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鑫公司

中国近代是毒品泛滥的时代，在整个19世纪的100年里，中国进口最多的商品，既不是棉纱、棉布，也不是机器、钢琴，而是鸦片。自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便是毒品交易中心。上海的烟土业主要由广东帮商人垄断，但流氓帮会一直与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1918年，以黄金荣为首的上海流氓势力在法租界当局的支持下，利用国内各省的军阀割据和混战、鸦片开禁之际，创办了特大型贩毒专营机构——三鑫公司，俗称“大公司”。这种流氓势力与贩毒业的紧密结合，将近代中国的毒品泛滥和流氓势力双双推向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峰。

辛亥革命前后，以沈杏山为首的帮会集团控制着公共租界的原英租界的地盘，他纠集了季云卿、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等人形成一个帮会流氓集团，号称“八股党”，其主要活动是从事利润最丰的鸦片走私。最初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即抢劫鸦片。后来与控制鸦片贸易的潮帮土商谈妥，“八股党”收取保护费，为潮帮土商包接包运鸦片。为此，“八股党”与公共租界巡捕房合作，华人探长谭绍良、尤阿根和陆连奎等均是其心腹弟兄，同时他们还以财物贿赂上海两大缉私武装——水警营和缉私营，然后通过该两营又打通了军队的关节，军队得了贿赂，派出士兵化装在沿途严加保护。同时，“八股党”又在巡捕房内的成员和眼线的配合下，与公共租界警务处合伙，租界上下从“八股党”处拿到定额津贴，而对其承运的鸦片予以特别关照。就这样，沈杏山的“八股党”依靠强有力的流氓及其背后的势力，从吴淞口外承接鸦片运入公共租界，交给潮帮土商，然后将部分鸦片再运出租界转入内地。由于“八股党”的凶悍、高效率和出道早，其承运的鸦片远远超过了法租界的黄金荣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上海的鸦片承运业，公共租界的土行烟馆也因此而日益繁荣。

对于沈杏山集团的异军突起，黄金荣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责成年轻而能干的后起之秀杜月笙负责争夺鸦片的承运权。由于鸦片业的无与伦比的高利润，这场两个流氓集团之间的争斗，不仅是为了争夺鸦片的提运权，更重要的是争夺今后对整个上海的控制权。

杜月笙从黄金荣处接受任务后，立即针锋相对，从十六铺、郑家木桥等地召来了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8人，组成“小八股党”。时间大约是1918年初。

这8人后来成为上海流氓帮会的骨干。顾嘉棠，上海人，出生在赵家桥（今常德路），小名泉根。早年在北新泾种花，人称“花园泉根”，会拳术，与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并称“四大金刚”。发迹后在静安寺一带购置房地产，有“沪西半边天”之称。高鑫宝，上海人，出生在马立斯一带（今延安中路成都南路），幼时随父在球场上为外国人拾网球，能说英语，曾在怡和洋行当服务生，后在一家美资飞星车行当司机，与人组织“斧头党”；拜青帮王德霖为老头子。发迹后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开设丽都舞厅（其址今为上海市政协内丽都俱乐部），人称“丽都之狼”。叶焯山，又作叶焯三，或叶竹三。广东潮州人，生在上海，小名阿根。两臂有青龙文身，擅长枪术。芮庆荣，上海漕河泾人。小名阿荣，绰号“火老鸦”，早年打铁为生，生性暴烈残忍，青帮师傅为季荣卿。在孙传芳统治上海时，芮曾任李宝章的“大刀队”队长。杨、黄、姚、侯四人早年都曾做过工，因不务正业而沦为黑社会人物。

他们均身怀异技，如芮庆荣臂力超群；杨启棠心狠手辣；高鑫宝机敏过人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叶焯山的驾驶技术极佳，论枪法则能击落空中的铜钱。他们又各自拥有成百上千的徒众，虽然平时散居于上海各处，但只要一声令下，即可组成一支人数可观的大军。加入“小八股党”的帮会匪徒还有范恒德、杨顺铨、顾掌生、汪少丞、马汝祺、荣炳根、蒲锦荣等。在与“八股党”抢夺运土权的斗争中，杜月笙精于筹划的特长充分显露，每次行动前杜均周密调查，妥善布置，然后闪电般行动，又狡兔式逃逸。抢土的地点在“大八股党”（因有了杜月笙的“小八股党”，而人们称“八股党”为“大八股党”）从杨树浦一带的码头提运到土行的途中，他们常常利用月黑风高、雨雪降临之际，看准时机，抢下一定数量的鸦片后，立即运至洋行街105号潮州会馆，或者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潮州山庄（今上海音乐厅一带）。并把烟土放入空棺材中，伺机再出手。由于黄金荣的号召力，加上杜月笙的老谋深算，骨干队伍的精悍勇猛以及眼线的众多，“小八股党”迅速成为上海黑社会中一支剽悍凶猛的小型快速支队。

