得到法国政府奖章各种。近因年迈，加之脑筋不足，故请求辞去督察长一职。不久，即获得法租界的批准。
黄金荣为何辞职？半个多世纪以来，也有种种说法。
黄金荣遭到有法租界背景势力的打击，是确认无疑的事实。这种打击首先来自魏廷荣（本书第六章已有叙述）。这种打击也来自一些社会团体。如上海的天主教会。这种打击还来自同僚或黑社会势力。就在黄金荣要求辞职前的两个月，即1925年初，在黄金荣一手遮天的法租界，竟发生了巡捕集体敲诈黄金荣的怪事。
原来黄金荣长年有两大嗜好，其一是鸦片，其二便是赌博。那个时期黄金荣主要在郑家木桥华庆里142号自己开设的赌台聚赌，这里成了黄金荣的第二个家。当黄金荣与租界矛盾日益激烈时，平时胡作非为惯了的巡捕也想对有所“跌霸”的黄金荣敲诈一笔。那时正逢春节过年，在1月29日晚上下班后，3个纠集起来的巡捕同伙，他们分别是大自鸣钟巡捕房第273号华捕卞鸿裕、第2号华捕徐国祥和第378号华捕李荣，他们一起前往华庆里赌台，当面向黄金荣勒索陋规，上海话俗称“讨香烟钱”。可以想像黄金荣看到3个华捕气势汹汹地向他讨香烟钱时，首先，他也许惊讶得难以置信，要知道过去黄金荣正是这一行当的祖师爷；然后，他涨红了脸，愤怒地要冲过去撕碎这些同行。但转眼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自己正在多事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吩咐手下各给了3元大洋。算是花钱消灾。
不料，卞鸿裕等3人仅是个开头，卞等得手后，立即招呼同道第306号华捕李三、第57号华捕张渭川和第371号华捕周根生等10多名华捕一涌而入，强要大洋。这情景一方面让人了解租界的警察是多么腐败，一方面看到黑道世界残酷无情，所谓墙倒众人推。
但黄金荣岂肯俯首称臣，他要让这些晚辈们知道，他还是法租界的督察长。时有任金和者，为何许人也不详，见状拿出元大洋以作和解，结果李三等见每人只能分得1元，岂肯罢休，而黄金荣也不愿调和。于是，李三等人见强索没有得逞，便掏出警笛，正好有西捕赶到，上前盘问。黄金荣毕竟根深蒂固，卞鸿裕、李三等十多人立即被解送捕房。
30日，法租界会审公廨开庭审理。卞鸿裕等竟延聘律师申辩称：被告巡捕等乘新年之时，向各赌户索陋规，设或有之，实因赌户赌博，以致引诱他人，此乃原告之咎，请求从宽发落。结果法庭判处卞鸿裕、徐国祥、李荣3人各押西牢两年，李三、张渭川、周根生等3人，各押西牢1年。
1925年黄金荣以“腿上旧疾复发”为由辞去巡捕房督察长之职。但不久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坚决挽留，因此，黄金荣只得同意“遇事维持”。所以后来一个时期，黄金荣有时仍被称为督察长。如1927年初蒋介石到上海布置清党反共和四一二事变时，黄金荣仍被称为是巡捕房督察长。
1927年2月，法租界公董局正式任命黄为法租界顾问。顾问之职最大的权利是华人巡捕的提升必须得到他的提名。无论是在法租界，还是在上海滩上，黄金荣权势仍炙手可热，威风凛凛。法租界当局遇到治安方面的事情，仍要请教黄金荣。有时法国总领事和总巡会亲自到钧培里来求教。黄金荣口称退休了，然每天交往访会的客人川流不息，门前车水马龙。1930年12月20日，黄金荣63岁寿辰，就是这么个小生日，“各界前往晋觞祝贺者，络绎于途，车水马龙，盛极一时，直至深宵而散。”当日的堂会戏目也极为精彩，有梅兰芳的《麻姑献寿》、金少山的《连环套》、谭富英的《老将得胜》、王凤卿的《行善得子》和马连良的《甘露寺》等。
30年代，上海帮会兴起组建新式社团之风。继杜月笙的恒社、张锦湖的仁社之后，黄金荣在1936年创立忠信社。忠信两字来自蒋介石为黄家花园所题的“文行忠信”匾额，黄金荣以“忠信”两字作为社名，是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效忠。忠信社一直没有举行过正式的成立大会。社员入社没有正式的手续，主要是黄金荣以及他的亲信确定后，再由黄金荣的亲信口头通知后，即成为社员。 忠信社的骨干又称委员，都是黄金荣圈定的，主要有邱子嘉、丁永昌（法捕房探目）、陈培德（英美烟厂工会主席）、张善琨、龚天健、杭石君（报馆编辑）、黄振世（企业家）等。社长自然是黄金荣。忠信社的办事处有两处：钧培里和共舞台。忠信社的干部会议多在黄家花园召开，每周还举行定期的聚餐会。黄金荣有时参加聚餐会，但忠信社的例行会议他是不参加的，只是在幕后指挥。
鼎盛时期，忠信社在外地也设有分社。如南京分社的负责人为“大头宝泰”，是夫子庙一带的地头恶霸。
黄金荣成立忠信社的目的是与杜月笙的恒社相抗衡，并扩展黄门的势力。据骨干黄振世回忆说：黄金荣在组社前，密召我们几个亲信门生说：“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所以，忠信社的会议主要内容就是商议如何搞垮恒社，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效果，杜党势力日大，于是，黄金荣又与老友杨虎合作。杨虎此时早已不是四一二事变后淞沪警备司令的派头，也颇有失落感，双方一拍即合，于是，1936年的夏秋之交，忠信社与杨虎的兴中社结成了反杜同盟，每逢星期天，双方的骨干便在南市半淞园聚餐。这种秘密反杜会议前后进行了六七次，当时初步制定的策略是，首先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门师徒之间的矛盾，预选的对象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等人。接着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制作密告材料，将来由黄金荣面交蒋介石。但由于杜月笙此时关系众多，势力极盛，反杜也无多大的起色。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忠信社的社员尽管都在上海，但由于政治观点的分野，以及日伪统治的白色恐怖，忠信社趋于瘫痪，逐渐于无形中解体了。
创办忠信社前后，黄金荣的门生队伍有了不小的变化。早期多是流氓帮会分子，以及下层市民。比较集中的有戏馆的案目，旅社的茶房，餐厅、酒店的跑堂，妓院的保镖、老鸨，赌场的台柱子，混堂的伙计、擦背匠、扦脚匠，还有黄包车夫、小贩等，直到瘪三地痞。据说人数不下五六千人。
自20年代始，随着黄金荣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四一二事变后，社会上人人皆知黄金荣是蒋介石的师傅，有身份的人拜黄金荣为师的越来越多。如工商、金融企业家有新北轮买办郑仁业、三星棉铁厂老板张子廉、仁丰染织厂老板谢克明、泰康饼干厂老板乐宝成、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乐汝成与王云浦、正泰橡胶厂老板谢克明、华欧制糖厂老板陈菊生、舟山旅沪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顺大鱼行老板邬信泰、招商局码头负责人李云生、上海渔业公司经理、渔业银行老板黄振世、国信银行行长郑筱舟、吴开照相馆老板吴小石、报关行老板朱文炜和郑慕周、鱼行老板周梦月、新华影片公司经理张善琨、仁丰染织厂经理邱子嘉等。
