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黄金荣

清末民初的上海，地位日益凸显。城市人口方面达到200万，已是中国第一大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上海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商业、贸易、金融城市；还由于三界四方（三界：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四方：南市、闸北、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特殊政治地理，上海又成为了各种势力汇集的政治中心。仅以法租界言，它既是前清遗少、下野军阀的寓居场所，又是革命者的活动中心。尤其是革命党人多以法租界为工作基地，或建立秘密机关，或暂避居住等。处世圆滑的黄金荣，对革命党人也能提供掩护和关照，故不可避免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所表现，有所参与。

上海四明公所俗称宁波会馆，它建于1797年（嘉庆二年），当时的旅沪宁波人为联络同乡，发达事业，展开“一文钱愿捐”活动，共同出资在北门外二十五保四图处购买了30多亩土地，设立公所、殡馆和义冢，公所内的庙祠成为旅沪宁波人拜祭祖先的地方，而高耸的正殿又是他们议事的活动场所。1849年该地被划入法租界，门前的道路称宁波路（今淮海东路）。1873年冬，法租界当局欲将此地辟筑马路，遭到旅沪宁波人的坚决抵制，租界当局派兵强行冲入公所，准备拆除公所，宁波同乡群起反抗，遭法兵镇压，被杀7人，旅沪宁波人奋起反抗，捣毁外国商行多处，法国领事始知中国人众怒难犯，暂作退让。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时，黄金荣只有5岁，且还没有迁到上海来，当然不会有什么记忆。当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爆发后，黄金荣同情并参与了宁波人的抗法行动。

1897年（光绪三年）法租界前议再举，以埋葬尸体有碍观瞻为由，又计划强征四明公所之地，遭到公所董事的断然拒绝。次年，法国领事白藻泰竟藐视民意，于7月16日，派兵强行拆毁公所冢地的围墙，准备筑路，其目的在于拆除公所。四明公所董事严信厚、叶澄衷等出面向法租界交涉，没有结果，公所已岌岌可危。这时年轻的买办商人虞洽卿挺身而出。

虞洽卿（1867—1945），浙江镇海人。名和德，以字行。15岁到上海当学徒，后升跑街。1894年起先后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是旅沪宁波人中的后起之秀。他主张用罢市、罢工的方式，发动所有的宁波同乡，逼迫法国人放弃侵犯公所的计划。他联络宁波帮工人领袖沈洪赉率领30万宁波各业工人罢工。一时，上海轮船停航，黄包车停拉，外国人家中的佣工也全部休息，叶澄衷、方继善等宁波人所开的近千家店铺全部关门，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罢工、罢市。

白藻泰闻知宁波人的对抗行动后，决定实行铁腕政策，他命令法国水兵登岸，还命令总巡克来梅（Kremer）率全体巡捕出动，准备镇压宁波人。这时，虞洽卿得到消息后，立即找到祖籍余姚的黄金荣，晓之以理，动之以同乡之情。已接到镇压命令的黄金荣有些左右为难。他是法租界的探目，其职责便是维护租界的安全，但要屠杀自己的同乡手足，实在也是有点难以下手；很难说黄金荣有多少民族、国家意识，但是乡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就在他的住处周围邻居，也有不少宁波同乡，向他们开枪，将来有何面目做人。何况虞洽卿现在已崭露头角，给个面子，将来好做朋友。于是黄金荣表示，他和他手下的弟兄一定中立，不开枪不对抗。

黄金荣等尽管消极对抗法租界的命令，但到7月17日，法国水兵等还是开枪打死了17名中国人。血案发生后，惊动了上海各界，英、美、德等国领事也出面调解，8月10日，上海道台与白藻泰达成协议，四明公所终于得到保存。从此，“阿德哥”声名大作，日益成为上海工商业的领军人物，30年后，公所西侧的繁华之地西藏路易名为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而在这一事件中，黄金荣与虞洽卿结下的友谊，也延续了数十年，蒋介石便是虞洽卿介绍而投入黄门的。

黄金荣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包打听，是社会治安的维护者。然而在失序的法租界里，黑白同道，猫鼠共穴。实际上，作为警察的黄金荣却成了烟、赌、娼的后台，流氓地痞的靠山。

