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四一二事变

北伐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以黄金荣为首的上海近代流氓帮会势力，为人处世奉行“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信条，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观望权衡，见风使舵，甚至一度因共产党势力的强盛而靠近红色力量，反映出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定，而黄金荣等为适应中国动荡不定的政局而处处小心谨慎，步步留下后路的特点。1927年初春，黄金荣等由观望到抉择，决定投靠国民党，积极参与清党反共的四一二事变，为蒋介石建立全国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使这股游离于国内政治之外的邪恶势力变成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之一，使黑社会势力发展为有空前能量的、公开的、庞大的社会力量，黄金荣等三大亨也一变为超级流氓大亨而成了中国近代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南方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地发动起来。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各地的有志青年竞相南下，投笔从戎。当时东南各省招收的军校学生，多从上海中转而奔赴广州。而控制上海的孙传芳等军阀则千方百计加以阻挠。遇到这种事，军校的驻沪工作人员常常请黄金荣出面交涉，排除障碍，使得青年学子们能南下参加革命。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除了租界外国人势力外，主要有三支政治势力，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孙传芳、张宗昌军阀势力和北伐军国民党势力。对选择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国民党作为今后合作的对象，“三大亨”之间曾有过分歧。在张啸林看来，三鑫公司完全是靠了军阀的监护才日益兴旺的，如果孙传芳等败退，势必影响三鑫公司的业务，因此，他提出继续支持孙传芳，以求击败北伐军，而永享富贵荣华。而黄金荣的心思恰与张啸林相反。在他看来，孙传芳、何丰林等保护三鑫公司，完全是为了钱财；他对露兰春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而国民党方面，当年与中山先生就有不少交情，更何况今日的蒋总司令是昔日的门生，无论如何黄金荣感情的天平是倒向国民党的。因此，在三大亨议论前途时，他说过一番重要的话：“革命军是孙总理的子弟兵，蒋总司令是中国的救星，回想从前十几年里，我们这些河浜里的泥鳅，承蒙革命党的大人先生交关看得起，今天不管革命军用不用得着我们，我们都要尽量出力。到了现在还想去跟军阀勾结，那是我绝对不赞成的。”对此，杜月笙与黄金荣亦有同感。于是，三大亨决定配合北伐军，尽量瓦解直鲁联军和奉军。1927年2月24日，张宗昌直鲁联军10万大军在毕庶澄率领下到达上海后，毕本人立即受到“三大亨”的精心接待，四马路（今福州路）会乐里的上海名妓馆富春楼里灯火通明，“花国大总统”使出浑身的解数，将毕庶澄弄得晕头转向，竟一声令下，将总指挥部设在了富春楼上，最后当然是无力与北伐军对抗，彻底瓦解了。

但是，对付共产党就不那么好办了。

自1921年后，中国政坛上的诸多政派之争，日益简化为国共两党的较量。作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的上海，自然受到这两党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在工商界及知识分子中悄悄发展其组织，而共产党则将它的支部推进到工厂和学校，总工会手下的工人群众就有80万人。国民党“一大”之后，国共两党虽一度携手合作，但终究貌合神离，双方按各自的系统和逻辑发展，斗争日趋明朗化。自然，他们对流氓帮会这股极其活跃的社会力量不会弃之不顾，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而对其进行联络接洽。尤其是国民党方面，他们要控制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必须求得正日益强大的上海帮会势力的合作与帮助。而对黄金荣等来说，他们懂得选择国民党还是选择共产党也许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即便是有过蒋介石这样的师徒关系，黄金荣等仍谨慎从事。当输赢尚未见到分晓时，他们故伎重演，采用江湖上“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手法，保持中立，观望等待。

1926年冬，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如火如荼，黄金荣等鉴于中共和工人纠察队的日益壮大，还以积极的姿态靠拢共产党。例如三大亨指派徒众参加武装起义，加人总工会，并在纠察队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黄金荣等派了4卡车的人马从法租界协助其进攻徐家汇警察署。此外，黄金荣等帮会上层则千方百计与中共进行接触，而当时已预感到蒋介石集团可能背叛革命的共产党方面，也期望能争取上海流氓帮会势力，至少能使他们中立而减轻阻力。于是，黄金荣集团遣派杜月笙与中共代表汪寿华保持联络。这种关系是何时建立的尚需考证，但至迟在1926年底已经建立。杜月笙作为黄金荣集团的代表，他再三向汪寿华表示：“愿保护工会”，欢迎共产党在法租界进行活动，如果一旦有干部被捕，他们可以设法保释。此后，黄金荣集团为中共提供了如下的协助：一、筹款，资助上海市总工会扩大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二、介绍共产党与租界当局建立联系，安排汪寿华与法租界官员晤谈，以协调双方的关系。三、提供情报，如把军阀要搜捕中共负责人的消息及时通知共产党。四、派人保护法租界内的中共人员，协助设立党的机关，派人帮助安装电话，为中共在租界内召开会议提供会场等。根据现在发现的资料，当时黄金荣集团与中共之间的接触是相当频繁的，仅在1927年2月28日至3月8日的9天内，仅杜月笙和汪寿华之间的会晤便达到8次。