当时的上海报纸曾报道过“小八股党”大规模的抢劫行动：“有某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在两大皮箱及行李一件中，附搭‘日清公司’的‘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在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杜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即于当夜二时许，纠合党徒十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没有预防，贸然登轮提土，一经运上划船，即被杜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在“小八股党”的狠狠打击下，沈杏山集团的鸦片护运权开始动摇，再加上中英1907年签定的《禁烟条约》洋烟进口到1917年禁绝和租界当局必须协助禁烟的规定，公共租界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实行逐步禁烟的政策，潮帮土商如郑洽记、李伟记、郭煜记等纷纷寻觅新的地盘，这时，黄金荣说通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CAPITAINE FIORI）等，以优惠的税收条件、黑白两道的有力保护相吸引，于是，潮帮土商决定迁往法租界，盛兴了半个世纪的山东路麦家圈一带的鸦片交易中心就此衰弱。

再说沈杏山的“大八股党”虽然遭到了挫折，但实力尚存，他们当然不甘心失败，于是，沈杏山联络各方势力，全力反击，双方展开了智斗和力战，但几乎每次均因沈杏山一方的实力、智谋和能量稍逊一筹而败北。当黄金荣准备乘胜追击，以求全胜之时，年轻而深谋远虑的杜月笙建议黄金荣攻心为上，以智取胜。在中人的撮合下，黄金荣不仅与沈杏山讲和，而且后来还主动与沈杏山联姻，黄家二公子（养子）黄源涛与沈杏山的四千金沈静华结为连理。在鸦片提运方面，合伙分成，这样不仅使黄金荣集团消灭了最强大的敌人，而且化敌为友。这一招不仅使沈杏山撑足面子，以后甘愿为黄金荣赴汤蹈火，还使上海的黑道对这位“麻皮金荣”另眼相看，称他心胸开阔，是做大事业的人。

当潮帮土商开始向法租界做历史性转移、而“小八股党”的鸦片库存也积累到了比较丰裕的时候，黄金荣抓住这一机会，要求法租界当局允许烟土公卖，得到了法租界的太上皇——法国总领事的认可，这样，黄金荣便催生出了一个世界贩毒史上也可独占一章的三鑫公司。

关于三鑫公司的成立时间，有1918、1924、1925年等多种说法。澳大利亚学者马丁认为应在1925年，实际上这只是沿用了《大流氓杜月笙》中的说法。笔者认为其成立时间在1918年冬。理由除了笔者前些年采访民国老人所提供的口碑资料以外，还有一些报刊资料，如《字林西报》1923年8月刊文指出：“据确实消息，上海于近五六年中，确有一大私土运贩收费之机关，活动不已。”推算下来，也正好是1918年。当然，这一大机关不一定就是三鑫公司，但不少上海帮会人物的回忆，多称1918年，这是较为可靠的。第二，另一证据是，1922年上海城隍庙失火后，黄金荣等即在三鑫公司的每两鸦片烟中，增加了些价钱，积少成多，然后重建城隍庙的。第三，三鑫公司的成长与林桂生的策划有很大的关系，而1920年底，林桂生已与黄金荣离婚，故三鑫公司之建立肯定在此之前。

三鑫公司又名三星公司。三鑫公司之得名，一般认为一是发起人黄金荣与公司的主要干部杜月笙（杜镛）和金廷荪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金字；二是他们希望能以土变金，日进斗金。

三鑫公司以杜月笙为总经理，张啸林和金廷荪为副经理，主要骨干还有沈杏山等人。实际负责人是金廷荪。金系宁波人，外号“钉鞋子阿三”，可见早年为苦出身。因喜好赌博，弃业作流氓，在宁波城里跟丐头老林发到轮船码头以敲诈度日。后因犯案而潜逃到上海，与黄金荣、杜月笙等相识而志趣相投。黄金荣因其位居巡捕房探员的身份而不便公开露面，做了公司的后台老板。总巡费沃利也在幕后支持。在华界，三鑫公司的合伙者是中国的军警各方，这通常是由张啸林负责联络的，如缉私营统领俞叶封、松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一直到松沪护军使何丰林。而土行、烟馆成为公司的分支机构。稍后有报道指出，包运贩卖鸦片者有“某长官及租界内之张、戴、谢、杜、沈、季、郭、郑并浑名‘松江老大’等多人”，烟土进口，经常由“兵轮装运”。此表明三鑫公司是一个租界、军阀、流氓、鸦片商人相互勾结所形成的大贩毒机构。