黄金荣当上探员后，即令程子卿、丁顺华等收罗郑家木桥等处的惯窃老贼，在法租界各处设置眼线暗哨。

法租界的赌台，过去或遭到黑道的打劫，或受到巡捕房的冲击。自黄金荣担任探员后，黄便与赌台老板达成协议，黄金荣负责维持秩序，不准黑道敲诈赌台；而巡捕房方面，黄金荣与之约定：只捉“前和”，不碰“夜局”（黑社会暗语，日场叫“前和”，夜场称“夜局”）。白天，黄金荣让小喽罗等充当赌台的客人，如有巡捕见后捉入班房，不久即放出。而真正的大赌客则玩夜局，万无一失。这样，既能应付舆论，保持租界良好的“秩序”和“声誉”，赌业也照样繁荣。自然，赌台方面每月都要向黄金荣和捕房付出巨额的“保险金”。最得益的当然是黄金荣，他既得实惠，又赢得了好的名声。所以，法租界的赌台大多以黄金荣为后台老板。

抢鸦片是当时租界当局最头痛的事情之一。近代以来，上海便是中国毒品贸易和消费的第一大都市，甚至是全球最大的毒品中心。1909年，作为世界禁毒运动开端的万国禁烟会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举行，此后，鸦片在租界里一度成了违禁品，正因为如此，鸦片贸易从公开转入地下，毒品走私进一步猖獗起来。而地痞流氓也不甘心土商独占利润，而实行抢土，强行分肥。抢鸦片的方法主要有3种，即“挠钩”、“套箱”和“硬爬”。这“挠钩”，就是水上抢劫。土商在外国鸦片运至吴淞口后，为了逃避关卡的查禁，便利用黄浦江涨潮时分，将鸦片包抛入水中，鸦片顺着潮水而流向杨树浦，由接应人员在那里捞取。而抢土者则探准消息，派人预伏，烟土漂来，即用挠钩捞了逃逸。所谓“套箱”则是陆地行劫的办法。时土行多秘密设在新开河一带。商行运土，多放入煤油箱。抢劫者赶着马车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预先准备好的木匣套上煤油箱，扔上马车飞驰而去。“硬爬”就是拦路抢劫，流氓事先派人埋伏于土商的必经之路，依仗人多势众突然袭击而得逞。

由于印度鸦片的价格高涨，抢土盛行，它成为流氓收益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样，流血事件层出。走私的土商既不敢声张，又不能承受日积月累的巨大损失，于是只能悄悄托人请黄金荣破案。黄金荣要求土商吐出部分毒品利润，给予靠抢土为生的地痞流氓，流氓们得到了金钱，又有黄金荣的人情，自然不再铤而走险。黄金荣的中人不会白做，而法租界的治安则平静了许多。

敲竹杠也是黄金荣发财的一种方法。有时，黄金荣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商业区巡逻，事先让程子卿等派小流氓闹事捣乱，让商家无法做生意而又无奈。这时自己便出动，小流氓们见到他后大叫“黄老板来了”，即抱头鼠窜，黄金荣也会装模作样地严加训斥。旁人见了，认为黄金荣真有一套，其实都是预先安排的假戏文。有时，黄又运用另一种手腕，如对兴记咸货庄，黄先暗中遣人捣乱，一面又指使门徒去对店主说：“这事只要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店主无奈，只得请黄出场，果然不再有人来捣蛋了。久之，商店老板等因为黄金荣能降服流氓、维持治安而塞钱送礼，将黄作为“护身神”。到后来为了息事宁人，有的便向黄金荣递上拜师帖子，甘心做黄金荣的门徒。这样，每年黄金荣从商家处敲来的钱财也不下数万元。

辛亥革命以后，租界流氓大亨纷纷开设赌场，致使麻将、牌九等赌博流行。如1915年许荣福在山西南路昼锦里设立赌场，次年蔡鸿生在郑家木桥建成一个新赌场。黄金荣自然也不甘落后。他在这方面的敛钱手法有二，一是亲自设立公兴赌台；二是充当赌场的保护人，按月向缘宝、永安、华民、西园、同庆、荣生等索要开销，坐吃俸禄，规模小的赌场每月向他支付特别津贴40元，大型的则要达到500元。