为什么黄金荣集团会与中共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其原因是，第一，黄金荣集团必须考虑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能确保利润丰厚的鸦片买卖系统的安全。因此，杜月笙作为代表与汪寿华谈判时，杜月笙明白无误地传递了这一信息。第二，工人武装起义的矛头是对准了北洋军阀、响应北伐军的，而黄金荣集团也参与了国民党的反军阀活动，如奉钮永建之命，勾引、软化直鲁联军军长毕庶澄。所以直到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在反北洋军阀方面他们与中共的目标是一致的，是同盟军。第三，由于上海工人队伍力量的惊人增长，给当时的上海似乎预兆了一种革命的前途。黄金荣集团企图通过援助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纠察队而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例如可以继续承办利润极丰的鸦片。杜月笙一再向汪寿华暗示，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都曾要求他们参与对抗总工会的军事行动，但均被他们拒绝了，黄金荣集团的条件便是：“无论你们有与没有，（我们将）始终保护你们，但以后你们要帮助我们。”“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第四，通过这种关系来窥测共产党的意向和虚实，并麻痹工人纠察队。这招后来果然有效，汪寿华便在暴风雨到来的前夕惨死在杜月笙之手。由此可见，黄金荣集团帮助中共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政治投机，也是一种假象，事实上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机会。

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第一军副军长）、杨虎（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和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入了黄公馆和黄、杜、张会晤，密商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王柏龄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黄埔四杰”之一，时与何应钦齐名。杨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与当地闻人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

26日，蒋介石也到达上海高昌庙，但非常扫兴的是当他的武装车队准备浩浩荡荡进入法租界时，却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阻拦。堂堂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能进入租界，卫队的士兵们愤愤不平，正待发作，幸亏这时黄金荣闻讯亲自出面，以法租界顾问的身份迅速与法租界上层打通了关节，表示蒋介石入法租界首先是为了探望黄的，于是蒋介石才顺利进入法租界。车队首先来到钧培里黄公馆，接着黄金荣与蒋介石师徒到二楼密室单独会谈。寒暄后，黄金荣首先提出退还当年蒋的门生帖子，其实这件事，早在蒋介石到沪以前，黄金荣就已经对虞洽卿说过了。在上海滩混了几十年，这点规矩与雅量，黄金荣还是有的。因此，当黄金荣表示：“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去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表示此后决不以先生自居。蒋介石当然也十分高兴，口中一再表示：“我总是你的学生。过去承黄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只金灿灿的外国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道：“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金表，连连称谢。接着，黄金荣把张啸林和杜月笙介绍给蒋介石，在场的还有杨虎、陈群和程子卿等。蒋介石对黄金荣、杜月笙等殷切说：“将来有些重要工作，还希望借重你们！”以后的数天里，黄金荣又与蒋介石密谈了数次。在这种情况下，黄金荣召集上海黑社会的各路头目议事，黄金荣指出：如果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在这个“共产”的政权中得到好处，而且也许会与国民党同归失败的境地。这时，租界当局和英法美三军驻沪司令巴尔雪、邓坎、白多楼也敦促黄金荣等保护租界，并打击赤色分子。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杜月笙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一致决定拥蒋反共，首先拒绝中共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尽快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必要时“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即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黄金荣集团在经过了小心翼翼的观望和试探后，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抉择，他们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绑在了蒋介石开始发动的反共战车之上，从而跃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黄金荣集团懂得要解决3 000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并非易事，他们必须联合上海的各股青帮、红帮及其他黑社会势力。为了名正言顺地完成这次集结，身跨青红两帮的杨虎建议以重建1912年7月成立的中华国民共进会名义而设立中华共进会，这一建议得到了黄金荣等的赞同，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对此计划也十分满意。

从3月底开始，中华共进会的筹建活动便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4月3日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已指出：中华共进会“的宗旨是制止劳工扇动分子的活动，使各国租界免遭总工会的袭击”，“此举得到蒋介石的极大支持”。翌日，中华共进会的筹备处在法租界格洛克路（今柳林路）紫阳里7号设立，然后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安乐宫旅社建立了办事处。蒋介石曾经给淞沪警察厅厅长吴忠信手谕，对中华共进会的成立表示特许，吴忠信即贴出告示：“奉总司令谕，中华共进会准予成立……并给予保护。”

