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法租界的“治安长城”

进入巡捕房后，黄金荣利用其手下众多的流氓爪牙，为法租界的治安服务，赢得了殖民者主子的赏识。早期法租界巡捕房副总巡石维也就对黄十分信任，黄金荣得到殖民者的赏识后，便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步步高升，由探员、探目、督察员到督察长，成为法租界公认的最得力的警员，并被誉为“租界治安的长城”。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在革命运动的激荡之下，活跃异常。进步书刊层出迭现，学说思潮起伏，各地向往新生活的青年汇集于此。《青年》杂志的创刊，“六三”罢工的怒吼，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些划时代的事件使上海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之地。欧洲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变成了活生生的形象。

由于意识形态的完全对立，标榜信仰自由的租界当局也赤裸裸地干涉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由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尚处极弱的萌芽之中，根本还看不到政治胜利的希望，且共产党人中亦多无帮会关系，于是黄金荣秉承法租界当局的旨意，在初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发轫时，充当了压制的工具。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法租界篙山路南口吉益里（今太仓路119弄）21号创办《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在法租界活动多年，直到1918年1月才离沪北上，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目前尚无史料证实这一时期黄金荣对陈独秀有什么“特别关照”，但作为法租界华捕的活跃人物，他自然也不会对境内的革命活动熟视无睹。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人民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斗争，黄金荣曾秉承租界当局的旨意到处奔走胁迫各商店开市。据《申报》报道，6月5日，法租界捕房大批巡捕出动，在石西探长的指挥下，要求各商店开市。黄金荣也奉令到公馆马路、霞飞路等商业街“婉劝开市”。但几乎没有效果，“各店主虽受劝告，然以学生未放，国贼未除，仍一律罢市”。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飞速发展，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再返上海，进驻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的住所也成为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以《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入住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协助中国的革命者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毛泽东也曾到陈独秀寓所拜访，共同研究建立共产党事宜。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来到上海，他的行踪已被法租界当局获悉而受到监视。根据后来担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的薛畊莘之回忆：其时，北洋政府已得到激进人士将在沪召开会议的消息，即派两名特务到沪，企图进行破坏。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这两名特务，这样法租界当局对激进人士的活动更加注意。30日晚，中共一大的议程是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表意见，会议开始不久，程子卿穿着黑马褂闯入会场，说要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接着就说走错了门而退出。在程子卿走了十几分钟后，一批法国巡捕和中国密探搜查了这幢房子，但中共代表们已经安然转移了。巡捕们一无所获，只得快快而去。

这一事件后，黄金荣与程子卿等仍在监视共产党人的活动，尤其是陈独秀等主要共产党干部的动向。到1921年和1922年，黄金荣秉承租界当局的旨意，曾两次出面逮捕陈独秀。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的任上，请假回上海，到沪后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编《新青年》杂志和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当时的上海报纸登载了陈独秀回沪的消息，这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注意，即遣派黄金荣偕程子卿等密切监视。黄金荣、程子卿等侦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仍在法租界进行活动，即向公董局报告，10月4日，法租界当局决定以“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有过激性质”而逮捕陈独秀。黄金荣、程子卿奉命带领几个探员前往陈独秀的住所。下午2时，黄金荣等敲响了陈宅的后门，包惠僧出来开门，黄金荣等称要求见陈独秀先生，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见来者不善，便回答陈先生不在家。黄金荣等便推说要买《新青年》杂志，以便确认哪个是陈独秀。包惠僧随即说这里不卖《新青年》。黄金荣、程子卿等一边看，一边进入客堂，看见地上堆着很多的《新青年》便叫嚷到：“这儿不是有吗？”这时正在楼上工作的陈独秀听见楼下有动静，便穿着拖鞋下楼而来，一看不妙，便想从后门走脱，但到门口探看，已有人把守，只得退回客堂。这时，黄金荣指使喽罗登记各人的名姓，陈独秀报称叫王坦甫，在场的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高君曼均报了假名字。黄金荣等又进行了搜查，结果“抄出是项书籍甚伙”，计有《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杂志和印刷品多种。黄金荣便与巡捕房联系，不一会儿开来一辆汽车，黄金荣命令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人带往法租界巡捕房，途中，陈独秀暗中要包惠僧等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时已是4时多。黄金荣考虑由于还没有抓到“陈独秀”，因此带了些人继续潜伏。到5时许，有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邵力子来访，也被黄等押往巡捕房。路上黄金荣还问褚辅成：“那你一定认识陈独秀啰？”褚即答道：“废话，不认得，来干什么？”黄金荣也狡猾地说：“那就带你们去见陈独秀。”

