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皮包水”、“水包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洋派的上流人士，多是泡电影院、舞场，遛狗，吃大菜，喝咖啡，与交际花打情骂俏，争风吃醋。而旧派人士则是进混堂，孵茶馆，听大书，唱国剧，吃本帮菜，喝老酒。

黄金荣属于后者。

清末民初，扬州场面上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水包皮，皮包水。所谓的“皮包水”，就是早晨起来孵茶馆店，与朋友一起吃茶吃点心，交流信息。所谓的“水包皮”，就是傍晚或晚上孵混堂（洗澡）。随着扬州人士大量迁居上海，这种“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也传播到了上海，尤其是不少扬州移民沦为贩夫苦力、帮会流氓人物，因此使得这种“皮包水”、“水包皮”在上海社会，尤其是帮会流氓中最为盛行。

黄金荣当了包打听后，一般每天上午七八时起床，先到法大马路郑家木桥转角的聚宝楼茶馆，坐在他的专用座位上，跑堂便会沏上一壶碧螺春或者龙井，然后黄边吃点心，边会见手下的眼线和各色人等，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纷至沓来，由他当场处理。通常如侦查案犯、策划抢劫、分赃劈霸，也在此决定。然后中午回到寓所用餐。到下午三四点钟出门，由手下人前呼后拥，到八仙桥日新池浴池洗澡。进得澡堂后，先入大汤池泡上30分钟，直泡得皮肤红胀，心跳加速，然后入高级单人浴室，接受搓背、敲腿、扦脚与捶背、按摩等全套服务。同时，接待三教九流人物。谈话内容因人而异，从寒暄接待、谈正经生意，到杀人贩毒均有。

这日新池浴室是黄金荣最早的产业之一。坐落在宝昌路和敏体尼荫路（今淮海中路、西藏中路口）转角，为法租界的中心地带。日新楼为2层建筑，楼下为澡堂，楼上是茶馆。后来，有了些商业眼光的黄金荣见如此好的地段只开个澡堂茶馆，太可惜了，便毁屋建成黄金大戏院。黄金荣下午的“水包皮”便改到民国路、浙江路（今人民路、浙江南路）转角处的逍遥池。

逍遥池楼高3层，设施更现代化，场面也更有气派。尤其是休息间，装饰华丽。逍遥池的老板是黄金荣的门徒，师父上门来是天大的面子，自然分文不收。

黄金荣每天去逍遥池时，身上必带二三十元银币，分赠地头上的游丐，从1角到1元不等。每当黄金荣的汽车停在逍遥池门口，乞丐队便派出代表去领受赏赐。长期下来，黄金荣便赢得了江湖下层的好感。

黄金荣洗完澡，进入休息间，躺在烟榻上，便由程锡文等负责装烟，过瘾后打个盹。手下门徒都知道师父的这一习惯。等黄金荣醒来，便鱼贯而入，向黄汇报三教九流种种情报，请示定夺。然后，张啸林、杜月笙、金廷荪等也常常相聚于此，商量各种要事。

自黄金荣“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生活方式固定后，从杜月笙、张啸林以下，上海滩上一般的黑道人物均竞相模仿。一时，每日早晨，十几家有名的茶馆中，聚集着从各方汇拢的白相人；而下午的高级浴池中，也到处是五大三粗、横眉竖目的地痞流氓。

另外，抽鸦片几乎是黄金荣终生的爱好。从晚清到民国，中华大地毒烟滚滚，抽大烟是国人的普遍嗜好。据笔者的研究，在1929—1934年间，全国有8 000万人吸食各种毒品，占总人口的16.8％。帮会流氓人物可以说是吸毒队伍的主力之一。黄金荣自幼就已在父亲的吞烟吐雾之中习以为常了，成年后便成了烟馆、燕子窝的常客，尤其是成为巡捕后，要抽几口大烟，那还不是现成的，于是由白抽、白拿而染上了阿芙蓉癖。