中华共进会筹组后便立即招兵买马，4月5日，他们在上海各报刊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共进会恢复，并号召“凡本会旧日同志，幸希从速到该处报名，再有赞同本会宗旨者，经审查后亦得加入”。3天后又发表宣言称：“风云会合，日月重光，青天白日之旗行将北发幽燕，奠我中原，指顾可期。结社集会，还我自由，本会自当应运恢复，召集旧日同志，维护过徽，巩固民气，一致服从三民主义，投袂奋起，固我子弟之兵，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其实，真正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成员已经很少，现在集结的主要成员是黑社会中各流氓同伙的骨干，可谓集上海社会恶势力之大成。当时中华共进会刚筹备气焰便十分嚣张，引起了总工会的警觉，要求各大报馆拒绝刊登有关共进会的启事、通告或者消息。“因此各报馆纷纷通知‘共进会’，不再继续刊登该会的任何启事。”中华共进会的办公地点在老西门关帝庙，并在里面设下了公堂和拘留所。会议场所有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的梵皇宫（后易名大千世界）。

中华共进会组建时，作为上海黑社会的第一号大亨、又有与蒋介石师徒关系之便的黄金荣并没有担任会长，他推脱已经是花甲之人，只能在背后支撑一把。会长由年富力强的青帮通字辈人物浦金荣担任，共进会的筹备处紫阳里即其住宅。为平衡青红两帮，总指挥则由红帮龙头张伯岐出任。负责人除黄金荣和浦、张两人外，还有张啸林、杜月笙、樊瑾成、徐朗西、刘春圃、蒋伯器、袁寒云、范回春等。法租界的中华共进会负责人为马祥生、金廷荪，公共租界的负责人为张炎生、刘良洪、郑茂堂、蔡洪生，南市负责人为李德荣、李金标，闸北负责人为王兴高，江湾负责人为孙嘉福，中华共进会的骨干分子还有顾竹轩、杨顺铨、何德奎、徐福生等人。

中华共进会开始筹组后，即在租界当局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一支武装的流氓帮会队伍，其名称为“武装巡逻队”，队长是叶焯山，队员每日清晨在篙山路外国坟山（今为淮海公园）集结和操练，然后与巡捕同出站岗，名为维持租界治安。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共产党及其纠察队，法租界向中华共进会提供了5 000枝步枪和大量的弹药。黄金荣、杜月笙等黑社会首领也各自出钱，委托洋行购买了长短枪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两个租界当局对上海黑社会与蒋介石的顺利结合显然是十分赞赏，他们特地在中华共进会机关的门首派驻了6名巡捕，连共进会头领议事决策之所的杜公馆，也设有4名巡捕守卫。流氓帮会在共进会的旗帜下集结后，黄金荣、杜月笙等又与蒋介石的代表陈群、杨虎、王柏龄制定了具体的镇压纠察队的计划：首先由中华共进会成员冒充工人纠察队与其闹事，然后由东路军总指挥兼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副司令周凤岐指令第26军乘机对纠察队缴械。为此，中华共进会准备了大量的纠察队工字符号的臂章，仿制了一批总工会使用的其他标识，还派杜月笙、芮庆荣、马祥生等与26军各师、团联络停当。26军参谋长祝绍周后来承认，他与杜月笙等为反共缴枪之事“常事往返，筹策应付”。熟知内情的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在4月2日举行的秘密反共会议上胸有成竹地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一切都悄悄地谋划完毕，当租界当局询问中华共进会负责人：清党需要多长时间可告完成时，得到的回答是胸有成竹的：“二十四小时可以解决。”

黄金荣的公馆成了火药库。黑社会搜罗到的枪支都集中到交通方便的钧培里黄公馆。法租界的巡捕们也在其公馆前后日夜巡逻，尽心保护。到事变前夕，各路黑道头目根据其部署到黄公馆领取枪支和弹药。

而杜月笙的公馆作了中华共进会的临时指挥部。他们首先把屠刀对准了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11日晚上8时左右，杜月笙将汪寿华诱骗到杜公馆，顾嘉棠、芮庆荣、马祥生、叶焯山等将汪击昏，然后活埋于枫林桥的荒野。10时，黄金荣从钧培里来到杜公馆，杜月笙立即向他报告：工纠队大首领汪寿华已经做掉了。黄金荣称赞道：擒贼先擒王，今夜我们肯定旗开得胜。

是夜，黄金荣等上海滩数百名黑社会大小头目云集于杜公馆。黄和张啸林、杜月笙即与王柏龄、杨虎、陈群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歃血结盟，成为换帖兄弟。12小时左右，黄金荣向全市各路帮会流氓首领发表讲话，要求各路人马务必努力向前，获得成功。喝了宣誓酒后，各个头目即奔赴集结点，准备镇压纠察队。

12日凌晨2时半，中华共进会的各支队伍从租界预定地点倾巢出动，他们身着蓝色短装，臂戴黑底工字袖章，总人数达15000人。应中华共进会的要求，法租界将大部分机动车辆无条件提供使用，公共租界则将预定的冲向华界的街道路障全部清除。共进会队伍在两个租界的掩护下，兵分四路，扑向各处的工纠队阵地，打响了四一二事变的第一枪。

