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噶举派的关系

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是藏区一个很有影响的教派，该派的黑、红帽系均源自元朝王室的赐封。宋绍熙四年（1193年），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于西藏楚布寺圆寂。11年后的宋嘉泰四年（1204年），噶玛拔希出生于康区止垅丹巴却迥地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11岁出家，潜心于佛法修学十余年，终成噶举派一代高僧，住持楚布寺。宋宝佑社元年（1253年），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途经康区，看到噶玛噶举派在康区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噶玛拔希又出生于当地豪门望族，遂派人到楚布寺召请他。不久，噶玛拔希与忽必烈会面于川西北的绒色都（今四川阿坝州大、小金川一带），忽必烈希望他能长期随侍左右，但噶玛拔希因忙于传教活动，婉言拒绝，从这里北上，去今甘肃张掖、宁夏灵武一带传教，并在宁夏内蒙交界处建立吹囊朱必拉康庙（即显化寺）。3年后的南宋宝佑社四年（1256年），噶玛拔希应蒙古大汗蒙哥派金字使者召请，去库尔图城（即开平，今内蒙古的多伦）谒见蒙哥。蒙哥封他为国师，赐给金印和大量的白银财宝，并特赠一顶金边黑色僧帽，此即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名称的由来。此帽一直存放在西藏楚布寺，是该派的珍贵文物。噶玛拔希在蒙古传教建寺。一直信仰景教的蒙哥、阿里不哥等对他十分崇信，改信了藏传佛教。蒙哥还听从他的建议，废止了将战俘抛入河中淹死的酷刑。

宋开庆元年（1259年），元宪宗蒙哥卒，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战胜了与他争位的弟弟阿里不哥。忽必烈想起以前噶玛拔希不愿留侍身边的旧事，又怀疑他曾帮助过阿里不哥，于是将噶玛拔希拘押，按《红史》所记，当时曾对他施用火烧、水淹、用兵器砍、头上钉铁钉等酷刑，据说对他都没有造成伤害，相反，大风骤起、雷电交加、降下冰雹、瘟疫流行、灾异迭生，于是“王臣俱生悔，祈愿噶玛拔希原谅”。实际上，忽必烈考虑到噶举派的影响，从稳定大局着想，没有杀害他，将他流放到南方。元至正元年（1264年），忽必烈查明噶玛拔希在内地的活动主要是传播佛教，并未参与蒙古王族内部的权力纠纷，为了大局，答应了他回藏的要求。噶玛拔希返藏，途经甘肃临洮和青康等地，辗转8年，到处讲经收徒，广泛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回到西藏后，曾利用元朝政府赏赐的大量黄金，扩建楚布寺，塑造了该寺著名的镀金铜佛像。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思巴返藏后，曾专程到楚布寺拜会他。后来，噶玛拔希的弟子邬坚仁钦巴应忽必烈之召，到大都（今北京）为忽必烈做过时轮灌顶。至元二十年（1283年），噶玛拔希在楚布寺圆寂后，被认定为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的转世，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并由他起，因元朝蒙哥汗赐黑色僧帽，形成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噶玛拔希长期在康区以外的甘、宁、青一带地区活动，在客观上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与元中央王朝的联系，将藏族文化传播到祖国内地，增进了藏汉等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噶玛拔希去世后，于后藏贡塘（今西藏吉隆）出生的攘迥多吉（1284—1339年）被认作他的转世，为黑帽系第三世活佛。攘迥多吉在其前世的弟子邬坚巴等人指导下，悉心修学佛法经论，18岁受比丘戒后，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至元十八年（1281年），萨迦派和止贡噶举派由于止贡寺法座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发生纠纷。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止贡噶举派引来西蒙古军队攻打萨迦寺。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派其孙铁木儿不花领兵入藏支持萨迦派，击败西蒙古军队，焚毁了止贡寺。藏史称这一事件为“止贡林洛”。经过这次战乱，止贡、帕竹噶举派势力削弱，噶玛噶举派成为噶举派中更有势力者，加之攘迥多吉在西藏佛学界的声望，遂引起元王朝的重视。至顺三年（1332年），元文宗图贴睦尔派丞相衮布仓携诏书、金印和礼品入藏迎请攘迥多吉和萨迦·贡噶坚赞进京，并命宣政院下令乌斯藏各地高僧和首领协助金字使臣完成迎请噶玛上师的使命。攘迥多吉欣然从命，于翌年八月赶到京兆府（西安）。皇太子阿剌忒纳奉他为上师，并为之建寺。九月，抵大都（北京），受到新即位的元宁宗懿璘质班和大臣们的供养。他曾给元宁宗和宁宗皇后进行密宗灌顶。年底，宁宗夭亡，攘迥多吉出面调停皇室中的权力之争。元统元年（1333年）元顺宗妥灌性帖睦尔即位后，授给他“圆通诸法性空噶玛巴”的封号，赐国师玉印和金字圆符，并给其亲传弟子丁增桑布和格迥钦波授“司徒”名号。同时重赏楚布寺和工布等地其他寺院，资助重印《大藏经》，并命在楚布寺兴建元文宗的影堂。翌年，攘迥多吉一行经五台山、宁夏等地返藏。后至元二年（1336）八月，攘迥多吉再次奉元顺帝之召进京，于第二年四月抵大都。直到至元五年（1339年）六月病逝于大都，在京活动生活两年多。期间，他与元顺帝君臣关系友好，为之灌顶传法；曾阻止了禁佛的议论，争取到资金修缮了原有佛殿；在大都、临洮等地兴建了一些噶举派寺院，进一步扩大了该派影响；经过他的努力，元朝向止贡、帕竹噶举派的法位继承人赐予玉印，充分表现了他和噶举派对元朝王室的影响力。攘迥多吉的弟子扎巴僧格（1283—1349年）曾得到元朝帝室成员赐给的一顶红色僧帽，从而形成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攘迥多吉去世后，遗体在大都火化，妥灌性帖睦尔亲自供养其舍利，后运回楚布寺建塔保存，并塑等身金像纪念。应该说，他是噶玛噶举派中在内地活动时间最长、最有影响的高僧，对于加强藏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起过重要作用。