黄金荣尽管每天离不开鸦片，但也有三点准则：一是只抽大烟，不吸海洛因，不打吗啡，这样不会因中毒太深而丧命。二是鸦片只选两种上等鸦片，即印度鸦片或者是云南鸦片。这两种鸦片所含生物碱较多，香气浓郁而毒质较少。三是鸦片烟膏中要掺合燕窝、珍珠粉和人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毒性的侵袭。黎元洪到上海访问时，其夫人赠送黄金荣一套精美的鸦片烟具，全部用纯银镶钻而成，黄金荣极为喜欢，视为至宝。

黄金荣与林桂生结为夫妇后，因其是入赘女婿，便常常往林家走动。林桂生时在一枝春街（今平湖路）开妓院，于是，黄金荣先在一枝春街安息。后用积蓄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买下了老北门新街旧式弄堂同孚里7号的一幢房子。这幢石库门房子规模不算太大，但林桂生根据黄金荣的爱好进行安排，其体现的气味风格非常符合这一个从泥鳅变为鱼龙人物的身份。

同孚里黄公馆进正门过天井后是个客厅，据斯余说：“黄公馆的客厅布置得中西合璧，富丽堂皇。一套红木椅、炕、几，垫着大红呢毡。正中间放着一张紫檀木的八仙桌，覆盖一张鱼虫花卉的湘绣围帔。客厅两厢却是配着紫红丝绒的沙发。四周墙壁，挂满了名家字画，楹联立轴。王石谷的山水画与西洋裸女图相对。客厅正中的墙壁挂着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巨幅彩画。”两边是一副泥金绣字对联，上书：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骋时无忘赤帝；

青灯照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一楼还设有两个厨房，上厨房由陈永森负责，专门管理黄金荣夫妇和贵宾们的饮食；下厨房由马祥生领衔，供应公馆上下和一般朋友的吃喝。下厨房人多，摆着两张桌椅，忙时一天24个小时连轴开席。二楼除了黄金荣夫妇的卧室外，还有接待密友的小客房兼办公室。三楼有仓库，存着成千上万的金银财宝、古玩珍品，以及枪支弹药。据章君谷说，这里足够接待北洋大总统一类的贵宾豪客，以及避难捕逃的各色人物，它的功能是大门一关，能抵御得了大队人马的攻击。那里必须随时提供得出吃喝与赌，形形色色的交际应酬设施尤其要布置得极富丽堂皇，充分显示黄金荣的财势和气派。然而，更重要的尤在于：黄公馆得有高低上下、截然不同的接待来客方式，以使贵宾豪客和杀手打手、小偷瘪三，人人都能各得其所，尤其绝对碰不到面。

同孚里共有8幢房子，自黄金荣迁入后，一般住户自然敬而远之，纷纷走避。于是在黄金荣的策划下，其亲信门徒强取豪夺，纷纷迁入，其中有杜月笙、金廷荪、范恒德、王阿庆、顾掌生、马祥生和傅阿发等，成为上海黑社会的巢穴。在20世纪初叶，这里可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一般市民均敬而远之；而对流氓瘪三而言，却是个望尘莫及的地方。黄金荣开创了沪上闻人大亨建公馆之先例。

随着事业的发达，同孚里越来越显得狭小了，黄金荣遂移至林桂生祖宅。

林家的老宅在八仙桥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上。八仙桥地区的大致范围是今延安东路以南，云南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北，普安路以东，这一带原来是农田和村舍，河浜纵横。划入法租界后居民增多，于是河浜上的桥梁也增加了。据说在19世纪中叶这一带有5座八仙桥：在今云南南路有横跨洋泾浜上的北八仙桥，大世界延安东路南侧有周泾浜上的老八仙桥，今宁海东路与宁海西路间有南横跨周泾浜的中八仙桥，今金陵中路间有跨周泾浜的南八仙桥，今龙门路金陵中路处有南北向跨北长浜支流的石八仙桥。这八仙桥地区是法租界的中心地带，南面的宝昌路自20世纪初起店铺林立，商肆稠密，已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并驾齐驱。一次大战后，为纪念法国名将霞飞，将宝昌路改作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逐渐成为法租界的第一繁华之地。此时，林桂生的父母已亡，作为独女的林桂生继承了这份家业，入赘女婿黄金荣自然非常清楚这一黄金地段的身价，于是，与林桂生商量之后，决定卖掉同孚里，迁入八仙桥。此次安家，黄金荣十分重视，做了周密的规划。到了1915年，他先将林家老屋推倒，然后在原地上建起9幢砖木混合结构的二至四层的里弄房屋，这里占地面积为1.55亩，建筑面积为1 703平方米。沿霞飞路和麦高包禄路的底层为出租的店铺，上面仍是住家。搬入新居已是1916年了。新居地取名钧培里，这是黄金荣按照沪上的取名习惯，以养子黄钧培的名字命名。接着，黄金荣又购下沿街的土地，建成一排3层街面房屋，以拱卫自己的住宅，赁屋居住者均是其徒子徒孙。此外他又安排了第二层势力圈，即他的得力帮手和干将们如杜月笙、顾荣生则住金福里，袁宝珊、金廷荪、马祥生、范恒德、戴老二、蒲金荣等住在附近的宝昌里、福昌里（今云南中路9弄、西藏中路23弄）、贞吉里、生吉里（今西藏南路214、224、234、244弄）、元声里（今寿宁路69、71、73弄）、紫阳里（在柳林路，已被拆除）等里弄，与钧培里望衡对宇，以便召之即来。