清晨4时，至少有600名流氓帮会分子包围了闸北湖州会馆的上海总工会会所，遭到纠察队的顽强抵抗，双方相持不下。于是，按照约定，第26军的第5团赶来，借口工人内讧而将双方的枪械全部缴除。另一批流氓帮会分子攻击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此后26军大批赶到，将60多名纠察队员的枪缴下。共进会的主攻目标是坐落商务印书馆的纠察队总指挥部。晨5时，数千徒众已将这里团团围住，然后由120人组成的敢死队发起冲锋，遭到工纠队员的英勇抵抗。这时，黄金荣与张啸林、杜月笙亲自到此督战。一时，“黄老板来了”声音传遍了流氓阵营。但流氓毕竟是乌合之众，交战相持不下之时，还是26军出面，提议与纠察队徒手游行，以示友好，而将纠察队的1000多枝枪缴获。华商电车公司是工纠队的南市主阵地。共进会三路突击未果，张啸林、杜月笙向26军借来4挺重机枪，在26军的配合下，才得以占领。此外，共进会在26军的合作下，用突然袭击和欺骗的手段占领了南市三山会馆、闸北天通庵、沪西曹家渡、吴淞、江湾及浦东总计20余处工纠队阵地。其余的黑社会分子则主要在街道巡查站岗和警卫。当天，至少有120名工纠队员惨遭杀害，180人受伤，被缴的步枪、机枪等3 600枝。共进会方面也有100多人伤亡。

其后，黄金荣等继续率中华共进会的帮会流氓分子为国民党反共效力。

第一，制造反共口实。4月12日当天，中华共进会在移送缴获的物品时，发现总工会搜缴的直鲁联军溃兵的符号证件尚未销毁，便建议国民党将这些物品作为“通敌证据”来捕杀革命者，这一建议立即被国民党采纳。当天深夜，三大亨通过在工纠队中的密探得知工人第二天将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时，又马上通知陈群，使26军有了充分的准备，在宝山路上严阵以待，屠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第二，制造反共舆论。13日，陈群秉承蒋介石的指令，拟定文稿，由黄金荣和张啸林、杜月笙署名公开发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真电”。全文如下：

各报馆暨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均鉴：

嗟乎，寄生于国民党之中共产分子，贪苏联赤化之金钱，贿买无知识、无教育青年工人，扰乱地方，无所不用其极。士不得学，农不扶锄，工不入厂，商不居肆，女不安室，动辙游行，以加薪为条件，以罢工为要挟，视地方公正之人，无绅不劣，无豪不土，公产任其搜刮，私产任其没收，逮捕杀害，无恶不作。如有出而与之抗衡者，以反革命头衔，加诸其身。各处总工会成立以来，所收入之会费，已达千余万元。所谓总工会之委员长，衣西装，坐轿车，纳娇妾，住洋房。口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殊不知自身拥资款数百万元，需用舶来品物，恬不知耻。其工作以煽动罢工为能事，以打倒资本厂主为胜利，以推翻廉耻教育为特色，以实行废姓非孝为优点。此种举动，绝非人类，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荣等外观苏俄之惨痛，饿死者千余万人，流离失所者数百万人，违背人道主义，冒天下之大不韪，即此共产信徒，所作所为之恶事也。内观吾国近日之情形，某厂停工，某业闭市，某教废祀，某家破产，共产党之流行病，势将传染于大江之南，不早歼灭，蔓草难图，噬脐莫及。金荣等不忍坐视数千年礼教之邦，沦于兽域，干净之土，蒙此秽污，同人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共产凶魔，以免遗害子孙。尤望全国父老，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共起而铲除之。金荣等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出而奋斗，绝无做官发财思想，昭昭此心，可质天日。愿全国父老共鉴之。黄金荣、张啸林、杜镛等叩具。

这一文电系最早的所谓“民间反共通电”之一，为蒋介石国民党公开反共作了试探，影响极大。到16日，三大亨又在陈群的指使下，发表反共谈话，次日又印发10万份《警告工人书》，咒骂共产党不是“共产”而是“共死”：“……劝你们工人快快的醒悟，千万不要再受他们的欺骗。我们希望工人们各按本份，各守行业，不要被共产党来利用。工会要由真正的工人来组织，不要让共产党的暴徒来把持。”黄金荣等用这种蛊惑性极强的语句，利用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力，竭力瓦解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的基层组织和基础。