公兴赌台的创始人是杜月笙的青帮师父陈世昌，帮手有袁珊宝（一作袁三宝），黄金荣在其中也有股份。公兴赌台设在自来火街（今广西南路）宝兴里，这里正是黄金荣的管辖范围。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宋生赌台，在今延安中路北京大戏院的隔壁。

生吉赌台在西藏南路褚家桥生吉里（今西藏南路214、224、234、244弄，作升吉里的有误）。老板是马祥生和金廷荪，黄金荣名义上也是老板，但不公开，当然分红利自然是少不了他的了。生吉赌台资本雄厚，赌客多是生意场中人，因此输赢额巨大，抽头和赢利也有成千上万。前后营业时间达十年以上。

近代上海市井之繁华，甲于全国；娼业也异常兴旺。单是娼妓的各类等级和类型就有书寓、长三、二三、么二、咸水妹、野鸡、钉棚等。1891年，仅法租界内就有妓院250家，妓女达2 600人。到1920年，娼业又有很大的发展，两个租界内的妓女共计61 141人。后来《申报》统计，伦敦城每960人中有1名妓女；柏林是580人中有1名妓女，巴黎每481人中有1名娼妓，芝加哥每430人中有1名妓女，东京每250人中有1名娼妓，而上海比例最高，每130人中就有1人是妓女。从法律上来说，清朝是禁娼的，所以妓院要能立足，必须在帮会流氓或巡捕警察中找到有权势、有面子的后台作靠山。如有地痞乱人闹事，后台即可派人弹压；如遇到麻烦，像违反禁令拉客营业等，则可请后台通融缓解；若有了更硬的后台，则更能通行无阻了。这样，如日中天的黄金荣便成为妓院主们最理想的后台了。于是，自红灯区的领头羊——四马路（今福州路）始，各处的妓院纷纷请黄金荣来“撑市面”。有些老鸨干脆拜黄金荣为老头子，所以，自清末起，黄金荣在娼业中也是一尊“门神”。

后来，黄金荣为扩展势力，不断地将流氓同道、徒子徒孙等引入租界巡捕房，这样，“匪”成“警”，“警”变“匪”，法租界的巡捕房成了警匪一家、猫鼠同穴的场所。

晚清时期的上海法租界，进出自由，当局还标举民主自由，反对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政府迫害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暴行，他们甚至宣布：只要革命者不藏军火，就可以自由往来，受到保护。因此，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多以法租界为根据地。革命者栖身法租界，自然对手握治安大权的黄金荣格外重视，而黄金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乐得与革命者阵营进行交结。黄金荣有个门徒叫鲁锦臣，也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差，鲁同时又是同盟会成员，对黄金荣接近革命党人起过相当的作用。

孙中山自1885年4月由檀香山首次到达上海，到1924年11月17日从广州经上海北上，前后来上海凡27次，为中国革命长期奔波，鞠躬尽瘁。在从事反清斗争的过程中，孙中山也致力联络上海本地的帮会势力的工作，以增强反清力量。在这一过程中，黄金荣受孙中山伟大人格的感召，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孙中山。

1906年4月21日，孙中山由新加坡秘密到沪，第9次登上黄浦滩。应法国驻沪总领事巨籁达（Louis Ratard）的邀请，法国方面对孙中山进行的反清活动极为重视，总领事提请孙中山注意安全，小心从事。随后，孙中山离沪奔赴日本。由于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负责治安，现在虽尚无史料能证明黄金荣在孙中山在沪期间已认识孙中山或者保护过孙中山，但按照黄金荣当时的职务和地位，至少这时已经知道孙中山的大名，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

1906年6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其行程由法租界公董局内的法国朋友负责向上海的革命党人传达。次年3月10日，孙中山再度到达上海，赴虹口宋嘉树寓所商议财政问题。1910年6月29日，孙中山又秘密来到上海，在宋嘉树寓所会见陈其美等，时孙中山在南方屡遭失败，而陈其美在上海联络帮会工作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陈其美兴奋地对孙中山说：“现在上海的青帮和红帮一样听命于孙先生，可以为革命所用！”