三鑫公司的总部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惟祥里，总部正门在法大马路（今门牌为金陵东路196弄），设有铁门，平时有公司的保镖守卫，而且法界还派出安南巡捕保卫。后门在火轮磨坊街（今盛泽路53号）。此外，办事处有二，一是自来水街宝成里2号（今宁海东路90弄2号），二是靠近黄金荣公馆附近的格洛克路（柳林路1号，其建筑于1995年被拆毁），也有巡捕警卫。公司还在法租界的腹地杜美路（今东湖路）建立大型的鸦片仓库（后该处建成杜月笙新公馆， 1945年时作为军统在沪办事处所在地，今为东湖宾馆）。

三鑫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外鸦片烟商提供保护，并收取费用。公司成立之时便有21家潮帮土商加入了公司，资本额为270万元。三鑫公司所营的主要是波斯土、川土、云土和北口土。波斯土在高桥的东海滩提取；云土先运至四川，然后和川土一起运到宜昌，再通过长江运到隆茂码头由三鑫公司派人提取；北口土在怡和及金利源码头提取。提货由公司职员在巡捕的保护下进行，公司的飞龙汽车队负责运送，沿途有安南巡捕武装押运。鸦片入库后，由公司和捕房分别开条盖戳，并从土商那里得到保护费，保护费通常是鸦片总值的10％。土商们缴纳了保护费，就如向保险公司保了险一样，如鸦片被抢劫偷盗，即由公司照价赔偿。

公司的另一项业务是垄断法租界的鸦片交易。它与法租界当局协商规定，凡租界内销售的烟土，都必须贴上公司的“三星”印花，否则不得出售；公司出卖印花可以得到大量收入。鸦片商人虽要缴纳保护费和印花税，但却可避免令人头痛的鸦片失窃，并得到租界和流氓帮会的双重保护，而这笔钱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因此他们都乐意依附在三鑫公司的门下。

法租界的烟馆和燕子窝也是三鑫公司的禁脔。公司规定对界内的烟馆、燕子窝进行保护，每盏烟灯须向公司缴纳“烟枪税”大洋3角，公司将保证其正常营业，一旦发生烟馆、燕子窝遭其他流氓骚扰或被巡捕冲击事件，公司将全额赔偿其损失。公司雇佣数十名流氓为检查员，专门轮流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的，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同时，三鑫公司也直接参与鸦片的贩卖。它直接设有中华烟馆、宝裕里烟馆等。三鑫实际上成为了包销鸦片的超级大型土行，且由于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使它能够操纵鸦片价格的涨落。就这样，黄金荣集团凭借着流氓帮会的巨大能量，以及租界殖民者和军阀的背景，使三鑫公司的贩毒不仅独占了法租界的鸦片市场，而且还插足公共租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地下鸦片市场；不仅如此，其业务还扩展到了全国各地，随着时间的推延，其涉及的地区更加广阔。例如热河为民国鸦片的重要产地之一，汤玉麟每年要将数百万银元的鸦片（北口土）运至上海，由三鑫公司销售。对鸦片业的垄断给三鑫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三鑫公司营业的秘密性质，其年收入究竟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零星史料中推算出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概数。据参与其事的郁咏馥回忆，三鑫公司的毒款，每年可有几千万元。当时上海《字林西报》也刊文披露：“据确实消息，上海于近五六年中，闻有许多著名华吏，与租界内之一西人团体，会同经营此事……最近在吴淞渔船中，查出大宗私土，值一百万元，曾经扣留若干时，后即开释……上述之机关，据云专门收费，其中人物闻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若辈专为保护私贩，得安然在上海登岸，私土均分做一磅二磅包装，作圆球形，该机关收费，自半元至一元不等，另加保险费，每盎司一元，今年正月十号，某官吏谋私运土三百箱入吴淞，即由机关中人扣留，因事前未接洽，私土即将充没，幸经某武官及侦探到场调解，卒由该官照付巨费，将土领回云。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五十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据此再加上烟枪捐与自设烟馆的收入，则三鑫公司的年收入在5 000万元左右，应不会有太大的出入。1916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2.95亿元，直到1925年也只有3.45亿元，而三鑫公司的收入竟相当于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6％～12％，真是富可敌国了。