第三，继续参与血腥的屠杀活动。如金廷荪曾带人将李立三驱逐出法租界。顾嘉棠于14日仍在带人搜捕总工会纠察队负责人。当天，芮庆荣出任清党委员会的行动大队长，带人搜查了“上海特别市政府”、“特别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中国济难会”等机关。接着，中华共进会的一些骨干担任要职，继续参加反共屠杀。张伯岐出任26军义勇队司令、淞沪警察厅副厅长，黄金荣的门徒董明德担任警察厅侦缉队副队长，徐福生担任谍报队队长。他们积极参与了查封革命机关、搜捕共产党人的活动。据黄金荣的门徒金廷荪说，当时他曾押送李立三驱逐出法租界。在中华共进会办公地老西门关帝庙，曾打死过共产党人五六人；在3天之中，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时，黄金荣的把兄弟杨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陈群为上海党政军实际负责人。杨虎、陈群几乎每日到吕宋路（今连云路）18号俱乐部与张啸林、杜月笙等碰头，议决要事。黄金荣虽不是每日都到，但也经常光顾。一时，三大亨的权势炙手可热。尤其在协助国民党清除租界内的共产党势力方面，帮会势力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黄公馆老佣人周林书曾亲耳听黄金荣言，其手下人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曾逮捕正在开会的共产党人40多人。四一二事变期间，黄、张、杜与陈群、杨虎狼狈为奸，滥捕滥杀，“工人被杀者300余人，被捕者500余人，逃亡失踪者5 000余人。”又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4月20日的情报透露：“总计本市煽动分子及共产党人被处决的已有100余人，尚有200余人仍拘押在衙门中（即杨虎司令部），相同数字之人则拘押于白崇禧司令部内。”其暴行连国民党内某些坚决反共的首要也表示不满。如张静江曾致电蒋介石，要求严令陈、杨等“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指出：上海一地“机关复杂，事权不清，处处干涉行政，任意逮捕杀人”，并沉痛指出：“如此革命，宁不与人口实！民众痛苦，何以解放？”

黄金荣等率上海流氓帮会积极投入四一二事变，充当了蒋介石的反共先锋。这正如上海总工会于4月15日的大屠杀纪实中所指出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如李宝章、周凤岐、黄金荣、北洋长警等，皆成总司令所认为国民党之忠实同志而界以重任。”“蒋介石本青帮出身，故能指挥上海流氓为其使用，当其此次来沪，即往上海流氓首领黄金荣家（绰号麻皮金荣），命黄金荣等团结流氓，组织‘中华共进会’，专门与一切革命的组织为敌，移其鼠窃狗偷之技，用于捣毁暗杀工作。帝国主义者对于此种组织，亦尽力给以援助，该会机关设于法租界，法捕房特派身佩盒子炮之华捕六人在内保护。此次帮助军队袭缴纠察队枪械的流氓，即为黄金荣等‘共进会’所组织之一，拥有队员五百人，由帝国主义者资给枪械，接应他们，安全由租界进出，不受一点阻难。”各地的商会、土豪等在庆贺黄金荣“成功”的贺电中也极表响应：“兹幸救国义士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密率敢死同志，于四月十二日午前四时，包围……总工会……希望全国各省县商埠父老所组各团体一致仿效上海，起而诛戮共产党”。上海各报连日刊登各地各界对所谓的黄金荣等人的“真电”的响应电文，如南京革命同盟会在致黄、张、杜的电报中颂扬说：“幸公等仗义执言，凡有血气，无不赞服，同人不敏，愿执鞭以从”。黄金荣等也煞有介事地于4月24日再度声明称：“近日各处函电频频，辱承谬奖，更觉自愧无地。此次上海地方，险境环生，显呈不安之象，心所谓危，不敢自安缄默，是以通电全国，声讨乌合之众。兽行之徒转瞬间如鸟兽散，社会得以恢复原状，人民得以日渐安宁。金荣等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掠人之美，以为己之美，皆赖群策群力，消弭此恶魔于无形。”

四一二事变后，据说对于黄金荣，蒋介石原来准备给这位流氓师傅授以实权和高官，但黄金荣尚未得意忘形，自知非治邦之才，因此坚决推辞。于是，蒋介石任其为陆海空军司令部少将参议和南京政府行政院参议。但事实上，对于黄、张、杜一类代表黑道恶势力的人物，做工具尚可，引为同道则不免失体；荣誉可以高彰，但国民政府是不可能真给他们授以权柄的，以后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黄金荣等积极参与四一二事变，从而在其个人历史和中国流氓帮会历史上均垒起了重要的里程碑。在此之前，黑社会分子虽为租界当局看重，从地下伸展到了地上，但他们的形象仍因地位的卑下而未能在社会上立起来，而四一二事变后，黑社会的首脑人物黄金荣和他的同伙张啸林、杜月笙担任了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以及行政院参议，成为党国新贵和地方政要。《海上名人传》称：“国民革命军莅沪，共党猖獗，有谋侵入租界之举，先生即集合同志，不动声色，一夕而肃清之，地方赖以安宁，国民政府嘉其功拟酬以要职，坚不肯受，乃授为少将参议。”黄金荣还得到了一些勋章，对此，黄金荣内心是非常得意的，“晚年退隐家居，每逢黄宅有什么结婚、做寿一类的喜事，他必定将这些勋章挂在胸前，以此自耀。”