继攘迥多吉之后，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1340—1383年）也与元朝有过密切联系。乳必多吉是西藏昌都地区的阿拉邦嘎地方人，1357年受近圆戒后住持楚布寺寺务。是年，元顺帝妥灌性帖睦尔派专使入藏，请他去大都。第二年，他同元朝使臣一起取道青海去大都。在青海，他曾传教于西纳寺、夏宗寺等寺院，向时年3岁的宗喀巴授戒赐名。后从青海转往甘肃临洮，在那里滞留半月之久。再从临洮由元廷派来的骑士、车辆接迎，经宁夏等地至大都皇宫。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说他共经过了47个驿站，沿途调解了许多纠纷，“他在两年里，曾写了一百二十七封调解信，平息了所有的大小纠纷”。由于他的调解，使地方得到安宁，受到人们的拥护，“各地纷纷送来礼品，其中有马七百多匹，金子二千多两，砖茶五百块及银子、虎豹皮、犏牛皮、黄牛皮、绸缎等”。乳必多吉于1360年到大都后，曾向元顺帝父子传授金刚瑜伽母加持引导法、那若六法、大手印法、三身解脱法等，也为其他大臣、僧俗民众随愿讲授显密佛法。《红史》详细记载说，乳必多吉在元廷受到很高礼遇，获得大批赐物，“皇帝赐给法王持律兴教大元国师之水晶印，并派第本官却坚赞到西藏宣布大赦罪犯之水晶诏书”，皇帝还明确允许僧人“不必对皇帝跪拜”，命令“修缮各地毁坏之寺院”，“还将皇太子的印盒和大红毛毯都赐给法王”。1361年农历五月七日，他到晋州住夏避暑，皇帝“赐给他一百匹骡马、五十匹乘骑及夏天所需物品，同时还派遣三名官员侍奉”。乳必多吉先后在祖国内地活动3年，然后于1362年返藏，途经甘肃、青海，再经朵康南部的巴塘、工布、杂日等地，共历10年，最后于1383年圆寂于工布肖卡，遗体火化后骨灰舍利请回楚布寺供放。

