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

佛教自7世纪从中原和印度传到吐蕃以后，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民间宗教本教的相互渗透融合，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就是藏传佛教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流派的一种独特传承方式。经过500多年的延续发展，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活佛转世制度虽已发展成为比较固定和系统的体制，但流弊丛生，发生诸多谋利舞弊、弄虚作假、私相传袭等问题，不仅影响到藏传佛教本身的发展振兴，同时危及地区稳定和国家统一。清王朝建立以金瓶掣签为中心环节的活佛转世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和藏传佛教的管理，维护国家统一，杜绝活佛转世中的舞弊行为。

促使乾隆帝下决心确立和推行金瓶掣签制度的直接原因是尼泊尔入侵事件。此事前节已作叙述，故不再赘述。1792年福康安、海兰察率清军收复了被尼泊尔侵占的全部失地，尼泊尔投降，沙玛尔巴服毒自杀。战争结束后，福康安等人奉命协同西藏各方着手制订《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与此同时，乾隆帝专门颁谕军机大臣，说：“……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转世灵童），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访。其所指呼毕勒罕不止一人，找寻之人各将所出呼毕勒罕生产及伊父母姓名一一记明，复令拉穆吹忠降神祷问，指定真呼毕勒罕，积习相沿，由来已久。朕思其事，近乎荒唐，不足凭信。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事涉神异，多为所愚，殊属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巫师，多以邪术惑人耳目。而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术，原属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下乘。若使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其荒诞不经，岂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现在整饬藏务，正应趁此破此积弊，莫若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将其法试演，如用刀自扎等项果能有验，则藏中相沿日久，亦姑听之。若福康安亲加面试，其法不灵，即当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处对众晓谕，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勿为所愚。嗣后出呼毕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仿之数人之名，专用金奔巴瓶，令达赖掣签指定，以昭公允。”这里，乾隆帝首先提出了金瓶掣签的构想。但鉴于活佛转世历经500多年，已经系统化、固定化，乾隆明确提出根据福康安进行当面测试后再定沿袭旧法还是实行金瓶掣签。一年后，乾隆帝获悉福康安的消息后，再次谕示军机大臣：“至藏内拉穆吹忠一事，前据福康安等续奏，亲加试验，俱不能用刀自扎，以舌舐刀。但若竟革去吹忠，势不能将前后藏略具聪明之幼孩遍加试验等语。所奏尚属未当。吹忠等所习幻术尚不及内地之师巫，积习相沿，最为可笑。若仍由该吹忠等降神指认，自皆可听受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虽由金奔巴瓶内签掣，而所掣之人，仍不能无徇情等弊，不过一二权势之人主谋，而吹忠四人内大约即拉穆一人主持，其弊已可概见。”根据乾隆帝谕令，福康安等人便将达赖、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灵童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内容作为《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第一条，经乾隆帝钦定后正式颁行（具体内容见本章第六节《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清廷为了将藏蒙地区的大活佛转世灵童认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之手，一并制造了两个金瓶，其中一个置于北京雍和宫，供蒙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灵童认定使用，另一个送往西藏，供西藏、青海、西康等地认定活佛转世灵童使用。

金瓶制好后，乾隆帝又专门谕示福康安等人：“今朕送去一金瓶，供奉前藏大昭寺内，嗣后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哲卜尊丹巴、噶勒丹锡勒图、第穆、济隆等，并在京掌印大呼图克图及藏中大呼图克图圆寂，出有呼毕勒罕时，禁止拉穆吹忠看验龙单（占卜一类的预言），着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将所出呼毕勒罕有几人，令将伊等乳名各书签放入瓶内，供于佛前虔诚祝祷念经，共同由瓶内掣取一签，定为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如此佛之默佑，必得聪慧有福相之真正呼毕勒罕。能保持佛教，朕尚且不能自主，拉穆吹忠更不得从中舞弊，恣意指出，众心始可以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