确实，蒋介石对上海的黑社会在国共两党政治较量的关键时刻伸以援手的特殊功绩，是铭感于心的。是年初冬11月24日（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60大寿，26日，在野的蒋介石特地到钧培里给黄金荣拜寿。下午3时，黄公馆里已经准备停当，从大门口到正厅，全部经过精心的布置，大厅里只留下几名当差的佣人。黄金荣特地换了一身簇新袍褂，红光满面，杜月笙、张啸林等作陪。蒋介石来到二楼的大厅，再次面谢四一二反共“义举”。当时的报刊则说蒋介石是“感谢派探目保护国民党中委，并请（黄金荣）转向法捕房当局致意”。蒋介石到黄公馆时，杜月笙和张啸林也同坐相陪。消息传开，上海流氓帮会分子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口耳相传，都觉得与有荣焉”。而且每年的4月12日，黄、张、杜等均要跟随国民党举行一番庆祝活动。1929年南京政府正式定该日为“全国清党纪念日”。1932年四一二事变5周年时，他们在出席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的纪念大会后，又到杜公馆举行宴会。1937年民族危机已经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国民党仍在上海天后宫举行“隆重纪念大会”。市党部委员姜怀素在致辞中，盛赞当年黄、张、杜等“协助进攻共党所把持之一切机关，如东方图书馆之商工俱乐部，湖州会馆之总工会等”的反共功绩。杨虎更是强调：“当时在上海方面清党的成功……在各界领袖中要算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诸先生出力最大。”黄金荣客气地说：“十年前之今日，上海处于极大动乱中，本人亦负有协力‘清党’之责，但本人因年老之故，未能全力以赴，幸赖杨啸天、杜月笙、张啸林诸先生以最大之努力，使上海之恐怖局面重归安定。”之后黄金荣更是在黄家花园大摆“庆功宴”，到场500多人。

1927年4月12日之后，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的暂时胜利已成定局，上海黑社会的各股势力，尤其是黄金荣集团俨然位居功臣，国民政府的优渥待遇，更是刺激了他们的野心。黄、张、杜等紧锣密鼓地整理新老会员，准备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建立中华共进会，一时在法租界的几个共进会登记处热闹非常，他们宣称：所谓“旧会员者，盖和清门、玄门两大团，结合为一者也”、“仅就上海一方计之，此二大帮人数，已不下数十万”，所印的“入会愿书”有“清门”应用的和“玄门”应用的两种，要求填写的乃是“何年进家门、三帮头、三帮师尊、字辈”等一类的黑话和暗语。到4月23日，中华共进会筹备处已召开7次会议，宣布已设立文牍、会计、庶务和交际4个科，重新登记的老会员已逾5 000人，而新会员也达到了4000人。

正当他们在集结帮会分子，并利用这一组织而扩展势力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阻力来自其盟友，一是租界，二是蒋介石南京政府。无论是租界还是蒋介石，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握有武装的中华共进会一旦坐大失控，会演变为反对力量。黄金荣后来回忆说：“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而蒋介石对此也明确反对。他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即帮会势力只能是政府手中的工具，而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在他看来，在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中华共进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存在了。4月下旬时，黄金荣等已受到来自社会、租界和国民党诸方面的压力和责难，于是公开声明说：“或者不察，疑吾辈有人接济经费，似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未免误会太甚，并诬中华共进会筹备处含有他种性质，似觉太乏常识耳。再金荣等频年经营商业，与军警司法各界绝少往来，嗣后凡有此种请托函件，恕不答覆。合并声明，诸希亮鉴。”

后来，亲历其事的青帮头目常玉清也回忆说：“蒋介石到上海的时候，邀请各国公使开会，有共产党参加演说，时各国反对共产，坚不承认，蒋介石来利用我们安清帮，其时我们教中同志集合起来，未到两星期即将上海共产党打走，革命得以成功。事成之后，（蒋介石——引者）不但不扶助本教发展，反然（而）压制我们不能活动。”

于是，上海黑社会这个无限膨胀的美梦还没开始实现就被迅速冻结。中华共进会只能宣布成立大会无限期的延期。4月中旬，筹备处发布紧急通告声称“因交通不便，旧日同志报到有碍，故延续两周”。25日，筹备处又宣布延缓两周。5月18日，一些流氓帮会分子曾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参加上海各界纪念陈英士遇难1周年的活动。在这以后，成立大会便无限期地推延下去了。

四一二事变后，黄金荣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军少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旋升为国民政府军军事委员会少将，兼任行政院高级参议，成为了显赫一时的党国要人。因此，地方权要争相结纳。如1927年8月初，黄、张、杜担任了江苏省缉私统领许汉深的高等顾问。恽逸群曾说：“江南各地的县长、区长，投帖与黄门的极多。甚至有人在外面宣传，到开国民大会的时候，要选举黄金荣做大总统。但黄氏对政治本绝无兴趣，只要政治上的人物，对他肯卖情面就心满意足了。他并不想做什么大官。他本人如此，帮他做组织工作的人也就只好罢手了。”