除噶玛噶举派外，蔡巴、帕竹、达垅、主巴等噶举派系也都与元朝有过联系。

蔡巴是元朝在卫藏划分的十三万户之一。早在至元五年（1268年），该家族的桑结额朱被元朝封为万户长。桑结额朱之子仁钦坚赞继任万户长后，曾亲往大都向忽必烈朝贡。忽必烈扩大蔡巴万户的封地，将拉萨河流域、堆垅、塔布以及山南的琼结等地都划归蔡巴万户管辖，赐给仁钦坚赞金印和诰命。蔡巴万户实行典型的政教合一体制，万户直接控制教派，它的强大势力使蔡巴噶举派也成为受到元朝特别看重优待的教派。仁钦坚赞有三子，长子尼玛喜饶出家，作为八思巴的侍从到过大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封赐。次子迦德贝继任万户长后，曾为万户事务七次到祖国内地，受到元朝皇帝的器重。他从内地请了许多工匠到西藏修整寺院，还把内地的刻版印刷技术带回西藏。迦德贝之孙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年），即著名的《红史》作者，从15岁起至43岁担任蔡巴万户长，在位28年。泰定二年（1325年），他17岁前往大都，朝贡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尔，得赐白银一大升、黄金饰品、绸缎及银印一颗，并受赐告知蔡巴僧俗官民的诰文。贡噶多吉曾校勘大藏经《甘珠尔》，用金银书写《甘珠尔》260部经典，史称“蔡巴《甘珠尔》”。所著《红史》成书于1363年，叙述吐蕃王朝至元代的藏族历史，介绍汉、蒙、西夏的帝王系统以及印度古代王统世系，特别是对蔡巴寺的历任住持和历辈蔡巴万户的生平事迹记载尤为详尽，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交流有过重要贡献。东噶·洛桑赤列先生的《东噶藏学大辞典》称，蔡巴万户长系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的重臣禄东赞的后裔。早在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该家族的聂尼达玛循奴即成为蔡巴头人，至桑结额朱已历4代。贡噶多吉的曾祖坚赞仁钦（一些资料作仁钦坚赞，也作仁钦嘉），受封元朝官衔，调往朝廷供职，曾被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修缮上下吉雪、堆垅、扎多、穹波、嘉曼、艾达年松等处佛殿，忽必烈为之颁发过敕书。仁钦嘉的长子尼玛喜绕出任第六任蔡巴万户长，次子迦德贝继任第七任蔡巴万户长，共任43年，任期最长。他为蔡巴寺的事宜曾先后7次去内地朝觐元朝皇帝，请来汉族能工巧匠，完成蔡巴寺大殿及其顶部金瓶等的建造工程。贡噶多吉之子格雷桑布曾受元朝“司徒”的封号。

帕竹万户也是卫藏十三万户中很有实力的万户，该万户长由著名的朗氏家族世袭，最先由帕竹噶举派主寺丹萨梯寺（在今桑日县境内）的京俄举荐，由元朝总制院任命。帕竹万户长多吉贝曾3次到元朝，元朝给他划定以乃东、泽当为中心的万户辖区。据《西藏王臣记》等记载，由于西藏地方上层与元朝的密切交往关系，蒙古族服饰在西藏上层中成为一种时尚，八思巴、恰那多吉兄弟曾穿戴蒙古族衣着，帕竹万户的万户长也常“身穿蒙古服饰，足登蒙古靴”。14世纪中叶，帕竹万户绛曲坚赞（1302—1364年）先后击败雅桑、止贡和萨迦地方势力，建立帕竹地方政权，曾采取减免租息、制定地方法规等政策，下令在各地种植树木，关心民众疾苦和社会公益事业，赢得民众拥护。为使其政权更加巩固，他改革管理体制，将“本钦”易名“第悉”（地方行政长官），设立宗本流官制度，防止各万户各自为政、野心膨胀，并主动接受元中央王朝管辖，争得支持。至正十三年（1353年），绛曲坚赞派扎洛瓦·喜饶扎西携带四爪齐全的狮子皮等贡品入朝，元帝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赐给他世代执掌西藏地方政权的诏册和印信。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绛曲坚赞还带病陪同元朝来藏的宣旨钦差，前往后藏地区，敦请帝师孛南洛追赴京，表示了对元中央政府的衷心拥护。

达垅也是卫藏十三万户之一。达垅噶举派由达垅塘巴·扎希贝（1142—1210年）在藏北建于1180年的达垅寺发展形成。达垅寺的第三任堪布桑结雅均喜饶喇嘛曾与八思巴关系亲密，其侄芒噶拉古如在八思巴支持下继任达垅寺堪布，曾接受过忽必烈赏赐的黄金。

此外，噶举派其他派系的一些上师也与元朝有过联系，有的甚至去京师为皇帝传法。如主巴噶举派的邬坚巴·仁钦贝曾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受元世祖忽必烈召请，以63岁高龄到大都，为忽必烈做时轮金刚曼陀罗灌顶。