这些巨款由公司职员及与之有关的人员分润。公司的职员大约有150人，直接经营公司的上海流氓帮会人员，所获最多。其内部按“大三股”、“中六股”和“小八股”来分配。所谓的“大三股”即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人，他们每年所得都在上百万元，其中又以黄金荣最丰。“中六股”即金廷荪、沈杏山、顾嘉棠、叶焯三、徐采丞、芮庆荣等人，他们有的是三鑫公司的得力干将，有的是三大亨的铁杆亲信。“小八股”指部分八股党及其徒子徒孙们，只要挂名为“检查员”者，都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数十元到数百元的好处。他们以及所有的公司职员除了薪水以外，还有三节分红（端午、中秋和过年），一个普通的杂役，也可分得六七百元，职员则数千至数万元不等。公司为收买人心，对上海帮会的头面人物也支付孝敬费，每人每月达300大洋。这些人包括张树声、高士奎、曹幼珊、刘登阶、梁绍堂、步章五、程孝周、樊瑾丞、阮慕白、李琴堂、荣华亭、袁克文、张蔚斋、李春利、周盖臣、吴省三等。

法租界当局是瓜分公司利润的另一股势力。鸦片税包括烟馆土行的执照税、营业税、燕子窝的烟灯捐等，作为法租界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一直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法租界内，上至法国总领事、公董局董事、巡捕房总巡，下至一般的捕员小吏，按照各自的官位尊卑，对公司的贡献大小，均可分享鸦片之余利。其所得也是相当可观的，仅总领事范迪尔（Henry Auguste Wilaen一译作魏尔登）每月到手的鸦片津贴就达18万银元；而公董局、巡捕房等机构之所得也不少于该数。不仅如此，法租界还经常借口特别指出而向公司“打秋风”，如法国将军麦兰来沪的招待费便是公司出账的。特别是1920年5月新任总巡费沃利（一作费沃礼）上任，费氏见钱眼开，使黄金荣如鱼得水，营业更加红火。

潮帮烟土商人在黄金荣的羽翼下，也能得到稳定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比起他们独占的时代来说，要少得多，因此他们也时常怀念过去的好时光，尝试摆脱三鑫公司的控制，1923年，他们与青帮大字辈首领、原通海镇守使张镜湖联手，开辟贩毒新线路：鸦片从公海运至长江北汊的启东海门，然后用小船接到苏北，再转运各地。一时，三鑫公司曾经收入锐减，但好景不长，次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占领上海，潮帮的运土路线就此被卡住。最后，潮帮土商只得再度屈膝于三鑫公司，在它的保护下分得余利。

同样，中国地方政府及军警当局也无一例外地分享着鸦片的好处。黄金荣凭借其上海地头蛇的特殊地位，前后与各种军阀势力结为莫逆。无论是卢永祥、何丰林、杨善德，还是齐燮元、孙传芳、张宗昌，对可坐享巨额银饷的三鑫公司均大开绿灯，并尽力保护，当然，三鑫公司方面也会不时地襄助军饷，因此黄金荣被军阀们引为知己。早在1917年，卢永祥呈请北京政府批准向黄金荣颁发二等银质奖章，并任其为松沪护军使署上校督察。

20年代，军阀之间混战连连，但对黄金荣的三鑫公司，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相反有时浑水正好摸鱼。自1924年齐、卢江浙战争后的两年间，统治上海的军阀曾五易其手：卢永祥之后齐燮元据沪；到第二次奉直战争，齐燮元败逃，卢永祥再度返沪；不久卢永祥被奉军杨宇霆替代；随后孙传芳又将杨宇霆逐走。总之，不管哪路军阀当权，黄金荣等总是作为被军阀们“争相罗致”的对象而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如1925年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加入奉军的张宗昌乘胜南下进入上海。张即通过其青帮大字辈师父李徵五的介绍结交了黄金荣，黄金荣邀请张宗昌到黄公馆吃喝玩乐，聚赌狎娼，然后对张言道：“你现在拥有十多万军队，薪饷开支很大，仅靠奉天发给的经费，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在上海帮你的忙，给你筹划一些。”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张宗昌立即同意并与之达成协议，以贩毒筹集军饷。于是，张宗昌派军队保护三鑫公司麾下土行的毒品输入，而鸦片商人们则预付300万元的“保险费”。当张部奉命撤离上海后，奉军命李奎元为驻沪办事处处长，专门负责与黄金荣等商洽护运鸦片以换款子事宜，并留下王栋负责毒品进口后的安全输运。1925年10月，孙传芳控制了上海，与黄金荣谈妥，以张啸林、杜月笙为高级参议，与三鑫公司合作，照样派兵保护鸦片，并帮助公司取缔其黑道上的对手。而公司每年支付孙传芳部队1 500万元的报酬。20年代也是中国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上海人民不断展开如火如荼的斗争，而黄金荣等竟乘机大肆活动，趁“各界对土案不遑顾及……华界连日召集大小同行磋商推销营业办法，订定各城乡凡愿担任分销者，且由日销五十箱增至七十箱”，继续大量贩毒，以捞取金钱。

