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行民主改革，解放百万农奴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结合平叛斗争进行的。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民主改革前，西藏仍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农奴和奴隶不得不终身依附于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除了上交沉重的地租，还承担着几十种杂税和差役。三大领主通过等级森严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和断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对农奴和奴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广大农奴和奴隶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根本没有政治权利可言。在这种腐朽制度的统治下，西藏经济、社会、文化长期停滞，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文盲、半文盲高达90%以上。平叛斗争胜利后，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要求空前强烈。废除封建农奴制，已成西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鉴于此，中央人民政府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原来“六年不改”的方针，及时实行民主改革，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使百万农奴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扫清了社会制度障碍。

西藏民主改革的基本方针是：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封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在西藏的统治，变封建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变封建农奴制的西藏为人民当家做主的西藏。

农区民主改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1959年实行“谁种谁收”，接着进行“三反两减”，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奴役，减租、减息，废除差役制度，解放家奴，将朗生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改为雇工关系，减轻人民群众的各种负担。第二步，以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内容，没收参加叛乱的奴隶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和朗生；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则由国家出钱赎买，分3年、10年、13年付清全部赎金。全区属赎买的生产资料占三大领主全部生产资料的1／3左右，国家共支付赎金64万元；对那些被裹胁参加反叛而又迅速投诚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则视其情节区别对待。将没收的土地、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分配给朗生和其他农奴，农奴主及其代理人也同样分得一份。

牧区的民主改革：西藏工委于1959年9月1日颁发了《关于当前牧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牧区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平息叛乱，开展“三反两利”（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封建特权，牧工、牧主两利）运动，建立人民政权，妥善安排生产和生活，尽快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经济。具体内容是：除了把没收参加叛乱的领主、代理人和牧主的牲畜分配给贫苦牧民，牧区的其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基本不变；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代理人、牧主则采取“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通过开展“三反两利”，牧工同牧主双方协议，订立合同，兼顾牧工和牧主双方的利益。到1961年底，全区牲畜数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1161万头只。

民主改革前，西藏有大小寺庙2711座，僧尼114015人，占有西藏耕地面积的36%，还占有大量草场和牲畜。^⑩寺庙的民主改革采取“三反”（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奴役）、“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废除寺庙占有的庄园、牧场生产资料占有制和农奴对寺庙的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取消寺庙无偿向农牧奴征派乌拉差役及发放高利贷；坚持宪法进寺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城镇的民主改革主要是依靠工人、奴隶、佣人和贫苦劳动者，进行“四反”即反对叛乱、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封建特权、反对人身奴役运动，清理叛乱分子，安置贫民游民，组织就业，恢复生产，大力扶持手工业；对民族工商业一律不动，鼓励合法经营；对叛乱分子独资经营的工商企业，由军管会接管；叛乱分子和其他人合资的工商业，由军管会登记，查清情况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处理；成立工商管理机构，加强对工商业和市场的监管。

西藏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获得了解放，摧毁了三大领主政教合一的反动统治，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0年，全区粮食产量比丰收的1959年增产12．6%，牲畜总数恢复到了平叛前的水平；人民币取代藏钞在西藏流通；农牧区建立了供销社；千百年来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奴隶破天荒地成了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到西藏自治区成立前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38亿元，比1959年增长82．7%，年均增长10．62%；粮食总产达到2．9亿公斤，比1958年增长88．7%，年均增长12．7%；牲畜存栏达到1791．1万头只，比1958年增长54．1%，年均增长7．74%。这一时期，被称为西藏农牧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