钧培里弄口上书“钧培里”3字，弄口设铁栅栏门，两边各置一条红漆长板凳，凳上每日坐着几个彪形大汉，均清一色黑香云衫褂裤，活像一群戏台上的武生。入弄钧培里1号即黄公馆，它是一幢独立的洋房，房间足有几十间。西边的一幢由其胞妹一家居住。

钧培里2楼正中为客厅，朝南是一排8扇玻璃长窗，窗下是3只红木茶几，间隔摆开，每只茶几间是仿明代式样的红木太师椅。海上作家沈寂先生曾与杜月笙的儿子有同窗之谊，而他的大舅曾是黄金荣手下的巡捕，他在《大世界传奇》一书中有段详细的描绘，故摘录如下：

“天井正中面向弄堂是幢双层五开间中式楼房，底层中间是三间阔的前客厅，客厅里地下铺了大块棕纹白色的大理石，上面横梁悬满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敬赠的红底金字横匾，前者有蒋介石、汪兆铭、杨啸天、宋子文、韩复渠、吴佩孚等人；后者有朱葆三、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不是歌功颂德，就是铭恩褒奖。厅中央挂了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彩色巨画，画上的神像和真人一般大小。前面长案上供着半人高的特制香炉烛台，终年烟火缭绕。关公像左右两旁排着一连串镶有锦框的法国领事馆和公董局颁发的洋文奖状。四面靠墙排着红木椅几，几案上满放着各大商行送来题刻着‘乐善好施’、‘侠义心肠’等的大小‘银盾’。在大厅中间，气派十足地安放着两张垫着大红呢毡的紫檀八仙桌与十六只靠椅茶几。桌椅上金线湘绣的围帔，显得富丽堂皇。从顶上挂下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大白天也闪闪发光。”

1916年钧培里落成之时，黄金荣按职论虽然只是个捕房密探，但因其势力日隆，因此，黄金荣广发请帖，上至各巡捕房的头脑、虞洽卿等富商大贾，下至众多的徒孙、各团伙的流氓同道，均俱邀请。乔迁庆贺之日，黄公馆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黄公馆上下共雇佣20多人。黄公馆的总管原是林桂生，一切安排均由她负责，共舞台风波后，林愤然离开钧培里。此后，管家之职空缺了一阵，然后由黄金荣的门徒程锡文出任。

上海名为共舞台的戏院前后出现过几个。设在汉口路的共舞台，原为赵君玉所创，初名中华大戏院，以演出京剧为号召。新共舞台创办于1917年，隶属于大世界游乐场，后独立营业，但业绩不佳，因此由黄金荣盘进后，改称荣记共舞台，简称共舞台。黄金荣延聘国内一流的国剧名角演出，并对京剧的演出有所创新。时戏剧界男女演员均分台演戏，京剧是男扮女装，越剧等女扮男装。黄金荣在共舞台首先打破惯例，让男女演员同台演戏，所以称“共舞台”。辛亥革命后，流行时装戏，共舞台使用大量机关布景，上演时装戏和连台本戏，一时营业大盛。领风气之先的共舞台在上海演剧界颇有地位，与更新舞台、天蟾舞台和大舞台合称“四大舞台”。