当黄金荣押着褚、邵两人到捕房时，褚不知陈独秀已化名，一见面便高嚷：“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这样陈独秀就暴露了。黄金荣随即通知埋伏在陈独秀寓所的巡捕们撤回。当晚，褚辅成、邵力子被释放了。

第二天，黄金荣等又将陈独秀一行押至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会审公廨审问，幸好黄金荣等搜查比较马虎，没有搜出中共章程等，所搜得的杂志以及私人信件不足以构成罪证，而且也与法租界无关。法官问：报纸载你在广东倡言仇父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陈独秀笑答：“此为绝对造谣。”随后高君曼、杨明斋等人交保释放。陈独秀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他被捕后，孙中山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多方营救，两周以后，到10月6日，才以罚款100元了结获释。

出狱后，陈独秀立即写了《陈独秀启事》在《民国日报》上刊出，然后设立人民出版社，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指导工人运动和宣传活动，继续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遏制中国共产党人，法租界决定以藏有违禁书籍之名逮捕陈独秀。1922年8月9日上午11时，黄金荣与巡捕房特别机关法国人探长西戴纳，率探目程子卿、季友生、曹义卿等到达环龙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寓所，搜得陈迥明汇来的4万元的收据一张，以及《新青年》的纸版、印刷品、传单等多种。随即将陈独秀带到卢家湾法租界总巡捕房。

10日上午，黄金荣等将陈独秀带至会审公廨，法国探长指控陈独秀收藏违禁书籍，并将书籍等呈鉴。法庭决定于18日判决。这时全国各进步团体纷纷发表宣言，蔡元培等文化名人呼吁释放陈独秀。孙中山也致函法国总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18日，会审公廨第二次开庭，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法国人巴和所遣的博勒律师进行了辩护，指出“法兰西与中华民国，同为共和国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载诸宪章约法。况陈君为学者，从事社会学之研究，安可不罗致书报”。陈独秀著作中虽对共产主义发表赞成意见，但他观察中国目下情形，认为“还未到共产时期，实与鼓吹共产者不同”。因此，根据著作权审判，罪名不能成立。最后中法会审官互议后，仅以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之嫌疑，罚款400元而交保释放。是日下午5时，陈独秀被释放。朋友们到法捕房前迎接，几个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青年“还曾用俄语唱了国际歌”。

这便是黄金荣与共产党人最早的“交往”。

在法租界负责治安工作，最重要的任务，自然是保证法国人身家性命的安全。在这一点上，黄金荣确实尽心尽力，他的业警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大多集中在这一段。黄金荣的手下遍及法租界各处，以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因此，外国人在法租界绝对安全。不仅如此，黄金荣对洋大人身家安全的保护还远远超过上海的范围。黄金荣晚年经常津津乐道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太湖上救樊尔蒂，另一件是临城劫车案救雷狄主教。

太湖原属江浙两省，自清中期以后，便有许多强悍之徒，利用港汊纵横、舟楫出没之便，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人称“太湖强盗”。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军也对此无可奈何。到民国初期，最有势力的水盗首领就是“太保阿书”。这“太保阿书”原名徐天雄，乳名阿书。为松江浦南人。其父亲在金山、松江和奉贤一带以“敲太保”为生。这“敲太保”是当地流行的一种巫师行当，即为人祈解消灾，诵经治病。阿书自幼年始随父浪荡江湖，耳濡目染，十分了解社会情形。长大后，他拜浦南知名的青帮大亨陶金生为老头子，开始成为专业流氓。后来又纠集了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恶徒，并以胞弟和“猪阿美”为助手，号称手下有千余人。他们在太湖中设下根据地，利用水乡的有利地形，专事抢劫。20年代初这股恶势力发展到了顶峰。

