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的黄金荣研究（代序）
黄金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带有浓重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学徒，曾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流氓小头目，被法租界引入巡捕房，由探员而逐渐升到督察长，与杜月笙、张啸林结成三大亨集团，成为中国近代黑社会的龙头老大。作为一个帮会首领，黄金荣将帮会势力发展到雄踞中国地下王国宝座顶峰，并栽培了“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帮会枭雄杜月笙。他的影响力一度渗透到中国的政界、军界和财界的最上层，势能通天，富可敌国。虽然他的门徒中有后来成为民国总统的国民党党魁蒋介石，并在蒋介石夺取天下的关键时刻助其大肆屠杀革命分子，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一根台柱；但他也曾在革命党人的爱国精神感召和“义气”原则下，支助和保护过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晚年甚至照应过国民党的对立面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他坚决拒绝了日伪的合作要求；在大陆政权新旧交替之际，他则未答应蒋介石、国民党的赴台之请，留在上海并约束徒众服从共产党政府的法令，以一个合法公民的身份还算平安地度过了暮年。
一个历史人物的上台与亮相，当然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帮会流氓势力在近代上海的繁盛，及殖民势力的入侵和多种政治力量的并存，造就了黄金荣。在黄金荣以前，所谓的“白相人”（大致指靠非正当职业或手段、背景谋生打天下者）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自黄金荣靠流氓势力起家并取得社会承认之后，沿着他开创的这条路，大大小小的“黄金荣”们破土成长，形成了“黄金荣现象”。这种现象造成的最大结果，便是帮会流氓势力，尤其是黑社会势力与政治的公然结合，取得“闻人”的社会地位，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势力阶层。这种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现象，可以视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秩序的某种缩影。因此，黄金荣毫无疑问地成为后来者评论和研究的对象。这种评论和研究，在大陆自1978年以后，骤然增多，20年间，出版了20余种有关书籍，并在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20多种书籍中，除了少数几种专著之外，大部分是供人们茶余饭后做消遣的读物。这原也属正常的书籍消费，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读物除抄袭而导致事件、人物错位之外，还无中生有地制造情节，渲染黑社会的阴暗面，品位低下，更有些宣传为“研究之作”的专著，以专家的口吻粗制滥造，致使谬种流传，这都是极不严肃的举动。
无论是史学作品，还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与文化积累，它都应以健康的社会功能为第一位。在史料的真实方面，历史学尤应保持自己的科学品格。作为研究黄金荣这个特殊人物的后来之辈，作为必备的课程，我们阅读了能搜寻到的有关黄金荣的所有书籍。考虑到不仅对我们自己，也许对广大的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都有参考的意义，我们不揣浅陋，愿意对目前已出版的有关黄金荣的重要书籍按年份作一个简短的述评。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旧上海的帮会》，作为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刊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收录有关帮会活动的回忆文章计24篇。除个别文章如范绍曾的《关于杜月笙》已公开发表过，多数是首次披露，如朱学范、吴成芳的文章等，为当事人亲身回忆，史料翔实，弥足珍贵。该书成为国内外治帮会史者之必备书。黄金荣的管家程锡文和亲信黄振世、黄国栋等人的文章，讲述黄金荣与孙中山、杜月笙、蒋介石等人的关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因为年代久远，且所述并非都是回忆者所经历的往事，因此需要使用者小心考证。
