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裱画店的学徒

黄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祖上没有出过什么人物，在黄金荣之父黄炳泉之前，家世不传。因此，在黄金荣最为煊赫的30年代，上海文明书局曾出版过一册由谭延闿题写书名的《海上名人传》，其中有一篇《黄锦镛先生小传》，亦只从黄炳泉开始写起。终黄金荣之一生，未曾有过对其祖上的赞颂之辞。由此推论，黄家一门，至炳泉起，始有起色。黄金荣父亲黄炳泉年轻时任余姚县衙门的捕快。所谓的“捕快”并不是什么官职，而是旧时在州县的官署中担任缉捕盗匪工作的差役，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刑事警察。作为衙役的公人，还是生活在社会的较底层。黄炳泉因侦破过几个案件而在当地小有名气，曾升为江苏提标候补守备。如果以正当的职业为黄金荣定位的话，应该算他一生业警。追溯渊源，也是子承父业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入中国，官场腐败，民生凋敝，那正是国家屈辱与民众造反的年代。1861年11月，太平军席卷绍兴时，知府廖宗元自杀，团练大臣王履谦、山阴知县庄凤威等逃亡，衙门公人纷纷四散，黄炳泉只身避乱，先到上海浦东，后迁苏州，经朋友介绍，入苏州知府衙门继续担任捕快，直至升为捕头（类似后来的刑警队长。也有一说称苏州府因为要破大案而到余姚借用黄炳泉，黄因破案有功而被破例留在苏州，当了个捕头）。总之，黄炳泉凭着自己的辛勤工作和破案能力，缉捕盗贼，不仅在苏州站稳了脚跟，而且有了一官半职，人称“性豪爽而慈祥，生平行仁积善明德”。到了此时，步入中年的黄炳泉才得以经媒人撮合，娶苏州女子邹氏为妻。

邹氏一生勤俭持家，一共生育了5个孩子。第一胎生了个儿子，但不幸早夭，老二是个女儿，大名黄凤仙，乳名阿宝，长成后嫁与上海邹家，生子邹金寿。过了好几年，邹氏才生下了儿子黄金荣。第四胎为女儿招弟，后嫁给了徐步洲，有一子四女。邹氏最后一个儿子叫木金，幼时早夭。此外，黄炳泉还有个姘妇，在高桥旧校场开设糕团店，人称“麻子阿金”，也曾与黄炳泉生过一个女儿。

黄金荣排行第三，小名阿荣。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生于苏州，这样如按祖籍算，黄金荣是浙江余姚人，如按出身地算，应是江苏苏州人；但是在黄金荣的户籍里籍贯一栏他一直填的是上海，可见他与上海感情之深。后来黄金荣一直以阴历十一月初一作为自己的生日。当儿子呱呱落地，黄炳泉中年得子，自然异常高兴，取苏州俗语：“千金万银才是富，荣宗耀祖才算贵”之意，他便给儿子起名“金荣”，小名“阿荣”。黄金荣出生后，体质十分羸弱，整日啼哭。一日请了个算命先生，这位先生竟大胆预言，这个孩子寿命不会太长。爱子心切的父母急忙从算命先生处讨得“解法”，将他送入佛庙，以托佑于佛祖，当然不久即抱回家中，没有吃什么苦头，只是从此黄金荣得了一个“小和尚”的雅号。

黄金荣的童年因父亲是个捕头，在苏州城里好歹也算个人物，经济上应称得上殷实。“小和尚”吃母亲的奶，一直吃到6岁，倒也茁壮成长。接着，像苏州一般殷实人家的儿女，黄金荣被父母送入了私塾。第一天，私塾先生看到“金荣”两字，不禁摇头，便提笔给他起字“锦镛”。苏州乃书香之地、状元之乡，私塾虽亦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读起，但由于私塾先生要求严格，使得在学业方面没有多少天份的黄金荣痛苦万分。他生性顽皮好动，也给望子成龙的父母添了不少麻烦。后来有人吹捧说黄金荣“幼以孝行闻于乡里”，纯属虚词。但不管怎样，黄金荣的毛笔字总算打下了点基本功，在三大亨中，杜月笙成名之后虽苦练过书法，但对有19划的“镛”字总感到为难；张啸林喜爱附庸风雅，常在佛寺净地留下巨幅题字，其实是佛头着粪。而黄金荣的书法还是能拿得出手的，晚年他曾得意地回忆说：十五六岁时他赚到的第一笔钱，就是过年给人写斗大的“福”字。