三鑫公司巨额毒品利润对租界税政的支撑，使得法租界当局十分满意。1925年5月下旬，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布卢姆（L. Blum）再次与三鑫公司签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法租界内可以开设20家鸦片零售店和一些土行；公司首先向巡捕房支付14万元，以后每月向巡捕房预付烟税8万元，并负责提供保镖制服等，此外还要向所谓的“欧洲委员会”支付进库鸦片每箱250元，另外，每家烟土零售商还要每月向租界交纳500元；在启运鸦片时须事先通知巡捕房；巡捕房将对非公司的土商等进行打击，以保护公司的利益。协议不仅扩大了公司的营业范围，而且进一步保证了三鑫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权，并巩固了公司与租界之间的牢固的同盟关系。

1926年，法租界当局迫于中华国民拒毒会的禁毒压力，被迫在租界内举行了一次搜查，尽管这次搜查是象征性的，但也已使部分鸦片零售商十分惊慌。这一来却又给三鑫公司以可乘之际。即营业重心从保运进而发展到保销。时上海的报纸对帝国主义与流氓帮会合伙贩毒叙述颇详：“本埠烟土贩卖，自法租界当局，接受拒毒会之报告，举行一次搜查后，目下暗中有军舰为之保护，不受海关检查。各土行近日门市，亦甚佳，大者每日千余元；小者亦至少六七十元。各土行每月之秘密费，每家至少亦须千元，各土贩设有二种公司，一为保运公司，以运动当局，保护烟土往来，不遇任何危险为专责；一为保销公司，以运动允准暗中贩卖烟土为专责，以杜某为之长，收入甚丰。闻各土贩等，神通广大，设当局下午将往某土行搜土，而该土行已早于上午接得报告，先事筹备，届时搜获者，不过零星数两或数磅之土而已，反之若保险之土行，事前未获得报告，而突遭搜查者，则所受之损失，由杜某立即赔偿之，各土贩等暗中有此保护，遂有恃无恐。”

三鑫公司的作用，一是对20世纪初中国鸦片走私的空前活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鸦片是英国殖民者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自19世纪初大量输入中国后，形成社会问题。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已有二百多万人吸食毒品。此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推波助澜之下，到1906年，吸毒人口达到2000万人。清末民初，中国自上而下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禁毒运动，进口洋烟和国产土烟均急剧减少，然而，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各地军阀视鸦片交易为军饷之来源、割据之基础，从而大大刺激了毒品的流行。三鑫公司等机构的出现，流氓帮会势力与军阀合作贩毒，进一步促进了毒品的泛滥。到20年代后期，中国的吸毒人口已经达到8 000万人，由此而耻辱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在这个过程中，三鑫公司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二是鸦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使黄金荣集团与殖民者和地方军阀的联系大大加强，黄金荣1924年担任巡捕房督察长，与三鑫公司也有直接之联系，其政治能量空前增长；不仅如此，而且还使黄金荣集团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和同行，势力日益膨胀。

三是黄金荣集团因此而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为庞大、最有势力的近代城市帮会组织。而且，在黄金荣集团的内部，因杜月笙的周密部署，张啸林的对外联络，一里一外，两人地位迅速提高，到20年代初期，由创办三鑫公司前的黄金荣一人独尊，金廷荪、杜月笙、张啸林等为第二阶梯，而逐渐形成黄、张、杜三大亨的新格局。黄金荣为笼络杜、张两人，将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一块地皮送给他们，再用三鑫公司的所得建造了两家的住宅，此即著名的杜月笙公馆和张啸林公馆（今为南京东路幼儿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