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转折点：1892年

上海法租界是法国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租界，于1849年4月建立，其最初的范围在城河浜（今人民路）以北、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南、关帝庙褚家桥（今西藏南路附近）以东、潮州会馆（今永安路以西、四川南路以东）以西，面积是986亩。1861年，法国人要求扩大法租界的范围，在他们的威逼下，上海道台对法国总领事说：“顾念我们良好关系，我愿热诚地设法使您满意。”这一“设法”，竟将其租界的东南界址推进到小东门外城河地区，面积达到了1 124亩。

作为租界“政府”的公董局，于1862年成立，它设在法国领事馆（今金陵东路2号）里。公董局“有权”维持法租界的秩序，加强警力，清除腐败行为。然而当时公董局的官员，多数是早期殖民者中的冒险家充任，他们“事业”的中心，便是敛财聚宝，这决定了法租界的“政府”只能是合法犯罪的堡垒。这些官员不仅纵容一般犯罪行为的横行与存在，而且还直接与上海的黑社会发生协作关系，从而助长了上海黑社会势力的扩张。其主要的表现如下：

其一，法租界成立初期，百业待举，但资金乏，法租界当局为了开拓税源，公然应允妓院、花船、赌场和烟馆营业，以便开征“营业税”。因此，在1906年以前，花捐赌税一直是法租界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如1865年法租界的当年财政预算为103 000银两，其中烟、赌、娼营业执照收入达48 000两，占整个收入的46.6％。

其二，久而久之，法租界当局发现，将烟税花捐承包给有能量的地痞流氓，或与之深交者，便容易有效地收到捐税。于是，他们开始物色此等人物，并与之订立契约关系，承包的流氓只要按约完税，那么租界不仅将允许他们的合法的生存，而且将承担保护他们的义务。这样，租界和黑社会势力逐渐开始结合了。

当时，法租界的治安主要靠巡捕房承担。

法租界自咸丰六年（1856年）起雇佣3名欧洲人做巡捕，旋设立捕房于小东门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同治五年（1866年）捕房改称公董局警务处，人称总巡捕房，俗称“大自鸣钟捕房”（又作老北门捕房或麦兰捕房）。后来随着法租界的扩张，又设立了中央捕房（1901年建，即卢家湾捕房，地址斜桥）、小东门捕房（1867年建，又作东区捕房）、八仙桥捕房（1887年建，又称西区捕房或霞飞路捕房，地址今淮海中路淡水路口）、福煦路捕房（今复兴中路）、徐家汇捕房（1915年建，地址宝建路，故又称宝建路捕房，宝建路今为宝庆路）和贝当路捕房（地址今衡山路）等共7个巡捕房。巡捕按照其职能区分有两类，一类是巡捕，其职级有巡士、巡长、巡官等；二是密探，也称作“包打听”，有探员、探目和探长等。当时的巡捕房的人员主要由法国人和中国人担任。中国巡捕简称“华捕”，是从1869年开始进入捕房的，警务处当年试用了12名华捕。1886年，华人聂相宝担任了督察员，但不过一年，他便被手下的3名华捕指使流氓暗杀了。从目前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看，法租界与黑社会协作关系明朗化的确是在招进了黄金荣为首的黑社会势力后开始的。1900年1月法租界再次扩张后，才从法国的殖民地安南招来29名安南巡捕，与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相对应。清末时整个法界巡捕房的职员计有总巡1人，副总巡1人，总稽查1人，侦探长1人，法捕60人，安南巡捕200人，华捕250人，法探7人，华探50人。因此，从数量上推论，警务处的密探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这是黄金荣能够进入法租界并建立其势力的重要背景。

烟、赌、娼行业的兴旺，固然能给统治当局带来财源，但由此加剧膨胀的黑社会势力，却严重扰乱了其统治秩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租界当局相继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即吸收有势力的流氓充实警力，控制流氓团伙，以便把流氓的犯罪活动限制在不致危及外国殖民者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统治秩序的范围内。