黄金荣在荣记共舞台，拥有两名全国顶尖的红角名伶，一位是秦腔文武花旦筱金铃，还有一位就是露兰春。

露兰春生于1898年，汉口人，自幼丧父，不知姓名，后由养父张师（江苏扬州人）收养，师从名伶李吉瑞、小达子学京剧，取艺名露兰春，尽管年纪小小却已才艺出众，且亭亭玉立，明艳照人。后来随张师到上海跑码头，张师在法租界捕房当翻译，便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张师经常带露兰春到黄公馆拜见黄家公公，刚来时尚是一少女，人见人爱，都亲切地叫她“小毛团”。后来，露兰春便在黄金荣的共舞台演出，时年十四五岁，主演《独木桥》、《连环套》、《落马湖》等，深受上海观众的赏识，成为出色的文武老生。到了18岁之后，露兰春更是出落得扮相俊美，音色嘹亮，身手矫健，文戏宗法汪派，而武戏酷似黄月山。时正值京剧时装戏、连台本戏风行上海，50多岁的黄金荣对露兰春有了异乎寻常的感觉，他让露兰春挂头牌上演《宏碧缘》，并常常亲自为其把场张罗。此外，又有14岁的孟小冬饰演骆宏勋，再加上小宝义等配合，使共舞台营业大盛，几乎场场客满，历久不衰。她的《骂毛延寿》、《莲英惊梦》曾灌有唱片，风行一时，露兰春在上海的名声，竟压倒了当时的红伶筱金铃和粉菊花。

这时黄金荣由艺及人，依仗着自己的权势和金钱，将露兰春视同禁脔，霸占为妾。在黄金荣的包装之下，露兰春之艺名如日中天。1921年在百代公司灌制了《骂毛延寿》、《莲英惊梦》和《状元谱》共2张钻针唱片，且畅销一时。

露兰春唱红上海滩后，便引来不少粉蝶，第一位便是卢永祥的公子。时上海、浙江为卢永祥所控制，卢担任浙江督军，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是其部将，其势力炙手可热。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一作卢小嘉）时年22岁，号称“四大公子”之一，时常出入声色场所，在上海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

卢筱嘉闻报上均是追捧新角露兰春的报道，不禁心动，便轻车简从，直奔共舞台。1920年秋日的一天，露兰春正在共舞台上演其拿手好戏《镇潭州》，饰演收伏杨再兴的岳飞。也许是身有小恙，露兰春偶然一疏忽，竟然唱走了板。坐在包厢内的卢筱嘉便阴阳怪气地喝起倒彩来。卢的这一声倒彩触怒了在场的黄金荣，黄金荣一声令下，打手们不由分说上去就打了卢公子两个耳光。卢只有两个保镖跟随，见黄人多势众，未敢还手。

关于事件的下文，说法不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称：“隔不多时，（卢筱嘉）即率领便衣军人出其不意包围了共舞台，将黄架走，至龙华护军使署，狠狠吊打了一顿，关了几天。”也有演绎成卢永祥闻讯大怒，令何丰林率军驾三百辆摩托冲入法租界，包围共舞台，将黄金荣抓到龙华，并欲置黄于死地。后来何丰林之母信佛，听得黄金荣也时常出入庙宇，又是法租界的巡捕房要员，有帝国主义的靠山，因此命令儿子释放。还有称黄金荣无奈之中，只能请杜月笙到海格路（今华山路）范园，请青帮大字辈张锦湖出面，才得以摆平。

笔者以为这些说法的本身已经戏剧化了。首先，卢永祥、何丰林并非不认识黄金荣，他们与黄金荣等早已是贩毒方面的同盟军。1917年，黄金荣就已被卢永祥聘为松沪护军使署上校督察、并被授予二等银质奖章了。其次，当时的租界是“国中之国”，军阀部队或者武装人员是不能进入的，黄金荣如真与军阀闹僵，只要不出租界，照样可以太平无事。第三，黄金荣作为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军阀不看佛面看僧面，也要重视三分。至于张锦湖，当时还未进入上海，入住范园呢。

