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行“僧官制度”，敕封藏区各大教派首领

明初，藏区政教格局已形成四大教派并存的局面。帕木竹巴已成为西藏最大的政教合一势力；萨迦派和止贡派政治上虽然听命于帕竹，但教派势力在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藏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噶玛噶举派在前藏地区和康区、青海的玉树等地影响较大；格鲁派正在蓬勃兴起，宗喀巴倡导的宗教改革正在推进。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廷“遣使赍诏封乌思藏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玉印、诰命，仍赐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绮五十匹，彩绢百匹，茶二百斤”。^⑤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是明代对札巴坚赞的译名。札巴坚赞被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意味着宗教封号与世俗爵位合而为一。札巴坚赞受封的灌顶国师阐化王系世袭封号，每代帕竹政权首领即位后，都向朝廷贡请袭封，直至明朝灭亡。

同年，永乐帝“遣使命灵藏著思巴尔监藏为灵藏灌顶国师”，“命馆觉宗巴翰即南哥巴藏为馆觉灌顶国师”。^⑥永乐五年（1407年），加封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加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同时都赐金印。

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帝遣使进西藏册封止贡噶举派首领必力工瓦僧为阐教王。元朝分封十三万户时，因所处之地农牧兼举，地方富庶，止贡派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实力的万户，后因多次与萨迦派发生纷争而使其实力受挫。14世纪中叶，止贡又与帕竹发生对抗，被帕竹打败，实力进一步削弱。明王朝建立后，止贡派多次遣使朝贡。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朝恢复必力工瓦万户府，止贡派势力遂得以逐渐恢复，永乐帝封止贡噶举派首领为阐教王，说明明朝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不同于元朝独尊一派的政策，而是尊崇各派。这对稳定宗教，稳定地区，进而稳定政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帝封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南渴烈思巴是萨迦4个喇让中都却喇让的僧人，系八思巴第五代侄孙。南渴烈思巴被封为辅教王，对本已日益衰落的萨迦派势力是个有力的支持。

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统辖，明朝中央政府设置僧司，主官称正、副印，下设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等。地方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专门掌管宗教事宜。要求“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⑦运用制度机制推行“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的怀柔政策。

三大法王中，得以首封的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却贝桑波，为“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教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13世纪中叶，其实力已接近萨迦派。因元朝独尊萨迦，噶玛噶举派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噶玛噶举派虽有实力，但没能形成一地一域的地方政权，而是以活佛转世的方式传承发展成为比较庞大的寺院势力。其领袖人物经常游历各地，收徒传法，不断增强势力，增加影响。明朝建立以后，早在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就特赐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以诏书，命各地方官员对噶玛噶举派主寺楚布寺给予保护。永乐帝继位不久，便派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和僧人智光赴西藏召请却贝桑波活佛。却贝桑波接诏即行，率领几十名僧徒，同侯显等人一同入朝觐见。永乐五年（1407年）初，却贝桑波一行抵达南京。朝廷在灵谷寺内特地“建造了营盘式住地，以利藏人居住习俗，使却贝桑波住地如同在他的西藏住地孜拉冈一样”。^⑧永乐帝还多次赏赐给却贝桑波大量的金银、法器、茶叶、绸缎等，并赐他一套仪仗，称他为“尚师”。同年三月，却贝桑波奉命在灵谷寺大修法事，祈祷明太祖朱元璋夫妇。法事毕，永乐帝即“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⑨次年，却贝桑波辞归返藏，朝廷派侯显护送。从此，却贝桑波便称“得银协巴”（即“如来大宝法王”中“如来”的藏译）。

永乐八年（1410年）九月，明朝中央遣宦官关僧奉诏赴西藏，召请萨迦派领袖昆泽西巴。昆泽西巴就是贡噶扎西，系元代帝师衮噶坚赞之孙，届时已年届花甲。当时他不顾年迈，应召赴京。永乐十一年（1413年）三月抵达南京，晋谒永乐皇帝，受到隆重接待。同年六月，永乐皇帝“命尚师昆泽西巴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宣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赐诰、印并袈裟、幡幢、鞍马、伞盖、法器等物”。^⑩次年初，昆泽西巴辞别西归，朝廷赐仪仗、鞍马、金银、器皿、法器等，并赐藏文版《甘珠尔》等，命朝中官员护送。

永乐十二年（1414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应永乐皇帝召请，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觐。次年（永乐十三年）五月，永乐皇帝封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宣德九年（1434年）七月，明宣宗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关于格鲁派与明王朝的关系，后文将专题叙述）

除册封法王外，明王朝对藏区进京晋谒或遣使入贡的大小教派僧人，均按其势力大小、宗教造诣深浅、影响如何等实际情况给予册封。以河湟地区为例：永乐十年（1412年），封班丹藏卜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永乐十六年（1418年），封西宁等地进京朝觐的禅师端岳藏卜为“弘智净觉国师”；封马儿藏为“广济妙净国师”；封思我失星吉为“普济净慈国师”，并皆赐印、诰。明宣宗时，封宛卜格刺思监藏为“净慈普应大国师”；封仑奔宛卜查失儿监藏为“弘慈广智大国师”；封吒思巴领占为“普觉净修大国师”；封达巴尔坚参为“妙慈通慧大国师”，皆列四品，赐诰命、银印。

另外，敕建藏传佛教寺院，也是明王朝实施“因其俗尚，用僧徒导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据《明实录》《西宁志》《西宁府新志》所载，明朝在永乐十年（1412年）到正统七年（1442年）的短短30年中，仅河湟地区赐名或敕建的主要寺院就有10座以上，如弘通寺、永兴寺、弘觉寺、宁番寺、瞿昙寺、华藏寺、大乘寺、崇法寺、觉化寺、弘化寺、隆务寺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乐都瞿昙寺。该寺始建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创建该寺的僧人三剌向明廷贡马，招抚罕东等部，得到朝廷信任，朝廷赐名瞿昙寺。永乐五年（1407年），三剌侄徒班丹藏卜进京贡马，明成祖派孟太监携巨资扩建瞿昙寺。据记载，明代曾有7个皇帝先后为瞿昙寺下过敕谕、诰命二道，封大国师、国师、都纲各一，颁给大金印一枚、镀金银印一枚、象牙图案二方、钢印一枚。此外，弘化寺、灵藏寺、隆务寺等寺院僧人都受封过“国师”、“大国师”等封号。

明代在藏区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目的当然在于维护世俗的统治，以有利于明朝中央加强对藏区的统辖，客观上加强了内地与藏区的联系交流，缓和协调了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的矛盾。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朕嘉其识天命，不劳师旅，共效职方之贡，已授国师及故国公等为指挥同知等官，皆给诰命。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法，抚安一方；僧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共享太平，永绥福祉，岂不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