傅湘源的《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外传》（以下简称《青帮大亨》），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傅湘源，浙江镇海人，早年到上海谋生，阅世颇深，见多闻广，80年代初以古稀之年创作《青帮大亨》，令人敬佩。《青帮大亨》一书内容丰富，通俗生动，可读性强，198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后，广受读者欢迎，所塑造的黄、杜、张的形象，成为此后描述这三人历史的范型。但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叙，该书是一部章回体长篇叙事通俗史话，所述中虽有不少珍贵史料，然也有许多在时间、事实的叙述上混淆不清、甚至与事实大相径庭之处，因此，引用时须注意考证与鉴别。同时书中也有些常识性的错误。如租界时代的巡捕房有两个系列，一为巡捕，官阶有巡士、巡官、巡长，二为密探，官阶有探员、探目、探长等。“包打听”实为密探的俗称。傅著却说黄金荣从巡捕“二道头”升至“三道头”，再上去就可以升至包打听一职（第35页）。再如三鑫公司之发起者，书称为黄金荣、金廷荪和寡妇阿金（第69页），经不少学者考证认为应该是指黄金荣、金廷荪和杜月笙（杜镛，镛为金字旁，也算是一金）。再如张啸林，书称为杭州人（第348页），应为慈溪人。1932年，漕河泾黄家花园落成，书称蒋介石带了宋美龄前来祝贺，大家在一起开怀畅饮（第188页），但并无史料可证。尽管如此，这本书提供了研究上海帮会的丰富的口碑资料，弥补了历史记载的不足。书后附有姜豪、程锡文回忆青帮和黄金荣的文章。
作家赖云青、何玳丽合作的《大亨黄金荣》，作家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该书是有关黄金荣的最早出版的小说，情节生动，基本符合历史事实，10多年来长售不衰。但细究起来，也有一些舛错失实之处。作为上海历史的基本背景方面，如第74页称：“当时老北门大街北端的护城浜上有一洞桥，叫郑家木桥，桥南是法租界，桥北是英租界福建路。”其实，郑家木桥不是跨越护城浜，而是跨在洋泾浜上的。关于蒋介石，书中说：“ 1922年6月16日那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上海——革命军中的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到永丰舰上。蒋介石一拍大腿，心里说，对呀，我何不投奔孙中山去呢？”事实是，蒋介石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也是遵循中山先生的旨意，这一期间曾多次去广东孙中山处，这类史料是很多的。关于黄金荣本人方面，在叙述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时，说黄金荣已经是探长了，也不确切，事实是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黄金荣仍是探目。书中第112页写道：“1900年6月19日下午3点半，法租界钧培里黄公馆的客厅里，麻皮金荣西装革履……”那时，黄金荣还住在同孚里，要过好几年才迁至钧培里，且黄金荣是从来不“西装革履”的。第233页描写道：“张仁奎收了黄金荣十万元的孝敬钱，再有黄、张、杜三个大亨为徒弟，上海滩头就更加兜得转了。于是拣了个黄道吉日，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住所，以做生日为名，大宴宾客，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都到场祝寿。寿宴上，张仁奎向弟子们郑重介绍：‘我在上海靠大家帮忙，十分感谢！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是你们通字辈的师兄！大家互相照应，使我们青帮香火旺盛，码头发达！’”事实是，杜月笙、张啸林非张仁奎的门徒，黄金荣确曾向张仁奎递过拜师帖子，但没有举行过仪式，而且，在20年代的上海滩帮会流氓世界中，实力是衡量地位高下的唯一条件，因此，张仁奎虽名列大字辈，但大字辈们碰到三大亨，还是不敢倚老卖老，后来杜月笙就曾让青帮大字辈的高士奎为他这个悟字辈去苏北跑过一次差。
吴雨、梁立成、王道智合著的《民国黑社会》，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资料较为丰富，成书也较早，是研究民国黑社会中一本有贡献的专著。它虽不是专述黄金荣之作，但也以相当的篇幅涉及黄金荣其人其事，只是其中有些叙述不符合史实。如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父一事，该书认为是蒋介石在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甚微，“为了找个靠山，就托人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的（第200页），而不是在蒋介石投机失败后投靠的。这种说法似说服力不太强。另外该书称：“蒋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曾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去找黄金荣”（第202页），这段话中，杨虎被蒋派到上海联络帮会是事实，但当时杨虎的身份不是上海警备司令，而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特务处处长，他出任淞沪警备司令是在四一二事变以后。