因此综合现在所有的材料，事件的下文大约是这样的。老谋深算的卢永祥对儿子的无理取闹十分不满，要严厉处罚儿子，甚至扬言要杀儿子以严肃军纪，这使得何丰林以下的军官们十分恐慌，而且使那些为黄说情的社会闻人等，转而向卢永祥为卢公子缓颊。解铃还须系铃人，黄金荣为求双方的和解，只能去龙华见卢负荆请罪，并请求赦免卢公子。卢自然要买黄金荣的面子，从此卢筱嘉与黄成了莫逆之交。露兰春拜何丰林之母为干妈，黄金荣则与何丰林结成了义兄弟。从此，黄金荣集团与军阀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当然，由于社会上风言四起，这一事件被人称为黄金荣的“跌霸”，对黄的“事业”多少是有影响的。

再说林桂生原来对色艺双佳的露兰春也十分喜欢，还时常到共舞台为露捧场。当黄金荣与露兰春之事闹将开来，黄请杜月笙向林桂生说情，林自然十分不快；接着，黄金荣又当面向林提出要收露兰春做二房，林桂生昔日也曾是胳臂上跑得马的白相人嫂嫂，据说她曾对杜月笙言：“老板想讨露兰春，我绝对不会赞成，这倒不是我吃醋，容不得老板身边另外有人。月笙，你想想，露兰春是张师的女儿，张师是老板的学生子，她叫老板‘黄家公公’，从小看她长大，现在，老板要把孙辈的小囡讨来做姨太太，未免太不成体统了吧。”林桂生表示：你黄金荣再讨十房八房小老婆，我也不会计较，就是不准讨露兰春，否则的话，只有露兰春进门，我林桂生出门。张啸林、杜月笙等从中调解未果，据说林桂生曾上诉法租界的法庭，但最后，林仍与黄金荣订约离婚：黄金荣的产业益康庄估价为12万元，此前均由林桂生经营，离婚后未婚的寡媳由黄金荣抚养，另一女归林桂生养育，黄贴5万银洋；因无现金，黄愿将益康庄抵押现金5万元，归林氏所有。林并把黄金荣的部分财物，如钻石、名贵大衣等共价值3万元席卷而去。另外，三鑫公司里林桂生照样拿红利。

离婚后，林桂生一辆汽车送入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这幢小洋房是林桂生事先让杜月笙给准备的，此后，杜月笙还曾经常光顾，问寒问暖，使林桂生感动不已。而黄金荣的态度，所有的传记都没有提及，笔者翻阅当时报纸，意外地找到了一些报道。黄金荣离婚后，似有不甘，曾派喽罗到益康庄等处捣乱、骚扰。林桂生即于次年即1921年初向法租界会审公堂起诉声称“时常有人在门外窥探”。1月25日此案终审时，黄金荣到堂自诉说：本人为巡捕，且“尚欲其回心转意，岂有将其恐吓，作此知法犯法之事”？最后法庭认定离婚文书有效，林桂生控告黄金荣恐吓，“究系何人不能指实”，但令黄金荣“毋许滋事”。从此，黄金荣心灰意冷，不再骚扰林桂生。林一直在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过隐居生活，直到1981年耄重之年而去世。

黄金荣与林桂生离婚案了结后，黄金荣请与露兰春父亲有交情的詹润泉做介绍人，就在1921年的春天，23岁的露兰春嫁给了53岁的黄金荣，结婚后两人没有生儿育女，露的母亲给她领了两个儿子，大的叫黄源焘，小名连弟，山东人，原是大舞台一个李姓武生的儿子。小的叫麦政学，又名元勋，小名根弟，广东人，父母因贩毒而被捕，并死在了狱中。

结婚后，露兰春自然离开了舞台，只是偶尔在家中唱给黄金荣及其亲信听。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她郁郁寡欢，为此，黄金荣曾让露兰春收个徒弟以传艺解闷，于是，孟小冬进入黄公馆，成了露兰春的爱徒。后来孟小冬离开黄公馆北上，拜余叔岩为师，刻苦学艺，终于成为须生泰斗，抗战胜利后她于杜月笙60寿辰时在沪演出《搜孤救孤》，传颂一时。旋与杜月笙一起生活，直到后来立为正妻。1977年孟小冬在台北病逝。