黄门队伍的另一个特色是新闻界的参与，《新闻报》的石君、方菊影、蒋剑倏、蒋宗义、徐耻痕，《申报》的许承绪，《民国日报》的江红蕉，《时事新报》的胡憨珠，《金刚钻》的施济群，《晶报》的余大雄，《福尔摩斯》的吴微雨，《小日报》的黄光益、冯梦云等均是黄门子弟。势力极大，远超过了杜月笙的系统。所以，在上海媒体上，几乎找不到攻击黄金荣的消息和文章。
黄门一些有势力的门生也各组团体。如渔业银行老板黄振世组织了“振社”；法租界花捐班班长金九龄设立了“春社”；鸿运楼酒馆老板周一星组建了“星社”。这样，社中有社，互相倚靠，形成了强大的流氓帮会势力圈。
地位低下的流氓帮会首领发迹后，通过举办慈善事业等公益活动，以求改善形象，博得“乐善好施”的名声。
黄金荣也不例外，尽管在上海的大亨中，他是最喜欢收敛钱财的。
（一）创办金荣小学校
五四运动后，上海兴起办校之风。时黄金荣的长子黄钧培名义上是中法学生会的负责人，在黄金荣的支持下，黄钧培于1919年便以中法学生会的名义在创办中法义务学校，地点糜鹿路（今为方浜西路）。后黄钧培死去，则由黄金荣继续支持。校长为金煜。后学校迁至蓝维霭路（今为肇周路），并更名为竞雄义学。1924年分为两部，改称金荣公学与金荣义学。到1930年春，又改名金荣学校，迁到了康悌路（今建国东路）。1931年秋，再度改称金荣小学校。由黄金荣任董事会董事长，董事有杜月笙、金廷荪等。1932年夏，学校迁到浏河路，后又迁至维尔蒙路（今普安路）230号。30年中该校的毕业学生达29届，总计1000人，其中不少学生毕业于国内外的大学，成为有用的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组董事会，成员有丁永昌、朱义培、金立人、姚松如、高霭周、张仁忠、陈建廷、陈福康、黄振世、黄源涛、黄起予、黄起明、杨春华、骆振忠等15人，黄金荣仍为董事长。黄金荣整顿人事，聘请了一批学有所长的教师执教，并增加免费学额，得到时人的赞扬。
（二）赈灾
每年的年关临近，黄公馆上下便要忙着准备一年一度的接济。单是棉衣、棉裤就要做2000套。还要准备二三千元的银角子。到腊月十五这天，黄金荣穿着丝绵老羊皮袍，由钧培里出发，四个大汉在后面紧紧相随，再后面就是挑棉衣和抬银角子的队伍。施赈地点在八仙桥。只见八仙桥的空地上已是人山人海。有不少是衣衫褴褛、抖颤瑟缩的叫花子。黄金荣一到，便有手下人拿来一张靠椅，待黄金荣刚坐定，受赈队伍便开始往前拥去，他们一个个亲热地叫声黄老板，道声发财，便可以得到一套棉衣和4角洋钱。拿到棉衣的欢天喜地，还没有排到的，正焦急地往前挤着。领到钱、衣者还要走入宏国寺，原来过去有些瘪三贪心不足，领到钱物后又排到队伍的后面，再领一回，因此，马祥生便负责将领到冬赈的人送入寺内，直到赈济结束，才准回家。
在三大亨中，黄金荣虽然是较为吝啬的，但为顾及面子，每当国内有水火洪旱之灾时，黄金荣等总要登高而呼，带头捐款。
1922年浙江杭县、嵊县、金华三县发生水灾时，黄金荣等便组织京剧名伶进行“九班合串”，筹款救灾，在报纸上刊登巨幅戏目广告，以署有“发起人黄金荣等谨启”相号召。
1924年，江浙战争时，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等发起成立“江浙善后义赈会”，事务所设在八仙桥钧福里杜月笙家中。在报纸的首版刊登巨幅广告，再次以“九班合演”相号召。1925年，黄、张、杜等又组织“联义善会”。
1928年6月，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蒋泊器为广东水灾而在共舞台举行义演。共募得大洋5 350元。1938年因农村灾祸连连，沪上难民剧增，黄金荣与虞洽卿、袁履登等特发起慈善演剧，聘请名角程砚秋、王少楼、姜妙香等在黄金大戏院义唱三天，所得票房收入悉数移交难民救济协会。抗战时期，黄金荣将大世界辟为难民收容所，停止营业达一年余。
（三）重建城隍庙
黄金荣对菩萨、神灵等有着真诚的敬畏感。他非常愿意结交僧道，五台山、九华山和普陀山的当家和尚等常到钧培里来化缘募捐，龙华寺的僧人则更是黄公馆的常客了。他曾召集门徒好友建立关帝会，人数达千余人，并合资在永嘉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口淡井庙内设关帝殿，烧香膜拜。这些善事中影响最大的是重修城隍庙。
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设立，此时上海还没有城隍庙，便在县之西面建立松江府城隍在上海县的“行宫”，时称“府城隍行祠”。据说，宫内有水井味淡，故人们称淡井庙，其址在今永嘉路12号内。直到今日，老人们仍习惯称永嘉路、瑞金路一带为“淡井庙”。上海邑城隍庙建于明永乐年间，系上海知县张守约所建，祀上海城隍神秦裕伯。以后屡有增建，殿宇重檐，主要有大殿、财神殿、星宿殿、雷祖殿、鄂王庙等，规模可观，神佛众多，城隍老爷肃穆庄严的慈容和十殿阎王、十八层地狱鬼卒威风凛凛、杀气汹汹的模样，形成鲜明的对照。庙门两侧有对联道：
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
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且城隍庙又旁依豫园，成为上海人出游购物的中心场所。每逢农历二月二十一城隍神诞辰、三月二十八城隍夫人诞辰以及正月初三、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城隍庙都要举行各种庙会，招徕成千上万的游客和香客。最热闹的要数三巡会，即城隍神每年要出巡三次，故名三巡会，分别是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和十月初一。城隍出巡时，神像面挂彩漆，身穿蟒袍，项挂金锁，坐着16人抬的大轿，前后还有春申侯、高昌司、海崇侯、财帛司等随员相陪，仪仗鲜明，排场隆重。
黄金荣与城隍庙有着独特的关系。童年得病时，其父黄炳泉便带他到城隍庙的玉清宫烧香磕头，求神仙保佑。他的母亲邹氏还在三巡会上，穿上大红的衣服和裙子，装扮成罪人，沿街游行，为生病的儿子赎罪。看三巡会也是童年时代的黄金荣的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前面有24匹高头大马分列两旁，马上的大汉头戴银盔，脚登皮靴，肩背大刀，在前开路。接着是衙门捕快，身着皂衣，头戴皂盔，手握铁链，肩背刑仗，酷似厉鬼差役，市民们则手执鲜花，列队随行，后面还有台阁、鼓船、高跷、乐队、群舞等，真是五彩缤纷，十分好看。后来学生意也在城隍庙附近。因此，他对城隍庙有着一种深厚的敬意。但不幸的是，1922年到1924年间，城隍庙曾三次遭祝融之灾，几乎全部焚毁。
城隍庙被焚，使得延续百年的佛诞庙会中止，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遗憾。黄金荣便有意做善事，重建城隍庙。1924年他与商界巨贾叶惠钧和城隍之后秦砚畦等人出面，联络张啸林、杜月笙等，组织“邑庙董事会”，发起了重建城隍庙的活动。号召捐助，组织义演等，筹集资金。自然他自己带头出了不少钱财，于是，城隍庙遂于1926年重建。