黄金荣便是在这一思路下“有幸”被法租界当局吸收，成为巡捕房的一员而发迹的。黄金荣后来说：“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

关于黄金荣是如何被招入法租界巡捕房的，说法不一。黄金荣的管家黄振世、程锡文都有过回忆，其中尤以程锡文口述、由杨展成整理过的一篇回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叙述这一过程为详细：“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主要是靠邻居陶婆婆的介绍。黄金荣的母亲常替陶家洗衣服，日久天长，陶婆婆看到邹氏母子五人生活困苦，深表同情，邹氏就托陶婆婆替黄金荣在巡捕房中找个差使。1900年，法租界扩充管辖地区，捕房公开招考华人巡捕，黄金荣报名投考，恰巧陶婆婆的儿子从上海中法学堂毕业，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翻译，陶婆婆就叫她儿子在捕房内打了个招呼，因此黄金荣被录取为三等华捕。那时捕房录取了二十名华捕，后来改组成侦缉队（即便衣警探），陶翻译推荐黄金荣做领班，当时人称‘二十股党’。”

所以目前有许多书籍，都说当初黄金荣是因捕房公开招考华人巡捕时被录取做华捕的。但在法租界巡捕房曾工作过20多年的原法租界督察长薛畊莘写过一篇名为《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法租界当局为了收拾这批郑家木桥小瘪三，用以毒攻毒的办法，雇佣黄金荣为刑事科便衣探员（俗称包打听）。黄就把大部小瘪三收为徒弟，加以掌握，作为向法捕房立功的资本。”

录下这两段文字，旨在辨明，尽管当时法租界有可能是采取过“招考”华人巡捕的这一形式，但这决不是如一般的文官、武官考试，测量其职业与文化的综合素养，果如此，则法租界当局决不会允许出现后来的烟、赌、娼合流且暗中雇流氓势力保护，以默允其存在而收资财的局面。法租界招华人警力以维持治安，本身就含有如供职有年的薛畊莘所云“以毒攻毒”的策略，这已为其后几十年的历史所证明。所以，黄金荣入法租界巡捕房，“考”与否本身并不应作为一种正式的史料立论。也许，说黄金荣以“招考”的形式被殖民当局有意纳入巡捕房更为确切。

关于黄金荣何时成为巡捕，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00年，法租界扩张后进入巡捕房的。但黄金荣自己说26岁成为了巡捕，旧时中国人算年龄均以虚岁记，1892年正是黄金荣26岁。较早成书的《大流氓杜月笙》一书也作1892年。1925年黄金荣在从巡捕房辞职时称“供职迄今已有三十年于兹”，这30年当然是个概数。若以1892年计则黄金荣供职33年，若以1900年计，则黄金荣服务为25年。可见若取1892年说，则黄金荣前后的说法还是一贯的。因此，笔者认为1892年应是比较合理的。

法租界与流氓势力的结合，是历史的特殊选择。随着租界的扩张，人口猛增，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欧洲巡捕不谙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内幕，难以有效地控制社会，以后所招募的外国巡捕也形同摆设。而黄金荣一类人物是从社会底层摸打滚爬过来的。他们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底细，尤其熟悉黑社会各团伙的内幕与布局。租界与黄金荣一类人物的“联姻”，无疑将会扭转租界对治安问题一筹莫展的局面，大大改善对上海社会的控制。另外，烟、赌、娼等邪恶经济部门的存在，是殖民当局获得稳定捐税的基础。为了保证其正常营业，就必须容纳与之有血肉关系的黑社会势力。而流氓团伙间的严重妨碍统治秩序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矛盾，也只有靠“以毒攻毒”、培植最有能量的黑势力的方法加以解决，从而保持社会新的平衡。总之，法租界当局为了确保租界的平安，放弃了司法公正这一道社会公正的最后堤防，而心甘情愿地引入流氓势力，其原委是可以想见的。