再说闷闷不乐的露兰春仅过3年，即坚决要求离婚，像当年的林桂生一样。于是，露兰春、黄金荣在法国律师魏安素事务所协议离婚，除了黄金荣给足财产补偿外，条件有二：一是露兰春今后不准离开上海；二是露兰春不许再度登台演唱。以后，露先是嫁给了唱老生的同行安舒元，后嫁给了德孚洋行买办、颜料商人薛恒（字炎生，为上海四大颜料大王之一的薛宝润之二公子），寓所在丽都花园。薛恒时30岁不到，风流俊俏，据说早在露兰春为黄金荣夫人时，薛、露已生恋情。以鼎盛时期黄金荣势力之大，徒众之多，一名富家公子居然敢虎口拔牙，横刀夺爱，掀起那么大的风波，时人曾有推测，薛恒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这人就是杜月笙，这也埋下黄、杜日后分离的种子。

再说，露兰春慑于黄金荣的权势，一直遵守协议，过了多年后，一次树德堂电台举行开幕式，应好友相邀，露兰春同意在空中一展歌喉，不料，早晨，露兰春正要与丈夫薛恒出发，有电话告知，电台周围已有黄金荣的手下人把持，吓得露兰春夫妇连忙作罢，从此，深居简出，洗尽铅华。黄金荣对此仍不罢休，四一二事变中，黄金荣公报私仇，给薛恒戴上共产党员的红帽子，而指使杨虎手下的国民党特务将其逮捕，打得死去活来，后经人说情才释放回家。受此打击，露兰春一病不起，竟与薛恒相继病亡。黄露婚变还连累到介绍人詹润泉，詹原来在共舞台工作，从此不敢在上海生活，而逃避苏州，结果生活无着，1936年便贫病交加而死去，年仅38岁。

黄金荣刚刚遭受露兰春事件的打击，不久又与魏廷荣争夺吕美玉而失败，真是祸无单行。

魏廷荣是天主教徒，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商业和地产生意，担任中法银公司经理，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地产，且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很多书上均说当时魏廷荣与黄金荣争夺吕美玉时其身份是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实际上魏担任此职在1928年至1934年间，后来魏廷荣还曾担任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魏廷荣夫人是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买办巨商朱葆三的千金，朱在租界乃至整个上海都颇有势力。

黄金荣与魏廷荣之争的起因是为了争夺京剧坤角吕美玉，时间是1924年底。吕美玉是民国初年上海京剧界著名老生吕月樵的长女，17岁入共舞台唱戏，为名坤张文艳当配角。吕美玉聪慧美艳，光彩照人，华成烟草公司生产的美丽牌香烟的美人像，就是吕美玉演出《失足恨》的剧照。因此色艺双全的吕美玉，不久即成共舞台的摇钱树。与露兰春婚变了的老板黄金荣对美貌的吕美玉日益着迷，但这时又插进来个法租界的富商魏廷荣，他也爱上了吕美玉。

魏廷荣与黄金荣之争实际上是法租界内华人两大势力即绅董派与流氓派之间的较量。论实力，黄金荣也不弱，尤其是他的无处不在的黑社会网络，不过邪不压正，黄金荣的流氓帮会树敌太多，引起公愤，例如法租界的工商界和天主教的上层人物都支持魏廷荣。不仅如此，留法归国的徐文才和公董局华董、南市水电公司董事朱孔嘉之弟朱孔祥通过法国侨民谭斯脱（DESTES）出面，创办法文《真理日报》，专门抨击黄金荣等在法租界公开经营的烟赌事业，

在这场争斗之中，吕美玉的父亲吕月樵自然选择既正派又有地位的魏廷荣，就是俊美的吕美玉也希望与西装革履、风流英俊的魏廷荣结合，对年过半百、肥头大耳的“麻皮金荣”自然没有任何兴趣。黄金荣无奈之下，只能退出，同意魏、吕联姻。于是，吕美玉成了魏廷荣的二夫人。魏廷荣也料到黄金荣不会善罢甘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先下手为强，联络法租界的华董和头面人物，向黄金荣发难。他们在法文报纸《真理日报》特别指出黄金荣是靠着法租界的背景、通过行贿打通法租界各部门而起家的。报纸还运到巴黎广为散发。于是，轰动一时，遂引起法国外交部的重视。这时，魏廷荣又多次向法国政府控告黄金荣“广收徒弟，招摇撞骗，开设烟赌，危害居民”等。