黄金荣在本质上确实不是个政治角色。尽管黄金荣与蒋介石有师徒之谊，而且协助国民党创立南京政府，但在许多观念上，双方还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有时还是很大的。这里仅举一事为例。1928年，上海市政府派员要检查全市包括租界内的戏馆，黄金荣一听便来了火，在他看来，上海滩上，我黄金荣开的戏院居然还有人敢来查？法租界地面，法国人老大，我就是老二！便断然拒绝道：“租界上的事体，市政府管不着！”于是，市政府特派秘书耿嘉基来做说客，黄金荣知道这位耿秘书每月要从三大亨这里领到1 000大洋，便三言两语把他打发掉了。黄金荣以为此事便算是了结了。岂料，没过几天，法国总领事亲自请黄金荣去，并劝说道：中国人开设的戏院一定要接受中国官员的检查。当时，黄金荣真有些瞠目结舌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合时宜了。便有了急流勇退之意。加之新锐杜月笙之雄起，让他更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在60大寿后便逐渐较少参加政治活动了。

那么，黄金荣的兴趣在哪儿呢？在钱财上。

三鑫公司自然仍是三大亨的旱涝保收的摇钱树。而且，他们依靠巨额的利润，又迅速摆平了国民党新军阀。就在四一二事变刚刚过去不久的1927年9月，三鑫公司在争夺一批波斯鸦片时，与财大气粗的鸦片商行新源公司发生了纠葛，而且，新源公司也通过行贿而得到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支持。但握有地方实权的白崇禧站在了三鑫公司的一边，并帮助他们赢得了生意。当然这种举动不是义务的，会有高额回报的，白崇禧因此得到了不小的好处。黄金荣等与法租界自然也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人容忍甚至帮助黄金荣等的非法买卖，作为回报，黄金荣等协助维持租界内的安全，还有上缴的大量利润。

不仅如此，黄金荣等上海帮会势力在帮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鸦片专卖的网络方面也“贡献”良多。南京政府最初颁布的三年禁绝鸦片的计划，实质是鸦片的专卖垄断政策，政府和帮会是分享这一利益的主要势力。在江苏省和上海市的禁烟机构中，黄金荣和杜月笙的门徒们担任了主要的职务，作为老太爷的黄金荣自然坐收厚利。

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先后开设多个赌场。

（一）利生公司 合伙人是在澳门发迹的广东籍人梁培，梁在沪的代理人是王宝善。利生公司的主持人（经理）外场是高鑫宝、叶焯山，台脚领班是唐德昌（外号唐阿毛），副领班为吴世宝。该赌场规模巨大，仅职工、抱台柱等就有300号人。据说开张仅一年，梁培已经收回了成本，当然到三大亨腰包里的钱就更多了。该赌场约在1930年前后停业。

（二）利源公司 主持人外场芮庆荣，副手是李鹏飞。

（三）华商俱乐部 主持人是金廷荪。

（四）荣生公司

主持人为顾掌生（外号小辫子掌生），副手为王家丰，地址宝裕里。

（五）宝兴里摇摊 赌场的主持人为杨顺铨（外号卖鱼小顺）。

（六）公兴赌台 地点在法租界自来火街（今广西南路）宝兴里，创办人是袁珊宝，为杜月笙的门生。

（七）人和栈赌台 主持人范恒德（外号阿夫郎）。

（八）生吉赌台

地点在南阳桥附近的弄堂生吉里。为金廷荪和马祥生等所创。因为三大亨为后台，赌资雄厚，而且赌客多是做生意的老板，因此，输赢巨大。抽头和赢利当然也十分可观。这个赌台持续时间从辛亥革命前后到30年代。

最后成立的181号大公司，规模最大，容稍后再介绍。

以上这些赌场的收益除帮会流氓们的开销外，均由三大亨分赃或得到好处。这些赢利足以使他们过上豪华生活。

绑架也是古老而有效的敛财手段。60多岁的黄金荣当然不会自己上阵，但他仍是上海滩上绑架案最重要的幕后策划者之一。1931年的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也指出：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与众多的绑架案有关系，公共租界警务处“因为不能保证租界内华人的安全而受到来自不同华人团体的责难”，于是，他们加强了对此类案件的侦破，结果“证据几乎总是显示出这些犯罪某些方面与法租界中控制鸦片走私的人物有关……如杜月笙、张啸林和黄金荣”。他们认为：“处理公共租界中绑架问题的困难……主要是由于绑架团伙在法租界可以不受惩罚地泰然活动。绑架者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并且不仅用它们贿赂、腐蚀了法、中当局，而且也收买了公共租界警界的下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共租界工部局希望英国驻华公使“就因鸦片走私的强大集团在警方保护下被允许在法租界内活动从而给处理绑架恐怖带来困难一事向法总领事提出抗议”。公共租界警务处指出：“指控法租界的证据事实上是极为充分的，赌博、鸦片与绑架是有关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事实……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同一犯罪团伙在法租界当局的庇护下的不同活动。”