1927年12月18日，城隍庙新殿落成，举行盛大金山神主开光典礼，清晨7时，邑庙董事会会长秦砚畦和董事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到庙中拈香，然后到下午4时进行祭祀。是日，进香男女络绎不绝，直到晚上，仍是“香烟缭绕，红烛高烧”。从此恢复了城隍庙昔日的热闹景象。重建城隍庙对上海市民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四）其他慈善事业
20年代，黄金荣等又创办了“上海乞丐收容所”。1932年11月，闵行广慈苦儿院校舍落成，黄金荣领衔发起举行典礼。
1931年苏北发生水灾，时江淮旅沪同乡会会长是徒弟顾竹轩，黄金荣自然要出力，于是捐出大洋5 000元，不过，三大亨中杜月笙捐棉衣5 000套和大洋1万元，张啸林捐棉衣3000套和大洋6000元，算来还是黄金荣捐得最少。
1930年12月6日，黄金荣特制100套棉衣裤，送至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接济那些没有家属的囚犯。监狱特致专函以表谢意。黄金荣在与狱警交谈中，获悉漕河泾第二监狱关押囚犯达1 600多人，所施100套棉衣裤尚粥少僧多，缺额尚多，于是再度解囊，又施送了一批囚衣。1931年12月，黄金荣再度施给该监狱的囚犯棉衣200套。
对新店开张、高楼落成、医院改建等，黄金荣有时也会凑个热闹。如1930年11月徐重道国药总号开幕，黄金荣亲题“补偏救弊”。1931年中央国术馆拟筹募国术专门学校，设立募集机构，由杜月笙担任募捐基金队总队长，张啸林为总参谋长，而黄金荣担任名誉委员长。是年冬天，黄金荣在黄家花园落成之际，又为漕泾医院筹款。12月9日，他在《申报》上刊登启事，称马连良和梅兰芳于10日联袂在天蟾舞台演戏，“瑜亮并生，相得益彰，良机好戏，幸勿交臂失之”。
此外，只要他高兴，随时都会捐金以博得乐善好施的名声。1931年12月，黄金荣64岁寿辰，上海滩上军政警商等各界人物如王一亭、虞洽卿、陈希曾、陈群、杨虎等亲至祝贺，最后得寿仪5万多元，黄金荣将其悉数捐赈给了灾民。当然，黄金荣本质仍是个爱财如命的人，认为做好事不张扬，如衣锦夜行。于是，他照例让人在报刊上刊登鸣谢启事，以便让整个上海甚至全国都知晓，黄金荣是个大善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金荣与党国要人们多有来往，尤其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29年8月初，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因为在“剿共”战争中连连失利、过度紧张而患病，到上海治疗。9日，出医院入西摩路（今为陕西北路）宋子文公馆小憩。黄金荣与虞洽卿等即前去会面慰问。
1931年春天，黄金荣与熊式辉、张群、何应钦、杨虎、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王云五、闻兰亭、叶焯山等还以筹赈江西灾民之名而攻击共产党人，说什么“其所罗共患蹂躏之惨祸既如彼，所遇非常之灾变又如此”。
黄金荣的帮会流氓势力与蒋介石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他们不仅是蒋介石与租界当局联络的桥梁，而且是压制工人和共产党势力的打手。四一二事变后，黄、杜、张组织和扶植的黄色工会代替了原来的激进的工会，从而使上海的劳工运动10年来始终处于软弱状态。除此之外，黄金荣等还是帮助蒋介石制服桀傲不驯的上海工商资本家的有力工具。
但是，这些并不是无限制的。黄金荣对于蒋介石自然交往有礼，但对于众多的反蒋势力和派别，他也不是赶尽杀绝，而是暗中援助，以留后路，不违背“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做人原则。1928年冬，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其中央党部就设在法租界。汪精卫、陈公博本来都是熟人，黄金荣对他们的活动从不干预。时上海帮会的部分人物也加入了改组派，如青帮通字辈的姜豪担任了由改组派设立的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暗杀大王王亚樵也加入了改组派从事反蒋活动，黄金荣、杜月笙也曾参与。上海因其有“国中之国”的租界的存在，成为政治中心，时人称为“第二首都”。其时，黄金荣与各方反蒋势力也有所联系。如李济深也托黄金荣购买军火，通常黄金荣要程子卿负责向法租界有关人士和洋行购置。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在照相时被孙凤鸣开枪击伤左颊、左臂等处。事后到上海来治疗，住在安和寺私邸，黄金荣因为是老相识，曾去探望，并且还请了名医治疗，从此，关系更加密切了。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黄金荣等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予以坚决支持。1932年4月19日，黄金荣领衔，与徐李龙、杜月笙、王一亭、王晓籁等联合致电黑龙江主席马占山，支持其抗战行动。5月2日，马占山回电黄金荣等表示：“占山今已决心誓雪此耻，秉国府之意旨，率部属而奋斗，以与沪上各军，遥为声援……幸赖诸先生与诸同志，大声疾呼，唤醒民众，齐赋同仇，誓为后盾，将来长期抵抗，终必成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上海各层民众纷起抗争。
国难会议原是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九次大会（1931年11月22日）作出的决议，后因蒋、汪矛盾和淞沪抗战爆发而推迟。1932年4月7日，终于在洛阳举行。本来值国难当头，各界无不希望“广集忧时之士、经世之才”，团结和发动国民，一致御敌。但国民党对国难会议已定下基调，即可以说“救灾”、可以谈“绥靖”（剿共），惟独不可言“救亡”，这表明国难会议实际已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御用工具，人们无不失望。4月5日，上海会员张耀曾、黄炎培、史量才、张嘉璈、章士钊和黄金荣等66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不愿参加国难会议的理由：“国难会议，辱承敦聘，读组织大纲，集全中国意志，共定救国大计等语。念匹夫之有责，虽汤火莫敢辞。顾同人深信凡民族争存于世界，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盛衰存亡，青系于此。我中华民族，所以积弱至今濒于危亡者，唯一症结，确在不能合作。民国二十余年，内讧之频繁激烈，人所共见。近数年来，更立一党专政之制，杜绝多数民众政治上合作之途，以致党员斗争于内，民众睽毗于外，全国嚣然，戾气充溢，日人乘之，乃有九一八以来之奇辱。此而不变，沦亡可待，遑论御侮。同人参与国难会议，方拟开陈所信，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现全民协力之宪政，对此救亡大计，努力解决，以答政府相邀之雅，而副人民望治之殷……政府忽有限制会议议事之规条，经推代表赴京晋谒，奉询真理，复承汪院长函复，会议讨论以御侮、救灾、绥靖为范围等语。诵悉之下，不胜惶惑，以为尊台赴会，如严守制限，置救亡大计不提，则对国家为不忠，对政府为不诚，而政府既已严定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因特电陈不能赴会理由，幸乞谅察。”
