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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随着内地与藏区的经济交往快速发展，文化交流也得到不断加强。

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内地的金银、彩币、绸缎、布匹、绮衣、茶叶、水果、炉具、纸张、灯笼、瓷器、农具等源源不断地流入藏区，促进了藏区农耕、纺织、印刷等技术的发展。藏区的氆氇、良马、牦牛、羊毛、青稞、藏香、佛教经典、铜佛、唐卡等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促进了内地的毛纺、工艺、饲养业的发展，这些产品和商品交流，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文化的交流，络绎不绝的使团商人就成了不同文化的使者。朝廷为了适应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中央政府专门设置“西番馆”，专管藏区来往的公文信函翻译保存等；明朝在北京开办藏经厂，专门刻印藏传佛教经典书籍。永乐年间，内地刻印的藏文版大藏经《甘珠尔》至今在不少藏区寺院保存。万历年间刻印的《丹珠尔》被朝廷分别赐予藏区宗教领袖及主要寺院。1609年，《甘珠尔》首次在西藏全本刻版印刷。

其次，文史典籍、文学艺术方面，藏区受内地学术思想的影响，藏族学者积极研究、编纂史书，努力创作文学作品。《藏汉史集》《青史》《新红史》《萨迦世系史》等史作和传记文学《米拉日巴传》，宗喀巴大师的“年阿”体格律诗，索南扎巴的《甘丹格言》，青海藏区搬上舞台的《文成公主》《诺桑王子》《朗萨姑娘》《卓娃桑姆》《智美更登》《白马文巴》《苏吉尼玛》《顿目顿珠》等“八大藏戏”等，体现了这个时期藏汉文化交流的成果层出不穷，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

再次，藏汉建筑艺术融合在元代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内地的鎏金、减柱技术，宫殿式大金顶建筑，斗拱回廊设计，四合院式的建筑布局和绘画油彩风格等，大量融入藏区寺庙的建筑中，形成了藏式传统建筑与内地汉式建筑浑然一体的独特建筑艺术风格。如著名的西藏哲蚌寺、扎什伦布寺、色拉寺和青海、甘肃地区的塔尔寺、瞿昙寺、拉卜楞寺等，都是楼塔相益、殿阁错落、廊画一体、飞檐斗拱、金碧辉煌、庄严神圣的建筑佳品，特别是青海的瞿昙寺是典型的明代宫殿式建筑。藏区的绘画雕塑艺术也吸收了内地的一些技法特点，有了新的发展。天文学、历算学吸收了内地汉学的理论成果，有了新的进步。云丹贡布撰写的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被译为汉文刊行。藏传佛教文化对蒙古族、土族、纳西族、裕固族和部分汉族地区群众的信仰、生活、习俗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明太祖实录》卷42，洪武元年五月甲午。

②《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正月己巳。

③《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癸酉。

④《明太祖实录》卷91，洪武七年七月己卯。

⑤《明太宗实录》卷52，永乐四年三月壬辰。

⑥《明太宗实录》卷52，永乐四年三月壬寅。

⑦《西宁府新志》卷25《官师》。

⑧班钦索南扎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

⑨“哈立麻”是明代对“噶玛“的别译。《明太宗实录》卷65，永乐五年三月丁巳。

⑩《明太宗实录》卷104，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