这时，姑苏城里流行起天花，黄金荣也染上了。虽然平安治愈，但从此脸上多了一些麻子，“麻皮金荣”的绰号即由此而来。

黄炳泉办案比较干练，据说曾升为江苏提标候补守备。但在1880年，黄炳泉因办错案子，受到处分，便离开苏州，举家迁居上海，在南市张家弄猛将堂侧购屋安下家来。黄炳泉将所积之财盘下住宅东侧三牌楼的沿街房子，开了家小茶楼。这时的黄金荣仍然体质羸弱，其父母又让他到文庙路绎庵做了100天的小和尚。两次入庙是黄金荣最初的人生路上独特的经历。特别是少年时期，矮小的黄金荣终日在高大威严的菩萨金刚脚下穿来过去，在心理上不能不受到影响，所以终黄金荣之一生，虽然在社会上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对曾“保佑”他性命无虞的佛寺道观，却一直抱有深深的敬畏之心，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吧。

黄金荣随父亲到上海时，还只有12岁。黄炳泉曾出钱，让儿子继续在城内猛将堂内的私塾读书，但小小读书郎耳闻目睹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渐生好逸恶劳之心，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没多久黄金荣就停止了他的学生生涯，所以在笔者见到的黄金荣自己填写的两份履历中，一份的文化程度填的是私塾三年；另一份填的是“粗识”。此后便在家里混混。他最感兴趣的是看大人搓麻将，在这方面好像颇有天赋。因为年少记性好，往往大人还没看出好牌，黄金荣在其身后已经会叫一声“和啦”。后来他索性登上了麻将桌，从此一生与赌博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赌场没有常胜客，甚至有时输得只剩短裤衩回来。看儿子如此荒唐不成器，黄炳泉想：“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便在儿子虚岁17（1883年）时，将其送入姐夫开设的裱画店。以求学得一门手艺，将来不说光宗耀祖，终可养家糊口，过个小康生活。所以，黄金荣的文化水平，最多只能算是高小。黄金荣后来回忆说：“17岁在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20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

在裱画店，黄金荣除了烧柴炉、做饭菜外，就是调浆糊、裁纸张，收入只有月规钱50文；因为是在姐夫开的店里，没遭什么打，但对装裱，黄金荣也没有多大兴趣。好不容易熬到1886年，黄金荣终于学徒满师了。是年黄金荣19岁（20虚岁），据说可以有9 600文的工资。但他显然是不喜欢在店里受姐夫的管束，他心中向往的天地比这一间小小的五尺店面要大得多。父亲没奈何，又托人让他进了可以开些眼界的萃华堂。

萃华堂裱画店地处上海老城——南市的中心，是家百年老店，老板叫黄全浦。周围商店林立，酒肆环绕。每日里车水马龙，十分热闹。这里也是流氓出入的场所，燕子窝、妓院和赌场更是众多。这倒很对黄金荣的脾性，他很快在这里结交了一些三山五岳的“好汉”。但好景不长，店大规矩多，杂务重，据黄金荣后来对黄振世回忆说，在萃华堂，除了照顾店里的生意外，早晨还要淘米、煮饭，做各种家务。而且，“根本没有工资，老板每月只给50文月规钱，剃头、洗澡而外，就所剩无几了”。所以，黄金荣“认为干这一行没有出息，要想找门路改换职业”。尽管有父亲的严厉督促，黄金荣还是半途开溜了。

当父亲问他今后打算时，黄金荣斩钉截铁地回答，坚决不走姐夫的道路。他对父亲昔日的捕快职业倒情有独钟，张家弄一带住有不少清朝的武官和捕快，黄从小耳闻目睹，十分崇拜捉贼捕盗的英雄。父亲昔日的捕头威风，黑白两道上来往的各路好汉，始终是黄金荣向往的生活样式和内容。这倒并不难，黄炳泉与上海县衙门中的公人还有些熟悉。经过多次请客送礼，终于有了眉目，1887年，黄金荣先是谋得一个上海县值堂的差役。接着，黄炳泉又给县里送金献银，终于让黄金荣改任捕快，一时黄金荣欢天喜地，以为从此可以高人一等了。

