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噶丹颇章政权的建立

15世纪初格鲁派创立以后，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传播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院集团，其影响覆盖整个藏区、蒙古地区、土族地区和藏蒙汉接壤区域的汉族地区，赢得了这些地区大多数群众的信奉和拥护。格鲁派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危及藏蒙地区其他教派和部分地方势力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引起另一些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敌视反对，逐渐形成了格鲁派及其一贯支持者帕竹政权与噶玛噶举派及其支持者藏巴汗地方政权相对垒的局面。1564年，帕竹阐化王阿旺扎西扎巴去世后，帕竹政权日益衰落。1618年，以后藏为据点的藏巴汗彭措南杰（1568—1621年）推翻帕竹政权，控制了后藏全部地区和前藏大部分地区。1621年彭措南杰去世后，其子丹迥旺布（1606—1642年）继任藏巴汗，他极力遏制打击格鲁派势力。正值这个关键时期，年仅28岁的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使格鲁派雪上加霜。尽管格鲁派处境艰辛，但因有两个世纪的发展，已深深植根于藏蒙社会。单凭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当时的力量要扼杀格鲁派是远远不够的。1633年，藏巴汗派人到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说服察哈尔的林丹汗改信噶玛噶举派，并劝其率领蒙古军队前往西藏联合消灭格鲁派。林丹汗应允并带兵行至青海夏日塔拉时暴病去世，藏巴汗消灭格鲁派的计划因此流产。^①后来藏巴汗又派密使与当时盘踞在青海的喀尔喀部却图汗结盟。却图汗原为漠北蒙古喀尔喀七大部落的首领，因与当地其他蒙古部落的战争中战败而率所部数万人进入青海，很快征服了游牧于青海湖周围的蒙藏各部落，成了“青海王”。却图汗信奉噶玛噶举派，所以当即答应藏巴汗的请求，于1653年派兵入藏，企图一举消灭格鲁派。与此同时，在康区信奉本教的白利土司敦月多吉，一贯反对佛教，利用一切手段破坏了西康地区萨迦派、格鲁派、宁玛派的大多数寺院，肆意迫害各教派僧侣，将许多喇嘛逮捕入狱。由于敦月多吉反对格鲁派，藏巴汗与白利土司也结成了反对格鲁派的联盟，从而使格鲁派三面受敌。

1634年，却图汗父子经与红帽派饶降巴喇嘛等会晤，决定联合消灭格鲁派。会后，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率兵万余进军西藏，任务是迫害格鲁派僧侣，捣毁格鲁派寺院。但阿尔斯兰却违背父命，在羊卓雍地区倒戈，与藏巴汗的军队开战，并到拉萨专门拜谒了达赖喇嘛。此事激怒了却图汗，遂密令饶降巴等人杀死了阿尔斯兰。就在却图汗等密谋消灭格鲁派的同时，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支持格鲁派的前藏领主第巴却吉多杰等共同商讨，秘密派人到西蒙古厄鲁特求援。接到格鲁派求援要求后，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自告奋勇，要求前往。

固始汗，本名图鲁拜琥（1582—1655年），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和硕特的首领，是和硕特汗王哈尼诺果尔的第四子。少年时便以勇武扬名，25岁时因调解厄鲁特与喀尔喀之间的冲突成功，被喀尔喀汗王授予大国师印，因此被人们称为固始汗。他继承汗位后，率众在天山南路游牧。明末时期，因受到准噶尔部势力挤压，他便产生袭据青海、控制卫藏的企图，格鲁派的求援对固始汗来说正好是个难得的机遇。1636年冬，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的配合下，固始汗率兵万余途经伊犁、塔里木盆地，于1637年进入青海。经与却图汗部激战，消灭了却图汗部，占据了青海湖环湖大片土地。却图汗被消灭，引起了白利土司敦月多吉的恐惧。1639年，他捎信给藏巴汗，说：“让我们为友谊而联合起来……在将被毁掉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院的废墟之上建塔是很好的事。让我们每个人信奉适合自己的宗教——佛教或本教吧。”就在白利土司和藏巴汗加紧联络之时，1640年，固始汗在发兵进藏途中，首先消灭了敦月多吉势力，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僧人，从而赢得了上述几个教派僧人及其信教群众的好感。1641年夏，固始汗佯装兵返青海，然后突然进军西藏，向藏巴汗发动攻击。藏巴汗噶玛丹迥旺布虽拼力抵抗，但最终被击败并投降。固始汗囚藏巴汗于柳吾溪，开始并没想杀他。后从俘获的黑帽派十世活佛却英多吉的厨师曲英佩带的护身盒内发现了一份分别盖有红帽系活佛、黑帽系活佛和藏巴汗印章的秘密文件，主要内容是他们伺机联合发动叛乱，杀掉固始汗，囚禁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彻底摧毁格鲁派寺院。固始汗见到此密件后，便下令将藏巴汗用湿牛皮裹捆起来后投入柳吾溪附近的河里处死，并下决心彻底击垮了噶玛噶举派。^②消灭了藏巴汗后，固始汗便任命西藏行政官员，封赐世俗贵族，驻军达木（今当雄），置西藏于他的统治之下。在固始汗的支持下，格鲁派取得了青、康、藏地区佛教的统治地位。固始汗奉五世达赖为宗教领袖，将桑珠孜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奉献给达赖喇嘛，以西藏赋税供养格鲁派。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交由第巴索南群培管理。第巴是达赖的亲信，对达赖来说，第巴有着辅佐处理日常事务的性质，有时可代表达赖全权处置有关事宜。可见，取代藏巴汗政权的第巴政权是和硕特汗王和达赖喇嘛共同领导的，是蒙藏联盟性质的西藏地方政权。由于当时达赖喇嘛居所在哲蚌寺噶丹颇章宫，这个政权又称为噶丹颇章政权。噶丹颇章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西藏各教派、各地方势力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纷争局面结束。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为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促进藏区同内地的联系交往提供了新的环境，也为格鲁派扩大影响、发展其寺院集团势力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促进了满洲统治者对格鲁派的重视与接近，为而后西藏乃至整个藏区同清王朝建立密切关系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