对于黄金荣来说，法租界向他这一类人等伸出橄榄枝，不啻于是给他们铺平了一条登天的大道。在过去，黄金荣率众从事敲诈、抢劫、诈骗等黑道事业，既担惊受怕，要躲避官府的围剿，又须防止同道兄弟的“黑吃黑”。他们虽能得到温饱，甚至有小财好发，但社会地位低下；能光明正大地出入于大庭广众之前，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是其梦寐以求的理想。况且，有了殖民当局作靠山，他们就可以凭借自己亦官亦匪的身份，吞并其他流氓集团，以独霸一方。事实上，黄金荣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流氓领袖，成为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三大亨之首，乃至中国黑社会势力的龙头霸主，正是以担任法租界密探之位为起点的。

所以，1892年，是黄金荣一生的一个大转折。

黄金荣被分配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值勤，这大自鸣钟的地名，现在泛指金陵东路以北、延安东路以南、紫金路以东到黄浦江这一带。1865年法租界公董局在原福州会馆旧址上建造了3层大楼，中间有座高高的钟楼，装有当时上海第一台大自鸣钟。它与外滩江海关大楼的大自鸣钟和跑马厅彩票楼的自鸣钟鼎足而立，号称上海三大自鸣钟。直到黄金荣退休后的1934年，这里才翻建成一幢巴赫司风格的10层大楼（其址今为延安东路黄浦区公安分局）。巡捕房的正式名称叫法租界北区巡捕房，租界时代，楼前曾矗立原来法租界总巡麦兰的铜像，因而俗称麦兰巡捕房，一度曾做过法租界的总巡捕房。

黄金荣担任探员，人称华探，俗称“包打听”。他首先让把兄弟丁顺华和程子卿收买一班惯窃老贼，在法租界各处设置眼线暗哨，然后制造种种事端并加以解决，不断扩大其影响，以取得法帝国主义的信任。深谙黑社会内幕的黄金荣对这类勾当做起来是“熟门熟路”。有时，他让眼线纠合瘪三们去抢劫作案，事先他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然后将作案者一网打尽，事情平息后，黄金荣再设法将眼线保释出来。有时，他在法租界的繁华地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商业区出巡，事先派小流氓闹事，待黄金荣到达时，小流氓们便大叫一声“黄老板来了”，随即抱头鼠窜，黄金荣也会装模作样严加训斥。久之，法租界警务处对黄金荣另眼相看，认为他最有办法，而黄金荣在捕房中的地位也愈加巩固，并在华捕中崭露头角。于是，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等因为他能降服流氓，维持治安而塞钱送礼，到后来，甚至按月给他送钱，将他视为“保护神”。总之，黄金荣暗中制造纷乱的局面，让法租界闹得鸡犬不宁，然后再由他出面消除这种纷乱的现象，这是黄金荣早期博得名声的主要手法。

黄金荣走红的另一个原因是得到石维也的赏识。石维也是巡捕房的副总巡，直接管理包探和巡捕，黄金荣对之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经常行贿，加之黄金荣的治安“手段”，从而深受石维也的器重，被其视为最得力的干将。石任内的绝大部分贪污都是黄金荣一手包办的，所以有此靠山，黄金荣便站稳脚跟，且无不成功，步步高升。

晚清的租界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已相当繁华，闹市马路上，京广杂货店、清洋布庄、中西饭馆等鳞次栉比。茶馆尤其繁盛。出名的有大马路即南京路上的一洞天茶馆（其址今为南京东路大三元酒家）、福州路上的青莲阁（其址在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等。

聚宝楼在东新桥法大马路上（今为浙江南路、金陵东路十字路口），这法大马路又称公馆马路，辟建于1860年，因法国领事馆设于该路而得名，又叫领事馆路，这里是法租界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聚宝楼离公董局（其址在今外滩金陵东路，建筑已毁。1909年法租界向西扩展，公董局迁至霞飞路，今为淮海中路）很近。