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携爱妻到太湖旅游，被这伙匪帮绑走。“太保阿书”开价40万银圆。消息传来，法租界当局要黄金荣设法营救，黄金荣即派手下“小八股党”成员高鑫宝前去拜山。高鑫宝在太湖72家武装山头均有眼线熟人，结果马到成功，湖匪头领“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以结识大名鼎鼎的黄金荣而感到荣幸，不仅分文不取，而且还以礼相待，送回了一对法国“肉票”。这一事件因黄金荣的特殊身份而不费一枪一弹，不出一毫一厘地顺利解决，使法国驻沪总领事对黄金荣另眼相看，他曾一次发给黄金荣等20多张特别护照，准许他们在法租界内享有特权，例如随身携带的物品可以免受检查。太湖地区这伙匪徒作恶多端，当时各方都动了很多脑筋想除害，甚至共产党组织也曾派人去说服，但均被拒绝。由于他们势力坐大，严重侵扰地方治安，30年代初，江浙两省联合出动水上警察进行大规模围剿，1931年4月5日，“太保阿书”兄弟被警捕在上海华德路大连湾路（今长阳路大连路）口抓获。16日被斩首于松江附近的张堰镇。从此，太湖地区才稍感安宁。

关于黄金荣对外国人的救援，传说最广的是在临城劫车案中营救雷狄主教。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津浦线上一列特快列车在山东临城被劫。车上26名外国人被绑架，其中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事后他留下了不少关于这一事件的真实的记录）。绑架者是山东峄县抱犊崮的土匪“山东建国自治军”，为首者孙美瑶。当时，土匪们希望得到的绑额是：坐三等车者100元，坐二等车者300元，坐头等车者500元。临城劫车案发生后，震惊中外，大总统黎元洪发布训令，责成山东的督军、省长设法救人。实际上，孙美瑶部劫车之原意是希望能让官府收编为1个师，能担任国军的师长，有个“铁饭碗”；当他们意外地发现车上有这么多的外国人时，立即从1个师上升到3个师，并以拖延谈判的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

在临城劫车案被绑架的外国人中有两名法国人，即裴雨松·雷狄和贝路氏。裴雨松·雷狄，人称姚主教或者雷狄主教，为上海董家渡天主堂的神甫，与法租界方面关系密切。这次奉天主教会之命，携带巨款去天津创办教堂，不料途中遭劫。临案发生后，上海法国总领事葛礼邦曾亲赴枣庄处理，并悬赏知晓雷狄主教下落者，赏银3 000元，如能救出则赏1万元。总领事是法租界的太上皇，总巡费沃利为首的巡捕房自然不敢怠慢，将营救作为头等大事。

对于这么一件举国关注的大案，黄金荣自然不敢松懈。但上海与山东相距千里，黄金荣在那边也无线人可托，到哪里去找线索呢？黄金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曾亲口对其管家回忆说，当时曾到城隍庙去拜菩萨烧香求签，然也没有任何音讯与效果。

正在束手无策之时，却从一件小案子上找到了线索。原来有个山东临城人叫韩荣浦，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时从临城到沪购物，被窃去100元。韩荣浦懊丧万分，欲找在法租界当巡捕的同乡隋某打听消息。隋某即为同乡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与黄金荣见面。黄一听此人是山东方面的人，便不由自主地想到：莫非破案应在此人身上，城隍菩萨救我？即向韩打听临案情况。由于韩氏长期在军界活动，确实了解一些山东的匪情军情。为求得黄的帮助，即毫无保留地做了分析，黄金荣听后大受启发，当即付给韩氏150元，并要他立即回临城打探雷狄主教等情况。这边黄金荣也率人动身去峄县，并化装潜入山区，设法营救雷狄主教。