声名狼藉的黄金荣这一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于1925年辞去了巡捕房督察长的职务。共舞台的这两次夺美风波，成了黄金荣从势力顶峰迅速下滑的起点，并且一蹶不能再复其昔时一呼百喏的风光，此是后话。

魏廷荣夺得了吕美玉后，再接再厉，在一批租界士绅的支持下痛打落水狗，特别揭露黄金荣曾在平济利路（今济南路）法藏寺前的广场上，为巡捕房刑事科长夏才立60寿辰而大摆宴席，逼万余商民献寿礼等。在多方控诉之下，法国政府召回了上海总领事葛格霖，询问租界与恶势力的关系。

后经法国外交部的调查，所控事情属实，便将巡捕房总巡费沃利上尉撤职，调回法国，总巡一职改由法泊尔中校（L.FABRER）继任，职业外交家饶伯泽（JOBEZ）为副手。法泊尔到任后，严禁烟赌，大杀流氓气焰。从此，黄金荣不得不收敛些锋芒。

不过一旦黄金荣以退为进，真的辞职不干了，法租界的治安立即混乱不堪，再度成为了公众不满的焦点。当然其中有些不排斥是黄金荣唆使喽罗做的。新上任的总巡法泊尔和督察长沈德福根本无法控制局面。后来法租界只得请回费沃利，并免去沈的职务，换上了任水扬，也无济于事。这次轮到法租界当局向黄金荣低头了。

1927年2月，法国总领事那齐亚（P. E. NAGGIAR）亲自写函，请黄金荣复职，函称：“金荣先生台鉴：执事在法捕房办事多年，经验宏富，望继续赞助一切，所有关于租界治安各端，仍希随时详告总巡费沃利君为盼，此颂日祉。”总巡费沃利也致信说：“奉法总领事函开，阁下对于本租界之安宁各问题，深资臂助，鄙总巡颇为倚重，是以阁下为顾问，以便襄助一切，实于中华市民方面多多宣劳，是所厚望焉。”费沃利还多次游说，指出：“现以时局不靖，租界治安极为重要，念黄君前在捕房，办事有年，经验甚富……请即再行出任，维持治安。”但是黄金荣仍以“年迈，又值商业忙碌，诚恐顾此失彼”而谢绝。此后，租界方面又再三邀请。黄金荣见面子已经撑足，便于1927年2月4日上午，到巡捕房复出。是日，总巡费沃利特通知全体侦探、捕头等训话称：“现奉总领事命令，因租界治安极为重要，黄金荣先生在捕房办事有年，对于租界情形，非常熟悉，是以请黄先生复职。已蒙黄先生允许，甚为欣幸，此后尔等遇有一切公事，均须尊请黄先生妥为办理，不得违背，且须服从黄先生指挥一切。”对此，黄金荣答到：“鄙人现蒙那总领事及总巡石兼西探长先生等青睐，属再复任，但鄙人对于租界一切治安，如力所能逮者，自当尽力效劳，务望诸同志共同匡助，保护租界市民治安，以期无负委托。”继任顾问职务。

随后，在黄金荣建议下，法租界任命金廷荪为巡捕房华人督察长，金廷荪，1884年生，浙江鄞县人，小名金阿三，鞋匠出身，金工于心计，为青帮大字辈王德林的关山门徒弟，后拜黄金荣为师，在流氓世界里，他的理财能力首屈一指，后来曾担任法租界的华人纳税会委员、公董局华人委员、广东大戏院的老板。在襄阳南路、新乐路建有豪华公寓，还拥有元声里等里弄房产。金是黄金荣的得意门生，自然言听计从，于是才相安无事。此外，更有程子卿等一批老兄弟死命护卫。此时，黄金荣得意洋洋地躺在烟榻上宣布：法租界还是我麻皮金荣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