这聚宝茶楼的底楼，两边都是店面房子，当中有架大楼梯，登楼便是茶室。楼上有5间茶室，窗户三面临街，座位也十分舒适。聚宝楼的老板也姓黄，非常善于经营，因而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成为法租界首屈一指的大茶楼。但黄老板也有一块心病，就是经常有地痞流氓要来敲竹杠。黄老板听说黄金荣的势力正日益做大，便揽人说情，请求其庇护。再说黄金荣正看着聚宝楼的欣欣向荣而眼红，对送上门来的好事自然不肯放过。于是出面干预，扬言称聚宝楼有我一半的股份，啥人敢来捣乱？流氓小角色立即摆平。事后，黄老板自然要送上那一半的股份黄金荣笑道：你我都姓黄，500年前是一家，为保你聚宝楼永久平安，我们巡捕早晨的聚会，干脆就到你茶楼上来吧。这样，聚宝楼便成为法租界巡捕的聚会之所。

黄金荣每日9点钟起床，盥洗完毕后出门，他不穿制服，不佩手枪，也不去巡捕房办公，而是去聚宝楼喝茶。聚宝楼设32副白木茶座，每个华探都有固定的座位，好像是办公桌。黄喜欢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他往固定的座位上一坐，便有虾头蟹脚前来汇报、问候和打听消息。这些人上海人称作“三光码子”，他们原来身无分文，因做了华探的助手，从此手头宽裕，衣食无忧。在华人探目中，与黄金荣最投机的是沈德福和方福林。当时，试用的探目月薪只有7两银子，三等华探也只有8两银子，但因为有了各个店铺、喽罗的“贡献”，黄金荣的生活还是过得非常有滋有味的。

晚年的黄金荣回顾这段经历也承认：“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能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侮，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这段话，黄金荣显然是避重就轻了，当时的黄金荣可是风光八面、威风凛凛、人人要巴结的大人物。

当然有时也要真刀真枪地冒着危险。

一天，巡捕房接到江洋大盗“黑风”的报案。原来光绪年间，太湖一带有个孔武有力的大盗，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常在月黑风高之夜打家劫府，人称“黑风”。“黑风”手下也有一伙人，这伙匪徒来往于无锡、苏州、昆山等地，多次作案但均未破获。这次，“黑风”带人在常州抢劫了一个富商，所获极其丰富，失主因当地捕快软弱无力，而托人求救于上海法租界，并许下重金。巡捕房认为这是一件油水很足的买卖，而且一旦匪情蔓延到上海，更会使人心惶惶，便安排破案能力很强的黄金荣负责破案。

黄金荣过去主要是安排喽罗破假案，这次得到这个差使不敢怠慢，如果能破此大案，自己在法租界便没有敌手了。于是，先命丁顺华、程子卿放出眼线，以摸清“黑风”的去向。经过两个星期的打探，终于找到了线索。原来，“黑风”等得了大批珠宝金银后，知道这次案情重大，决定先分了钱财一面隐蔽，一面享受一番。“黑风”带了大部分珍宝潜至苏州，躲入了相好家以避风头。黄金荣摸清虚实后，带着巡捕直奔苏州。晚上，黄金荣纵身跃上矮墙，悄悄来到窗下，用手指戳破窗纸往里偷看，只见一个30多岁的大汉正搂着个粉头在嬉闹喝酒，程子卿随后翻入时闹出了点响声，只见大汉呼地一声把灯吹灭。顿时，屋内一片漆黑，黄金荣正要起身封门，只见一个黑影已将大门撞开，轻轻一提身子，窜上了矮墙。黄金荣一看，不敢怠慢，也窜上了矮墙并立即往黑影扑去，这一扑整个身子重重地压在黑影上，虽然黑影再度挣脱，但已经伤折了脚，无法飞奔，眼看黄金荣已经追近，黑影慌乱之中，跃入河中，企图泅水逃跑，黄金荣这时顾不得其他，也跳入河中，但实沉的黄金荣不识水性，水中一较量眼看已落下风，正好丁、程两人赶到，这样才制服了“黑风”。大案一破，江南传知。黄金荣回到上海，受到法租界当局的褒奖。后来，成书于1930年的《上海名人传》记载道：“旋有太湖巨盗抢劫巨案，先生奉命赴苏办理，盗者鸷悍难擒，先生不避艰险，于之搏，盗登屋，先生初登屋，跃下时，伤其足，盗泅水，先生亦泅水，几灭顶，盗卒被手擒。”