孙中山经人介绍，已知道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的势力，因此很希望利用这股力量进行革命工作。于是，通过黄金荣的门徒徐福生与黄取得了联系。徐福生，广东人，因霸占天后宫的庙产而人称“闹天宫福生”，早年即拜黄金荣为“老头子”，担任过共舞台的稽查。徐在上海也从事商业活动，并协助黄金荣购买鸦片。清末上海的鸦片业主要为广东商人所垄断，徐福生因鸦片业务而与这些广东商人熟稔，孙中山则通过上海的广东商人而认识了徐福生。时孙中山住宋嘉树的寓所里。孙中山首先给徐福生讲述革命道理，提出希望在法租界有很大势力的黄金荣能支持反清革命，并书写了一把扇面。然后，徐福生便拿着这把扇面来见黄金荣，转达了孙中山希望有机会相识之意。黄金荣听了，自然十分高兴，也愿意拜会这位著名的革命家，于是便约定了时间。

6月的一天，徐福生陪同孙中山来到钧培里黄金荣公馆。黄金荣先到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钧培里弄口恭候迎接，然后与孙中山一起到二楼的会客厅喝茶叙谈。一开始，孙中山便开门见山说，黄金荣先生在上海有很多关系，以后请对在法租界的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多加帮助和照顾，黄一口答应。接着孙中山向黄宣传革命道理，叙说十余年来自己的革命生涯，以及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的理想，希望黄金荣能在人才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援助。黄金荣表示责无旁贷，理所应当。

不久，黄金荣即拿出1000银元托徐福生转交孙中山，同时，还通知相知的企业家虞洽卿也援助了一笔钱。孙中山收到后，特地写信向黄金荣表示感谢。由于徐福生介绍有功，孙中山又给他写了两把扇面，其中的一把扇面，徐福生还特地装裱后配上精致的红木镜框，悬挂在寓所的大厅正中。

黄金荣曾告诉程锡文说，孙中山前后写过几封信给他，他曾保存多时，后来因时间久远，不知下落。另据黄金荣的秘书龚天健指出，关于孙中山写给黄金荣的这几封信件，他曾在大世界游乐场经理杭石君处见过。1937年底日军占领上海时，黄金荣曾要求秘书、账房等整理物品，在一只铁箱内有不少重要的信件，黄的亲信陆震中曾对程锡文说，当时他的确看到过孙中山的来信，只是信封已经霉旧，信笺上沾有水迹，但“孙文”的签字还能看得清楚。后来，黄金荣常对亲信门徒说：“我一生之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只要有困难我不会不帮忙。”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上海光复时，虽无史料叙述黄金荣的行状，但作为法租界的侦探，他秉承上司旨意，暗中站岗巡逻，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入住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黄金荣曾率领部下进行保卫。故人称“辛亥革命，保护人民，维护地方，昼夜不息，海上得鸡犬不惊，先生之功有足多者”。这话虽有些溢美，但从黄金荣对孙中山革命的暗中支持与善于投靠政府势力的一贯作风看，这应该基本是事实。后来民国政府褒奖黄金荣，授以文虎勋章，黄金荣曾有谢辞曰：我只是尽了在野之义而已。

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元旦，孙中山起程赴宁，并就任大总统职。黄金荣立即召秘书杭石君起草祝贺信，然后令杭石君亲自送往南京面呈孙中山。后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曾长期寓住沪军都督府为他准备的住宅上海法租界宝昌路 491号（今淮海中路）。法租界方面特派安南巡捕、中国巡捕各一人，在寓所周围日夜轮班巡逻，晚间还加派包探两名查巡，“妥为保护”。法租界的这一保护孙中山的举措，究竟是否黄金荣所为，现在尚无直接材料能证实。但以黄金荣的身份和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来看，说他为此出过力，恐非无稽之谈。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次年6月，张勋进京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以推翻约法，孙中山即发表护法通电。护法运动时期，孙多次来上海，住在加拿大华侨赠送的莫利哀路29号寓所（今香山路7号），这段时期，黄金荣也暗中保护过孙中山。1923年冬，孙中山等人自澳门抵达上海时，法租界当局曾阻止上岸，黄金荣据理力争，使得孙中山一行得以在太古码头登陆，进入莫利哀路寓所。黄金荣还在中外人士、各团体代表前往拜见孙中山时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拜见结束后，又陪同孙中山登轮船而去。在此之后，孙中山为了在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仍与黄金荣保持着联系。

