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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给小说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困难的。人们对于小说的理解，如同对存在、人、文化、文明、文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一样，是多样化的。如果有人一定要我对此作出回答，那么，我会拿出一沓众人公认的小说放在他面前，然后说，你问什么是小说，喏，它们就是。其中没有定义，只有解释。真正的事实是，许多人虽然无法给小说下定义，但他们知道什么是小说，就像他们知道什么是存在、人、文化、文明、文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

小说是一种由语言构成的形态，这种形态人所皆知。但如果视之为一种观念，情况会怎样呢？作为观念的小说，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与其刨根问底去追究什么是小说、小说的意义是什么，不如把这点时间花在多读几本像样的小说上。然而，它对于打算成为小说作者的我却是有用的。在我动笔之前，我先得搞明白什么是小说，或者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小说。不然的话，除了模仿他人之作，我无法写出像样的小说。弄清楚观念的小说或者小说的观念，不仅对于我，对于任何一名真正意义的小说作者，都是有用的。

从文学史上看，中国古代文人并不看重小说。在他们的心中，只有诗和散文才是真正的文学；它们纯正，而且高雅。所谓小说者，野史之流也。他们如果形容某人的话语是“小说家言”，并非夸奖那人，而是说他胡言乱语，带有嘲讽的意味。“小说”一词的训诂意义，明显地表现出传统士大夫文人对这一种文学体裁的轻蔑。类似的观念到了明、清时期才有所改观。那时候，小说偶尔会成为文人——主要是落魄文人抒情言志的工具。一直到上个世纪，文人对小说的态度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它从文学的附庸，一跃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阅读小说的读者在数量上首次超过了阅读诗歌的读者，即使在文人中间也是如此。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其说是中国小说文体发展的历史必然，不如说是受西方小说影响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西方的小说创作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并且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之作。

我不知道西方人是怎样理解小说的，确切地说，是不知道他们一共有多少种关于小说观念的解释。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用类似“小说”这样的词，来命名小说这么一种文学体裁的吧，更不会说什么野史之流的话了。在西方文学中，小说的地位不会像野花野草般卑贱。虽然也曾有人认为它有伤风化，并且大加挞伐，但那只是一家之言和一时之所为，不代表西方人对小说的普遍看法和态度；而那些人之所以有如此言行，也是因为他们对小说的功用看得太重的缘故。

小说一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就不再是野史之流，或者游戏之笔了。（这句话的因果关系或许应该倒过来说，小说不再是野史之流，或者游戏之笔，所以成了文学创作的主体。）写小说是一件严肃的事，必须认真对待。正因为如此，当我打算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小说家，在动笔写作之前，才会去思考小说的意义。

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故事性。小说和故事不能分开；一篇小说，往往是在讲一个故事，因此，写小说也就是讲故事。所以，古人称之为小“说”，把它类同于艺人的说书。说书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也是西方小说的传统。接下去我要考虑什么是故事。我的结论是：故事是相对独立的情节发展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细节。于是，从故事性入手，我把小说理解为：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情节发展过程（当然也可以有多个情节交叉发展，那得看它的篇幅容量了），其中包含了一些细节。

从故事的角度去理解小说当然是肤浅的。故事也还是一种载体，就像小说是一种载体一样。故事有它的内容，故事的内容有它的意义。讲述一个故事，只是小说家找到了一种叙述方式，他的用意应该在故事的内涵上，而非故事本身。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古人说的“文”与“质”的关系。对于一名真正的小说家来说，表述什么，远比如何表述来得重要。你把心思放在编写故事上，情节如何展开，结构如何安排，哪儿需要埋一个伏笔，小说中某个人物何时出场——等等，你的故事固然有可能精彩，但也有可能因为故事的精彩而忽略甚至削弱了小说的意义。小说故事情节之曲折变化与内容之深刻很难做到两全。类似的例子并不罕见，如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吸引了无数读者，但在不少追求小说意义的学者眼中，它只是一部二流作品。故事是小说的血肉之躯，意义才是它的生命之源。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它的精彩程度取决于故事的精彩程度。关于这一点，我想如果能从文学的角度去思考，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小说是文学体裁，因此，它除了具备自身的特点，还必须具备文学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具备了文学意义，小说才有意义。^[1]小说固然离不开故事，但它的故事性不等于它的文学意义。讲不讲故事，故事讲得精彩不精彩，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并非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认为小说的故事性就是它的文学意义，那么照此类推，不讲故事的诗歌和散文也都有它们自己的文学意义，所谓的文学意义，岂不成了一件被分割成不同碎片却又不失为完整的器皿？文学意义是共性，存在于不同的个体之中，但它不可能被敲碎了一块一块嵌在每一种文学体裁身上。贯穿于不同文学体裁之中的文学意义是小说的终极意义。因此，小说首先是文学作品，其次才是讲故事的小说。

有鉴于此，如何解释观念的小说，在它的文学意义和故事性之间，我自然偏向前者。用一个完整的故事来支撑小说，是小说的传统，但不是它的永恒意义。如果事实真如有的学者所言，小说起源于人类早期神话，而任何事物的本质在它起源的那个瞬间就已经具备，那么，在小说讲故事的传统诞生之前，还有更久远的传统存在，而它才是小说的真正本质。像“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之类的神话，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在简单的叙事——小说的文学意义，甚至通过一两个零散细节就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写小说而淡化它的故事情节是可行的。故事不是小说的根本意义。如果淡化小说的故事情节反而能增强它的文学意义，这样的小说依然不失为佳作，类似的尝试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小说的文学意义和故事性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矛盾，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我的意思只是说，精彩的故事固然能够成就小说的精彩，而淡化故事情节的小说，也有可能精彩，甚至经典。人的精力有限，如果不把过多的心思放在如何编造小说的故事情节上，则能够更多地放在如何强化它的文学意味上。这方面的例子我想不用举例说明了，它已经成为20世纪小说发展的趋势。

当然，小说还在讲它的故事。正因为它还在讲故事，所以它还是小说，不是散文，或者诗歌。但此时的故事，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情节发展过程，或者说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可以是一个故事梗概，一个故事框架，其中有几个貌似零碎的细节描写。它像现代派的绘画，画一个人，不一定画完整的人形，画出常人对于人体完整的视觉形象，它画个轮廓，画个鼻子，就完事了；如果在中间画两个半圆，则表示那是个女人。于是，我对小说故事性的理解，从前面所述的“一个独立的情节发展过程——”云云，简化成“一个情节（哪怕它再怎么简单）和几个细节”。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细节。故事和细节都是小说的形式要素。

瑞典导演伯格曼说，他拍电影，往往是先冒出一个观念，然后围绕这个观念去编一个故事。故事成了他的观念的载体，而不是创作的宗旨。看伯格曼的电影，往往给人故事情节零碎而不连贯的感觉，但是很少有人认为他的电影不属于故事片，更有不少人认为他的电影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电影。

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努力去回忆许多年前读过的一些经典长篇小说，发现能够记忆的，也就是一个故事梗概和几个精彩的细节，其余内容都记不清了。许多年前我读它们时，则是那么的如痴如醉，沉浸于其中，当时阅读的情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我想应该为数不少吧。它说明了什么？说明一部优秀甚至经典的长篇小说，真正让人过目不忘的，也就是一个故事梗概和几个精彩的细节而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既然如此，我写小说，为何不只写个大概的故事，再考虑几个精彩的细节呢？内容少了，反而有可能精致。而我要做的，则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注入更多的文学意味，超越小说的形式特点，去追求它的文学意义。

解决了小说的观念问题，我开始了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