黄金荣充分利用其包打听的身份，以简制繁，以静制动，逐渐在法租界建立了庞大的明的、暗的、公开的、秘密的网络，在法租界站稳了脚跟。其长媳李志清回忆说：“想想也是好笑，我们老太爷一辈子不会打枪，绝少出手打人，而且一生一世不会说法国话，但是他却在法捕房做了三四十年的总探长。职位升到无法再升，法国人还要拉牢他，于是只好又破规矩，把法国人自家才可以得的荣誉职务让出来。”其全部秘密就是利用黑社会势力，亦官亦盗，拓展势力，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黄金荣每日的例行公事是上午到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巡视，然后折往小东门十六铺一带。沿途丁顺华、程子卿及徒弟们前呼后拥，吆五喝六，十分威风。在小东门巡捕房小坐片刻，处理各种事情。公事结束如有余暇，便到南市的妓院、赌场里痛快地白相一番。

晚清时期的十六铺小东门、大东门地区，原是中国地界，黄浦江畔，码头林立，商号鳞次，每日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由于上海道尹惧怕外国人，自动放弃了这块寸金之地的管理权，法租界势力日益侵入这一地区。他们先是设立码头，然后将巡捕派往此地。黄金荣也奉命巡逻维持治安。那一带是繁华冶游之地。如里咸瓜街、外咸瓜街、悦来街、新街、典当弄等一带，形成近百户妓院，清一色的宁波堂子。游客也多是上海宁波帮的中坚，如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衷、金廷荪、庄松甫等，均是这里的常客。祖籍余姚的黄金荣也喜欢到此寻欢作乐，不久，黄金荣即与阿桂姐同居了。

时小东门外到东昌渡口有一条黄浦江的支流，河上有座石桥，人称“陆家石桥”。桥北属法租界，而桥南是南市，因此处是租界和华界交接之地，妓院和私娼充斥其间。阿桂姐是上海人，约二十四五岁，她有个丈夫叫马阿龙，以及两个儿子，由于丈夫患病，为生活所迫而沦为私娼，还找了两个私娼合作。但卖身的血汗钱首先遭到流氓、警捕的敲诈，于是，阿桂姐欲找个靠山，以为“驱魔神”，这样，又黑又麻然而却是巡捕身份的单身汉黄金荣便成了阿桂姐的非正式丈夫。黄金荣常以阿桂姐处为家宿夜，阿桂姐门口的小流氓果然不敢随意搔扰了。阿桂姐则在生活上尽心照料黄金荣。黄金荣白天上差，阿桂姐便每日叫跟班的“小南京”送饭到巡捕房。这个“小南京”叫金九龄，年龄十五六岁，原是流浪汉，后供阿桂姐差遣。后来黄金荣得势，收其为门徒。黄金荣与阿桂姐前后姘居约两年，尝到了家庭的温馨。但虽像有了个家，但毕竟阿桂姐的丈夫尚在，而且开“私门口”的阿桂姐地位也太低。于是，黄金荣久之生厌，遂离开“陆家石桥”而另觅新欢，又看中了妓院女老板林桂生。

南市一枝春街（今平湖路）吉祥里有家烟花间，烟花间是一种既能嫖妓女，又能吸鸦片的低等妓院。这爿烟花间的女老板便是后来成为黄金荣的元配夫人的林桂生。

林桂生，上海本地人，生年不详，约生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父亲是个小有资产的白相人，林家住在周泾浜的西侧，1865年法国人在此修筑了一条通向外国坟山（今淮海公园）的路，这条路俗称坟山路（Rue du Cimetiere），后这里被圈入法租界，1926年坟山路改名麦高包禄路，林宅就在麦高包禄路、宝昌路（后改称霞飞路，今为淮海中路）口。林桂生长得矮瘦，脸部扁平，终年不施脂粉，自幼便在江湖弟兄的环境中生长，对黑道之切口、路径和布局如数家珍。其父曾希望她能专心求学，将来能光宗耀祖，但看到女儿整日只喜舞枪弄棒，和那些豪爽泼辣的女子来往，便打消了这一念头。果然，林桂生不到20岁，便已加入“青帮十姐妹”，成为声震半个上海滩的青帮女强人了。