支助孙中山成为黄金荣一生的得意之作和政治资本，直到80多岁时，他还说：“我在四十岁光景（约在1906、1907年间——引者注），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清末的上海是反清革命的基地，志士仁人进出海外的码头，黄金荣也曾结识不少革命者，并以不同的方式协助反清革命。

杨虎（1889—1966），字啸天，安徽徽宁人，早年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后投身反清斗争，1911年到上海活动，息于十六铺的福安旅社。曾在陈其美的率领下，与王柏龄等参与攻打制造局。上海光复后，在沪军都督府任职。黄金荣自己回忆说：“杨虎是徐福生（共舞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杨虎后来又参加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8年担任孙中山的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4年北伐时任讨贼军第1师师长，后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说动帮会势力清党反共，此是后话。

经过杨虎的介绍，黄金荣与陈其美相识。陈其美早在1909年就在上海天宝栈设立反清革命机关。天宝栈遭破坏后，陈其美即移至法租界，在马霍路（今黄陂路）381号德福里1号建立总机关。接着与拳术家霍元甲共创精武学校。1911年7月创立中部同盟会，上海光复后，担任沪军都督。宋教仁血案后，陈其美举起反袁大旗。1913年9月袁世凯查封了陈其美在湖州的家产，陈全家遂移至上海海宁路10号，陈其美常在法租界篙山路33号和渔阳里活动，他的住所还有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秘密机关还有制作炸弹的工场宝昌路（今淮海中路）15号、隐藏军火的篙山路11号、会议场所打铁浜45号和盟友住宿的后马路万安旅馆等。这些地段多在黄金荣的管辖范围内，因此，黄金荣多少与陈其美有过交往。1914年，革命党人、陈其美手下的大将范鸿仙在篙山路33号遭袁世凯的特务暗杀，黄金荣曾参与破案，但未获凶手。1915年10月，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群情激奋，陈其美坐镇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5号，策划反袁。11月10日，击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着趁热打铁，于12月5日发动肇和舰起义，攻击江南制造局，陈其美率领徐朗西、吴忠信和蒋介石等在蒋之寓所新民里11号策划指挥。黄金荣的手下徐福生等曾担任联络和军火供应的工作。次年5月18日，袁世凯派刺客在萨坡赛路14号暗杀了陈其美。案发后黄金荣立即率巡捕赶去，抓获歹徒许国霖、宿振芳等，凶犯随即押至法捕房，最后供认奉张宗昌等之命来沪暗杀陈其美。陈其美遇难后，遗体送至蒋介石寓所蒲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11号，经黄金荣等华捕的努力，“法捕房以其为民党巨子，且曾任沪军都督，特从优待，不将遗尸舁堂相验”，允许市民前去吊唁，“法捕房现派越捕数名，在该宅门前守护”。

辛亥革命爆发后，12月25日，胡汉民陪同孙中山到达上海，此后长期在京沪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16年陈其美被刺，胡汉民致挽联道：“其魄至弱，其魂至强，死者亦有知，豺狼当道岂能久；为道太厚，为身太薄，天下正多事，麟凤非祥奈若何。” 1919年8月到1921年4月间，胡汉民在法租界从事写作。以后，协助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国民党“一大”后，胡汉民担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毛泽东则担任组织部的秘书，执行部的会议，一般是胡汉民任主席，而毛泽东做记录。执行部设在法租界渔阳里，对于这个国民党在上海最重要的据点，黄金荣也曾予以保护与关照。

还有一位需要一提，就是汪精卫。他早年以入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作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而闻名。1912年3月，汪精卫在沪与陈璧君举行结婚仪式，此后经常在上海活动。一次，为扫除革命党势力，袁世凯手下要求法租界当局予以合作，派巡捕去望志路（今兴业路）捉拿汪精卫和陈公博等。黄金荣接到命令后，暗派程子卿去通风报信，然后才率巡捕前往捉拿，当然最后是一无所得。所以黄金荣对于汪精卫还有救命之恩。1917年孙中山在沪创办《建设》杂志，汪精卫担任主笔。后来又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担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期间曾得到黄金荣的关照。