再说孙美瑶等劫持外国人进入山区后，继续与北洋政府谈判，但因所开条件过高而未被接受。为了打破僵局，5月18日，孙在“肉票”中找到了这位在一次大战中得过勇士勋章的雷狄主教，让其向北洋政府递交最后通牒。不料雷狄主教递交信件后，因气候不适，心力交瘁，病倒在山中，命几垂危。黄金荣得悉后立即买通当地人引路上山，将雷狄主教救出。

此次黄金荣冒了生命危险深入虎穴，救出雷狄主教，赢得法租界一致的推崇。黄因他杰出的办案能力和对法国主子的忠心，终于登上法租界华人督察长的最高职位。

土匪们因慑于政府调来飞机、军队等相逼，最后被迫妥协，全部编为一个招安旅。6月12日，被绑外国人全部释放。后来，孙美瑶只做了6个月的“山东新编旅”旅长，便于次年的12月19日在枣庄被诱杀。

20年代的上海，因其租界特有的地位，在南北对峙、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成为微妙的政治中心。地头蛇黄金荣出于多种考虑，结交各色人物，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接近政治和军事的上层。接待黎元洪便是黄金荣这类活动中的一个典型。

1923年6月13日，受直系军阀控制的总统黎元洪又在直系的逼迫下辞去总统职务，到天津后通电反对直系，进行复位活动。这时，孙中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段祺瑞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到7月中旬，有200多位议员到达上海，章太炎等议员致电黎元洪，希望他“挺身而出”，到上海活动。经过权衡，黎元洪于9月8日南下上海。

时有些人认为黎元洪已经下野，没有必要冒着与北京的执政者交恶的风险再去讨好黎元洪，因此，上海有些方面对黎的到来便采取冷处理态度。而黄金荣则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能接待黎元洪是一份荣耀。早在黎元洪动身之前，便与黎氏之驻沪代表接洽妥当，表示将保证黎元洪的安全。黄金荣还关照张啸林、杜月笙全力接待。

很多有关黄金荣或者黑社会的书籍、文章多称黎元洪来沪一事，是黄金荣促成，并由黄邀请到沪游玩的。实际上，黎元洪到上海来，主要是为了与反直诸方面联络，并非是受黄金荣之邀，而黄金荣也非接待黎元洪的主角。

不过，黎元洪到达上海后，得到了黄金荣为首的上海流氓势力的热烈欢迎。9月11日，黎元洪携夫人危问绣、秘书刘钟秀等刚到上海，黄金荣即充当起东道主，主办丰盛的宴席为黎元洪夫妇和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等洗尘。黎元洪入居杜美路（今东湖路）26号。黄金荣委派杜月笙、金廷荪等率“小八股党”日夜护卫，不准有半点差错。

黎元洪在上海行踪繁忙。如拜访章太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等旅沪名流，并酝酿在上海组织政府，以与北京相抗衡。但张作霖及直接控制上海的卢永祥等并不支持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各派国会议员也各有打算，甚至不准这个下台总统旁听议员开会。这些因素决定了黎元洪在沪少不了要碰钉子、触霉头，黎元洪曾连呼：“我又上了他们的当了”。

组织政府受挫，进退失据，胸中忧闷，黎元洪便以乘车购物娱乐为消遣。11月1日他宣布将赴日本养病。8日，黎元洪夫妇乘高丽丸号轮船前往日本，结束了他与直系军阀之间最后的搏斗。但在沪期间，受到黄金荣等尽心保护，黎是极为满意的。为表感激之情，他特授黄金荣为陆军步兵少校、侍从武官，并赠送给黄金荣一套陆军上将的制服。尽管黎元洪这个总统已经下野了，可是得到前总统的“任命”，黄金荣还是感到无上光荣的，自然十分得意。因黄金荣与黎元洪身材相仿，黄金荣便私下在公馆中穿戴起上将服来，还模仿黎元洪的八字官步，心花怒放。临别，黎元洪夫人送了一套精致而名贵的鸦片烟具，也令黄金荣爱不释手。