通电公开后，各界赞同，而蒋、汪政府颇为难堪，汪精卫一连数日来电催促，而上海众会员仍不让步，4月10日再次联名通电，表明两点主张：“其一，同人痛愤日本非法无道之暴力侵略，彻悟拥护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之严重责任，同时并顾念世界维护和平之信约及努力，主张以左列大方针，对付外患：一、中华民国领土及主权之完全无缺，为全国人民神圣不可侵犯之主张，不辞任何牺牲，必拥护到底。二、为贯彻前项主张，应以武力自卫为主，以国际折冲为辅。三、对外任何条约及协定非经临时民选参政机关或宪法上之有权机关同意，不生效力。其二，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故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奏效。主张在宪政未实施以前，由国民政府立即实行左列各项：一、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之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不得再用公款支给任何一党党费。三、实行地方自治，予人民以自由参与地方政治之机会。四、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五、设立民选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限二个月内成立。六、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通电最后指出：“倘若大会赞同，政府采纳施行，一新全国视听，藉以团结人心，消弭大难，则同人虽不及赴会，其与赴会无殊。”
这些主张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当时轰动一时。按照黄金荣的学识，他肯定不是首倡或中坚分子，但他赞同这一宣言，这已经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政治上最进步和开明的举动了。这两项倡议深得与会会员的响应，国难会议主席团被迫增加了关于政治改革议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如期结束训政》、《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国民代表大会有预算决算国债之决议权》等议案，通过了《共同御侮原则》和《国难会议宣言》等。
一二八事变前后，黄金荣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例如募集救国捐，全国各界积极响应，热情之高，可谓史无前例。时国民政府自1931年10月到1932年5月的8个月中不给十九路军分文军饷，而上海民众的捐献超过了十九路军8个月的军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励，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黄金荣自然也捐献了不少金钱。上海市各界为反对日本侵华，组织“反日会”，黄金荣也是其中的活动分子。
黄金荣还将自己的产业贡献出来，参与了难民收容所的建设。在康梯路（今建国东路）的金荣学校，设立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第七收容所，收容难民200人。在大世界设立第十四收容所，负责人是童子剑。为了遣送难民，黄金荣又与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陈世昌等人于8月联合发起演剧助赈，决定“假一座大舞台，表演三天，所有戏馆场面班底，一概义务助赈，各发起人认销戏券，每人约二千元”，预定筹满金额为6万元。
黄家的祖坟在上海漕河泾镇。漕河泾镇在地处漕河泾港的两岸。港东通黄浦江，西联蒲汇塘，由西向东贯镇而过。漕河泾在元代已经成市。漕河泾镇西侧原是一片荒野，漕河泾河的北面有一片坟地，名胜有明代的张梅泪的墓地，当地人称张家坟山或张家花园，这里大树参天，花园如茵，还有一些矮小的守坟房屋。河边的那条路就叫作坟山路（今称文山路）。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死后也葬于此地，位置在张家坟山的东侧，后来黄母就葬在了黄炳泉的旁边。20年代，黄金荣发迹后，便在此建造了个黄家祠堂。黄金荣退休后，也常来祠堂小憩。尤其是盛夏季节，上海城内房屋拥挤，闷热异常；而漕河泾则树木森森，十分凉爽。当时这一带多是稻田，不似今日到处都是钢筋森林。
1927年黄金荣60大寿以后，随着老年的临近，黄金荣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态的驱使下，朝漕河泾走得更勤快了。门徒们看黄金荣非常喜欢在此避暑，便建议将黄家祠堂扩建为花园，得到黄金荣的默许，黄原来准备将张家坟山全部囊括进来，但张家后代在民国时代仍有些势力，最后扩张未成。黄门弟子公推唐嘉鹏和冯志铭两人经营其事。首先在黄门弟子中募捐，各人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分别出资，最少的三四十元，多的千元。如黄振世捐500元，唐嘉鹏出了1 000元，杜月笙和金廷荪各出了4000元。还有一大笔是上海工商界的礼金。最后竟募得360万元，除支付建设费用、添置家具外，还有不少的积余。
黄家花园1931年开始营建，为方便施工和人员的进出，黄金荣先建筑了一条从漕河泾镇通往坟地的道路，长约1公里，路名金荣路（今康健路）。然后先购置土地，于是扩张面积，初称黄家别墅，后正式名为黄家花园，面积60亩。是年11月 17日，四教厅等建成完工。大厅为仿丛林的大雄宝殿，宽敞高耸，平面达250平方米。大厅的门、窗、梁、柱、椽、隔扇等雕刻有24孝图和古代戏文等，是所谓“文、行、忠、信”的故事。内容虽有些老套，但刀法高超，图景精美。厅外四周环以两米多宽的走廊，整个建筑雄伟华丽，其结构造型为江南罕见。除整套的红木家具外，还陈列着福、禄、寿三星。厅内悬挂原在祠堂的黎元洪、徐世昌（河汾教泽）、曹锟（馨香百世）等人匾额及蒋介石亲题的“四教厅”匾额。此外，还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的“礼义忠信”，行政院长汪精卫题的“林泉养性”，胡汉民题的“尼山垂训”，监察院长于右任题送的“孝思维则”，部长宋子文题赠的“佳兴人同”，张学良题送的“德美明堂”，吴铁城题的“花鸟文华”，孙科题的“启迪有方”，吴佩孚题的“广厦欢颜”，陈铭枢题赠的“文行忠信”，顾祝同题的“大厦宏开”，张之江题的“千里诵义”，许世英题的“遗泽绵长”，结拜兄弟王柏龄送的“修己及人”，屈映光题的“百代未失”，孔祥熙题的“桃李盈门”等匾额。厅前陈列一堂樊石八仙，中间供奉福、禄、寿三星，两边安放12把红木大座。
