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藏译经概况

佛典的汉文翻译，最早可上溯到2世纪中叶东汉的桓帝、灵帝时代，当时在长安、洛阳等地已有佛经流布。三国时期，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活动，译出《无量寿经》等多部大乘经典；在吴国，有支谦等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118卷，另有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隋唐时期，佛教更加兴盛，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当时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唐代，佛教臻于鼎盛，唐太宗李世民曾于长安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活动。玄奘、义净等不少僧人去印度游学取经，也有不少国外僧侣、学者来华传教译经。著名的玄奘法师从贞观十九年（645年）从印度返归长安后，直至麟德元年（664年）去世，先后住居长安弘福、大慈恩、西明、玉华等寺，致力于译经事业20年，仅他一人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始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五年（983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年）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译经规模空前。据统计，“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佛典的藏文翻译，始于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史载松赞干布执掌政权后，派吞米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吞米学成归来，始创西藏文字，并用藏文翻译部分佛教经典。当时参与译经的有印度等地僧人，也有汉地的和尚。8世纪时，赤松德赞倡兴佛教，兴建桑耶寺，并在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并编定目录，命译师噶瓦拜则等人，将存放于旁塘噶迈宫殿的翻译经文，按照8个音节为一颂、300颂为一卷，编集成第一部藏文佛经目录，称之为《旁塘目录》；将存放于今西藏扎囊县桑耶区钦浦宫殿中所译佛经目录及藏族学者的论著，收集编成《钦浦目录》，成为吐蕃第二部佛经目录；以今西藏山南东塘丹噶宫所藏佛经为主，进行分类、分卷、分章，编成《丹噶目录》。是为“吐蕃三大编经目录”，从而形成藏文大藏经的雏型。当时，出现了一批藏族佛经翻译家，著名的有噶瓦拜则（祥积）、焦若·鲁坚赞（龙幢）、祥·益西德（智军）、毗卢遮那等。从印度等地来藏的佛教大师寂护、莲花戒等，都主持过桑耶寺的译经事宜。所译经典内容，除显宗外，还有密宗典籍。此后，赤德松赞继任赞普后，继承赤松德赞的事业，大力扶植和发展佛教，翻译佛经，并主持厘定文字，确定翻译的三大原则和四种方法，亲自以诏命颁布。元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皇帝邀请西藏那塘寺格西恰喀巴拔希等人到蒙古地方传教，取得元朝的支持，遂提供笔墨纸张，由迥丹热赤、洛赛绛曲益西等上师共同把前藏、后藏、阿里等地藏文经典手抄本收集在一起，按《甘珠尔》和《丹珠尔》分类编排，认真校对。后由迥丹热赤编写出《甘珠尔目录太阳之光》，由洛赛绛曲益西编出《丹珠尔简目》。后根据这两部分目录的次序，汇编、抄写出一套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存放于那塘寺，称为“那塘手抄本大藏经”，其大藏经目录称之为《那塘目录》。元至治二年（1322年），西藏夏鲁寺名僧布顿·仁钦朱（1290—1364年）写成著名的《佛教史大宝藏论》，该书第三部分详列出那塘寺大藏经的《甘珠尔》《丹珠尔》总目录。从元泰定五年（1328年）开始，蔡巴·贡噶多吉在《那塘目录》的基础上，用20年时间将蔡公堂地方的译经收编成《新造佛说甘珠尔目录》，简称《蔡巴目录》。后由布顿大师对此首次校勘、修订，编出《大藏经目录》，成为编纂《大藏经》的蓝本。藏文大藏经共分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经、律和密续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论部或论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等民族高僧用藏文所写有关佛学论著。藏文大藏经卷帙浩瀚，现存德格版《大藏经》共收入4673部，除佛教经、律、论三藏内容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医算、医药、工艺等知识，可以说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其中，属于密宗的经文、仪轨和论藏等，多数为汉文大藏经所无，故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