然而，捕快亦非轻闲之职。那时，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黄金荣经常要押解犯人或押送公物到松江府去，上海到松江，来回70多公里，黄金荣常常是穿上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清晨三四点钟起程出发，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到南市。头几次外出，小桥流水，野菜花香，尚有些新鲜感，日子长了，风来雨去，风餐露宿，从小被母亲娇宠惯了的黄金荣如何吃得起这等辛苦。不久便辞去了捕快之职，与一批在他父亲茶馆中混日子的流氓缠在一起。

这时的黄炳泉已到花甲之岁，且染有烟瘾，体弱多病，他终于没能看见儿子出息，在愁苦中离开了人世。其妻邹氏不几年也死去，茶馆也关门了，经父亲的朋友帮忙，黄金荣才将父母葬于漕河泾黄家坟地。

父母死后，家中只剩黄金荣姐弟3人，再也没有人管黄金荣了。此时的黄金荣虽然个头不算高，但长得十分壮实，椭圆的脸，胖敦敦的，他握紧有力的双拳，感到浑身是劲，准备打一番天下。

“郑家木桥小瘪三”是一个历史的名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为上海南部流氓地痞、无赖的统称。早期的黄金荣，正是混迹在南市和法租界、公共租界交界的典型流氓团伙“郑家木桥小瘪三”中，开始了他的混世魔王的人生道路。

上海作为近代飞速发展长成的一个大都市，其特点之一，便是流氓势力的膨胀。地痞流氓是因为社会失控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恶霸势力。上海在开埠以前，就因为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结构复杂以及地方吏治不力，致使地痞流氓势力猖獗。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畸形发展，流氓势力急剧膨胀，这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1853年清政府漕粮改河运为海运后，几千条漕船上的水手连同河岸纤夫、搬运工人及商贩等近百万人陷入失业的绝境，沦为流民。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流民进入上海，与本地流氓合流。在这些人中间，影响最大的是民间秘密结社组织——青帮，青帮原来是下层社会借以自保的形式，但以后逐渐成为黑社会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稍后，主要活动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洪帮，也由于贩运鸦片等活动而逐渐进入上海，与流氓势力结合。流氓帮会化和帮会流氓化是近代上海黑社会势力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这一势力变得极其强大的重要原因。

第二，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之外而又各自为政的、畛域分明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把整个上海一分为三。全市没有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行政机构。不仅中国官厅不能在租界内行使权力，租界的巡捕不能往华界活动，就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巡捕也互不相谋，各行其事。这种政治的不统一、社会控制力量分散软弱的环境，正是上海流氓势力滋生、繁衍的土壤。

第三，中外统治当局，尤其是租界当局，对鸦片、赌博和娼妓等肮脏营业的纵容与扶植，造成了一个巨大而邪恶的经济部门。上海租界向以“罪恶的渊薮”闻名于世。尤其在工商业甚为缺乏的法租界，公董局一直把向烟馆、妓院和赌场征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1865年公董局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赌税。这个以烟、赌、娼为核心的邪恶经济部门，既为大规模的黑社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又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扩大了流氓势力的社会基础。

上海延安东路原是一条宽阔的河流，叫洋泾浜，为黄浦江的支流，它西经周泾浜与苏州河相连，往东汇入黄浦江。洋泾浜因通洋泾港而得名，浜分东、西两段，浦西称西洋泾浜，浦东叫东洋泾浜，后来东洋泾逐渐淤塞，从此浦西段不再冠以“西”字，而直呼洋泾浜了。自19世纪40年代始，洋泾浜成为了英、法租界的分界线。其两岸各有一条小路，南面的是孔子路，北面的为松江路。洋泾浜上有9座桥梁联接两岸的南北交通，自黄浦江边数起，有外洋泾桥（又作头洋泾桥，今外滩延安东路口）、二洋泾桥（今四川南路口）、三洋泾桥（今江西中路口）、三茅阁桥（此地原有一座三茅阁道观，今河南南路口）、带钩桥（今山东南路口）、郑家木桥（今福建南路口）、东新桥（今浙江南路口）、西新桥（法国人称作“八里桥”，中国人也称其为八仙桥，今云南南路口）和北八仙桥（今云南南路以西）。最初，这九桥中除了外洋泾桥是钢骨水泥建筑外，其他均是木桥。由于此处为英、法租界的交接处，故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沿岸茶馆临水高筑，明窗开敞，是商人们谈生意的好去处。