11月18日，黄家花园举行盛大落成典礼，到漕河泾祝贺观光者达5000人。为首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北平市长周大文、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保安处长杨虎、市公安局长文鸿恩，以及王柏龄、张之江、刘鸿生、杜月笙等。当日黄金荣还联络了飞机助兴，在漕河泾上空空投馒头点心等，周围百姓纷纷用器皿盛放。1935年，蒋介石特题“文行忠信”四字，黄金荣奉如至宝，并将蒋介石的题匾刻在四教厅右侧的六角亭内。
四教厅的南面是八仙过海的石景舞台，台上有汉白玉石雕的八仙过海群像（1962年被拆毁），四教厅的北侧有仿颐和园的长廊，长达60多米，长廊的北面为钢筋水泥的两层别墅，有十多个房间，四周有独立的围墙，供黄金荣与朋友、门徒来此避暑时使用。别墅的东侧是条小河，河边有绿树环抱的山坡，中间有个关帝庙，供黄门信徒参拜和聚餐所用。庙后的土山上设观音堂（又作观音阁），题名紫竹林。周围设松月亭、凌云亭、伫月室、画舫和观音阁等。园内山石颇佳，有些是从北京等地运来的。如两座立峰，号“石公”“石婆”，婀娜多姿；湖石假山连绵，系从苏州木渎严家花园移来。黄家花园内还遍栽花草，除黑松、香樟、牡丹、玉兰等外，尤以桂花出名。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和天竺桂等，四季飘香，中秋最浓。
园西南则是黄氏家祠和黄金荣父母的坟地，占地600平方，也是茂林修竹，绿树成荫。
黄家花园落成后，每年的立夏以后，黄金荣便迁往花园歇夏，在北面的别墅里避暑，一直到8月秋凉后，再回到钧培里本宅。在花园里，总有一批游手好闲的门生，最常见的有龚天健、陈福康、鲁锦臣和“夜壶”阿四，他们成天陪着他碰铜旗、挖花牌、抽鸦片，消磨时光。黄家花园建成后，也成为黄门弟子聚会议事的重要场所。几乎每个星期日，黄门弟子都会不邀而集。每到农历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都要在园内的关帝殿聚会，一般的黄门弟子更是云集，各出10元到漕河泾花园聚会，中午就在那里聚餐，游玩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尽兴而散。为了保护黄家花园，也为了联络漕河泾民众的感情，黄金荣于1933年8月4日，独资创办了漕河泾消防队，添置消防车两部，征募队员60人。此外，每年冬天，黄金荣都要在花园周围给穷人送棉袄、棉裤和米粮，如有人到黄家花园门口去讨饭，一律2角一人。在每年的中秋，花园向周围民众开放，免费观看滩簧戏和西洋镜，在漕河泾上还有龙舟表演，直到通宵，所有的观众都有点心吃，最后还给每人发2瓶“十滴水”。每年的六月十九，黄金荣准许善男善女入园到观音阁拜佛，并以免费素斋相招待。
1936年10月30日为蒋介石50大寿，黄金荣特在黄家花园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整个花园布置得富丽堂皇，四教厅内举行高级宴会，黄金荣特邀沪上名流、各国领事、党国要人赴会。正在酒酣耳热之际，传来蒋介石在西安被抓的消息，一时黄家花园里惊慌失措。随后，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傅筱庵、闻兰亭等致电西安，要求释放蒋介石。蒋介石如果一倒，对黄金荣自然影响颇大。黄金荣正在黄家花园担忧，忽然传来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黄金荣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黄家花园成为黄金荣及上海帮会人物集会、宴请场所，有时这类活动还是相当频繁的。1937年3月，孔祥熙作为中国特使率团出席英皇加冕典礼，31日，黄金荣偕杜月笙、张啸林等在黄家花园宴请中国特使团。4月18日，黄、杜、张等又在此宴请代理市长俞鸿钧、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等。
解放后，黄家花园已经衰败。黄金荣死后，人民政府将花园收归国有，并将张家坟山部分迁入，经全力整修于1958年8月对游人开放，黄家花园改称桂林公园。园门作了改动，入门为通道，两边龙墙蜿蜒，并增添了金桂、银桂、丹桂等400多株。以后又几经扩充，现在面积达200亩以上。每至金秋，这里都要举办赏花和购物为主的上海桂花节，到桂林公园赏花，成为上海西部地区市民喜闻乐见的固定娱乐项目。
在1927年前，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关系较为密切。杜月笙在黄门十数年打滚摸爬，为黄金荣打天下，毫无二心。黄金荣也投桃报李，1924年将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的一块地基送与杜月笙和张啸林，建起了杜公馆和张公馆（今宁海西路幼儿园等）。但1927年后，黄、杜矛盾日深，并逐渐公开化。
导致双方矛盾的起因是杜月笙实力的迅速上升和黄金荣的老衰。
在黄、张、杜三大亨中，黄金荣的作风向来保守，且较为贪吝，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后，尽管有门生蒋介石这一最佳背景，但随着年迈体衰，对整体局面的控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自1925年从巡捕房退休后，逐渐退居幕后。每年冬天在漕河泾大摆宴席，庆祝寿辰，捞些礼金钱。黄金荣爱钱，但他赚钱的方式也是老式的。他的产业主要是早年经营的舞台戏院和一些房地产。他始终认为坐收房租，远较投资于工商业要牢靠稳妥，因此他不愿意搞什么股份合资开店设厂，因此，终其一生，没有和人合营过一项现代工业企业。
而杜月笙正值盛年，野心勃勃，有着强烈的权势欲，而且工于心计，善于审时度势，还舍得挥金如土，笼络人心，有一套颇为高明的处世手腕。他看准了以租界为靠山的流氓势力与国民党结盟中所占据的有利地位，即国民党急于利用他们，却又无法制约他们，只能用名利实惠来笼络讨好他们，而国民党当局的青睐，又是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扩展势力的最有力杠杆。因此杜认定，充分利用自己对国民党统治者的特殊政治价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尽量向国民党靠拢，借助于它的政权力量，乃是乘机跻身上流社会并飞黄腾达的最佳途径。为此，他使尽浑身解数，向政界、财界进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成功。就是在这个黑社会势力与南京政府结合、社会地位青云直上的过程中，杜月笙脱颖而出，超越黄金荣，成为上海流氓帮会世界中最煊赫的角色，并使其个人的权力“合法化”。
