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勘经籍情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版图辽阔的大元帝国后，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即给予高度关注。在宗教政策上，积极尊崇藏传佛教，对于汉传佛教、道教等也采取不排斥的保护政策。忽必烈即汗位后，即请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他灌顶授法，“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到1270年，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同时设置帝师制度，对藏传佛教极端崇信。在忽必烈之前，蒙哥曾派僧人海云掌释教事。忽必烈即位后，以大都弘法寺大藏经板历年久远，命人校正讹谬，鼎新严饰，加以补足，并曾印此大藏经36部，分遣使者赐给外邦他国，可见他对汉地经教也十分重视。

但藏汉两地佛教经籍，因文字翻译、理解上的差异，出现内容上的不同。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天，忽必烈因“见西僧经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他在宫中经常召见藏僧或汉僧问讯咨询，发现两者在教理和仪式上有所不同，于是产生怀疑，提出双方所根据的大藏教典是否相同，藏汉两种不同文字的佛典是否一致，“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要求勘察考核，以期明了。因此，“特旨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诏谕下，于大都大兴教寺，集各方学者开展了勘校汉藏佛典异同的工作。

据苏晋仁先生的考证研究，参加这次勘校工作的人员，有政府官员5人，多为畏吾儿人，通藏、维吾儿语，且有很高的汉文造诣，担任解释显密教义、翻译西蕃语或执笔的工作。印度、西藏、北庭都护府名僧10人，皆为精通五明的班智达（大学者），负责讲释显密二教，担任校勘、译语之证义工作。其中藏族7人，多为八思巴弟子，有的甚至是亲属，如达哩麻八罗阿罗吃答，即八思巴之侄白兰王恰那多吉之子，任大元帝师。汉族法师15人，皆为大都等地佛教名刹高僧，其中庆吉祥等7人是有封号的大师，他们分别负责编修、执笔、校勘、校证、证义等工作，庆吉祥则总集全书，相当于总编。

勘同工作所依据的经籍，汉文佛教典籍主要是宋开宝年间（968—976年）刊刻的大藏经，即《开宝藏》，因它以唐代释智旱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为根据，故以《开元释教录》为汉文佛教经典的主要依据，并以此后翻译收录的四部法本为补充。这四部是唐代释圆照撰的《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宋代赵安仁、杨亿撰的《大中祥符法宝录》，宋代吕夷简等撰的《景佑社新修法宝录》和元代的《弘法入藏录》。另外，还收录了一些当时流布而不见于以上四部目录的佛教译本和著作。藏文译本方面，因参加对勘的藏族大师都是萨迦派传人，所以主要根据《那塘目录》，以西藏萨迦寺收藏的藏文经典为主。

这次藏汉对勘工作，“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大体上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藏汉对勘，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对勘以汉文翻译的佛经，有汉文译本而无藏文译本的，则只列汉文名称，下注蕃本阙；

2.汉文藏文都有译本的，则注蕃本同；

3.凡汉藏都有译本的，注明此经题的梵文名称；

4.汉藏两种译本，经对勘注明品数多寡的不同；

5.指出汉藏译本不同的经名；

6.指明译文为摘译本，非全文；

7.通过汉藏对勘，发现与前人之说有所不同，则具体标出，以待再勘；

8.指出译本汉藏分类的不同；

9.注明藏本阙略的缘故；

10.凡不知所据何本无从对勘的，则予注明；

11.据藏文本勘察，认为其经可疑的，则经考察分析后，始收入大藏经中；

12.注明译自汉文的藏文本经典；

13.一些汉文佛典，对勘藏本，知某些论点相同，却无相同藏文译本者，则予注明。

第二步对勘察过的经籍进行排列编次，即所谓“科题总目，号列群函，标次藏乘，互明时代”。将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以前所译经籍，按契经、戒律、对法（论藏）三藏分类，下列各项子目，即先分经律论，每类再分大小乘，明确所历朝代、有多少翻译家和译出哪些经典。同时，根据当时密教盛行，有大量密教典籍的实际，将密教与显教分庭并列。另外纠正对勘时的互相歧异，考察汉文不同译本的有无，著录当代新译的经典，拾遗编入不载于各家目录的译经和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