郑家木桥在开埠前就已架设，原名陈家木桥，上海话里“陈”、“郑”同音，因此后来变成了郑家木桥。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清军前来围剿，这一带顿成战场。英国领事为阻止战火蔓延到租界，下令拆除此桥。到1856年，美国传教士泰勒为了方便教徒进出河南的基督教教堂，出资在木桥原址上建造了一座长10米、宽4米的木桥，外国人称泰勒氏桥，上海人仍称它为郑家木桥。郑家木桥一带，商号林立，各地商贾成交之后，就近到山东路麦家圈、福建路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逛妓院、赌场和燕子窝。久而久之，这一带就成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云集之处。于是，游民乞丐因这里茶楼酒肆、娼寮赌场毗连而时常出没，扒手小偷因这里各地商人成群也常在此聚散，流氓地痞们更是在这里呼风唤雨，聚众闹事。

由于洋泾浜是英、法租界（后来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接处，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英租界，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一河相隔，形同两国。流氓地痞们充分利用这种制度的缺陷，以郑家木桥为其风水宝地，凡行人行经或者商船停靠此地，他们便一哄而上，于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大之于货箱皮包，小之于妇女所戴的耳环头簪。这些歹徒往往在英租界得手后，只须逃入桥南的孔子路即告无事，而在法租界作案后，只要避入桥北的英租界亦然。洋泾浜的有利地形，使得流氓歹徒越聚越多。他们结伙成帮，各占地盘，形成了近代上海黑社会的一个雏形。

而从捕快职位上退下来的黄金荣，便成了这众多的流氓地痞中的一人。

黄金荣身材矮胖，结实有力，皮肤黝黑；一张田字脸，硕大无比，近似蛤蟆。口大容拳，但目光炯炯。终其一生，一开口便是一句“× × ×”。他凭蛮力亦凭其社会经历而拳打脚踢，在洋泾浜两岸为非作歹，不久与丁顺华、程子卿结成了流氓团伙。

丁顺华，南汇人，原是农民，身有蛮力，且学得一手好拳术。最初，每日摇柴船到洋泾浜来讨生意，遭到当地土棍的勒索，遂纠集同乡自卫；久而久之，自己也蜕化变质，成了郑家木桥的一霸。

程子卿（1882—1961），江苏镇江人，因皮肤黝黑而人称“黑皮子卿”，幼时读过几年书。及长因家贫而辍学，在米店当学徒，每日掮米，炼就铁打的身坯，且善于出鬼点子。后来他也看中了洋泾浜这块风水宝地，纠众作敲诈之事。

黄金荣与丁顺华、程子卿结为兄弟，依次为黄老大、丁老二、程老三；强强联合后，便成为郑家木桥一带的无可争议的霸主。其收益的主要对象有二：一是来此地贩运各种农产品的农民；二是洋泾浜两岸的商家。前者要留下买路钱，后者要交纳“保护费”。除此之外，有时仍要做些“抛顶宫”（抢路人的高级呢帽子）、“剥猪猡”（抢剥路人衣服）、“剥田鸡”（抢小孩的绒线衣等）、“背娘舅”（用绳套住被害人头颈背至角落，待昏迷即抢剥去衣物）等勾当。

经常来此的商贾、旅贩和农民们，为了免遭麻烦，须主动向流氓中的最有势力者行贿送礼以寻求庇护。这些流氓中的强有力者往往成为团伙帮派中的头目，逐渐形成流氓中的小金字塔，小地盘服从大地盘，小头目服从大头目，产生出盘根错节的地方恶势力。黄金荣在丁顺华和程子卿左右手的支撑下，横行霸市，聚赌狎妓，成为洋泾浜两岸小有名气的黑社会头目。

黄金荣还时常到老北门一带，与守城的门卒沆瀣一气，敲诈百姓。

因终日在黑道上跑，黄金荣认识了一些租界的巡捕，并跟在他们后面做“蟹脚”（即“跑腿的”），上海人称之为“三光码子”。这一时期的黄金荣尚属“郑家木桥小瘪三”的社会极底层人物，自然没有固定收入，直到进入巡捕房后，才改变了生活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