关于三大亨之间角色的升变，老报人徐铸成曾有一段回忆文字：1922年时在无锡读中学时，只听说上海有一个黄金荣，十分了得。后来有了海上三大闻人的说法，排序当然是黄、张、杜；20年代后期，则改为黄、杜、张；30年代又变成了杜、黄、张了。
杜月笙地位上升后，在与黄金荣的关系方面，最初也是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对黄金荣称呼的改变。当初杜月笙踏入黄公馆时，还是个20来岁的小后生，与年长20岁且已执掌上海半爿天的炙手可热的黄金荣相比，自然晚了一辈，因此，杜月笙亲切地称黄金荣为爷叔，称林桂生为师娘，这一称呼叫了十多年。直到1920年，53岁的黄金荣看中了露兰春，不惜抛弃帮助自己打天下的林桂生，并央求杜月笙作个中人。这一事件使杜月笙对黄金荣这个“爷叔”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自进入黄公馆的大门后，杜对黄金荣的一切吩咐，没有二话可说；但这次黄金荣不惜林桂生出走，也要娶23岁的女伶露兰春，使杜月笙十分失望，他似乎看到黄公馆将要衰弱，而这正是超越黄金荣的良机。从此，他逐渐改口称黄金荣为：“金荣哥”。果然，自杜月笙帮助黄金荣躲过露兰春事件的难关始，没有几年，上海滩形成了黄、张、杜三大亨的新格局。到四一二事变以后，杜月笙更是超越黄金荣而逐渐成为上海流氓帮会世界中的第一号人物。
黄、杜矛盾的深化，在于黄金荣在杜月笙超越自己的时候，失去了平常之心。特别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黄金荣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的衰退与如日中天的杜月笙，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矛盾在法租界的华人董事问题上也有充分的表现。
法租界的华人董事从1914年始。最初是虞洽卿和陆崧侯，旋因虞洽卿拒绝而改由吴宗濂担任。1926年法国总领事那齐雅正式承认华董，次年他聘陆伯鸿、朱炎、魏廷荣、陆崧侯和吴宗濂5人为华董。这时，羽毛丰满了的杜月笙于1927年1月将法租界商业总联合会改组为法租界纳税华人会。1928年1月，张啸林被选为华董，杜月笙等为顾问。1929年1月，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新选委员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号该会会所举行就职典礼，黄金荣与张啸林、魏廷荣等为执行委员。而杜月笙不仅是纳税华人会的执行委员，而且还担任了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的主席，而张啸林则是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执委会主席，地位均超过了黄金荣。次年11月，法租界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杜月笙以30票与张啸林、魏廷荣、朱炎、陆伯鸿等5人当选，而黄金荣仅得5票，排在未当选者之首，连金廷荪也担任了专门顾问。趋炎附势的报纸对三大亨的排名也有了变化。有时排名在前的是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张啸林、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杜月笙，最后一位是法总巡捕房高等顾问黄金荣；有时第一位是杜月笙、第二位是张啸林，第三位乃是黄金荣。
对于这些帮会内部的势力盛衰的更替，黄金荣总有些不甘。当然如果细致地分析，造成黄、杜矛盾深化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恐怕主要不是花甲之年的黄金荣，而是他的数千徒众。
由于黄门弟子在报社的不少，黄金荣便要求他们着手收集杜月笙的违法言行，并予以攻击。《新闻报》的杭石君就秉承老头子的旨意，在报上有计划地攻击杜月笙经营烟、赌的事实。杜月笙深知舆论的威力，和与黄金荣公开闹翻的严重后果，立即到黄公馆谢罪，将搜刮来的钱分赃给黄金荣，直到抗战爆发。以平息可能发生的冲突。
有时朋友聚会，黄金荣也会半阴半阳，似真似假地冷嘲热讽，当众揭底，让杜月笙下不了台。有一次，杜月笙正在侃与人斗法的故事，不料黄金荣当头棒喝说：“月笙，我劝侬不要这样太用心计，免得短寿促命！”还有一次，有人正在捧场恭维杜月笙所兼的几十个董事长、总经理，谓之中国第一个实业家，捧得杜月笙飘飘然。杜月笙正得意时，黄金荣冷笑道：“月笙，侬还记得浌，第一次当董事是舍辰光？”杜月笙一时语塞。黄金荣得意地讲：“是在民国10年，我在杀牛公司接茄勒路（今吉安路），由源焘出面创办不收学费的金荣公学，我当董事长，让侬当一名董事。”杜月笙当面还能笑笑，但心中毕竟难受，所以朝黄公馆走动就越来越少了。
30年代初，黄金荣的学生、英美烟草公司工会主席陈培德准备竞选上海总工会主席一职。杜月笙的门生、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陆京士为打击黄门，扩充杜门势力，指控陈有共产党嫌疑，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捕。这事气得黄金荣火冒三丈，高叫：“哼，这倒好，吃饭忘记种田人了。”立即差人把杜月笙找到黄公馆来，并关照无论他在做什么事，都要马上来，否则以后就不要再上钧培里了。杜月笙闻言立即赶到黄公馆，只见黄金荣正躺在烟榻上抽大烟，便像20年前当黄的跟班那样，恭立一旁，等候发落。无论黄金荣如何发脾气，杜月笙温文平静，让黄金荣扎足面子，于是，化险为夷。陈培德随即由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释放。经过杨虎的调停，陆京士和陈培德各当了一段时间的总工会主席。黄金荣的得意门生、管家黄振世在1928年参与上海鱼市场的筹建时，也被杜党排挤，他在回忆中说：“被杜党排挤倾轧，心怀不满之后，也在黄前点火。”在黄、杜两党的较量中，黄金荣一派处于下风，倒是不争的事实。但，黄、杜一直没有公开决裂的主要原因，不能不说是杜月笙的气度雅量了。
黄金荣集团势力的衰弱，不仅表现在杜月笙的崛起上，还表现在由于黄金荣控制力的减退，黄门的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状况。
流氓帮会头目，靠门生来扩张势力，因此，收门生是黄金荣等扩大势力、收罗财物的最佳方法之一。黄金荣的徒弟数以万计，主要有以下门类：