黄金荣交往的还有叶楚伧、马超俊、陈立夫、邵力子、褚民谊、王柏龄、桂崇基等。如叶楚伧（1887—1946），江苏吴县周庄人。早年积极在沪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斗争。南北议和之后，他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又与邵力子等主办《民生报》、《民呼报》、《民国日报》等，致力于革命宣传。宋教仁被暗杀后，叶楚伧立即在《民立报》上撰《痛苦备尝之民国》一文，进行哀悼。这些报刊成为革命党人的忠实喉舌和舆论先锋，自然遭到军阀政府的反对，法租界当局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也会命令巡捕房派人到报社进行警告、恫吓。黄金荣遇到这等事，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对设在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民国日报》社就曾进行过长期的保护。并因此与叶楚伧、邵力子等熟悉。其中有不少事情是黄金荣命令伶俐活络的徒弟杜月笙去做的。如帮助革命者“排难解纷，向导保护，或者代办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还经常出钱解决困难。后来钱新之也曾回忆，说杜月笙“辛亥以还，时与党人通声气，且阴资其粮糈”。

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30多年，亲自侦破或者指挥破获的案件确实不计其数，晚年他对孙子黄启予称，平生最得意的杰作有两件，其中之一便是破获刺杀宋教仁案。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夫，湖南桃源人。为同盟会骨干，才气纵横，能力超群，辛亥革命后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中华民国农林总长。自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宋教仁致力于议会政治，醉心于责任内阁，试图通过政党的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达到执政的目的。为此，他改组成立国民党。经过他的不懈奋斗，1913年初，国民党在正式国会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宋教仁兴高采烈地到上海活动，准备组织内阁，出任国务总理，以与袁世凯角逐政权。但独裁专制的袁世凯决不肯接受议会政治，让出政权，他曾对杨度表示：“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对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多了。”遂准备除掉宋教仁。3月中旬，袁世凯致电宋教仁，要其火速来京商讨组建政府之事。宋教仁即决定坐20日晚上10点45分的列车，当晚，国民党领袖黄兴、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在上海沪宁车站（又称北火车站）的议员休息室欢送宋教仁。离开车前5分钟，众人与宋教仁步出休息室，准备由检票口进入站台登车。这时，一个刺客手持手枪从售票房冲出，对准宋教仁的背部射击，宋教仁当即倒地，当于右任扶住宋教仁时，宋悲愤地向黄兴叫道：“我中弹了。”刺客乘民众混乱之际逃离现场。宋教仁被人送至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于22日死去。

宋案发生后，举国震惊，袁世凯先发制人，制造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陈其美和黄兴是主凶的谣言，企图嫁祸于人。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即致电国民党本部和上海交通部，命令“党人合力查究”宋案真相。黄兴、陈其美、于右任等更是要求租界当局严查凶杀，并悬赏1万大洋，黄兴、陈其美发布公告称：“此案发生虽在内地（指中国地界——引者注），难保该凶手不藏匿租界，应请执事严饬得力探捕，加意侦缉。如能拿获正凶，澈清全案，准备赏银一万元，以为酬劳。”沪宁铁路当局也出赏格5000元，陈其美尤其高呼：“不甘心，这件事真不甘心。”黄金荣便成为陈其美所嘱托的对象之一。

23日上海民众为宋教仁出殡，送行者3 000多人，沿途街道的两边站满了悲伤的市民。黄金荣带领手下人全部出动，随行保护，一直到晚上6时。黄金荣后来回忆说：“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大出殡必须经过法租界，而送殡行列中便有陆军混成旅和海军队的全体官兵，租界当局规定中国军队不许进入，因而形成了僵局。”