这次招待黎元洪，黎与黄金荣可谓各得其所。黎元洪正处政治生涯的挫折时期，南下上海一方面调整心情，另一方面，联络南方，窥测方向，以图再起。而黄金荣虽蚀了不少银子，但却收到不少政治资本。他以租界一个警官的身份，参与接待一个刚刚下野的总统，可谓史无前例，由此赢得各方的瞩目。可以说这是黄金荣跃跃欲试，从租界走出来，以一己之力走向全国的重要一步。

1925年，黄金荣又迎来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第一大将徐树铮。徐树铮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心腹大将。1920年在皖直战争中皖系战败，徐被通缉，曾潜入上海公共租界的麦根路（今康定东路）避难。1922年初，徐树铮代表段祺瑞到南方与孙中山会晤，策动孙、段、张（作霖）的反直三角联盟。后来反直活动失败，徐又逃至上海南洋路潜伏。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徐树铮集结皖系残余，成立浙沪联军，自任司令。10月15日徐树铮因从事军事活动被公共租界巡捕房软禁；后被迫出国。不久，“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徐树铮立即被委派为考察欧美各国政治专使，徐在意大利时与墨索里尼订约，由意提供大量军火。而国内倒皖势力图谋在徐返国时进行暗杀，以断段祺瑞之臂膀，因此徐氏之归途成为国内政治的关注热点。出于安全起见，徐树铮选择上海为其登陆地，并密遣代表拜见黄金荣，请黄金荣等予以保护，黄即表示“闲话一句”。

当徐树铮乘坐的“大洋丸”轮船抵达吴淞口时，黄金荣即率张啸林和杜月笙乘小火轮前往迎接。轮船到达码头时，黄金荣组织的队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三大亨一路护送到南洋路徐宅，并派人轮流值班守护。直到12月19日徐树铮离沪为止。徐去北京复命后，于30日踏上南下的旅途，但在经过廊房车站时被冯玉祥的部下捕杀。

同样，当其他的各派军阀、失意政客、落魄文人等路过上海时，只要将来能用得上的，或者招待其能带来某种声誉的，黄金荣等均会慷慨解囊，曲意逢迎。如原福建督军府参谋长杨知侯、徐世昌总统府秘书徐慕邢、袁世凯政府的顾问顾鳌、著名学者章太炎等。杨知侯生活阔绰，在上海有公馆有小妾。一次他将在福建历年搜刮的钱财购买了一批古董字画陶器等分装6大箱，派专人乘船送到上海。船抵码头，箱子上岸，岂料只一眨眼的工夫，竟全部不翼而飞。

杨知侯得知消息，立即致电松沪护军使何枫林请予以追查。何枫林即请黄金荣破案。黄金荣将杜月笙找来，利用小偷集团的所偷之物必须保存3天的规矩，仅3个小时就破案，6箱文物完璧归赵。杨知侯后来再次致电松沪护军使何枫林请对黄金荣予以回报，黄金荣从此被“南北各军，争相罗致”。

黄金荣自1892年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做探员，尽管工作可算出色，但升至探目后便停止了很多年。这主要是法租界当局对中国人仍视作二等公民。巴黎的歹徒来到上海，一夜之间便可以成为探长，甚至总巡。而中国的巡捕则要熬上好多年，才能爬到探长之位。黄金荣在探目的位置上一做便做了20多年。如1913年7月，时值讨袁时期，《申报》17日载：昨日晚上，法国总领事令总巡派华探目黄金荣率各华探前往各处侦察。1919年黄金荣仍为探目，据是年11月25日报载，24日下午法国邮船载华工四百余人由法抵沪，法捕房派探目黄金荣等前往照料。直到1921年，黄金荣的职务还是探目。10月5日的《申报》报道说：日前，公共租界的电话公司接线员与法捕房华探目黄金荣发生冲突，事后，电话公司迫于黄金荣方面的压力，将此接线员送往法租界会审公堂拘禁。但5日那天，公共租界的4个电话局的全体接线员以罢工抗议。受此压力，6日，英美大班到法捕房将该接线员保释，此事才算了结。