一、租界巡捕、公安局警察、军官等：如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陆连奎（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尚武（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冯志明（公共租界探长）、丁永昌（法捕房探目）、鲁锦臣（法捕房探目）、曾九如（法捕房强盗班探目）、陈三林（法捕房探目）、马德荣（公共租界探目，后充当日特高科特务）、乔松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韦钟秀（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抗战时投敌任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张荣（市公安局侦缉队副队长）、董明德（侦缉队分队长）、周相成（市侦缉队秘书）、曹安昌（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顾葆羽（北京政府时期上海税务局长）、许宝铭（浦东保卫团团总）、张滔（汪伪南京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张志清（日伪江湾警察分局局长）、易赞仁（南市邑庙分局干部）、陈亚夫（日伪时期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常务委员）、胡寿琪（日伪上海市社会局主任秘书）、田铁夫（汪伪第24军军长）、顾秀五（汪伪和平军师长）等。
二、流氓帮会人员：如金廷荪（三鑫公司经理）、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谢彬衡（大包作头）、朱顺林（六国饭店、好莱坞等赌场老板）、闵采臣（大世界总管）、许福宝（流氓律师）、顾玉书（徐家汇大流氓、贩毒者）、刘怡章（汉口大流氓、鸦片贩子）、姚松如（沧州饭店老板）、颜伯颖（恩派亚大戏院、大陆饭店老板）、唐嘉鹏（大世界经理）、陈荣生（大世界经理）、陈福康（大世界账房）、舒长泰（日新池经理）、王五权（杭州大流氓）、谌则高（星相把头）、何国梁（招商局杨家渡码头包工头）等。
三、工商界：如郑仁业（新北京轮买办、上海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铁工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王云浦（中兴轮船公司老板）、陈翊庭（上海舟山同乡会会长）、邬信泰（顺大鱼行老板）、李云生（招商局码头买办）、黄振世（上海渔业公司经理）、张仁忠（上海中汇内衣公司老板）、郑筱舟（国信银行行长）、吴小石（吴开照相馆老板）、朱文炜（报关行老板）、郑慕周（报关行老板）、周梦月（鱼行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老板）、邱子嘉（仁丰染织厂经理）、杨椿华（五金店老板）、洪文江（鲜猪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傅良骏（新光内衣厂老板）等。
四、报社、演艺、律师、医技人员：如吴玉荪（弹词）、周信芳（京剧）、王振川（西医内外科）、黄振川（医生）、方公博（推拿医生）、平襟亚（作家、中央书店老板）、徐耻痕（《新闻报》社记者）、沈菊隐（《新闻报》社编辑）、任矜苹（报社编辑）、胡酣珠（报社编辑）、蒋剑侯（《新闻报》社记者）、方菊影（《新闻报》社记者）、杭石君（《新闻报》报社编辑）、金煜（律师）、科天影（原名鲍琴轩，魔术师）、刘亮馥（牙科医生）等。
经常出入黄公馆的黄金荣的得力助手有丁永昌、顾竹轩、金九龄、阿荣、陈天福、陈培德、张善琨等。而一些商人、艺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得不对恶势力敷衍一下，一旦有事可以“以毒攻毒”，以求自保。他们虽拜黄金荣为师，除了逢年过节去走动外，平时很少来往。
丁永昌（1894—1952），又名士廉，绰号“野鸡阿大”，江苏川沙（今浦东新区）人。初业为巨籁达路（今为巨鹿路）一带的泥水匠，但好逸恶劳，拜青帮通字辈的周义田为师，后入黄门，替黄金荣养鸟开车。后进入大世界，前后20年。与法租界巡捕王文奎、樊良伯臭气相投。后任大世界经理，但不识一字，在大世界的职工中广收门徒，尤其是前台的职员，不是黄金荣的徒弟，就是丁永昌的学生。如童正初、尹梦石、王文祥等都是丁的过房儿子。门徒集资为丁购置了一辆轿车代步，且逢年过节均须给丁送礼；过年时，丁总是要将徒子徒孙聚席一堂，以示兴旺。丁有三个妻子：一为年轻时的结发夫人，一为大世界里京剧坤角何玉凤，另一个也是大世界里的演员。丁永昌用收刮来的钱财在乡下购置了不少土地。
金九龄（1892—1980），又名九林，江苏阜宁人。原是贫苦的黄包车夫，后追随黄金荣进入法捕房，最后升至探长，但因绑票和贩毒而被革职。他在新新里（今瑞金二路409弄）开恒和车行，拥有黄包车200辆，是出名的车霸。其寓所在亚尔培路新升里（今陕西南路271弄），数十年间，时常到黄公馆来走动。
阿荣，原是十六铺源盛兴水果行的小伙计，与杜月笙为患难弟兄。加入青帮后，又拜黄金荣为师，仍主要从事水果贩卖。尤其是包揽了黄金荣手下的共舞台、大舞台等戏馆的水果生意，以及四马路各妓院的水果营业，由此发迹。人称“水果阿荣”。后兼黄公馆的大司务，常贴钱陪黄金荣赌博。
陈福康，1889年生，江苏吴县人。原为上海电车公司售票员，1929年拜黄金荣为先生，1932年入大世界当财务管理。敌伪统治时期，任市商会南市事务所主任，日军侵入法租界后又担任保甲会第84保保长。自己收纳二三十人为徒弟。解放后仍任大世界财务管理。
张善琨，浙江吴兴人。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毕业后在药店、烟草公司供职，加入青帮后，又拜黄金荣为师，1934年创办新华影业公司，请田汉、阳汉笙等为编导，拍摄了一些受观众欢迎的电影，1937年出任上海电影制片业同业公会主席团主席。抗战时期投靠日伪任所谓的中华电影联合公司副总经理。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通缉，辗转逃到香港，1951年创办长城影业公司，1957年在日本病死。
还有鲁锦臣，也是管理的好手。徐福生跟随黄金荣的时间较长，曾参与黄金荣与孙中山之间的交往，1927年也积极参加中华共进会的反共清党活动。1949年春病死。王文奎是绍兴人，法租界巡捕房探员，解放后回绍兴后不久即病死。沈云生和龚天健也是管理戏院的高手。
黄金荣的门生人多混杂，派别林立，不断相互攻击和争宠，经常出现内讧，顾竹轩雇人杀唐嘉鹏即是其中最严重的一幕。
顾竹轩（1885—1957），江苏盐城人，小名顾四，原为人力车夫，后加入青帮。早先入公共租界巡捕房为巡捕，后开办天蟾舞台。早年请黄楚九介绍，拜黄金荣为师。他是黄门中苏北帮的代表，但黄金荣对顾竹轩开天蟾舞台一直耿耿于怀。
唐嘉鹏诨名小二子，祖籍苏北盐城，长在上海，依靠叔父唐大麻子生活。他天资聪明，但心狠手辣。经叔父介绍到顾竹轩处谋事，深得赏识，在天蟾舞台做事，并娶顾竹轩的堂妹为妻。后来，唐嘉鹏势力坐大，与顾有隙而转投黄金荣，并成为黄门中宁波帮的首领。他入黄门后，秉承师父的命令，曾绑架原北洋大将、租界寓公温公尧。