黄金荣第一个要绑架的，便是从他手掌中夺走吕美玉的魏廷荣。要将此事做得天衣无缝，少不了杜月笙的主意，而杜月笙眼看魏廷荣势力日益膨胀，欲与之换帖拜把兄弟，不料竟遭到魏的拒绝，因此也希望煞煞魏的威风。结果黄、杜买通对魏廷荣不满的连襟、时任财政部税警独立第6营营长的赵慰先，由赵出面招募绑匪。1929年7月24日，魏廷荣带着3个儿女乘车刚从中法银公司驶出，就被几个绑匪拦下劫走。途中绑匪释放了3个小孩，然后将魏廷荣用麻醉药麻倒，藏于南汇六灶。最后魏廷荣吃尽苦头，还花了3万元才了结此事。从此，魏廷荣势力一蹶不振。

绑架方面这里再举一例。北洋军阀时期，段祺瑞手下有个师长温公尧，河北蓟县人，北洋军阀垮台后，温公尧带了巨资躲到上海公共租界，在王家沙精筑别墅，做起寓公来。他害怕有人动他的脑筋，平时在家深居简出。黄金荣嗅到了腥味，便责成唐嘉鹏与“翻江鼠”洪阿奎去绑票榨钱。唐嘉鹏等侦察了很久，发觉要想引诱温公尧上钩，十分困难。便决定上门强行绑架。他事先搞到几套公共租界的巡捕制服，然后赚开了门警，才将温公尧弄到手。温被押到郊区关了几天，最后，只得让家属缴出15万元银圆，才安全回到王家沙。

同样，在娼业方面，黄金荣继续能得到不少好处。如福州路的会乐里（今已拆除，其址在云南中路、福州路交界处）、三元坊（今福州路729弄、西藏中路184弄）、群玉坊（今汕头路65弄等），以及离钧培里不远的八仙桥小花园一带的妓院，几乎每家都要向黄公馆纳贡。

退休后的黄金荣，广开纳徒之门。按理说，黄金荣自己并没有正式拜过香堂入青帮，早期以“空子”身份纳徒已是犯了大忌；晚年时虽勉强拜大字辈张锦湖为师称通字辈，则应更严格地谨守帮规才是，可他益发地破距犯规，黄的管家黄振世曾回忆说：

“安清帮师徒相承，最初以二十字定辈份，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二十个字。到了清朝末年，二十字辈用完了，又添上‘大通悟觉’四字。民初辈份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青帮中称为空子。按照帮会组织规定，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所收的都是门生，门生是没有字辈的。只因他位高势大，不需要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他虽不是真正帮会中人，但在帮会组织的地位，反比几个大字辈的要吃得开。因此有人问他，他就开玩笑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画。’后来他的老朋友高士奎、曹幼珊、王德邻等大字辈都劝他认一个曾任通海镇守使的张锦湖为老头子，他也不推不就，实际上仍未举行过仪式。”

“虽然如此，但在黄的门生中，为了培养自己手下一批小喽罗，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如我和卢英、董明德、何国梁等三十个黄门子弟，在八一三前，联合拜安清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堂收徒，继承封建帮会这份家业，收了许多徒弟徒孙。黄金荣晚年滥收门生，而这些门生中，有不少是我的徒弟徒孙，辗转挽人介绍，又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就和他的原来老头子成为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名为‘爬香头’，是一件令人头痛犯忌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在外面混混的门生，曾经劝黄停收门徒，他当面也认为应当如此，但不多几时，却又开门纳徒。这是与他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分不开的。”

黄振世又说：“黄门弟子一千余人，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如我这样，每节送门房二十元、茶包一百元、节礼一百元。一年之间要向钧培里黄公馆孝敬六百多元。黄金荣门生众多，加起来就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

在法租界方面，黄金荣已经于1927年2月从巡捕房督察长的岗位上退休了，公董局不久即任命黄金荣为法租界顾问。黄金荣对法租界的一些大事仍较为关注。如1929年1月，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成立，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张啸林被选为主席。后选举张啸林、陆伯鸿等为华董，黄金荣则担任了监察委员。

法租界方面遇到重大事情也会邀请黄金荣出面。如1930年法国新任驻华公使韦礼德（一译魏尔登）夫妇到上海，法总领事柯格霖（E. Koechlin）等即邀黄金荣等一起到法租界外滩码头进行迎接。韦礼德1917年后任法国驻沪总领事，三鑫公司正是在他的直接“关怀”下催生的，因此，黄金荣与这位老伙计的相聚，自然十分愉快，黄金荣又送了不少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