据说黄金荣曾去对租界头脑据理力争，方才允许破例，只是不能携带军械。宋教仁遗体一直送至闸北，入葬宋公园（今称闸北公园），至今宋教仁墓仍完好无损，为上海史迹之一。

两天后，公共租界巡捕房负责人卜罗斯亲自带巡捕、密探等在湖北路迎春坊妓院抓获与刺宋案直接有关的“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应桂馨，宁波人，时年49岁。为青帮大字辈，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无耻之徒，时为袁世凯任命的“江苏驻沪巡查长”。由于应宅文元坊地处法租界，故卜罗斯立即电告法租界警务处总巡拉皮埃（Rabier ），总巡命令火速搜查应宅。黄金荣的徒弟、密探金九龄和程子卿得讯后，马上报告黄金荣，黄金荣飞速带人直扑新北门外徐家汇路文元坊北弄2号，这幢3层建筑的门口挂着“江苏巡查长公署”和“共进会”两块牌子。他先将应宅团团围住，敲开门后，命令任何人不准走动，等候查验。程子卿等即开始搜查。不料搜查的结果是没有找到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只言片字，急得黄金荣如热锅上蚂蚁。这时随同搜查的国民党上海交际处长周南陔心生一计，他向黄金荣耳语几句后，便沿路走进软禁女眷的厢房。只见厢房里应桂馨的大小老婆早已哭成一团。周南陔入内后，低声说道：我是应大哥的知心朋友，在捕房做事，刚才在捕房里已与应大哥接过头，大哥让我告诉你们，不要着急，很快就会出来的。只是有些秘密文件，不可落到他们手中，他要你们立即给我转移出去。看到女人们还有些疑虑，周又机密地说：快点，快点，如果让巡捕房搜去，大哥的命就保不住了。这时一个小妾站起来说：阿拉是晓得的，就在这里。只见她走到墙角，拉开活动地板，取出一只小箱子。周如获至宝，出来交给了黄金荣，黄打开一看，策划暗杀的文稿、信件、密电码本等全在箱内，有政府总理赵秉钧和部下洪述祖的往来电报、信件，上面有秉承总统袁世凯的旨意，要应桂馨执行刺杀宋教仁的命令的详细内容。

找到证据后，黄金荣又在想那个直接实施杀人的武士英会不会也在这里呢？真是无巧不成书，搜查时应公馆的闲杂人等均暂时关在底楼的西厢房内，还没来得及过问。密件找到后，黄金荣便到底楼用随随便便的口吻问道：“啥人是武士英？”同来的西人探长认为这是白费劲，凶手怎么肯在此时露面呢？岂料黄金荣的话音未落，立即有人答称：“有！”这个小个子大约是过分紧张所致，好像是出操的士兵，站得笔直。就这样，黄金荣轻而易举地抓获了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原名吴福铭的武士英。

据黄金荣自己说，当日武士英明白自己暴露后，立即窜出客厅翻出墙去，这时黄金荣一马当先，也想爬墙追去，无奈身材矮胖，连跳了三次，才爬上墙来，这时，凶犯已经跳到墙外，准备逃跑。黄金荣从墙上奋力向武士英身体扑去，正好将武压在身下，武士英受此一压，已经受伤，但是他困兽犹斗，垂死挣扎，被黄金荣死死按住，直到助手们赶到，这才得胜而归。武士英被擒，为揭开宋案之谜，奠定了基础。

接着，公共租界会审公开庭审理此案。黄金荣奉法租界公董局之令负责押解人犯。黄金荣等协助公共租界的巡捕将应桂馨、武士英押至公共租界北浙江路的会审公廨，并严加防范。为使武士英认罪招供，黄金荣又找到一个证人，就是火车站酒吧里的西崽，宋教仁出事那天，这名西崽曾看到三名鬼头鬼脑之人不断向宋教仁休息室窥探，其中之一就是矮小精壮的武士英。在确凿证据面前，两人不得不俯首承认。接着，两犯被引渡到上海地方法院，岂知武士英被人逼迫在狱中吞吃毒药而“自杀”，而应桂馨也在后来越狱逃跑，被人击毙在火车上。连贵为总理的赵秉钧也被人毒杀。宋教仁一案在袁世凯的阴谋下不了了之，此是后话。但黄金荣等的神速破案，的确得到了各方的赞扬，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拉皮埃高兴地拍着黄金荣的肩膀，连连表示要表彰他。

4月13日，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与会者达2万人。孙中山送挽联云：“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刺杀宋教仁一案的迅速侦破，彻底揭露了袁世凯反民主、真独裁的丑恶嘴脸，给国民党和全国的民众上了生动的一课，此后大多数国民党人从“议会政治”的迷梦中震醒，重新集结力量，拿起武器，发动二次革命，以竟辛亥革命未完之功。

从根本上分析，与国民党人的长期交往，这并不是黄金荣向往革命的体现，而是他为了稳固自己得之不易的社会地位，以及他自己赖以生存的帮会利益驱动所致。但这一时期的交往，也为黄金荣和上海流氓帮会与蒋介石的联合、充当四一二事变的工具、以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联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