1930年，荣记大世界的挂牌成为双方新一轮争斗的焦点。在黄金荣看来，比较合适的人选是陈荣生和唐嘉鹏。经过一番争抢，苏北帮的陈荣生担任了大世界经理。其实绰号“水果荣生”的陈荣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只是懂得时常要孝敬黄金荣，从而深得师傅的信任。陈荣生知道只要在大世界经理的宝座上坐稳几年，还怕没有钱财吗？宁波帮自然不甘心居于人下。尤其是心狠手辣的唐嘉鹏，竟不顾同门手足的情义，密谋暗杀陈荣生。一次，陈荣生陪同黄金荣去苏州，待事情办妥后，陈先回上海，黄金荣在苏州游玩数日。唐嘉鹏见时机已到，即派徒弟当夜将陈荣生暗杀。凶案发生后，黄金荣一面要求下人尽快破案，一面命唐嘉鹏继任经理，以稳定营业。唐嘉鹏上任后，作威作福，安插亲信，排挤其他派别的同门弟兄，不分任何残羹剩饭，从而在黄门内部激起了公愤。更为可恨的是，风流不羁的唐嘉鹏竟利用随便出入黄公馆的特权，与黄的儿媳李志清频送秋波，暗中有染，这使得黄金荣也大为不满。一次青帮通字辈季云卿的徒弟许福宝向唐嘉鹏包场子，也被唐一口回绝，气得许咬牙切齿。他知道顾竹轩与唐矛盾最深，便邀顾到东方饭店一叙，许对顾叫到：“唐嘉鹏这家伙不是东西，索性打死他怎样？”顾竹轩笑而不答，显然已经默许。于是，许福宝坐车赶到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家中，对王说：“顾四爷要你做了唐嘉鹏。”对唐也极度仇恨的王兴高立即行动，一日侦知唐嘉鹏在红棉酒楼赴宴，知道他晚上还会回大世界，便立即带上手枪，来到大世界门口守候，当晚唐嘉鹏从大世界出来，正要跨上自己的包车时，王举枪射击，当场将唐嘉鹏打死。后来，法租界捕房缉获凶手王兴高，王供出实情。顾竹轩因此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黄金荣集团最大的势力就是唐、顾两股，顾竹轩打击了唐嘉鹏之后，黄照旧视顾为心腹，这不免使手下的人腹诽而各有异心，竞相发展自己的势力。黄振世也回忆说：“我在黄门中原为唐嘉鹏一党。唐被杀后，陈福康、邱子嘉、丁永昌和我各树一帜。其中邱子嘉以元老派自居，和我有勾结。丁永昌只保持表面上的协作。陈福康一向管理黄宅房地产及大世界账目。龚天健、夜壶阿四、鲁锦臣等与陈结成一党，包围老头子黄金荣，过着帮凶分赃的寄生生活。唐嘉鹏的徒弟王文奎也加入一伙。每逢黄公馆过年、过节或喜庆大事，他们都来吹拍奉承，是黄宅内部的一批群小，我与他们互不协作。有次为了黄的养子源涛之妻在南市某烟馆吸食白面，我在黄金荣面前提起此事，认为若不加以禁止，不但于黄面子有关，即在我们子弟面上也失去光彩。黄闻言勃然大怒，竟将源涛之妻赶出黄宅。因此之故，内宅群小对我虽话不投机，但怕我在‘老太爷’面前直言不讳，大都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与我相处。不过在背后却与我为敌，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是常有的事。‘一二八’后，杜月笙任上海市冰鲜鱼行业同业公会主席，我为该会总干事，与杜常有接触。陈福康就在黄金荣面前说我背黄联杜，要投拜杜门等话。黄金荣将信将疑，经我解释分辩后，才不置信。又在1937年初秋，我获得了一尾重达六千余斤的大鲨鱼，想到大世界去展览，门票所入四六拆账，并已向黄金荣谈妥。结果因未许陈党锡箔灰（即没有给陈福康手下人钱财——引者注），即以有碍卫生，公董局卫生处不会许可为理由，阻止展出。我见此事不成，转向新世界尤阿根谈妥将大鲨鱼放在新世界展览。当时新世界营业不盛，游客寥寥可数，门可罗雀，经在报上吹嘘招徕，突然观众剧增。尤阿根大为高兴，我也因此赚得了三千元暴利。”后来黄振世组织了自己的帮会团体“振社”，他的徒弟周一星又成立了“星社”，各立山头。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方势力又从四川回到上海，杜月笙的“恒社”、杨虎的“中兴学会”等，都大为活跃。黄金荣为了与之相抗衡，由门徒建立“荣社”，为了壮大势力，他提出“振社”和“星社”等并入“荣社”，但遭到了黄振世的婉拒。“荣社”始终没能重整雄风，此事典型地反映了30、40年代黄门内部分散零落的局面。
黄金荣与林桂生结婚后，没有生育，因此较早时黄金荣就领养了一个儿子，小名福宝，官名黄钧培，据说长得一表人才，黄金荣十分喜欢。很早就定下亲事，儿媳李志清，原是林桂生带入黄公馆的“养女”，不仅面貌秀美，而且精明强干。17岁嫁到黄家，帮助婆婆林桂生料理家务。李的父亲李祥庆，苏州人，是黄金荣的同辈兄弟和同事，也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探目。可惜，黄钧培不幸病故，只留李志清空守闺房。据黄公馆不少知情者的回忆，黄金荣与这位媳妇关系暧昧，甚至有时同睡一床而没有任何顾忌。李志清因此获得黄金荣的绝对信任，掌管黄公馆的财政。李志清自己曾在九江路设立志诚证券号，并交养子黄起予管理。李志清还设有志伟公司，1950年1月解散。
黄金荣与露兰春结合后，露兰春的父母给她领养了一个儿子，取名黄源涛（户口本上为黄沅涛），小名连弟，1920年生。据说黄源涛的生父是姓李的京剧武生演员，山东人，曾在大舞台演戏。抗战胜利后，黄源涛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义务稽查第四大队大队长。他凭藉黄金荣的恶势力，也广收门徒，平日里花天酒地，迫使一个名叫陈慧敏的舞女同居，玩弄厌烦后又将舞女抛弃。解放前夕又与一张姓女艺人同居，直到解放后才分开。黄源涛后来为大世界负责人。他18岁结婚，妻子为沈阿三的长女沈静华（江苏海门茅家镇人），黄源涛于1955年1月13日被捕，留有一子二女。据《旧上海的帮会》一书载，大女黄蓓莉嫁给了黄金荣的门生、上海雷允上药店老板雷宪芝的儿子；小女黄蓓兰，嫁给了一个邮局职工。儿子则在东北航空大队工作。然查黄公馆的户籍，黄源涛之长女为黄佩薇，小名培培，1960年4月与唐继光结婚，唐1935年6月12日生，青浦人，高中毕业，时任中央一机部第九设计院职员。小女为黄佩丽，小名佩莉。特录于此。
黄金荣还有一个养子原姓麦，叫正学，又名元勋、麦根，小名根弟，原籍贯广东，父母为贩毒者，被法租界巡捕房捕获，后死于狱中。由会审公堂判给黄金荣作养子。但李志清对麦正学十分不满，因此就没有正式作为儿子。但黄金荣仍让麦正学在黄金大戏院干活，平时对其也算不错。
李志清因为没有生育，也领养了三个小孩，即儿子黄起予和黄起明，以及女儿乳名囡囡。黄起予1922年生，曾任志诚证券号（地点九江路慈淑大楼）的经纪人，后来娶郑姓女子为妻，1952年到香港谋生。黄起明1929年生，信奉基督教，文化程度高中毕业，娶了张姓女子为妻，解放后在邑庙区镀锌生产组工作，1958年9月被劳动教养。女儿囡囡后来也在香港出嫁。
黄公馆的经济和日常安排由账房俞永江和秘书骆振忠负责。
黄金荣在与露兰春离婚后，曾先后与多名女子同居，但心灰意懒的他再也没有正式结婚。有一女子住在新城隍庙新成花园内，直到解放后，黄金荣仍与之有来往，并每月支付其生活费50万元旧人民币。
此外，黄公馆内还有不少佣工、厨师，1953年的统计户籍在此的佣工还有18人。笔者查到解放初黄公馆的户籍本，特将其整理于此，以供读者了解黄公馆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