《青红帮三大亨》，张弘文、石沧、陈建华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关于黄金荣的叙述几乎全部来自《旧上海的帮会》，作者可能是缺乏研究之故，史实前后颠倒与重复，错误不少。如在第9页，一方面称1924年黄金荣因营救雷狄主教脱险而荣升督察长，接着说黄金荣担任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60岁后才退休。其实1924年时黄金荣已虚岁56了，即使做到60岁，督察长也不过当了4年，何来20多年？诸如此类的失误甚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章君谷的《众家老板黄金荣》，先刊于台北的《中外杂志》，后由中外文库出版。该书之缘起是196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在台的黄金荣亲友假台北华严莲社为黄金荣百年冥诞，诵经致哀，传记作家章君谷当即表示写作黄金荣传记。因此该书以采访在台湾的黄氏亲属为基础，文前有黄金荣之孙黄启予的序言。笔者所见的这两册书中确有一些珍贵的史料。但综合论之，其资料价值不如章氏的另一本著作《杜月笙传》。此书中背景材料铺垫过多而实际内容空洞，第一册中黄金荣与露兰春的恩怨占了半数，而第二册副标题为“黄浦江奇案录”，描述上海近代发生的大闹公堂案，王莲英、阎瑞生案等，与黄金荣没有任何关系，纯为故弄玄虚，节外生枝，而对黄金荣一生几个关键点却没有交代。严格而言，作为黄金荣的传记，它并不是一本成功之作。
卢诚所作的《流氓大亨黄金荣》，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篇幅仅88页，但牵强附会处及编校错误俯拾皆是。如称黄金荣把上海的妓馆分为四档，即书寓、长三、二三和幺二（第43页），其实这早在黄金荣出生前就已经有了。该书不仅没有新意，而且抄书还抄得错误百出，如上海法租界的“政府”称公董局，而书中将公董局说成了工部局（第44页）。金廷荪有时写成金适荪（第48页），下一页竟写成了金延荪。第66页抄黄金荣的《自白书》道：“我在清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应为：“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将“法”改成了“清”，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了。类似错误比比皆是。
西尔枭的《旧中国帮主黄金荣》，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24万字，采用小说体，文字通畅，所据主要是《旧上海的帮会》和傅湘源的《青帮大亨》。有些方面展开合理的想象，属见仁见智。但如加以深究，问题也不少。书前刊出的照片与说明就有勘误的必要。第2张照片说明为：“1891年公共租界警察总署——总巡捕房，位于福州路和江西路、河南路之间。黄金荣任督察长之地。”众所周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是两个“国中之国”，黄金荣的发迹地和任职处是法租界，而非公共租界。另外，英租界早在1862年就与美租界联合而为英美租界，又于1899年改称公共租界，但该书在叙述20世纪20、30年代往事时，还经常出现英租界的名称（第1、3页）。再如说黄金荣破获应桂警杀宋教仁案后，名声“响彻全国”（第5页），完全言过其实。四一二事变时，流氓与二十六路军于4月11日凌晨先解决了工人纠察队，再由杜月笙出面捕杀汪寿华（第221—224页），这一描述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事实是11日晚8、9点钟，杜月笙等先暗杀了汪寿华，然后于12日凌晨攻击工纠队的。另外，书称张啸林也直接参与了暗杀汪寿华的行动，此说有些草率而证据不足。
王辉强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黄金荣传记。作者参考了现有大部分公开出版物和研究成果，叙述通顺，所论合理，是一本至今为止黄金荣研究中较为全面的专著。但有些方面没有对史实作仔细的考证，在上海历史的背景方面有不少舛错。如法租界的第一、二、三次扩张在1861、1899和1914年，而作者却改为1860、1882和1898年，同样，法租界也没有万国商团（第37页）。法租界的华捕并不是在1892年首次出现的（第38页）。在叙述中，该书主要利用了傅湘源的《青帮大亨》等书中记载的社会传闻等，有些则直接使用了沈寂的小说《大亨》和赖云青、何玳丽的《大亨黄金荣》。另外，书中称黄金荣指使徒弟丁永昌绑架上海著名企业家荣德生，也无确切之根据（第48页）。
林林的《黄金荣情事》，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该书称黄金荣“这样一位表面上穷凶极恶的流氓大亨，有着不同凡响的感情世界：亲情、友情、缠绵悱恻的爱情交织在他身上”，主要描写黄金荣的所谓的“初恋”及与林桂生、露兰春和李志清等3个女人的关系。但这只能算一本历史小说，而非研究作品。而且即使作为小说，其想象也有过分地违背历史之处。这里仅举书首的照片为例。照片第3页的说明称：“赌局、妓院、码头，是黄金荣发家的三件宝；而后他又涉足金融界。”说黄金荣涉足金融界，不知有何根据？第4页上面的照片是一幢洋房，照片的说明是：“上海西部的‘黄家西宅’。黄金荣在上海市内拥有西式大宅，专门用于同洋人打交道。”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作者一是不熟悉上海，二是没有认真研究黄金荣的史料。黄金荣的钧培里住宅就在法租界，除此之外，只有西南的黄家花园，但黄家花园里根本没有这样一幢西式楼房。第6页作者选了一张汽车边有妇女的老照片，还有第8页作者在月份牌上找了张时髦妇女的画像，就轻率地称是“黄金荣身边的女人露兰春”，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对此，笔者特意请教月份牌研究专家、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超南研究员，陈先生在百忙中回复指出，这位美女不是露兰春。这张图片是杭穉英以当时的著名影星陈云裳为原型而创作的。陈先生还指出这张月份牌是为阴丹士林作的广告，月份牌的右边框外，有陈云裳本人的签名笔迹，但书上已经隐去了。笔者此处公开陈先生的复函，一方面是让读者们分享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此也向他表示感谢。第7页是一张广为流传的晚清茶馆的照片，作者却说是“黄金荣家宽大的前厅，经常是高朋满座”，均是无稽之谈。至于说黄金荣“梦醒时分写下自白书，枭雄猝死，留下千重谜？”更是毫无根据，是极不严肃的。