所谓的“青帮十姐妹”便是10个上海滩上出名的女流氓，她们结拜为异姓姊妹，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这10人就是史锦绣、金钢钻阿金、阿桂姐、林桂生、洪老五、小脚阿娥、李宝英、陈宝姐、沈扣珠、丁宝英（见下表）。青帮十姐妹概况

史锦绣

常州人，范开泰之妻，拜女流氓何氏为师傅。善于交际，性格豪爽，手段泼辣，人称“强盗锦绣”，为上海女流氓之首。

金钢钻阿金

丈夫在三牌楼开万昌珠宝店。拜流氓尤正熙之妻为师，加入青帮。

阿桂姐

南市陆家石桥私娼，后成为妓院鸨母，为黄金荣早年之姘妇。在黄金荣的帮助下，后为粪霸。

林桂生

黄金荣之妻。

洪老五

扬州人，父洪九豹子开私娼妓院，承父业，且从苏北等地贩卖女孩到上海妓院。

小脚阿娥

宁波人，娼妓出身，精拳术，传为虞洽卿之姘妇。后开设妓院。

李宝英

上海人，丈夫陈六甲，为地皮经纪人。加入青帮，专事“仙人跳”、“放白鸽”等勾当。

陈宝姐

上海龙华人，姘夫祝宝山，两人狼狈为奸。

沈扣珠

苏北人，到上海帮佣，后为私娼，与姘夫冯子宝合伙拐骗妇女为娼妓，后从事“贩猪崽”。

丁宝英

苏州人，幼学评弹，后嫁珠宝商人童容春。与林桂生关系密切。设赌局害人。据说她后来在众位姐姐衰老后，自行建立了第二代青帮“十姐妹”。

林桂生在法租界和南市地界交汇的一枝春街开了家烟花

烟花女清一色都是苏州女孩，是林桂生亲自到苏州挑选来的。因此，这家烟花间在这一地区算是相当出名的了。一次，林桂生从苏州选来个女孩长得端庄秀丽，且又灵活聪明，名字叫李志清。林桂生不忍心让她当妓女，便把志清领在身边，做了养女。

黄金荣对这样一个有着强有力父亲背景的、工于心计的妓院老板兼青帮女流氓林桂生十分中意，美中不足的是梳着清汤挂面式短发的林桂生，不是个绝代美人。当然，黄金荣更不是美男子，他俩之邂逅，并非倾慕对方之容貌，而是志趣相投。

义和团事件后不久，30多岁的黄金荣与林桂生结婚了。这时，法租界的华捕增加到了106人，黄金荣的市面也更大了。婚后，黄金荣住在八仙桥同孚里，同孚里为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过了十几年后，才入赘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林家老宅。

黄、林联姻，使黄金荣的人生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因为：其一，黄金荣虽是法租界的华捕，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发迹，对于黄金荣这样一个毫无根底的人来说，很需要利用林桂生家的势力和背景，所以黄金荣是以入赘女婿的身份“高攀”林家的。其二，黄金荣心粗气浮，凭蛮力、狠劲闯天下，要说素养与计谋，那是在以后的生涯中慢慢磨练出来的。在当时，他还是十分钦佩林桂生的，他知道眼光犀利的林桂生是他称职的智囊和参谋。果然，黄、林携手，在20多年夫妻生涯中，共同创下上海滩黑道第一号之地位，黄金荣始终对她言听计从，恭敬有加。当然，到了黄金荣地位稳固后，他又因林桂生相貌平平且日益老去，遂另觅新人而中途分手，各奔东西。但黄金荣终以此事为始，开始了他的不可终止的下坡路程。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