几乎所有涉及黄金荣的书籍都称黄金荣很早就当了探长，而从笔者所见之史料来看，黄金荣根本没有担任过探长一职。黄在法租界地位的提高主要是在创办三鑫公司以后。

从所查阅的史料看，1922年初，黄金荣才从探目直接升任巡捕房华人督察员，其时的黄金荣已经十分活跃，其维持治安的范围已远超出法租界，而在上海社会成为破案高手。是年3月18日的《申报》报道黄金荣率员一夜连破两案：17日晚上7时，督察员黄金荣带着探目徐阿东、任水扬、刘友法、张惠泉和李连生等巡查到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发现一行迹可疑者，即上前盘问，那人突然拔出一把勃朗宁手枪反抗，被巡捕们奋勇拿住，查该人姓名徐老三。另一案件是黄金荣与巡捕徐阿东、韩邦达、杨振富、任水扬和王芝芳等经过周密侦察，发现一盗匪隐藏于华界的方板桥寿祥里69号，于是即报告该地警局，17日晚，法租界巡捕协同华界警员同往缉拿，匪徒发现后顶住大门，然后准备越屋而逃，被巡捕登屋逮捕，并押回法租界总巡捕房审讯。

一周之后，黄金荣又破大盗王小弟案。王小弟为当时著名盗贼，专事抢劫，遇反抗或者警捕即提枪拿刀拒捕，前后竟然伤毙30余人，当时上海各界谈王色变，人人自危，王小弟遂成为当时上海治安的大患。后黄金荣的眼线侦知王贼躲藏在公共租界六马路（北海路）的三江旅馆内。24日，黄即与探员沈德福、韩邦达、杨振富、任水扬等会同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对其一网打尽，捕获王及其同伙4人。一时轰动上海全城。

是年8月21日，居住在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长安里的妇女某氏在公共租界被人勒死后，藏于木板箱内抛弃。后经黄金荣及探目韩邦达的侦察，认定凶手为王惠根，并查知其匿迹之所，遂于21日前往搜索逮捕。

治安方面，法租界在确实必须倚重黄金荣的情况下，1924年，黄金荣升任督察长（英文称Captain-Superitendent ）。从史料来分析，他在督察长任内，治绩显著。3月，黄金荣曾捕获大批盗匪。当时，上海连连出现杀人越货的案件，法租界总巡费沃利要求黄金荣火速破案。黄金荣与正副督察员沈德福、杨振富率探员金九林、许培春、何土根、陈阿毛、任水扬、潘瑞福、王如枕等到处侦察，终于查得这些歹徒隐匿在闸北与公共租界交界处，经与各方商洽，16日，黄金荣与各员前往缉拿，一时警员密布，将10多名盗匪全部逮捕归案。受到各方赞扬。

1925年黄金荣一度退休，辞去督察长之职。其小传称：“甲子冬，先生以旧时足伤天阴辄发决意辞退督察职务，法当局一再坚留，先生不得已，勉允退职后仍遇事维持。”因此仍参与一些巡捕房的事务。经过法租界的不断挽留，1927年2月，经黄金荣同意，又被法租界巡捕房聘为高等顾问。聘为顾问之后，黄金荣虽然不再实际参与破案，但对法租界华人巡捕的人事仍握有极大的权柄。以后报刊报道均称黄金荣为法租界顾问。黄金荣的管家黄振世也在其口述的《我所知道的黄金荣》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第一次欧战结束以后，黄金荣因‘维持’法租界治安有‘功’，法帝加聘他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法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均由黄金荣提名升级。”便是指此事。但说法租界同时聘黄金荣领少将衔，似无实据。就常识而言，法租界当局，包括其最高负责人法国驻沪总领事是不可能有此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