冯沛祖所著的《上海三大教父》，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该书分为上、中、下册，洋洋100万字。封面印着“超级畅销书《广州教父》作者冯沛祖再次奉献力作”，“上海三大教父的凶狠世人皆知，三人不同风格搜刮钱财、玩弄女色的超人窍门却一直鲜为人知……”的大字广告语，称“本书是迄今为止专门揭示他们七情六欲的佳作”，公然以披露“玩弄女色的超人窍门”为号召，翻书伊始，便可见丛出的错误。如照片第3页称“张啸林是旧中国第一帮主黄金荣的得力门徒；是旧中国教父杜月笙的拜把兄弟；既是反共第一杀手，又是日伪汉奸省长”。这句话至少有3个错误和疑问：第一，张啸林从来就不是黄金荣的门徒。第二，1925年前黄金荣根本没有加入过帮会，后来虽名义上拜张锦湖为师，但也一直没举行过仪式，如何冠以“第一帮主”？第三，张啸林确曾积极参加四一二反共事变，但主事者为杜月笙，说张为“反共第一杀手”显然欠妥。照片第8页所用的竟也是月份牌上陈云裳的照片画像，文字说明却道：“露兰春是从武汉来沪名噪一时的京剧演员，被黄金荣娶做二房。”照片第12页上部的照片巡捕房和共舞台的说明文字显然是颠倒了。不但颠倒，而且胡说，被误指为“共舞台”的巡捕房前，根本就没有“站岗的是印度巡捕，俗称‘红头阿三’”者。照片第15页上部的说明是“1891年公共租界警察总署——总巡捕房，当时黄金荣任督察长”。看来，作者连黄金荣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这一最基本的史实也没有搞清楚，就“勇敢地”写成了这100万字的洋洋大书。照片后面是主要人物表，第一个登场的杜月笙，作者称其“被称为‘上海皇帝’”，笔者研究上海史20年，杜月笙称作“上海皇帝”，还是第一次听到，不知出典何处？进入正文后，类似的误写、误编时可看到，因篇幅关系，此处只举数例。上册第2页称“法租界从原来的两英亩扩大到后来的两万多英亩”。1849年法租界最初设立时面积为986亩，约合164英亩，这两英亩的数字不知从何而来；1914年法租界最后一次扩张后面积达到15 154亩，折合约为2 525英亩，又不晓得这两万多英亩的数字有何为本？另外通篇只书法租界和英租界，实际上英租界早在1862年就与美租界合并了。第7页说：“关帝庙在南市市郊一座小山丘脚下。”上海的关帝庙在老城（南市）的西部城墙下，今人民路旁，根本不在市郊，上海城区也没有一座“小山丘”。中册第45章写宋教仁一案就有3处明显错误：第一，称沪军都督陈其美，其实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一职早在1912年7月已被解除，都督府也已撤消，但书中仍称陈将法租界华探长黄金荣、英租界探目沈杏山等请到都督府（第686页）。第二，说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亲自带人去法租界徐家汇路捉拿人犯，公共租界巡捕是不能越界到法租界去办案的，这是常识。第三，书中描写卜罗斯捕人时，陈其美竟也在一旁，并还参与，这更是太离奇了。下册第980页有一段描写道：“苏易扬三人笃悠悠的走到河南中路，转向南，走过福州路，来到宝善街（今广东路）。”这里的方位完全错了，实际上，河南中路是南北向的道路，向南是无法转入福州路的；而福州路和广东路是平行的，从福州路不穿河南中路或山东路、山西路等，是无法走到广东路的，作者凭想象的胡编乱造，由此可见一端。
除专题的作品之外，在一些帮会史著中有不少关于黄金荣研究的真知卓见的力作。如成书较早的《大流氓杜月笙》（群众出版社1965年版）是一部非 常有 功力的著作。作者们采用了大量的旧报刊和口 碑资料，在很多方面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老报人徐铸成《杜月笙正传》，自《新民晚报》连载时就被争相传阅，洛阳纸员，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后，再受好评。此外，还有梅臻、韶菩合作的《海上闻人杜月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郭绪印教授主编和编著的《旧上海黑社会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周育民和邵雍教授合著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胡训珉和贺建的《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美国学者帕克斯·M·小科布尔的《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静宜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些著作都涉及到黄金荣，并对黄的历史有不同方面的开拓性的研究。当然由于这些著作不是研究黄金荣的专著，多为史料上片段之挖掘整理，未能展示黄金荣一生的全貌。