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宁玛、觉囊等派的关系

东噶·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后，忽必烈打算下令在全国藏区禁止信奉除萨迦派教法以外的其他各派教法。八思巴就此向忽必烈谏言：“西藏各教派虽然教法有所不同，但除本教之外，全部属于佛教一门，并无差别。倘若不许各派自愿奉行其教法，不仅有损汗王陛下的国政及声威，对我们萨迦派亦无助益。所以，请准许各教派有按其自愿奉行教法的权利。”从忽必烈开始到历代元朝帝王，在对待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态度上，基本上采纳了八思巴的建议，采取基本平等相待的政策，除帝师由萨迦派高僧担任外，其他方面对各派并不排斥，防止了过分的重此轻彼，对一些有影响的他派高僧同样给予高度重视，进行封授赐赏。这种平等的宗教政策对于密切与各派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信仰群体的关系，稳定整个藏区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宁玛派僧人与元朝接触的也不少。其中，释迦沃是该派续部修法的重要传人，他出生于西藏邬巴垅地方的苏尔家族，精通宁玛派密法，曾派弟子梅梨往见忽必烈，应请向忽必烈传授杀戮、驱逐、勾召之法。为此，忽必烈向释迦沃和其兄释迦军颁金字诏书，赐白银一升，供他们生活、念经。忽必烈听说后藏有座名叫多杰蔡登的山岩，内有长寿水，命释迦沃兄弟取其水献给他。释迦沃兄弟祈法幻化网本尊，获得找到库藏门的授记，经过千辛万苦，开门拿到一个红铜盒，盒内藏有有关金刚萨垂坪法轨的经文十三卷和贮有长寿水的青玉瓶。释迦沃用红绸包裹长寿水瓶，送到内地，转呈忽必烈。忽必烈赐释迦沃“拔希”（法师）名号，其地位与国师相等，并赏赐班珂地方45户人家的土地给他，还颁发一道诏令，允许对前后藏一切修密法者免充军役。另有一名叫雍顿巴的宁玛派僧人到过大都，受到元朝王室成员的优待，他曾被派到一个地方念经求雨。还有一个名叫桑结扎的宁玛派僧人也到大都见过元朝皇帝，得到了大量土地的赏赐。

觉囊派在当今只是存在于川青交接地区的一个小教派，但在元代，寺院遍布卫藏，盛极一时。特别是该派的笃布巴·喜饶坚赞（1292—1361年）大师从元泰定三年（1326年）继任觉囊寺座主后，持教30余年，使觉囊派发展成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藏传佛教流派。笃布巴有著名弟子13人，其中，衮蚌·曲扎贝（1283—1363年）于至正年间，曾代表笃布巴到祖国内地，与元王室取得联系；弟子曲结仁钦楚臣（1345—1416年）曾应请去祖国内地传过教；聂琬巴·衮噶贝更是一位与元朝有密切关系的弟子。《青史》称聂琬巴·衮噶贝为“绛巴代完巴”，曾兴建西藏的昂仁寺。绛巴，是一家族名，属拉堆绛万户。绛巴家族与萨迦派关系密切，先祖为西夏王子，移居西藏后，该家族的多吉贝是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扎巴坚赞的弟子。多吉贝之孙本德曾侍奉过萨班。王森在其《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认为，聂琬巴·衮噶贝可能出生于拉堆绛万户长之家，《青史》中的“代完”相当于“大元”，是元朝给他大元国师封号的简称。《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则据《西藏王臣记》认为，绛巴代完巴又名扎巴达或云尊，是本德之子，被忽必烈封为“司徒”，赐有印信，曾任萨迦本钦。其子多吉衮巴亦任过萨迦本钦。多吉衮巴之子南喀旦巴到过大都，受封为“国公”、“大元国师”，赐有玉印。

藏传佛教布顿派，又称夏鲁派，源于后藏的夏鲁寺。夏鲁也是卫藏十三万之一，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于至元二年（1265）返藏，娶夏鲁万户家的女儿，生达玛巴拉。达玛巴拉（1268—1287年），《元史》作“答耳麻八剌剌吉塔”，至元十九年（1282年）任元朝第三任帝师，曾在朝廷向皇帝讲述夏鲁万户的情况，皇帝赐给夏鲁大量财物和世袭万户的权力。故夏鲁万户长又被封为“古尚”，即萨迦首领的舅家。在各万户中，夏鲁万户是萨迦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与元朝的关系极为密切。该辖区的夏鲁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县东南的丛堆区，始建于北宋元佑社二年（1087年），14世纪中叶，元朝曾派工匠入藏扩建，现存大殿具有典型的汉藏合璧风格。大殿共两层，一层为主殿，是僧人集会处，供有释迦牟尼及其八大弟子塑像，二层有正殿、配殿和前殿，殿堂用琉璃瓦覆顶，完全是汉式建筑。整个寺院为汉式四合院形布局，中线分明，左右对称。这种汉式布局和元代木质建筑、使用琉璃瓦等特点，在西藏佛教寺院中是不多见的。另外，元朝历任帝师还多次给夏鲁寺颁给法旨，予以褒护，也体现了与元朝的亲密关系。

元朝皇室与藏传佛教各派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促进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交往，而且大大促进了民间的往来，密切了广大藏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流的空前增强，进一步形成传统的联系纽带，将广大藏区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