值得一提的还有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G·马丁（Brian G. Martin），他关于《上海青帮》（The Shanghai Green Gang-Politics and OrganizedCrime， 1919—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和杜月笙的研究（《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以及鸦片交易的研究（《1926年前上海鸦片交易和三鑫公司的设立》，金绳龄摘译，《档案与史学》1990年第3期）等，在史料的发掘和分析方面具有独到之功，令人耳目一新。当然，他的研究似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如他使用了很多在中国较难看到的美国外交档案，但稍感遗憾的是，他又很少直接引用这些档案，因此，人们在分析他的结论时，很难把握哪些是档案中的材料，哪些是他自己的结论。还有如青帮通字辈金九林虽然也是苏北帮的领袖，但没有资料表明他是顾竹轩侄子。1928年杜月笙派陈坤元去四川，与当地军阀合作制毒，但这并非就是三鑫公司的重庆分公司。此外，说1932年黄金荣和杜月笙控制着三个抗日的团体：抗日救国暗杀团、血魂除奸团和救国暗杀团，显然缺乏根据。尽管如此，他的研究仍是卓有成效的。与之相比，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中关于上海帮会的道听途说的描写，显得相当幼稚，尽管这本书十分畅销，并且拥有很多种版本。
以上多种书籍的出版及研究，给后来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及正、反多方面的启示。承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及江苏人民出版社魏诗煌先生的美意，命为黄金荣作传。撰作之前，我们对有关的成果作了必要的整理，于是有了以上的文字。据此，我们认为要撰写一本经得起推敲的黄金荣传记，首要的功夫，仍在于对史料的占有及考证。本书的写作，除了吸收了以上众多学者的研究之外，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报刊。民国时期的报刊存有非常丰富的史料，笔者参阅了《民国日报》、《时报》、《新闻报》、《立报》、《申报》等。尤其是《申报》，在好友金良年和研究生白华山、张姚俊等的帮助下，将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申报》几乎翻了一遍，找到了不少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二是回忆录和民国时期的书籍。如《旧上海的帮会》、《文史资料选辑》、恽逸群的《杜月笙论》、《虞洽卿论》等。三是1949年以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其中成书于1965年的《大流氓杜月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社会问题组集体编写的，由群众出版社1965年出版。该书参考了大量的报章资料和采访了在世的知情者，因而史料相当丰富，论断大多可靠，除了有些行文带有时代特征以外。章君谷撰、陆京士校的《杜月笙传》在台湾出版后也曾轰动一时，该书以杜月笙为中心，对近代上海的流氓帮会世界作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有不少珍贵的史料，但也有溢美、片面夸大甚至歪曲之处。此外，还有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书籍和沈寂先生的曾轰动一时的小说《大亨》、斯余的《上海大亨杜月笙》等。四是档案。除了所用的上海市档案馆、黄浦区公安局、南市区公安局、卢湾区公安局、黄浦区档案馆、卢湾区档案馆、卢湾区淮海中路警署、打浦桥警署、漕河泾警署等单位所藏的档案，除已公开注明引用的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部门所藏的档案。由于某种原因，笔者不能公开注明，但在行文中已经大量使用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尽管如此，在史料方面仍然也有不少遗憾，如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像澳大利亚学者那样，运用美国外交资料；甚至连上海法租界的档案也因为在整理中尚未开放而无法使用；况且在民国历史和黄金荣的经历中，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及论断不够确切的地方。因此，本书的完成，远不是黄金荣研究的终结。我们期望将来能看到更富新鲜内容的专著问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之写作目的并非为使黄金荣“垂诸久远”，而是通过黄金荣这个人物，折射清末民初社会的实状与变化，描述黄金荣之庞大黑社会集团的形成、坐大的历史以分析其原由。也许，面对当今急速变化的社会，黄金荣一生的沉浮荣辱，可以让读者从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东西，变得更加清醒和理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